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不该发生的悲剧

2010年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圆明园”三字，对国人而言，是个苦涩的记忆。百年前的中外冲突，天朝上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轰然倒塌，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因此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晚清骑士的挽歌

1858年天津谈判破裂后，英法联军从通州直逼京城，咸丰皇帝派怡亲王载垣与联军代表巴夏礼谈判。9月12日，双方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

殊不料在17日，巴夏礼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且在“跪与不跪”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当时，那可是有关大清朝国格廉耻的大问题，关乎天朝上国的“宗藩关系”的尊严，容不得半点商量。无论乾隆时期的马葛尔尼祝寿使团，还是雍正朝的阿美士德来访，均告无功而返。

载垣认为：“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于是，载垣一面报告咸丰，一面通知在通州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的清军主帅僧格林沁，要求即刻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解往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人质事件”。

为什么要扣押巴夏礼?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吗?原来，清廷一直稀里糊涂地把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视为联军的最高统帅。

巴夏礼早在1856年了广州领事。在入城问题上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就已经引起中方的怨愤了。“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他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也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于是，只知“宗”而不知有“外交”的清朝决策者们认为，巴夏礼这次前来，是送上门来了，“擒贼先擒王”，一旦就擒之后，英法联军必定群龙无首，阵势大乱，然后大举进剿，必定稳操胜券。

请廷的这一想法是建立在清军主帅僧格林沁身上的。原来，以忠勇声震大清国的僧王，却以为英法从海上来，善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因此，当联军在天津登陆时，他下令撤掉海防，企图在陆地用马队消灭之。

中世纪的刀枪弓箭怎奈何联军威力巨大的远程大炮与来复枪军团?然而，僧王却无视这一切!这是晚清骑士们最后的挽歌l冷兵器时代的勇士们再也不是天朝最后的屏障了。咸丰最后的希望就此破灭。

就在八里桥战败的第二日，即9月22日，咸丰以“木兰秋”之名从圆明园仓皇出逃热河，只留下六弟恭亲王奕诉(人称“鬼子六”)与洋人谈判，任他收拾残局了。

很快，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为什么没有进攻宫城紫禁城，而去攻占西北郊的圆明园呢?原来，这是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情报的结果。他说，中国皇帝现住圆明园，而且东城守备集中，北城最为薄弱，应先攻取。于是，联军先绕过去包抄安定门、德胜门，于10月6日攻占了圆明园。

时代悲剧

起初，联军成立了一个英法两国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利品委员会”，负责“挑选出最好的物品呈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陛下，同时把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由联军日后平分”。然而，当法国士兵在圆明园某个庭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价值80万法郎的金银锭，当即被在场的全体联军将士平分之后，这场分赃随即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哄抢。法军翻译德里松伯爵在《翻译官手记》中这样写道：“英军和法军的轻步兵、炮兵、北非骑兵、女王龙骑兵，乃至印度士兵和随军广东苦力，以及闻风而来的当地盗匪，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

德里松伯爵还注意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不同：“英国人有条有理，专拣宝石与贵金属；而法国人则一片混乱：炮兵们个个身上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满族大员的朝珠……”

10月7日，已离开京城、退居万寿寺的奕诉，遥望着从圆明园升起的浓烟，失落痛苦一同袭来。第二天，他当机立断，释放人质，以免联军更大的报复。然而，等他奉还人质之后，却对议和的前途更加失望了。他退出万寿寺，移居卢沟桥，等待时局的变化。

奕诉的失望是有依据的。被载垣扣押的39名人质中，仅18人生还，其余皆为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尸体还被大卸了八块!英国公使额尔金与司令格兰特被彻底激怒了，他们严厉要求清廷不仅承认《天津条约》，还要为远征军支付军费与遇害人质赔偿金，并表示“圆明园尚存的一切，就是英法两国使团人质遭受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为了说服法军参加这一“正义”行动，英方致函法军统帅蒙托邦说：“摧毁圆明园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于是，一个历时150年、承载六代帝王梦想的皇家园林遭遇更大的劫难――10月18日、19日，英军士兵手持火把奔向各处。全园大火三日不熄，一片火海。一个自尊、敏感、脆弱的古老帝国也就此坍塌了。22日，奕诉接到咸丰旨意，允其割地赔款，签字画押。第二年，沉迷于“醇酒妇人以自戕”的咸丰在热河“走”了，再没有踏入北京城半步。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百多年来，我们坎坷地走到了今天，走到全球化的长河里。现在，回头再看那圆明园发生的一切，我们并无意纠缠于列强的与罪恶，而只是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外关系。

由“亲递国书”而导致人质危机、兵戎相见的最后发生，以至圆明园被焚毁，虽然不能根本逃脱东方在西方扩张下武力征伐的魔咒，但中外“仪礼”观念的冲突，即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朝廷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行为方式上的冲突，确实加速了厄运的到来。

圆明园的伤痛在于，我们先人的视野囿于陆地，而疏于海洋。当哥伦布之后的全球化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文明的冲突也开始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他们仍然滑行在与世隔绝、“水车土布”、不思变革的轨道上，而全然不知外面“海洋世纪”的来临。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所在，亦应为我们当下所警醒。

(摘自《世界博览》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