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排他性和功利性弊端

现行学术评价机制和管理实行以来已经六七年了，如果开始时还对克服学术“大锅饭”现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现在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事实上从她一开始推行，就遭到不少教师的抵制和批评，现在批评的声浪有增无减。在众多的批评中，现行评价标准和管理的排他性和功利性弊端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它严重损害了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遗憾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迄今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还采取包括切割功利、清理下发文件和统计表格等在内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遏制弊端滋生。

学术评价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并且能够经受历史和实践的反复检验，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教育管理部门企图通过建立一种模式和机制把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评价统统规范囊括在内，是一种一厢情愿地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术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写作自由，是否有利于学术繁荣和健康发展的，值得怀疑。

学术工作者关注自己的学术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除了统计的需要绝不会用数字来“量化”自己的学术水准，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他们一般也清楚自己学术成果中优劣和区别，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辛勤的学术成果竟然成了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奴工，变成了管理部门统计数字的打工仔，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被迫卷入学术评价机制中去的，而一旦卷入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学术创作的自由，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功利化的道路。那些真正热衷于学术评价运作的却是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和相关利益者。最近有教育部的官员说：“目前的评价分配制度与学术成果的数量关系过于紧密，学术成果的数量往往直接与个人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直接挂钩，与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挂钩，与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挂钩” （引文见周晓燕：《学术评价要由量到质转型——专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袁振国》，《人民论坛》2006年第21期），其实，这种弊端的产生和滋长从源头上说主要的责任者并不在相关学者，而是世纪之交以来上自教育部下至各个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利益获得者。学术工作者中的极大多数质疑现行学术成果评价和管理机制的。

我们看到一种现象，一方面越来越的学者和媒体批评和指责现行学术评价标准既不公正也不科学，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自教育部管理机构到各个高校管理部门，依然如故，一丝不苟地推而广之。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迄今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降温或淡化和量化管理机制。我们不能把学术腐败的个案归咎于“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但是近些年来愈演愈烈、愈来愈普遍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问题及屡见不鲜的学术腐败现象仅仅用“学者个人的学术道德和素养”“社会环境和氛围”影响来解释是不够的，“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氛围，少数个人、单位甚至管理部门不顾科学发展规律，急于出成果，急于出政绩”的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来解释的。

至于一位教育部官员日前称“学术腐败往往与不正当地行使学术权力相联系，仅仅是个别的现象”的估计与现实相距甚远，别的不说，教育系统同样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与不正当地行使学术权力相联系”就很容易产生学术腐败现象，而即使不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只要他们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不同程度的权力（例如导师群体、招生人员、财会人员等手中拥有的相应权力），同样会产生腐败现象。这种“学术”权力同样是一种权力，并不限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对于教育领域来说，出现上述问题首先不能归咎于社会影响，而要从教育部门自身的政策决策和导向上来深刻检查,退一步说,即使社会影响,教育部也有自己的教育责任在内,是把握方向还是推波助澜,教育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种政策的出台和推进要考虑到它的前瞻性、旁侧效应和后发影响。现行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的出台缺乏前瞻性考量，它的旁侧效应和后发影响却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弊端丛生，它明显地助长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氛围”和“不顾科学发展规律，急于出成果，急于出政绩”的倾向。我们如果不从教育部自身政策上的寻找原因，即使由“量“到”质“的学术评价标准转型，恐怕只是换汤不换药。

笔者以为，为了克服现行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的弊端，使学术评价尽可能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推动学术事业健康发展，首先要克服学术评价功化倾向，使现行的学术量化机制与个人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等直接脱钩，在操作上切断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因素的干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量化”的功利刺激已经在相当程度腐蚀了一群人，尤其是获利集团不会轻言脱钩。但是我们的决策部门只下下决心做到这一条，可以从源头上、从经济利益驱动上遏制了量化指标体系的兴风作浪，也将迅速地把广大学术工作者从数字化统治下解放出来。学术发展和繁荣仅仅靠过量的物质刺激，将把学术发展引向斜路。现在的学术量化指标和管理犹如学术“gdp”，如果各个地方一味追求gdp，不顾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其恶果可想而知，同样，各个学校一味追求学术“gdp”，在学术“gdp”上弄虚作假，其结果带来的破坏学术生态的恶果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早就呼吁各种学术评估、评奖、评价、评比活动应该缓行，现在更主张学术评价尽快和功利性措施脱钩。没有“量化”指标，并不妨碍“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的进行，只是我们需要改变工作作风和思路，深入实际，了解实情，给学术研究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让广大学术工作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从“量化”竞争中解放出来，遵循学术规律，我们的学术事业就会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软性的宣讲,还要有“硬”措施,例如清理教育部的相关文件和统计报表中的与供利驱动相关的部分,教育部门有没有这样的大手笔,我估计是不会有的,他们实际上把现行“量化”指标当作香饽饽，自身就从中获利，怎能轻易脱钩。想当年中央决定清理部队的“三产”也是难上难的，但是不清理切割怎能避免腐败？

第二，笔者主张学术评价的排他性必须制止，确保学术评价的公平、公正、公开。学术评价的对象必须包括国人的全部学术成果，而不能人为地把某些学术成果排除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以学术文章为例，现行的学术成果评价只限于学术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尤其是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成果，内部刊物、论文集等集刊、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网上文章并不在内。这种“量化”机制显然是不完善和不公正的。事实上作为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成果的组成部分，并不因为没有进入“量化”机制而不成为“成果”。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果排除在外，不仅是一种学术垄断和歧视，而且也不能准确全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状况。无论是“量化”导向评价还是“质量”导向评价，如果存在排他性也就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作为学术评价应该对所有学术工作者一视同仁，绝不能在“量化”时把已经退休人员的成果计算在院校成果之内，而在兑现挂钩奖励时又排斥那些“未富先退”的学术工作者。这里还要提出，对于“量化”指标要进行严格的复查审核，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要视同“作伪”提供“伪证”，例如，一位学术带头人在某学校发表的文章，不能计算在已经被挖到另一学校去申报为该学校学术成果，那样做就是提供“伪证”，把已经“退休”的学者擦成果计算在在职人员中同样是错误的。

第三，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的健康发展还必须排除非学术因素，在笔者看来，以下五个方面的非学术因素尤其需要排除。

其一是，学术评价中的政治化因素。学术评价不是政治倾向和观点评价，更不是政治鉴定，一位学者在政治态度上有左中右或自由与保守的区别，但是这些不能成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评价尺度。如果以政治倾向和观点评价取代学术评价，则不可能对学术作出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繁荣学术要求的评价，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太多的教训，例如对于马寅初人口论的评价，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评价、对于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若干重大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评价等。由于学术评价政治化，其结果往往形成由于政治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学术成果本身的评价，这种评价带有风向性，缺乏客观性，往往成了“风派”评价而偏离了求真务实的评价标准。

其二是，学术评价中的利益集团因素。在这目前是导致学术评价偏离公平与客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里涉及学术评价各个环节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基于学术为公还是谋取私利的考量，例如学术评价系统的技术制作和保障、不同级别期刊和出版社的确定、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和经费分配等决策人员的活动等等，都涉及部门和单位利益还是学术利益至上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手中拥有评审、分配等投票权和决策权的占据重要学术岗位的学术工作者和官学商之间的利益勾结影响学术决策，甚至组成权学、权钱交易。我们需要有对于这些人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其三是，学术评价中的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因素。这个问题在学术评价中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职称评定、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等学术活动中，他们往往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或者和集于一身相关裁判员运动员达成默契，操控评定、评审、评选、评比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监控措施，学术权力使用不当其后果可想而知。

其四是，学术评价中的关系网因素。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何一些评审委员门庭若市，登门送礼者不断，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如果不能杜绝此类关系网，学术评价的公正性也将受到质疑。

其五是，学术评价中的经济成本因素。现行量化指标体系中将能够搞到多少钱列为重要指标实在是一种有利于“富人”的评价体系，本来少花钱多办事，花自己的钱出成果应该受到鼓励和赞扬，这是节余型社会的需求，现在反倒成了被排除在成果之外。谁要是搞到钱、特别是搞到大钱，则会被认定是出了大成果。钱变成了成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权钱学交易，也是一种典型的腐败现象。谁都清楚有了经费并不等于有了科研成果，把经费当作成果实在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导向。事实上有些学者搞到不少经费，但是成果迟迟难产，报销公款一大堆，甚至包括家庭日用消费品开支，就是少见具体的学术成果，按照这样的“量化”规定来评审教授岂不等于谁有经费搞到钱就能够当上教授？

能否切实改革目前弊端丛生的学术“量化”机制，将检验教育部领导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是否真正认识到学术领域问题的严重，并动大手术来遏制学术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