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城中村

【前言】尴尬的城中村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杂乱、混乱、污浊。但不同的是，城乡结合部是自然形成的，以零散方式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最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较低的门槛。而城中村则是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遗留下来...

从“城乡结合部”到“城中村”

在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的城市遇到一道坎：城中村。

从广州的中信广场拐个弯，就是一个城中村：林和村；从深圳的地王大厦往后走几步，也是一个城中村：蔡屋围村。如果说中信广场、地王大厦分别是广州、深圳的外套，那么，林和村、蔡屋围村则分别是广州、深圳的内衣。

广州的城市规划面积在1980年为136平方公里，到1999年扩展为286.6平方公里，目前已达到386平方公里。不知不觉，在“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过程中，广州市区已经形成138个城中村，比如杨箕村、石牌村、冼村、林和村、棠下村、猎德村、瑶台村、同德村、三元里村……按照规划，未来数年广州的城中村面积将达到87.5平方公里，占到广州城市规划总面积的22.67%。

从全国来看，从1985年到2001年，全国的村落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这些消失的村落，大部分变成了城中村，不规则地分散在城市的商务中心、开发区以及商品房住宅小区附近。据2005年的统计数字，北京有“城中村”231个、上海有223个、西安有187个、太原有83个、南京有71个……

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杂乱、混乱、污浊。但不同的是，城乡结合部是自然形成的，以零散方式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最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较低的门槛。而城中村则是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原来的稻田发展为开发区，原来的菜地建设为CBD，原来的鱼塘崛起了摩天大楼……城市包围了农村，但城市却没有能够及时地消化农村的生产方式、吸纳农民的生活方式。于是，城中村成为农村城市化的矛盾体：失去耕地的农民未能以市民身份同步进入城市，他们没有地种了，但城市也没有给他们工做。在迷茫的徘徊中，他们发现：城中村的地理位置往往比较优越，地处城市的黄金旺地！于是，他们利用征地补偿款和分红，以种庄稼的高密度种植法，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种”起了的“握手楼”、“亲嘴楼”，租给那些原本集结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已经“洗脚上田”但尚未“换脑进城”的农民，就这样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都市里的村庄”。

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短短20多年间形成城中村241个，崛起“握手楼”约30万栋，居住人口达215万。正是这些阳光照不到的城中村出租屋，2003年创出租收入250亿～300亿元，约占深圳当年GDP总量的10%，“出租屋经济”几乎可与深圳的支柱产业金融业相抗衡。

广州城中村大约有出租屋60万间（套），吸纳流动人口300多万。天河区的石牌村仅有0.7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崛起出租屋3384栋、11492间（套），高峰期吸纳外来流动人口近５万人，为原住村民的5倍。

由于集结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出租屋经济”还带动了城中村特色的第三产业，包括大排档、士多、发廊、网吧、放映厅、成人用品店、人工流产诊所……

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后来，一些村委会改成了居委会，农民转成了市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改成了股份公司，村长也变成了总经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收归国家所有。但是，城中村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经济生态和庞杂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脱离土地的两种农民――被城市包围的农村新市民（房东身份）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租户身份），就这样以“双向对流”的形式集中在城中村，共同缔造了一个“城中村社会”。

城中村位于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之间，地处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地带，是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城市化链条的死结。当人们发现“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城中村影响到城市形象、威胁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时，已经错过了处理城乡矛盾的历史时机。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政府在供水、供电、排污、排水、环卫等城市公共设施的布局上，没有把城中村纳入城市管理范畴，以致积重难返，造成城中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成为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外面是高楼大厦的现代化，里面却是城中村的脏乱差。一位居住在广州林和村的湖南籍外来工说：“这里连我们乡下都不如。我们老家虽然穷，但山清水秀，哪有这么脏乱差。”

广州市环卫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广州日处理生活垃圾7380吨，其中城中村平均日产垃圾2800多吨，占全市日产垃圾量的三分之一！

城中村也往往是“地下经济”的根据地，包括加工黑豆腐的、贩私宰猪的、赌的、搞传销的、做盗版书的、制造假文凭的、卖偷听器的、倒黄碟的、按摩的、洗脚的……根据经济规模，有的城中村甚至已经形成一些远近闻名的专业村，比如“黑豆腐村”、“黑心棉村”、“黑诊所村”、“赌博村”、“二奶村”……

城中村的藏污纳垢，不只是表面上的垃圾、污水以及满大街的性病广告。更可怕的是，由于管理上的缺位，城中村已经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危害社会治安的“窝点”。统计表明：在广州外来人口作案的刑事案件中，80%的案犯曾以出租屋作为落脚点；深圳全市在出租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约占全市刑事案件的30%，个别地方甚至高达50%。

城中村离城市化有多远？

积重难返的城中村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市长们案头的一道难题。

2007年1月18日，广州市长张广宁在广州城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过去的“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中调”，提出在未来五年要以“中调”为契机，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张广宁表示：“城中村改造得好不好，应该作为各区区长工作的考核指标。”

据了解，广州把城中村分为三种类型：A类，完全没有农用地的农村，且已经完全被城市包围；B类，有少量农用地的农村和处于城市近期重点建设区域的农村；C类，有较多农用地的农村和近期不列入重点建设区域的农村。早在2002年8月，广州市就确定７个城中村作为改造试点，包括：A类的三元里村、石牌村；B类的槎龙村、棠溪村、沥村、茶村；C类的笔岗村。2004年又推出制定《广州市城中村改制改造管理暂行办法》，目标是到2010年亚运会开幕之前，把138个城中村全部改造成为现代化文明社区。

不可否认，城中村改造是每个城市的一块“烫手的山芋”。“握手楼”虽然丑陋并存在各种隐患，但寸土寸金，是村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物权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有专家估算，假如改造10个像冼村这样的城中村，耗资将接近三峡移民工程的总投资；如果对广州的138个村进行改造，保守估计至少要2000亿元。即使村民获得了合理的经济补偿，并且搬进了“现代化文明社区”，但政府对这些新市民的就业安置、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依然是艰巨的任务和尖锐的挑战。

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形态。改造城中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社区管理、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各个方面。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指出：“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