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田园,让我们诗意地栖居

田园是城市人

精神休憩之所

深圳市民邹涛去年发起“不买房运动”，挑战房地产暴利，这一年来他遭受了多方面的压力。最近身心疲惫的邹涛在深圳新闻网上向网友贴出道别留言，表示“愈来愈喜欢乡下的田园生活”，决定回湖南邵阳老家种田。作为一家高尔夫设备供应商的邹涛，在年前就已经卖掉了自己的工厂。处理完家产后，他背起行囊离开深圳，想避开世事的纷扰。虽然他在当地已没有户籍，但他认为自己可以在自家早已荒芜的农地种田维持生活。不过邹涛要求论坛版主保留ID名，也许他还会回来。无论如何，邹涛回乡下待一段时间，还是可以让他精神上得到松弛、调节，以便再度出山迎接挑战。

人们羡慕邹涛能付诸行动，真的回归田园，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奢侈的梦想，很多人是刚刚从农村拼搏出来的。田园生活对多数城市人而言是纯真的若即若离的梦想。当我们对喧嚣的城市感到疲惫和厌倦的时候，自然会想起中国东晋末年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脱离污浊的官场回归田园，真正过起了农民的生活，如《归园田居》中所描述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虽然很辛苦，但他享受着田园生活的从容自在，“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作家韩少功在自己当年插过队的湖南乡下盖房，过上了半隐居生活。他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乡下，挑粪种菜、赤脚下田，期间读书看报、上网阅读。他表示希望多接触一些文人圈外的朋友，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接近自然和乡土社会，希望有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健康生活方式。

韩少功80年代以“寻根”文学表现乡土文化的原始面目，90年代他以《马桥词典》对边缘村落习俗进行解读，他的创作与乡土文化始终交融。在隐居之后的新书《山南水北》中，他把自己想象成归隐山林的文人，但他从未把自己当成农民，虽然他比如今大部分中国作家都离农民更近。当地农民的生活毕竟不象韩少功这么逍遥，他们为生存而艰辛劳作，无暇欣赏那如画的田园风光。现实中的中国农村也并不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那样富有诗意，乡村社会需要经过未来更精心的建设、维护才会出现天人和谐的诗意境界。

“告老还乡”的高官为

乡村建设贡献才智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情结，人步入老年难免会思念故土，一些在外奔波大半生的人总渴望“告老还乡”。

毛致用先后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他已经在老家湖南岳阳县西冲村“隐居”了4年。退休后他自己掏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老屋，又在老屋后面加盖了几间房子。虽然简陋但住得舒坦踏实，虽然不如城里方便但内心安宁。他认为住在农村至少有三个好：一是水好，二是菜好，三是空气好。

他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自己钟爱的事：每天早上6 点起床后，先到鸡舍喂鸡，再到菜地里劳动，之后洗个热水澡，然后吃早餐；上午看看书报，中午打个盹，下午再下地干活；晚上7点看新闻联播，之后用热水泡脚，上床睡觉。起初，村里的年轻人看他干农活有些吃力，都争着要帮忙。但他谢绝了，他回家来就是务农的，要自己动手。如今，他的菜园、鱼塘、猪栏、鸡舍，都像模像样。他种的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他养的鸡和鱼，不用任何添加饲料。他过去在任时，心脏有点毛病，现在心脏病消失了。

毛致用回故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保护村里的两棵古树；与村民商议保护生态环境。为让村里百姓尽快过上小康日子，毛致用不但献计献策，还亲力亲为。镇里引进两个企业项目，被征用山地的村民有想法，跑到他那里反映情况。他了解实情后，耐心做工作，最终两个厂办起来了，不仅解决了3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使村民有了不菲的收入分红。

中国古代文官告老还乡、武将卸甲归田也是一种“惯例”。唐代诗人贺知章有诗为证：“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古人称官员辞退归家为“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官员致仕后的俸禄数目及是否朝见等待遇，与其原官品、功绩及皇帝的恩宠程度有关。比如《汉书・疏广传》记疏广告老还乡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疏广回乡之时虽然颇为排场，但回乡之后，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官员告老还乡并不意味着不再过问世事。《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按东汉著名儒者郑玄的说法是，“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不只是回家安度晚年，也不只是情感上的叶落归根，还要“归教于闾里”，对乡村社会起到积极的文化建设作用。因为这些官员是文化精英，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他们多年宦游在外，见多识广。他们回到家乡与当地乡绅一起，力尽所能地为当地经济、教育等各方面贡献才智。

1990年至1997年，陈苏厚是海南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此后，他又担任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3年，他退休后，和老伴一起离开了省会城市海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陈苏厚现在已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住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只有17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像村里的其他农户一样，陈苏厚的屋前有一块菜园子，种着白菜、萝卜、豆角等10多种蔬菜。

陈苏厚在任时一直分管农村、农业，很熟悉农民，喜欢农村生活的自由和随意。可是，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松梅村仍然贫困落后：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左右。贫穷的农民还没有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村里垃圾成堆，甚至没有一间厕所。这令陈苏厚改变了在淡泊平静中安度晚年的想法。

2003年，陈苏厚开始动员村民种植香蕉，他说服了7家农户，并组织成立了一个互质的香蕉合作社。他帮助香蕉合作社获得了南宝镇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还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免费教村民香蕉种植技术；香蕉收获了，他又联系了香蕉种植公司，代销农民生产的香蕉。7户农民种植的54亩香蕉，当年收入38.4万元，还清了6万余元贷款；第二年，参加香蕉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79户，松梅村农民种植香蕉收入达到了300万元；2005年，全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种植专业村。在陈苏厚的引导下，松梅村的橡胶、反季节蔬菜种植业也发展起来，这个原来负债累累的贫困村，人均纯收入在三年里大约增长了一倍，现在全村农户在银行有了110万元的存款。

陈苏厚又带领村民完善生产和生活设施：筑桥铺路、修建水利设施、改造电网，还兴建了农贸市场、卫生院和文化活动中心...... 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现在，全村家家都建有厕所和沼气池；村里不仅拥有文化活动中心，还修建了公园、球场，水泥道路也通到了家家户户。村里还建起了垃圾站，垃圾车每天在村里巡回收垃圾。陈苏厚回到农村当农民，却使松梅村的农民开始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市场的成熟使城市

与乡村有机融合

退休以后回归田园，城市人都向往这样的梦。日本上班族面临工作单调和竞争激烈的压力，不少人都在努力寻求减压方法。如今越来越多的职场精英选择告别职场生涯，尝试躬耕乡野的田园生活。日本许多城市上班族表示渴望归隐田园，过一种更安宁的生活。不少在职场打拼的人发现，他们在事业发展上遇到瓶颈，需要改变现有状态和生活方式，换一种心情。渴望田园生活的上班族大多出生在1947－1949年的“婴儿潮”时期，现在这一代人大都接近退休年龄。这一代人都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他们对此很厌倦，想脱离公司束缚，他们也有经济实力移居乡村。

品味田园风情不一定要等到退休，也不一定要等发了财。每至周末，韩国许多居住在大城市的父母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前往自己的乡间“别墅”。与高收入阶层在郊外的封闭小区购买的别墅不同，韩国普通人购买的乡间别墅往往是真正的“乡村大屋”，多是到城市淘金的农民留下的乡村院落。韩国父母在购买这些“别墅”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大都市，孩子的成长空间实在窄逼， 小孩的精神也需要放松，他们需要知道人与自然如何取得和谐。乡村生活扩大了都市孩子对自然的认知。

在市场的触角无孔不入的今天，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中国成都市近年来推出了以体验农事为特色的“江家菜地”项目，市民认种菜地，农民代种蔬菜。成都市江家堰村农民长期从事蔬菜种植，经验丰富，生姜等调味菜更是远近闻名，“江家菜”形成了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在规划面积3000亩的“江家菜地”中，市民签定认种合同，一次性缴纳每分地(约66.67平方米)800元/年的认种费，就享有农民提供的种子、农药、农具、肥料和种植、看护等农业技术，并享有土地的产出收益。这块“自留地”平时可交给当地农民代为打理，市民可在空闲时前往参与挖地、浇水、施肥等劳动，既可单独劳作，也可全家齐上阵；既可锻炼身体，又可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到蔬菜收获时，市民吃不完的还可由当地蔬菜销售商进行代销。“城里人租农民的地自己种菜”，江家菜地不仅吸引了成都市民，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

广阔的乡村其实潜藏发展的巨大动力。北京市去年2月份公开招聘到郊区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公务员，他们的使命是协助村长负责农村开发。通过审核和面试，2006年上半年,北京2016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分赴北京市1800个行政村,开始了全新的“村官”生涯。大学生村官是一种新现象，上海和广州也在学习北京的做法，积极探讨吸引大学生参加农村建设的方案。随着国家对农村的重视，80后的年轻人也有意愿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这将极大地拓展他们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