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三国》插图:熊清波本《三国全传》的插图问题

摘 要：明代建阳地区诚德堂熊清波刊刻的《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是今存《三国》刻本中较早的一种。其采用偏像式插图，是《三国》刊本之仅存的一种。《〈三国演义〉版本考》中称其为“刘次泉式偏像图”，该本插图并非“刘次泉”所刻，实则可能是更早时期的木刻画。此刻本《三国》插图在内容表现上独树一帜，与明代其它刊本相差甚远。具体表现在：场景上不符合小说的历史特性，对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交代稀少，但对英雄主义和忠义思想表现充分，反映了书坊主（熊清波）的插图思想。

关键词：熊清波刊本 次泉图 历史感

熊清波本《三国全传》，即《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是明刻《三国演义》的版本之一，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如是[1]：

明万历丙申（二十四年）书林熊清波刊本。插图。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题“东原罗贯中编次”“书林诚德堂熊清波锲行”。首《重刻杭州考正三国志传序》。

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著录刻本时，简要介绍了其藏地、序目、卷数、版心题名、牌记、图像等。其中图像一栏称：“序后有《桃园结义》半叶图一幅，正文上面偶尔有刘次泉式偏像图（前半叶无图，而后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一幅，图像两边竖写标题），但大多数的叶没有全像图。”[2]

熊清波刊本《三国全传》刊刻于万历中前期（1596年），其插图是现存明刻《三国演义》中最为特殊的一种。本文主要讨论熊氏本插图的两个问题：一，是否是“刘次泉式偏像图”；二，熊清波本插图的情景侧重。

一、熊清波刊本的图像并非“次泉图像”

现存熊清波刊本有插图125幅，不具规律地插在各卷文本中。在没有配图的书页上，正文上方空出一行，横写插图标题，但省略了图像。这种插图方式与每叶配图的全像式插图不同，称为偏像式插图。目前国内外所藏30余种的明刻本《三国演义》（版心题名有《三国志传》《三国史传》等不同说法，笔者统一用《三国演义》概之，下同）中，采用偏像式插图的仅此一种。

（一）关于刻工刘次泉

刘次泉是明代著名刻工，在各种版刻辞典、刻工文献资料中，一致认为刘次泉是万历、天启年间的武林（杭州）刻工，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历代工艺名家》采用《中国版画史》的说法：“万历、天启年间刻工，武林人。曾刻新安黄凤池辑《唐诗五言》《梅兰竹菊四谱》《批评琵琶记》，均刊‘刘次泉刻’字样。”[3]《中国美术大辞典》：“（约1590-1644）明代木刻家。武林（今浙江杭州）人。刻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书林廷礼本《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调簧》插图，署‘书林刘次泉绣梓’。又刻杨尔登辑《精选百家锦绣联》插图。万历至天启间刻丁云鹏、蔡冲寰绘图黄凤池集雅斋本五言、六言、七言《唐诗画谱》三种。刀法浑圆，堪称佳妙。”[4]

郑振铎认为刘次泉与刘素明是同一人，“（刘次泉曾和刘素明合刻过《陈眉公评西厢记》），可能次泉就是素明的别字”[5]。他对刘素明的评价甚高：“刘素明的刀刻是十分精致的，尤长于深远的山水、细小的人物。以双版的大幅把浩瀚的山光水色布满全局，而中著一叶扁舟，舟中有几个小小的人，乃是他所擅长的画面，是工丽的，也是无懈可击的。”[6]

以上记载中均未提及刘次泉刻《三国演义》插图，且所举作品都属明代中晚期（万历、天启间）的大幅精图，非粗略的小说插图可比。足以见出，刘次泉的创作高峰在晚明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翻刻大幅绘图，刀法浑圆精工。

（二）熊清波刊本的图像并非“次泉图像”

《三国演义版本考》共著录了十余种“（刘）次泉图像”的版本。所据为其插图风格均为上图下文、每叶配图、插图数量大约相同，并没有对不同刊本的同一插图作内容和刀工上的比较。事实上，今存《三国演义》刻本中注有“次泉刻像”字样的仅三种：杨闽斋刊本（刊于万历历三十八年）、乔山堂刊本（刊于万历间，具体不详）、朱鼎臣刊本（刊于万历末，具w不详）。三种刊本插图的刻功较为相似，然均与熊清波本插图相去甚远，试比较：

不难看出，熊清波本和另外三种刻本的插图风格迥异，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前者滞涩粗朴，不见流畅，人物形象僵硬木讷，毫不传神；后三者刀法运转有度，线条圆润丰满，人物的外貌虽不算清晰，然服饰轻柔可触，动作形象逼真，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因此，熊清波刊本插图非魏氏所称的“刘次泉式偏像图”。

（三）熊清波本图像从何而来

刻书家余象斗在万历20年（1592年）刻《全像批评三国志》时，在书前写了一篇《三国辩》，其中不乏夸耀之意，同时还对之前的多种刻本进行贬低。“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种德堂其书极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伴已，不便其览矣。”[7]这说明两点，一是万历20年之前全像式插图在整个刻书业占少数，只有“刘、郑、熊、黄”四家；二是熊氏种蕴靡丫刻过“极欠陋”的全像式《三国》。

事实上，自从余象斗刻《全像批评三国志》后，建阳坊间刊刻《三国演义》绝大多数采用全像插图[注：从现存明代建阳地区的《三国演义》刻本来看，在余象斗刻双峰堂本之后，除熊清波刊本（万历24年）采用偏像式插图、吴观明刊本（明代晚期）采用单叶大图的形式外，其余均为每叶配图的全像式插图（其中包括万历33年熊佛贵刊行的忠正堂本，该刻本插图为合像图，即左右两叶各占一半插图）]。但熊清波依然采用了万历20年之前普遍存在的偏像式插图，一来可以节省工料，二来有现成底版袭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偏像式插图无法以连贯的图像阐释文本的具体情节，满足不了普通大众日渐增长的阅读能力，自然江河日下，一去难返。

由于熊清波本图像与同时期及更晚时候刊行的《三国演义》插图从风格与技法上都差别甚大，且采用了早期的偏像式插图，由是推测，其图像可能是承袭自早期偏像式《三国》刊本，或者从早期刊行的全像式刻本中采掇而来，为我们了解早期《三国》刻本的面貌提供了想象空间。

此本插图以蜀魏之争为主要对象，着重表现了蜀集团的战将，如赵云、关羽、张飞、魏延、黄忠、马超、关兴、张苞等，魏集团的曹仁、夏侯、张辽、于禁、典韦、徐晃等人的非凡气质，插图忽略了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重在强调个人的英雄豪气。如“吕布斩讫方悦”“典韦杀死刘辟”“云长杀死荀正”“张辽立斩弋定”“赵云大战李典”“张苞刺死崔谅”“马岱立斩陈造”，从插图标题即可看侧重点在于“斩讫”，表现的是猛将的神威英姿，使读者在文本之外领略打斗中所具有的暴力美感，以期符合大众对英雄的膜拜心理。

关羽和赵云是刘备手下忠义的大将，小说通过对关羽先事刘备后不得已降曹，并有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回归刘氏，以及华容道释曹的知恩相报等情节，将其塑造成恪守忠义又知情重义的典范。赵云在当阳坡浴血奋战、单骑救主，其忠心可比云天。熊清波刊本插图在偏重刘蜀集团的同时，对关羽和赵云两位赤诚大将充分展现，分别有：

云长杀死荀正、张辽义说云长、云长刺死颜良、云长封金挂印、夏侯战关羽、赵云大战李典、云长回见孔明、于禁杀降云长、关公败入麦城、曹操殡送云长、玄德遇见子龙、赵云寻见主母、玄德赏赵云功、赵云在吴射箭、赵云在家病亡

从标题可知，关羽图多通过两人大战的形式表现其勇，而赵云图主要表现了其对刘备的忠和义。而“赵云在家病亡”一图，不仅表达了对赵云一生勇义忠心为主的叹息，而且是诸多《三国演义》插图刻本中的唯一的一幅画，插图者对赵云其人的称颂和崇拜之情毕现。

此外，熊清波刊本插图还表现了非英雄战将身份的忠义观，认为“忠义”不仅仅是对主公、对汉室的赤诚，而且是一种执着、坚贞、无悔的崇高精神，是一种人格追求。主要表现为：徐母自缢而亡、徐氏计斩二贼、（姜）母责骂姜叙、刘谌忠烈自刎四图。其中，徐庶之母愤怒儿子枉读经纶之书，不明正邪，失去了立足天地的根本。徐氏乃孙权之弟孙翊之妻，孙翊部将妫览、戴员不满其性烈鞭挞将士，进而杀之，且觊觎徐氏貌美，存虎狼之心。徐氏忍辱负重，与部下密计除之，为夫报仇。姜母从侄子杨阜处听说马超杀冀城刺史韦康一家四十余口，州民皆恨之，令儿子起兵攻马超，并责曰：“谁不有死，此死其所也。”[10]刘谌乃刘禅之子，西蜀为邓艾所迫，君臣出降，刘谌不甘忍受此辱，先杀死妻儿，后往祖庙中刚烈自刎，以求名节。他们之中，有老人，有妇人，有侯王，不像将士忠于主帅的誓死保卫之心，他们的“义”不只是对刘备仁爱的支持，也不只是对国家统治者的忠贞，而是接近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11]。更多地符合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之意，认为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需堂堂正正，存有信义，可以为正义、为气节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三、结语

熊清波刊本是明代坊刻小说泛滥的其中之一，其首有序言《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三国志》一书，始自陈寿，厥后司马文正公修《通鉴》，以曹魏嗣汉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是非颇谬。迨紫阳朱夫子出，作《通鉴纲目》，继《春秋》绝笔，始进蜀汉为正统，吴、魏为僭国，于人心正而大道明，则昭烈绍汉之意，始暴白于天下矣。然因之有志不可汨没，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12]与嘉靖本《三国》中张尚德、蒋大器序言大意相从，其中没有对此本插D作特殊说明，可见诚德堂刻书时，图像并非刊本的亮点与用心之处。

此本插图技法拙劣，不具审美性，无法与版画艺术光芒万丈的万历时期作品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刘次泉所刻其他刊本的图像，并不是“次泉图像”。其插图的间或性体现了书坊主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心理，插图数量之少决定了插图内容前后难以连贯，无法具体交代人物性格和事件因果。此本插图在内容上不重典故、突出英勇和忠义，忽略小说的历史感性，插图者的思想意图不易察觉。但其来源若是沿袭古本，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关于早期《三国演义》刊本的想象空间。

注释：

[1]][12]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2]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3]田自秉，华觉民（编）：《历代工艺名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284页。

[4]邵洛羊（编）：《中国美术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5][6]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7]周兆新（主编）：《丛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8]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史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82页。

[9][10]罗贯中：《绣像三国演义》，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660页，第349页。

[1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