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economic base of currency integration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SVAR model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s China is not an 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mixed model for currency integration after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 and path of regional currency integration,which is dollarization of RMB, Hong Kong dollar and Macao currency and euro pattern of RMB and new Taiwan currency.

Key Words:currency integration,SVAR model,optimal currency area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48-05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1]Balassa,B.,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llen & Unwin,1961.

[2]Hong Liang,Do Hong Kong SAR and China constitute an optimal currency area?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generalize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ypothesis,IMF Working Paper, 1999/79.

[3]陈小凡.纳入内生性约束的货币区动态最优决策――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案例[J].经济学家,2006,(4).

[4]崔晓燕,王少平.东亚最适度爱货区的经济可行性研究――一个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视角[J].金融研究,2007,(1).

[5]丁雪峰,陈.金融危机下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可持续性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