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6:26:09

自律管理论文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所谓自律管理,也称自我管理,是指行业中的企业按照一致的意愿,自行对各成员进行管理,以促进行业的公平、有序发展。

自律管理不可替代的地位,源之于相对政府监管,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作用。一般说来,自律性监管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先,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具有互补性;其次,自律管理具有灵活性;再次,自律管理具有专业性。自律组织来自市场、接近市场、了解市场,拥有直接的市场经验,并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在自律管理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最后,实行自律管理满足了证券市场监管的多层次性需要。

自律组织与政府监管应该互为依存,相互补充

境外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自律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主导下的监管模式和自律主导下的监管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是:出于证券市场监管及时性、有效性需要,自律组织和政府机关在分工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和补充,自律管理和政府监管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更多地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政策的支持者、违法行为的查处者,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自律组织更多地作为市场运作的组织者、市场秩序的一线监管者、违规行为的发现者。

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律管理体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能得到了重视,自律管理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但整体而言,我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并处于转轨阶段,市场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监管体系缺乏层次性。与此相对应,在实际运作中,自律管理机制和职能没有真正到位,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有在法律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地位。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市场监管,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监管未作系统性表述。

在主体资格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组织独立性不够。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相应地,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经常被理解成政府监管的延伸。

在职责分工上,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权限不够明晰。在对证券市场监管过程中,自律组织与证券行政主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和监管机制还没有理顺,有的地方存在交叉或重叠,有的地方出现了缺位或越位。此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二者分工和协作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

强化和落实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直接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商和广大中介机构,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种特殊的角色、职能和优势,客观上要求证券交易所承担起对会员公司、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责任。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在现阶段,证券交易所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职能还没有到位,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强化和完善交易所自律管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完善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制度建设中,要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遵守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普遍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相应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中,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其主体资格的独立性。交易所进行有效的自律管理,必须首先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管理组织。

第二、交易所自律管理权力应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不是行政授权。法定自律是更为高级的自律制度,能够提高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效力层次,保证自律管理的权威性,清晰划分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权责边界。在修改《证券法》时,对交易所的监管权限,应从现阶段的授权自律向法定自律转变,恢复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本来面目。

第三、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进行制度创新、品种创新和交易方式创新的权利,恢复市场的应有功能。在适当的约束条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及时、自主地进行制度、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权利,增强核心竞争力,既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迎接全球市场竞争挑战,创建区域或国际易所的外在要求。

第四、必须妥善处理好交易所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证券市场过于依赖政府监管,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弱化,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今后,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政府监管,但应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优势,发挥其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立起交易所自律管理与政府行政监管并重的格局。其中,交易所自律管理应处于监管第一线,优先发挥作用,交易所自律管理无法覆盖、难以作用的领域,由政府进行行政监管,同时,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活动本身应接受政府监管。

第五、交易所自律管理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中的契约关系已基本建立,但还没有充分到位,应进一步树立其在市场中的权威性。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恩全集》第一卷,P15)意味着道德价值的根据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人之外。

康德认为:真正品德的产生,是来自人们意志的自愿,不受外界的约束,可以自主规范来约束自己,故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转引自《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1期,P29)

杜威也认为:学校德育不应背记某些规则,良训箴言,关键是发展道德判断力,才能适应变化着的社会。

然而,现实中人们的道德行为似乎大都来自外在的某种压力或利益驱动(他律),而很少自主选择、自我践行(自律)。在教育中,对学生仅提出社会规范要求或目标,而对学生如何去习德、自育、践行,即自我教育、自律能力的培养研究不多。从我国历史上看,传统德育的核心是封建德育,其目的是培养维护封建制度的“奴才”——各级统治者与“听话”的“愚民”,品德评价标准为:被动接受,盲目服从,唯唯诺诺,师云亦云,因循守旧等。在道德教育上一切努力可称为“听话”教育:从一个刚出生还不懂事时起的“乖孩子,听话”到要求儿童青少年“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直至要求成人“在单位听领导的话”,一个人即使毫无独立思考、判断、选择与行动以及负责的能力与精神,只要是“听话”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好同志”。鲁迅在评论中国的家庭在教孩子时曾指出,那种教育只是“使他(孩子、学生、青少年)畏葸畏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这种教育,“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鲁迅全集》第4卷,P565,第11卷,P9)平平庸庸,唯唯诺诺虽不是坏学生,但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品德要求(开拓、进取、创新素质)。

另一方面,自律符合学生道德心理特点和德育规律。当代青少年处于探索社会、探索人生的重要时期,他们的思想特点是不轻信、不盲从,既不唯书,也不唯师,在观察和对照中思考,在思考中观察与对照。个体道德意识发展是影响道德内化的重要因素,自律是促进道德内化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使个体不断评判自己的道德认识,找出差距,主动吸取道德上的要求以充实自己。只有将社会要求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化),外在的道德规范经个体分析、判断、选择、尝试,才能形成自己的信念;只有在实践中切身感受,知行统一,情理交融,才能持之以恒,只有具有主体精神的人,才能自觉行动,而真正的权威也正是来自于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因此,自律能力的提出是以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特征、需要及其规律为基础的,也是以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需要为基础的。

所谓自律,是指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思维,为自己立法,并按自己的意志和立法去行动。即指不受外界困境和邪恶影响,不为快乐、幸福、欲望等情感所驱使,也不受神意、天命的支配,而是根据自己的“立法”,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行动的道德原则。它是依赖于理性的“善良意志”,而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任性,强调“出自法则”去行动(利他、利己)。自律使人自觉选择道德行为,纠正不道德动机,在道德法庭上,自己充当人和审判官,检查和审判自己的言行。皮亚杰研究儿童道德发展中的“自律”,指的是人的行为受自己内在独立思考和价值标准的支配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规则。

自律能力,指道德选择和行为是依据通过作为道德活动的主体的人理性思考后选择的道德原则自愿作出的,它可以表述为道德上的“三自能力”即自立、自行、自控能力。所谓自立即自我“立法”,也即自我要求,这涉及道德认识,道德理想诸方面;所谓自行即自我“行政”,也即自我锻炼、自觉践行,养成道德行为习惯;所谓自控即自我“司法”,也即自我评价自我调控,与通常所谓“良心”或“内心的道德法庭”相似。具体内容包括:自主思考、自我劝告、自我选择、自我修养、自我践行、自我克制、自我防御、自我督促、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塑造、自我判断、自主责任心和自我负责,以及独立的社会适应和交往协作等能力。

相对而言,他律是指由外在因素决定自己意志的道德准则,即道德选择与行为是由主体自身之外的、未经自己理性思考的、被迫接受或考虑的各种规则和原因支配的(如恐惧、压力、图取报偿等)。处于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儿童,往往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道德评价能力较低,需要靠教师和家长的约束来行动。随着主体自身成熟,这种外在权威形式逐渐转换为青少年内心的某种觉悟和信念,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自己,即走向自律。但应该看到,学生在其道德意识建构过程中,情绪性动机、遵从权威和功利性动机占很大比重,效果与动机很难统一,这决定自律的不稳定性。

自律是道德人格完善的内在机制和主观途径。所谓道德人格就是人格在道德方面的规定性,它由价值目标(动力和导向因素)、价值原则(准则因素)和道德责任心所构成的统一体。道德人格完善,则指主体自主作出的道德决定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地被实现的状态或境界。具有自律的人表现出健康人格特质如自觉性、自制性、包容性、坚持性和自主性等。

德育应该培养学生在个体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生活中学会自律。然而,青少年学生存在的问题表现在自我评价障碍、意志薄弱、人格障碍、挫折心理等。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中的“慎独”、“主敬”与西方的“有得于内,无待乎外”对我们培养学生自律能力的方法有所启示,下面来谈一些具体做法。

(一)挫折教育。也称逆境磨炼,是指通过展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挫折因素,培养学生正确认识驾御挫折能力的一种教育活动。即是说让学生不在挫折中消沉、徘徊,向挫折学习,在挫折的锻炼和考验中成熟,奋进、崛起,自处逆境仍然保持心理平衡和正常活力,从而培养对未来生活的适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当今时代充满着竞争、挑战和风险,青少年需要挫折教育、改革开放需要挫折教育,社会呼唤挫折教育,那么,如何提高学生挫折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呢?孔子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暗示身处逆境更利于修养砥砺品行,颜回在陋室而不改其乐,表现出对贫困逆境的超越和对“道”的神往,得到孔子的赞扬。孟子也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孟子·告子下》)俄国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在经历童年的磨炼,战争的考验后,在身残志坚下写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光辉巨著。日本教育也规定:要创造机会把孩子投入艰苦环境中锻炼,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据说在一所私立小学的校门口,有一块水池,学生每天脱下木屐从水中走进校园,即使寒冷冬天,也从不在教师面前喊冷。挫折可从反面丰富人生的经历,加强品德实践能力,“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乃成功之母”,便是这一道理。当学生遭遇失意、失败时,教师要增强其挫折心理免疫力,克服输不起的心理障碍,从跌跤中学会走路,在水中学会游泳。此外,人不可能在“真空世界”中生活,在学生中开展负面教育(反面教育),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克服保姆式的教育。

(二)自我评价教育。自我评价是学生依据一定的品德评价标准,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自评作为自律的有效手段,表现在三个方面:(1)自我意识,它是指人对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事物关系的一种认识,也是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学生对祖国集体的爱、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廉耻感等品德知识,都建立在对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之间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的。(2)自我激励,青少年学生自觉性、自制力较差,品德中好行为习惯不稳定,通过自评可帮助学生自我反省,进而自觉地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3)自我调控,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行为不为人知即“个人独处”的情况,经常检查一言一行可以保持正直的人格和品德的纯洁,从而抵制外界的不良诱因。

(三)道德问题讨论。所谓道德问题,是由个体在特定条件下不能实现预期目标而形成的,它包含认识、目标、障碍三个因素。问题的解决,是从困难障碍中寻找一条出路。德育实质上是一个由“已知”出发,帮助学生在个人与他人、集体、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利他利己,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实现德育目标的过程,可以说,德育是道德问题解决的教育和教学。当代西方德育课大多数都引进美国科尔伯格的道德认识发展理论,采用道德难题讨论方法,把培养判断力作为德育的中心任务。一是不要简单地告诉学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要让学生参与德育实践,对善恶作出评价;二是德育要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的培养。科尔伯格设立不同的道德两难问题(情境),如海因茨偷药的故事,供学生讨论,或者提供体验道德疑难问题的实践机会,帮助学生正视问题所固有的道德内容,引出学生谈出所作的判断基本理由,并鼓励他们以不同的道德观相互交谈,目的在于发展学生道德认识能力,选择能力,判断能力,更加适应社会生活。应该指出的是,学生在进行道德选择时,不但要有行为上的自由,而且要有理智上的自由,不但要有外在规定他律性的保障,而且要有内在需求自律性的支撑。

(四)道德责任心培养。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是我国德育的传统,孔子主张“仁以为己任”,明末顾炎武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小学思品课本里提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祖国”。然而,当前青少年学生普遍缺乏责任感,为此,德育应指导学生树立对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全球的责任,树立学习责任心、生活责任心、工作责任心等,在家庭生活、社会公德、职业规范等方面接受社会关于个人道德责任的各种要求。如在班级中,让学生明白是班级的主人,让学生承担各种对集体负责的角色,引导他们对班级负责,激发学生履行道德责任的动机,强化因履行道德责任而引起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对责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了责任,处于现实可能的道德主体,他律性。

出于责任,处于自为的道德主体,自律性。(五)设置活动性德育课程。实践活动为自律能力的形成提供一个锻炼机会。学生在课堂上习得的道德观念,可以说是:“认知性德育课程”中的“理智的道德”,易导致学生在走向社会面对道德困境时,常产生言行脱节、表里不一等“双重人格”现象。而活动性德育课程是让学生在参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认识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进而参与社会生活改革与创新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在社会道德环境中具有独立的、理性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自主负责的行动能力,不妨称为“实践的道德”。因为学生是道德生活的主体,“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客体,“接受者”、“旁观者”,德育的效果是从外显行为来评价的。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内容包括勤工助学、社会公益、生产劳动、社会宣传和咨询、晨会、班团活动、课外活动等。其作用:(1)引导学生分辨周围发生的突出社会现象,(2)注重学生自育的主动性,(3)为自律品德发生提供保证。

培养学生自律能力应注意的几项原则:

层次性原则。真正具有自律能力的人,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距”,但面对不同教育对象,我们只要求:在幼儿园,培养学生自理能力(生活习惯养成)、自控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性情);在小学,培养学生低层次的自主自制,是非判断能力;在初中,初步形成自主自制,是非判断能力和道德评价能力;在高中,比较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较强的自主自制能力、是非判断和交往协作能力等。

主体性原则。人在自身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品德发展也存在自我构建的问题。主体所具有的独立、自觉、能动和创造的内在特性,是主体得以确立的内在依据和根本标志。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学生应该自育,而又想塑造学生品德,那只会是徒劳,因为外在道德观念必须为道德主体所认同,才发挥作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给教师的建议》1984年版,P348)具有自律能力的人,在何处何时遇到问题,先想到依靠自己的道德思维,判断标准,而非依靠外部的标准和力量去解决。所以,教育要启发学生作为活动主体有权利有责任自愿地主动地民主地参与各种校内外活动,以此发展自主意识、自律能力,引导学生做生活的主人、集体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实践的主人、评价的主人。强调的是自觉的行动积极的行动。

针对性原则。从德育实际需要出发,顾及学生个性年龄特征和思想品德基础,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使自律内容丰富,方法灵活多变。

总之,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教会学生学会自律。自律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德育今后长期的任务,由于作者才粗识浅,本文提及的几种方法,仅供教学参考,其操作效果如何?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和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参考资料:

1.魏贤超:《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李道仁:《学会学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李海洲:《挫折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所谓自律管理,也称自我管理,是指行业中的企业按照一致的意愿,自行对各成员进行管理,以促进行业的公平、有序发展。

自律管理不可替代的地位,源之于相对政府监管,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作用。一般说来,自律性监管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先,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具有互补性;其次,自律管理具有灵活性;再次,自律管理具有专业性。自律组织来自市场、接近市场、了解市场,拥有直接的市场经验,并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在自律管理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最后,实行自律管理满足了证券市场监管的多层次性需要。

自律组织与政府监管应该互为依存,相互补充

境外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自律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主导下的监管模式和自律主导下的监管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是:出于证券市场监管及时性、有效性需要,自律组织和政府机关在分工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和补充,自律管理和政府监管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更多地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政策的支持者、违法行为的查处者,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自律组织更多地作为市场运作的组织者、市场秩序的一线监管者、违规行为的发现者。

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律管理体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能得到了重视,自律管理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但整体而言,我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并处于转轨阶段,市场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监管体系缺乏层次性。与此相对应,在实际运作中,自律管理机制和职能没有真正到位,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有在法律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地位。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市场监管,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监管未作系统性表述。

在主体资格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组织独立性不够。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相应地,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经常被理解成政府监管的延伸。

在职责分工上,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权限不够明晰。在对证券市场监管过程中,自律组织与证券行政主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和监管机制还没有理顺,有的地方存在交叉或重叠,有的地方出现了缺位或越位。此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二者分工和协作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

强化和落实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直接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商和广大中介机构,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种特殊的角色、职能和优势,客观上要求证券交易所承担起对会员公司、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责任。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在现阶段,证券交易所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职能还没有到位,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强化和完善交易所自律管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完善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制度建设中,要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遵守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普遍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相应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中,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其主体资格的独立性。交易所进行有效的自律管理,必须首先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管理组织。

第二、交易所自律管理权力应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不是行政授权。法定自律是更为高级的自律制度,能够提高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效力层次,保证自律管理的权威性,清晰划分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权责边界。在修改《证券法》时,对交易所的监管权限,应从现阶段的授权自律向法定自律转变,恢复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本来面目。

第三、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进行制度创新、品种创新和交易方式创新的权利,恢复市场的应有功能。在适当的约束条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及时、自主地进行制度、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权利,增强核心竞争力,既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迎接全球市场竞争挑战,创建区域或国际易所的外在要求。

第四、必须妥善处理好交易所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证券市场过于依赖政府监管,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弱化,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今后,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政府监管,但应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优势,发挥其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立起交易所自律管理与政府行政监管并重的格局。其中,交易所自律管理应处于监管第一线,优先发挥作用,交易所自律管理无法覆盖、难以作用的领域,由政府进行行政监管,同时,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活动本身应接受政府监管。

第五、交易所自律管理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中的契约关系已基本建立,但还没有充分到位,应进一步树立其在市场中的权威性。

第六、应发挥证券交易所在多元化解决证券纠纷中的作用。自律管理,意味着证券行业内的相关事务,包括证券纠纷事务的处理,应尽可能自律,事实上,提供一定范围内的证券纠纷解决渠道,是自律管理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证券交易所作为主要的自律组织,在多元化解决证券纠纷方面,无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在纽约等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建立我国证券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并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有权建立和解、调解机制,为一定范围内的证券纠纷提供解决渠道。

国信证券总经理胡继之观点: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会计制度;差异;会计规范体系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会计也是国际会计的领先者,其会计体制改革的经验是很多大国借鉴的对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企业会计制度面对很多问题,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与美国存在着很多差异,诸如对汇兑损益的处理不同,对应收账款的坏账记提方法不同,对开办费的处理不同等等。

一、美国会计制度的特点

(一)会计的多样性

美国是一个有50个州的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这些立法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控制各自州界范围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并征收税款;各个州负责自己州内授予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事宜,各州授予资格的要求略有不同。正是美国的这种行政划分导致了各个州的会计制度制定灵活多变,使得美国会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因地制宜的会计制度建立方法使美国整体的会计制度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相应地,会计实务操作更能适应当地企业的实际需要,满足各种信息使用者的各种需要。

(二)突出的行业自律约束机制

美国现有的会计准则是由1973年6月成立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脱离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直接领导,而归属于由六个职业团体代表所组成的“财务会计基金会”(FinancialAccountingFoundationFAF)。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设七位专职委员,这些委员均由财务会计基金会任命,因而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可见,美国会计主要强调的是民间的自律约束机制,导致美国政府干预机制相对较弱,从而呈现出弱强制性,而这种弱强制性恰恰加快了美国会计制度改革的速度,使得美国会计制度准则能很好的迎合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导致美国的会计准则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公认会计原则”也被视为会计制度制定的基础,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就是以美国会计准则为依据的。

(三)会计监管体制上体现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新特性

由于2001年下半年,安然公司爆出财务舞弊事件,接着环球电讯、施乐、世界通信等一大批上市公司因会计违规而受到的指控不断见诸报端。导致美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会计诚信危机。针对这种问题,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公司与审计的责任、义务和透明度2002年法案》(简称3763号法案)、《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简称《公司改革法》)《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以加强对会计行业的监管。上述法案要求建立由五人组成的公共监察委员会来监管会计行业,该委员会委员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磋商后任命。该委员会负责监督上市公司审计时,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证券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都必须向该委员会备案。同时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制定一系列相关规定,诸如有关金融分析师的新规则;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经法院审理就可以将有公司舞弊行为的人定为上市公司禁入者,禁止其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上市公司审计规则管理局,隶属美国SEC,但应相对独立。其基本职能是对公司财务作假、审计规则运用有出入等行为进行监管,而且原来由民间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利,重新划归到审计规则管理局等。这些措施的建立使得美国的监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完全打破了局限于行业自律基础上形成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新特性。这种新特性表现为:一方面仍然要求行业自律,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会计行业进行实时监督,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美国新的监管模式。我国目前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会计信用问题,其表现形式与美国的相关事件具有相似之处。因此,美国会计制度改革的这一新特性对我国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中美两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分析

尽管美国会计制度在改革上有许多的成功之处,但是中美会计体制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限制了我国对美国改革经验的吸收和借鉴。这些差异主要是政治、经济、法律、科教、自然、人文因素等方面的宏观因素,以及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企业经营目标和方针、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企业领导和职工的会计意识等方面的微观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法律因素和人文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也是导致微观因素产生的诱因。

(一)经济因素是直接影响会计发展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会计理论的形成、会计规范的制定及会计实务的发展,其根源在于会计环境中的经济方面,也即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稳定程度、政府基本经济策略和重大经济政策、经济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经济组织现状、企业筹资体制、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会计的优势和缺点比较明显,我国的会计制度在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制的前提下,其优势是便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对国内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弊端是制约企业会计的积极性难以应对变化万千的经济环境。而美国采取宽松自由的模式优缺点与我国截然相反。

(二)法律因素是对会计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因素

不同的法律制度造就了不同的会计体制,如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会计”模式和英美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民间会计”模式就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属英美法系,美国没有专门的会计法,美国会计发展主要强调的是行业自律,只是在联邦立法和州立法有关法律中对会计问题做出相应规定。《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对美国会计影响最大的法律,并对会计信息的披露、保存会计记录等作出相应规定。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因而目前我国会计总体上也属“立法会计”模式。中国《会计法》对有关会计内容进行法律规定,且《会计法》是制定一切会计法规制度的母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虽然也有少量会计规定,但处于附属地位。根本体制的不同是导致中美两国会计发展出现差异的直接原因。

(三)人文因素是两国会计制度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人文因素也称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会计宏观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和公众长期积淀的传统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经济、会计的传统态度和看法等因素。人文因素对会计的发展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影响。使得每个国家的会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国家的、民族的特色。在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我们主张国家、民族、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民众对上下等级、长幼排序更是泰然视之,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容易接纳;人们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烈,习惯于按规范行事,讲究中庸之道。这就影响了我国对其他国家文化主动借鉴的魄力。而美国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民众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弱,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和有差异的因素;人们注重成就感、英雄感、决断能力和物质上的成功。他们有着很强的借鉴能力。

三、美国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一)加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是当今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模式之所以能维持几十年不动摇,关键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在规范行业行为中起着真正决定性作用,政府监管只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措施。当然,制衡力量要切实发挥作用,还要有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为前提,包括无限责任合伙人制度,以质量和公信力为标准的竞争环境以及独立的司法制度。而自律监管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正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不能切实发挥作用。目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接往往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立业的基础是权力而不是诚信,质量的竞争也就变成了权力的竞争,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提高执业质量。再加上司法力量的缺失,市场制约力量薄弱,监管的重任只好由政府来承担了。但是,对于会计行业来说,政府管制机构处理会计专业信息的效率远远不如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管制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既像是其上级主管,又像是其股东。谁又来监督监管者呢?从美国的会计改革来看,应当加强我国的行业自律,同时要保持适当的政府介入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势在必行的措施。

(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审计和非审计业务应逐渐分离

美国这次会计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从事审计和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不可否认,这对减少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上市公司造假的机会与概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国目前有没有必要效仿美国的这一做法?美国发生监管体制变化的前因就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与非审计业务进行混淆。使得事务所的主体不清,使得美国会计行业的诚信度下降。而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以来也是审计与非审计服务相混淆的。这种现状目前已经暴露出其存在很大的弊端。首先,审计与非审计业务相混淆容易造成我们事务所在审计主体上发生错位。其次,审计与非审计业务的混淆导致事务所在主体业务与非主体业务发生偏倒。最后,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监管政策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国外的改革措施对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带来深刻的启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应该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分离,规范会计市场和审计市场,最终形成独立的审计机构和独立的会计服务公司,根据二者不同的职能,确立不同的经营内容。

(三)不断加强和完善会计准则是规范会计体系的主要手段

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但是这种情况下制定的会计准则过于复杂与繁琐,虽然对会计估计和会计判断提出了较多的数量标准和判断标志,但企业仍可以通过精心策划“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来绕过规则的束缚,利用会计信息的复杂性掩盖经济实质。因此,对于会计准则的完善应注重经济事项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涉及公司具体实际时,应强调实质,允许在准则约束的框架下进行合理的专业判断。此外,还应该简化会计披露模式、裁减冗余信息、对核心信息增大披露频率以及简化整个会计披露模式。

这些对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都是具有极其深远的借鉴作用。我国制定的新会计准则正是在为了完善会计制度、适应市场需要的基础上颁布实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避免出现美国已经暴露出的某些问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亟待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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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信元等.我国会计信息环境的初步分析[J].会计研究,2007,(8):12.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G258.2-3[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1-0065-04

1 引 言

公共图书馆作为大众终身学习的场所和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科学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升公民素质等重要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设施条件不断改善,队伍素质日益提高,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信息保障与文化支撑。[1]本文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2001―2010年10年间我国在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进行年文量、核心期刊载文量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的统计与分析,试图揭示近10年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学术成果、研究主题倾向等,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2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题名”为检索途径,选取“公共图书馆”为检索词,时间限定在2001年至2010年。同时,为了提高检全率,选取了全部期刊;为了提高检准率,将匹配限定到精确,同时剔除那些属于通知、会议、纪要、讲话、征稿等非原发性论文,统计出共有相关论文4 813篇。

2.2 处理方法

主要借助Excel作为数据分析处理工具,采用信息计量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近10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的发展规律。

3 数据分析

3.1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晚,但进入21世纪之后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笔者统计到的4 813篇论文的具体年代分布见表1。

表1的统计数据表明,论文的年度发文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尤其是2006年、2007年和2009年发文增长速度更为明显,平均年发文增长率为3.0%,而2010年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量达到972篇,约占10年间发文总量的20.2%。这说明现阶段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和农民工服务、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的服务以及公共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评估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工作的亮点。

3.2 核心期刊载文量分析

在CNKI中以“期刊名”为检索途径,期刊范围限定在核心期刊,确定在核心期刊上刊登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1 154篇。通过对检索到的1 154篇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得出载文量较多的前10种核心期刊及占核心期刊总载文量的比例(见表2)。

表2中的数据显示,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仅在《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杂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种期刊上刊登的数量就占在所有核心期刊上刊登论文总数量的62.1%。这5种期刊在公共图书馆研究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很重要,同时也促进公共图书馆领域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从表2还可以看出,载文量较多的前10种核心期刊均属于图书情报类专业的期刊,这说明国内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图书情报界。

3.3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重点,有利于了解公共图书馆目前研究的现状和水平,帮助研究人员正确地预测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方向。运用内容分析法,笔者对检索到的4 813篇研究论文进行微观主题分析,运用Excel处理后,将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分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公共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工作、公共图书馆功能、公共图书馆建筑(馆舍建筑标准)、公共图书馆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公共图书馆事业、公共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的思想、精神、价值以及理念)、公共图书馆运动和活动、其他类型的公共图书馆、技术应用、公共图书馆其他问题研究内容14个主题。如果从宏观角度将上述14个主题再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下面6个方面:公共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工作、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建设、先进技术在公共图书馆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等。

3.3.1 公共图书馆服务主题分析

(1)弱势群体服务主题分析。自2001年“弱势群体”作为外来词引入国内,国内图书馆界对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日益显著。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尚未有权威的定义,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10类群体: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乡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群众、受灾地区群众、体弱多病的离退休人员、孤寡老人、特困户、未成年人、伤病残人等。[2]由于近年来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理念以及对农民、农村、外来工、农村留守儿童等的重视,笔者也将这些特殊群体归入到弱势群体当中进行统计、研究。

基于以上定义,在统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中,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论文共有384篇,约占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论文总数的31.3%。公共图书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益机构,而弱势群体是公益机构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弱势群体服务是公共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论文中关于为农民、农村、农业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的论文有134篇,约占为弱势群体服务论文总数的34.9%。为身体残疾的弱势群体以及老年读者服务的论文数量分别是141篇和36篇,分别占为弱势群体服务论文总数的36.7%和9.3%。统计数据表明,为身体残疾的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仍然是2001~2010年10年间的研究热点。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导向,服务农村已成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工作,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公共图书馆倡导的服务均等化、公平化的服务理念。

(2)信息服务主题分析。[JP〗现代图书馆要想在信息社会中获得发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地方形象的树立等提供直接支持,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具体地说,就是要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3]

信息服务研究的论文有162篇,占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总数的13.2%。其中信息服务工作的论文64篇,占信息服务论文总数的43.0%。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信息服务主要有社区信息服务、政府信息服务、网络信息服务、企业信息服务、电子信息服务、知识信息服务以及情报信息服务等。其中政府信息服务文献23篇,占信息服务文献总数的14.2%。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来说,政府信息服务是一项新业务。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公共图书馆是政府公开信息的查阅场所”。自此,公共图书馆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中的“新元素”。这不仅使公共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有了法律依据,也成为一种法定职责。[4]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为公共图书馆开展为政府提供决策信息服务以及电子政务信息服务提供了平台。

信息服务论文中关于服务理念的论文有157篇,占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总数的40.9%,服务体系方面论文88篇,服务模式论文35篇,服务原则和理念论文34篇。数字时代,用户信息需求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馆要适应社会和用户,就必须转变服务理念,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公共图书馆服务还包括阅读服务、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均等化服务、网络服务、社区服务、有偿服务、知识服务以及情报服务等服务,相关论文分别有58篇、58篇、42篇、20篇、23篇、21篇、15篇、10篇,这些数据表明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具有多元化形式。

3.3.2 公共图书馆管理主题分析。

公共图书馆管理主要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业务管理主要是对采访、编目、典藏、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等业务流程的管理,行政管理主要有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危机管理、规章制度建设、管理体制建设等。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有1 147篇,其中业务管理论文有561篇,约占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总数的48.9%;行政管理论文有586篇,约占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总数的51.1%。

(1)业务管理主题分析。业务管理中数字化建设与管理论文有200篇,约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35.7%。数字化建设与管理主要包括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图书馆网络化建设、数据库建设与开发和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等。其中关于数据库建设的论文75篇,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13.4%。其中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文章43篇,特色数据库建设论文29篇,还有期刊全文数据库、数字资源门户系统构建等方面的论文3篇。统计数据表明,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面。

信息咨询的论文87篇,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15.5%。这里的信息咨询指的是参考咨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活动之一,是衡量图书馆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有以下几类:咨询台、网上信息查询、网络导航、特色数据库、提供二次文献、SDI(定题服务)和用户教育。随着信息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现代参考咨询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参考咨询、虚拟信息咨询和企业与政府的决策参考信息服务等内容,服务对象逐渐多元化。但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服务对象和范围仍然狭窄。在国外,据2005年的文献显示,数字参考咨询已经可以为开业医生和消防队员服务等。[5]因此,国内参考咨询服务范围仍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业务管理研究论文中关于文献采编工作的论文有57篇,关于阅览室的论文56篇,关于流通服务的论文39篇,关于业务外包、业务统计和典藏的论文共7篇。这说明图书馆业务流程中的文献采访和编目工作仍然是图书馆的业务核心。对阅览的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电子阅览室的发展、服务和管理方面。

(2)行政管理主题分析。公共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规章制度建设、管理体制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和图书馆评估等。其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392篇,约占行政管理的论文总数66.9%;规章制度建设论文122篇,约占行政管理论文总数的20.8%,均位居研究前列。

数据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是近10年公共图书馆行政管理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图书馆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包括绩效管理、人才建设、人才培养、馆员素质和教育、馆员情绪、情商教育和管理、馆员心理健康、馆员职业精神的培养和激励机制等。统计资料显示,人力资源管理中涉及图书馆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的有258篇论文,占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总数的65.8%;绩效评估论文54篇,占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总数的13.8%。图书馆服务于广大读者,靠的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图书馆队伍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队伍的水平决定着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绩效评估是对图书馆工作效率、技能、态度等的考评,以此达到图书馆业务效率的改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指标体系,更加重视定性与定量测评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估,更加重视评估体系的发展和创新。[6]

在122篇规章制度建设论文中,有关图书馆立法方面的研究论文39篇,占规章制度论文总数的32.0%,图书馆制度、标准、管理办法、条例和行业自律规则论文共计83篇。我国图书馆法的制定于2001年启动,但又于2004年中断。2008年11月18日,文化部召开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会议, 明确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图书馆法从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做起。自此, 我国的图书馆立法工作在2004年中断以后又进入到再次启动并加快进程的阶段。因此,2001年至2008年间有关图书馆立法的研究偏少,仅有10篇。2009年1月初, 中国图书馆学会2009年新年峰会在北京召开, 专题讨论、部署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事宜。之后对图书馆立法的研究普遍开展起来,2009―2010年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已达29篇,占图书馆立法研究总数论文的74.4%。图书馆立法问题是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之一,立法是改变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包括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管理体制)弊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7]

行政管理研究中还有公共图书馆安全、经费管理、危机管理和战略营销管理等。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的危机管理和经费管理的研究有发展的趋势。作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部门,图书馆面临着各种各样影响安全的危机因素,如近年来的地震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图书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图书馆做好相关工作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势在必行。[8]

4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服务和管理两个方面。为大众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职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必须不断进行服务创新,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地体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而图书馆的管理可以推动服务的改革,是图书馆向前发展的“护航船”。可以预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公共图书馆服务和管理仍然是公共图书馆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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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永福.当前公共图书馆研究的三大问题[J].公共图书馆前沿,2009(1):20―23.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医院文化的核心是医院的价值观,即精神文化。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医学家一贯自觉地用封建道德规范“仁爱”来要求自己,重视从人的整体状况着手,对病人进行“标本兼治”。祖国医学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悬壶济世”的重任――“下医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经过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代代名医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从范仲淹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孙中山先生的弃医从政,到鲁迅、郭沫若因医治国人的愚弱麻木而弃医从文,无不体现了“医”与“治”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医院的文化建设除了“洋为中用”,积极学习国外知名医院的先进经验外,还要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形成适合我国国情、根植于本土、服务于大众的医院文化。

世界著名的管理专家科特和赫斯克特的研究表明:医院文化,当它的力量十分雄厚的时候,能够产生强有力的经营结果,这种文化的影响甚至大于经营策略、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财务手段以及管理领导艺术等等[1]。因此,应积极探索医院文化工作的有效途径,不断拓展文化建设的阵地,真正把医院文化置于医院建设和发展的长远规划之中。要进一步树立医院形象,扩大医院影响,展现医务人员爱院爱岗、勤奋敬业的精神面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全面深化医院内涵建设,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医院领导、中层管理干部和宣教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医院文化建设工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医院文化,建设和谐医院,激发和调动全院职工建院、兴院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断推进医院的全面建设。应将医院文化建设与创建学习型医院结合起来,与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结合起来,与医院管理年、医疗质量月活动结合起来,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结合起来。将医院文化建设的具体计划和内容制定出来,并利用院报、宣传栏以及各项文化活动进行广泛宣传,积极在院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做到文化建设活动有计划、有落实、有载体。

医院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患者的健康需求,而这种需求是综合性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可以是医学的,也可以是文化、生活和法律的[2]。因此,要结合医院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进行政治理论、文明素质、业务技术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培训。既要有中、短期的讲座、培训及进修学习,又要有长期的在职学习。要积极组织广大医护人员开展业务知识讲座和培训,邀请院内外专家、学者讲课,帮助医护人员不断掌握各专业的学术动态,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并积极应用于临床,提高自身及医院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服务本领。医院可制定一系列奖励措施,如的奖励制度、获得科研成果的奖励制度、获得在职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奖励制度等。通过制定各种制度来形成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医院文化。

“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医务工作者从事着“性命攸关”的崇高职业,肩负着“兼济天下”的神圣使命,关联到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幸福,比普通百姓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要修身养性,净化自己的思想,坚守医德规范,做到知行合一,始终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医院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认真学习健康卫士楷模的先进模范事迹,营造人人在对照中寻找差距、个个在行动中保持自律的良好氛围。

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高度结合的综合学科体系[3],且不说病案的书写、医学科研成果的总结、学术论文的撰写,单是病情分析、健康宣教、心理沟通,就需要通俗易懂的艺术语言、广证博引的人文知识和高度的人文关怀,因此,医院文化建设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事实证明,具备丰富人文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更具有创新精神,更能在工作中体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洒播到每一个服务对象身上,让整个社会充满温馨与关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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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志成、杨妮,医疗活动中医患关系的人文思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473-476.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一、强化培训中心职能,搭建教学服务平台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培训工作,切实抓好我市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岗位技能与素质,树立诚信、专业、优质的行业形像,协会将强化培训中心的职能作用,建立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培训机制,搭建合理化的教学服务平台,采用"教学与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一是注重物业管理政策法规、道德礼仪等素质教育培训;二是定期举办物业管理专业技能培训班,根据不同岗位的技能要求,细化培训内容;三是根据国家人事部、建设部颁发的《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定》、《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物业管理师的考前辅导培训工作;四是根据工作实际,通过外聘专家、合作培训、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开展"物业管理部门经理培训"、"物业管理员岗位培训"、"物业管理案例探讨"等主题培训,进一步扩展培训内容,深化培训层次,为行业、企业、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培训服务。

二、举办"第三届南宁市物业管理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

3月初,将联合劳动部门及"八桂物业管理行业联盟"成员城市协会举办"第三届南宁市物业管理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为会员单位和求职者提供规范、有效的交流平台,帮助政府解决"4050"人员的就业及再就业问题。

三、继续协助主管部门草拟相关法律文件及开展评先创优活动

根据主管部门委托,认真完成交办事项。一方面,继续协助主管部门草拟、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根据自治区建设厅和南宁市房产管理局的工作部署和委托,继续协助组织开展"2009年度南宁市城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大厦、工业区)评选活动和2009年度"全区城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大厦、工业区)"评选活动,树立物业服务企业的品牌意识和规模经营意识,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

四、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扩大行业正面宣传

(一)充分发挥《南宁物业管理》期刊和"南宁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网"及"南宁市物业管理沙龙"QQ群的行业宣传作用,关注行业政策和舆论导向,关注影响行业发展的重大事件,加大行业宣传、报道的力度与深度。

(二)深化与媒体宣传,特别是电视台、电台的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专栏或专题节目,客观报道行业发展对改善人们居住生活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物业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为规范、有序发展物业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加强与城区指导部门及社区的联系,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为行业协会与相关指导部门、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五、组织举办各类行业活动,促进企业交流,增强凝聚力

(一)做好东道主,办好"2010年第三届中国西部物业管理论坛暨2010年西南地区物业管理联谊会"

根据"2009年第二届中国西部物业管理论坛"和"2009年西南地区物业管理联谊会"会议决定,8月底9月初"2010年第三届中国西部物业管理论坛暨2010年西南地区物业管理联谊会"在南宁举行。承办西部物业管理论坛和西南地区物业管理联谊会,既给南宁市物业行业管理人带来了一次向外省兄弟城市学习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广西物业管理人的精神风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东道主,办好"2010年第三届中国西部物业管理论坛暨2010年西南地区物业管理联谊会"将是明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不仅仅要求我们把服务工作做好,论坛主题的确定及论文收集将是办好这次活动的关键。

(二)举办南宁物业管理行业红歌比赛

12月初,举办南宁物业管理行业红歌比赛。通过举办红歌比赛,激发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爱国热情,增强广大员工的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同时在行业间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行业氛围,促进行业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组织会员单位赴外地学习考察交流

1、结合培训中心工作,定期组织会员单位外出培训考察学习,学习其他省市先进的物业管理经验与做法。

2、组织会员参加八桂物业管理行业联盟的各种活动,加强广西区内各城市协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和合作,积极推动我区物业管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六、进一步搞好协会自身建设,增强协会服务功能

1、扩大深入开展"企业走访调研活动"

完善"企业走访调研活动"制度。开展定期走访调研活动,建立长期有效的调研机制,进一步加强企业与协会的联系和协调,促进调研内容和程序的规范化。通过对物业服务企业开展书面征询调查及深入基层走访等方式,广泛听取会员单位对协会工作、服务等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思路,开拓务实,为物业服务企业做一些具体的服务工作。

2、进一步提高《南宁物业管理》编制水平,以增加会员信息、贴近企业需要,展示企业形像,彰显行业风采为主攻方向,加强与会员的沟通互动。

3、加强协会网站及物业管理QQ群的建设和使用。及时为会员单位提供各地最新的物业管理动态,为会员单位提供人才资源、经验交流、业务培训及企业宣传等信息。

4、继续做好"法律顾问咨询服务",通过热线电话及律师定期坐班的方式,为会员单位提供法律咨询。

5、进一步规范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工作,指导企业实行相关等级服务标准。

6、继续吸纳资信良好的物业服务企业入会,不断壮大协会队伍,让更多的物业服务企业融入协会这个大家庭,共商行业大计,共倡行业自律,共谋行业发展。

7、每一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长办公会议、理事会。通过会长办公会议、理事会,及时整合会员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促进各项工作的提高。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论文百事通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法律是人类创造的用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人类高度理性的目的行为。金融监管是在法律基础上的监管,因此也同样需要以法律的目标为核心。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存在的政府监管无效率、会计信息监管体制存在缺陷、自律组织监管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提高政府对会计信息行政监管的效率、健全会计信息监管体制、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等针对性策略。

近年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大量涌现,反映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存在一定问题,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仍有待完善。

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行政监管存在弊端

1.政府监管无效率。由于政府权利授予的垄断性,从而缺乏对监管权利行使的监督机制,造成监管人员的小作为行为和监管效率的低下。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的监管活动中,监管者需要对被监管者的财务信息进行检查、取证等一系列工作,调查是否在信息披露等财务信息上存在着舞弊或违规行为。监管者在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或阻力;二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到在履行监管权力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大量的精力或时间,不愿意过于疲劳地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监管者都会选择“偷懒”。然而,外部却缺乏对这些监管者的监督,因此,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行为付出代价,由此造成了政府监管的无效率。

2.监管部门设置缺乏协调性。中国现行的会计信息监管体系包括对信息生成过程的监管和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分别由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负责。在会计信息生成的监管中,财政部拟制定会计法律法规,并负责会计准则以及对会计管理制度的制定。中国证监会负责对会计信息的披露作出规范并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由于这两个部门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会计信息从生成到披露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就使得两部门的职能不可避免的造成重复监管,或产生监管盲区,造成财政部不确定自己制定准则和制度是否适合中国证监会,而中国证监会也不确定自己制定的会计信息披露规则是否对财政部有影响。可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在于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一定的协调性。

(二)会计信息监管体制存在缺陷

1.外部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中国监管模式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属于政府主导监管型。中国证监会作为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向国务院负责和报告。虽然目前中国已形成全国统一、多层次、不同水平的证券主体积极参与的证券监管体系。然而,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没有一个成熟的监管理念以及正确适合的监管理论基础,中国的监管仍然含有过高的行政监管因子,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过多的行政干预。

2.内部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中国会计信息监管的内部监管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大部分拟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股本结构中国有股份的比重极大,非流通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并且国有资产管理者负有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所以难免国有股的持有者更会关心会计信息的监管,也会涉足管制系统,打开封闭的监管缺口,使一些会计信息监管的内部功能丧失,达不到应有的监管效果。对中国内部控制最大挑战仍然是权力的过于集中。由于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度低,少数大股东过多的涉足管理体系,造成管理职能与监督权职能重叠,这样会对少数股东利益构成威胁。可见,中国这种公司股权结构会直接导致公司内部职能设置功能不健全。

(三)自律组织的监管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证券业协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自律性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体系,在市场监督中的作用比较弱。因此,总体上,中国自律监管体系构建还不完善,整体自律机制还没有形成,同时,人们思想上对民间协会的权威性还不是很肯定,中国自律监管作用的发挥还需要更远的路程。

二、完善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的措施

(一)提高政府对会计信息行政监管的效率

1.中国要构建合理的监管体制,中国证监会作为最高的监管机构,权力如果过于集中容易产生监管产权垄断,减少社会净福利。应该把证监会设置为行政机构,与此同时,证监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负责,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的监督,同时增加监管过程的透明度,使整个监管过程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由进入式监管向程序式监管转变,弱化形式监管增强实质性监管。

2.要进一步理顺政府监管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责范围并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真正发挥政府在会计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财政部门、证监会、审计署等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的职责和权限,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提高监管效率。

(二)健全会计信息监管体制

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监管机制,防止政府部门被利益集团所“俘虏”,保证监管的效率。

1.强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外部监管。(1)提高证券监管主体的监管效率与监管水平。建立健全证券监管主体内部委托机制,强化对证券监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形成一支精干、高效公正、廉明的监管人员队伍,同时加强对被监管者寻租活动的打击力度,铲除证券监管中腐败滋生的土壤。具体说来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科学的证券监管人员绩效考评制度,将证券监管人员的绩效与其职位的升迁和其切身经济利益以及精神鼓励挂钩,以提高证券监管人员查处违规的正效用与未能查处违规的负效用;2)建立对证券监管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惩证券监管人员的腐败行为;3)加强证券监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与职能培训,提高证券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2)充分发挥法律在会计信息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会计造假的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增加了可操作性。但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一些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对于热衷于粉饰经营业绩,强迫、诱使会计人员做假账,编制假财务报告的企业负责人和编造虚假核算资料的会计人员要严格依照《会计法》处理,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予以严惩,从而对会计造假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3)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督。中国可以设立独立的会计监督委员会,行使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权,包括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注册、调查、惩戒等。该委员会不属于政府机构,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费。其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申请等发生的费用资金应由各会计师事务所交纳的注册费和年费解决。但是,资金提供者不能干涉独立监管的正常运转。

2.强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内部监管。强化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内部监管的主要途径就是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失效的原因:一是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二是国有股东的缺位。前者是造成目前上市公司内部人在企业中高控制率的主要原因,后者则是委托方缺少对人强烈监控动机的主要原因。两者的合力造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因此,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要解决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要解决国有股东缺位的问题。具体的措施建议如下:(1)逐步调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引导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降低持股比例,创造条件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同时,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允许和引导基金、保险、养老金机构持股,使两者同步推进。(2)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国有股权行使机构。此类机构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管理和运营,保证企业中确定的国有资本都有确定的、排他性的出资人机构持有,并履行股东权责,确保出资人代表切实到位。(3)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董事会及董事长的职责,规范董事会的构成与议事程序,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重,增加合格的独立董事和小股东推荐的董事,以强化董事会内部的权力制衡以及对经理层的监督。

3.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自律组织应以创新、及时和敏锐的方式对不可避免的变化做出反应,以解决出现的棘手问题,防止问题恶化。同时自律组织必须保证自身的透明度和可质询性。自律组织必须确保它们及其会员的行为遵循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程序合法合规、正直诚信、公平勤勉。因此自律组织需通过各种方式,如互联网、大众传媒和出版物等,将其规则、标准等向社会公布。如果可能的话,自律组织须将其计划向监管机构备案,向公众予以公开,以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询,以此来提高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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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筠,葛永红.新会计准则是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良策[j].经济论坛,2008,(9):24.

[4]朱辛华.谈加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问题[j].广西会计,2002,(11):30.

自律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监管经济学,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利益集团监管理论,不完备法律理论,监管型政府兴起理论,保险监管

一、国外监管理论的演变

(一)公共利益监管理论

一般认为,监管理论的主流起源于福利经济学的公共利益论。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以边际效用论为分析工具,将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认为国家干预能够使经济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致力于分析市场缺陷,深入研究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西方学者对市场失灵和政府矫正措施的研究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认为,由于传统微观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很难满足,因此市场失灵不可避免,而政府是仁慈的,有能力而且有必要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修正资源误配和分配不公,进而增进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逐渐受到青睐。现实生活中政府监管的范围也似乎无边无际:不仅包括公用事业和反托拉斯政策,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货币筹措及支付,以及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

尽管公共利益理论一直在监管经济学领域居正统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了范式危机(o。首先,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对理论隐含的行为假设提出质疑。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是应保护公共利益而提供的,这里显然缺少一个链接点——立法政策或安排如何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行为转化为立法行动。其次,“阿罗不可能定理”对政府监管职能的质疑。古典效用主义认为个人福利可以计算,并且经简单加总即形成社会福利。但阿罗指出,经由个人的偏好次序推出社会的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种把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的理想方法,因此政府监管在理论上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第三,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理论提出的质疑。1962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通过对电力行业价格管制的实证研究,发现监管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效果,并由此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公共利益理论的演绎推理。

(二)利益集团监管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回顾监管历史时发现,市场失灵并非监管的充分条件,监管也不必然体现为实现公共利益,于是“寻求监管政策背后的政治原因”成为西方监管经济学的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利益集团*监管理论得以迅速发展。较早的利益集团理论可以追溯到监管俘获理论,较为成熟的则是监管经济理论。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尝试解释监管俘获现象。1955年伯恩斯坦指出,监管的供给源于产业监管需求(立法者被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被受监管的产业所控制(监管者被俘获)。在此情况下,监管计划最初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就会遭受挫折。1972年乔丹对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关于电力行业定价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俘获理论正式诞生。俘获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比公共利益理论更符合经验观察,但仍然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一,俘获理论只是经验归纳而缺乏理论基础;第二,俘获理论仍然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

在对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和监管俘获理论扬弃的基础上,1971年施蒂格勒开创了监管经济理论。施蒂格勒提出,监管通常是由被监管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监管的设计和实施也是为产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施蒂格勒将政治行为纳入经济学的供需均衡分析框架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标准方法来分析“监管为何产生”的问题,指出监管的需求方(产业集团)与供给方(监管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阐述了产业集团和监管者为谋求各自利益的交换过程,对监管的受益者、受损者、监管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监管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佩尔兹曼对施蒂格勒的开创性研究进行了扩展,提出了“最优监管政策”(optimal regulatory policy)模型,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监管供给的。模型指出,政治家所选择的监管政策不仅要满足选票数的最大化,还要使政治支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企业利润与消费者盈余之间互相转移的边际替代率,从而达到一种均衡。模型的结论是:监管者的最优定价将介于竞争价格(完全消费者保护下的价格,可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和垄断价格(完全生产者保护下的价格,可使产业利润最大)之间。尽管利益集团理论在理解政府干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拉丰和马赫蒂摩指出,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是外生给定,并独立于监管制度的设计,从而这些模型不能用来讨论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效率。要弥补这一缺陷,就必须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析引入到监管制度的设计中。

利益集团监管理论说明一种旨在限制垄断、促进竞争的监管制度安排,最终会演化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获利的低效甚至无效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市场与监管的良性互动?政府对监管失灵又该如何回应?在世纪之交,格莱瑟、施莱弗、许成钢、皮斯托等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推动了监管理论的发展。

(三)监管型政府兴起的理论

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法院在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惩治垄断等方面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1887年—1917年的“进步党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变:州和联邦的监管机构开始接管反托拉斯政策、公用事业定价及其他许多领域的社会控制权,监管型政府逐步崛起。但传统的监管理论难以对进步党运动作出合理的解释。

格莱瑟和施莱弗从经济发展史的视野,回顾了1887年—1917年间美国监管型政府兴起的历程,指出司法制度失灵是监管兴起的制度根源。他们认为,作为对法院被动式执法和普通法遭到破坏时诉讼体制低效率的回应,监管可能比诉讼更加适宜:第一,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或者接受过更专业的训练,监管者比法官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调查核实违法现象。第二,监管者执法能够代表被损害方的共同利益,其效果类似于集团诉讼,能有效解决私人诉讼的搭便车问题。第三,监管是对危害行为的事前预防,而诉讼是危害形成之后的权利主张。事前监管能以较高的可能性发现违法行为,并确保违法者以较低的罚金服从处罚,因此监管比诉讼更易被违法者接受。

格莱瑟和施莱弗建立了执法策略选择模型,研究在自由放任、政府监管、私人诉讼之间选择最优的执法策略问题。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市场行为的两种可选体系,诉讼和监管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们在面对潜在违法者的破坏时所表现出的易受影响性。模型显示,最优的执法策略主要取决于一国拥有何种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第一,对于一个法制水平很低的国家,法律或监管约束均不是最优策略,接受市场失灵可能比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更为适宜。因为在低水平法制国家,法官和监管者容易屈服于压力或被俘获,当政府试图纠正市场失灵时,违法者就会动用资源去破坏司法制度,导致市场失灵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在法律和秩序水平中等的国家,监管是最优策略。因为监管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适中,它比诉讼更不容易受到破坏。尤其是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来自于市场行为本身时,监管是有效的。美国20世纪初期的司法实践也证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损害的社会成本同比增加,但破坏司法秩序的成本并未随之增加,因此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破坏司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就成为有效的回应。第三,只有在法律和秩序水平极高的国家,社会才应该依赖于私人诉讼而不是监管。因为在法律完备的社会,司法体系很难被破坏,即使没有监管,法院通过严格责任条款或疏忽标准的纯司法制度就能取得最佳效果。格莱瑟和施莱弗从理论层面比较了法庭执法和监管执法的优劣。但是,他们没有从功能上对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进行区分,因而缺乏理论上的条分缕析。

(四)不完备法律理论

2002年,许成钢和皮斯托在论文《不完备法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中提出,法律不完备才是监管出现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在后农业社会,法律内在不完备是一种常态,仅仅依靠法庭的被动执法和事后立法将是次优选择,会出现阻吓失灵和执法不足等问题。为保证有效执法,法律体系需要分配立法权和执法权,即要赋予一些机构享有持续立法(如在其管辖权限内灵活地修改规则)和主动执法的权力。监管者就是被授予主动执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的机构,他们的出现就是应对法律内在不完备*所导致的阻吓失灵的一种反应。他们提出,有三个因素决定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最优分配:法律不完备的程度和性质,对损害行为进行标准化*的能力,以及预期损害的程度和外部性的大小。当法律高度完备时,法庭的被动执法有足够的阻吓效果。当法律高度不完备时,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最优配置就取决于预期受损害的程度,以及对损害行为进行标准化的成本。如果损害行为能够加以标准化,并且该行为继续下去会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则监管优于法庭。除此以外,法庭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仍然是最优的。可见,在只有次优选择的现实世界里,法庭拥有立法权和被动执法权,监管者拥有剩余立法权和主动执法权是最佳组合。

许成钢和皮斯托把法律视为不完备的,并对监管者和法庭的特征和功能加以区分,这是非常新颖的观点,也是以往的监管理论所忽略的。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比如该理论假定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毫无私利的,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法律制度设计方面,而且没有分析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激励问题以及与不完备法律框架相关的政治问题等。

二、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

尽管保险监管具有不同于一般经济监管的特质,在监管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上也有相对特殊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保险监管具有一般经济监管的普遍性质,国外监管理论对我国保险监管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监管是一种持续的制度演变过程

就监管理论而言,政府监管最初被单纯视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后来芝加哥学派意识到监管失灵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则进一步解释了监管者的关键特征和职能,提出了监管的理由和条件。监管理论研究重心的变化,实现了其由低级到高级、由脱离实际到逐步接近现实的变迁。可以说,百年监管理论史就是人们对监管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历史。就监管实践而言,在动态经济中,市场与监管的行为边界比较模糊并且不断地发展变化,一种有效的监管制度是市场与监管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的产物。只有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市场和监管中出现的摩擦和冲突,才能为保险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二)动态的监管制度变迁背后仍然具有稳定的基准点

传统监管理论认为,保险经营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而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和破坏性竞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从而有损社会福利,因此对保险业实施监管是维护和确保公共利益的一项实践。尽管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俘获问题会使监管目标发生偏移,但佩尔兹曼“最优监管政策模型”证明,最优的监管政策应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力量均衡,而不是仅仅满足生产者利益最大化。

不管监管理论和实践如何演进,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从来都是监管制度选择的不变主题。我国保险业要实现科学发展,保险监管同样要注重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监管机构在制定保险监管政策时,应当注意协调被监管者、保险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

保险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保险监管需求与供给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影响保险监管供需的因素很多,监管者除可能受到被监管行业的影响外,也会受到立法者和保险市场消费者的监督,被监管的保险公司同样可能受到消费者和其它政治群体间接的影响。因此,监管者要善于平衡被监管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平衡中定位监管目标:既要注重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保护各市场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又要善于营造环境,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政府推动的重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四)要高度重视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经济不能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一点在保险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建立可靠、及时、标准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且有助于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于2002年1月了《保险公司公开信息披露的指导文件》,认为保险人公开披露的信息至少应该包括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及其管理与控制措施,信息编制的基础、方法和假设,公司业务、管理以及公司治理基本信息等。目前我国保险机构传递给投资人、被保险人的有关商业风险、财务结构和经营业绩的信息,远远不能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规范保险信息披露行为。目前我们应加强针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以及针对保险产品的信息披露。在保险业的信息披露中,在关注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应当更加关注资本充足状况、偿付能力状况、风险管理状况等。目前对保险信息披露的研究还比较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建立健全的法定会计准则体系、如何发挥资信评估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如何处理好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的关系等。

(五)制定监管政策时必须考虑监管成本

拥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是保证监管者实施有效监管的必要条件。但是,监管究竟是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是给市场带上了更多的枷锁,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成本——收益分析逐步被引入政府公共政策领域,并以收益大于成本或社会净福利最大化,作为衡量监管绩效的标准。比如,不完备法律理论就认为,如果监管成本超过收益,监管就会失灵。当然,成本——收益分析比较抽象,既有实证分析的市场基础,又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取向,一些制度性收益和成本本身也很难量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措施来有效降低保险监管成本,比如完善监管机构的组织设置、健全监管指标体系、强化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发挥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等。

(六)借鉴国外监管制度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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