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文学复兴?文学杂志新面相

一夜春风来，杂志书盛开，

作家们忽然都多了个头衔：主编。

是文学杂志的华丽转身抑或市场对作家的利益驱动？

是否会给传统文学杂志造成冲击？

抑或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文学的春天来了”？

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学复兴，

但来势汹汹的文学杂志潮起码

让渴望阅读的人多了许多可能。

这个春天，我们心怀期待。

作家为什么做主编？

四月一日，文学杂志《天南》上市。

“在经历各种不同类型杂志和传媒产品的喧嚣腾闹后，文学刊物携带着一种物质丰裕之后人们对精神品质的向往重新回到市场上。”杂志出版人邵忠说。

这个春天，文学杂志（杂志书）突然来势汹涌。

三月，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上市，创刊号印量100万份。年初郭敬明旗下人气作者落落和笛安也分别主编《文艺风象》和《文艺风赏》，上市三天即销售出18万册，超过七大老牌文学刊物销量总和。而洪晃创办的由女作家轮流做主编的文学杂志将在今年六月面世。

有人说，国内文学杂志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它的上一次出现，是2008年推出的《HANA》、《鲤》和《漫女生》；源头则是郭敬明的《最小说》，至今仍保持每月50万的销量，无人能敌。

伴随而来的，是这些杂志旗帜鲜明的对传统文学杂志的批评和挣脱。出版《文艺风》杂志的长江文艺总编辑安波舜说，传统的文学杂志不过是圈子文学。“圈子里人们警惕性很高，怕新人抢他们的饭碗，他们很封闭和自恋。近几年的评奖不承认年轻作家，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创造出了许多所谓的、匪夷所思的文学概念，比如把滥抹叫创新，把看不懂叫做精神阅读，其结果是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同质化。”对以往圈子的警惕，却有了一个吊诡的结果，文艺风最受批评的是另外一种圈子化：“青春文学的小圈子”。

《大方》的编委止庵用了提醒这个词。他说，当下的文学市场有些低落，《大方》的创办，亦是希望对老牌杂志有个“提醒”。

《天南》主编欧宁的声音则温和老派的多，他也喜欢看《人民文学》和《收获》，“内容非常棒，但杂志的品相、排版的呈现，譬如永远分两列……都是很老的观念，很难吸引新的读者。”他也并不认为年轻就是好的。年轻人办的杂志“虽然他们已经很重视视觉的―我不想用包装这个词―经营，但水平还是太低了”。而他希望的读者群“在十八岁到五十岁中间”。

经营，读者群，市场，这些词越来越多的被提到。洪晃发起、春树主编的这期杂志名叫《缪斯超市》，意在“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缪斯，这本书就是一本贩卖缪斯的超市，请读者自己挑选。”而止庵看来，《大方》提供了众多的进入点，读者总会被其中的一点所打动。欧宁虽然说“不迁就市场”，不过是因为，他把生意交给了背后的邵忠。

而不约而同以知名作家为主编，更可以看出背后的市场诉求。安妮宝贝、春树、落落、笛安……她们有着固定的读者群和市场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杂志的发行，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借力。因此，才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安妮宝贝不过是杂志的“傀儡”。出版人路金波对此觉得惋惜，他认为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已经拥有大批读者的成熟作家有资格做任何事，但“他们是有天赋的写作者，理应为文学做更多贡献。文人也不适合整天与商业打交道，做出来的杂志都不太好看。”

作家为什么做主编？欧宁说，“许多作家有市场号召力，但出长篇周期很长，定期出版的杂志则可以更加密集地利用作家的知名度。”他说，这繁荣的一切，和“文学的春天”无关。

春树说得更加直白：“写长篇挣得太少也太累了，这是所有人的理由。作家需要维持名声，也需要吃饭，幸好他已经积累了一些读者群，编一本杂志，一两个月就有一回收入，两全其美。再差的文学杂志也比一本充满了软广告的时尚杂志强，为什么不放作家一条生路呢？”

作家的生路，同时也是文学杂志的一条畅通之路吗？

《大方》冲击传统

杂与美

三月，《大方》以首印100万册上市，主编为安妮宝贝，编委亦是一串闪光的名字：止庵、马家辉、叶美瑶（台湾时报出版副总编辑、张大春之妻）和胡朗。在杂志出版史上，100万册是个破天荒的数字，即使，这是一本标榜纯文学的“小众”杂志。

《大方》的筹备始自半年前，经过沟通，编委们确认做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编委止庵认为，这也和当下杂志“格局太小”有关：“为什么现在杂志书这么火，是因为杂志和书都不能让人满意，书太单一，杂志不够杂，编排和装订也缺乏时尚感，所以有了重视内容的‘杂’也重视装帧之美的杂志书。我们想做一本杂志真正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打通，把诗歌、小说、评论的形式打通。这其实是种回归，民国时期的杂志譬如《新青年》，不拘国家不拘体裁，很宽泛。”

但《大方》上市之前，其与日本杂志《思考者》几乎一致的封面已经引起争议，安妮宝贝回应这是经由日本新潮社授权；上市之后，最大的争议也关于“杂”,全书208页，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村上春树，长达101页的访谈，32页对村上提到的地方寻访的图文，大有不将村上做尽不罢休之意，一个人就占如此比重，何谈“杂”？止庵说，这是故意的。“希望开启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大方》上读到长篇的有分量的东西。”用安妮宝贝的话说，则是：“我希望与这个喧嚣的热衷形式热衷是非琐屑热衷丑胜于美热衷言论胜于意志热衷物质胜于灵性的时代，拉开一些距离。”当有记者问她对今后发行的估计，她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

大篇幅的翻译，甚至封面也是版权引进，不少人质疑《大方》的原创性。“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毕竟现在是个全球化的世界，原创、翻译、引进之间的区别已经很小，强调原创并没有太大意义。做杂志应该有全球的视野，把超过一半的篇幅给这篇村上的访谈，是因为它足够好。当然把它放在创刊号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有异议，没关系。” 止庵说。

相信直觉

并非没有人担心这种姿态的无效，譬如《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只有很少的读者会真正对村上的长篇访问有兴趣，大多数人还是冲着安妮宝贝的名头去的，毕竟她已经五年未出版新书。“如果下一期她不发散文了，这个一百万的销量迟早都要下降，最后《大方》会重蹈其他杂志书难以为继的覆辙。”

止庵并不特别关心《大方》的市场前景，首版印刷100万册，是“事先向各地书商征订过才决定的，实际征订量要远高于100万册”；另一方面，他以作家的直觉相信，这本杂志是有读者的。“我很多朋友买这期杂志就是因为那一页周作人的手稿；也有人是为了贾樟柯那篇除夕夜才等来的稿子，还有人为的是黄碧云，也有人为的是安妮宝贝的三篇长散文。杂志和书的不同在于：一本书要完全对我的胃口才会买，但很多人买杂志，一个吸引他的点就够了。”

除了品牌效应，止庵认为，作家主编文学杂志，也是一种追求：“超越自身创作之外的追求，比如推荐一些他写不了的东西，或者为一些原本没有平台刊登的好作品提供一个载体。”他举周作人两篇未刊稿为例：“周作人给《大公报》写过两篇没采用的文章，《龙的传人》的复印件是周作人家人给我的，放在这已经三年，写得太好，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发在普通的报纸、杂志上，可能根本无法引起反响。但《大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平台。”

在止庵看来，当下的文学市场有点低落，《大方》的创办，亦是希望对老牌文学杂志有个“提醒”：不能再那么办了。“一是理念，我相信不会再有杂志愿意刊登村上的这篇长访谈，即使愿意也起码要分成三期；二是印刷，太不讲究；三是稿费，我曾经给一本杂志写了一万四千字的稿子，资料准备加上撰文及修改花了四个月，拿到一千多块钱稿费，如果以此为生根本无法生存。杂志书的出现对传统办刊方式是个冲击。”

对话安妮宝贝

与喧嚣拉开距离

FAMOUS：两年未出新作，在这个时候推出杂志《大方》，有何契机？

安妮宝贝：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来邀请过做杂志书，但我不想做商业气息太重或者太个人化的杂志书，这样的读物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不想做重复的内容，在我看来，也不必浪费时间。所以，一直都是拒绝的。如果要做一个读物，我就想能有几个想法一致观念相近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建立一个笃定单纯的平台，向读者推荐独特的作品、阅读方式、思想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值得尝试。半年前，我们开始筹备杂志书。之前彼此沟通很久，对杂志书的定位风格内容主题等基本都达成共识，那就是做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挑选自有风格的作者、文字、图片、有一定距离感”，“推崇一种平实的、真诚的、清湛的、开放的思考方式。”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

FAMOUS：你曾说过：“在这个时代从事写作的写作者，要经受更多商业考验，面对更多是非琐屑。”相对个人书籍而言，杂志本身更具商业属性，需要被更多人阅读才有它的生命，在这一方面你如何考虑？

安妮宝贝：我们做的杂志，刚好是要不合时宜的，在时间之外的，与时代略微有距离的。我希望一切对文学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够在《大方》当中得到一种愉悦和受益。它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好的内容，还有对审美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和帮助。

FAMOUS：写作是种个人活动，但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需要向外发掘的眼光、和编委沟通的精力，向内和向外之间你有什么心得？

安妮宝贝：做杂志书，与写作，对我来说是各自独立的两部分内容，但又互相关联。它们之间不会有冲突排斥，相反，应该是互相得益的。专注与开放，静止和流动，个体与大众，各种能量得以一种流畅的贯通和平衡。我并非觉得自己不需要同类，或没有同类。同类在整个人类世界里存在很多，只是也许存在于不同时空而已。

FAMOUS：你觉得一本好的杂志该有什么样的具体呈现（譬如它的气质、文字风格、装帧、版式、纸张，等等）？一个好的主编又该具备什么样的质素？

安妮宝贝：我觉得好的杂志应该是扎实的、笃定的、诚挚的、深入的。文字耐读，可以被慢慢读，反复读，可以被留存。它应该让人受益。好的主编，要有独立的想法，并且不畏惧于把它实现。

FAMOUS：前言中你提到《大方》“甘愿带有落伍和倒退之气”，“倒退”是向何处去？

安妮宝贝：我希望与这个喧嚣的热衷形式热衷是非琐屑热衷丑胜于美热衷言论胜于意志热衷物质胜于灵性的时代，拉开一些距离。《大方》会有一个自然的发展的过程，它刚刚萌芽，我们也都是刚刚做杂志的人，需要更多实践经验。

FAMOUS：你提到《大方》挑选有风格的作者、文字、图片，有距离感，这份“距离感”意在哪里？

安妮宝贝：距离感来自与时空、主流意识、大众价值观等种种因素的关系。我们向读者推荐值得阅读的作品，希望他们会得到心得，逐步接受。而不自以为是地去提供认为他们会喜欢的作品。

FAMOUS：编委止庵说《大方》希望能做到“杂”，不在篇幅多而在边际广，但也有声音认为《大方》太凸显你的个人趣味。

安妮宝贝：任何杂志都需要一种强烈的风格。它若没有趣味，它就是一堆拼凑。但这种趣味未必是我个人的，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平台共同建立的并希望向外传递的，《大方》的趣味已经用它本身的图了说明。创刊号我们会有些小缺憾，毕竟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以后会有空间做调整改进。

FAMOUS：一期好杂志的出品需许多时间与精力，是否已有计划放缓写书的步调？主编这份工作，你允诺它的底线在哪里？

安妮宝贝：没有，我会继续出版新作。底线在于，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它是我想要的样子。

《天南》 款待文学

最漂亮的文学杂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十几岁的欧宁写诗，编地下诗刊，和许多诗人交往，“过一种集中的文学生活”。此后，他从深圳到广州又到北京，策划过许多新锐活动，组织过音乐会，设计过书籍《北京新声》，主编《周末画报》别册，拍过纪录片，策划“大声展”……成为一个“跨领域文化工作者”。

“大概从2008年开始，我就很想回归文学了。已经做了很多次的大型展览，那些行政事务再也不想做了。所以2009年做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期间，我策划了‘漫游’项目，让建筑和文学发生关系，之后出的那本书还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书’奖，坚定了我往文学方面靠拢的信心。”

2009年，他向现代传播老板邵忠提出了做一本文学杂志的想法，邵忠很有兴趣：“一是因为《天南》的刊号买下来一直没有做，像植物人一样养着；二是韩寒等作家办的文学杂志，给他市场上的信心。”欧宁的出发点，和其他做主编的作家并无关系，然而在这个商业社会，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持才能做成一本烧钱的杂志。筹备期间，现代传播集团高层的经营团队并不看好，几经拖延，直到去年年终才开始筹办。今年作家阿乙加入团队，成为《天南》执行主编，欧宁说：“我要回归文学界，要重新建立在文学界的资源和人脉，阿乙的作家身份可以使这个圈子的资源迅速到位。”

四月一日，《天南》出街，7号到达杭州，当天300本被抢购一空。微博上已有近三千人关注。它的封面，摄影师陈琬去年12月9日清晨在恒河东岸拍下的一个疾走的行人的照片，被诗人廖伟棠认为“可能是近二十年来最漂亮的国内文学杂志”。

欧宁说：“我们要款待文学。我们把所有参与每期杂志供稿的作家、译者、摄影师和插图艺术家的名字都从Ａ到Ｚ的顺序排列在封面上，这是一本以作者为主角的杂志。”他希望给作者充分的创作可能，譬如他委托梁鸿（著有《中国在梁庄》）到福建培田、福前以及河南兰考采访，写成了《行动在大地》，花了两个月时间―其他杂志人看似奢侈的运作，欧宁还是觉得仓促，他的理想时间是半年，“但当进入杂志工业的流程，很难给作者很长的时间去完成。”

这种运作造成了文本的厚重，《天南》最短的书评也要六千字，其他基本在七千字以上，最长可达到四万字。没有访谈体，也基本没有图片，显然，《天南》没有迎合更多读者，而是对读者提出了要求。

“我们不想迁就市场和读者，而是希望尽最大努力来引导读者。强调长度，是因为现在的媒体都是短的、浅的快餐式阅读。这个时代并不缺乏阅读文化，缺的是深度阅读。我曾经很喜欢看杂志，2008年之后我又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书。时代出现了回归，就好像很多人不再继续大城市的生活，搬到农村或者小城市居住，也有一些人厌倦了时尚资讯，开始寻找能够提供深度阅读的媒体。”

奇妙的组合

他希望办一本有前瞻性的杂志，“及早嗅到时代的新气味”，同时也希望能够介入现实，让知识分子开始行动。“为什么我让梁鸿采访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的教授和大学生，他们有行动性，是真正接触到中国现实核心的一群人。”

如果离读者太远，切入现实的力度就会减弱，欧宁贴近读者的方式，在于他的渠道。首先是报摊销售，其次改变传统杂志宣传的套路。“现在很多杂志创刊就是做一个PARTY，我觉得那没什么用，我们要做路演，去北上广，每个城市选两所大学做演讲，题目是《亚细亚故乡―文学在行动》，抛开杂志，讲述亚洲农村的现实。”欧宁希望以此拉近《天南》和目标读者群―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距离，他期待着为年轻人发声：“一本杂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从籍籍无名中发掘新的作者。阿乙之前是被《人民文学》发掘了，给这个无名的写作者一方新天地，我们杂志做梦都想做这样的事情。”

也许欧宁的底气，来自于老板邵忠的支持：“我从文化的方面出想法，他把它们变成生意，互相独立，是个奇妙的组合。”《天南》由邵忠任出版人，在欧宁看来就是盈利的保障：“只要我们把内容和品质做得很高端，他就可以把广告卖出去。”

《文艺风》 分化文学青年

偶像品牌效应

去年夏天，还在法国读社会学的笛安接到了郭敬明的邀请：相对于《最小说》，主编一本内容更严肃、态度更尖锐的文学杂志。她“糊里糊涂开始了筹备，结果真的做出来了。”当年年底，笛安和落落分别主编的两本杂志《文艺风赏》和《文艺风象》面市。十天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安波舜在会上宣称：《文艺风》系列销量达到18万册，超越了《收获》《当代》等七八家大型传统文学杂志的销量总和。

十八万的数字让安波舜很激动，他说：“偌大的中国，应该有一两本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纯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影响力不断下降，艺术品位下降，价值观念落后。不少曾经先锋的杂志成为‘三俗’的垃圾箱，成为圈子文学的名利场，是无聊文人和体制内人员最后的大锅饭。”

这种背景之下，郭敬明出品《文艺风》，一方面是更频密地利用旗下作者的个人品牌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最小说》的作者群已经非常稳定，必须开创新的杂志抢夺越来越细分的阅读市场，把此前覆盖不到的读者群都填满。《文艺风象》的读者定位于年轻的女孩，风格轻柔细腻，主旨是做一本“好看”的杂志：“先是看到图很好看，而后排版很好看，细读发现文字也很好看……”《文艺风赏》则定位二十到三十岁、尚未忘记文字之美的都市年轻人，其中麦家、阿来的加盟都为这本杂志增色不少。

笛安和落落此前都是郭敬明旗下人气很高的作者，各自出版过若干作品，这次做主编统领一本杂志，两人都觉得陌生而富挑战。笛安说：“自从接了‘风赏’的工作，我每个月的手机费是以前的三四倍。写作是一个人的工作，它容易切断作者和生活的联系；但主编是一份职业，需要用职业的心态去面对。”落落也说：“做主编让她拥有了更强大的处理生活的能力。”

圈子圈外

但做一本好杂志并不简单，尤其《文艺风》这种生来就被打上“青春文学”标签的杂志，很容易被怀疑成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产物，她们的平台―《最小说》已经发掘了大量作者资源，就地取材似乎是最便捷的方式。笛安说：“我们征稿的系统是开放的。几个主创人员都希望发掘新的作者，最忌讳把‘风赏’变成自娱自乐。”她甚至为了避免杂志有太多个人的倾向和品位，规定在头一年，自己的小说不会出现在《文艺风赏》上。“我尽量要求风赏有一个胸怀去容纳不同的东西。”落落则直言“最初的小圈子化无法避免，做杂志需要很多人脉，没有资源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小圈子的困境。”相对《风赏》，《风象》与《最小说》的气质更为接近，落落说她尽量避免使用和《最小说》同样的资源，鼓励编辑广泛接触作者、画者与摄影师，“就是白手起家。”《文艺风象》中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是落落的作品，其他的则需要她以另一种眼光审查――“做主编的作家需要放弃性格中偏激的成分，让自己更开阔一些，知道更多的人喜欢什么。”

她们以两月一期的频率摸索着一本杂志的步调，“好杂志”的样子已经初具雏形。“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它是否有一个未被喊出、但渗透在文本所有角落的价值观？它是否追求着比言辞本身更深远的意义？但杂志的评判标准则是：它是否将它的观点直白地表述出来？”笛安的标准更倾向于严肃文学，落落则更希望将《文艺风象》做成一本重视生活形态的杂志，“从文艺或者文学的方式包装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风象”的主题，有过猫、零食和交通工具，如此浸染在生活细节中的食物，被文字、图画、摄影各式表现，最终想达到的，是一种“治愈”的效果―纤细，温暖，丝丝入扣。

这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孩，似乎还没有野心想要让传统文学杂志改头换面。笛安的处女作便是发表在《收获》上，至今她对那位编辑老师念念不忘感激；落落说：“如果它们愿意刊登我的文章，会特别高兴。”她并不觉得自己是能扛得起重大文学责任的人：“我能做一些抚慰大家的事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