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确立

作者简介：雷钰（1987-），女，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就有体现。相应的，外国大都建立了证人特权制度。然而，“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价值理念，却未被我国现代刑事法律制度所继承。本文在论述我国古代关于亲亲相隐和外国（或地区）有关证人特权制度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从法文化、法制度和社会建设三个方面阐述我国现代法制确定该原则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亲亲相隐；证人特权；理论基础

一、概述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封建刑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以罪论处，反之要论罪。依我国古代刑律的相关规定看，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危害国家统治和国家利益的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之间互相侵害的犯罪。

亲亲相隐原则在外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主要表现为证据规则中的免证规则，即证人的特权。证人特权是指法律赋予证人在一定情况下享有的拒绝作证的特权。从外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可以看出，证人特权主要包括职业原因拒绝作证权、拒绝自我归罪权、因公务秘密拒绝作证权、配偶近亲属之间拒绝作证权等。

二、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一）春秋战国时期

亲亲相隐源于孔子的儒家法律思想。

在礼法关系上，孔子认为礼是人们言行与思想的最高准则，是法的精神和灵魂，法只有与礼治精神一致时才具有价值，与礼治相悖的法毫无价值，当法与礼相冲突时，应当舍法而取礼。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说“……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二）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沿用了孔子“亲亲、尊尊”的思想。

在西周的礼刑关系中，虽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如果他们的行为严重触犯了“亲亲”、“尊尊”的原则，他们也一定要受到处罚。

（三）汉朝

汉朝的刑法原则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变化和发展，其中“亲亲得相首匿”是重要体现。

汉武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忽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隐匿尊长犯罪，皆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隐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

（四）唐朝

唐朝立法所规定的“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不但继承了汉朝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内容，而且允许相隐的范围比西汉时又有所扩大。

三、外国（或地区）关于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与被告人基于亲属关系而享有的免征特权。

（一）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主要规定了配偶之间的拒绝作证权。在美国，大约有十个州承认在刑事案件中不能作不利于配偶的证明；有一半以上的州承认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享有阻止他或她的配偶作证的特权。

（二）大陆法系国家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拒绝提供有可能使下列的人受到刑事追诉或受到有罪判决的证言：1.自己的配偶，三代以内血亲或二代以内姻亲或者曾与自己有此近亲属关系的人；2.自己的监护人、监护监督人或者保佐人；3.由自己作为监护人、监护监督人或保佐人的人。”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

四、“亲亲相隐”在我国适用的理论基础

（一）符合我国传统法文化的要求

以唐律为典型代表的中华法系，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其他国家，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并且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人际交往的基本法则；孔子还主张“德治”，实行以理服人的王道，反对统治者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统治。通过德教，孔子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无讼”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法制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我国封建时期的法律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我国现代法制确立亲亲相隐的原则，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法制思想，符合我国古代优秀的法文化的发展的要求。

（二）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的证据规则

我国现代刑事诉讼有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很多不合理甚至是矛盾的地方。例如，《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资格的规定，证人具有优先性，即当诉讼中的证人身份形成以后，由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他们不能在诉讼中担任任何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且证人不适用回避制度。这就是说，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人就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应该慎重使用。笔者认为，这些规定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既然规定了近亲属作证的义务，却又降低其证言的证明力，这对证人和被告人都是不公平的，而且是残忍的。将亲亲相隐的原则引入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仅可以顺利解决上述矛盾，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法律接轨。

（三）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法治的必要构成要件。这些规范的长期存在，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在社会发展中一定发挥了实际的社会功能。它们对于解决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亲情是人类本性和天然情感的客观存在，只要人类还有家庭、亲属关系存在，只要人类还把血缘、姻缘作为人际关系中一种特殊因素加以考虑，亲情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理动力和习惯。正是这种心理动力和习惯决定着人们的情感、道德观念、伦理，决定着社会生活潜在的法则。法律规定的人们的作证的义务，即使是面对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得拒绝作证，要自己亲自指证他们有罪实在是太残忍了，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了人性。将亲亲相隐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对亲情加以立法规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我们现在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建议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的特权，将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引入现代法制中，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要严格限制权利主体的范围，建议和我国刑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相一致，即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同时，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重大刑事案件不适用该原则。（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马作武．中国法制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张月满．刑事证人证言规则［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