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的几个问题

本着如何才能正确认R、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的、精神的营养和保障，《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负责人邀请院内外一些学人拟在学报上举办一次关于“国学”方面的笔谈。

“国学”在当代中国已经“热”了好些年了，但究竟什么是“国学”？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国学热”的现象？恐怕有些人还真说不太明白。为此，本人作为“笔谈”主持人，就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学习体会而解答如下，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国学？

作为汉语词汇，“国学”最早是指国家在国都设立的学校，即国家官学。《周礼・春官・乐师》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以“国子监”为首的“国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含义逐渐发生变化，名称上也有了“汉学”、“中国学”等不同的说法。尤其在19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一股潮流。为了对比与区分中西方文化，时人便使用了“中学”与“西学”等名称。“中学”、“旧学”等名称后来都由“国学”取而代之，于是“国学”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泛称，并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如鲁迅《花边文学・考场三丑》：“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两位大家所说的“国学”都指的是本国固有的文化、学术。

具体说来，当下“国学”一词的内涵与用法主要有三种理解：其一是指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以前中国固有的至今已延续几千年并自成体系的学术文化。其二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其范围大于学术文化，一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形式都包括在内。其三是指国学研究，即近代以来我国学者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对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所作的研究体系。

二、当代中国出现“国学热”现象的原因

笔者曾经听过一位学者关于“国学”问题的讲座，他对当代中国出现“国学热”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和归纳，觉得非常有道理，故择要概括如下，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原因之一是一些知名学者的积极倡导。2004年9月初，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72位知名学者在论坛的闭幕会上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不仅阐述了“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主张，还明确提出了中华文化“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的观点，呼吁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此后，有更多学者积极响应，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高度重视国学教育，让国人在国学当中去挖掘体验传统经典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认知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感受国学魅力，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原因之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由于大众传媒的广泛普及并高速运转，使信息传播又快又广。现代媒体的这个特质在国学的宣传与推广上也着实大显了身手，成为了“国学热”的有力助推器。像易中天、阎崇年、于丹这些名字，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知道的，因为该栏目热播了他们所讲的国学内容，他们也因为媒体的助推和所讲国学的魅力而成为公众人物。

原因之三是高校的引领带动。在复兴国学、弘扬国学的思潮引领下，一些具有丰富资源的高校也纷纷设院办班。例如，2000年，原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数十所高校设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包括以高等国学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机构，今后还有进一步增加的可能。

原因之四是民间的呼应跟风。像不少地方私塾的再现、儿童诵经潮的涌起以及某些高校大学生以着汉服、行古礼为时尚的行为，皆属于“国学热”中的跟风行为与表现。这当中当然包含着不令笔者赞同的有极端复古倾向的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现象。

显然，以上诸方面因素主要还都是出现“国学热”现象的外在原因，“国学”之所以能够“热”起来，是有着更为重要的内在原因，我们更应该深入探究出现“国学热”的内趋因素。

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国学”显得保守落后，缺乏生机和活力。所以在时期，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反省。直到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国学”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下子热了起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成为一股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崛起与民族复兴对自身文化的肯定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曾经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迫国门洞开，也使国人惊异地发现，与西方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早已沦落不堪却竟然浑不自知。于是“老大”的自恃与“老弱”的现实对比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中国之所以变得如此贫弱落后的问题时，都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认为这全都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于是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人又回过头来对中华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并对比世界其他几大古老文化，发现现今只有中华文化一直没有中断并且生生不息，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国人越来越感到了解自己民族历史、探明自己民族文化是非常必要的，越来越需要把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表现出来。这就激发了国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剧变的触发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产生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严重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握正确发展方向，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探讨，结果惊喜地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之中，有些思想内容恰恰是中国当前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这根从传统文化资源当中寻找到的精神支柱，就使国人增强了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和精神支撑。于是从国学中汲取道德信仰方面的精神滋养就成为了国人的一种现实需求。从国际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人与自然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冲突不断，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并不是万能的，用西方的思想学说来解决，其效果并不如意，于是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希望藉此来调解矛盾、缓和冲突。

（三）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使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确实比旧中国强大了很多，但由于“”的十年浩劫，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社会财富不够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后，在初始阶段由于片面强调“唯经济论”，GDP至上，致使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后，很多国人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心灵家园，其精神世界变得日益空虚、日益荒芜，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现象和事件接连出现和不断发生。如食品安全问题（防腐剂、增昧剂、漂白剂、色素）、倒地老人扶不扶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着国人反思，想通过传统文化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四）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的自我护卫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就处在了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与国际几乎全方位接轨和交融的时期。而西方文化挟裹着政治与经济的优势，凭借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操作模式，日益渗入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S多小学生在汉字还没认够、汉语还讲不清、作文还写不顺的年龄段，就被家长或者学校逼着学英语。而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却不被家长或学校重视。

有媒体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认为我们正在失去传统文化的占调查人数的58.2%，超过一半以上。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本能护卫心理，学术界对国内这种过度的西化现象的批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未曾停止过。随着这种批评的深入，国人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和探讨该如何应对当前因过度西化而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的局面，于是振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逐渐付诸实际。

（五）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

“国学热”的兴起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提倡的“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治国为政理念以及包括国家、社会及个人等层面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儒家思想在根本上就是一种追求个人、家庭、国家和世界和谐的哲学。

四、“国学热”应注意的几种倾向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这场“国学热”当中，确实有很多国人、学者在真心实意地钻研、提倡“国学”，弘扬“国学”中的优秀的、营养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精神价值，但不能否认，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或借复兴“国学”之名，行谋求经济利益之实，或以复兴“国学”为幌子，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对此，国人必须加以防范，加以抵制，必要时应该诉诸法律，来保证“国学热”的纯洁。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防止和警惕两种倾向：

一是要谨防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我们在重视“国学”教育的同时，也要防止走极端。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这场“国学热”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似乎“国学”是一剂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在对待“国学”的问题上，千万不要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好的，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应该知道，人类创造的任何文化当中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进步与保守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亦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国学”，提取和掌握蕴含其中的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让“国学”担当更多的“救世”责任，希望通过复兴“国学”来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一切矛盾和问题，既做不到，也不现实。

二是要警惕以“国学”为幌子，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防止文化保守主义，更要警惕以“国学”为幌子，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在对待西方等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一种多元的文化心态，对其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再次引用上文提到的《甲申文化宣言》的内容来给以阐释：“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中西方更加频繁的文化交流，我们既不能搞民族保守主义，把西方文化一概拒之门外，也不能放任自流，把西方文化全盘接纳。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勇于借鉴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使其为我所用，这种做法与研究和弘扬“国学”并不矛盾。其实，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伟人之卓见，至今真理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