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

善治根本上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以及公民对其权利的自觉，

否则，政府治理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近年，在中央高层的引领之下’“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渐成风气，领导人的亲身参与不但鼓舞了网民通过网络反映诉求，表达心声的热情，也带动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网络民意，不少地方把“网络问政”已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理近三年“两会”前夕同全国网民的在线交流，掀起了民众的“网络问政”热情。比如，今年的在线访谈，全球网民向温总理提出了40万个问题，几百万网民在线观看温总理与网民的互动，温对住房、物价、反腐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和解答，不但使普通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两会”内容，理解中央决策，其谦恭、平等的交流方式也拉近了他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的数量超过4亿规模，占总人口的1/4强，不算农村40岁以上人群、小孩以及城市贫困家庭的一部分父母，这4亿多网民基本是中国的主流人口。因此，放在民主社会，不管对哪个政党而言，这绝对都是不敢轻视的力量。

从“网络问政”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最近几年，大凡引起全社会关注和重视的公共问题和事件，都是最先由网络发起或主要由网络参与的。网络正在取代传统媒体，发挥着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作用。如今没有哪位官员愿意随意发表对网民不敬的言论，否则，极可能会葬送其政治前途。鉴于此，一些乐观的评论者认为，“网络问政”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并在促进政府的良政和善治上发挥重要甚至主导作用。

我基本赞同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将会由网络开启，但是，“网络问政”能否导致政府良政和善治，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的，它们包括：网民作为一个群体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和表达；政府的回应与透明化；“网络问政”去弊端化；政府对网民政治权利要求的态度等。“网络问政”本身并不会自动达成善治。

所谓善治，简单地说，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善治本质上是政府通过与公民平等沟通、共同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衡量一个政府善治的标准主要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公正等，中国学者俞可平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还加上廉洁和稳定两条。

从上述善治的定义和标准来看，善治根本上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以及公民对其权利的自觉，否则，政府治理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很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政府治理远未达到善治程度，但善治的某些特征，如透明、回应、参与，却在“网络问政”中具备。

“网络问政”在中国的兴起，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确保自己得自改革开放的财富和权利不会被政府和强势集团剥夺；二是现实中的政府施政行为高度不透明，没有提供民众参与的渠道和平台，民众无法通过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维权的代价太大。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层级化的，这种社会结构与中央控制式结构如出一辙，靠暴力和信息垄断来维撮受此影响，政府的运作和对社会的管理习惯于不公开和不透日月，政治过程缺少公众参与，从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民众并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传媒，也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其任务是把信息“推”给对象，采取的是“灌输”和“宣传”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民众无从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加诸于自己的结果，当然更谈不上有效监督政府。

网络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种状况。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尤其是权利的平等性使其具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生命力，它颠覆了传统政治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和封闭，使政府单方面控制和垄断信息越来越难。因此，网络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被压抑的参与热情重新得到了释放，从而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比如，近年出现的多起“跨省追捕”案件以及“官二代”事件，在网络曝光后，大体都能得到政府的及时回应，并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效果。

可以说，正是网络所起的这种作用，使得过去很多被传统媒体遮蔽的反映社会底层的尖锐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甚至不加修改地“直达天听”，激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政府及其官员也从最初的不习惯网络表达，到现在有意识地向网民征求意见，逐步形成多渠道、成规模、有系统的网民意见收集机制。车船税法的大幅修正就是最新的一例。

假如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比较显著地改变目前的执政方式，从而某种程度上达到政府的良政和善治。但是，正如前述关于政府善治的定义所言政府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持续协调全面的互动过程。要实现善治，政府应积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监督机制，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监督能力，通过沟通、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形成一个官民互动的合作网络，这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网络虽然客观上会带来社会的扁平化倾向，为人们的参与提供技术手段，但它毕竟只是个技术平台，“问政”能否可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取决于政府对“网络问政”的态度，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本身改变的程度，以及政府是否愿意把网民作为和自己平等的伙伴看待，是否愿意接受网民的监督'等等。

从现实看，多数政府官员还存在不适应、不愿意接受网络监督的一面，或者把“网络问政”仅作为一种作秀的道具和长官意志的点缀，并不准备去认真地解决问题。尤其是当网络民意触及到政府和官员的切身利益时，还可能出现采取手段打压网民的情况。此外，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网民自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可能会被政府部门加以利用，而导致善治的不可行。网络民意并非是社会的全部民意，部分农民和城市的穷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网络的缺席者，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一些网民代为表达，但毕竟只是“被代表”，能否完整地表达被代表者的意愿且不说，还有可能出现代表者将自己的私货塞进被代表者里面的情况。所以，要对网络民意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网络信息，否则有可能被网络信息误导。

其次，网民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相对较高，但在网民内部，许多网民的表达劣势让他们的网络建言缺乏逻辑，流于空洞而朴素的表达，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建言却又极可能淹没在动辄几十页的网络跟帖中。这种偶发的、即时的、随意的、无序的网络民意虽然能让政府感受到网民的情绪宣泄和压力，但由于不能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可能对改正政府的行为没有多大作用。

其三，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操纵性，特别是对网络“信息轰炸”和“信息伪造”，一般民众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各种势力和集团就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网络上各种信息，误导民意，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并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明显。所谓“网络水军”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这被政府有意不恰当地运用和处理，极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最终达不到良政和善治的效果和目的。

另外，从政府一方来看，也存在一些政府部门的网站长时间不更新或沉睡，许多市长信箱形同虚设，热线电话无人接听，官员对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反应，或者回应敷衍塞责等情况，不但浪费了宝贵的网络资源，更主要的是在民众中造成不好的印象，从而使政府的政策、信息，特别是中央的政令、意愿等，不能及时、准确地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挫伤了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

从上述分析来看，欲使“网络问政”导向政府良政和善治，根本有赖于政治民主的建立，和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上升为执政理念加以保护。但在当下要使“网络问政”发挥效果，关键还是要提高行政透明化的力度，从制度和机制上确保政府的透明运作。只有对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社会才能出现和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