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心态下的个体选择

[摘要]电影《好大一对羊》描述了“一对扶贫羊”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边远农村所造成的“羊吃人”的悲剧。个体在这种传统文化心态下的必然选择是把个人贬低、抹掉，以实现社群认同的“面子文化”，践行二人关系中的“个体弱化”，恪守伦理哲学的“向里用力”，而这些举动又会进一步地恶化传统文化生态。

[关键词]面子文化　个体弱化　向里用力

我国首部原生态电影《好大一对羊》改编自云南昭通作家夏天敏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边远高寒山区，这里的村落依然延续着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的习俗仍倔强地维系在人们心间。“一对扶贫羊”的出现，打破山村的宁静，羊特定的身份像无形的枷锁，使囿于传统的黑凹村的人无可选择，最终酿成了生命的悲剧。

“面子文化”的社群认同

在传统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为了维护脸面，传统中国人把内外完全地割裂开，形成了只为表面而不管内里的“面子文化”，面子是完全摆给别人看的，而且受到了所在社群的一致认可。大家认为“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

故事一开始，地区刘副专员到贫困户德山老汉家慰问扶贫，刘副专员拉着德山老汉问寒问暖，将400元钱压在德山老汉手掌上，场面热烈而感人，领导的款款深情，群众的受宠若惊，干部的殷勤尊重，媒体的夸张煽情充盈了在场所有人的面子。当然，刘副专员和德山一家结了扶贫对子，面子感最强的还数德山老汉。在偏僻的山村，人们衡量面子的标准就是权势、派头，“每天都有人反复地问刘副专员在他家讲了些啥、做了些啥，给了多少钱。有人认定刘副专员已收德山的小女儿做干姑娘了，结对子不就是结亲家么，结了亲家不就是亲戚了么?”德山老汉当然不会“丢面子”，他配合地买了酒，用土碗盛着喝转转酒，日子节日般喜庆，过年样滋润。而且德山老汉走到哪里都有人仁仁义义地招呼，不是喊去吃饭，就是喊去喝酒。吃饭必尊他为长，让他坐上座。酒他不喝别人是不敢喝的，菜他不夹别人是不敢夹的，连村长支书也尊着他。“德山老汉觉得浑身舒服，德山老汉觉得腰板上的劲似乎比过去足了，佝偻的腰也直了许多，眼里的阴郁、呆板也少了许多。”他沉浸在这种荣耀中，热切地盼望着能和刘副专员再度想见。之后刘副专员派人送来了两只高贵的外国羊，希望德山老汉借此致富。刘副专员如此的关心，这是给了德山老汉多大的面子!德山老汉忙着给羊砌圈，老伴咦哩哇啦乱激动，拌泥拌得起劲，小女儿喜欢这高大漂亮的羊子，仿佛和外国小朋友交了朋友似的，恨不得跟羊亲嘴。羊带给德山老汉一家从未有过的荣耀。

面子文化具有波及性，整个村庄都自然觉得这是他们面子的一部分，如衬里的小刘老师说“这羊喂好喂坏，不光是德山大叔一家的事，其实还是全村的事，全乡的事。”记者要来采访，村长为此十分操心，摸着羊身子比摸他媳妇还耐心，不仅让小刘老师拿来鞋粉把两只羊涂得雪样白，还专门将红绣球戴在公羊受伤的额上来掩饰公羊打架留下的伤疤，并告诉记者这是山区的风俗。这种用人工美化的无害的谎言来面对大众是维护面子的常用手法。传统的面子文化如做戏般，“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没有人愿意讨论这里养羊的荒谬，大家象看“皇帝的新装”一样齐呼“羊好!养好!”全部的社群资源都用于维护“养羊”的荣耀。羊要取暖用煤，村长做主把给德山老汉的扶贫款拿出来；为给羊怀胎，乡长带来了乡畜牧站的兽医，村长请了最有经验的放羊老倌：为遵照兽医嘱托给羊增加营养，羊享受到了“超人”的待遇。当德山老汉的面子与社群的面子相吻合时，德山已是欲罢不能，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面子，社群也会限制他的放弃，当“德山老汉说村长，这羊我喂不起了，我求你派给别家喂吧!”“村长说德山大叔，这话我可不敢说，你找刘副专员说罢。”“德山大叔啥也不说了。”他只有倾尽全力的养羊，他才会得到他所希望的面子，也才会为社群接纳，整个社群看重的并不是谁在养羊，而只是羊的存在对外在社会的影响。正如村长说的那样，“大叔，过几天记者要来采访羊，不，采访你。”

“个体弱化”的二人关系

传统文化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的，“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种对‘人’的结构方式中，”个体易被训练成不要以自己为信任的对象，并以抹掉“自我”为美德。在德山老汉与刘副专员的二人关系中，德山老汉不仅自我的敏感性一再降低，甚至随便践踏自己以实现“对得起”对方的恩情。

富于“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表面上照顾弱者的文化，这无可避免地造成被助“个体”在自我定位上更加弱化。当德山老汉得到刘副专员的慰问之后，他“从来没有这样地思念过一个人，结成对子了，就是一家人了。人家多大的官呀，连乡长见了也低头顺脑的，人家对自己却始终是个笑脸。一辈子狗样卑贱，活到这份上也值了。”德山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独立的自我，他乐意让刘副专员与他之间相互渗透，能有所依赖。为表示感恩，他连续赶了几个场选好一筐最好的燕麦，甚至咬咬牙，买了一瓶酒、一包好烟送给乡场上做炒面做得最好的人家，央求人家一定要将炒面做好。而自己呢?在赶场的几次，舍不得买一碗一块五的米线或者面条吃，而是掬着清凉的河水啃自己背着的冷洋芋，噎得眼睛一翻一翻的，脖子一伸一伸的。自己小女儿眼巴巴的望着悬在梁上的炒面口袋，嘴角流着涎水。看得老汉心疼，想让她吃点，但想想又忍了，怕小女儿尝到好味道忍不住要偷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传统文化中，“尊卑有等”、“贵贱有列”始终盘踞在德山老汉心中，“个体”心甘情愿地被忽视。

面对刘副专员花了一千五、六百元工资买的脱贫羊，使德山老汉一下子卑怯起来，紧张起来，继而他感到一阵晕眩，飘飘乎乎虚弱。这两只羊压在他肩上背上，比父母妻儿还要沉重。萦绕在德山老汉头上的权势光环，使他在“心理形势”方面更加置自己于他人之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慎到曾经对“势”作过分析，指出：人臣总是受制于人君，纵使后者只是蠢材，因为这种“势”已被先定的地位所决定。因此，在“心理形势”受制于刘副专员的德山老汉，纵使他懂得外国羊不适应在这里生存的常识，他也是不敢发言，更不可能奢望他与刘副专员就此作平等对话，就连对 刘副专员的置疑他都会认为自己大逆不道，他只能处处作迎合他人之状。所以当他怀疑“这样养羊，脱啥贫哟，不把这点家底折腾完才怪呢。”这个念头一闪，德山心里就不安起来，“咋能这样想呢?咋能这样想呢?你是把人家刘副专员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于是德山老汉放弃了几十年的生活常识，在“二人关系”的格局上，毫无悬念地倒向了刘副专员的一边。还有德山老汉为给羊取暖，燃起了宝贝般的海垡，浓烟呛得他浊泪长流、焦躁不已。老汉气不打一处来，蓄起力量正准备踢羊。突然，小女儿一声尖叫：“爹，踢不得呀，这是刘副专员送我们的脱贫羊呀。”这一声如石破天惊，就像有人从上面狠劲给他脑袋一巴掌，把他打得清醒过来。他的气一下子全消了，颓然地蹲在地下，喟然长叹一声。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德山老汉作为“个体”无法树立起来，一旦想到刘副专员，就会全线崩溃，身不由己地“自我压缩”，失去个性而逆来顺受。

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体”，往往在命运面前束手无策，甚至还让命运之手，将自己压成残渣。德山一家就是这样生活着，羊在德山一家眼中就是刘副专员的化身，对得起羊就是对得起刘副专员。通过这种间接物――羊传递的“二人关系”，德山老汉才能去定义自己。事情发展下去，德山老汉一家完完全全地成为羊的奴隶。结果羊未养肥下崽，德山老汉一家却已被折腾得家破人亡了。这种结局已使“个体弱化”的二人关系达到了极致。

“向里用力”的伦理哲学

传统中国式的伦理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个体总是向里用力，即遇到事情总是自己消化，自己吃亏或是自责自怨，很少想到由外人、外物来承担它。这是“因为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各种伦理关系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个体，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而伦理关系中的父子、夫妇、朋友等对之争吵顶撞只会愈弄愈僵，又都不可背离。德山老汉的吃苦耐劳、忠厚老实、顽强自立、安于守贫等“向里用力”的品质，恰恰是伦理社会构造下必然结果。

最初当刘副专员给他四百元扶贫款时，老汉惶恐得不行，这么多钱，他这一生还没摸过，怎么能平白无故地要人家的钱呢。老汉甚至想人家是不是看中了自己的小女儿，要买去做女儿呢。德山老汉莫名其妙地将小女儿扯回自己身边。木呐呆板的眼里有了惊慌，有了恼怒：“不，不，我不要钱!我不要钱!”我们不妨和欧美贫苦民众动不动要求政府救济的“向外用力”相比，在老汉的头脑里，没有丝毫应该得到政府救济的意识，而是认为天生这都是自己应承担的事情。

当德山老汉深知这羊如此难养时，对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德山老汉却也不习惯推脱，只想自我消化，向里用力。他们一家穷尽一切全心全意地养好这对羊。小说中有这样一幅场景：天气寒冷，不仅德山老汉倾其所能忙碌着，老伴也将整个身子搂着那只母羊，想以身子去暖和羊，那羊仍然抖个不停，把头朝老伴瘪塌塌的胸口偎着。哑巴老伴心疼不已，扯起披着的旧夹袄披在母羊身上，她穿着背心更是冷得打抖打颤。小女儿也学着她妈的样子温暖另一头羊，老汉看着淌眼泪。可以看出，“向里用力”包含了部分偏执，会发展成为一种自我牺牲的献身，如曾国藩在家书中的一句话“打脱了牙和血吞”，这些都是典型的儒家自敛性伦理。为了养好羊，德山一家以作践自己的方法向里用力。为使羊吃上青草，德山老汉租马来驮羊，驮到三十里外草场吃完草又驮回来。为了使羊怀胎生崽，他按照兽医开的食谱，起个大早到乡场去买黄豆，又推成细面背回来。不仅如此，还遭到村里人的误解，本是买“自己的婆娘生娃娃都没吃过的”鸡蛋给羊吃，村里的人却说德山老汉现在靠上大官了，人家有钱买鸡蛋吃了。德山老汉苦着脸，任人们去议论去挖苦。扶贫款花光了，他和老伴半夜就起床，走到湖边，割上两背箩嫩草，直到天大黑才将青草背回来。而德山老汉和他的哑巴老伴就在湖边啃冷洋芋作为晌饭。在养羊的过程中，德山哭过，痛苦过，但他却并不求助，也不解释，认为羊不能生崽就是自己未尽到责任，这是一种刚硬的伦理哲学。

然而，“向里用力”到极限，必将为生理所不允许，那么残忍的行为会发生，个体也会成为这一伦理的牺牲品。小女儿想用喂羊的钱买条红领巾。老汉不同意，给了小女儿一巴掌。结果把她打得晕死过去。老汉虽悲怆之极，但在有人拿鸡蛋去冲蛋花时，老汉摇着手：“莫拿呀，你们莫拿呀，那是羊子吃的呀!”向里用力的极端表现就是作践自己乃至于自己成为牺牲品，它演变成了“吃人”的文化。可悲的是小女儿也是这种伦理哲学的继承者。她竟怕那天吃了羊的鸡蛋影响羊生小崽崽，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执意要和爹爹一道去割草，当她为羊追寻那一片茂盛青翠的草滩时，却误入沼泽再也回不来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不断“向里用力”的挤压下夭折了。德山一家也有理想，也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却不敢、不愿向外提出任何要求，只有近乎残忍的自我榨取，这种悲剧性命运也是传统中国式伦理哲学因袭的必然结果。

在21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在农村占据着舞台，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麻木，对个体生命的无意识，把个人贬低，抹掉，只剩下了“做人”的方法。来实现社群认同的“面子文化”，践行二人关系中的“个体弱化”，恪守伦理哲学的“向里用力”。这种没有个体存在的传统文化不仅带不来社会的进步，反而是中国农村长期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而政府单一的经济扶贫政策，沿袭着实用主义的逻辑习惯，发挥着的个人想象，也不可能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这对外国扶贫羊不仅没有扶贫，反而进一步的恶化了传统文化生态。恣意的政府和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最终导致了“羊吃人”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