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理论术语的翻译问题

一

西方音乐理论术语都来自欧洲。为了能正确理解每个术语的意思，首先必须把它正确地译成汉语。术语的翻译过程涉及翻译学，有必要从翻译学理论出发，探讨音乐理论术语的翻译问题。

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把翻译分为“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信号的声音）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概念本身）两个范畴。例如，英语ｃｈｅｅｓｅ意指农家鲜奶酪，即严格意义上的ｃｏｔｔａｇｅ ｃｈｅｅｓｅ，而德语Ｋ?ｓｅ、西班牙语ｑｕｅｓｏ却不完全等同于ｃｈｅｅｓｅ的这种所指，也涵盖干奶酪的意思。

雅各布森(Ｒｏｍａｎ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指出翻译是“以一种语言的讯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整体讯息，而不是替代个别的代码单位”①。例如，德语Ｇｅｓｃｈｗｉｓｔｅｒ（兄弟姐妹）包括英语的ｂｒｏｔｈｅｒ加上ｓｉｓｔｅｒ，而英语却没有与其对等的单个代码单位。雅各布森认为，翻译过程实质上是“译者将从别处来的讯息重新编码和传递，因此，翻译牵涉两种不同代码之间的两个对等讯息”。这里，重要的是“重新编码和传递”实现“两个对等的信息”。严复“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指实现“重新编码和传递”的不同程度，“雅”的境界就是以目的语传递出与原文完全对等的信息。

雅各布森的对等（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理论并不是指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而指它们之间差异的对等。因为，原文与译文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译文的能指要体现原文的所指，就必须与原文的差异对等，即两种不同语言系统词语信息差异的对等。张伯瑜谈到，把中文“颐和园”译成英文，无论Ｓｕｍｍｅｒ Ｐａｌａｃｅ或音译Ｙｉｈｅ Ｙｕａｎ都未实现差异对等，可以考虑“增加解释性语句，……Ｙｉｈｅ Ｙｕａｎ?押 Ｊｏｙｆｕｌ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Ｐａ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ａ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②翻译学上称之为“释译”（ｇｌｏｓ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因为，欧洲语言是拼音文字，一音多义现象司空见惯，注释的方式有助于人们理解一音多义的能指。然而，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形就包含对能指的解释，如“人”。因此，汉语尽可能限制每个能指的多义性，即用不同的信号声音区别不同所指概念，如音乐的“乐”与快乐的“乐”。汉语的一音多义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如粤菜的菜名。因此，汉译音乐术语不能沿袭欧洲语言的一音多义，必须使汉语的能指和所指尽可能对等于原文能指和所指的差异。

音译仅仅模拟原文的声音代码，即用目的语文字复制原文的能指，回避了译出所指，实际上未完成翻译过程。人名、地名的音译历来约定俗成，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若音译音乐理论术语，就等于不去翻译它的原文的所指，更不谈差异对等了。王光祈最早把ｓｙｍｐｈｏｎｙ译为“西恩尼”；今天有谁会用这个音译？同样如此，奏鸣曲的音译“溯拿大”、钢琴的“辟阿诺”、小提琴的“崴沃林”等都已被历史所淘汰，意译符合汉语的习惯。又如，奥尔加农（Ｏｒｇａｎｕｍ）译为“和音陪衬”、第斯康特（Ｄｉｓｃａｎｔｕｓ）译为“对置歌咏”、康塔塔译为“咏唱剧”、克劳苏拉（ｃｌａｕｓｕｌａ）译为“尾式”、托卡塔（Ｔｏｃｃａｔａ）译为“点触曲”、赋格曲（ｆｕｇｅ）译为“追逸曲”、法布顿（Ｆａｂｕｒｄｏｎ）译为“对低音声部”、Ｆａｕｘｂｏｕｒｄｏｎ译为“错低音声部”等等，意译名能简要地接近目的语“所指”，这应该是音乐理论术语翻译的第一个要求。

可是，有些音乐术语很难意译。例如，古代调式名称大都来自地名、个别术语来自人名（如兰迪尼终止式），约定俗成应该音译。其它难以意译的术语有：

哈利路亚（Ａｌｌｅｌｕｊｉａ）是圣咏的组成部分，表达信徒对耶稣诞生表达的欢欣之情，原文的能指与所指已完满地融为一体，因此只能音译。（如汉语“加油”无法意译。）

虽有“圆舞曲”那样妥切的所指译名，舞曲名称一般很难意译，如翻译“萨拉班德”、“吉格”、“恰空”等舞曲要求译者具有舞蹈学知识，否则只能保留音译。

卡农（Ｃａｎｏｎ）源于希伯莱语ｑｕａｎｅｈ（测量枝条），它的拉丁语对应词是ｃａｎｎａ（管、管状物）。卡农最先表示用芦苇管制成的杆子，后来表示测量尺度，由此引伸出标准、规定的意思。音乐理论术语卡农最先是单弦定音器；在中世纪音乐里，这个术语先指作曲家写作乐谱上的指令，后指对声部严格模仿主声部的复调作曲技术。鉴于这个词的词源学，它先后曾在音乐里用作律学测定、作曲、对位法的术语，因此，很难以一个意译名与这个术语的所有差异对等。

二

１９５５年，德国音乐学家埃格布雷希特在导师古利特鼓励下，发起音乐术语学研究，迄今已成为西方音乐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它运用“域”的数学理论③，探究每个术语所属的“团”，从词源学、术语历史上的变迁来弄清它的来源及其相关变异，事先排除一切可能的误解。音乐术语学成果系统地体现在西方大型音乐百科全书里，尤其体现在德语音乐百科《音乐的历史与当今》（ＭＧＧ修订版，１９９４年起）④、英语音乐百科《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第２版，２００１年）⑤里。笔者编著的《音乐术语学概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从这两套百科挑选出最适于中国读者的词条，把音乐术语学引入汉语读物。

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音乐术语学两项主要任务――词源学、术语的历史变迁。

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琉特琴指法谱里已出现Ｓｏｎａｔａ。它源于意大利语ｓｏｎａｒｅ（鸣响、]奏），是ｃａｎｔａｒｅ（歌唱）的反义词。这个音乐术语最早指以复音织体作曲的器乐曲，应译为“]奏曲”（教堂]奏曲、室内]奏曲），例如科莱利的《三重]奏曲》。在威尼斯乐派Ｇ．加卜莱利、蒙特威尔第的多团组作品中，]奏曲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经常与器乐歌谣曲（Ｃｏｎｚｏｎｅ）⑥混用。奏鸣曲（Ｓｏｎａｔａ）出现于１８世纪。它的特征是主调织体，首位乐章采用奏鸣曲式（主部、副部主题的调性、性格对比，以及再现部副部主题的调性回归）。从Ｄ．斯卡拉蒂开始的Ｓｏｎａｔａ应译作奏鸣曲，因为它的形式是奏鸣曲式前身的古二部曲式。

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ａ来自希腊文συμψων ι α，意为“和谐”，它的拉丁语译文是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ｉａ。柏拉图用它指音程；毕达哥拉斯用它指简单比数关系的和谐音程；中世纪作者用它指音乐中和谐的合响。１６世纪，德国新教的一些乐谱用它作书名，它成为观念术语，应译作“和谐曲”，例如“神圣和谐曲”（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ａｅ ｓａｃｒｅａｅ，圣谐曲），而收在集子里的乐曲是经文歌。许茨（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üｔｚ）的《神圣和谐曲》乐谱有些段落标为“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ａ”。它们没有歌词，纯器乐]奏，分别处于乐曲的开头、中间、结尾，与它们前后的声乐段落没有明确的段落划分记号。这些段落显然不是指观念或体裁，不能译为“神圣和谐曲”，应译为“合奏段”。１７世纪开始，这个术语成为音乐体裁术语。意大利人率先改用ｓｉｎｆｏｎｉａ的拼法（后来德国理论家又把它改回来），称呼大型声乐作品中的器乐段落和意大利歌剧序曲。从１８世纪开始，米兰作曲家萨马蒂尼及其身边作曲家在歌剧序曲基础上，率先创作套曲形式的“交响曲”。

可见，音乐术语在其历史]变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术语译名绝非一了百了。依据翻译学差异对等原则，必须以多个译名对等地体现出这些所指的差异，否则就会犯“域”理论的错误。因此，任达敏说音乐术语学翻译“陷阱重重”，例如，古希腊术语ｅ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只能译成“四分音音列”⑦，在大、小调和声出现后译为“等和声”；ｔｅｎｏｒ在早期多声部音乐译为“基础旋律声部”，１６世纪后译为“男高音声部”⑧。

现存音乐理论术语翻译存在几个问题。

西语中ｄｏｍｉｎａｎｔ一词意为“占优势、统治、支配的”，绝无“从属”之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指具有导音倾向支配声部走向主和弦的和弦。旧译“属和弦”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语，把它译为“属和弦”，刚好指向原文的“所指”相反的方向。建议译为“枢和弦”，取“枢纽和弦”之意（保留中文习惯 “属和弦”的能指）⑨。与此相应，“下属和弦”改译为“下枢和弦”，“属音”改为“枢音”，“属调”改为“枢调”。与斯波索宾和声体系不同，“重属和弦”在德文术语里为“中间枢和弦”（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发展变异（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勋伯格提出的作曲观念，指从节奏、音程、和声、旋律等极其有限的材料编织出广泛的关联。它是德奥古典音乐传统作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主题、动机写作的规则。在海顿、贝多芬的音乐里，发展变异主要（尽管不唯独）是一种展开的技术；勃拉姆斯使之成为全部作曲的重要原则，使之渗入每个部分，意味着质量飞跃，成为作曲观念。这里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并非变奏、变奏曲，应译为“变异”。

西方语言中ｆｏｒｍ一词，在音乐学里兼有“形式”、“曲式”两层意思。曲式指西方音乐理论工艺教学的曲式分析，主要任务是划出音乐作品各个部分的结构框架及特点；形式指作曲家设置乐音的思维过程，尤其分析主题、动机的构思、写作、展开。这两层意思应分别翻译。

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ｉｅ（英语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旧译“复调”，似乎意指“多条旋律”。这个术语的原意指“多个音”，与曲调、旋律无关，应译为“复音”。

德语词“和音”（Ｋｌａｎｇ）由德国音乐理论家里曼创造。它从和声学、配器法角度，从和声、音色方面既指和弦整体，也指构成和弦的所有音或各个音。该词没有英语对应译词。

笔者最近校对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社会学开山之作《音乐社会学的理性基础》⑩的英译本???，发现三位美国英译者随便替换、更改了原著里的术语，如把Ｇｒｕｎｄｔｏｎ（基本音）改译为ｔｏｎｉｃ（主音） ，而把Ｔｏｎｉｋ（主音）改译为非音乐术语ｋｅｙｓｔｏｎｅ（基石），既窜改了作者原意，又误导了读者。这个英译本甚至译错了书名，把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社会学的）错译为ｓｏｃｉａｌ（社会的）。绝不允许汉译音乐理论著作出现同样情况。音乐理论翻译必须首先准确翻译每个音乐术语，否则遗患无穷。

①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Ｒ．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押 Ｌ． Ｖｅｎｕｔｉ (ｅ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ａ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押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ｐｐ．１１３―１１８．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ｅ ｐ．１１４．

②张伯喻《体会与思考：中国音乐文献英译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鸿沟》，刊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１５页；此处引自第１４页。

③在数学理论里，域（ｆｉｅｌｄ）是可交换的环形，每个成分在其中构成了“团”（ｇｒｏｕｐ）。计算机技术运用了“域”的理论。例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使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时，键入的字母尚未完成，窗口会出现一组与之相关或近似的词组，它们构成了“域”。区分它们的差异至关重要。

④Ｌｕｄｗｉｇ Ｆｉｎｓｃｈｅｒ(ｈｒｓｇ．), Ｄｉｅ Ｍｕｓｉｋ ｉ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Ｋａｓｓｅｌ, １９９４―．

⑤Ｓｔａｎｌｅｙ Ｓａｄｉｅ (ｅｄ．), Ｎｅｗ Ｇｒｏｖ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１．

⑥歌谣曲先是有歌词的声乐曲，后来出现按此原型的器乐歌谣曲经常与]奏曲混用。

⑦任达敏《陷阱重重的音乐文献翻译》，《星海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２―２３页。

⑧同⑦，第２０―２１页。

?俞笔者的想法来自翻译恩斯特《浪漫主义和声及其子〈特里斯坦〉中的危机》（Ｅｒｎｓｔ Ｋｕｒｔｈ, Ｄｉ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Ｋ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ｒｉｓｔａｎ”, １９２１）。此书系系统音乐学经典著作，以辩证法写成一部西方和声的历史：枢和弦的导音倾向不仅建立了大、小调和声体系，也导致它的瓦解。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Ｄｉ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ｕｓｉｋ, Ｄｒｅｉｍａｓｋ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２１．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ｌｅ,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Ｒｉｅ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 Ｎｅｕｗｉｒｔｈ,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

刘经树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