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编辑的危机

摘要：当代中国出版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之中，编辑面临着很多生存问题，甚至说是危机。当代编辑危机表现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方面。现实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技术变革、读者阅读习惯和手段的变化、竞争激烈等带来的危机，精神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缺乏职业认同、创新意识不足、作风浮躁等方面。实现出版业的发展，不仅要强调外在环境的改变、出版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编辑主体的建设。通过编辑主体的建设，来解决当代编辑人所面临的危机。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178-03

处于出版工作中心地位的编辑活动，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十分可观。但是，编辑活动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多生存问题，甚至说是生存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影响着编辑活动未来发展的走向，而且制约着出版产品的质量高低，并从总体上影响着出版业发展水平。当代编辑危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层面，二是精神层面。

现实层面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编辑工作的现实生存问题，它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变革给传统编辑的职业化生存带来巨大挑战，使得编辑的职业化生存面临严重危机。技术变革就是数字出版。不同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是基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而诞生的一种新型出版形态。当然，现在业界对数字出版概念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出版、跨媒体出版(如网络期刊、手机出版)，也包括传统图书的电子书形式等。作为一种全新的出版形态，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版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增长20％。其中图书销售增长20％，而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超750亿元，同比增长42％，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出版业。由此可以预见，出版业步入数字出版时代，将不会很久。数字出版将给传统出版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传统的出版业中，出版业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印刷商(上游)――出版商――发行商(下游)――读者。在这样一个产业链中，出版商处于中心地位，不仅控制着出版的内容资源，而且主导着出版的发行通道。在这个产业链中，无论是发行商，还是印刷商，没有一个产业的参与者能够离开出版商，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依赖出版商来生存的。但是，数字出版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出版的产业链。在数字出版中，出版业的产业链发生了重构，产业链的参与者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网络出版为例，像盛大文学的“起点中文网”，读者通过技术平台可以直接面对作者，作者也直接面对读者，传统出版商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在网络期刊或电子书出版中呢?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出版链条中，出现了新的参与者，传统出版商仅仅是内容供应商，出现了新的技术供应商(包括数字出版平台和数字运营平台)。而且，在这个产业链中，技术供应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直接面对读者，掌握着销售的终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商只是一个商品的供应商而已。

所以，我们说，在数字出版中，传统出版商被置于内容供应商的地位，形成了内容供应商与技术供应商的分离，最终导致在整个出版流程中技术供应商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回到编辑工作本身，在传统出版工作中，编辑工作自始至终就处于一种中介地位，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不可缺少的媒介。但是，在数字出版中，编辑的地位、职业角色和职业功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网络出版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通过网络平台可以直接面对读者，比如将自己的作品放在网络上。为什么盛大文学敢称自己是全球华文文学的梦工厂呢?原因就在这里，它给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最直接、最方便、最简单的沟通、互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不需要传统职业编辑存在。所以，我们说编辑的职业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工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可以说在现在的业界比比皆是。比如，国内知名调查性报道记者王克勤在谈到其所策划采写的《山西标签疫苗》报道时说，当时他做好了一种准备，如果他所写的报道不能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他就将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也就是博客出版。还有，现在很多“80后”作家，像韩寒、郭敬明等，都在忙着办网络杂志，选择将作品发表在网络上。而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编辑角色因为技术的变革，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在技术变革的今天，我们的编辑工作正在向着编著合一的历史的原点发展。问题是，如果编著合一是未来编辑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当代编辑人，尤其是传统出版业的编辑人将何以自处，编辑职业存在的必要价值又何在?这应该是当代编辑工作者正在面临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危机。

第二，编辑工作的危机，还来源于读者的阅读危机。编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当读者的阅读发生危机时，或者说读者的阅读率在下降时，我们传统编辑工作的危机就不期而至。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已经连续七次进行国民阅读率的调查。其中200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中，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2.0％，比2008年的69.7％增长了2.3个百分点，这体现了国民阅读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但是，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0.1％，比2008年的49.3％仅仅增长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媒介的平均增长率；报纸阅读率则更令人沮丧，数据为58.3％，比2008年下降了5.6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5.6％，比2008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而国民上网的情况呢，2009年，我国国民上网率为41.0％，比2008年增长了4.2个百分点，涨幅为11.41％。我国网民在上网从事的活动中，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网上聊天／交友”，占69.7％；其次是“阅读新闻”，占61.2％；第三位的是“查询各类信息”，占48.0％。我国网民中有18.1％的人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网上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从这些统计数字不难看出，传统阅读率在下滑是不争的事实，网络阅读率在快速上升。但是，我们知道，传统的纸质阅读和网络阅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深阅读，后者是浅阅读。这种国民阅读率，尤其是图书阅读率的下滑，必然会对传统出版业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传统编辑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加重当代编辑的职业危机感。

第三，当代编辑的危机，还体现在编辑工作的激烈竞争上。当下出版业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出版业改革已接近尾声，包括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出版社都改制转企，实现企业化运营，市场化生存，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改革是针对出版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当然会极大地解放出版生产力，激发编辑人的创造热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出版业的市场化必然带

来严酷的市场竞争。在市场之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市场竞争中，“顺之者生，逆之者死”。这必将给长期习惯了事业化运营、行政化运作、垄断化生存的没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编辑人，带来空前的生存压力和生存危机。与此同时，编辑人的市场竞争不仅来自国内同行，还来自国际文化巨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编辑人因为出版技术的变革、读者阅读率的下滑、竞争的白热化而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编辑的危机，不仅表现在现实的生存层面，还表现在深层的精神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编辑职业认同。所谓职业认同，就是个体对其所从事职业的确认和肯定，包括对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功能、价值的认可和肯定性评价等。编辑的职业认同，就是指编辑个体对编辑工作的肯定性评价，如对编辑工作性质、功能、地位、价值等的认可。编辑职业认同是一种心理状态，反映着编辑个体对编辑工作的兴趣、态度、理念、作风和价值观等。编辑职业认同是编辑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或精神境界，它对于编辑主体做好编辑工作作用很大。

首先，编辑职业认同是编辑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编辑职业认同度越高，工作兴趣就越大，工作的积极性越高，工作的态度就越认真，编辑工作的效果肯定就越好。相反，那些职业认同程度较低的编辑，把编辑工作仅仅作为谋生手段或被动地从事工作，肯定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质量上与职业认同程度较高的编辑有很大差距。

其次，职业认同是编辑实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编辑个体的职业认同程度不同，其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状况也不同。职业认同程度越高，意味着编辑个体的价值追求和工作价值的“同一性”越高。在这些编辑的心中，编辑工作价值的实现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就富有热情、激情、感情，他们追求自我成长、发展的主动性，就越强烈。

再次，职业认同影响编辑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感水平。在实际编辑工作中，我们发现，来自同一个编辑部门的不同编辑所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各不相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与编辑个体的专业素养、性格气质有密切关系，也与编辑的职业认同程度不同密不可分。有的编辑工作量很大、工作难度很高，但职业认同感高，在工作过程表现出不畏艰辛、乐此不疲的精神状态。但是，2007年的一项对武汉地区的编辑工作满意度调查显示，具有高度职业认同的编辑不到50％。这个调查结果富有意味。米尔斯说过，要信任我们的体验，并审慎地对待它，以激发更系统更具意义的思考。这个数据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当编辑人都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时，他又怎么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呢?职业认同的缺失，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危机，又是什么呢?

第二，文化创新乏力。众所周知，中国出版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就是图书结构失衡，教辅教材占图书市场比重过大。与此同时，出版库存率极高，跟风出版或者叫重复出版极其严重。出版内容缺乏创新，尤其是在儿童文学出版市场上，我们始终没有打造出极具原创精神、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出版作品或出版品牌。这其中有作者的问题，但是编辑的责任也难以推卸。编辑思想保守落后、创新意识不足，囿于传统选题、策划意识不够，坐等靠思想严重、主动意识不强等都是造成出版物创新不够的重要原因。

第三，编辑作风浮躁。当前，编辑人作风浮躁受社会环境影响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编辑人缺乏科学的编辑精神和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这就造成现在出版市场上的编辑质量意识下降。根据相关统计，现在出版物的质量差错率非常高。2006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对58种教辅读物的编校质量进行了专项检查，结果发现不合格品17种，不合格率为29.3％，差错率最高的达5.3／10000。2007年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的数据称，他们对我国382种出版物的编校质量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的合格率仅为19.37％，而不合格率高达80.63％，其中差错率超过5／10000的60种，占15.07％，差错率最高的达22／10000。与此同时，出版界还有很多“炒作出版”的现象。像前段时间出版社炒作的“养生”系列图书，很多没有科学性可言。还有些不负责任的编辑，热衷于炒作概念，夸大事实，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将出版人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还有些编辑只顾发行量，而降低出版物的品质，出版一些低俗庸俗出版物，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和文化风尚。

第四，编辑人的精品意识缺失。现在很多编辑以善于策划著称，以图书发行量高享誉，以市场感召力大自居。追求图书的经济效益，强调图书的发行量，扩大图书的影响力，这无可厚非，而且这也是一个编辑实现编辑影响力所应该重视的。但是，我们衡量一个编辑工作价值的大小，却不能仅仅看他工作量的大小，还要看他工作质量如何。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引导编辑创造出精品，特别是传世的精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出版工作者不仅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任，还承担着积累文化的重任。编辑人不仅要为当代人生产精神产品，还要为后世人积累文化产品。如果几十年之后，在我们后代的阅读中没有几本我们今天创作的、出版的图书，这不能不说是出版人的一种遗憾、一种失职。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出版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有很多古代的编辑人在编创作品的时候，都有极强的精品意识、传世意识。比如，司马迁编修《史记》，他曾经谈到他编修《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仅如此，他还希望这本书能够“藏诸名山，传之后人”。可见，他有比较明确而鲜明的传世意识。再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编自己的诗集，在编撰图书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念念不忘后人，念念不忘传之久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说：“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这里祝愿“百代不湮沦”，担心“灭没人不闻”，正是白居易传世意识的体现。这种对创作出版的敬畏之心和追求精品传世的精神，令人动容。

以上这几个方面，无一不是当代编辑人精神危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当代编辑的变革发展与危机是并存、并行的。当代编辑人不仅要认识到未来编辑事业发展的巨大机遇，还要深刻体会现实繁荣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危机。

编辑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的社会变革造成传统的编辑角色、功能、模式、方法发生变革。二是编辑主体建设滞后，造成编辑精神危机出现。

第一，客观的社会环境变革。首先是社会(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变革。编辑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变革必然要影响到编辑活动的方式和编辑主体的精神面貌。持续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极大改变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体制机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版界正在经历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多数出版社转企改制，给出版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等。其次是编辑工作体制机制的变革。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催生着编辑工作自身的改革。从编辑工作的定额制到包干制，再到现在的项目制，编辑工作绩效考评、岗位聘任、人事制度等都在不断地改革中。编辑主体的角色、工作重心、编辑模式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在给编辑带来工作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再次是技术变革。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数字化出版发展迅速，如上文所述，在数字出版中，编辑的职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编辑工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使编辑对自身的根本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新的危机。

第二，编辑主体的建设滞后。编辑主体的精神危机，还来源于编辑主体的自身建设的落后。在解决出版界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通过出版改制，也就是出版生产关系的调整，把编辑人、出版人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决定编辑人、出版人的生死存亡，用一种外在压力来实现内在发展的动力，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编辑人、出版人的创造热情、解放出版生产力。问题是，市场就能必然地解决包含着编辑主体原因的问题吗?换句话说，外在的压力就一定能成为内在动力的源泉吗?比如，我们让一个文化根底薄弱、编辑作风不良、历史感和道德感缺乏的编辑在出版市场中运作，即使给他再多的机会，他又怎么能创造出好的编辑文本呢?很简单，内容创新与否不仅取决于出版生产关系是否调整，更取决于编辑主体的内在素质如何。但是，出版的改制、出版生产关系的调整，并不必然地导致属于个人修养的编辑人素质的提升。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出版界比较忽视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当代出版业的问题，实现出版业内容的创新，不仅要强调外在环境的改变、出版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编辑主体的建设。通过编辑主体的建设，来全面解决当代编辑人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尤其是精神危机。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段乐川.论编辑的职业认同及其培养[J].河南大学学报，2010，(5)：153-15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