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强化公共风险管理

宏观调控的特征是“相机抉择”,目的是“化解”公共风险,避免转化为现实危机,注重短期;公共风险管理的特征是“常态化”,目的是防范公共风险,避免风险累积而造成危机,注重长期

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宏观调控面临国内外更多的不确定性变局,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强化公共风险管理,已是大势所趋。

在微观领域,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企业投资、融资、转型或扩张,都离不开对风险的测试评估,防范与化解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本能。在宏观领域,公共风险,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面临的风险,公共风险管理便应是对这种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面临风险的管理。

目前中国的公共风险管理还十分薄弱。究其原因,是用宏观调控替代了公共风险管理,从而造成了后者缺位,同时加重了前者的负担。

现行宏观调控理论实际上是以凯恩斯短期静态宏观分析框架为基础的,而且是以应急方式来干预经济,长期公共风险和一些根本性问题则已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范围。

2008年底采取的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措施的扩张刺激政策,就是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当前的楼市新政,则是针对房地产业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引发的房地产业泡沫,避免对整个宏观经济带来威胁。应当说,这些都是针对特定公共风险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

而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给予大幅度救援,甚至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以避免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显然,美国采取的措施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危机干预,是针对危机状态采取的紧急措施。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2008年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都给国内带来了巨大公共风险。其表现为经济增长滑坡、失业率上升,但并未出现经济负增长、大面积破产、大量失业这样的危机状态。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地化解了经济公共风险,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

而作为宏观管理的核心,公共风险管理在中国是缺位的。

例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大的外需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后更为明显:2004年~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10.4%和10.7%。而同期,内需却在不断地萎缩,消费占GDP比率为54.3%、51.8%和50%。

面对这种状态,政府隐隐约约感觉到风险的来临,因而采取了防止、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2007年底正式提出了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方针,并一直延续到2008年上半年。

引导宏观调控的经济指标都是一些短期性指标,如经济增长速度、信贷投放快慢、物价指数等等,而更深层次的长期公共风险则容易被注重短期公共风险的宏观调控所屏蔽。

极大地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压力,也时常扭曲宏观调控,致使宏观调控不断变化,甚至是急转弯。宏观调控不断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加剧了经济波动。

像电力、猪肉,时而多了,时而少了,就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其实,产业发展不是宏观调控的任务,而是宏观管理的任务,通过科学的产业规划、清晰的产业政策来引导经济结构,从而规避长期公共风险。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危机干预与公共风险管理是三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各自不能缺位、越位,而是相互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宏观调控的特征是“相机抉择”,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化解”公共风险,避免转化为现实危机,注重短期。

危机干预的特征是“力挽狂澜”,针对已经出现的危急状态采取措施,其目的是“遏制”公共危机,避免危机扩散、恶化导致社会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注重眼前。

而公共风险管理的特征是“常态化”,针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采取措施,包括公共风险监测、战略规划和常态措施,其目的是“防范”公共风险,避免风险累积而造成危机,注重长期。

总之,全球化大背景下,用短期的宏观调控来取代公共风险管理的状况,已经到应改变的时候了。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