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泽厚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以其《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充满智慧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说，征服了中国思想界。那个时候，处于文化与知识双重饥渴之中的青年学子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心向往之却又将信将疑，对于借国门初开（其实是半掩半开式的）一股脑涌入中国的西洋学说深信不疑却又不知所云。李泽厚先生的学说恰如甘甜的乳汁，点燃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想象性期待。

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之后，年愈花甲的李先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块原来的地界儿。这一次，他走得很远，不仅从庙堂步入田野，而且远涉重洋，落户于异国他乡。此后，他也曾多次往来于陆、港等地，但来去匆忙，家已变成了客舍，客舍反更像是家了。此举的象征意义耐人寻味。或许，这是默然的言说；或许，这是在距离中略带寂寞的远眺；又或许，这是老先生的率性而行，宁愿在漂泊中回归永恒宁静的家；或许有太多的或许，连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终于，《论语今读》问世了，在相继发表。这使人们眼前一亮，尽管远不如80年代的文字效应来得光芒四射。据老先生自己说：“我之选择做这项工作，着手于1989年秋冬，时断时续，于1994年春完成。这倒并非一时兴起，偶然为之；也非客观原因，借此躲避。实际恰恰相反。尽管我远非钟爱此书，但它偏偏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90年代以来的年轻的批评者们，往往以“知识者”的锐利目光自居，对老先生的“半宗教半哲学”论、“情感本体”论、“文化积淀”说、“乐感文化”说等大加挞伐。但在我看来，应该关注的恰恰是“心魂”―― 一种把个体精神安顿于中华文化大化流行之中的岁暮心境。

这种安顿，是通过与孔夫子的对话完成的。李先生著述等身，晚年却执意述而不作。在前言中，他这样说：“《今读》之所以注明为‘初稿’，并非故作谦虚，而且是我确实很想以后再多几番修改，包括这个写得很不顺畅的‘前言’。这方面，我倒佩服古人。像朱熹，他不着意写自己的文章、大著，却以注好‘四书’为一生的任务，至死方休。这颇有些不现代化，但我现在宁肯更保守些……如果能使这些中华传统典籍真正成为今天和今后好读、好用的书，那比写我自己的文章、专著，便更有价值和意义。”我敢说，老先生这里的所谓“顺畅”，不只是知识的，更是精神的，是情理合一的情当理当；不只是一己的精神，也是文化的精神，是通过今日之我的注和疏，打通重重阻隔，把一己的生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又让文化之流浸入现代中国人的心田。这种疏通性的事业之所以比横空出世、徒增纷扰的“个人专著”等更有价值，原因即在于此。其实，真正的“述”确比急功近利的“作”更难：它需要述之者调动自己的全部人生经验，用整个生命去感受古人；又需要述之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连续不断的对话中开启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之旅。

那对话，又时时充满了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悟。我注意到，《论语》首篇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中的两个“习”字，先生皆以“实践”释之。论及前者，先生说：“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且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论及后者，先生说：“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盖亦多矣。”重视践履并将其纳入自我成长之中，体现的也是一种“顺畅”，一种打通知与行的阻隔而来的生命舒展。记得曾有论者指出：80年代的李泽厚有着一种“欲为帝王师”的心态。这话虽有些过分，但若放到时代的大氛围（李先生就是开那时代风气的主要学者之一）之中加以检视，也不无几分道理。那个时候，在“回归五四”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笼罩之下，知识人大都关注大问题、喜用大字眼，自觉不自觉地会站在国家主体的立场上，欲熔古今中外为一炉，进而指点江山，开出一副副国家现代化的妙计良方。那方“希望的田野”，让人们壮怀激烈，而自我却被卷入到了集群的、有些迷狂的未来希望，自我的精神安顿似乎已被淡忘。进入90年代，本欲把追求主义落实到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学术化趋势，在学院中却渐渐演变成又一次的乾嘉考据之风。不仅淡忘了“主义”，也疏离了自我。于是,问题与主义，思想与学术，精神与制度，人文与科学等等的关系，都成了值得追问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实践”和“自我成长”，就是要重新认取儒者的“为己之学”。对于《论语・宪问》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李泽厚的今译是：“古时的学者是为了改进自己，今日的学者是为了教训别人。”在“记”中，他进一步引申道：“宋明儒对此扬高凿深，无非宣扬‘内圣’高于‘外王’等等，本文干脆结合今日实际，平易解之。君不见，好些风头正健、时髦十足的青年学人（其实也未必都年轻）专以践踏他人炫耀自己为学问志业乎？”作为对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偏向的双重解读，如今重提“为己之学”，确乎无须再落入宋明儒“内圣”与“外王”之辩的历史臼（其实，宋明儒的那套话语原本也十分切己，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他们作为“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人的自然生命有生老病死，有少年、壮年、老年；人的自然伦理有孙、儿、父、祖；人的社会伦理有徒孙、徒子、师父、师爷……考虑到正常人大都要经历那些人生阶段和身份转换，且每个阶段、每种身份都有他特定的问题和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成长和自我教育就是贯穿整个人生的事业，不是一成为父亲、祖父，一当上师父、师爷就只有教训儿孙的份儿了。如果一个人以学问为自己的职业甚至志业，那么，学问就是其自我成长之地；如果他从事的是人文、社会之学，又希望那学问能有补世用，那他首先就得让学问发之于性情之真并能自我受用之。孔子的“君子三戒”似与此有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李先生所“记”也深得个中三昧：

朱注（指朱熹的注释）甚好。“血气”、“精力”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别是老人贪恋已有之名利禄位，患得患失，迎合当朝，丑态毕露，虽白发岸然的名学者亦不或免，今屡见之矣。

一位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在夕阳西照之时，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身体力行，激流勇退，让自己的生命参与到大化流行之中，这是何等坦然、温馨与从容？

孔子的确死了，李泽厚也确实老了，但透过《论语今读》，我们是否也能领略到两位鹤发童颜的思想者跨越时空、促膝畅谈的热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