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机制与挑战

2011-2012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开端，尽管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格局没有变化，但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条件、环境条件以及劳动力供求的条件、人口状况的变化、劳动力格局的变化。这些条件都确定了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要更加重视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因此，正确看待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机制与挑战很重要。

一、中国经济运行转变的内在机制

从201 1年GDP的增速来看，出现了一个逐季回落的态势，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实现了9. 2%的速度，把物价控制在了5.4%的总水平，11月份和12月份，物价水平基本回落到了调控的目标区间。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主观调控政策的因素，也有客观国内外环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同时也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历史机遇有关。

（一）宏观经济逐步回落的内在原因

首先，我们看国际环境，201 1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仍在继续，发达经济体复苏步履维艰，欧元区债务危机仍然不断扩散，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和物价上涨交织在一起。其次，2011年我国GDP的逐季回落，虽然有主动调控的因素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从中长期看，“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是7u/o，中央更强调转变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见效，经济增速也会逐步回落。第三，国民经济能够保持8. 5%左右的速度，物价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方式转变得比较快，结构调整的力度比较大，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宏观经济的总体格局的开端。

（二）投资推动的转型势在必行

我国投资占GDP的比例较高，一方面严重挤压了消费，给未来的产能过剩留下很大的不确定性，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还需加强0 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 20'/0，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 60/0，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u/0。但是相对消费而言，投资的增长比较快，占的比重比较高。无论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反映还是用居民消费支出来反映，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得都比较快。但是消费和投资相比，投资增长得更快。客观地看，投资增长得比较快，占总需求的比例比较高，是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还仍是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很长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工业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改进，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投资需求必然较高。罗斯托的大推动理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投资的高速成长是很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国投资比较快速的增长，增加速度超过了消费，说明我国经济还未完全结束大推动理论的投资驱动阶段。然而，长期保持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活动需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旺盛，钢铁水泥又意味着很大的矿产资源的消耗，所以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同时，需要提前鼓励消费的增加，鼓励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转向平衡的依赖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结构性调整的变化过程已经开始。

（三）国外输入通胀和国内不同部门价格变化导致转型中的物价压力上升

我国201 1年初确定的物价调控目标是4%左右，全年CPI上涨是5.4%。主要原因是经济运行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很难充分把握所有的信息，尤其是很难把握未来的突发事情，主要是一些食品价格的突然变化，猪肉生产的变化，国际市场上的动荡，都助长了价格水平的走高。目前存在着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积极的因素，农业生产的丰收，农产品产量增长、尤其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使得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会像过去上涨幅度那么大，中国很多产品尤其是生产资料和国际市场是接轨的，所以存在着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但物价中长期上涨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劳动力价格，土地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压力较大。根据基本的原理，只要这个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说基本上竞争性的，供求关系一定会决定价格的水平。从国内来看，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o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价格逐步上升。这一原理适用于中国的一些重要服务品的价格，如何统一这样价格变化的二元体制需要一个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所以，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与导致物价中长期上涨的压力同时存在，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政策注意把握住一个度，既要保持宏观调控来之不易的物价上涨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的好的势头，又要顾及到未来的物价上涨的一些压力，同时又要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四）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调控的方向——遏制房价

经济转型伊始，我国房地产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投机性、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尤其是一线城市、重点城市、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现了下降。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都呈现2011年的增幅比2010年增幅有比较多的回落，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尽管这些主要指标在回落，但依然是正增长，房地产投资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u/o，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4.9%o这就是说，房地产调控一方面取得了成效，另外一方面依然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正的推动的力量。房地产市场是中国将来经济运行最大的挑战，面临下行风险。主要风险因素在于，土地购置可能大幅放缓，以及房地产资金来源面临紧张。土地购置属于资产交易，并不构成GDP中的投资，对GDP增长影响小。房地产资金来源紧张是2012年房地产投资下行的主要风险因素。从一般均衡角度看，房地产投资放缓有利于降低其他行业的投资成本，增加政策放松的空间。如果风险情形实现，政策组合需要货币和财政放松配合抑制投资性需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之，控制好房价落入合理区间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一项需要认真操作，谨慎把握好“度”的艰巨任务。

（五）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城镇居民数量超过农村人口

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城镇和乡村人口数量差别仅仅在百分之零点几以内，但这仍然是一个明显的转变，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末中国13.5亿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1980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要少。20世纪90年代，我国即使已经放松企业自由，但依旧对人口的自由流动保持小心谨慎，一直在追求工业化的同时忽略了城市化，然后才发现两者缺一不可。

我国只有在过去15年才开始城市化进程，但即使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居民比例也低于一个经济体在这一发展阶段所应该有的比例。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方法，一个人均收入大约8400美元（根据购买力调整）的国家理应为40%的人口提供城市住房。美国在1920年达到500/0的城市化率，而英国在19世纪中期就达到这一水平。我国在大步迈向城市化的道路上发展速度很快，但迫在眉睫的是要避免一些在其它像印度、巴西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陷阱。首要任务是防止有大城市陷入超大贫民窟的泥潭，城市化不仅有助于农村居民涌入现有的城市，更有助于他们进入全新建造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城市化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部分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需要在配套设施上以及制度设计上使得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而不是单单以人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居住在城市里为目标。当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是完善城市化水平的核心机制和动力。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确实面临诸多挑战，这个挑战既有来自外部的挑战，。如世界经济减速，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减速，也有来自于内部的，来自于内部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既要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又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更要在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明显进展，这是最大的挑战。

（一）经济减速可能会使原有的问题深化

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2012年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当前的国际环境比较严峻，主要表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欧元区经济今年一季度有可能是负增长，美国经济仍然是非常低迷。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就造成我国今年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还是非常严峻的。从国内看，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还是不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难度增大；物价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但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力仍然存在。部分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生产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所以，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为2012年的经济转型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给科学的宏观调控也增添了不少难度。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格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这些过程都没有完结，城镇化，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乡镇转移到县城，人均每年消费增加是一个量级的增加。工业化进程未结束，新兴产业在发展，市场化在深化，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根本的动力格局没有变化。但是经济不断减速会有负面影响，会使上述问题和矛盾得以凸显，避免当前的温和减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是需要考虑的重要任务。另外，社会矛盾也应更加重视，国家高速发展的福利并未使人民的感受与其一致，尤其是民工被当成二等公民，全面享受到医疗与教育服务还有困难。民工们希望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打工时，可以继续享有他们本已受到限制的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的福利。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稳定发展，也塑造着全球的格局。通过改革，我们经济将会继续迸发出不竭的增长动力。

（二）滞胀的风险依然很大

解释停滞膨胀的一个理论是垄断：工资与价格如果有垄断，就不会随货币紧缩而下降，国际大宗商品垄断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不存在工资垄断，但长期低工资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结束，农民工由过剩转为不足，加上代际交替的社会因素，必将引起工资提高，并推动全社会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这是结构性问题，只能依靠财政与社会政策解决；通货膨胀使全社会价格普遍上升，企业出现“货币幻觉”，以为自己企业有了高利润就扩大投资，因而在一定时期通货膨胀可刺激经济增长。很快出现生产过剩，就需要更大的通货膨胀，因此利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物价会比经济升得快。当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生产马上下降，而物价却下不来，停滞膨胀随之产生，其微观基础是：企业预期未来成本上升不肯降价，而采取“限产保价”行为。多方面因素使物价不能与经济同步变化。通货膨胀不等于物价上升，前者是经济总量问题，依靠货币政策，后者在中国社会高度分层条件下是结构问题，受打击的主要是城市贫困阶层，应依靠财政补贴和行政限价，对水电煤气实行价格双轨。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要保证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提高收入是第一位的。物价总水平不应超过6%，再低就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在未来5-7年内，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8%以上，物价控制在6%以下，能够抵御国际危机的冲击，不发生重大金融危机，在发挥传统产业潜力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换，是有可能的。价格控制的关键是能够克服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不发生重大决策错误。

（三）结构调整依然面临着政策平衡能力的挑战

我国可观的贸易顺差还在持续，但2011年，其净出口经历了自2000年以来的三次下降，仅第三次落差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由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11年中国经济成功增长了9.2%，还在第四季度保持了惊人的强劲势头。这一增长极大部分要归功于消费。自2001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过半，而其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连续十年下滑后缓慢上升。

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但这种依赖令人担忧。事实上，不是我国的过度出口而是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引发了较大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房地产增长正在显著减缓，正当购房者千方百计偿还或获得住房贷款时，开发商们发现自己想要获得银行贷款几无可能，外资枯竭尤其严重，与2010年相比，2011年12月份外国资本下降了65%o境外投资者从房地产业撤离部分解释了中国另一个不同寻常的转变，即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顶峰以来首次下降，虽然降幅不大，但却同时令人有些难以理解，因为中国出口依然比进口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比本国投资多，那么这两个外汇来源肯定为不明的流失所抵消了。所以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中国的资本控制存在漏洞，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被中国经济增长吸引的“热钱”可能正在外流。但是一些下降可能反映的是中国所持欧元的价值变化，一些表现了短期资金的撤离，但是热币的消长并不正常。一方面出口商可能延期兑换其合法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进口商可能非法夸大其购买规模来转移更多的资金。所以政策平衡能力体现在结构调整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尤其是在国际开放的大环境下，原本的结构调整政策有可能被外国的政策所抵消，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

（四）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是成功转型的关键，重在整合

为了控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201 1年我国政策限制购买多套住房，要求更高的首付并且减少了投机者“炒房”或是快速转卖房产的机会，还限制开发商获得银行贷款并且切断了其从新信托公司获得贷款的途径，同时还鼓励开征以上海和重庆为试点的地产税，而且目前依然致力于施行这样的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措施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楼市价格增速自年初已经放缓。中国最大的房产网络平台搜房网的分析表明，所监测的100个城市中的60个城市的房价在2011年12月有所下滑。另外土地价格也下降很快，最近渣打银行对领先开发商的调查表明，地价比2010年下半年的顶峰便宜了三分之一。地方政府组织的地产拍卖在全国范围内流拍的报告也有很多，然而地产拍卖是开发商获得资产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地方财政的主要资金来源，所有的这些都预示着房地产业正在整合。中国有3万多家地产开发商，其中很多都是很小的当地公司，没法像大公司一样获得信贷和大规模经济效益或是地域多元化，行业整合前景十分宏大。在任何经济紧缩时期，负债很少并且能够获得廉价资本的强大多元化公司将会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即将从淘汰中走出来的最大赢家很可能是那些国有企业或者是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企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一方面促使中国进入房地产泡沫，一方面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外汇储备，再借给美国。更大的风险是：在人民币升值很高，房地产价格很高以后，突然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此时如美国加息，动员投机资本外逃，造成股票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出现大的金融危机。货币升值预期必定引起股市房地产泡沫，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家又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就会发生。泡沫经济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经济高速增长惯性阻碍经济转型。因此，中国政府控制房地产价格是完全必要的，并坚定其回归至合理范围之内。

（五）人民币升值压力依旧

从购买力平价理论上说，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决定对外购买力，同一商品在同一国家应该有相同的价格。由于中国物价上升快于美国，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所以人民币实际汇率在30年里对美元升值了40%左右，说明在可贸易品部门，工资长期不涨，而生产率的提高大大超过美国。名义汇率如果不跟随实际汇率升值，就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按照我国ICP比较项目的测算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保持在1:4.5左右，为人民币升值的长期目标，这就为人民币升值在理论上构成了压力。但现实中，鉴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升值过4陕一定会对我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初步呈现了双向浮动的态势，既有升值，也短暂地出现了贬值。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它自然会影响到出口和进口，而出口和进口又会影响到中国的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水平，存在内在逻辑的传导关系。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从2005年改革以来，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的基本走向是取决于汇率的供应和需求，所以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汇率的变动方向总体上还是取决于经济大环境、人民币以及美元等主要外汇的供应和需求的变化。

（六）政府配置资源功能存在严重扭曲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现在正侵蚀着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即使是强大的美国在过去3年里也出现了普通工人收入的每年减少。这又导致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自由市场经济危机因潜在替代者——政府干预的兴起而变得更加严重。政府干预寻求国家势力与自由市场势力的融合，但起主要作用。政府干预元素在过去也见得到，比如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日本，甚至还有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但这之前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规模。

然而国有企业不仅不善于创新而且生产力也比同类私有企业低下。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发现：算上所有包括免费土地在内的隐形补助，2001年至2009年，我国国有企业股本平均实际回报率为-1.47%。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则显示：政府控股较少的企业较之政府全额控股的企业，其生产力高出70%。不过，生产力低下并未影响其高额的盈利。2010年129家盈利最为丰厚的我国国企的净利润高达约151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了50%。我国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放贷的利息仅1. 6%，而私有企业则高达4.7%，并且能否借贷尚未可知。

随着中国继续崛起，发展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我国成功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要保持高速的增长，经济模式要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国内消费，这样的转变取决于更公平地分配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但我国的银行正大量地把工薪阶层的储蓄贷给国有企业，削弱了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也使私营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融资。结果是，当其他一些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因素，如低廉的土地和劳力资源日益变得稀有时，政府却在浪费大量的资本。所以在转型经济中，政府需要放松金融管制，这样才可以释放消费者更多的购买力，同时改善资本的配置。

（七）宏观信贷调控的挑战

中国经济会遭遇困难，但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硬着陆，政策调控的着力点需要把握准确。2012年1月，IMF把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率从9%调低为8.2%。比起2010年的10%，2011年的9.2%，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以上，早为历史证明。在这个速度上失业率最低，物价不高。如果不采取把经济增长率压到8%以下，就不能把CPI控制在6%以下的政策，必将陷入停滞膨胀。如中国经济增长率真跌到8%，低于潜在增长率，这是政策紧缩过度造成的，如不调整，进一步造成硬着陆也有可能。

在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我国批准了一个大胆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制造财政赤字的同时，推促银行加大贷款力度。这个措施，使我们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免于剧烈衰退的后果0 2012年，如果美国的停滞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次危及世界经济，我国可能需要采取类似措施。但是刺激的重点应该从投资不足的问题转向劣质投资的问题，即信贷过于宽松，企业家会纷纷投资于不自量力的项目，造成工期过长，缺乏成效，过度耗费社会资源。虽然中国的投资异乎寻常地快速增长，但储蓄率也异乎寻常的高。在这样的节约型经济中，利息率肯定会低，信贷肯定会充足，投资当然会旺盛。

在2009和2010年，在政府的鼓励下，仅2009年一年，中国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元（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印度信贷体系的贷款规模的两倍。这些贷款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支持的约一万个投资公司手中，这些投资公司进而安排了建造公路、桥梁、灌溉系统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确的房产项目。这些贷款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大约5万亿元，目前债务总额达到了10万亿至14万亿元，占GDP的25% -36%。很多的建设项目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还贷，其中一些项目将会半途而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病态投资”，即没人付钱或没人需要的投资成品。哈耶克主义者认为，在劣质投资已经投入后，经济需要时间来重组。银行的贷款坏账会挫伤放贷银行的信心，影响他们为新投资项目融资的能力。此外，工人们被解雇后，需要时间来找到新的雇主或学习新的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技术。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举措仍不清楚，但可能会运用公共资金来完成某些待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是让桥梁或道路的建设半途而废；也可能会与银行协商勾销一些贷款；对于一些损失过重的银行可能会增资。但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对宏观信贷的度的把握具有相当的难度。

（八）启动内需的真正挑战在于改革

启动内需需要新消费高潮，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部需求是发展的必然之路，当大多数人把储蓄买了房，消费信贷普遍了，中国储蓄率降低了，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还没完善，重大改革就不得不进行。中国家庭储蓄本不应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现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国家就要拿钱建立社会保障，以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市场经济不能容纳大规模的国企制度，难免成为利益集团，利用权力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秩序。

中国居民储蓄高达60万亿元人民币，如要促进储蓄进入消费特别是买车买房，就要解除后顾之忧，关键是国家承诺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才能把最大一块居民存款解放出来。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分期分批划归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为全体人民建社会保障，这既不是国有化也不是私有化，当今最典型的社会所有制是基金，特别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基金。这样做不仅在理论上符合中国改革的历史补偿原则，且有刺激消费的重大意义。但依靠就业者按月积累社会保障基金是不够的，随人口迅速老龄化，老年人医疗费用是天文数字，按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根本无力支付。中国只有彻底解决人口老化后社会保障来源不足的问题，国有资产大规模向社会所有制转化，改革任务才能完成。如国家承诺为全体人民建立社会保障，并有足够资金补充，使人民信任改革不是不断地剥夺他们，而是给予他们真正的利益，就可把储蓄拿出来消费。真正启动内需需要一系列高层次大改革，产生连锁效果，提升人民信心，但需要正确的改革把潜力发掘出来，关键是能不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使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改革能够实现。

总之，2012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