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摘要：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明清时期；关中；书院；科举；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1307

书院是由古代私人讲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机构，它在人才培养、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恕在《学古书院记》中谈到：“书院乃儒生讲学明伦之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才者也。”[1]书院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同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白居易《策林・四》引孔子之言云：“臣闻仲尼之训也：既庶矣，而后富之；既富矣，而后教之。”[2]兴办学校、延请教师、建立刻坊、出版图书，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在明清，书院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良好的教育环境无疑会给文学人才提供浓郁的学习氛围和相应的学习条件，有助于受教育者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宋、元、明三朝，凡书院发达的地区，也就是文化繁荣的地区；而大凡学术文化繁荣的地区，其刻书事业也颇兴盛[3]。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于文人学者的倡导与推动，反过来，书院的建设与发展又培养了一代代文人才俊。这就使我们研究书院与文学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一、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自宋代开始，书院教育蓬勃兴起，促使中国的私学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朝及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中国的经济重心稳定在南方，中国的书院也以南方居多。据统计，宋朝有书院397所，其中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便占了383所，为总数的96.5%。元朝有书院277所，上述十省占了181所，为总数的65.3%。明朝有书院1 239所，上述十省加上云南、贵州二省占了1 007所，为总数的81.3%。清朝的书院有1 902所，上述十二省占了1 580所，为总数的83.1%[4]。具体来讲，宋元时期，南方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因而这一阶段，以江西、湖南、浙江等地为最多；明清时期，南方经济最繁庶的地方，除了长江中下流域，还有珠江流域，因而这一阶段的书院，以江西、湖南、浙江、安徽、江苏和福建、广东等地为最多[3]。

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统治者更深刻地领会到文教管理的作用，把发展文教视为其治国之本：“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十月。明代初沿元旧制，立洙泗、尼山书院，后因竭力兴办学校，书院便趋于沉寂。明初重视兴学，如《明史・选举志》中说“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5]，“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6]据有关学者统计，洪武年间所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在地方多达1 311所，平均设学率高达91.5%[7]。洪武到天顺90年间，新建书院58所，修复74所[8]。到明朝末期，全国各地的生员人数，居顾炎武统计，达50万人之多[9]。

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发展同全国大致保持一致，自洪武至成化将近100年间，书院发展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成化以后，陕西书院逐渐兴起：“洎乎我朝，列圣相传，屡诏天下以兴学为首务，而又兼立书院以广教育人材之地。当此之时，自京师及各都会莫不建学延师，以承明诏，郡县之大者亦力为之，惟僻小之区经始为难，往往侨设于祠宇，若官舍以收其地之俊秀者，督课而已。呜呼，惜哉，余行部至耀，耀适如是。”汪灏，钟研斋：《续耀州志》，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84285页。关中书院在弘治（1488～1505）、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最为兴盛。根据陕西各地方志资料统计，明朝时期陕西书院共计50多所，其中新建书院47所，重修、重建的书院3所。明朝陕西书院的地理分布比元朝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原来没有书院之设的陕北、陕南，在这一时期均有书院的出现，但地理分布上依然体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其中，关中地区书院有34所。清朝关中地区书院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有书院71所[10]，这些书院既有官办，也有私人创办，且出现民间化的趋势，这对关中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士人的培养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初，关中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战乱等原因，书院的发展相对滞后，有些文教曾经较为发达的地区书院发展在明初也颇为落后。朝邑曾为文化较为发达之地，到明朝连试院也“独缺”，“试院与学校为终始，学校以育人才，试院以取人才。然自学校既设，无论都省郡县皆有而试院于邑独缺”饶应祺，马先登：《同州府续志》，光绪七年刊本，第874页。。白水县的情况大致同样，“考试，大典也，考试地求肃静，则典试者所宜尽心也。白水向无考院。遇岁课试，或即官衙，或假书院，搬运饰置，上下均劳，终难严谧”③，试院的规模和质量也相对较低。临近的朝邑县情况大致一样，“朝邑，人文地，向先君子作宰数岁亟称之，亦亟培之。今予复奉檄承乏，思以次修举废坠而文教为首。值试期，士千五六百人聚署中，房舍实不能容，有据阶为几者，风雨猝至则茫然失措，且邑试多在隆冬，霜晨雪夜方呵冻不暇，而何文之”③。甚至有的地方学宫毁于战乱，“永邑七罹寇烽，学宫灰烬，士生其间，何异农之失耕，工贾之废业”郑德枢，赵奇龄：《永寿县志》，光绪十四年刊本，第393页。。明人李东阳《重建正学书院记》载云：“正学书院为道学而作也， 院在陕之西安，盖宋横渠张子倡道之地，门人吕大钧辈皆得其传。元鲁斋许公来主学事， 亦多造就。后省臣建议为书院，合祀横渠、鲁斋及其乡贤杨元甫，而聚徒讲学其间。”[11]此外，杨一清还在凤翔府陇州（今陕西陇县） 创建岍山书院，在武功建绿野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与三原弘道书院共同推动了明朝关中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