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研究

时间:2022-03-04 07:49:43

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研究

收稿日期:20130527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1年度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和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人口城镇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GJ213136)

作者简介:马德峰(1975-),男,江苏南通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等。

摘 要:基层介入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面临的重要议题,因而备受社会各界的瞩目。试以苏北三县为例,对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的若干命题进行研究,得出大学生村官具备基层介入的现实条件和认知基础;政府“铺路搭台”与大学生村官后续跟进有助于基层介入难题的破解;基层介入促进了大学生村官个体成长成才,带动了农村政治生态与生活形态的部分改变;在介入发展去向方面,国家希冀的正常有序流动与大学生村官出路选择偏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为此,需要政府管理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推进。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2108

一、问题的缘起

大学生村官计划拥有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所内涵的“知识与社会结合、农村与城市结合、上层与基层结合”的政治发展理念将对未来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系统而深远的影响,它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生态的建构点、未来新型政治生态的起飞点、未来新型政治精英的生长点[1]。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11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达21.2万人,有8.2万人担任村“两委”干部,其中任村党支部书记3221人,村委会主任1839人;有3151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47人进入县直部门领导班子;7537人列入乡镇科级后备干部,531人列入县级后备干部[2]。媒体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新鲜血液,成为党政干部队伍的源头活水,成为新农村建设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其主体能动特征彰显无疑。

与媒体的乐观看法有所不同,学界一些学者对于大学生村官角色担当尚存疑虑。基于乡村治理视阈,有学者指出大学生村官是乡村社会的嵌入者、在乡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充当左右逢源的“好人”,他们面临配角与主角间的转换[3]。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审视,有学者提出村官议题存在国家政策意图与社区情理之间的悖论、村务主力与村务助理之间的悖论、政策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的悖论。由此,大学生村官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的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4]作为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策略,大学生村官下乡任职遵循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5],其角色内涵及其发挥功能是由制度规范赋予。在上述学者眼中,大学生村官角色比较微妙,他们置于国家政策和乡村结构两者夹缝之中,在乡村社会更多展现的是其被动接受、适应的一面。媒体与学术界生成的两种答案图景,使人不禁疑惑大学生村官主体性到底如何?他们究竟有无介入基层意愿?如何真正介入基层、介入初显成效以及介入发展去向怎样?制度变迁理论提出,社会的内在运转所产生的制度不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于千百万人的互动[6]120,这启示我们解答上述疑问要将目光转向基层实践。

二、研究基本设计

(一)核心概念

“基层”作为一个常用的行政用语,往往是指层级体系中最低的一层。在乡村社会,基层指向与村民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村级组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体现出党政干部人才培养的基层取向。“介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进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或指参与进去干预其事,通常用于政府介入或组织介入等。本研究运用“介入”概念是指接受政府委派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农村参与基层建设管理的行为,“介入”概念意在凸显如下特质:一是主体性。随着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推进,需要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干事创业,大学生村官主体能动表现直接关系到村官计划目标的达成。二是基点性。作为外来新生政治力量,大学生村官进入陌生环境,采取何种介入路径是他们首先要面对并且急需处理好的问题,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在乡村舞台上立足的支点,并以此为中心实现农村工作的生发与拓展。三是获得性。大学生村官身份指向具有模糊性、过渡性的特点,他们既非政府公务员,也不是本地村民。基层介入是大学生村官赢得村民拥护、摆脱尴尬身份的有效途径,也为其服务期满之后的出路提供铺垫。基层介入指向鲜活的现实实践场域,它立足于大学生村官主体自身,考察大学生村官与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的互动。作为介入主体与外部环境共同建构的社会事实,基层介入反映的是互动交往的场景,并体现出介入深度、广度等维度的差别。与偏重结构差异研究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不同,本研究采取互动考察视角加以切入。

(二)研究场域

本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是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来实现对某类现象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它遵循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逻辑,即直接从个案归纳推理上升至一般结论。学术界普遍认为,个案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研究发现能否进行外推,进而获得更具一般性的概括。对此,有学者指出,实现外推的关键在于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个案,依据共性类型不同表现形式,存在集中性、极端性和启示性三种不同的典型性[7]。就大学生村官现象而言,研究适宜选取集中展现现象主要特征和属性的载体,故本研究拟在苏北滨海、灌南、泗阳三县(以下简称“苏北三县”)展开。苏北三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是我国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业县市代表,总体特点是农业人口众多,乡村从业人员占到总人口比重的四成以上;传统农业发达,是全国商品粮和优质棉基地县,拥有蚕桑、水产等特色农副产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但近年来主要指标增幅名列全省前茅,人才成长的空间大、机遇多。苏北三县大学生村官工作具有地缘优势,符合典型个案要求的集中性标准,大学生村官工作起步早、成效好,具有值得学习推广的宝贵经验,代表着江苏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发展水平。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资料收集以集体访谈法为主。2011年7月11-16日,调查组深入苏北三县,围绕基层介入议题分别与大学生村官、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举行六场集体座谈,并在现场做了文字记录。每场参与座谈的大学生村官控制在10人,他们主要来自经济薄弱村,有着基层履职的经历体验,中共党员身份和本县市户籍的居多,如下表1所示。当地政府部门主要包括组织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民政局、财政局、农业局、共青团县委以及乡镇政府代表,每场座谈人数约为8人。集体访谈固然容易产生团体压力和从众行为,但其最大优势是访谈员和被访者之间、被访者相互之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交流,因而所获资料更为完整、准确[8]258-259。此外,调查组还注意收集政府部门关于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的文字材料加以充实。最后,对于收集上来的资料,经整理审核后主要采取定性分析方法进行处理。

三、基层介入的若干命题

(一)基层介入的可能

伴随着社会转型变迁,大型项目或者社会工程的实施推进,不再单纯依靠国家政治动员,或者借助国家、集体的名义来要求个体服从,它更大程度上寻求与市场准则接轨,注重提炼精细化的运作技术。在地方政府部门看来,介入基层不是仅凭营造高校毕业生基层任职的浓厚氛围所能化解,它与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源头选聘技术等直接关联。按照国家的政策设计,大学生村官选聘对象为高校优秀大学毕业生,要求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学习成绩良好,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中共党员或优秀学生干部优先。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苏北三县大学生村官选聘根据本地实情做了补充,如注重选拔农村急需的专业人才,鼓励本县市户籍的毕业生投身家乡新农村建设,将国家政策设计与乡村社会逻辑两者协调起来。

表1 参与集体访谈的苏北三县大学生村官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人数(人) 百分比(%) 基本情况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20 66.7

女性 10 33.3政治面貌 党 员 18 60.0

团 员 12 40.0

籍贯 本县 11 36.7

本市外县 12 40.0

本市之外 7 23.3 任职年限

接近1年 10 33.3

接近2年 14 46.7

接近3年 6 20.0

“大学生村官素质十分关键。地方县市村情千差万别的,我们要求增加地方在选聘过程中的权限,比如能加强与高校间的联系合作,进行选聘现场宣传;对选聘对象附加专业、(原籍)地域等方面的优先规定之类,目的就是让精英顺利加盟,减少选聘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县组织部门负责人YR-BH-01,男)

农村环境复杂,专业对口、户籍优先等条目的细化主要着眼于大学生村官到村适应度和岗位匹配度的预判,增强选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因人选素质问题出现“不合村”、“不为村”等情形,从源头上为村官基层介入打下基础。从介入指向的对象来看,传统农村是村民彼此了解和熟悉的熟人社会,成员个体按照宗族、村庄遗留下来的传统规范或惯例标准进行思考和行动[9]372。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异质性持续增长,并逐渐发展成为半熟人社会[10]2,农民已不完全捆缚在土地上、靠着土地刨食,人际关系趋于理性化,村庄共同体意识出现消解。在苏北三县,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显现在人口主体、空间聚落以及基础服务设施等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居人口呈老龄化、贫困化之势,人地关系面临挑战;集体经济空壳化,公共服务建设滞后,村庄整体格局和景观风貌遭到破坏[11];村级领导班子年龄老化,缺乏合适的干部备选,村民自治受到冲击……。农村社会整体退化,由此迫切需要精英人才进入,推动农村地域系统的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整。集体访谈中,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指出,“大学生村官下乡任职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毕竟新农村建设多了一个好帮手,基层农村有了一个联接官方渠道的‘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动的主导方向是由农村涌向城市,青年与农村的关系较为疏远。而选择下乡担任村官是青年与农村的“亲密接触”,是对农村智力资源洼地的重要补充,这是行为主体作出的重大抉择,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有可能就此改变生命轨迹的方向。个体外显活动是在主观意识支配下由内部驱力推动和维持,考察高校毕业生逆向流动的动机,可以归为个人价值型和社会奉献型两种。个人价值型具有利己的特征,即希望通过村官磨炼增加经验、丰富阅历,借助服务期满的优惠政策实现向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跳跃,它追求的是个人价值或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奉献型具有利他的特征,表现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志愿下乡服务基层,利用已有知识资本促进农村发展,它追求的是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贡献程度。发生在村官个体身上的个人价值型和社会奉献型两种动机取向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叉、兼而有之。

“为啥要到农村工作?自己的想法其实蛮简单。一是我出生在农村,生于斯长于斯,对农村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农村工作也充满着兴趣,愿意回来。另一原因,是希望通过基层做事呐改掉遇事紧张的毛病,希望自己变得成熟起来。”(大学生村官DWH-GN-02,男,23岁)

“当初选择做村官的动机多种多样吧,但是不管怎的,既然现在我们来了,那么此刻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诚心诚意为村民做点事,早日让村子摘掉贫困帽子,农村是一样可以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学生村官TY-SY-05,女,22岁)

上述个案表明,大学生村官基层任职既有功利目标的考量,又有情感因素的投入,他们已做好干事创业的思想准备;希望在增进村民福祉的同时,也可促进理想抱负的实现,为自己的前途提供“跳板”,进而达到与村民的双赢效果[12]。由此,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愿意下到农村,努力适应农村的繁杂工作。总体来讲,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具备现实条件和主观基础,尽管乡土社会特性可能给其基层介入带来不小阻力。〖JP〗

(二)基层介入的路径

乡村治理通常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上,而大学毕业生缺少必要的乡村根基、人脉以及农村工作经验,基层介入面临挑战。国家规定,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主要履行宣传落实政策、联系服务群众、促进经济发展、推广科技文化、参与村务治理等职责。在这些宽泛而笼统的岗位职责中寻找合适的抓手并非易事,大学生村官容易产生在其位不知何为“其政”的困惑[13]。“身处落后而封闭的社会环境里,职业角色期望往往表现出松散、模糊和人格化的倾向”[14],基层民众对大学生村官持欢迎接纳态度,但对他们的角色认知尚存误区,如认为大学生村官下乡是来“镀金”的,走过场,以为将来发展积累资本;且基层民众对村官角色期望的内容并未明朗化,需要大学生村官去加以“把脉”、领悟。好在村官计划是国家层面组织开展的选派项目,在国家力量的影响干预下,当地政府积极打造介入的载体平台,努力减少大学生村官基层履职过程中的“藩篱”。

“刚下乡的大学毕业生是稚嫩了些,农村工作实务近乎两眼一抹黑,组织部门作为他们‘娘家人’不能坐视不管。我们主要结合政府实事工程,推出一些发展平台,压担子、交任务,帮助他们早些去除陌生感,工作上早点上手。”(县组织部门负责人ZJG-GN-01,男)

社会工程的效率依赖于真正的人类主体的反应和合作。如果人们发现新的安排,不管安排如何有效率,只要与他们的尊严、计划、趣味相背离,他们就会将它们变成低效率的安排[15]299。鉴于此,苏北三县注重大学生村官个体旨趣和专业特长,建立村官成长档案,形成差别化的发展路径。(1)创业富民型,即宣传发动具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村官,鼓励支持其立足当地乡村资源优势创业,带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创业富民型平台的取向是将村官培养成为带头创业本领强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能人。(2)服务亲民型,它是发挥大学生村官基层工作者角色,以村“两委”或团组织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活动。服务亲民型平台的目标是倡导多为村民办好事、做实事,增进村官与基层民众的感情。(3)社会管理型,它是引导具有管理专长和群众基础的大学生村官参加村务管理,实现由助理向主理身份的转变。社会管理型平台的方向是打造具有基层经验和治理能力的干部队伍。(4)专业技术型,它是按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路来培养大学生村官,使之在技术岗位上挑起大梁。培养优秀技术骨干人才是专业技术型平台的目标[16-17]。除厘清发展取向外,苏北三县还辅以帮扶、考核机制加以导引和施压,确保大学生村官找准“位子”。

“岗位培训围绕农村经营管理、农业实用技术、组织建设等内容,结合村情民情讲解,激活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念头,提高他们种养殖技能和把握市场的能力。同时,县里为他们聘请了到村工作指导员,建立县委机关干部、乡镇领导、驻村扶贫工作队、村支部书记‘4+1’的传帮带机制。”(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负责人HKC-SY-02,男)

“大学生村官不能一派了之,要重视考核管理。办公室为此制定了管理细则,对村官行为规范和目标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建立量化测评考核办法。村官下基层绝不能让他们变成‘水上皮球’。”(县大学生村官管理办公室负责人YL-GN-07,男)

来自政府支持的发展平台清晰地勾画出正式的工作情境,点明大学生村官“沉下”基层的要旨,“当人们遭遇到一个新的情境,就会试图发现规则、了解规则,并把这个情境和已经存在某种规则的情境联系起来”。[18]160对此,大学生村官在座谈中对现有工作情境给予了肯定和认可。个体最初对情境所作的定义往往是为后续合作行为提供一个程序表[19]10-11,大学生村官提出基层介入应采取渐进的方式跟进,遵循恰适性逻辑。个体现有知识储备通常是由其成长的生平情境型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积淀在个体境遇之中的他的生活历史决定的。[20]10由校门走向农门,由城市进入乡村,面前遭遇的陌生情境需要大学生村官拓展和更新现有知识储备,以便合乎情理地加以应对,重新恢复旧有秩序感。因此,下乡任职初期,如大学生村官座谈中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熟悉乡村地方性知识体系及民间规则,学习村务工作要领和相关农业技术,努力完成向村官角色的渐进转型。

“下乡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深入田间地头,走门串户,和村民拉家常,交朋友,学技术。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我很快掌握村子面上情况,对村组致贫原因有了全面认识。”(大学生村官MXH-BH-10,男,23岁)

环境熟悉适应之后,多数大学生村官采取选择性融入的方式,这是一种强调主体互动、避免对抗的策略,是行动主体对社会融入不同维度、过程及机制中可资利用要素资源的运作与调节[21]。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大学生村官利用拓展过的手头知识库选取主打方向,或联合村民发展致富项目,或主动为村民提供便利服务,或参与村务治理,施展才智以服务于当地建设。这是“在外在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下,面对社会所建构的身份,通过主体的积极认知、行动的意义赋予和参与,寻求认同和自我实现的过程”[22]。

“我将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放在帮助本村妇女就业上。在对苏南羊毛衫生产基地调研后,我决定创办羊毛衫厂,靠着从亲友那借来的50多万元钱,利用村子闲置的小学校舍,购买了42台机子,招纳了60名留守妇女就业,人均月收入达1200元以上,仅此一项就带动40余户脱离贫困。”(大学生村官ZYE-GN-03,男,25岁)

“村里进城打工人员很多,我就留心做好留守儿童的人头统计,制作成一份关爱工程的信息库。借用村里综合服务中心开办留守儿童活动之家,我担任孩子们的校外辅导员,开展趣味游戏活动,组织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努力让孩子们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些。”(大学生村官SH-GN-05,女,23岁)

为降低风险、发挥群体智慧,大学生村官采取联合行动,比如村官之间的抱团创业,组建志愿者服务小组等,村官自组织效应得以显现。大学生村官计划是一新生事物,并无现成经验可供依循,地方政府部门需要敢于打破条框的束缚,探索新思路、开辟新途径。由此,在基层介入路径难题的破解上,得出的答案是地方政府部门的主动“铺路搭台”和大学生村官的积极“借梯上楼”,两者形成默契的配合,为村官工作模式创新奠定基础。从先后顺序来讲,地方政府部门的“铺路搭台”在先,它起到很好的因势利导作用,助推大学生村官干事创业,为其基层介入定下良好基调;而大学生村官积极作为、大展身手,又会推动村官工作整体向纵深迈进。

(三)基层介入的初显成效

从2007年江苏省正式实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开始计算,到2012年苏北三县大学生村官实践已有五年之多。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的效果如何?有必要进行总结、给出回答。有观点认为,农村事务繁杂琐碎,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应急性等显著特点,它需要一个熟悉本地村情、民性的不脱产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应对。大学生村官是外来新生力量,在农村基层秩序维护过程中发挥作用十分有限[23]。对此,苏北三县地方政府部门的看法却较为乐观,认为大学生村官下乡任职担任的是村“两委”干部助理,并不会破坏乡村原有社会秩序,相反能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展现其应有价值,发挥“鲶鱼效应”。集体访谈过程中,政府部门负责人坦承,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国家交付的一项政治任务,需要地方精心组织、合力推进,取得“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等关键环节的突破。令人欣慰的是,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已初见成效。

“目前,我县大学生村官工作发展态势良好,大学生村官中已有13人当选村‘两委’正职,5人被选拔为副乡镇长,6人被提拔为乡镇中层干部,15人考取机关公务员,先后有10人进入县直事业单位,并建起15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园、22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负责人FY-SY-01,男)

“全县109名大学生村官中,共有8名同志走上村支部书记岗位,5名同志当选县乡人大代表,30名同志受到市县表彰。创业富民方面,21名大学生村官领取创业资金200万元,共实施创业项目46个,建立各类基地15个,成立专业合作社20个,带动1000个贫困户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县大学生村官管理办公室负责人WJX-BH-07,女)

以上个案体现出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的初显成效,主要包括:(1)新型农村治理群体的出现。经过历练,大学生村官逐渐在基层站稳脚跟,一些村官由原先助理一职升为村“两委”正职,部分村官甚至被选拔为乡镇干部,带动了基层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对农村政治生态和生活形态产生触动。(2)创业富民的涌现。脱贫致富、摆脱落后局面是当前苏北农村面临的紧迫任务,资料数据显示,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率现已超过60%,创业富民热正成为苏北三县大学生村官工作的一道风景线。通过创业实践引导和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果。此外,来自大学生村官工作年终总结资料表明,大学生村官在促进(村务)办公自动化、提高村干部办事效能,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发挥出重要作用。

与政府部门关注村官基层任职结果不同,多数大学生村官注重基层工作的过程体验,重视角色的扮演和成长的收获。他们珍视与基层民众结下的情谊,关注是否为民众做些实事,这一自我反思立场折射出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远远超出了解农民真实生活[24]1这一表层。

“基层锻炼使我多了几分信心,少了几分胆怯。初进村子那会,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怎样开展工作,畏手畏脚的。基层煅练使我懂得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有了方向和信心。”(大学生村官QGP-BH-04,女,24)

“基层任职的最大收获是自己变得坚强许多。起初,对农村的饮食、居住、风俗都不习惯,遇到困难总想着逃避。基层锻炼使独生子女的我们适应了陌生环境,培养起吃苦耐劳、战胜困难的勇气。”(大学生村官LW-SY-01,女,25)

“三年时间里,陆续为村里百姓做了些事情,如提供种养殖行情信息,代办医疗保险、小孩户口登记、家电下乡补贴,申请资金修筑乡间水泥路……。临走时,能听到‘这个孩子还是帮助过我们的’言语就开心满足啦。”(大学生村官WZS-GN-09,男,26)

由上面个案可以看出,基层任职被大学生村官视为他们宝贵的人生财富。基层介入的过程是大学生村官个体成长成才的过程,农村作为一所大学校,基层介入促使他们思想逐渐成熟、意志得到锤炼、能力不断提升。[25]同时,基层介入的过程也是服务村民、增进与村民感情的过程,他们学农家话、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和村民一起在摸爬滚打中培养真挚感情。已有调查表明,六成大学生村官评价自我价值实现程度属于“较多”或“一般”这两类,认为对服务农民、建设新农村提供了一定的智力与人力支持,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期待[12]。

在初显成效上,应该肯定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对农村政治生态、生活形态以及村官成长产生的正面影响,肯定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时代意义,认可其作为基层干部队伍和农村建设骨干人才的培养链职能。当然,现阶段各地方大学生村官工作水平参差不齐,大学生村官对基层治理的介入不够深入,对村庄面貌的改善和农村发展的促进存在一定限度,大学生村官队伍本身面临分化。由此,大学生村官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基层介入的发展去向

国家为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分流作出顶层设计,共有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和学习深造五条出路[27]。国家试图建立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向选择机制,引导大学生村官多元化发展,实现正常有序流动。地方政府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比较关注大学生村官的源头选聘以及培养使用事项,但在介入发展去向上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座谈发现,苏北三县政府部门对工作取得实绩、村民认可的优秀大学生村官给予提拔,将他们推上村“两委”正职或乡镇领导岗位,但对整个村官队伍发展去向缺乏统筹考虑和整体安排,缺乏行之有效的分流举措。前面提及的差别化的发展平台,应该说是大学生村官工作深化的重要体现,它为村官成长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基础,但存在的问题是不同发展取向并没有真正与(大学生村官)现有后续五条出路有机衔接起来,如创业富民型平台并不是主要与自主创业相对应,创业项目往往会随着村官服务期满而出现“转手”或终止,由此大学生村官在介入发展去向上遭遇困境。

“大学生村官期满安置是个难题,我们根据中组部下发的文件和省市有关精神,采取机关公务员招录一批、事业单位招考一批、农村基层留任一批、帮助择业转岗一批、提供便利深造一批的‘五一’举措,来解决大学生村官流动问题。”(县组织部门负责人ZJG-GN-01,男)

从大学生村官角度来讲,基层介入的发展去向直接关系到未来的职业身份归属,这里倾注着村官个体的价值关切和流动指向。集体访谈过程中,大学生村官普遍认为,基层介入的发展去向存在优先顺序之分,首选是考录公务员,这是摆脱村级组织特设岗位的临时身份,实现向国家正常人事制度迈进的重要通道。根据江苏、湖北等地的不同调查版本,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后选择报考公务员的比例大都在40%-80%之间[28]59。其次进入具有正式编制的事业单位。最后是留任村干部,这里的留任准确地解读是续聘而暂时留守基层,继续扮演过客身份。毕竟每年公务员招录大学生村官的岗位有限,目前苏北三县(公务员招录计划中)定向招考大学生村官的比例在15%左右。续聘而继续村官下一任期,可以再次寻找报考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单位的机会,但暂时留守与国家和基层期盼的扎根农村或成为农村接班人意愿相去甚远。

“当了两年多的村官,很快面临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村官的工资待遇不高,而自己年龄也不小啦,找对象、结婚买房等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父母多次催我另想出路。在现实面前,人有时候不得不低头。五条出路中,报考公务员是最理想的选择,它收入稳定、社会地位也高嘛。当然,进入事业单位也能接受。”(大学生村官RSY-BH-06,男,24)

相对来讲,学习深造、另行择业或者自主创业选择的大学生村官并不多。“书本都丢了好几年,再拾起来比较难啊,没有精力再集中复习考研,初试总分加上十分的意义价值不大,现在想回归学校的人是少之又少”(大学生村官CJN-BH-02,男,25)。显然,学习深造之路并不畅通。如果选择另行择业或者自主创业,与村官服务期满的优惠政策不大沾边的话,那么他随时可以放弃手头职位,而没必要等到服务期满之时。最让大学生村官忧虑的是,离开基层另行择业,村官工作经验在择业中并不占优势,而抛弃它、重新进行人生职业生涯设计代价高昂。至于自主创业,受制于资金技术、市场推广以及政策环境的限制,自主创业道路艰辛且充满风险。

“原本想着三年服务期满,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正式编制,但情况并不如自己想像得那样简单,县乡每年拿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有限。上头许诺末了会有优惠政策,但到头来的选择只有续签留任或者自主择业,出路问题令人心痛。”(大学生村官CJN-BH-02,男,25)

在介入发展去向上,大学生村官多数选择考录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单位,故后续出路实际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和扎堆去挤公务员“独木桥”的情形。国家、地方政府、大学生村官在介入发展去向上的不一致,造成事实层面的“出口”不畅。随着村官数量的递增,累积起来的就业压力难以消化而集中爆发,会阻塞大学生村官队伍的“新陈代谢”,影响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持续推进。此外,服务期满允许大学生村官另作选择,表面似乎是尊重人力资源本身的流动性规律,但是,刚刚具备一些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村官留不住,却继续动员新的大学毕业生去基层,结果只能是频繁地迎来送往,耗费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使得大学生村官计划对新农村建设的效用大打折扣[29],理想的结果应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一些优秀大学生村官继续服务基层。

四、小结与建议

本文以苏北三县为例,就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议题进行探究,研究给出如下结论和因应策略。

在基层介入的可能上,大学生村官具备现实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基础,他们能够“沉下”农村。值得改进或者提升的方面是,大学生村官处于成家立业的黄金时期,基层任职出于个体自身考虑极为正常,但关键是要将内心需要与国家呼唤和农村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村官职业与事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二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30]4。

在基层介入的路径上,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铺路搭台”推动与村官后续跟进的组合。两者之间配合紧密程度,对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成效有着重要影响。鉴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国家主推项目,建议在村官基层履职初期,地方政府及时推出发展平台以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持续而有效的管理、培养和考核,帮助大学生村官尽早摆脱迷茫、进入工作状态。

在基层介入的初显成效上,基层介入带动了农村政治生态、生活形态的部分改变,大学生村官自身也从中得到锻炼成长。但是,媒体不要过分夸大介入效果。毕竟大学生村官工作处于探索发展之中,仍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难题;而且,成绩的取得是多方努力、合作的结晶,大学生村官主要担负的是助理、协助者角色,不能为了单独突出某一主体作用而屏蔽其它主体或者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

在基层介入的发展去向上,国家政策设计意图与大学生村官意愿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国家和地方政府需广辟分流出路,合理设计培养方案,使培养发展方向与后续出路之间建立大致的对应关系;建立职业介绍推优制度,帮助推介大学生村官到企业和社会公共服务岗位上就业。

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给我们展示的是系统社会工程的影子,社会工程的核心在于运作机制的建立。为此,需要:(1)强化探索实践并逐步建章立制。大学生村官计划与农村社区情境、结构存在广泛互动。为降低风险和减少盲动,基层介入需要加强探索,寻求发展路径;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炼精细化的技术,并将之充实到顶层制度设计当中。(2)要求多极主体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大学生村官计划选聘规模宏大,庞大的大学生村官队伍介入基层需要多方参与,组织部门须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其他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建立齐抓共管的管理体系。(3)考虑大学生村官主体诉求。基层介入应考虑大学生村官的内心需要,解决其后顾之忧,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待遇留人。当然,系统社会工程的特性,意味着大学生村官基层介入之路的复杂性、艰巨性,需要组织管理部门采取有力举措予以助推、“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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