转基因争论及监管方法研究

当今世界，转基因的大力发展似乎已成大势所趋，而转基因技术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却又引起了极大争议，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转基因的争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平息。面对种种争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面对外国强势的技术和资源抢占，我国又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面对大势所趋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又应该如何监管，以期望控制潜在风险?笔者认为，转基因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技术与产品的关系，找到更合适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应对转基因问题的努力方向。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良等问题的解决曙光一现。有人将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WemerArber)、内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荣获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BruceMerrifield)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KaryMullis)发明DNA扩增技术(PCR技术)，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20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4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8大新技术中的1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100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公司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1061件，⑧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企业50强”之首。⑨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二)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14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4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3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1976年，DNA重组技术的发明人Boyer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到103.37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345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在20世纪90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1999年实现了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340家上市，总市值高达3300亿美元。①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3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年，“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术的一大属性，而专利就是用来保护技术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科学则不然，它若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技术来进行转化。④技术与科学并不等同，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对于生物体性状调节机制的发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质粒的发现，都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更不等同于转基因产品的上市。但是科学却能引领技术的发展，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作为主导技术的电气和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灯、汽船、电话、汽车、电报以及输电网等新型传输技术等等一系列现实的产品，而这些技术都依赖于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学的确立。再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第二代转基因技术不需要直接地改变生物体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⑤这种转基因技术对于基因改变较小，同时也可以避免现存转基因技术伦理上的争议。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技术突破的前提和先导，只有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应用，技术才能水到渠成。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自由。某一权威的学术机构认为，学术自由应该体现在“学者有权探究知识，不管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又有责任完全地、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动学术进步的主体一定是专心于它的专家学者们。学术自由，可以让学者感到社会的尊重珍惜，有了这些专心致力于高深学问而宁可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们，那些看上去冷门实际上却有可能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科学才不会消失殆尽，科学研究者不着眼于现在的得与失，而是为未来的突破创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热情，专注科研需要极大的定力，在别人纷纷“往上爬”的时候踽踽独行，在成果看不到应用希望的时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不珍惜，不给他们自由的保障，那谁来推动我们的未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被称为“上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⑦科学是技术的铺路者，学术自由是保障铺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良性机制与制度，切实让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实践规范，⑧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发学者的思维和探索活力，从而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提高，加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进程。技术与产品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技术是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是产品与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区别，产品中包含了太多社会价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是消费者，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别产品安全性的能力，对于产品风险并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产品相对于技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须对消费者，对整个社会负责任，产品是技术的结晶，不是技术的附庸，产品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技术，是能够完全造福人类的技术的推广。真正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更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与把关。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科学、技术、产品3者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科学是探路者，技术是中转站，产品是最终目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存在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风险的范围就会由科学家及至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破坏性的后果，这才是政府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监管的关键所在。以对于转基因监管最为严格的欧盟为例。欧盟的转基因管理实行的是“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审批制度、标识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欧盟对于转基因实验的审批也很严格，即使是实验性质的种植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欧盟1998年曾经停止过15个成员国的转基因食品的经营，1999年又曾经暂停过转基因植物的种植。这些对于技术的限制导致了欧盟成员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现今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农业免受冲击，欧盟采取了对于转基因极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临时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办法。②这导致了国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强烈不满，2003年，被称为“转基因贸易问题第一案”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3国与欧盟的贸易纠纷就是技术强国向技术弱国强推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对于转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国尤其是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受到重挫，这3个国家均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最终，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考察报告，认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3国对其出口的转基因产品所实行的禁止或限制销售措施违反了依据《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了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损害，并要求其予以纠正。③由此可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强势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转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别人的转基因产品一定比自己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安全，因为可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命脉，决不可拱手让人。所以，技术上的研发不能放松，毕竟转基因推广是大势所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权威的认可。退一步讲，转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会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会引领更好的技术出现。我们要相信，谁引领了技术进步，谁就引领了“绿色革命”，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技术的监管只会阻塞技术的突破，限制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的出现。相比来讲，对于产品的监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们对于产品的严格监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对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审核，以大学、科研所为依托，建立更加专业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对于检测机构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④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建立能够专业、独立对现有检测技术进行改进的兼具科研的双重检测机构。第二，对于转基因产品涉及的专利问题也要予以审查。基因专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个待讨论的话题。美国Myriad公司确定了人体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将其从染色体中分离、测序，随后，Myriad公司对BRCA基因及诊断测试方法提出专利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这项专利的获得，使得BRCA基因被该公司垄断和“独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不得侵权。⑤而该公司可以趁机抬高这项服务的价格，原本提供这项服务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则不得再提供该基因的诊断测试服务。这一案例引起了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于基因专利的一场大讨论，如果对于基因申请专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针对此基因的产品都要向该公司缴纳专利使用费。后来一部分患者将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专利无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诉并最终胜诉。按照基因专利法规来讲，只要个人或机构能够分离、测序DNA并确定它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就能给基因申请专利。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抢注发现的基因。而一旦获取了基因专利，一条基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产品，继而长期获得高额利润。①基因专利的受害者当然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国，尤其是依赖于该类产品的国家。比如，因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注册专利和基因抢注行为，使得印度的棉花厂商因生产含有该专利的转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国对其产品的抵制和限制，从而给印度的农民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②“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尤其是转基因种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改变，是社会对于产品的依赖，如果人们离不开的产品的核心专利把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无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现今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了“基因抢注”。20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于发现于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申请，这样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育种专家或者农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进而面临高额赔偿。③所以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必须要对其涉及的技术专利和基因专利予以审核，对于那些涉及国外专利的产品的上市要持谨慎态度。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的合理方法

(一)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应用

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大势所趋，转基因的应用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一方面来说，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被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生物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将其营业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直接瞄准当今和未来国际生物技术的最前沿，该公司每天仅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达到了260万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见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会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从而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吸引到这个前途无限的领域，也有望迅速改变我国生物技术落后的现状。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费用达到几十亿美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美国基因武器的研发中心。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借助生物技术研发出了各种“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术具有研究和开发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产品寿命周期长等特点，这由此决定了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的行业。⑥在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扩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其需要，更无法使其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也会导致其与市场的脱节。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应该尽快让一些“检定合格”的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我国人民，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长足发展。在适度的监管环境下，通过推动技术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进而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改变如今生物专业“冷门”的现状，《201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将生物工程专业列为“红牌”警告的十大专业之一。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物技术应用不够造成的。应用不够导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导致科学技术整个的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发，形成“科学—技术—产品—经济—人才—科学”的良性循环。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在转基因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既然要推动生物公司的建设，那么就必须要开创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监管体系。转基因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虽然以现在的知识和监管体系来讲，试错的风险并不高，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要通过一些措施防控这种风险，其中一种合适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制度，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由国家授权第三方权威机关对生物产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高风险产品则不允许上市，一些鉴定为“安全”的产品则需要生物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如果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给生物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为转基因产品买保险的方式，防控风险，监督风险，体现的是科技应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性。保险的范畴要涵盖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各个方面，现今公认的转基因风险按照产品的风险，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和生态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针对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应该分为“食品安全”保险和“生态安全”保险。如果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出现了食用性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产生了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或者造成生态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种植，都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让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确确保障这种产品一旦出了问题，能够及时筹措资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挽回损失。现有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并不高，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严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没有哪项被科学界权威认可的动物性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所以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并不会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对生物公司的这部分成本进行补贴，以提高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从前文论述中可以知道，自转基因技术诞生伊始，美国就已经获得了转基因技术上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现在，美国一直凭借着这种优势想要在未来的技术革命中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向别国推广自己的转基因产品，并利用严密的专利封锁措施使得转基因技术“为己所用”，这种情况不仅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极大威胁，尤其是如果在我国转基因技术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一旦被外国产品抢占，其后果不堪设想。转基因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是基因理论实际应用的一大突破，从当今来看，生物技术必将引导又一次的科技革命，所以，综合我国国情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我国都应该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一方面可以防止外来转基因产品和专利的“组合”攻击，另一方面则为我国科技的快速崛起创造机遇。要想让科学技术快速发展，除了大量经费的投入和政策分配以外，还要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所以要尽量破除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监管，让科技真正自由发展，也许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就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推动整个科学的进步，也许某一项技术的突破会为解决现有的难题提供一条可能可行的道路。而对于产品，我们则需要本着对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对未来生态负责任的态度，要严格转基因产品的准入制度，加快建设专业、权威的转基因风险评估机构，并将相关信息向公众公开，真正做到权威鉴定，透明监管。此外，针对转基因风险的确存在这一事实，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科技和产品结合得越加紧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可能越来越普遍。风险的存在和民众安全的渴求俨然成为了转基因应用的一大瓶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理性思考，通过社会舆论、政府调控等建立更加合理的风险防控机制。保险就是其中一种可行的方法，通过在转基因产品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可以在某些重大安全问题出现的时候及时反应，把损失降到最小。而分类保险，则将转基因的风险细化为“生态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分别评价和管理，有助于我们对于风险的监控。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走向应用，强大的经济效益才会强力推动技术的进步，这项技术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要积极推动转基因的应用，这不仅会让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取得长足发展，有利于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其风险，并予以严格的监控，通过保险保证其在应用中的安全性，才能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人类。

作者：徐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