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探究

摘要：“农嫁女”权益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问题，矛盾焦点在于围绕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内涵和外延等内容展开。彻底解决“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必须从立法、行政、司法入手，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相配套。

关键词：社会转型；“农嫁女”权益侵害；土地征用补偿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87－03

一、“农嫁女”权益侵害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一)“农嫁女”权益侵害的内容及特点

“农嫁女”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一个特定概念，意指农村农嫁居妇女、农嫁农妇女外嫁但户口未迁；离婚妇女、丧偶妇女因故回迁本地；女方出嫁户口未迁出，反把男方户口迁进的招婿妇女等。“农嫁女”权益是指“农嫁女”依法应该享有的与其他妇女、公民相同的权利。“农嫁女”权益侵害包括：(1)土地承包经营权侵害。有户口但没承包或少承包土地。(2)土地征用补偿金分配权侵害。在分配方案中把村民分成多个不同档次，“农嫁女”被列于最后。(3)宅基地申请审批权利侵害。有户口但不能落实宅基地。(4)自主决定户口落实地权利侵害。强行规定农嫁居妇女，包括多年来户口一直落在娘家的妇女必须迁出户口，并随即取消相关的经济权益。

“农嫁女”权益侵害有如下特点：(1)与村外婚姻有关，且户口都留在村里。(2)侵害带有一定的“合法”性。村集体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村规民约”、村民民主自治权、村民大会的“合意”等形式实现侵害。(3)“农嫁女”在舆论上被异化的“民主”所压制，经济利益上被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所否决、所剥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4)解决问题存在种种障碍。政府相关部门认为纠纷具有涉法性推给法院，法院以诉讼主体不明、分配征地补偿金本属违法、在补偿金已被分光情况下强制执行会引起更大矛盾等理由，不愿受理这类纠纷。

(二)“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必然性

其一，社会转型是“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社会基础。城镇建设步伐快，城郊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以依附土地为特征的农业人口的利益处于调整中。因此，“农嫁女”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社会问题。

其二，土地升值是“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农村税费改革后，承包土地没有任何负担，起码可以得到土地流转费，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土地开始升值。土地市场化开发利用后，价格暴涨，由土地衍生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等财产权益，和土地作为资产的保值、增殖功能不断被市场放大，土地价格由每亩几十元、几百元到几千、几万甚至数百万元。曾经是“得到不高兴，丢了不可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在成为一些地区农民“金库”、“银库”的来源。他们视土地为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下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承包权成为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农嫁女”权益问题自然就凸现出来，而且从土地承包权问题发展为直接的土地征用补偿金分配问题。

其三，生产关系的弊端是“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基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为什么大量地发生在“农嫁女”身上，这与其特定的身份有关系。“农嫁女”有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往往是模棱两可。大多数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以户籍为主要标准，以婚姻状况为参考。由于在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户口等关键问题上没有法律的界定和规范，就为“农嫁女”权益纠纷提供了可能。“农嫁女”根据以往惯例，认为无论是否在村里生活，有户口就是村民，就该有地、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也应该与到外地谋生的男性户口享受同等待遇。

其四，维权意识的觉醒也是“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政治、经济地位明显上升，婚姻观念、土地观念日益更新，妇女独立意识、依法维权意识增强。另一方面社会有些方面的体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立法相对滞后，这就必然地使“农嫁女”问题在集体收益分配上表现出来。同样的问题，在过去，外嫁女即便不愿意，通过思想工作，也会放弃集体成员资格。现在不同了，因为补偿金无论多少都是纯收益。既有土地升值带来的利益，又有妇联和相关法律的支持，“农嫁女”权益问题自然就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二、“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是法律对婚后户口及常住地自由选择权的规定与“从夫居”习俗的矛盾。《婚姻法》第九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但在农村，男娶女嫁、“从夫居”仍是婚姻家庭的主要形式，“婚而不嫁”、到女方家落户等都被视为非正常行为，相关人的村民资格往往遭到“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排斥和否定。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和集体福利待遇较好的村，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地位倒置现象，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二是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和婚嫁人口流动性的矛盾。为了调动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村土地使用权由1984年规定的15年以上提高到新《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三十年。但“从夫居”习俗使农村外嫁妇女的长期居住地因婚姻而流动，这样就造成了人地分离、人户分离的状况。在土地资产不与个人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年代，村民(社区身份)、农民(职业身份)、社员(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三者合一，并习惯以户口作为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依据，不会有太多的矛盾。土地资产与个人经济利益直接联系后，利益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村民要求土地承包关系随人口流动而改变，这就意味着由土地承包关系衍生的其它权利的改变。

矛盾的焦点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上。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民法通则》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问题在于“集体”是谁?“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是什么关系?村民小组、村、乡镇和“集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土地集体所有制”是谁所有?是不是全体成员共同共有?现实情况是既非乡或村所有，也非集体成员个人共有。概念的模糊，导致强势群体对这些问题的随意界定。集体概念的虚化，从根本上导致了“农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争。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一般按传统习俗来确定，即嫁入的妇女及其子女自然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嫁出的妇女自然取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问题在于按户口管理相关规定，“农嫁女”出嫁保留原籍户口，属于本身具有的权利。“农嫁女”的矛盾引出一个问题：谁来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按规定，村民、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解释和资格认定不应属于独立的村民自治事项，应该由相关法律来界定，村民会议只能就收益分配的具 体数额等进行自治。

三、解决“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的难点

“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的核心是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补偿费为该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给予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是土地所有权依法转移后，对原所有人经济权益的弥补，使其恢复或维持原有的财产状况。但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一般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和收益。土地被征用并转化为货币后，能不能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立案庭由于对“集体”和“集体所有”存在不同的理解，司法答复也不一致。研究室倾向于将“集体”视为“全体村民的总和”，认为补偿费是补偿给全体村民的，新《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既然已经取消了不能分配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理，应该可以分配，而且将补偿费分配到户，也是发展生产的措施。因此，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所牵涉的是村民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行为的范畴。立案庭则将“集体”定义为高于村民个人的一个组织概念，认为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只能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就业，不能通过集体合意的形式予以平均分配转化为私人财产。因此，集体和村民之间不是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土地补偿费的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的法律纠纷。

现实情况是，不管能否分配，事实上都进行了分配，政府相关部门实际上也默许，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纠纷该怎么解决。这又回到了前述的矛盾焦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争。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的边界可以确定，但村集体人口因生老病死及迁进迁出却是一个变量，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的具体落实就具有了模糊性。而土地实际权属的模糊也就是补偿对象的模糊，这就导致了各部门在处理“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时依据不足，莫衷一是，纠纷难以理清。

解决“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的难点还在于司法渠道不畅。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两个不同部门对同一个内容做出两种不同的司法解释，使基层法院对“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无所适从。其次，国家征用农民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但政府的补偿费都是捆绑式给付的，原告和被告都无法举证安置补助费的具体数额，有些村的安置补助费和其他集体经济补偿混在一起发放，更无法搞清其具体数目，审理就无法进行。村经济合作社依法具有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合作社的内部规定对社员有约束力，法院对合作社规定的合法性却难以审查，即使明显侵犯了“农嫁女”合法权益，要单独村规民约的违法性却又缺乏法律依据。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在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即便判决“农嫁女”胜诉，也难以从村民口袋里掏出钱来重新分配。如果村集体经济没有财产可供查封，那么胜诉结果的执行也会落空。特别是涉及土地承包的案件，没有承包完毕，“农嫁女”无法，待土地承包完毕时，村里已经没有了机动地，判决结果也难以落实。

四、解决“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的对策

(一)制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其一，以法律形式明确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户籍等之间的关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村民根据传统习惯、“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认定，暴露出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盲点。因此，必须以立法形式明确土地“集体所有”的所有权人，同时，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使社会人口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内自由流动，真正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充分解放社会生产力。

其二，完善土地征用法。“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大多是土地征用产生的后遗症，因此，必须以立法形式规范政府征用土地行为，把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权利主体落实到人，并对具体份额实行张榜公布，取得被征用方同意后，才能实施征用，避免捆绑式补偿带来的诉讼障碍，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其三，制订试点法。现有的土地制度既权属不清，又使大多数农村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出现一方面土地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土地荒废的现象，这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不相适应。因此，进行适应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已是当务之急。可以先制订试点法，待时机成熟再进行全面立法。

(二)疏畅司法救济通道

其一，制定对村规民约的行政、司法审查制度。“农嫁女”权益侵害多是由村规民约引发的，因此，制定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违法修正制度，是解决“农嫁女”权益侵害问题的源头性预防措施。

其二，消除司法障碍。出台具有权威性的修正最高人民法院两个互相矛盾“解释”的解释。总结各地审理“农嫁女”权益侵害案件的成功经验，制定针对当地实际的政策，恢复诉讼通道。

(三)推进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虚拟性、成员资格的模糊性以及所有权权能的残缺性等，是导致“农嫁女”权益纠纷的关键所在。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实行股份制改造可能是解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纠纷的最好办法。目前，有些城郊农村已经尝试实行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将集体土地权利根据户口、土地承包、劳动义务投入情况固化到人，以股权代表土地承包权，股份由集体积累股和社员量化股构成，其中社员量化股又分为以农村户口为依据的基本股和以农龄为基数的劳动股。股权的可转让性便于“农嫁女”灵活处置，避免了户口迁移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矛盾，理顺了集体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消除了“集体”权利边界的波动，体现了效率和公平。这样，村民以股东的身份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一旦发生土地征用补偿事项，就按股份补偿，这就能从根本上保障“农嫁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