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论文范文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1篇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核心命题，也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在近代民主国家，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早已成为一项宪法原则与法治实践。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是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这一体制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落后的法院体制已成为制约和阻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桎梏，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对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院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法院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我国现行法院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P32)但是，目前在人民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问题上，却存在着体制上的问题。

1.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与现行法院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开竞争的经济，保证对市场主体的公平保护，公平执法，是我国市场经济对司法部门的内在要求。但是现行的法院体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现行的法院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建立起来并延续至今。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政治活动都围绕着行政权力进行，必须要为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服务。建国初期，我国法院甚至被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1954年宪法颁布后，虽在体制上有了变化，国家设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由于当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本级人民政府行使常委会的职权。同时，从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制定开始，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司法与行政管辖区相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这样，法院势必受政府的监督，并向政府负责。1980年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陆续设置了常委会，法院的地位才象征性的有所改变。但是，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人们的观念中法院仍从属于政府，于是，法院做为政府的“直属单位”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当中。在这种体制下，法院当然要受政府长官意志的摆布，因而失去了“正义天秤”的作用，完全成了政府的办事机构，审判的独立和公正便无法保障。现实生活中，“法只管老百姓，刑难上大夫，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等现象的存在就是明证。“司法机关是国家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司法公平，这个国家便无公平与正义可言。”[2]

2.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国家中的地位和权力与形势发展对法院的要求极不适应。这主要表现在：(1)法院的地位远低于行政机关。在我国，法院内部关系的处理完全引入了经常为行政系统采用的等级模式。例如，省高级法院院长是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等级，各庭庭长是处级，副庭长是副处级，其他各级法院法官也都有这种行政级别的明确划分。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完全行政化的，是完全违背司法职业以及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的”[3]。这种级别的划分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依附，从加强司法独立，提高司法机关地位考虑，应彻底取消。近年来这种情况虽略有改善，但地方法院院长的级别仍比政府低半格。法院级别偏低，不仅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更主要的是，行政机关凭借其优势地位和权威，极大地影响了法院的执法权威。(2)法院缺乏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美国著名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指出，“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规范约束的时候”。[4](P59)只有法律机构有了充足的资源可以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时，法律才渴望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并在社会调控体系中获得主导性地位——这样的社会，才能被恰当地称作“法制社会”。[5]然而，拥有世界上最多立法主体的中国，每年都有上千个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出台，这些“法”之间的冲突、矛盾时有发生，立法无章，越权立法，甚至与宪法矛盾等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对此却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历史证明，任何国家只要推行，都会有违宪的行为发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违宪问题，在现行法规中，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作为代表公平与正义的人民法院，无论法规怎样规定，也得将其作为裁决的依据，却没有办法加以制约和修正。

3.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与现行体制执法体制的矛盾极为突出。“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关键之一是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6]依据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实际上，“我国现实中通行的是一种党委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司法机关监督指导，政府管理人、财、物的司法体制”[7]。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法院上至院长、副院长，下到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均由同级党委预先讨论确定，然后才交同级人大选举或常委会任命，而政府首长肯定是常委中的重要人物，因而，对人选有足够的权力。另外，根据政府统管财政的原则，法院的人员开支，业务经费，统统由同级政府负责。可见，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实际上沿用的是地方主管，上级法院协管的传统干部人事体制。法官级别套用行政级别，干部由政府人事部门管理。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情况下，法院要独立审判而不受其干涉，根本不可能。一个人事不独立，经费不独立，装备不独立的审判机关还谈得上独立审判吗？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对抗性矛盾的体制设计。审判人员往往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法院也面临着要么抵制干涉而被削减经费，要么接受“批示”而增加经费的尴尬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假冒伪劣产品在很多地方公开生产和销售，“三角债”问题日益普遍和突出。在这些问题的形成中，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不独立的法院受指示影响所采取的地方司法保护主义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如受当地政府“保护本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肥水不可外流”等错误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一些地方法院该判的不判，该罚的不罚，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所以旧的法院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

4.现行的审判组织机构的职权划分，使贯彻经济高效、司法公正原则越来越难。从经济的视角透视法律规范的运作成本，引入效益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命题：经济的思考在司法裁决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法院和立法机关更明确地运用经济理论会使法律制度得到改善。即诉讼所要达到的理性的选择——以最小的资源花费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判决应当在保障公平的限度内，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以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在市场决定的成本高于法律决定的成本时，审判程序便因之而发生，恰当的审判机构的设置和审判程序不仅可以通过裁决使资源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而且本身也必须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有独任制、合议院和审判委员会。“三个组织中合议庭的职权过轻，而审委会的职权过重，案件的审理虽由合议庭负责，但一般来说，合议庭往往没有最后的决定权，其结果必然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和责任心，不利于廉政建设和责任追究。”[8]而且审委会需要讨论和决定的案件比较多，其成员也大多同时兼任着司法行政工作，因而效率较低且质量不高，经济案件本需要及时结案，以求达到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因不合理的职权划分，就使审判人员想快也快不了。这既不符合经济高效的原则，更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正、高效的执法环境更是格格不入。因此，对上述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二、对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法院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本着积极、认真的态度，并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和宪法的具体要求进行。笔者认为，对我国法院体制进行改革，应采取下列对策。

1.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政府为行政机关，它们是平行并列关系。它们相互配合和支持，同时亦有制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关系不顺的一面，并直接妨碍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近年来，从社会舆论到政治讲坛，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强调通过提高法官素质的办法，达到抑制行政干涉，维护司法独立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想法。因为在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下，法官个人是无法与行政机关的出面相抗衡的。现在的法院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已离开宪法的规定而变成一种从属关系。法院实际上已不成其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关，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认为，法院只是其直属机关，只能顺从。在这样的关系下，法院还谈得上什么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呢？客观地讲，目前在我国，来自各个方面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和干预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地方，甚至存在无案不说情，无案不干预的不正常现象，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几乎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的公平、正义无从实现。所以，必须恢复宪法赋予法院应有的法律地位，即各级人民法院成为各级国家审判机关，而不是从属于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并且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将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条文化。[9](P269)同时还应规定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所应负的法律责任，总的原则要求是，审判活动绝不能受制于行政机关。2.建立健全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司法机关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顺利贯彻的重要保证机制”。[10]司法机关在人权、财权上独立于地方和实行法官独立的原则，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是必要的，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因为上述两条只排除了对司法机关的有形干涉，而要防止对法官无形的干涉或影响，则有赖于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1)任用监督制度。“法官是社会的医生，法官的失误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1](P238)如果在法官队伍里许多人缺乏较高的人文素质，社会大众就很难对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信赖。我国现行体制对法官的要求不仅和国外多数国家规定法官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的条件相去甚远，而且就是与我国律师资格条件亦有很大差距。担任法官条件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独立的程度，一个水平不高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依律而断。因而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法官任职条件的要求。(2)职务保障制度。为了使法官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保持独立地位和排除外来干扰，必须对其实行职务保障制度，即法官一经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应一直任职至退休，任何人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或免除其职务；对违法失职的法官应依法惩处，并允许提出申诉和控告；法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障，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3)生活保障制度。较高的工资以及优厚的福利和退休金，既可以增加司法职业的吸引力，鼓励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报考法官，又可以使法官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不产生后顾之忧，使其不为金钱物欲所诱惑，从而保持客观、公正和独立的地位。(4)地区回避制度。我国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任职回避，刑诉、民诉、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了法官的办案回避，这无疑有助于防止法官徇私枉法，排除其亲属、人情的干涉。但我国还没有对法官的地区回避（亦称籍贯回避）作出规定。因此，我国应当建立法官的地区回避制度，即规定法官不得在其原籍所在县和市（区）任职。(5)定期异地任职制度。法官在一个地方任职过久，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以及熟人和朋友逐渐增多，必将使其陷入不良的人际关系和包围中，甚至受到某些势力的干涉、影响，从而失去处理案件所必需的独立地位和公正态度。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应当对法官实行定期异地任职制度，如规定3年或5年另换一个地方任职。(6)从重处罚制度。法官实施国家法律，负有特殊责任，由于未能抵制非法干涉和人情干扰而，枉法裁判的，与其他公职人员相比，其对国家机关形象的影响更为恶劣，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并且将使国家法律形同虚设，社会正义失去保障，因此，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社会的正义性出发，应当在立法上对或贪赃枉法的法官给予比一般公职人员更为严厉的处罚。

3.将地方法院隶属于地方政权的块状结构改为中央统一行使司法权的条状垂直结构。我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应当是统一的。现行司法管辖区与地方行政管理区是完全重合的，这是司法依附于行政的重要的地域因素。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力被划地为牢的行政区所分割，地方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从法院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种狭隘而强烈的地方观念和对地方的从属关系。更不用说，在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人、财、物方面的一切需要都依赖于地方，受制于地方。显然，期望这样处处受制于人的司法机关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真可谓是勉为其难。它的司法行为只能以保护地方狭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限。这种体制，与建立现代民主司法体制的要求相去甚远，尤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将日益明显和突出，进而对法制统一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与此相适应，建立地方司法机关直接服从中央领导而摆脱地方影响和干涉的体制，这可以看作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举措。现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建立一个具有很强的抗干涉能力的新的司法体制。总之，司法机关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它像军队、海关、金融那样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司法机关独立于地方在理论上的成立，并不等于在实践上应一步到位。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司法独立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人权和财权先分别统一于省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司法机构人员编制财政经费由省级行政机关统管，地方法院的法官统一由省级人大任命，工作统一向人大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第二步，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再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人权和财权统一于中央司法机关。这样，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人员开支，业务经费便由中央预算专列，保证正常拨付；每年的诉讼收费可以在统一上缴中央财政之后作为司法机关次年的追加经费，用于人员培训、技术装备等，以不断提高司法机关的人员素质和现代化水平，只有彻底解决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4.建立多元化司法体制，以实现司法效率价值取向。“公平、公正、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效率是司法公平、公正、正义的应有之意，没有效率的司法肯定不是公正的司法。”[12]在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方略已使司法调节的触角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官在实践中个人的知识结构无法适应，精力也不堪重负。统揽型的单一人民法院体制已无法适应司法职能不断扩张和拓展的实际需要，这种现状如果不加以改变，司法效率低下是必然的，并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通过增加编制，增设机构等浅层次调整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改革现行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多元化的司法体制，除了普通的刑事法院、民事法院、行政法院外，还设立了诸如专利法院、关税法院、少年法院、劳动仲裁法院、养老金裁判所等专门法院。这些法院加上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各种专门律师机构的辅助，构成了对社会进行司法调节的有机整体，这种调节一般而言，可以达到快速高效的目的。西方国家的这种做法，可以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所借鉴，这种借鉴的基础，主要是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作用。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加入WTO，也会导致对西方某些价值观的认同及文化上的吸收，其中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当然，在我国建立多元化司法体制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已走了几百年。根据目前我国司法调节的任务及案件分布情况，初始阶段，在省以下地方至少可以建立以下几种专门法院：刑事法院；商事法院；行政法院；婚姻及家庭法院，加上现有的海事法院和军事法院，形成六种专门司法体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政法院的设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行政法规就越多，行政执法范围就越广，行政纠纷也就会越多，行政诉讼不仅要有经济性的行政案件，而且还要受理因行政人员或由于过失致使公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赔偿案件，而且随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申请执行案件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由法院执行庭来接纳已是力所不及的，以行政庭来补救，督促政府部门实际上是难以做到，所以建立专门行政法院十分必要。行政法院还可以对案件中须引用的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发现违反宪法或相互矛盾的，可以逐级上报或向本级人大提出。为了便于其行使权力，可在地方设三级法院，这样会更有利于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对行政案件的审判和执行。专门法院的设立必须按照案件的分布，因地制宜地设立，老少边穷地区可以不设，某方面案件少的地区可以不设此类专门法院。伴随着法院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是，法官的专业化和律师的专业化，法律职业人员素质的优化，同样也是实现司法效率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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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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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andardization of Equal Rights Clause in the Legal Text of China

Zhang Peng

Abstract： As the right to equality is an essential human right， its legis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legal text of China.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legislation of equal rights clauses. Firstly， the content of equal rights protection is varied. Secondly， the standard of the ‘irrational difference’ is not uniform. Thirdly， the legislators made some mistakes in the expressions. Fourthly， the equal rights clauses are difficult to be observed. Lastly， gender equality protection is not enough. So 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The different viewpoint of equal rights should be unified. The standar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anti-discrimina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The grammar mistakes should be corrected. And the equal rights protection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in the real legal relationships. Especially the gender equality protection should be promoted.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3篇

小二号、黑体加粗

分校(站、点)：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目 录

(项目字体为小二号、黑体加粗，内容字体为小四号、宋体)

写作提纲…………………………………………………………………………(1)

内容摘要…………………………………………………………………………(2)

关键词……………………………………………………………………………(2)

正文………………………………………………………………………………(2)

绪论 …………………………………………………………………(2)

本论：…………………………………………………………………(2)

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2)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 ………………………………(3)

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法律规则的辨析 ………………………………( )

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思考 …………………………………( )

结论 …………………………………………………………………(10)

注释 …………………………………………………………………………(11)

参考文献………………………………………………………………………(12)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写作提纲

(项名称：小二号、黑体加粗;提纲内容：四号、宋体)

一、绪论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认可，而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有关情势变更的直接规定。本文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究。

二、本论：(文章的主干，要点)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1、情势变更原则含义及沿革

2、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

1、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2、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

(三)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法律规则的辩析

1、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规则

2、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规则

(四)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思考

三、结论

(用1-2句话阐述)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陈荣杰

(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作者小四号、宋体)

【内容摘要】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持市场道德秩序，平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消除履行合同中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显失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情势变更原则虽然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未明确规定，但其与现行法律所规定和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一脉相承，诚实信用原则应作为情势变更原则的一项基本理论依据。除此之外，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显失公平规则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同时又有许多根本的不同。完善我国的情势变更原则立法，规范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倡导合同当事人诚实交易，合理承担风险，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长期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情势变更原则 适用 不可抗力 显失公平

(项目名称四号、楷体加粗，内容字体为小四号、揩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标题黑体)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现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认可，而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有关情势变更的直接规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渐完善，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越来越显其重要;同时，由于情势变更原则所涉及的理论复杂性和各国在司法实践中的差异，有必要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究。

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情势变更原则含义及沿革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势，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的变化，如果仍坚持原来的法律效力将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应当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作相应的变更乃至合同解除的一项法律原则[1]。情势变更原则实质与功能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商品安全交易。这一原则的确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下略)

【参考文献】(提示：以下1为参考论著格式，2为参考期刊中的论文格式)

1、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75页。

2、张散发：《浅议会计信息质量》，《财务与会计》，2005，2。

(下略)

(项目名称四号、楷体加粗，在注释后面空两行顶格排列;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5]王保树、崔勤之著：《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6页。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在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5]王保树、崔勤之著：《中国公司法原理》，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6页。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习惯 司法适用 合法性 检验标准

在一个成文法为法源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是创制法律。但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情往往使得滞后的成文法在法律适用时与案件情况发生隔阂。就此问题，有学者指出“法律是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其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规则如蕴含着道德、情理的民俗习惯，即我们从法律或法理上所讲的‘社会公德’或‘善良风俗’，也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容忽视的。”①称为良俗的民间习惯在司法审判中逐步获得重视，但是习惯作为审判依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尚待斟酌。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他各国、各地区的规定以及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进行研究，提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以及在中国司法中的运用。

一、合法性检验标准：以比较研究为进路

普通法系习惯的合法性取决于如下要素：（1）内容明确，不模棱两可；（2）内容合理；（3）自古就已存在。其中，第一个条件适用于所有将习惯视为权利依据的案例，但准确地说，这并不应该是习惯的一个条件，因为其仅将习惯与惯例做以区分——一个内容不明确的习惯并不能认为是习惯。第二个条件并不适用于普通法领域的所有情况，多运用于合同中。第三个条件则无疑应适用于一些特殊的习惯。②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都是针对特别的或者地方习惯。③在《现代英国普通法》一文中提及Frederick Pollock先生对习惯合法性检验标准的观点：（1）习惯必须合理，即不能与法院裁判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相矛盾；（2）合理地启动运动习惯；（3）内容确定；（4）古老久远；（5）持久，无论是否是当事人意愿，被认为是一项约束性规则。④尼日利亚对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为：第一，该习惯法不能与自然正义、公平原则和良知抵触；第二，其不能与现行法规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冲突；第三，其不能与公共政策对立。这三项检验标准即恶俗检验、合法性检验、公共政策检验。⑤印度就习惯的检验标准则是该习惯历史悠久、为当地众人皆知、具有强制力和与现行法律不相违背。⑥日本对习惯的合法检验标准是不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之风俗、有与法律相同之效力、当事人自愿依据其习惯。⑦

虽然目前我国未对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有所规定，但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相关规定可供借鉴。在香港，习惯作为法的渊源，必须具备如下前提条件：第一，这种习惯是由来已久，即“源远流长”的，从法律记忆时起，已经持续存在的。第二，这种习惯是实在的，即“真实无虚”的，其内容被普遍承认和接受，并被一定范围的人所遵守。第三，这种习惯应当不是暴力形成而且应当合乎情理，也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⑧显然，香港对于习惯的适用有着严格又复杂的规定，从形式上要求其历史悠久，内容清楚，并被一定范围的人所接受；实质上要求与法律相一致，与一般情理相一致。台湾地区的规定则相比更为简明、容易实施：“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⑨、“即习惯应是多年惯行，地方之人均认其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⑩主要条件有三：一是法律未涉及、二是与公序良俗一致、三是时间上的要求、四是强制力的要求。

同时，中国古代对民间习惯的适用亦有记载，并与上述一般之规定有所不同，适用标准保持实用主义态度。当民间法与国家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能使案件获得顺利、理想的解决，司法官会协调国法与习俗之间的矛盾，实在无法协调的时候，则直接认可或适用习惯风俗。但若民间习俗被认为是“恶俗”，则会排除适用。民国初期大理院颁布《大理院判例录》明确确认习惯法成立要件：“凡习惯法成立之要件有四，一要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法之确认心；二要有外部要素，即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三要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四要无悖于公共秩序、利益。”{11}

综合上述各类规定，可见对于习惯合法性的检验各有侧重，并无统一标准。主要有（1）表述明确或真实；（2）内容合理；（3）长期存在，历史悠久；（4）具有确性力；（5）具有强制力；（6）与现行法一致；（7）与自然、正义、公平原则一致；（8）与公共政策一致；（9）涉及法律未规定之事项；（10）为众人所皆知，并确认明白其内容。上述标准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各有意义，但若不加以区分、甄选而一并挪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则显得粗陋不堪、适得其反。还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有比较性地吸收。

二、合法性检验标准：以司法实践为进路

社会生活中调整人们行为，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它们坚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指导着人们的生活。{12}有时，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会不自觉地适用习惯，而判决结果相比一味适用法律更能体现社会公众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数十年不断对法治追求进阶的道路上，我们逐步用法律发现的眼光对待每个个案，在司法实践中硕果颇丰。

江苏省姜堰法院于2007年《关于将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具有开创意义地将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做以明确的书面规定，对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其基本上囊括了文章上述提到的各国、各地区实体法中所规定的前提条件。第一条要求习惯长期地实践、并有确信力；第三条和第五条则是对习惯合法性与合正当性的要求。第二、六、七条则涉及法官适用习惯的情况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管《指导意见》将违反科学、迷信、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界定为不合正当性的体现，但依旧在界定上有模糊性。合正当性意旨与法律的精神、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一致，由于其本身就较为宽泛的定义很难在成文法中做明确规定。而这样的空白也会给法官带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很好地控制不至滥用还是需要探索。

其他地区法院虽没有提出书面的对于习惯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标准，但也有诸多受到社会关注的案例值得体会。较典型如崇明“马桶”案中，按习俗结婚时女方陪嫁要有一件马桶，喻指子孙满堂。但离婚后女方必须带走马桶，否则暗指女方将来无子无女。本案的夫妻二人达成离婚协议，在财产分割返还时，要求男方交出陪嫁马桶，而男方则表示没有马桶。双方遂发生争执。同类案件在江苏慈溪也有发生。该案经过协调由男方制作一个同款新马桶归还。此外还有厦门“接脚夫”案、山东“顶盆过继”案。

这些案件都是习惯在司法审判中运用的典型案件，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中有一定的共性：

第一，上述三个案件之所以运用习惯，是因为其都是法律难以处理的“疑难案件”。或者是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参考，或者是依照法律获得的判决不能体现公众一般的社会价值。如“马桶”案中《婚姻法》对于财产的分割以当事人自愿为主，价值不高的马桶不能原物归还则可以折价赔偿等。但如果依照法律进行折价，按照当地风俗就会对女方带来不好的影响。虽然有人会提出不还马桶就会令女方断子绝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是沉淀多年的习俗已经赋予地人心理的认同感。法律不可能疏而不漏地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解决各类有可能的问题，在法律不能或难以协调的情况下，习惯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第二，上述案例所适用的习惯合乎法律性与合正当性。合法性一方面是要求守法，从其相反角度来说就是要不违法法律。案件所涉及的习惯虽未能直接体现其依据法律行事，但未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文章上述已解释过合正当性的概念。三起案例的最终审判结果都是一般民意的获胜，符合普通社会群体对于公平、正义最为基本朴素的理解。体现司法努力维护实质正义而不是过于迁就形式正义，尽最大可能地使每一起案件的法律适用都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13}

第三，上述案例所使用的习惯都是当地人清楚知晓，并长期践行的。这一检验标准极为重要，一个习惯的效力问题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够参照为审判依据。不能清楚界定内容的习惯不具备确定性的要求，没有拘束力，也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产生。习惯形成的时间较短也会使其不具有确信力。

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案例的分析，不仅说明实际操作中对于习惯合法性检验标准的共性，也体现习惯进入司法裁判的无限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就是一很好的证明。其中，对彩礼返还的规定实则是依照多年审判经验，将民间传统对彩礼问题纠纷处理的习惯进行确认的一种方式。

三、本文观点

世界较多法制健全或法治后进的国家有其成文的习惯合法检验标准，虽然我国各地区司法机关逐渐以民俗习惯作为解决案件的一个视角，依旧缺乏一个全国范围的体系标准。通过对其他国家政策规定的研究和国内的司法实践，试提出有一定可行度的检验标准，即补充适用于司法活动之习惯，要有三个成立要件，一是内容确定、二是在当地长期不间断实行、三是与现行法律及社会共同价值追求一致。

第一，将范围限定为司法活动中对习惯的运用，并且这种适用应当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只能是补充性的。司法活动相比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更为广义的概念，其中也包括了公安、检察机关在进行侦察、、审判监督等活动。法院通常是司法工作者与社会公众接触的主要平台，其每项判决书或裁定书都起到法律的指引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其他司法部门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发生法律难以解决或与习惯发生冲突时的处理手法。但在司法活动中始终应首先依照成文法解决问题。只有当现行法律空白，或者适用该法律不能满足普通人对实体正义的追求等情况下，可以采取习惯解决问题。

第二，内容确定。内容不确定的习惯本身就存在争议，就没有对当事人的强制力。而司法工作的进行是要有确定、有拘束力的依据。另外，对习惯的证明可以是当事人举证，也可以由法官等调查取证。

第三，在当地长期不断地实行。其中包含了三个要求：（1）长期。指该习惯自古就存在，历史悠久；已经在当地形成文化与心理的影响。这种以时间形成的巨大惯性足以左右人们的生活。（2）不间断。即指习惯是依旧具有影响力与效力的，一个被时间和社会逐渐遗弃的习惯即使符合上述其他条件，对于司法活动仍无意义。如“童养媳”、“指腹为婚”等都已经逐步被社会所淘汰，而没有实际操作的价值。（3）实行。即当地人遵守该习惯从事行为活动。表示当地对习惯的接受与认可。

第四，习惯与现行法律及社会共同价值追求一致。这要求习惯是良俗采纳，恶俗排除。而具体的衡量标准则是依照法律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分为合法性与合正当性的两种表现形式。与现行法律一致是合法性的体现，可理解为遵守法律的立法本意；与社会共同价值追求一致是合正当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体所认同的善的观念。在司法活动中，需要对习惯进行甄选、识别，选择“良俗”予以适用。

在中国的“礼俗”社会下，成文法并不可能一家独大。在重视司法活动所带来社会效果的今天，习惯的适用无疑是法治发展中一项不可或缺的进程。埃里希的“活法论”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在于社会；那些习惯、民俗等活法很好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正义。本文试图从我国的司法活动和其他各国的法律规定两方面总结得出的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这一结论仍需要更多理论与实践的支持。在我国法治不断进阶与成熟的过程下，相信会有更多的启迪与发现，而对于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也会有一定形式地统一。

注释

①.《和谐司法视野下民俗习惯的运用》.载于《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30日第5版。

②这一规则最早出现于亨利四世第二年的一个关于“过失”的案例中，参见F.A.Greer，Custom in the Common Law，Law Quarterly Review，Vol.9，1893，p.157.

③F.A.Greer，Custom in the Common Law，Law Quarterly Review，Vol.9，1893，pp.156-157.

④W.Jethro Brown， Customary Law in modern England，No.8，（Dec，1905），p.571.

⑤王林敏.《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载于《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p.48。

⑥Lindesay J.Robertson，The Judicial Recognition of Custom in India，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Third Series，Vol.4，No.4，pp.218-22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⑦参见厉尽国.《习惯法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1期，第74页。

⑧罗昶，乔克裕，高其才.《论香港法的渊源》，载于《法学评论》1997年4期，第23页。

⑨台湾民法第1、2条。第1条：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第2条：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⑩王林敏.《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61页。

{11}李卫东：《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80页。

{12}公丕祥：《民俗习惯运用于司法的价值、可能性与限度》，载于《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30日第5版。

{13}公丕祥：《能动司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载于《光明日报》2011年6月29日第9版。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7篇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关于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教育界曾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是通识教育，有的认为是职业教育，还有的认为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但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政策文件中。如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规定，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下列知识和能力：（1）具有尚法精神和正义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品；（2）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3）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4）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5）了解法学理论的前沿和发展动态；（6）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7）具有运用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8）掌握现代文献检索和网上获取信息的方法。从以上目标定位所涵盖的知识和能力可看，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属于兼具通识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具体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从形式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理想的，但是，从反映和体现教育目标的法学教学内容来看，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主要是追求素质教育。具体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为学生奠定从事理论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基础。在这种法学教育中，法学教学过于理论化，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面对案例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是仅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法学专业与法律职业相去甚远。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而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进行法学研究、写作论文、能力的法学人才。因此，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一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这种教学目标对提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学生很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法律应用的实际运作，无法形成法律应用思维和相关应用技巧与能力。简言之，现行目标定位之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基本脱节、教育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价值去向之间产生矛盾。

（二）我国现行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司法考试

众所周知，法律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具有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法律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育中课堂讲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法律从业者而言，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德和法律职业能力，都建立在雄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职业训练基础上。在法学教育中，理论教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践就失去了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极强专业色彩的职业，法律专业要求从业者应具备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也可称为通识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首先，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教师认为在课堂上需讲的是法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法律实务问题只是个法律技能的操作问题，很容易掌握，无须在课堂上讲授，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为主，教学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学生在接触法学教育时，往往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科学知识来学习，就如同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一样，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掌握，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这种教学虽然使学生拥有比较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学生能够在某个法学专题领域长篇大论，但却使其很难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一些简单法律问题。这一情况充分，我国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法学理论知识为重，并且过于强调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学人文修养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而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不太重视。这样，法学教育局限在高等学校内部，有些学校认为法学教育纯粹是自己的事，与法律职业界的联系甚少。这种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这一环节凝固化，课堂上理论教学过多，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理论的探讨，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运用过少，忽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分析及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的培养。相反，司法考试，从其内容看,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与司法实务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的方式看，则比较多地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和实际运用能力。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这种不合理性与滞后性是导致其与司法考试脱节并不兼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现行法学本科课程设计与司法考试科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教育部确定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其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以及国际经济法学等。这些法学核心课程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主体，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核心课程基本上能够搭建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范围不仅包括了这些核心课程外，还包括了与法律职业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等。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与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基本上相吻合。然而实践中，各个学校在核心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中很多不是本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如外国刑法、比较行政法等完全可以取消；很多选修课和其他课程内容重复，如开设了民法总论和物权法，再单独开设担保法全无必要。这样下来，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得不到保证，其课时被大量挤占。此外，给法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顺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法理学课程的安排。从我国各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阶段，这样，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触法理学，在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就出现厌学情绪。这一情况说明，给法学本科生安排课程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的性质、难易度、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安排上，应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生容易接受的课程安排在前，而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性强、实践性特点较小的课程安排在后。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考试的大多数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所占分值比例也较大，而其它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甚至有的内容多年不考。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议

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也是必然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本科教育的课程设计、培养方法革新、影响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来实现。

（一）应合理确定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任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标，而主要是以获得法律职业专业能力为目标。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属于种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同样，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向法学教育转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本科教育是应用教育，其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和法律精神，而且要具备特定的法律职业思维、技能，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这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职能应该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使其具备能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和素质。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职能与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

（二）优化课程设置，建构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的法律知识体系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现行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考试科目都是以14法学本科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的，并且与本科教育的重点相一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将其侧重点放在以上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尤其是其教学内容必须包含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事务的讲授，教师在上课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司法考试内容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讲授。这不仅不违反法学教育的学科属性，反而为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法学本科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适当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例如，先安排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等应用课程，而理论法学安排在应用法学之后。因为这三门课程中，民法、刑法决定了公、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诉讼法奠定了程序正义的理念，这些部门法的理论本身就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很多概念、术语、原则等在其他法律中还会反复出现，学生在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之后再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更易于理解，知识才能一步升华和贯通。此外，针对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应增加《法律职业概论》和《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有助于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清楚的认识，进行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不过，针对我国目前师资结构单一，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上这些课程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安排司法机关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等到课堂来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此外，学生到大学四年级时，针对学生的考试需要，还可以给学生安排有关司法考试的专题讲座，就司法考试的内容体系，考生所具备的能力和学习方法等，给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正确、详细地认识司法考试。

（三）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使其适应司法考试目的

法律科学的本质决定了课堂教学必须与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迅猛发展，国家在加快各方面的立法进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一情况说明，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学习的法学知识也不断增多，有时候，学生有时候还没有学完一部法律的相关知识就出现这部法律被废止或者被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对于即将成为法律人的人来说，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律事务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前提不仅是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而且还要熟悉和系统地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事务。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过于重视法学理论的培养，教师给学生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就导致法学教育的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国家设立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为社会挑选出足以为这个社会“定争止分”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选拔什么“哲学大师”、“思想家”等纯碎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司法考试的内容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纲，考察重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考察范围也比较广泛和细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高校法学院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断地改革其课堂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使课堂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目的适当相符合。就法学专业教师而言，衡量其课堂教学水平高低时，不仅要看其是否重视采用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还要看其能否将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来。具体而言，法学专业教师在备课时，必须了解与司法考试相关的信息，并在上课时，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法，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学生。其中，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因此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是十分必要的。案例讨论课应当涵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体做法上，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供案例让其课后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分析。通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增强由事实推论法律的能力。

（四）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使其与司法考试适当相适应

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进行改革的重点就是使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合，实现法学本科专业考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对接。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考试试题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学生训练程度的不够，考试难度也较低，学生容易过关。从当前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并未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制度，一般情况下，到期末时，任课教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卷。在有的学校，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来看待，因此，有的任课老师为了考虑到自己的教学效果达标，其试题难度一般不大，学生只须在临考前背笔记就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能通过考前突击背笔记顺利过关，这样，几年下来，学生只要通过学校要求的所有课程考试，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我国目前难度较高的职业考试，其要求考生对法学各科基本知识的掌握要广博，为此，考生必须根据指定的大纲、教材和参考书，全面而详尽地备考，对于指定大纲的任何知识点，都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在此种情形下,高校法学院系如果仍然沿袭陈旧的考试模式，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司法考试成绩。基于这点，笔者建议，各高校必须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在适当提高考试难度的同时，应突出试卷的分析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应切实落实教考分开制度，要严格把握学生的及格率，从而使本科期末考试制度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接轨，使其成为司法考试的演练题。

（五）加强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通法律实务的教师队伍

就高校学生而言，教师所具备的修养和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封闭化，很少参与司法实务，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这一情况不仅导致了法学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而且还影响了其课堂教学的效果，甚至还影响了学生的司法考试成绩。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不仅考察考生是否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重点考察考生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要求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学知识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基于这点，有必要造就一支既拥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修养，又具备较高的法律职业基本素质和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队伍，进而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这些特点，优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耳濡目染，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法律题和积极应对司法考试的能力。为此，各高校有必要在学校和各级司法机关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知识沟通机制。比如，应支持和鼓励法学专业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在外面从事兼职律师、公司企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在司法机关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此外，还可以从司法机关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到高校法学院系来开展授课或专题讲座等活动。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形式主义 债权形式主义

一、物权变动模式概述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作为物权法上的一种民事法律效果，物权的变动也是由民事法律事实引起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法律事实有两大类，一是物权法律行为；一类是物权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包括事实行为、继承、自然事件、时效、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或隐藏物、添附、法院判决、征收等。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下，物权变动的条件、结果是不同的。在实践中，依据非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非常见的类型；而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物权变动的常见类型，也是物权法规定的重点。依据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则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问题。物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大陆法系物权变动模式大体分三种：债权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

在债权意思主义体制之下，仅依债权合同即可依法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物权变动与债的关系合二为一，不作区分，该立法例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物权形式主义于债权行为中抽象出独立的物权行为，通过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分离区别物权与债权的不同关系，即负担行为的效力仅发生债的请求权，处分行为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德国为该模式之典型代表。债权形式主义，又称折衷主义，为意思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的折衷观点，也称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之结合，物权变动除了存在债权合意外，还需要践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此种主义因以奥地利民法为其代表，故又称奥国主义。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弊端；发展

【中图分类号】D91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61-01

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的热议问题，而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在其无序的状态下更是受到了群众的质疑。党的十六大会议中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看来，广大群众已经不能从中得到满足且目前的司法体制也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更是无法符合现代法治的需要。所以，司法鉴定人员必须提高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并加强学习、扩大见识、转变观念，跟上新的法治时代。

1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现状

1.1现行的法医鉴定体制的组成：法医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自身所学的医学和法证知识再结合先进的鉴定器材为案件侦破提供帮助，同时还为法庭的审判提供呈堂证供。法医的鉴定结论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所述的活动中所提供的证据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现行的法医鉴定机构是由公、检、法、司、卫、高校等部门分别设立额。在建国初期，全国有几所医学院以及公检法系统都相继成立司法鉴定机构。到1958年，这一系列机构都统一并入公安系统并归其管理。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为了方面各自的工作，全国公、检、司、卫高校等系统又重新恢复了法医鉴定机构的设立。在之后的二十年，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努力从而形成一套以公、检、法三个系统为主的全国性法医鉴定网络，因此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特征具有多样性。其中，公检法系统在中央、省、市、县的建立，使当今多系统多层次的独立法医鉴定格局得以形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做了巨大的贡献。

1.2现行法医鉴定体制存在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法医鉴定体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具有法律基础。虽然现行的多系统多层次的法医鉴定体制有着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但是更主要的原因依旧存在于法律法规援引。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的尸体时，应当通知死者家属到场”；《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该进行勘察或者检查”，“公检法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法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另外，现行法医鉴定体制存在的另一原因在与其建立于职能部门，从而便于各部门使用以进行有效地领导。此点同时是当前法医鉴定体制的重要弊端。

1.3现行法医鉴定体制的弊端：多系统多层次的法医鉴定机制的设立致使许多部门在利益的驱使下使法医门诊遍地开花。在我国，有许多地区的鉴定机制大致都十余家，更甚者多达二、三十家。众多的鉴定部门为当事人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反复鉴定。这样一来便产生了多重鉴定结果，为案件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负担。再加上法医鉴定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对之加以制约，从而生出许多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受贿行贿等各种恶劣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导致了法医鉴定的公正性在百姓眼中的降低，引发群众强烈不满。

2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发展前景

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在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城市都只设立一个法医鉴定机制，并且其实完全独立的，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系统。这样一来，首先便保证了法医鉴定机制的公正性。因此，为了使法医鉴定人的独立得到充分保障，我国法医鉴定机制的发展趋势应为：诉讼专门机关在设立鉴定管理机构的时候应使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机关，主张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法制机构。如，在全国只设立一个法医总局，然后地方都只设立一个法医机构，省市可设立法医鉴定局或中心，县则设立法医鉴定所。在行政方面直接受政府领导，个地方的负责人由当地政府直接委任，同时政法委和人大要加强对法医鉴定机构的监督。

就法医鉴定机构自身而言，应在成立法医物证、法医毒物以及法医病理分析的专门实验室或检验科室，同时还可以设立隶属当地法医鉴定总机构的法医门诊、法医研究所等。另外，法医鉴定机构应该积极聘请医学院的法医教师作为兼职法医师来进行鉴定与教育工作，继而提高法医鉴定人的专业知识以及综合素质。作为新一代的法医鉴定人，应该具备充足的职业资格，不仅要求其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以和医学知识与经验，还要要求其具有职业道德、品格高尚、客观公正。因此，国家方面要加强对法医鉴定人的教育，更重要的还是要保障法医鉴定人的独立。与此同时，国家要为法医鉴定人提供优越的待遇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促使法医鉴定人以一颗回报社会的心态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总之，我国建立完善的新型法医鉴定体制仍然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广大的法医工作者要以此为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朝着这个方向与目标努力，从而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医鉴定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7

[2]徐景和、李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的若干思考[期刊论文]-中国司法，2001（01）

[3]霍宪丹.鉴定权是公民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兼析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发展方向[期刊论文]-中国法医学杂志，2004（2）

参考文献

[1]章志远：《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管制重塑―立足于婚检管制模式演变的考察》，《法学家》

[2]康红梅，刘向阳，刘自庆：《国婚检制度变迁的法律社会学透视》，《法制与社会》

[3]袁萍，赵燕：《北京市西城区婚前医学检查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4]王怀章：《婚检制度改革的背景、缺陷、完善及发展趋势――从政府与社会分权的视角》，《行政法学研究》

现行法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人格尊严 宪法保护 机制选择

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了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对人格尊严的立法和司法保护还存在缺陷。比如一些法律规定了不得侵犯人格尊严的条款，但是没有规定侵犯该条款的责任和救济途径。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我国的法律传统出发，分析我国人格尊严保护的缺陷，从宪法基本权利高度，选择和构建符合我国法治状况的人格尊严保护机制。此处的“宪法保护”不仅是在宪法规范上进行确认，而是要建构一个宪法保护体系。

一、人格尊严法律保护存在的缺陷及其补救

（一）与名誉权相混淆造成责任规定的缺失及其补救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的规定有重大缺陷。首先是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条文中，对侵害人格尊严的案件只能以侵犯名誉权类推保护。实际上，侵犯人格尊严与侵犯名誉权并不能完全等同。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然造成对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但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未必如此，有的只是伤害了自尊心，影响的是受害人的自我评价。比如，2003年在深圳曾发生过一件非礼事件。在公交车上，一位姓郭的女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名美国青年突然撩开衣服，郭女士愤而以人格尊严受侵犯为由向法院提讼。本案就是典型的侵犯人格尊严的案件，当事人的自尊心受到影响而不涉及名誉减损问题，本案若以名誉权进行救济似乎有失偏颇。

其次，没有规定侵害人格尊严的责任形式。《民法通则》第120条中只规定具体人格权的损害可以请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侵害人格尊严的侵权行为却不包括在内。当事人以人格尊严受侵犯为由提起权利救济时，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向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靠拢进行救济，使人格尊严的保护难以落到实处。因此，为了更准确地保护人格尊严，应在民法中区分名誉权与人格尊严，分别构建名誉侵权和人格尊严侵权理论体系和责任体系。

（二）隐私权保护的缺失及其补救

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紧密相关，侵犯隐私权其实也侵犯了人格尊严，因此，可将隐私权保护作为人格尊严法律保障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主要通过民法以侵犯名誉权的方式进行保障。因此，民法领域对隐私权保护的严重缺失，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格尊严保护的缺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七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隐私权进行了规定。条文中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与隐私权进行分别规定，表明隐私权的性质与名誉权是不同的，而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的救济也是当前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我国立法上需要尽快完善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以完善对人格尊严的保障。

（三）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缺位及其补救

我国民法、宪法等对人格权、人格尊严都有规定，但民法上对人格权的保护并不全面，仅限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单行法虽然对人格尊严进行了规定，但都是对特定主体的保护，而不是对一般人格主体人格尊严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一般人格主体人格尊严遭受的侵害，法院仍会陷于适用法律的尴尬。“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依据人格尊严解释各项具体人格权，创造新的具体人格权，以及补充不被具体人格权所涵括的一般人格利益。”因此，民法学者提出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理论。其理论基础为：一方面，公民有许多尚未实际成为具体权利的人格利益，这就要求民法必须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以保护这些尚未形成的权利。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为到底侵犯了哪种具体人格权，有时难以界定，如因受到惊吓、恐吓等，致使他人精神恐惧并感到严重精神痛苦及影响他人生活安宁等。

现阶段，通过民法确认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做法，一是修改现行民法通则，在总则中，原则性地规定一般人格权；二是尽快制定人格权法，确认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权具体内容，使一般人格权真正成为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

二、宪法层面的保护机制选择

（一）人格尊严条款地位的概括性宣告

由于重权力、轻权利的法律传统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护，表现为还未将人格尊严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来认识。宪法上的规定倾向于将其仅仅视为一项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人格尊严还未成为一种国家的法律或宪法义务，立法上未预料到国家对整体上的人的可能侵犯。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保障人格尊严置于宪法核心地位，以揭示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

人格尊严与人权息息相关，又是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性前提。笔者认为，应将人格尊严条款定位为基本人权条款之一。在确立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之后，将人格尊严作为宪法保护的核心人权加以规定，并将其确认为其他列举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一般化概括条款。概括条款具有承接规范的功能，当具体规范在规定上有缺漏导致功能不足时，由概括条款承接并加以弥补，由此发挥宪法保障人格尊严的完整功能。进而确认人格尊严不仅是个人对抗公权力不当干预的主观性防御权，而且成为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价值判断之原则性规范”。其适用于法秩序的所有领域，是立法、行政及司法活动的准则。

（二）运用宪法解释学确认人格尊严条款的地位

西方国家宪法中“人的尊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哲学传统，因而我国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很难达到西方国家的认识深度。如果非要将此概念引入我国宪法规范和宪法学理论中，笔者认为可行的途径是，在我国现有历史和理论背景下，讨论“人的尊严”的下位概念——“人格尊严”。即借助宪法解释者的解释，将人的尊严价值注入我国现行文本。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确认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的内涵实质为“人的尊严”的内涵，使得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得以回归。而且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确认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地位具有现实可行性。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所言，“法律人的思维，或者法学家的思维，应该在于针对当下、特定的法秩序，法学必须取向于现行法秩序的基本原则。亦即一切从现行法出发，而不是根据现行法秩序之外的伦理典范而针对现行法进行批判性，相反，法学则是致力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由法学本身借着不断检讨其于实证法秩序中一再遭遇的法律思想及评价准则而发展出批判标准。”

（三）增加人格尊严权利诉求的宪法救济

我国立法常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部门法中常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时增加宪法救济就成为其他具体法律不能救济时的有效补充。而且公民人格利益的范围十分广泛，人格尊严的内容不断发展丰富，有限的部门立法很可能难以适应这一要求。因而，增加人格尊严的宪法救济就成为必要。

实现宪法救济，首先要解决的是目前横亘在司法实践中宪法条文不能适用的障碍。宪法虽地位、法律效力最高，却被长期虚置于司法实践中。因为缺少适用性，人民法院对于宪法争议只好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能在实践中发挥其最高规范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受理当事人以宪法为依据提起的宪法诉讼等。其中，对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司法解释的理解偏差，被认为是宪法进入诉讼程序的障碍。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指出，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笔者认为，该批复并没有限制在民事、经济和行政判决中引用宪法。论罪科刑必须依据刑法，而不能依据宪法，这是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定罪量刑时不能引用宪法并不能排除在论述判决理由时不可以引用宪法。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笔者认为其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排除引用宪法的可能性。是否引用宪法不在于是否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确认或首肯，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引用的必要。宪法适用性的命运不能寄托在几个批复上，宪法的法律属性和最高法地位决定了宪法应该具有司法适用性。

其次，宪法的救济问题涉及到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问题。为体现宪法权利的价值，应该可以“直接引用基本权利之规定，不必透过民事法律来予以审判，使得基本权利之规定，得以在民事之个案中，获得实现”。人格尊严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绝对权利，为国家权力和一切社会主体提出了必须遵守的义务要求。

当然，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必须遵循“低位阶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和“穷尽救济”原则。司法机关在审判时，应优先适用下位阶规范，只有在没有下位阶规范或者下位阶规范明显抵触上位法时，才可以适用上位法，只有在普通法律穷尽救济的时候，才能直接适用宪法予以裁决。

最后，“人格尊严不仅是一项主观权利，而且还是适用于政府的客观规范，即政府提供合适条件与环境，以保证人格尊严的理念获得实现。”为保护人格尊严还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和程序，积极保障与人格尊严息息相关的基本权利。由政府为人格尊严的落实创造条件和环境，如保障生存权、社会权等，使每一个人最低限度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保障，使人格尊严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得以建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