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正向台湾逼近

日前，债务危机笼罩全球。台湾也有步上后尘的趋向。

今天的台湾已陷入政治争斗与选举缠斗的怪圈，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都与政治、选举有关，经济问题却不受重视，即使关注也被高度政治化。对欧美债务危机漠不关心，则会掩盖台湾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与潜在的财政危机。事实上，财政危机与债务危机正在向台湾逼近，有学者担忧台湾将沦为“希腊第二”。依目前台湾经济形势与“政府”举债趋势，用不了三年时间，台湾就会面临举债上限与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

“政府”举债逼近法定上限

美国债务争议的核心是奥巴马政府希望提高政府借债上限，以免出现政府债务违约，以及由此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此共和党与就解决债务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斗争。台湾在法律上也规定了“政府”借债上限，即“中央政府”债务（指未偿还余额，下同）占前三年GDP的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0%，“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债务占前三年GDP的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8%。

台湾实施民主政治之后，由于财政支出不断扩大，预算外的“特别预算”不断增加，而财政收入增加又相对有限，导致“政府”不断通过举债来满足其施政与建设的需要，于是“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财政形势持续恶化。依台湾“财政部”统计，1997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首次突破2万亿元（新台币，下同），上台执政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第二任期次年即2005年首次突破4万亿元。到2010年，各级“政府”一年以上债务达到5.25万亿元，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达39.2%。

从“中央政府”债务看，2000年，上台执政第一年，首次突破2万亿元（2.4万亿元），较上年大幅增加1.1万亿元，如此大的增幅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2003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到2007年已增加到3.7万亿元，也就是说，执政八年，“中央政府”债务增加了2.4万亿元。上台执政后，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八水灾”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持续扩大，不得不大量举债。其中，2010年，“中央政府”举债1200亿元；2011年度举债净额超过4000亿元；2012年，估计债务净额仍接近4500亿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台湾“中央政府”债务将接近5万亿元（4.9万亿元），与上台时的3.7万亿元相比，债务净额增加了近1.2万亿元。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为34.4%，已逐步逼近“中央政府”举债上限40%的临界点。

事实上，台湾“中央政府”债务远不止4万多亿元，而是其数倍之多。台湾“立法院”预算中心估计，包括潜藏债务及“非营业基金”举债等，合计债务总额达13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台湾GDP总量。更有学者估计，若加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台湾各级“政府”债务总额将超过20万亿元。可以说，今天台湾当局已是债务累累，到了爆发债务危机与“政府”破产的边缘。

今年年初，惠誉信誉等评级机构警告，“台湾财政赤字过高，债务评级面临调降危机”，许多财经学者都担忧台湾会步希腊后尘，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台湾审计部门也于日前发出警告，呼吁当局以欧美债务问题为鉴，强化债务管理。

目前台湾当局的举债空间不足7000亿元，以目前举债速度（近十年平均每年举债约2800亿元），预计到2014年前后，台湾就会接近举债上限，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财政紧缩， 公共建设预算大缩水

在财政吃紧与“政府”债务高筑的情况下，下年度台湾公共建设经费较上年减少了一半，为1252亿元，科技发展经费也进一步紧缩。

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台湾当局要求有关部门勒紧裤带，作好过苦日子的准备。日前，台湾“主计处”正式发文，要求各部门明年一律削减人事费用与其他基本预算。7月11日，台湾“经建会”通过“2012年度重大公共建设预算”案，编列预算2166亿元，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

为了筹措经费，台湾“经建会”提出一套新方案，即所谓的“全蛋计划”筹钱方案。就是把公共建设视为“蛋黄”，建设所生产的收益视为“蛋白”，以前“蛋黄”即公共建设每年“政府”花费数千亿元，但“蛋白”这块收益为地方政府及民众享有，造成一种不合理的资源与利益分配机制。在公共建设资金吃紧的情况下，“经建会”希望改变这套分配机制，让“蛋白”的收益能回馈到“蛋黄”，即让公共建设的外部收益内部化，这样公共建设的经费就不必全部依靠“政府”的预算解决，财政压力可得到缓解。从“经建会”设想的公共建设所生产的收益来源方面来看，主要是通过建设完成后邻近土地所增加的容积率以及地价税与房屋税收收益来实现，摆脱不了土地财政的怪圈。但由于这套方案涉及利益广泛，执行起来将困难重重。

靠卖地与释股难以为继

台湾财政困难由来已久。“政府”举债不断扩大，却一直未超过法定举债上限标准，关键之一在于台湾当局不断钻法律空子，通过正常财政预算之外的“特别预算”方式编列预算，绕过了公共债务法定借债上限限制。另外，执政时期，更是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解决财政收入不足问题。胆子大，他通过大量出卖公有土地与出售公营企业股票两大手法筹措资金，满足“政府”支出需要。

台湾尽管实行的是私有土地制度，“政府”征收土地比较困难，但台湾当局所拥有的公营企业则拥有大量的公有土地。其中，“经济部”下属的台糖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地主，执政期间，通过他所任命的台糖公司董事长不断出售台糖土地，筹得巨额资金，缓解财政困难。

此外，台湾还有大量公营企业，控制着资产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为了筹措资金，曾指示这些公营企业出售他们手中的股票，即所谓的“释股”以解决财政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的做法就是通过“公有资产”流失换取“政府”施政所需要的资金，结果使得许多公营企业变为私营企业。的这一做法也被批评为贱卖“公有资产”。

上台执政后，主要是通过正常的举债来解决财政困难，造成了“政府”债务的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在开发建设与筹措财源的需要下，大量征收农地，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弹。日前，在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征地”的抗议活动，预示着这一问题正逐步演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未来通过农地征收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办法将越来越行不通。

民众税负偏低，“政府”入不敷出

今天台湾财政状况的恶化与债务风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台湾的选举与民主政治有关。在所谓的台湾民主政治体制下，蓝绿两大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不断提出种种减税与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支出的承诺，结果造成“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以明年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来看，蓝绿两大政党轮流在税收与社会福利问题上大做文章。为了争取连任，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资源，提出了许多减税或增加福利支出的措施，如给公务员加薪、增加农民养老金、调降个人综合所得税等。这一增一减，让本来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支付庞大的“国民年金”（台湾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依照规定，台湾当局在财源不足时需要通过提高1%的营业税来筹措财源。但“大选”当前，台湾当局怎敢加税？

据统计，近十年来，台湾的租税负担（财税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11.7%与13.9%之间。2009年台湾租税负担为12.2%，超过了租税天堂的香港与新加坡，是亚洲租税负担最轻的经济体。2010年，台湾租税负担进一步降低为11.9%，创历史新低。

民众税负低，关键在于台湾不断地降税、减税而不敢加税。近年来，台湾当局为鼓励所谓的资金回流或提高企业竞争力，先后大幅调降遗产赠予税与营业税。其中，遗产赠予税由原来的50%降为10%，大幅下调了80%；企业营业税由25%降为17%。日前，台湾又正式实施了个人综合所得税退税制度，估计因此台湾的财政收入每年将减少460亿元。

台湾当局这种在选举与政治考虑下不断讨好选民的做法，并未获得民众的肯定与认同，反而被认为是图利财团，一般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这些降税措施是否达到促进资金回流或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不宜妄下结论，但确实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让“政府”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对此，台湾不少财税学者痛批，“政府”减税过度，造成租税负担过低，“政府”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是自食恶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或财源，自然会减少公共建设、教育发展等预算编列与支出，最后还是会影响到民众自身的利益。

选举绑架经济与财政的恶果

日前，在野的在增加社会福利方面又大做文章，提出增加1000元的老农津贴，即将老农津贴由现行的6000元提高到7000元，这一提议如果付诸实施，将进一步恶化台湾的财政状况。

老农津贴在台湾已经成为政治绑架经济与财政恶化的典型范例。1995年台湾举行新一届“立委”选举，率先提出发放老农津贴，以争取农民群体的支持，这一提议得到了籍“农民派”“立委”的认同与支持，国、民两党在相互妥协下提出并制订了“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当年5月，该提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按照规定，凡年满65岁以上、投农保年资六个月以上、且未领取其他补助的农民，每月可以领取3000元津贴。老农津贴的发放，使得台湾当局每年须多支出上百亿元的经费。从此，每逢选举，台湾就会有人提出增加老农津贴的主张。

1998年“立委”选举，有人提出要增加老农津贴。同年10月“立法院”通过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放宽发放条件，取消申请资格限制，并将老年渔民纳入发放对象。2004年“大选”之际，选情不佳的再次将老农津贴增加到每月4000元，“政府”每年必须再多支付90亿元。2005年“三合一选举”之后，蓝绿在政治考虑之下将老农津贴每月再提高500元，“政府”每年再增加80多亿元的支出。2008年“大选”期间，也学会了这一招，将老农津贴提高1000元，老农津贴达到每月6000元，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如今新一届“大选”开始，又提案增加老农津贴1000元。可见，老农津贴已成为选举的工具，蓝绿政治人物屡试不爽，是台湾选举绑架经济、选举绑架财政的“最佳例证”。

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状况与“政府”庞大的债务问题，在今天的台湾似乎找不到良药。台湾财税改革讨论与推动数十年，但进展十分有限，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财源，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台湾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严重不足，偶然的高增长（2010年增长10%以上）改变不了中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今年又回到5%左右的增长，未来也只能维持4.5%左右的中低速增长）。经济增长放慢，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下降，自然会影响到财源的增加。

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与债务问题，目前台湾有关部门的政策思考方向仍脱离不了在土地与房地产问题上做文章。如“经建会”提出的“全蛋计划”方案虽有创意，但仍集中在土地利用与土地相关利益分配问题上。“财政部”官员也倾向从土地与房地产税入手，排斥提高遗产赠予税与营业税等增税办法，这对解决财政困难与债务危机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台湾财政困难与财务危机的另一根本性原因是政治对经济的绑架或选举对经济与财政的绑架。为了牟取政治利益，台湾的两大政党不断提出减税与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攀比与上升趋势，其结果只会让“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财源不足，加税不易，而施政与建设又处处需要钱，当局只好靠借债度日，于是债务越借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如果任其发展，其后果则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