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员的素养

我从参加革命、从事戏剧演出至今，已有整整六十年了。根据个人的体验，我认为，要成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离不开“三个要”。

首先，要明确肩负的社会责任。六十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感到，只有明确了社会责任，一个演员才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只有明确了社会责任，一个演员才能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有一位青年朋友问我，你从艺六十年来最感到欣慰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最欣慰的是是一句评语：“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演员”。这表明，我没有忘怀我从事的专业所肩负的责任。

我觉得，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在肩负他的社会责任的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系。

――与时代的关系。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时刻紧跟时展步伐。在这次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活动中，同志在接见三十位“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时又提出了时代对文艺工作的要求。文艺工作者一旦脱离了时代的要求，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与时代的联系。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时刻关心着时代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时代的需求。

――与群众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面对文化市场的竞争和多元化、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话剧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群众。在“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评选中，大家一致赞成宁夏话剧团团长王志洪。王志洪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宁夏后，几十年来走遍了宁夏地区，他带着大篷车，演到了宁夏生活最贫穷、条件最艰苦、地区最偏僻的农民身边。王志洪的工作表明――话剧绝对不能脱离群众。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国话剧从诞生之日起，就接受着外国的理论与实践。那么，中国话剧是否可以向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借鉴点什么呢？我认为，话剧这一舶来品之所以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去，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始终在探索如何民族化的道路。这里有两位功臣应该被我们永远记住――黄佐临和焦菊隐。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告诉了我们话剧应该追求什么，而焦菊隐的《茶馆》推出了真正属于中国的话剧。

――品德与艺术的关系。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要不断磨练艺术、提高品德，向“德艺双馨”的境界努力攀登。

把这四个关系处理好了，一个戏剧艺术工作者的从业目标、途径、规则也就明确了。

第二，要明确自身的任务。建设和谐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根本任务。这其中包括三个主要内涵。一是民族精神，因为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二是时代精神，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的时代精神愈来愈趋向复杂；三是必须遵循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作品就是反映人、表现人，反映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人的命运理想。

对于“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我的理解是，话剧单单贴近生活是不够的，在贴近生活的同时还需要干预和参与。1985年，我去巴塞罗那参加国际戏剧大会，发现面临困境的不仅仅是中国话剧，话剧的困境同样带有世界性。西班牙的一位导演做了一篇题为《话剧不会灭亡》的发言，其中有一句话：“只要话剧永远敢于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它就不会灭亡。”对此，我深有同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具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才不会把文艺单纯地推向娱乐化。文艺不能单纯地追求娱乐化，娱乐不能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娱乐，是不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

第三，要明确我们自身的需要。演员需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1985年，我和于是之在广州作过一次长谈，最后取得了一个共识――作为演员，最终拚的是文化。一个演员如果没有文化、缺少文化，就很难指望他能创造出有声有色、栩栩如生的人物。

夏衍经常对演员说：“我希望你们做演员的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对一个演员来说，政治素质、艺术素质、文化素质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在如何提高艺术素质方面，借用同志的话，就是要“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在如何提高文化素质方面，我主张演员要博览群书，成为“杂家”。要想摆脱“千人一面”的状况，最好的办法是多知道一些东西。

关于如何提高艺术素质方面，我举一个例子。那是一位我非常佩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她的艺术造诣是通过刻苦努力和对于艺术的执著得来的。她连刷牙时都不忘练功，边骑马蹲步边刷牙。她的努力，尤其是她对艺术的痴迷、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无怨无悔的精神，都很值得学习。

(根据李默然在第1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奖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