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人与现代中国

带着对新事物、新时代以及新天地的向往，革命启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对抗逻辑一直蕴含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国族理念衍生出解放与被压迫话语，从语言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双轨制，是中国现代政治叙事的重要特征，因此，性别作为一个敏感而极具表征性的界面，与国家、民族、压迫、解放等现代政治命题同时出现了。

在阶级对抗以及等级差异相对淡薄的传统中国社会，性别对抗，即父权中心主义的伦理模式成为政治革命的爆破点。性别作为革命引擎在第一时间被人们体验为某种生活方式以及身体自由。被想象着的现代中国和被创造着的现代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奇怪张力，在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上，在现代中国女性的形象谱系之中，尤其明显和突出。

启蒙思想中的人性解放被解读为女性解放，在政治层面，解放与赋权的同步思考被忽略，而自由的理念形式――法权，并没有在人们的生活世界扎根。现代女性成为符号象征，以便在伦理生活中理解现代中国的直观形象。

当然，在女人这边，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从天而降的政治馈赠，这种植入式的解放，类似于一块飞地，没有国家理由或者权利正当性的来源，解放的根基也就不存在，因为人们同时也正在寻找国家存在的理由。于是，女性解放的实质即政治赋权，被表述为反抗压迫，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层面，被纳入了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中。个人以及自然权利等现代国家的基础，出现与西方不同的一种颠倒，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被搁置，因为历史原因，走向另外的向度，即国族意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对异族王权清朝统治的清算，另一个则是对西方势力的清算。

看似激进的女性解放，成为国家的政治注解。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性别政治，即国家理性对女性权利的亏欠，并非中国妇女运动的诉求。女性解放是在纵向权力结构之中展开的，父权对应的是宗法制，反抗父权在文化上就表现为反抗具体的家长。在理论上，性别对抗并没有单独成为一种国家理性的差异张力，女性解放必须附着在对国家的诉求之上。

因此，现代国家与现代女性的话语形成，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相应地，参与政治生活，走出家庭，就成为现代女人的标志，这是让西方女权理论家钦慕中国女人之所在。以现代的名义，女人的自然属性被政治属性所覆盖，而不像西方女人那样，被自然属性所钳制，这种倒置行进的中国女权之路，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国家一旦建立，即1949年之后，性别差异就成了国家意志所无法容忍的“敌人”，因此抹除性别差异，在继续革命议题之下，演化为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

从差异出发的政治实践，有利于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经验。现代中国从被想象与被看见的那一刻起，就在他者、差异、排斥异己对立之中艰难行走。国家理性缺乏一个降临性的神学维度――西方意义上的传统，而自身传统却作为进步的对立面，强化一种有关现代的形式感。对现代国家的直观理解取代了现代国家理性的政治深度，这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中表现为：具有历史主体意识，但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却难以实现，即主体权利的匮缺，使得现代女性形象大于现代女性的内涵。

抽象平等成为国家的正当性来源，特定时期，性别平等被理解为消灭差异。权力结构的平面化，实际上就消弭了各种权利意识的生长点。政治敌人被具象化为肉身，这在女性对自身的生理特性局限上，也出现了一种超越的企图。除了一种阶级，一种身体之外，再无其他。理论中的权利转让，变成精神与肉体的准宗教奉献，国家形象被彻底神化。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对女性所实施的激进的现代外科手术，并没有担保她们成为《理想国》中的“女公民”。

“女公民”如何诞生，为新的政治思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意识：在政治高压解除后，女性解放又与人性解放合流，成为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端。恢复人性在性别政治中就表现为，恢复做女人的权利。

“女人”与自由议题并置，自由与自然人性切合，既无理性所要求的认同，也无差异所主导的怀疑，性别之别滑向了自然人性，走向了西方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反面，其政治原因则是，国家理性被高压政治的后遗症所遏制。国家原则再次搁浅，性别政治转向文化理解，表现在生活方式中的古今对立。因此，对中国语境中性别政治的识读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维度中重新理解。

《性别政治与国家》，张念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2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