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人的意义世界

[摘 要] 人是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的。编辑人要想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合理解释，实现超越，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不仅要满足自身生存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要使之成为国家与民族的需要。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3-0026-03

意义世界，“它具体是指能够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支撑的价值理念”[1]。

人是不可能脱离意义而存在的。

一方面，人的存在需要意义的确证。人，或许是地球上唯一会追问自身存在意义的物种。动物，在吃饱喝足后就知足了。人，不仅追求吃喝玩乐等基本生存需要与欲望的满足，而且在拥有所需要的东西以后，要求自己也成为一种需要。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这种存在就没有意义。人的精神上的苦恼，更多地是由对“无意义的存在和无意义的事件的体验与恐惧造成的”[2]。换言之，有意义的存在及其体验，是人生快乐的源泉。“正是人的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3]。

另一方面，即便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人也需要意义世界的支撑。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的生存之路充满无奈与艰辛。一个人根本无力解决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他需要给自己一个超越现实困境、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与希望，就如同封建时代穷苦人为了忍受今生的苦难生活而寄希望于来生一样。“通过创设意义，人获得了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的‘合理化’解释，因而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应对困境的文化力量”[4]。

编辑人同样需要自己的意义世界。编辑人的意义世界至少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对当下编辑人的生存境遇做出合理解释，使其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体面与尊严；二是必须为编辑人所从事的工作、为之献身的事业寻找到一种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以实现意志对肉体、理想对现实、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这种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合理解释、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就构成了编辑人的意义世界。

在过去，众人眼中的编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顶着一层绚丽而神圣的光环。就如某些编辑大家所形容的：“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在许多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更能发掘宝藏，有利于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5]在这里，编辑工作既是获利与谋生的手段，也是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之所在，还可以从这份工作中收获内在于心灵的自我奖赏。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6]。

可是时过境迁，编辑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悄然发生了改变。

从出版业的外部环境来说，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高度发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悄然改变。网络出版在成就自身传媒新贵地位的同时，无情地挤占了传统出版的生存空间，颠覆了现有的出版格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导致编辑职业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人，只要有点文化，就可以在那个虚拟世界一展拳脚。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许多编辑人困惑的目光及其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担忧。面对这种情势，每个编辑人都会问自己，我们是否还会为这个社会所需要，我们是否已经丧失存在的理由。

就出版的内部生态而言，压力与日俱增，无所不在。处在转型期的编辑人，不仅要熟悉出版业务的各个环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要善于和社内外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扮演好不同的角色：面对读者，是一个营销人员；在作者眼中，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在社长和同事面前，又成了一个纵横家，四处游说，获取支持。有出版人直言：“如果你不能说服领导和同事支持你的工作，你作为编辑这个职业的第一关就失败了，你连领导和同行都不能说服的话，怎么能通过你的产品说服广大的陌生读者呢？”[7]这中间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扮演好的，非竭尽全力全神贯注不为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往往让众多编辑人身心俱疲，以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不能自拔。

外部环境的逼仄，内部沉重的经济压力，消解了编辑人曾有的淡定与从容，使编辑人陷于身为物役的窘境，妨碍了编辑人出版理想的实现，给编辑人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如果说身体的疲惫可以通过休整的方式获得缓解，那出版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却不是编辑人能独自决定得了的。在当下，出版理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人自身的赢利能力。赢利能力突出，编辑人可获得较大的话语权，申报的选题也比较容易通过，甚至可以取得免检资格。转企改制以后的今天，大部分出版单位都变成了企业，走向市场，赚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人能挑战和撼动出版业的市场化。但问题在于，编辑人的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有些时候是很难做到两者兼顾的。即便是在现在差项目不差出版补贴的形势下，这种出版难的现象仍然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编辑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困境。编辑需要调整心态，重构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以迎接现实与未来的挑战。

编辑人的意义世界的构建，应当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

首先，从形而下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正确的认知。

编辑是一种职业。作为独立的社会职业门类，它是随着新式出版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今天的编辑与传统的编辑相比较，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说，都已有很大的不同。编辑人在思想观念上要与时俱进，积极面对自身角色的转变。再者，既然是职业，那自然就有职业的艰辛，也有职业的快乐。职业的艰辛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为了完成任务，编辑不得不大量编书，长期伏案工作。这种日复一日，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单调繁琐工作，不仅带来一身诸如腰椎劳损、视力下降之类的职业病，更严重的是，它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你的心力，窒息了你的灵气，让你不再有创造的冲动。但是，编辑职业也有其独特魅力，对于喜爱读书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做别的工作，要想读书，那得付出相当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作为编辑人，他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工作；读书不但不要钱，还可以赚钱。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等好的职业！

编辑更是一种事业。理性地看待编辑职业，将其视为赖以生存，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有助于编辑人提高对繁琐枯燥工作的耐受力。但如果没有对明天的憧憬，没有成功的喜悦和内心愉悦的体验，即便你从事的是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也无法长久保持工作激情，很难获取持续前行的动力。只有将编辑职业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看成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平台，才能迸发出激情，对工作产生狂热的喜爱。

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对于一无所长的封建文人而言，如果不能顺利踏上仕途，那“立言”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晚清重臣张之洞讲得更为直白，他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说道：“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8]可见，封建时代的文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有着传世留名的功利追求。在此功利思想的激励下，他们可以放弃仕途，甚至自掏腰包从事先哲时贤作品及乡邦文献的刊刻整理，如同晚清儒学大师王先谦所做的一样。1888年，王先谦自江苏学政任上辞官归里后，即自誓“剩有豪情寄烟墨”，从事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他一生编著校刊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是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

现实中，也有许多鲜活的例子。以唐浩明先生为例，他曾经有过定居国外的机会，可以去湖南省作协做专职主席，还有过许多改行机会。但他都不为所动，坚守编辑岗位30年，十年磨一剑，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全集》[9]。不单圆了自己的作家梦，还成了全国知名的编辑大家。

可见，编辑职业既不高人一等，也绝非一无是处。只有剥去编辑职业的神秘色彩和虚假光环，让编辑人回到现实当中，才能理性看待这一职业，坦然面对其中的喜怒哀乐。

其次，从形而上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

职业与事业，体现出编辑工作对于编辑人的意义与价值，是编辑人存在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倘若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准上，则不免功利和狭隘，终究逃不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只有将自己的需要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编辑人的工作才会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编辑人的意义世界才会照亮自己作为编辑人的一生。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这句话，道出了理想与动力、理想与成就之间的辩证关系。志存高远，方可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封建时代的编辑人，既有为一己之名利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职业冲动，也有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振兴传统学术的理想追求。例如，王先谦就曾立志，要将历朝谕旨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之类的“宝书”进行系统整理，刊印成书，“家置一编”，广为颁发，让其光芒照耀寰海大地[10]。此举的目的，无非弘扬圣教，教化臣民，靖人心，正纲常，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前者固无论也，后者也难出服务一姓一人忠君思想的范围，眼界有限，所以出版成就和作用受到限制。

到了近代，编辑人首次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民族的教育、国家社会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所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11]这样看待编辑出版工作在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传统编辑出版人不可能具备的思想境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老一辈编辑出版家张元济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近代不少进步编辑出版人的共同心愿。正是因为近代编辑出版人赋予了编辑出版工作传播文化、发展教育、促进国家进步的使命和意义，才造就了近代出版的辉煌成就。

遗憾的是，现在许多编辑人反倒不如我们的先辈，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放弃了对编辑理想的追求。在一个需要理想的行业，却看到了太多的功利。出版社的工作运行机制、奖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以充分调动编辑人的物质欲望为基础的。我们应当改良现行的制度，充分发挥其教化和牵引作用，帮助编辑人树立职业理想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