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与民间歌乐的互动关系研究

传统节日作为“感自然节律而成，蕴人文精神而丰”的时空文化节点，是民众集体智慧与生命意识的物化结晶，在长期的文化积淀进程中，它集中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信仰、文化伦理与审美追求。文化传承性与娱乐性是传统节日的核心要素，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生命信息，尤其是在盛大的传统节日活动中，集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样式。民间歌乐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与文化类型，也借助传统节日有了不断表演、传承的良好契机。

一、传统节日的文化特性

传统节日作为一种特定的人文符号，是自然时间和社会记忆有机结合的文化节点，她以“年”为时间向度、以民众生产生活的进程为空间纬度，构成了人们生活的整体场域，包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生活在物质、社会、精神等层面的重要内容，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得以传承的有效载体。

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节日里，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资源得以集中展现，节日便成为了民间优秀文化艺术表演、展演、传承的公众舞台。同时，节日承载的文化内涵则以年为单位被周期性的反复呈现，世代沿袭，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民族记忆与文化追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世界性的民族意识空前的觉醒，人们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开始不断寻求自己的文化特性与品质，以求得内在的团结与外在的差异。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的民族文化，同时更是其他文化族群认识我们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渠道，得到民众的广泛参与，成为了一种全民共享的公众文化行为。通过以“年”为单位的循环往复，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文化心态。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特性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董晓萍先生所言“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下层文化和地方知识，而是全社会的公民素质、民族意识、价值哲学、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多元文化选择和大学教育的构成元素，是先进的人文文化。”[1]

二、 民间歌乐的文化特性

民间歌乐作为区域文化的一种符号表征，是本地区文化事项的一种呈现方式，她有别于我们以前所探讨的艺术化的音乐或舞台化的音乐。

西方艺术化的音乐是在工业文明时期，出现了商业化的剧院之后而逐渐蓬勃繁荣起来的一种艺术样式，她以审美性、娱乐性见长，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娱乐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样式。而民间歌乐这种与土地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品种，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她与民众的生活环境、、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并非一种孤立的艺术现象。在很多情况下，民间歌乐既是人们生活的本身又具有一般艺术所具有的形式美感，而并非纯粹审美性的“艺术”。

笔者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地区采风时曾有这样深刻的体会。春种之时，哈尼人就会举行一隆重的祭祀仪式——开秧门。开秧门并非是要开一扇实实在在存在的门，而是人们内心深处所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希望之门。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祭祀仪式，让稻谷长得茂盛，取得更好的收成，于是，他们就有了不同的祈求丰收与告诫周围生灵不要来破坏庄稼的歌声和仪式。在这个时候，哈尼人丰富的艺术才华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们既是舞蹈家、又是歌唱家，把生活和艺术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

汉族的春节不也是这样吗？隆隆的锣鼓敲得震天响，耀眼的龙虎舞得满天飞，实际上都在昭示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生活，就是民间歌乐，也就是艺术。艺术原本就是一种与人、与自然、与生活、与社会有机胶着在一起的理想状态。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在《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一书中曾这样说：“当艺术本体中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原本胶着在一起的理想状态被人为的消解的时候，艺术必然会失去芸芸众生的心理认同。”[2]这也许是对民间歌乐文化的性质下的最好脚注。

三、 传统节日与民间歌乐的互动关系探析

1、传统节日为民间歌乐的传承提供了文化土壤

“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载体和复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居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的核心位置，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都附丽在、展现在完整的节日活动之中。”[3]以汉族的春节为例，这一体现亲情、友情、热情的重大节日自然离不开歌、乐文化伴随其中。每年的大年初一至十五，各地都会以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如舞龙、舞狮、秧歌舞、旱船、鼓乐等民俗艺术展现民众对过去一年的回顾，以及对来年的期盼，并将浓浓的亲情、友情和欢乐融入其中。

这种表演形式，伴随着节日的年度循环，逐年累积，表演者的技艺不断提高，表现样式也不断翻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很多社区、村落，把每年一度的节庆表演看作是本社区、村落的形象、文化的象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排练、挖掘、提升表演档次。因此，很多地方就出现了以区域为代表的某种传统技艺表演团体，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文化名片。当他们的表演或生活状态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他们参与、表现、表演的热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民间歌乐的传承就有了相应的空间和主体。

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节日与民族歌乐文化，特别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更以“能歌善舞”著称。他们的歌乐也大都附着在本民族重大的节庆活动当中。以笔者最近参加的贵州威宁苗族花山节（花山节又称“阿伊真”节，或“南劳”节）为例。花山节是苗族最为盛大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进行。据当地老者回忆，该节最早源于对阵亡将士举行的祭祀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抹去了历史的伤痕，今天的喜庆与娱乐取代了过去的悲哀与愤怒，变为了对亡灵的另外一种祭奠方式，同时更成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生产发展的重要方式。每年的五月初五，苗家男女老幼身着盛装齐聚一起，在悠扬的芦笙声中相继上演“垒营盘”、“迁徙舞”、“打牛舞”等歌乐，让人们品尝节日的饕餮盛宴。苗族的歌乐在花山节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歌乐成为了他们的身份象征，成为了他们择偶的手段。“芦笙”——这一苗家必备的神器也成为了花场上小伙姑娘们倾吐心声的最好“红娘”。

这些年，随着威宁县政府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每年在苗族花山节的前一段时间都会做好充分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吸引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共同感受苗乡的文化与风俗，依此扩大区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那些原本民众自发的行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鼓励，远在异乡的游子在这一天都会尽量赶回自己的家乡，参加盛大的花山节仪式，使传承的主体有了后备的力量。花山节仪式的活性传承使附着于其的民间歌乐有了价值依托和文化阐释的空间。

以民族节庆仪式这一“特定时空间”为背景，以“特定的活动群体”为主线，在共同的“文化精神背景”驱使下，便形成了完整的“民族文化传承场域”构建，使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了稳定的生成、传播基础。民间歌乐这一反映人们精神信仰、文化追求与情感塑造的文化样式便有了生成的文化土壤。

2、 民间歌乐为传统节日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提供合理元素

我们都还记得儿时过年鞭炮隆隆、彩灯高悬、围在村子中央看大戏的场景，台子上的演员演的栩栩如生，下面的观众更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间……还有那些带着假面具、撑着旱船，走起路来扭来扭去的秧歌，都曾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至今回忆起来，都还觉得以前的年味更浓，更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盼着过年！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可以开心的玩（娱乐）。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萧放教授也认为“娱乐是节日活跃的灵魂，所有的节日都跟娱乐分不开。传统节日发展到今天，尤其要注意节日娱乐，首先让大家从感性上喜欢传统节日。”[4]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走出家门拜访紧邻远亲的传统习俗逐渐受到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介的强烈冲击，原本要亲自登门互致问候的传统方式逐渐被群发或者转发的短信所替代，原本要大家聚在一起欢歌热舞的娱乐方式逐渐被键盘、鼠标、电视所取代。在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我们都曾感到现在节庆的味道似乎变得淡了。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娱乐方式在逐渐减少，传统节日的娱乐性在不断的淡化。

民间歌乐自身所附带的娱乐性、文化传承性是其固有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生态环境背景下充分发挥民间歌乐的娱乐性、文化传承性对传统节日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唐家路博士在论及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时所言“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民间艺术以其形象、直观、生动的形式强化了民俗的活动情境，增添了民俗活动的兴味，使民俗的生活整体过程更具有动态性。”[5]杨民康先生在谈到民歌与节庆的关系时也说到“在一些民族的乡社节庆里，民歌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整体性文化功能，在活动中最大限度的释放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能量，扮演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和艺术角色；而在另外一些民族的类似活动中，即便民歌自身的角色地位并不明显，她也能通过自己伸入其它姊妹艺术的枝枝蔓蔓，潜在的发挥自己的魅力，令人难以忽视她的存在。”[6]

民间歌乐以其自身的文化属性对传统节庆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民间歌乐的娱乐性、文化传承性对于提高人们参与传统节日的兴趣以及区域文化的传承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据此可知，传统节日这一特殊的民俗活动为民间歌乐的传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民间歌乐这一区域性的文化符号表征又为民俗活动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元素，特别是传统的民俗活动和民间歌乐，她们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

注释：

[1]、董晓萍.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三阶段论要[J].文史知识，2004，（3）.

[2]、申波.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237）.

[3]、刘魁立主编.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

[4]、廖明君，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民族艺术，2009，（2）.

[5]、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J].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38）.

[6]、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250）.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09QN029）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