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监管团为视角看跨境监管协调的强化

【摘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国际社会对监管团予以新的关注，将其作为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工具之一。欧盟境内的所有主要跨境金融机构都被要求建立由母国及东道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监管团，美国也于2009年成立了第一个监管团。欧美国家在监管团方面的进一步推进，显现出目前在强化跨境金融监管协调方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监管团 金融监管 跨境

监管团制度虽然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但却因危机的爆发让国际社会对监管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作为强化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手段之一，监管团制度是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进行监管，以增强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促进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一、 监管团制度在全球的迅速推进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欧盟各成员国的监管当局就曾合力尝试建立监管团。商业信贷银行（BCCI）是一家跨境经营的金融机构。由于监管协调机制的缺乏，任何一国都难以对BCCI实施有效的监管。因此，由开曼群岛、英国、法国、卢森堡和西班牙等国于1987年共同创建了一个监管团。但是，由于BCCI内部欺诈事件的发生，显现出了监管团在实践运用中的不理想。金融危机彰显出来的协调局限性，促使欧盟意识到监管团制度的重要，将其作为协调监管跨境金融机构的有效手段。2009年1月，欧洲银行业监督委员会（“CEBS”） 更新了《监管团和母国——东道国合作的执行范围》和《监管XY集团跨境合作协议调协议范本》这两份文件，其中对监管团的运作规定了更具体的细节。2009 年2月的金融监理改革报告指出在针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工具中，监管团应该作为首要选择，同时指出监管团应该运用于所有主要的跨境金融机构。

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职能机构难以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对跨境金融机构采取了监管团的做法。金融稳定论坛（即当今的FSB）借鉴欧盟的做法，在报告中提出建立监管团以加强跨境监管的协调。在FSB的推动和主持下，监管团制度成为针对每一个主要全球性金融机构，建立的以母国监管机构为主、由所涉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一种非正式的联合监管机制。2009年4月， G20伦敦峰会同意FSB致力于制定建立监管团，并使之有效运行的指导原则。目前， FSB已为选定的30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分别成立了监管团， 以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监管信息分享、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按照计划将有更多的监管团建立起来。2010年3月，巴塞尔委员会了有关监管团运作的原则和指南。联合论坛（Joint Forum）在2010年会议上指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应合力提高跨部门监管的统一性，确保监管团内有关跨部门的事项得到有效的评估。多年来，美国并没有建立监管团制度，其保险官协会（NAIC）中金融分析工作组（FAWG）的运作模式类似于监管团。但在现行国际潮流的影响下，美国的几个州于2009年成立了第一个监管团。2010年12月，NAIC对保险控股公司法案进行修正，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和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 （Solvency II）的相似条款，采纳了监管团的理念。

二、我国对监管团制度的初步探索

随着金融机构海外扩张步伐的加快，我国不仅需要在积极融入全球性监管体系建设中迈出积极步伐，还要充分发挥在东亚在东南亚等区域监管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监管团制度。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已经采取了监管团制度：即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该机构。三十人小组（GROUP OF THIRTY）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监管团制度实际上应该成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进行合作及其信息沟通的最好的平台。监管团的主要作用是促使母国监管者与东道国监管者在共享信息的基础上协调合作，从金融机构的整体维度出发，全方位地把握风险集中程度。监管团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监管框架的束缚，其主要作用是促使母国监管者与东道国监管者在共享信息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从金融机构的整体利益出发，全方位的掌握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保障金融机构的整体以及部分的稳定运行；维护监管措施的统一，避免重复监管以及额外成本的发生。

2009年9月，中国银监会在工商银行设置监管团，来自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资深监管者成为监管团成员。同年，派了本国监管者分别出席德国Deutsche银行和加拿大Scotia银行召开的监管团会议。 2010年9月，中国银行也设置了监管团，我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也将陆续设置监管团。中国保险业协会正积极参对跨境保险机构的监管。2010年12月，中国保险业协会邀请外资保险的母国监管者，在北京成立了保险业第一个监管团。自危机发生以来，我国银监会和保监会积极参与跨境金融监管的合作，尝试通过监管团制度，加强各国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我国近期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示了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进一步契合的动向。当然，监管团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协调的弊端，韩龙（2011）指出监管团采取的监管做法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还有待观察，但是由于监管团没有通用的监管规则和跨境监管的权力，因此，这种方法注定不是解决跨境监管问题的万能良药。丁志杰（2010）指出从监管团运行来看，主要是监管者实现信息共享，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刘明康（2011）指出银监会因注重加强市场风险监管等专业功能监管团队的建设，并不断强化其与机构监管团队之间的协调合作。从中可见，对于监管团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而言之，在国际金融监管趋于统一化的大背景下，监管团将成为针对跨境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重心，也是各国监管者能否进行信息共享的重要保障，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加强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胡玉婷（1975-），女，汉族，上海建桥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