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的本质:推动企业契约安排的机制

摘要：审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关于审计基本认识的问题。本文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引出企业契约安排存在的两大问题：缔约问题(投资者逆向选择问题)和履约问题(管理者道德风险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两类问题的两种方案：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回归现行的审计定义，认为现行审计定义其实只包含审计本质的部分内涵。

关键词：审计本质　企业契约　鉴证机制　保险机制

一、引言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审计事务所和审计师的诉讼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即所谓的“诉讼爆炸”。如1991年美国审计职业界面临着高达300亿美元的损失赔偿要求(Arens等，1997)。正因为审计诉讼风险的增大，美国自80年代以来，审计理论界开始流行审计保险假说(KeHogg，1984；Wallace，1987；O’Reilly等，2000)，其基本观点是，审计师在审计失败后能给投资者的损失提供某种程度的补偿，那么这种补偿相当于给投资者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险。这改变了对审计价值的基本看法。即审计价值不仅仅只有鉴证价值，而且还有保险价值。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产生了：审计本质到底是什么?推动企业契约安排的机制，难道只有鉴证机制?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二、企业契约的两类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两类问题的引出　某人A拥有一家个人独资企业SE。随着业务发展需要，A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发展。于是，A就想与别人合伙。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B。B虽然有投资意愿，但他并不了解SE的财务状况，也就不了解SE的企业价值。这样便产生了第一类问题：怎么才能使B相信SE的价值呢?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就不能达成合伙契约。假设第一类问题解决了，成立了合伙企业PE。若B并不参与经营，由A来经营，那么必然要求A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样，又出现了第二类问题：B怎么才能相信由A提供的财务报表?同样地，A的事业不断扩大，可能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再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当企业发展到股份有限公司，A自己也已经不参与经营了，他委托管理者M管理企业。企业的股东也不是仅有A和B，股份公司当前的股东称为CS。进一步地，股份有限公司UC要发展，当前股东CS和管理者M自然考虑将公司UC在资本市场上市。这样又产生了前面企业筹资时的问题：如何让潜在股东Ps相信uc是好公司?同样，若这个问题不解决，潜在股东PS很难或者不能和当前股东CS达成产权交易，订立契约。假设潜在股东Ps和当前股东CS达成了交易，他们都成了上市公司LC的当前股东LCS。接下来可以又遇到了前面企业的年度报告问题：上市公司的当前股东LCS怎么相信管理者M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因此，不管哪种企业，不管企业以哪种方式筹资，只要企业筹资，就会出现第一类问题，即筹资问题或企业缔约问题；只要企业的管理者要对企业的经济情况向出资者负责，就会产生第二类问题，即年度报告问题或企业履约问题。

(二)企业契约参与人的设定　DeAngeb(198h)把产生第一类问题的契约称为隐性内部所有者(intm-ovraer)契约；把产生第二类问题的契约称之为所有者―管理者契约。同时把当前股东与当前债权人的契约看作显性内部所有者契约；把当前股东与潜在投资者的契约看作隐性内部所有者契约。本文认为，虽然存在股东与潜在投资者的隐性契约，但由于潜在投资者与当前股东在达成契约之前毕竟不是企业的股东，所以不能作为内部所有者契约。这样分类含意模糊，容易使人误解。为了使本文讨论清晰，可以把当前股东与潜在投资者的契约定义为投资(股权或债权)合作契约；把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契约定义为管理雇佣契约。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公司仅仅是―个作为契约关系连结点的法律虚构形式。所以这两类契约都是企业契约。主流的契约理论学派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一直以来，企业的契约理论试图解释在下列两个假设下不同参与者之间是如何缔约的(DeAngelo，1981)：合作可以产生潜在收益，如团队生产、专业化以及规模化等；个体事前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有限。这两个条件的存在说明企业契约参与人有缔约的需求，但是存在缔约和履约的风险。企业契约(股权或债权契约)缔结与履行分别产生上述的两类问题，同时也形成了两类风险。不管第一类问题抑或第二类问题，其根源是由于契约参与人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导致契约参与人一方存在巨大及至不能容忍的缔约和履约风险。所以说，要想得到合作的收益，首要的问题是，怎么消除或减少两类风险或者哪些机制能消除两类风险?

(三)企业缔约问题及风险解决方案　首先，分析第一类问题，也就是投资合作契约的委托人和人问题。当前股东在产权(股权)合作中拥有私人信息，是人；潜在投资者在合作中不拥有私人信息，是委托人。在产权(股权)合作前，潜在投资者不知道企业的情况，而当前股东至少比潜在股东知道的信息多一些。潜在投资者和当前股东是事前隐藏信息的博弈关系。所以说，第一类问题其实也是逆向选择问题：即潜在投资者将不管企业的质量好坏而给与其同样的价值评价。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类企业：一类有较高生产率，而另一类较差。可以把前一类标示为高质量企业，后一类标示为低质量企业。对潜在投资者而言，判断企业质量的成本高昂。在没有任何事前信息的情况下，所有企业将具有同样的市场价值。因此，区别企业质量的高低会获得潜在利益的补偿。一方面潜在收益的存在使潜在投资者有动机对所有潜在购买对象的信息收集支付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企业证券的每一个潜在投资者都有动机付出信息搜寻成本以获得潜在利益，从而会导致投资者的过度搜寻，或者，搜寻成本过大而使投资交易无法达成。如果高质量企业能以低于潜在投资者的搜寻成本的信息成本提供他们自身的信息，那潜在投资者会愿意通过支付较高的证券价格来补偿这类企业。这样，高质量企业的当前股东和管理者就有动机披露企业的信息。然而，由于当前股东、管理者和潜在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低质量企业的当前股东、管理者因利益驱动存有虚报企业质量的动机，以误导潜在投资者对企业的估价。当前股东和管理者这种误导潜在投资者的可能性便形成了企业的缔约风险一即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这是没有财务信息管制时的情况。进一步地，如果要求披露财务信息而没有其他保证机制，那么潜在投资者和当前股东之间还是存在缔约风险，因为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不信任。对于潜在投资者来说，只要存在一个能降低缔约风险的机制，他就有可能缔约。而不管用什么方式和机制降低。理论上存在截然不同的两个降低缔约风险的机制：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

(1)两种机制：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鉴证机制是一种通过降低潜在投资者和当前股东信息不对称，间接降低风险的机制。对于第一类问题(即筹资问题或企业缔约问题)而言，鉴证机制所降低的就是缔约风险。在鉴证机制下，当前股东和管理层要引入独立第三方对自己提供给潜在投资者的财务报表进行权威鉴证(authentication)。当前股东和管理者就会利用独立第三方的鉴证意见作为一种信号

传递(signalling)给潜在投资者。在信息披露管制缺位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当前股东和管理者相信信息的披露会提高潜在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评价，企业就会自愿提供信息。在自愿披露的财务信息中，还可以分为已鉴证的信息和未鉴证的信息。自愿提供已鉴证的信息的企业最有可能是高质量企业。未披露已鉴证信息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将因“定价过高以致无人问津(priced out)”(DeAngelo，1981)。根据斯宾塞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传递模型(spence，1974)可以解释在当前股东与潜在投资者缔约过程中第三方权威鉴证的信号显示作用。也就是说，在无信息管制的环境下，不考虑鉴证意见，潜在投资者只需要知道财务信息是否已鉴证，他就能分清哪家企业是高质量的。在强制披露已鉴证财务信息的制度环境下，所有的企业全部提供了已鉴证财务信息。若只知道财务信息是否已鉴证，那么投资者不能分清企业质量。此时，投资者要进一步知道鉴证意见的内容。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独立第三方的鉴证意见来判断企业的质量。这是建立在独立第三方可信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若投资者对独立第三方的鉴证质量有不同的判断，那么鉴证价值就会不同。保险机制是一种通过保险人承担潜在投资者全部或部分事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直接转嫁风险的机制。同样地，对于第一类问题而言，保险机制降低的是缔约风险。在保险机制下，潜在投资者本该自己承担的风险被保险人分担。关于保险机制的具体分析见案例。本文暂不考虑分别实施鉴证业务和保险业务成本的大小，所以假设鉴证成本和保险成本分别充分低于两者各自产生的价值。

(2)股票交易市场案例。在无信息管制的市场中，假设某企业发行股票，在无进一步的鉴证信息与保险信息之前，潜在投资者对该企业是好企业的概率评价为60％，该企业是差企业的概率评价为40％。当投资回收额超过初始投资额时，表示该企业是好企业；当投资回收额低于初始投资额时，表示该企业是差企业。若潜在投资者确定该企业是好企业，即与当前股东和管理者拥有同样的信息，那么该潜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为10万元；若潜在投资者确定该企业是差企业，那么该潜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为5万元。在不存在任何机制的情况下，潜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就是8万元(10×60％+5×40％=8)；假设当前股东并不愿意以此价格与潜在股东合作，为使交易达成，当前股东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情况：鉴证机制，即当前股东聘请独立第三方对财务信息进行鉴证。如果独立第三方认为企业是好企业，那么潜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提高到当前股东认为合适的价格，比如说，8.75万元。其中，企业价值增加额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对第三方鉴证质量的评价，即主观鉴证质量。这样，潜在投资者与当前股东的股权合作契约或者潜在投资者与企业的投资契约就缔结了。鉴证质量是指若企业实际状态差，而独立第三方也是报告企业状态差的概率。第二种情况：保险机制，即当前股东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向保险人投保。保险人向保险受益人――潜在投资者承诺，如果企业状态差，那么投资者的损失50％由保险人赔偿。这样，潜在投资者对股票的价值评价也会提高到当前股东认为合适的价格8.75元(在当前股东投保后，令企业价值为p万元，p=10×60％+(p-5)×50％]×40％=8.75)。同样，潜在投资者与当前股东的股权合作契约或者潜在投资者与企业的投资契约也达成了。在信息管制市场中的讨论可以同理分析。通过以上的讨论，有这样的结论：第一，无论是鉴证机制，还是保险机制，只要鉴证质量或保险赔偿的责任份额达到缔约的标准，那么股权合作契约或者投资契约就可以缔结；第二，鉴证产品的价值或保险产品的价值完全可以由潜在投资者企业价值评价体现出来；第三，鉴证产品的价值或保险产品的价值就是产品提供前后的潜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评价的增加额。

(3)房产销售市场案例。在无任何管制的情况下，假设某购房者正想向某售房者购买房产，那么他必须有把握取得房产的所有权才会与售房者达成交易。如果售房者没有所有权契约，那么购房者就有理由怀疑售房者并非真正的所有者。当然，售房者可能纯粹是个骗子，但更有可能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如售房者可能债台高筑，把房屋作为取得贷款的“抵押品”；或者，某一法规同时对房屋的产权使用提出了限制。假设购房者准备购买住房，若售房者完全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则购房者愿意支付107／美元；若售房者并不完全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则该房产只值5万美元。购房者仔细9-67后认为售房者不完全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可能性为40％。如果没有相关的保证机制。对于风险中性的购房者而言，最多愿付出8万美元(0.6×10+0.4×5)。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售房者而言很希望有一种机制能够消除购房者对所有权风险的担心。与前面讨论的股票交易市场一样，有两种机制可以消除购房者对所有权风险的担心，即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第一种情况：鉴证机制，即售房者聘请独立第三方对房产所有权进行鉴证。如果独立第三方认为售房者的房产是没有问题，那么购房者对房产的价值评价会提高到售房者认为合适的价格・，比如说，8 75万美元。其中，房产增值额的大小取决于购房者对第三方鉴证质量的评价。这样，购房者与售房者的房产交易契约就达成了。第二种情况：保险机制，即售房者对房产所有权的真实性向房产保险人投保。房产保险人向保险受益人―购房者承诺，如果售房者没有完全拥有房屋所有权，那么购房者损失的50％由保险人赔偿。这样，购房者对股票的价值评价也会提高到售房者认为合适的价格8.75万美元。同样，购房者与售房者的房产交易契约也达成了。售房者购买这种“所有权保险”，保险人承保。这个保险契约之所以能签订是因为，房产保险人可以研究房屋产权的历史，检查与之相关的负债，以及所有权方面的问题，然后保险人再承担可能存在的其他风险。因为房产保险人是房产保险方面的专家，很容易收集到一些相关信息，因而保险费往往低于损失的期望值。通常保险金在0.1万美元左右，而损失的期望值要大得多，达到0.75万美元[(8.75-5)×50％×40％]。很明显，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迎合了售房者的利益。因为在具有保险的情况下，除了风险爱好者之外的几乎所有购买者都愿意比没有保险时支付更高的价格。

(四)企业履约问题及其风险解决方案　对于第二类问题，也就是管理雇用契约的委托人和人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风险问题。管理者在管理雇用契约中拥有私人信息，是人；投资者在管理雇用契约中不拥有私人信息，是委托人。在管理雇用契约签订后，投资者不知道企业的情况。投资者和管理者是事后隐藏行动和信息的博弈关系。这种情况导致履约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说，第二类问题其实也就是道德风险问题：即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和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管理者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表示，契约参与人签约后，管理者选择行动(如工作努力还是不努力)；“自然”(nature)选择“状态”(the state of theworld)；管理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企业经营成果；投资者只能观测到最终的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管理者工作是否努力和自然状态；此时，投资者

唯一能观测的信息――企业的经营成果是由管理者提供的，投资者怎样才能相信经营成果报告(即损益表)呢?另外，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是指，管理者和投资者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比如说，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等)；管理者可以观测到自然的选择即财务和经营风险；投资者只能观测到管理者的行动(如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而不知道这种行动是否对投资者有利；这样，投资者就要求管理者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即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现在的问题又是投资者凭什么相信管理者呢?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契约关系存在两种：一种是与股权投资者的委托关系；另一种是与债权所有者的委托关系。管理者与股权投资者的委托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管理者与债权所有者的契约关系可以在同一分析框架下讨论，所以为简化讨论，下文就只讨论管理者与股权投资者的契约关系。事实上，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下，股东监督管理者的逻辑是，财务信息(包含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的信息)影响股价，股价决定管理者的命运。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中，在财务信息公布时，就股东整体而言，部分股东首先在股票交易市场中用脚投票――考虑是否卖掉股票收回投资；然后余下的股东和新近的股东在经理市场用手投票――考虑是否解除或加强管理雇佣契约。所以，股票交易契约决定管理雇用契约；管理雇用契约问题转化为股票交易契约问题。当前股东为了在股票交易市场中能以尽量接近股票真实值的价格交易，就需要一个机制对管理者提供的财务信息提供保证，以降低投资者的履约风险。如上节讨论，存在两种机制：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因此，解决企业缔约问题的机制与解决年度报告问题的机制是一样的，可以同理分析。

三、第三方契约问题(或风险)

(一)第三方契约的产生逻辑　前文虽然提出了解决企业缔约和履约问题的两类机制：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但仍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潜在投资者为什么自己不搜寻信息确定企业是否好企业?为什么当前股东自己不向潜在投资者承诺赔偿，而要找保险人代位承诺赔偿?第三方契约的产生逻辑是什么?潜在投资者凭什么相信第三方(鉴证人或保险人)的意见或承诺?这样，企业的缔约和履约问题(或风险)转化为第三方契约问题(或风险)，即在鉴证机制下鉴证契约问题(或风险)和保险机制下的保险契约问题(或风险)。在前面的论述中，隐含了解决缔约和履约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三方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方的交易费用。充分条件的意思是，引入第三方可以解决缔约和履约问题；必要条件的意思是解决缔约和履约问题一定要引入第三方。要解释第三方机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原因。然后，再探讨第三方契约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第三方契约的产生需求动因是：当前股东和潜在股东存在缔约和履约两类风险；前文已经详细解释了为什么需要第三方契约。第三方契约产生的供给动因是：第三方契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成当前股东与潜在股东之间的契约。假设当前股东和潜在股东交易时，刚开始时并不准备引入第三方。对于潜在股东来说，在没有进一步有效信息之前，他唯一的知识是全社会好企业概率和坏企业的概率。潜在股东为达成交易，自己去搜寻信息。这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潜在股东没有专业化知识，信息搜寻能力有限，从而并不能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的程度，以达到可容忍的缔约标准。二是在资本市场中，潜在股东一般很分散，即使假设每个股东都具备专业知识，如果每个股东都要自己搜寻信息，那么要造成很大的成本支出，以致即使最后可以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的程度并且达到可容忍的缔约标准，也会因为成本过高而无利可图；潜在股东预期到这种情况而不能缔约；如果潜在股东改变策略，与其他每个潜在股东达成协议，推举某个潜在股东代表去搜寻信息，之后信息共享；这个方法在较小的范围内有可行性，但是，对于资本市场中的潜在股东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缔约的成本会极端地高；因此，对于潜在股东来说，如果自己搜寻信息，即使存在很大的潜在缔约收益，也会被潜在专业知识不够、信息重复搜寻的成本或大量缔约的成本所抵消。因此，潜在股东并不具备信息搜寻的优势。若引入具备专业知识的第三方，便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与潜在股东相比，第三方具有的优势有：第一，具备专业知识，可以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虽然潜在股东也可以自己学习专业知识，但是不可行，原因是时间上来不及，而投资机会稍纵即逝。即使时间来得及，学习的知识也没有规模效益，原因是专业人员的知识可以重复利用。第二，搜寻成本低，第三方只要搜寻一次信息，而潜在股东要重复搜寻。第三，缔约成本低，第三方只要缔约一次，而潜在股东之间要大量缔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对于当前股东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具有信息优势。与潜在股东的原因一样，当前股东自己搜寻信息的费用超过第三方的信息搜寻费用。这样，第三方比当前股东更具信息搜寻优势。即使当前某些股东具有信息优势(例如，某些大股东)，但是还是存在当前其他不具有信息优势的股东(例如，小股东)。此时，当前具有信息优势的股东可视为管理者，成为当前不具备信息优势的股东人。因此，本文所指的管理者其实包括，经理层和当前具有信息优势的股东；而当前股东仅指当前不具有信息优势的股东。从信息搜寻能力的角度讨论，第三方具有相对优势；但是，如果潜在投资者不相信第三方的意见或承诺，那么交易仍然很难达成。这样就产生了第三方契约问题。因此，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降低第三方契约风险。

(二)第三方契约问题(或风险)的解决方案　第三方契约问题就是指鉴证机制下的鉴证契约问题和保险机制下的保险契约问题。在鉴证机制下，鉴证人发表的鉴证意见纯粹是一种信誉担保；在保险机制下，保险人的保险承诺是一种经济担保。(1)鉴证机制下的信誉担保。信誉担保要靠鉴证人的专业能力和道德。如果某人要成为鉴证人，那么他需要在能力c和道德e两个方面同时达到标准c和e。标准以可以达成交易为限，例如，若鉴证质量达到q就能达成交易，那么就以q的鉴证质量为标准。若鉴证人专业能力未到标准，那么无论他的品德多高，他都没有能力做出鉴证意见。即使做出鉴证意见，潜在投资者也不相信。为使潜在投资者提高对鉴证意见的评价，这种专业能力未达标者要排除在鉴证市场之外。因此，进入鉴证市场需要准入资格，例如，通过若干资格考试等等。若鉴证人品德未达标准，即使专业能力达到标准，那么潜在投资者也不相信鉴证人的鉴证意见。此时，需要职业道德规范作为鉴证人品德的评价标准。(2)鉴证机制下的事后惩罚机制。只有鉴证人专业能力和品德同时达到标准的条件下，潜在投资者才能相信鉴证人的鉴证意见。然而，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鉴证人品德达到标准?毕竟鉴证人不是圣人，纯粹的道德并不可靠。所以，需要法律制度，即一种事后惩罚机制。这种事后惩罚机制，即法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性惩罚机制，一是非经济性惩罚机制。经济性惩罚还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民事赔偿制度；另一是非民事罚款制度。民事赔偿制度是指若投资者发生投资损失，鉴证人将赔偿潜在投资者的损失，即民事责任；非民事罚款制度是指若投资者发生投资损失，鉴证人向政府缴纳罚金，即行政责任；非经济惩罚是指，取消鉴证人资格(即行政责任)或剥夺鉴证人的人身权利或

自由(即刑事责任)等。另外，在本文中，民事责任制度就是经济性惩罚的民事赔偿制度；非民事责任制度包括经济性惩罚的非民事罚款制度和非经济惩罚制度。若事后惩罚机制由投资者自己主导，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投资者可能与鉴证人私下和解；这样，可以降低诉讼成本。二是若不能私下和解，那么引入仲裁人――法院；在具有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的情况下，鉴证人要赔偿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在没有足够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就要引人非经济惩罚手段，比如取消鉴证人资格或剥夺鉴证人的人身权利或自由等。这是一种准市场机制。若事后惩罚机制由政府主导，那么政府在鉴证人鉴证失败的情况下，要对鉴证人进行经济罚款。这是一种纯管制机制。一般说来，纯管制机制下的效率低于准市场机制。(3)保险机制下的经济担保。在保险机制下，经济担保是纯市场化运作。只要保险人具有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公正迅速地理赔能力以及专业服务能力，那么投资者是相信保险人的承诺的。这种机制是纯市场机制。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展望：第一，理论上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都可以推动企业契约安排。而且在不考虑实施鉴证业务和保险业务成本的大小的情况下，两种机制是等效的。这个结论的意义重大，它沟通了现实中的两个重要的市场：鉴证市场(即狭义的审计机制)和保险市场。但是，在现实当中，在股票交易市场是使用鉴证机制；而在房产交易市场却使用保险机制。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在股票交易市场中，鉴证机制与保险机制是否存在效率上的差异?若存在差异，哪种机制效率高?若没有，为什么与现实情况有差异?其背后根源与逻辑是什么?这是笔者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第二，解决缔约问题(IPO问题)和履约问题(年度报告问题)的机制是一样的，都可以使用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第三，前面讨论撇开了现有审计定义，现在回归现有定义。依据美国会计学会(AAA)颁布的《基本审计概念说明》，审计的概念可以描述为“为确定关于经济行为及经济现象的结论和所制定的标准之间的一致程度，而对这种结论有关的证据进行客观的收集、评定，并将结果传达给利害关系人的系统过程。”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国际审计事务委员会在《国际审计准则》中把审计的概念定义为“审计人员对已编制完成的会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遵循了确定的财务报告框架发表意见。”另外，美国审计师协会(AICPA)在《审计准则说明书》第一号中认为，审计是“独立审计人员对会计报表加以审计，收集必要证据。其目的是对这些会计报表是否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意见。”由此可见，审计服务的产出就是审计师对企业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的意见。若纯粹从审计师发表审计意见的内容来看，审计师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对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独立鉴证的过程。从这个概念出发，审计机制是一项鉴证机制。若没有民事责任制度，则审计机制则是纯鉴证机制。若从审计师对发表审计意见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后果来看，审计意见是审计师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投资者)一种风险保证。审计的保险假说便是基于此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审计机制是准鉴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