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人生》

摘 要：选择《人生》来切入关于“劳动”的主题，是因为看到了它在80年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独特价值：它显示了“劳动”―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被“人民”这一概念所包含着的关于“体力劳动”的精神优越性―逐渐丧失并解体的过程，并在随后兴起的市场经济分工下被置于“落后”的地位，它突出地表现在小说主人公高加林的那起伏的命运中，正像高加林说的那样：“虹是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也很快消失了。”因此，从“劳动”这一主题入手，通过“劳动”尤其是“农民”的劳动去探讨农民在80年代的地位的变化，可能是重新理解《人生》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农民；“劳动”；改造

1 “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劳动价值论’的提出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显然，正是‘劳动’这一概念的破土而出，才可能提出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创造者的革命性命题。”[1]但是，在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那里，“他们并未完全中现代抽象的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劳动’，或者把‘劳动’仅仅等同于‘无产阶级’，虽然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却直言‘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蔡元培则断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说的劳工，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的人’，陈独秀把劳工概括为一切的体力劳动者”，[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农民”的“劳动”精神优越性的地位还尚未被承认，它还没有从“无产阶级”的概念中占据主体地位，它只是作为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一起分享着“革命”主体确立的神圣性，真正把农民视为主体并把他推上革命神坛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避开生产方式的问题，把划分标准落实到是否出卖劳动力上，从而确立了‘农民’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早在革命初期，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看到了农民作为未来中国革命的基础性的地位，农民的‘被发现’在于看到了的两个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不能建立铁板一块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二是不能控制广大乡村。他在的‘弱一体化’的整合模式中看到了未来‘革命’的方向。”[2]但是由于这时候的尚未进入权力中心，他的关于“农民――革命”的论述还没有进入共产党的领导层的视线，“随着不断的战争失败，逐渐淘汰了那些生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夺取政权后再去管理农村）的代言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遵义会议’的经验总结中，才开始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2]同时，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式革命理论―的形成并逐渐被纳入到上层意识形态的过程。1942年的的意义就在于它用“思想”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仍被作为政权内部最高的指导性意识形态而存在，但是事实上它已经丧失了在实践意义上的可操作性，而战争实践的胜利也在无形中验证了思想的正确性。而将这政策落实到文学中，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

“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也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才根本上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交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干净。”[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劳动”和知识分子得以借以接近和享受――“人民”――这一阶级的荣耀的途径――“知识分子改造”这一主题之间的逻辑：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劳动”来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他才有权利去表现“人民”。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之后的“整风”都会采取“劳动改造”的形式，而在文学上，工农兵也开始占据了文学的舞台，并享受着“革命”带来的主体性的荣耀。

2 《人生》的独特意义

在《人生》中，被剥夺工作岗位的高加林之所以那么的痛苦不堪，不仅是因为这一“剥夺”的方式的不合法，更在于他的“失业”终结了他自己去城里当老师的可能――这一无法让他实现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转化为“权力”的可能性，即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他的失业意味着自己“走出去”的理想的终结。因此他对乡土的逃离可以看作是试图重新将自己的“文化”转化为“资本”的一次努力，（而在之前的整个“十七年文学”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对“文化―资本”这种直接转换过程的遏制，尤其是五十年代的“红与专”的讨论，当时对“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强调，其目的正在于纠正就对“专”的强调）。因为在他看来，制约他的不是文化，而是自己的“农村人”的身份，因此，正是“文化―资本”在农村这样一个空间里无法实现转换的尴尬让他一开始就拒绝了巧珍，“他觉得当前的处境，根本不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到一起，他无疑就要栓在土地上了”[4]正像路遥自己对于爱情的选择一样，海波回忆路遥当年的情景：“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婚姻，说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我说：‘还是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他一听生气了，反问我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5]因此，这几乎主动了巧珍的悲剧，他怕的正是附着于巧珍身上的那种古老的农村生活理想，他有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被“文学（路遥曾经反复强调高加林对于文学的痴迷，而 ‘文学’无疑是与‘理想’‘未来’等字眼紧密相关的）”激发的理想，并渴望把它变为现实，正是这些 “理想”让他最终抛弃了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但是黄亚萍爱的并不是那个在农村生活的高加林，因此才有了之后对他的一系列的生活趣味的“改造”，先是高加林对巧珍的卫生习惯的“改造”，再到黄亚萍对高加林的“改造”，他们三个人之间这种建立在“改造”基础上的感情注定是场悲剧，尽管小说最后“土地”以其宽容的姿态接纳了这个城市的“弃子”，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回乡”之后的高加林面对的该是怎样一种窘境。“回乡”之后的高加林他会安心的当一个农民吗？

参考文献：

[1]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22-224.

[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法律出版社，2012：332，335.

[3] .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808.

[4] 路遥.路遥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0.

[5] 厚夫.路遥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84.

作者简介：薛江波（1989―），男，陕西绥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