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费率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21:06:14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1篇
从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涉市场主要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外部性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而干涉结果是希望能使社会福利增加。同其他行业一样，最早的保险费率监管也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应该讲，监管的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却鲜有人问津。
截至2007年，中国市场上共有保险公司102家，多主体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的2007年全年保费的份额来看，中国人寿占寿险市场39.73%，平安保险占16.00%，太平洋保险占10.24%，泰康人寿占6.92%，四家合计达到72.89%；财产保险收入中中国人保占42.46%，太平洋保险占11.23%，平安保险占10.28%，中华保险占8.78%，四家合计达到72.75%。可见虽然保险公司的数量在增加，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仍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中，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从变化趋势来看，集中度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1)。财产险市场的CR4指标从90年代的接近100%下降到2006年的76.79%和2007年的72.75%；寿险市场的CR4指标也同样从1996年的98.92%下降到2007年的72.89%。
应该注意的是，与其他某产业内的高集中度不同，中国保险市场这种高集中度的形成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在1986年以前，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占，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原先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一般而言，凡是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其市场份额也就相对较大，但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平均化。虽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因为时间太短，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目前各保险产品的差异性并不大，难以在短期内对老公司构成威胁。但无论如何，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保险公司并不是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而形成的，并不是以保险公司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和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为边界的，且资本实力仍然较弱，因而，随着保险业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保险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平均，表1中四家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阶段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从而价格竞争是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实施费率监管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国保监会下发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规定保险公司使用的费率应报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可见，目前我国对保险费率仍然实施较严格的监管，采取事先批准和先备案后实施的方法。
本文希望能结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费率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从理论上阐述费率市场化的原因。
二、费率监管与效应分析
(一)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提升效应分析
1.价格提高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我们一般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衡量费率监管政策的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在竞争性市场中，市场均衡价格严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保险费率能随时根据需求和供给的情况进行调整，达到市场均衡。
如果政府对保险费率进行监管，要求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格严，比如说限定在P1，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下，保险的供给数量为Q2，但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下降为Q1。这时如果生产者以销定产，市场产出水平为Q1，消费者剩余减少P1P*EC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增加P1P*BC的面积，但减少BEF的面积，净社会福利损失为ECF的面积。
事实上，在政府制订最低价格时，由于此时价格水平较高，保险的意愿供给数量远远高于Q1，如果保险公司按Q2的量供给，其无谓损失将大大超过面积ECF。
2.价格监管(限价)下的生产者行为分析
假设在一个竞争的、同质投保人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完全的价格弹性。保险公司的长期总成本由期望索赔成本和生产成本构成。生产成本包含了营销和服务费用，期望索赔成本等于纯保费，因为投保人是同质的，所以纯保费是所出售保单的线性函数，边际纯保费和平均纯保费是常数。如图2所示，APP代表平均纯保费，APC是生产成本，ATC等于APP+APC，MR是边际收入，MC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边际纯保费。在价格不受监管的市场下，MR=Pc=MC，均衡点为(Pc，Qc)，保险公司在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
假设此时政府规定一个限制价格，PR(PR>Pc)，如果保险公司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规则PR=MC组织生产，最佳供给量应该是QR。但随着费率的提升，需求量会下降。这时，一家保险公司为了让他的实际供给量能维持在QR位置上，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抢占其他公司的市场份额，另外是扩大市场总需求。目前我国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险种在保障范围和责任内容上大致相同，要抢占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需求，首先想到的是低价策略。在政府直接定价的约束条件下，保险市场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以手续费竞争为主要手段，于是出现了目前市场上各保险公司不计后果的降价行为，如提高人手续费比例；违规违法支付现金手续费和现金无赔款优待；不顾承保风险直接降低保险费率或扩大保险责任，变相降低费率争抢市场或以其他各种名目向大客户返款来变相降低费率等。这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给保险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导致保险业的风险累积加剧，使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果严重失真，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当然，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扩大销售量，即通常所讲的非价格竞争，但这样会使APC和MC增加，再加上由于费率上升所引起的初始利润的增加会吸引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来瓜分市场份额，最终使保险公司缩小供给量到比如QR′的位置上。在该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并不是在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事实上，即使保险公司能供应产品的数量为QR，该点也同样不是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造成企业资源浪费；而且，此时市场上也存在着一些由于费率上升而不再参保的个人，他们的风险损失得不到保障，使得社会福利下降。
总之，政府对保险市场的费率监管——提高费率，不仅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而且在保险公司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同时，市场又存在着得不到保险保障的个人，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
(二)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僵化效应分析
2004年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规定，保险公司对已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进行变更的，应当重新申报审批或备案，说明保险公司在变更费率时，同样受到严格监管。
保险费率由两个部分构成：纯保费和附加保费，其中纯保费由保险标的的期望损失成本所决定。我们用P代表一个类别的风险单位的总保费，L为该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额，一般根据保险公司以往的数据统计而得，k为保费附加率，则有
P=L+kP(1)
或者
我们再以Lt代表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Pt为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应收总保费，Pt-1为第t-1时期的总保费，则(2)可写为：
在(3)式两边同时除以Pt-1，整理可得，
该式意味着，如果第.t时期的预期损失额超过上期的保费，那么第t时期的应收保费也应该相应增加，反之则需要减少，这也是保险费率制定的充足性和公平性所要求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价格的调整不会那么及时和完全，(4)式的左右两边，即实际费率调整和所需的调整之间会存在一个比例系数α(0≤α≤1)，使得
成立。如果α=0，意味着实际上费率没有进行调整；如果α=1，则费率的实际调整是完全的。
在费率被监管的情况下，价格调整的幅度一般会小于费率未被监管时，即αreg<αnoreg，其原因是，当外部因素发生某些变动导致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增加，或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上调费率时，基于政治压力，调整的幅度一般不大或不进行调整；同样，当需要进行费率下调时，为维护保险经营的安全性，除非进行调整的需要非常明显或迫切，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严格的费率监管，保险公司在变动费率时要审批或备案后才能实施，使得保险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性，不能充分及时地反映当时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往往是当保监会批准价格调整并开始实施时，引起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造成调整后要实施的新的保险费率偏高或偏低，又不能反映真正的保险产品成本及供求状况。
关于保险费率偏高，上文已经做过分析；关于监管造成的保险费率偏低，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如图3，竞争市场均衡价格P*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而监管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P*，比如说为P1，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有的保险公司会退出市场或减少供应数量，市场总供给量为Q1，虽然此时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为Q2。这时消费者剩余增加P1P*BF的面积，但因为产品供应不足，减少BCE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减少P1P*EF的面积。与价格偏高的情况一样，存在大小为ECF的面积的净社会福利损失。
(三)监管带来产品价格下降的效应分析——以商业车险为例
以前，对于商业车险，保监会实行严格的价格监管，统一条款、统一费率，希望能保护消费者利益，但由于被管制的保险公司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作为自利的各个公司事实上处于“囚徒困境”：只要一家公司不按监管要求进行降价，其他公司必然跟进。虽然费率高度统一不能变更，但各公司在手续费上做文章，最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于是，从2003年元旦开始我国对车险费率放松监管，各公司在车险费率结构中引入了风险调节系数，最大优惠幅度可达到50%，希望能使费率水平更加公平合理，与客户实际风险状况更加匹配。这种监管方式确实使商业车险费率降低，但是否真的有利于消费者，使社会福利上升，却值得讨论。
1.保险公司方面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各家公司车险产品和服务同质性很强，难以形成差异化经营与竞争模式的情况下，风险调节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各公司严格按规定使用，也没有发挥细分市场与区别客户风险的真正作用，反而和50%的优惠幅度一起成为参与价格竞争的手段与合规途径。低折扣带来的是违规承保，最终要么使得客户出险时遭到拒赔，有违保险的最终目的，同时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要么使赔付率大幅度上升，保险公司面临着经营风险。
2.消费者方面
消费者对保险认识不足，消费需求简单，存在着侥幸和投机心理，投保时对车险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注重的不仅是车险保费的最终水平，还有保险公司给予的折扣幅度，由于对价格折扣有了明确预期，价格敏感度增强，在客观上更加刺激了保险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这种对保险的低层次消费需求难以刺激保险公司进行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同时，失去理性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影响了安全运营，服务质量下降，使原本在车险“大战”中应该属于最终受益者的消费者反而成了最终的受损害者。
鉴于这种情况，2006年3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通过无赔款优待、随人因素、随车因素等方式给予投保人的所有优惠总和不得超过车险产品基准费率的30%，将车险最高优惠幅度从50%降低到了30%。限折令的推出也反映了前段时间对车险费率的监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说明在价格监管的过程中，并不一定是产品实际价格下降就能让消费者得到最大收益，而是应该引导市场走向规范。
三、主要结论与启示
对于竞争保险市场，费率监管，不管是限价还是实行最低价格，都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逐步放宽费率监管，实现无事先批准要求的宽松监管模式，实现费率市场化，其原因为：
首先，保险市场上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一家保险公司独占市场份额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也在不断丰富，保险企业运用价格策略进行竞争只是暂时的。
再次，被保险人日渐成熟。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消费者无论是消费能力、消费观念、消费结构，还是自我保护意识都有较大的改变。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国保险费率市场化的效应
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保险市场也会因此而发生复杂的变化，但费率市场化的基本效应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这三者构成了保险市场的其他复杂变化的基础。
（一）费率水平下降
费率水平下降主要表现为体制性下降和竞争性下降两个方面。体制性下降主要是由经济体制转轨造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保险业不仅承担着补偿由各种风险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损失的责任，而且还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的重任，因此保险业必须有较高的利润产出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我国保险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承保利润，单一化的利润渠道以及垄断性的保险经营，必然导致保险费率被高估。费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保险公司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经营主体，市场才是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点，这种职能与角色的变换必然使费率水平下降。
竞争性下降则是由保险经营由垄断型向竞争型转变造成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垄断经营条件下，厂商的产品价格必然偏高，因此我国保险在垄断经营的条件下费率也会被高估。随着保险市场由垄断型向竞争型的转化，在保险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消费者回归的条件下，除少数险种（如农业保险）的费率水平可能会有所上升以外，大部分保险产品的费率会下降，回落到保险市场的均衡水平，甚至会低于该水平、低于保险经营成本。
目前竞争性降费的实例典型的有机动车辆险和企业财产险的费率下降。自广东实行车险费率市场化以来，深圳市保险市场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分别于2001年4月、7月和10月实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其结果是车险费率连下三个台阶。截止2002年第一季度，深圳车均保费已由去年同期的6683元下降到4070元，降幅达39%.我国企业财产保险的平均费率也由4年前的3%下降到目前的1%左右，有些保险公司将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降到原来的20%时也很难将该业务做成。
（二）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在短期内会有所恶化
由于费率市场化会导致保险费率水平的下降，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也会因此而趋薄甚至变成负数，这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在短期内发生支付困难，经营状况因此出现恶化。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恶化又容易导致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费率，从而出现降费—赔付率上升—经营状况恶化—提高市场份额的期望—降费的恶性循环。有些公司可能因为来不及扭转局面而会出现长期性的恶化并进而被收购或兼并。
（三）保险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费率市场化赋予保险公司自主开发保险产品的权力，必将极大地激活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并带动各种服务的创新。随着新产品、新业务的不断涌现，保险供给水平不断提高，新的保险市场也将不断被开拓出来。同时，在保险公司保险责任不减少的同时，费率下降也降低消费者的投保成本，从而进一步唤醒消费者的保险意识。特别是在费率市场化以后，保险中介机构参与费率调整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通过压低费率或者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责任招徕更多的保险业务，进一步培育和激发了消费者的保险需求，消费者的保险支出也将随之增加。在保险供给能力与保险消费需求的共同增长且相互作用之下，我国保险市场的规模将会迅速扩大，保险市场的潜力也将加速释放。
二、费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当前，我国保险市场体系日渐完善，保险市场机制也日趋成熟，在保险监管方面，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充实，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逐渐形成，基本具备实现费率市场化的条件。但与此同时，费率市场化对我国保险公司的挑战也相当明显，这些挑战主要包括：
（一）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挑战
由于费率市场化将导致费率水平的下降，因此费率市场化构成了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重大考验。如果因费率下降对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消费影响，就不仅会降低保险公司对费率市场化的支持度和能动性，甚至产生抵触，而且会降低保险公司参与费率市场化的能力，导致保险费率市场化的步伐被推迟。现实情况恰恰在于，由于经营环境的恶化（注：总的来看，保险市场化的深化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但由于当前保险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比较普遍，同时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没有进行及时的改革和完善，导致保险公司的内外经营环境出现恶性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下降，成为制约费率市场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从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来看，2002年1-6月，我国人身险营业费用、手续费和佣金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注：在此我们要关注的是，2002年1-6月，我国人身险保费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84.4%，其原因在于寿险公司推出了大量的新产品，市场反应热烈。但是，寿险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保费增长本身就具有递增的特征，而其成本不应有剧烈的上升，否则会影响到将来的给付。），这表明我国寿险公司的营业成本在迅速增加、财务状况恶化。财产险公司的情况也不理想，2002年1-5月我国财产险市场的综合赔付率已达43.52%，比上年同期上升6.95个百分点，有些险种的赔付率已经超过了50%，企业财产险的赔付率甚至达到了70%.经营状况的恶化必然导致盈利能力的下降，2002年1-6月，我国全部寿险公司的账面利润为5.9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4亿元，降幅达49%.全部财产险公司同期账面利润为69.6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4亿元，降幅达49%.全部财产险公司同期账面利润为69.68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1亿元，降幅达22%.
费率下降必然要求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相应提高，以弥补由于费率下降所造成的承保利润的亏空。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结果也很不理想。2001年我国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为3702.79亿元，当年实现收益为139.49亿元，收益率为4.3%.2002年1-6月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4776.08亿元，实现收益82.57亿元，收益率下降到1.95%.
更为严峻的是，在承保利润下降已成为必然趋势的情况下，短期内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能力难以有明显的改观。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利好因素较少，降息对股票市场的刺激效应有限，却降低了协议存款和债券的收益率，保险资金运用的赢利空间不大。另一方面，保险资金运用目前仍然局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债券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等领域。《决定》在向企业开放保险资金运用的同时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国内保险公司期待已久的成为基金公司发起人和尝试混业经营、加快金融产品融合的愿望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使保险公司的赢利渠道仍然受到较大的限制。而且，目前我国保险行业开拓市场的主打产品——投资连接型、分红型产品也因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获利能力的低下而使该类产品的竞争力削弱，退保率上升（注：2002年1-6月我国投资连结险的保费收入为41.1亿元，同比下降36%，退保率为4.9%，上年同期投资连结险的退保率则仅为0.1%，同比增长了4.8个百分点。）。
（二）对保险市场规范化的挑战
我国保险市场的格局是：在数量上占10%的保险公司占有95%左右的市场份额，而其余的数量上占90%的保险公司占有5%左右的市场份额。众多的中小型保险公司急于提高各自的市场份额，在市场竞争方面不惜代价和成本，亮出浑身解数争夺市场，而位居前列的保险公司为了保持既有的市场优势和份额，在市场竞争方面也大展身手，使保险市场硝烟弥漫、风声鹤唳，各种非规范竞争层出不穷，保险市场的健康和有序发展受到消极影响。当前国内保险市场上非规范竞争的表现主要有：侵犯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在设立地区壁垒的同时跨地区开展保险业务；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诋毁竞争对手；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保险市场等等。其中，通过高手续费、高返还率、低实际费率争揽保险业务、安全无事故返还等最为常见，这种自杀式的竞争手段不仅增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非规范竞争手段的泛滥表明保险公司规范竞争手段的不足。除了利用价格手段以外，目前保险公司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手段、特别是服务方面的手段赢得竞争优势。费率市场化在赋予保险公司自主确定条款和费率的权力，在保险公司已经习惯于用价格竞争手段开拓市场的情况下，有可能充分利用这种自进一步降低费率，出现竞相压低费率的恶性竞争的局面，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各种规范化的竞争手段由此进一步受到排挤，使费率市场化的真正意义得不到实现，而且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大面积亏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从规范意义上看，竞争手段的丰富和完善是保险公司迎接费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但在费率市场化迅速推进的条件下，保险公司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技术条件去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竞争手段，而倾向于直接降低费率并导致恶性竞争。所以就短期而言，费率市场化对规范保险市场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挑战
费率市场化目前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和市场应变能力，同时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个考验。在一定意义上，费率市场化对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构成了挑战。具体而言，国内保险公司除了上文论及的赢利能力的挑战外，还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构成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挑战：
第一，对保险公司抗御市场风险、应对市场不确定性能力的挑战。费率市场化对保险公司可能造成的风险除了保费收入减少、支付困难以外，还会导致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相对增加。同时，由于费率市场化会导致费率下降，投保人可能会要求退保后依照低费率重新投保，使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此外，由于费率市场化使市场稳定的“屏障”被冲破以后，保险市场会因费率的波动而波动，保险市场由此也会变得更加不确定。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推进的过程中，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各种国内外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都会因国内的利率、汇率等造成压力甚至冲击，这必将造成费率波动的诱因，从而对稚嫩而又脆弱的保险市场造成冲击，使保险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恶化。
我国保险市场尚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除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因资本实力较强、市场份额较高而具有相对较强的抗御市场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外，绝大多数保险公司的相应实力都较弱，难以抗御费率市场化以后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因费率市场化而使保险公司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或者因费率市场化而使保险市场的波动性增强，都将会对保险公司抗御市场风险，应对市场不确定性构成挑战。
第二，对保险公司技术能力的挑战。费率市场化使保险公司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压力加大，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产品开发和服务创新扩大自己的品牌效应。但是，我国许多保险公司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产品开发的组织机构建设和技术力量的组建工作都还非常薄弱，有些甚至还没有独立开发保险产品的实践，其产品和服务主要是靠模仿和改造其他公司，因而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开发与服务创新。同时，保险费率的厘定要以良好的精算技术为基础，而目前我国寿险精算尽管已有一定的历史，但主要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还没有建立适应中国寿险市场的精算技术体系。非寿险精算学则刚刚引入我国，不仅精算技术人员高度稀缺，而且非寿险精算所需要的大量历史性、基础性资料严重缺乏或失真，使非寿险精算因缺乏基本技术的支持而无法展开。
（四）对保险监管的挑战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费率市场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保障，当前保险市场降费的过滥和无序是保险监管不力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保险监管还难以适应费率市场化的需要。我国保险监管机构习惯于对保险机构设置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审批，习惯于通过对有突出性不良表现的市场行为的监管，而对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及与偿付能力有密切关联的一系列指标体系的监管严重不足，使保险费率不能被有效纳入保险监管的范围。同时，由于信息监控手段的缺乏和技术能力的缺乏，保险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对保险市场的费率变动进行跟踪监控，不能对费率的调整做出合理与否的科学判断，也难以对各种保险产品的费率提供参考性的数量标准和指导，导致保险市场的费率变动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任其发展。此外，对于各种恶意降费行为，保险监管部门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予以制止和制裁，而且执行的力度也不够，起不到应有的监管作用，也使费率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现行监管体制下，如果费率市场化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层开，必将构成对保险监管的严峻挑战。
对于费率市场化的挑战问题，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在现行条件下，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费率市场化是我们当前必须走的一条路。我国费率市场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背景是：国内的保险公司面临着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司的威胁与挑战以及WTO规则对我国现存的保险监管体制与监管模式的挑战。我们加入WTO、遵循WTO的普遍规则决不是要引狼入室、扼杀国内企业，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去加入也就是了。我们加入WTO一方面是为了引入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增强国内企业融入国际经贸活动的能力，也使我们能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我国对国际经贸活动所遵循的游戏规则的影响力，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维护我们的正当利益。因此，我们加入WTO不是要给国内保险公司断生路，而是要为其找生路。
费率市场化也并非洪水猛兽，费率市场化也会促使保险公司加快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强化内部管理，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的节奏，更加注意风险的防范和成本的控制，从而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了费率市场化的实践，许多保险公司已经接受了费率市场化的洗礼，培育了一定的应付挑战的能力。只要我们从容面对，精心实施，加强监管，我国的费率市场化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三、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的对策
（一）建立科学的费率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的费率管理体制是费率市场化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费率市场化的初期尤其如此。为此，我们要建立由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科学分工的保险费率管理体制。《决定》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其他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鉴于当前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实际费率比较混乱，同时多数保险公司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缺乏独立制定条款并厘定费率的能力，注意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在条款和费率厘定方面的指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保险行业协会有诸多保险公司参加，可以更好地协调保险公司的行为，消除他们在费率和条款方面的显著差异和分歧，还可以沟通保险公司和监管部门之间的重要信息，使保险费率既符合监管要求，也能反映和调节市场供求，保证市场效率。同时，由于保险行业协会掌握了大量的市场信息，可以对保险市场上普遍使用的险种制定参考性的条款和费率，保险公司可以在参考性费率基础上自主确定浮动的范围。
此外，保险中介机构在费率市场化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保险中介机构可以通过其熟悉市场、掌握大量信息和具有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优势，为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进行指导和帮助，有些甚至可以保险公司的费率精算与厘定。
（二）加强保险公司精算体系的建设
精算是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针对我国保险公司精算基础较为薄弱的现实，费率市场化要以完备的保险精算体系为基础。首先是要制定和完善保险精算法规和精算制度，严格规范保险公司的精算行为。其次是扩大保险精算人才的培养面，壮大保险精算队伍，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和精算资格认证制度，确保保险精算人员的质量。保险公司在目前国内精算人员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应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优秀的保险精算人才为公司服务。再次是加强保险精算研究，注意充分吸收国内外保险精算研究成果，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保险精算模型。同时，丰富保险精算体系，扩大保险精算的范围，使保险精算成为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基础。最后通过迅速收集、加工整理和补充数据资料等方式，建立保险精算数据库，使保险精算建立在丰富、完整而又真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三）提高保险公司产品、服务与营销创新能力
费率市场化为保险公司创新产品和服务创造了契机，保险公司应充分得这种自，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努力创新产品和服务。在费率与条款设计方面，改变单纯通过优惠的价格获得竞争的传统，真正立足于满足市场需求和服务客户、防范风险。加强对保险产品的包装，使条款更加清晰易懂，简化投保程序以方便客户投保。加强公司产品和形象宣传，扩大公司的品牌影响，实现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化。同时，开拓营销渠道，加强银保合作，充分发挥各类保险中介在产品营销中的作用。在营销中切实树立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升客户价值，使客户利润贡献度和企业最终效益都能得到提高。
（四）增强资金运用能力
增强资金运用能力是费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金融深化的发展，保险保障和投资的双重功将得到充分的体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互动因此将成为必然趋势，保险资金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生力军。对此，保险公司应早做准备，通过增强资金运用能力，丰富公司的获利渠道和竞争手段，提高竞争能力。对于闲置资金充裕、资金运用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要力求充分把握市场机会，在多变的市场中获取利润。而对于闲置资金数量有限、资金运用能力不强的保险公司而言，则可以通过委托理财等方式将闲置资金委托给信誉好、投资能力强的金融机构运作。
（五）提高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
保险费率市场化在形式上是对保险公司产品和服务评价的市场化，而实际上是对保险公司综合竞争能力评价的市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能力除了受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知识、信息、技术和管理。其中，国内保险公司目前最大的内伤就是管理水平的低下，组织结构的科学化是管理优化的前提。因此，国内的保险公司首先就要建立起市场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其次，加强管理的基础建设。优化企业内部部门结构配置，优化企业内部流程，建立各种数据与信息收集、集中与分析和控制系统，同时，要吸收优秀人才进入管理岗位，提高管理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第三，强化公司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资本运作以及风险控制等重点领域的管理，强化风险约束，时刻注意防范定价风险、利率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各类风险。
（六）强化保险监管
随着由费率管制向费率市场化的转变，费率监管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因此，保险监管部门首先是要制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使费率监管有章可循，其次是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如选择和完善一系列指标体系，建立各种信息系统，疏通信息渠道，将费率监管纳入偿付能力监控体系，对主要保险公司、主要险种的费率实施有效的跟踪监控。尽管监管机构不能直接干预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行为，但可以围绕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精算制度和组织体系进行监管，包括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对保险公司精算部门的组建、精算人员的资格确认、精算工作规程以及精算工具与方法的选用（如寿险生命表）的监督等等。在特殊条件下，保险监管机构可以根据GDTs中审慎例外的规定，实行短期的费率冻结和管制，对投保人和国内的保险公司进行必要的保护，以维持其偿付能力。
加入WTO以后，保险监管不仅在监管模式上要符合WTO的要求，在监管方式上也要符合WTO的要求，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实施保险监管。在费率监管方面，保险监管部门要公开费率监管政策、监管制度和监管内容以及监管工作规程，并将各类监管检查的结果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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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俊才。保险费率市场化与新产品开发[J].保险研究，2002，（3）。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实行严格的监管，大多数保险条款和费率是由保险总公司统一向中国保监会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执行。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消费者保险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对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突出表现在：
一是费率标准大一统，缺乏差异性。我国现行主要险种的条款和费率由国家监管部门统一制定，好处是简便统一，操作方便，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在自然灾害的责任免除问题上存在着与实际情况脱节现象，更谈不上体现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
二是费率水平不断上升。从我国保险事业恢复以来，主要险种费率水平基本上是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保险费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不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
三是保险公司对监管部门的依赖越来越强。在统一的高费率保护下，保险公司没有外部竞争的压力，因而缺乏改革的内在动力，不去积极开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
四是监管部门承担着无限责任。保险费率的高低由监管部门制定调整、审查核准、备案确认等。费率水平是否符合市场实际情况，保险公司并不关心，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保险公司的保护伞或者是代言人。
上述情况表明，保险费率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阻碍着保险企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保险费率管理体制已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已经具备了加快费率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条件，具体表现在：
（一）从保险市场的内部发育情况来看
第一，保险市场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从80年代中期新疆兵团成立保险公司，打破中保公司独家垄断局面时起，太平洋、平安、天安、大众、华泰等9家保险公司相继成立，特别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登陆上海以来，到目前为止，已有1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市场，保险市场多家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
第二，被保险人日趋成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消费者无论在消费能力，还是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有较大提高。从消费能力来看，中国的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消费总额中。吃的部分大幅度下降，居民更重视提高保障水平和投资能力的提高。从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来看，随着消费者知识水平的提高、法律知识的普及，广大消费者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了较大地提高。再加上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组织也日渐强大，使消费者越来越有能力作为独立的一方与保险公司抗衡，保险公司凭借垄断优势、任意宰割消费者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保险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成熟的保险市场不仅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还要有为市场主体服务的中介机构。近几年来，保险中介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保险专业人、保险兼业机构像雨后春笋般的迅速崛起。随着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保险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
第四，保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也已相应成立，标志着保险专业监管体系的形成。同时，作为保险行业自律性的全国组织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顺利成立。这样，以《保险法》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的，以政府监管、企业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为主体的保险监督管理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二）从外部情况看
第一，我国商品市场市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市场的建设得到不断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的90.4甲e，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的8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94.8％以上的价格由市场形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保险费率形成基础的有形商品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
第二，生产要素市场化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看，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得到较大的发展；建立和完善了资本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从劳动力市场体系看，建立了能进能出、职工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用工制度；建立了主要由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了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从房地产市场体系发育的情况来看，建立起了有偿的、有期限的、能流动的市场配置制度。
第三，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压力愈来愈大。随着入世日期的临近，外资保险公司迈向中国进入了倒计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所有企业都要依国际惯例办事，保险企业也不能例外。但是我国的保险企业对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掌握，有的甚至一知半解。特别是我国保险公司不论是从单个公司的实力，还是从我国保险公司的整体实力来看，与外资保险公司都有较大的差别，在实力上不可相提并论，保险技术上的差别更是不可想象的，而保险技术上的差别说到底是保险费率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加快提高我国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壮大实力，迎接入世挑战是中资保险公司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在当前条件下，加快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进程，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上的不一致，有必要澄清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的看法。
一是要等到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健全后再实行费率市场化。任何一个市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发展直至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市场的完善是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后盾的，没有建立起法律法规体系，就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有人提出我国当前现有的保险法律法规，与完善的市场所要求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相比，相差甚远。因此，近期内不宜实行保险费率市场化。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法似乎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却有问题。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保险市场是处于运动状态的。保险市场如同其他市场的发展经历一样，也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完善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完善是长期的、绝对的。那种绝对的、长期的、完善的保险市场如果存在，依据这种状态而建立起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迄不是可以一成不变、一劳永逸了吗？其次，保险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业的发展应该讲是放任自由的，由市场自发调节，没有政府部门去监管，也谈不上建立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的问题。只有到了市场自由竞争解决不了自身出现的问题时，政府才会出面，才有了法律法规，但法律法规的出现并不能保证不出现新的问题。而是在新的问题出现后，由政府监管部门根据新情况制定出新的法律法规，使保险监管水平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非要等到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非常完善时，才实行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话，那中国保险市场费率市场化恐怕永远也不能够实现。
二是目前的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保护民族保险业。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保险公司实行大规模经营，管理水平高，可以以较低的费率销售保险产品，而中资保险公司处于起步阶段，费率市场化不利于中资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市场适度保护。持这种观点的人出发点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代替残酷的现实。市场是无情的，市场是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的，市场的规律不被遵守，就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首先，这种保护民族保险业的费率管理方式造成了目前市场秩序的混乱。以目前管理最为严格的机动车险和航意险为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费率管理体制造成费率水平偏高，由于目前保险市场已形成多家竞争的局面，各保险公司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占有率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价格竞争，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因此目前机动车险、航意险普遍存在着退费、降费、提高手续费的情况，造成了保险市场的混乱。其次，这种管理方式严重地阻碍了保险业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受高费率保护，各保险公司赚钱无忧。因此，在产品开发上，各企业积极性不高，更谈不上积极进行体制创新。再次，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保护了外资保险公司。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已进入上海、广州等地市场，外资保险公司利用中资保险公司现有的保险条款开展业务，但费率却大大低于中资保险公司，特别是由于外资保险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利用高费率的政策空间，抢夺我国的保险市场。这在实际中起到了保护外资保险公司作用。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4篇
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管制的弊端
我国机动车辆保险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恢复国内财产保险业务以来到80年代末，保险市场主要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保险市场是完全垄断的市场，人保本身既是管理者也是经营者，保险公司的总公司制订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分支机构执行费率并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费率浮动权。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保险市场上经营主体的增加，竞争加剧，机动车辆保险市场存在高手续费、高返还、变相退费和中介人炒作保险公司等恶性竞争行为，保险监管部门开始对机车险条款费率的实行严格监管。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为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费率，由金融监管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管部门备案。”机动车辆保险作为保险监管部门认定的主要险种，其条款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制订，保险公司只能执行。特别是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以后，针对机车险市场的无序竞争局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规章制度，在除深圳以外的全国范围内统一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监制机动车辆保险单，打击机动车辆保险的违规行为。不可否认，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费率管理体制，在保险市场不发达、保险经营主体的内控和自律能力较差、消费者保险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便于操作和管理，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良好的市场秩序。但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违背了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保险费率是保险产品的价格，合理的价格要求既反映价值，又调节供求。统一的保险费率扭曲了价格对保险产品供需的真实反映与调节作用，偏高的费率势必在诱发隐蔽的价格战的同时，抑制了有效的保险需求。一是由于保险费率修订的权利不在保险公司，当市场需求发展变化后，保险人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对费率进行调整，只有等监管部门来调整，使保险费率对市场的反映失灵。二是统一费率是一种政府制订的垄断价格，监管部门在制订费率时，考虑到测算的偏差和费率调整的时滞性，在对未来损失率进行测算时，往往作比较保守的考虑，使费率水平偏高，保险公司在垄断价格的保护下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手续费、高返还、变相退费等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行为，这就是这些年来机动车辆保险市场恶性竞争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三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抑制有效需求。因为保险公司无权调整费率，当某类保险标的的赔付率偏高时，使保险公司不愿承保该类保险标的。如机动车辆保险中的个人营业性货车，在现行费率条件下，很多保险公司往往拒保或附加苛刻的条件限制承保。
（二）违背了保险费率的公平合理原则
保险费率计算与征收的公平合理是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保险费率一方面要顾及投保人的保险费负担能力；另一方面要真实反映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使依据保险费率所收取的保险费能抵补保险赔付支出。而且应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的种类和程度，订立适当的费率标准，使保险费率与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相匹配。现有的机动车辆保险包括基本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和附加险，条款费率是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款费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保险费率存在体系单一、要素不合理、缺乏个性化等缺陷。具体表现：
（1）实行全国统一的费率表，使费率体系单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道路等风险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全国统一的费率往往使被保险人实际面临的风险与所交付的保险费缺乏对价关系，导致有的地区被保险人应交的保险费过低，有地区被保险人应交的保险费过高，有失公平合理。例如，车辆损失险的风险责任包括除地震外的“一揽子”自然灾害，看似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责任面宽，而事实上没有真实的反映风险的地区差异性，使一些根本不会出现“龙卷风”、“海啸”地区的被保险人事实上分摊了该损失的保险费。
（2）风险要素不合理，缺乏个性化，使费率有失公平合理。现行的费率体系基本上属于“从车费率”，即影响费率的主要因素是机动车辆本身的种类和用途，而对驾驶员、地域范围、保险保障程度、历史损失记录及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等影响保险经营的其他风险因素基本上未考虑或考虑很少，费率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果和公司管理成本。
（三）不利于增强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
产品是市场竞争的根本，不同的保险消费者面临不同的风险保障需求，但全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统一，消费者别无选择。在此情况下，会使保险公司的工作重点本末倒置，有些公司不愿意花大力气去了解投保人需要什么，只要向监管机关要到优惠的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保险公司没有产品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用不着去从事产品开发与产品创新，客观上削弱了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统一费率使得国内保险公司在保险费率的精算、核保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及统计资料的系统化采集等保险公司的基础运作方面的竞争能力较为落后。此外，统一费率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保护了落后公司。在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市场有多家市场主体，并已形成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格局的情况下仍采用统一的管制费率，使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和风险控制较好的保险公司不能根据其损失成本而降低费率，这实际上保护了那些经营效益不佳的保险公司，使其在竞争中不会因成本劣势而被淘汰。
二、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背景
保险费率市场化简单地说就是由保险市场决定保险费率。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是指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市场产品供需状况、根据对产品损失数据的收集分析、公司资源状况和其经营目标策略，在符合定价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独立的厘定费率。
在经济全球化和保险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保险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竞争的加剧，使费率市场化成为保险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欧美各国保险业发达国家的车险经营情况看，除了法定责任保险外，其他车险产品的设计和销售大多经历过从无序竞争到严格监管，再到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为市场调节的发展过程。过去以保守著称的日本财产保险市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不得不改变统一定费的做法，实施费率市场化。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保险公司要应对外国保险公司的竞争与挑战，就必须对费率制度进行改革，实施费率市场化，增强民族保险业的竞争能力。因为费率市场化后，保险公司要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设计适销对路的险种，制订科学合理的费率，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样各保险公司必须改善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整体的竞争能力。
机动车辆保险是国内保险市场财产保险的主要险种，多年来其保险费收入一直位居财产保险业务的首位，近几年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业务总保险费收入的比重均在60％以上。同时，该险种也是财产保险领域发展时间较长、种类较全、管理相对规范的险种，因此成为我国保险市场实施费率市场化的试点对象。2001年3月，保监会选择深圳市作为试点城市对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结构进行了调整。同年10月1日，保监会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改革试点，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定，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具体地说，就是保险公司可以参照监管部门制订的基准费率，依据风险因素、安全记录和自身的管理情况，自主地制订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经试点地区保险监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开始实施。2002年3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改革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保监会不再制订统一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各保险公司自主制订、修改和调整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经保险监管部门备案后，向全社会公布使用。”此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我国保险费率市场化以机动车辆保险为突破口，已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实现市场化的目标需要相应的条件和配套措施。
三、推进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几点建议
（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保险费率市场化需要以下条件：一是国家有一套完善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保险业务和保险公司的运作进行规范；二是保险监管部门建立了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模式；三是市场主体运作规范、市场操作透明，即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处于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它们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的经营目标，且使其有一套保持公司正常运营的制约机制。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市场发育水平和监管水平，为了缓和费率市场化对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冲击，确保机动车辆保险消费者认同费率市场化，对此应分阶段逐步推进。
1.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应有过渡期，该期间保险公司仍可使用保监会制订的费率或作为参照费率，在此基础上进行费率结构的调整。
2.在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初期，保监会要对机动车辆保险制订、修改和调整条款，费率的监管办法作出较具体的规定，包括保险公司的哪一级公司有制订权、保险监管部门具体的监管程序、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备案应提交的具体材料、费率制订和调整的公式、测算数据、方案及调整费率的因素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3.随着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保险行业自律能力的提高，待条件成熟时，保险监管部门只规定厘定费率的原则和方法，而将费率具体制订和管理交给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
（二）实现保险监管模式的转变
保险费率市场化要求保险监管模式转变来适应这种变化。从世界各国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在实施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保险监管的核心已转为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我国目前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监管方式，即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并重监管。费率市场化要求改变目前对费率的严格管制，而将监管的重心向偿付能力监管为主过渡。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应对偿付能力监管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最近年度的偿付能力情况进行详细测算，待条件成熟时，把偿付能力作为评价保险公司的重要指标，根据偿付能力状况对保险公司进行分类监管。通过具体的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可以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跟踪和分析，以保证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水平，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保险市场的退出机制。
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和今后将逐步实施的其他险种的费率市场化，以及保险监管模式的转变，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与之配套。因此，应加快修改《保险法》，尽快出台《保险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再保险管理办法》。
（三）保险公司内控制度的建立
要逐步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今后监管部门不再制订条款费率，而由保险公司依照一定原则和程序自订条款费率，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过去由监管部门包揽的难题今后交给保险公司自己去解决，这种新情况必然产生怎样通过企业内控来防范和约束经营风险的新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车险费率市场化看，除技术条件和监管条件外，还要求微观经营主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效益观念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有硬约束，赔本的买卖不能做；二是大多数公司在竞争中要有理性的思维，不采取不负责任的经营政策，自觉规避风险；三是保险公司内部要实行标准化服务和标准化定价，防止在市场上出现内讧。
要具备以上条件，保险公司必须建立内控制度。内控制度是保险人对保险经营活动的自我控制和管理，它的目标是防范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成为具有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经营主体，费率市场化可能会产生新一轮的恶性竞争，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要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具有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经营主体，关键是要明晰其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有使市场经营主体企业制度健全，才能使保险市场得以有序发展，保险费率市场化才能顺利的实施。
（四）加强行业自律，为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为顺利实现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由严格管制向市场化过渡，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对保险市场的协调和管理作用。配合机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实施，行业组织应作以下工作：
1.加强宣传和舆论导向，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车险费率改革意义，讲清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和费率厘定的基本原理，澄清业内外对车险费率市场化就等于自由化，就会大幅度降价的错误认识。
2.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可以操作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自律办法或公约，以维护行业利益和防止新一轮的恶性竞争。
3.进行本地区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水平及浮动合理区间的测算工作，为机动车辆保险经营机构合理确定费率提供参考数据。
4.积极研究机动车辆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问题，争取建立机动车辆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机制和违约违规处理机制，通过整顿和规范中介环节来为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与公司内控创造外部的基础条件，真正实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改革的目的。
（五）建立财产保险精算制度
保险业务是一种风险管理业务，精算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而风险管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因此，各家保险公司要想提高管理水平，保持健康的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就需要切实提高自身的精算水平。保险公司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精算能力才能够合理地厘定费率，有效地管理风险。保险监管机构放开费率设定，就必须监督保险公司厘定的费率是否充足合理，这需要精算提供保证。同时，偿付能力监管需要根据精算原理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准备金评估标准和法定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我国目前已初步构建了寿险精算体系，它包括：精算师考试认可制度、精算报告制度和指定精算师制度。今后保监会应在借鉴寿险精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建立财产保险和再保险的精算体系，要求各家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同步建立非寿险精算制度，为保险费率市场化提供技术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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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费率厘定；单产分布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ed the data of Hangzhou and develop a theory model to determine the insurance rat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sonable rate should be 7.35% in the guaranteed level of 80% and 7.84% in the level of 90%. But the present rate is 5% around，which is lowers than the reasonable rate bases on rice yield produce distribu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ate determin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agriculture insurance，rate determination，yield dis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5-0076-05
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各级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年试点探索，我国部分省市采取了“共保体”模式，即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来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任务。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损失严重，“共保体”的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共保体”成员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尽管是与农业保险所固有的经营难点如难以评估灾后经济损失、道德风险等因素有关，但保险费率的厘定不科学不合理所产生的保险补贴不足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合理厘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对于政府制定适当的政策、实现“共保体”经营的可持续发展、调动“共保体”成员公司支持“三农”保险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了提高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定杭州地区为样本，来厘定水稻保险费率。在模型的选取上，本文选取了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来作为拟合作物的单产的备选参数模型，采用作物单产分布模型来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以此作为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参考。
一、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农作物的风险分区以及风险评估和作物单产分布的研究。如Ahsan，Ali和Kurian（1982），Nelson和Loehman（1987）以及Chambers（1989）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在提供农业保险时容易出现失败。为了避免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应该尽可能精确划分风险单位、细分费率档次。对于作物单产分布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国外学者仅在美国农业经济杂志上就提出了六种单产分布的参数模型形式（Bailey Norwoodt等，2004）。目前，拟和作物单产分布的方法主要有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参数方法上，认为单产服从正态分布（如Botts和Boles，1958）、Gamma分布（Gallagher，1987）、Weibull分布（Sherrick et al，1997）、the Burr分布（Chen和Miranda，2004）、对数正态分布（Goodwin，Roberts和Coble，2000）和双曲线反正旋分布（Ramirez，1997）。
近年来，由于非参数方法具有分布形式自由、对函数形式和分布假设要求宽松、受样本观测错误影响小、模型结果准确等优点而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一般而言，非参数估计方法适用于大样本情况（Barry K.Goodwin和Olivier Mahul，2004）。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行性及相关精算领域的定量研究。庹国柱、丁少群是国内较早开展农作物风险分区和费率分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提出了农业保险在险种设计和费率厘定方法上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观点，并于1994年以陕西省泾阳县棉花保险为例，采用指标图重叠法划分风险区域，利用正态函数法计算各风险区域的费率，在国内首次设计出计算农作物保险费率的应用公式。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农业保险研究力度的加大，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如邢鹂（2004）第一次较深入系统地对农业风险分区和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张峭、王克（2007）对指数保险展开研究，认为指数保险则可以克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交易成本高昂等问题，且数据获取比较容易，更适合我国国情。
上述主要基于我国的整体情况来进行的研究，对农业保险费率的精算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削弱了对各个省市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个性化的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利用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的结合，克服了参数模型可能产生的偏态，起到了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厘定模型设定
保险费率主要包括纯保险费率与附加保险费率两项。纯保险费率指的是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其赔付支出相等时的保险费率。附加保险费率是使得商业保险公司日常经营得以运转的一些费用。根据目前保险公司的普遍标准，附加保险费率一般在2%左右。
保险费率的厘订是以对农作物生产风险分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合理的保险费率带来的效用应和其承受的风险等价。农作物生产风险是农作物实际单产偏离预期单产的程度，可以通过作物单产随机波动的大小得以体现。所以，对农作物风险可以通过农作物单产的预期值与实际值发生偏离的期望值大小和概率分布函数来计量。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去趋势化修正
1. 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杭州地区（包括各区县）1996-2008年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1996-1998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里的杭州统计年鉴数据，1999-2008年的数据则来自于杭州统计信息网站上所提供的杭州统计年鉴2001-2009年的数据（见图1）。
2. 数据的修正。本文所用的是农作物单产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农作物单产序列可能会存在着随着时间增长的趋势。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面对的自然灾害风险，因此要将数据的时间趋势剔除掉以考察序列的随机性。因此在数据分析之前，本文要对单产数据进行趋势化处理。趋势化处理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判断是否存在时间趋势。首先要确定是否客观存在时间趋势，如果是平稳的序列，就不需要作趋势化处理。通过对图1水稻单产分布图的观察，发现作物单产序列分布都存在明显向上的抛物线趋势。再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来判断该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水稻的单产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水稻的单产序列分别在1%、5%、10%的水平上均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判断原始数据存在时间趋势。
（2）估计趋势。估计农作物单产趋势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取的是回归方程模拟法，该方法是通过建立关于时间 的回归方程，来分解时间对单产的影响。由于单产的时间趋势是未知的，因此需要先辨别时间的趋势方程。由于多项式的拟合效果较好，因此在该部分采用时间 的多项式方程来估计单产的时间趋势。建立单产的趋势方程如下：
（4）检验趋势调整后的单产情况。经过上文的去趋势过程，接下来检验趋势是否被剔除。首先绘制剔除趋势后的单产序列与原始单产序列分布图，如图2所示。通过观察可以很明显观察到调整后的单产序列趋势平稳，且趋势调整前后单产序列的波动情况大体一致。
接着通过对去趋势后的单产数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水稻单产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通过直接观察和统计上的检验后，可以认为原始数据的时间趋势已经被剔除。
（二）单产分布模型的确定
本文选择了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来作为拟合作物的单产备选参数模型。这三种参数模型分别是：
上述给出了三个单产分布的拟合模型，究竟选用哪个模型，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对此，比较常用的是Anderson-Darling（AD）检验。AD值越小，表明拟合程度越高。表3给出了三种分布的AD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Weibull分布对水稻单产分布进行拟合的优度最好。
（三）实证结果
确定了作物单产的最优分布模型后，将分别采用在前面分析的模型和三种单产分布模型来厘定费率，以期发现采用不同的费率厘定方法或采用不同的单产模型对费率厘定产生的影响。本文运用Matlab 7.0数理软件进行保险费率的厘定工作，估算出水稻相应的保险费率如表4所示：
若将附加保险费率定位2%，则相应的水稻的保险费率如下表所示：
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可知Weibull分布对杭州地区的水稻单产的风险分布拟合度最高。因此，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的保险费率在80%的保障水平下应该定在7.35%，在90%的保障水平下应该定在7.84%。而当前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的保险费率主要是由政府来订立。在“共保体”试点的最初，该费率定在3%左右，这使得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不高。政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次年将该费率调为5%左右。但是，这与本文通过分析水稻的单产分布而确定的保险费率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为了使得“共保体”能够持续地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任务，政府在保险费率的厘定方面应该予以适当相关的修正。
四、模型的推广及相关建议
（一）本模型的不足之处
厘定农作物保险费率最好的方法是根据保险公司历年赔付率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但是该部分的数据属于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不可获得；或者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该方法的精度也较高，但是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因此采用这两种方法不具现实可操性。此外，由于只获得了杭州地区1996-2008年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文所估计模型的精度。
（二）模型的推广及相关建议
在模型的进一步改进方面，可以考虑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方法。采用此方法的前提是大样本，因此应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数据来进行非参数估计。
在模型的推广方面，可以在“共保体”保险费的收费方式上加以运用。“共保体”保险费的收取方式可按每亩保险金额×基础保险费率×保险面积×承保区域系数计算。（1）可以考虑在本文模型的基础上以杭州地区的保险费率作为基础保险费率，根据各个地区的区域风险水平与杭州地区的差异来确定区域系数。对于区域系数的确定，可以通过建立多指标体系，进行风险区划，建立风险区域系数。（2）结合气象数据与环境数据，以杭州地区的数据为基准，建立多指标的农业保险费率模型，在原有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的单灾种灾害风险以及综合灾害风险，并且结合地理特征、抗灾条件等建立不同地区的特定作物农业保险费率的区域风险指数的修订模型，通过运用风险指数来修订农业保险费率，使得农业保险费率更能够反映真实的农业生产和作物损失风险。
基于模型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纯保险费率为5%左右，考虑附加费率因素，政府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应为7%左右的水平是较为科学合理的。此外，政府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方面还可以考虑以下建议：
1. 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补贴体系。首先，改进保费补贴结构。政府应针对不同保险对象和保险标的给予不同的保费补贴。其次，提供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在对业务费用进行补贴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成本予以差别对待，以尽可能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平作用。再次，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2. 政府介入方式的选择。由于纯费率和保险费率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农业保险业务中广泛存在的管理费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以，政府介入的方式，除了保费补贴之外，可以通过强迫和自愿相结合的办法来开展农业保险，减少农业保险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政府可以利用村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帮助宣传、推广甚至是办理农业保险，以减少农业保险业务的管理费用；政府可以利用气象部门、病虫害防治部门的紧密合作来减少农业受灾面积，减少保险公司的赔付比率。
3. 鼓励农业保险创新。既然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纯费率之外的其他费用所占的比例过大、甚至超过纯费率本身，那么鼓励农业保险金融和技术创新，就将会大大改善现行的农业保险现状。
对于“共保体”的参与主体保险公司而言，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1. 因地制宜设计农业保险险种，满足农业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适当进行新险种的开发、进行指数保险的研究探索。指数保险是农业保险领域的创新产品，是根据地区产量或某些目标天气事件如气温和降雨量进行赔付的农业保险产品，从保险费率的拟定来看，由于指数保险采用的数据客观、公正，因而增加了保险的公平性、可信度。
2. 积极推进银保合作，推动农业保险发展。一是开展业务合作。利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银保双方可在销售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保险产品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是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银行对投保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优先提供贷款，对农村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发放大额贷款，可实行先保险后贷款的政策等。三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展开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前期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使得银保产品更具针对性。
3. 广泛开展农业保险宣传，提高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各保险机构应主动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保险知识宣传，做好正面引导，让农业保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农户知晓参加保险的程序、理赔方式等，提高农民自觉投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琪. Eviews 数据统计与分析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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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晨. 农作物保险费率厘定方法及其政策影响研究[D].安徽：安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存款保险；定价模型；费率测算；实证分析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保护银行等存款机构金融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与审慎监管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共同构成了金融安全网的三大要素。但存款保险内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逆向选择和问题也同时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1987年美国FSLLC保险基金破产的事件引发了对存款保险费率定价研究，Kane(1992，1995)以及Kane＆KauSman(1992)就该事件提出了定价问题所体现的是存款保险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表明，合理的存款保险定价不仅能够对上述三个制度内生缺陷形成有效的制约。而且可以改善市场激励和避免银行间的交叉补贴。另外，定价还直接关系到存款保险保费征收制度的选择方式，即选择单一费率制度和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度。因此，存款保险定价一直被认为是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
一、存款保险定价理论及模型研究
(一)存款保险定价模型
存款保险定价的核心问题是要估计银行资产价值的风险。目前，较为受到肯定的两种存款保险定价方法分别是：Melton期权定价模型和预期损失定价模型。
1、期权定价模型。
Merton(1977)创造性地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应用于存款保险领域。将存款保险看作银行资产价值的一项看跌期权：即存款保险等同于一个以保险期为履约期、以约定赔偿为履约价、以银行资产为基础的看跌期权。对投保银行来说，保险合同相当于持有一份多头卖权，对存款保险机构来说，则持有了一份空头卖权。但是，该模型经Marcus和Shaked(1984)、Ronn和Venna(1986)以及Duan(1994，1999)等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期权定价模型在存款保险费率厘定方面存在不少的缺点，如银行资产价值变动影响、现实中的“监管宽容”现象以及模型忽视了资本标准的影响。近几年，B-S模型又在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研究成果，如Dermine和Laier(2001)考虑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Pennacchi(2001)考虑了经济周期的影响、Byung Chun Kim和Seung Young Oh(2004)则在允许银行在保险期内随时破产的情况下，推导出一个完全封闭性的(exact closed-form)存款保险定价公式。
2、期望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预期违约概率×风险暴露×给定违约下的损失。“预期损失”是将存款保险人的损失大小表示为被保险存款的一个比例，因而它测度存款保险的成本，即每单位被保险存款的保费水平。“预期违约概率”可以运用基本分析、市场分析或评级分析来估计。其中，基本分析典型的运用CAMEL类评级：市场分析则典型地根据利率或诸如存款单、同业存款、次级债务、债券等未保险银行债务的收益率来得到；而评级分析则利用诸如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等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
(二)我国存款保险定价模型适用模型
1、存款保险定价模型述评。
魏志宏(2004)应用期望损失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保险费率水平进行了测算，根据其分析过程和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首先预期损失方法存在较大的评估主观性：其次。监管机构对于风险银行的容忍程度直接影响了预期损失率的高低；另外，银行破产清算的法律框架与执行力度在我国根本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故魏志宏(2004)在其文章中只能对“破产银行的资产损失率为50％”。由此可见，预期损失模型在我国基本上没有适用价值。
虽然期望损失定价模型相对于期权定价模型具有简单和操作性更强的优势，但在该模型中，存款保险机构依据各投保银行的风险水平进行差别定价，忽视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盲目投资、虚假报告和管理不善等行为，模糊的区别定价不能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正如陈世敏(2005)应用该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费率测算结果所反映的一样，采用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测算结论，这种人为主观因素影响必然会引发对存款保险费率定价合理性的质疑。而在实践中，期望损失模型也曾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存款保险体系在信贷储蓄协会危机中维持困难(史小龙，2003)。美国现行的“与风险联系的差别费率”模式是以默顿(Morton)提出经典的关于套期定价的存款保险定价理论为基础的，同时在经过诸多学者对期权定价模型的不断完善后使得期权定价模型的理论基础和适用性都得到了实证检验。
另外，考虑到本论文以实现对存款保险费率水平进行精确合理测算为主要研究目的，期权定价模型无疑更加符合要求。但对上述所介绍的Merton、M-S、R-V三个模型具体选择方面，本文更加倾向于采用基础的Melton模型。原因有二：(1)从我国商业银行(包括上市与非上市)历年分红记录分析，分红因素基本上对期权定价不存在影响；(2)而且M―S模型和R-V模型相对于Melton模型对商业银行的公平价格要求更高，即要求商业银行具有一个公平定价的外部市场――股票市场，因此需要以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测算样本。姑且不论我国商业银行中上市公司占较小的比重，仅我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就不足以满足对上市商业银行的定价要求。
2、我国存款保险定价模型适用模型。
对于期权定价模型在理论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缺陷，本文将采用一种全新的测算模型，计划采用建立回归模型的方式对其进行修正，利用资本充足率补充资本标准要求，将信用评级以及CAMELS评级所关注的商业银行评估要求指标化，选取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作为监管要求。就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这种测算模型不仅仅实现了对期权定价模型缺陷的弥补，而且考虑了期望损失模型的监管评估要求，实现了对两种模型优化利用和综合利用。
为了将本论文所采用模型与Morton模型进行
区分，在此将Morton模型定义为“基础模型”，修正后模型定义为“修正模型”，相应测算费率分别定义为“基础费率”和“修正费率”。
二、期权定价模型中标准差的计算依据探讨
标准差是Morton模型中影响定价水平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在应用该模型(包括扩展和修正模型)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选择上市商业银行股票市场价格计算标准差。本文认为这种简单照搬期权定价模型公式的计算方法存在以下的问题：
1、截至2008年10月，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仅为14家，占全部商业银行数量比重不足10％，如果仅以股票价格的连续复利收益率计算标准差，未上市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如何测算?如果以类推的方式估计非上市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市场定价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银行之间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估计股价的必然存在主观臆想成分和不合理性；
2、我国股票市场的资产定价功能不强，投机性因素和投资者的非理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价值与股权的市场价格相差甚远，简单的以上市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确定商业银行的风险大小无疑偏离了存款保险定价目的；
3、期权定价模型最初应用于对以公司股票为标的期权进行定价，目的是为投资行为确定价值判断的依据以实现投资回报，因此自然应当采取股票收益率作为其风险高低的评价基础，而存款保险则是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进行评估，更多地关注商业银行的持续赢利能力的稳定性。两者的应用对象和目的截然不同；
4、具体到从期权定价模型在保险费率厘定领域的实际应用，该模型所采用的标准差计算都以资产的收益率作为计算依据。Turner和D'Arcyand Garven在以期权定价模型对保险定价研究时都明确指出了保险市场不能照搬股票市场模式，如果以股票收益率标准差应用于期权定价模型就忽略了保险风险的特殊性。
据此，本论文将采用样本商业银行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标准差的计算依据。
三、存款保险费率水平修正指标的选取
(一)国际上金融机构风险评价体系简介
目前世界上计算银行风险调整费率的两个常用指数是资本水平(充足率)和监管评级判断投保金融机构的风险。在金融监管以及风险评价方面，最著名的当属美国联邦金融监管当局使用的“骆驼评价体系”(CAMELS)，其内容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赢利状况和流动性、市场风险敏感性。此外，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CDIC)对于金融机构风险评价体系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也是从质和量两方面考察的。质的方面主要依据CAMELS评级准则，量的观测主要考虑资本充足性、赢利能力、资产质量和资产集中度等。
(二)Morton模型修正指标
基于B-S模型的缺点，如果对其不进行合理的修正，则就会出现对存款保险定价不合理的测度，如郭韶青(2007)利用该模型对深发展一年期人民币存款保险的测算费率应为13.2％。因此，参照CAMELS评价体系和加拿大对金融机构风险费率确定所依据的因素，同时考虑到Morton模型的缺陷，本文将选取资本充足率和监管风险评级/评价指标作为对Morton模型的修正。在监管风险评级，评价指标中，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试行)》的要求，除资本充足率之外，本文将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性比率、不良贷款率、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存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作为监管评级的二级指标。
四、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分析说明
自2003年底开始的商业银行改革，经国家对四大国有银行采用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和通过股份改革实现上市等改革措施的实行，到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整体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考虑到之前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负净资产和资本充足率偏低等问题，本文选取样本商业银行2005-2007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横截面数据分析存款保险费率与各修正指标之间的关系。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由于中国农业银行的某些修正指标不能获取，且其相对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明显过高，因此将其剔除，最后选定17家商业银行作为回归分析样本。
(二)分析结果
本论文采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样本银行2007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使用Eviews5.0进行估计。为解决样本数据在分析结果中的异方差性、序列相关性和自相关性，根据目前所进行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和差分处理，得到以下模型方程：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保险费率的因素有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收益率、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和客户资产集中比率(样本数据中以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表示)。其中资本充足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存款保险费率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资本充足率对费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因而在对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定价时应当重点关注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和客户资产集中比率则与存款保险费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商业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和客户集中比率上升时，其存款保险费率相应提高。
因此，在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各商业银行如果要降低自身缴纳的存款保险保费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赢利能力，控制对风险项目投入，同时还必须在银行贷款发放时秉承风险分散的监管要求，降低客户资产集中比例。
五、我国银行存款保险修正费率
本文根据实证分析所建立的模型方程和影响指标对Morton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的各样本商业银行如下的存款保险修正费率：
年计算；②假设我国将采取强制存款保险制度，即所有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都必须对所吸收存款投保；③无风险利率一般按照普通国债的发行利率。但国债利率受国债类型和期限的影响各不相同，同时由于我国近年对存款屡次实行加息政策，波动幅度较大，本文无风险利率按照国债的平均发行利率即以3％为准。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样本银行网站主页2005-2007年度财务报告教据
对上表的存款保险费率结果分析，基础费率和修正费率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按照Morton模型测算，平均基础费率水平最低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其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最高的是城市商业银行。但是在考虑了修正指标因素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样本银行之间的费率水平差异明显缩小。这一研究结果从实证角度印证了沈福喜(2001)、山东经济学院课题组(2005)商业银行存款保险费率的差距不应当过大的观点。
招商银行成为存款保险修正费率最低的商业银行，表明该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经营管理水平和资产赢利能力方面表现良好，且风险控制能力较强。而基础费率和修正费率差异最大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其基础费率最高而修正后费率居中，这说明了该银行虽然以往处于较高的风险水平，但其资产质量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而从深发展近两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上也可以印证这种变化，其资本充足率由2004年的2.30％提高到2008年中的8.53％，达到了资本充足率8％监管要求；同时其净资产收益率和贷款客户集中度水平也都处于样本银行的前列。而对于修正后费率水平上升的样本银行，则主要是由于其在2007年度的资本充足率低于2006年度的资本充足率所造成的，这也说明了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在决定存款保险费率水平方面的重要性。
分析结果还验证了修正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存款保险费率不仅仅注重当前经营风险和盈利能力水平的高低，还更加关注商业银行在以上方面的变动趋势：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能力出现下降时，以及银行过度涉足风险领域经营和扩大贷款集中度时，其所应当负担的存款保险费率会迅速上升；相反地，存款保险费率会相应降低。这样便可以为存款保险公司实现对投保机构的动态监管，同时也促使投保机构在决定经营管理策略时会更加谨慎。
六、结论
本文针对建立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环节――存款保险费率征收制度和具体测算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单一费率与差别费率的征收制度、期权定价模型和期望损失定价模型的比较，认为我国应当实行以期权定价模型对商业银行进行费率评估的差别费率制度。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7篇
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或法人出资组建保险机构、以存款银行及其所吸收的存款为参保对象和保险范围,并由政府对参加保险的形式、保险费率、赔偿方式等作出相应规定的一种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立并发挥着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这项制度。本文拟就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方案选择作一探讨。
一、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83年设立中央银行之前,我国的银行都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股份制银行或民营银行,更无合资银行或外资银行,银行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财务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国家对银行及其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当然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机制已经引入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实体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因解散、撤消和被法院宣告破产时,应优先支付存款人本息,因此储户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当商业银行因严重亏损等原因破产时,已很难有足够资金支付所有储户的本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已经很高,有的已出现支付困难,而其负债的一半以上是储蓄存款,一旦出现银行倒闭,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广大储户,这无疑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因此,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已是十分迫切和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居民储蓄一直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投资方式,到目前为止,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而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的储蓄存款,也是银行对亿万储户的硬负债,到期必须还本付息。然而,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中的风险及风险程度一般存款人并不知晓,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可能变得没有保障,若银行倒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普通存款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商业银行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支付困难或倒闭时就能较充分地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储户的利益,避免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二)银行业的稳定运行需要存款保险。自有资本是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屏障,是衡量银行信誉的重要指标,银行经营发生损失,最终只能以自有资本来抵补。一般而言,自有资本比重越高,银行经营的安全系数越大。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资产规模庞大,但资本金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且其资产质量较差,据估计,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5%,某些地区甚至达到40%,银行业的经营已经出现了高风险的趋势,一旦因其经营不善论文格式而倒闭,将直接威胁存款人的利益,且极易对社会产生连锁性的破坏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投保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时通过存款保险拯救,可以避免挤提风潮,进而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受个别破产银行的影响出现大的震荡,将银行经营失败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实现银行业的稳定运行。
(三)存款保险是完善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监管的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安全经营,其监管措施有三类,即预防性措施、临时救援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后两类措施则主要是指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后,存款保险机构必然要对被保险银行的资产运用进行监管,促使其按照稳定性原则开展经营活动;而当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支付困难时,则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拯救或直接代为兑付存款,提供事后补救。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成为银行业监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需要存款保险。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大多是私营银行,其经营状况除受自身业务的影响外,还受母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总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必要由境内存款保险机构对其存款进行保险,而外资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更好发展,也希望中国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五)频繁发生的各国银行危机给我们以警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频繁发生的银行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发生困难以至于破产的事情将难以避免,且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和破坏作用极其巨大。我国应吸取其教训,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止因银行挤兑而导致社会动荡的悲剧在我国发生。
二、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路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在借鉴发达国家行之有效之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它应该既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能监督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不滥用存款保险制度去进醒过度风险经营,把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到最小,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首先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可分为单一职能型和复合职能型。单一职能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只担负着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职责。复合职能则是指存款保险机构除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外,还对参加保险的投保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对经营失败或有问题的投保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等拯救措施。从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演化过程为看,复合职能正在逐步取代单一职能。因此,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采取复合职能模式,其基本职能应包括:11保险救助职能。即当投保银行出现经营或清偿力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动用保险基金对其进行救助,防止银行出现挤兑、破产倒闭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是存款保险机构最为重要的职能。21保险补偿职能。如果救援无望或救援失败,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保险基金补偿存款人损失,保护存款人利益,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31接管破产银行职能。即存款保险机构采取转移投保存款、购买承担和资助兼并收购等方式构接管破产银行。41监督职能。包括要求投保银行定期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对其风险状况进行稽核监测,其目的在于对投保银行的经营状况和有关存款保险的风险状况进行准确评估。及时防范和发现银行有无违规经营行为或经营管理不善,并要求其改正。若投保银行拒绝“道义劝告”或改进不力,存款保险机构有权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和终止对该银行的继续保险,并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二)设立存款保险机构的一般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或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创办并管理、或由银行业出资创办行业性质的存款保险机构等三种类型。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政府独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会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大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完全由银行业自行出资创办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宏观调控能力将会削弱,并且不便于政府的介入。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采用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出资组建的形式比较好,存款保险机构的业务活动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参股的各大银行有权享受存款保险。这样,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又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工具,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
(三)确立存款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确定保险对象时以其所在空间地域为原则,即包括本国领土内的全部存款金融机构。就我国银行业状况而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其资产质量低下,与庞大的风险资产相比,自有资本严重不足,承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实际上很弱;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及信用合作社规模较小,经营风险十分巨大。显然,内资银行是存款保险的主要对象。而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银行业的稳定运行,中外合资银行及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也应成为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人。因此,存款保险的对象应为我国境内所有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的范围应确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单位存款,居民储蓄是我国银论文格式行存款资金的最主要部分(占银行存款的50%以上),也是存款保险的重点所在;银行存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单位存款,目前企业存款约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37%。两者之和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90%以上,这两部分存款有了保障,银行业的稳定也就有了保证。超级秘书网
(四)选择存款保险的形式。存款保险的形式可分为:11强制保险方式,即依法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日本、加拿大等国;21自愿投保方式,即是否参加存款保险由银行自行决定,法律并无强制规定,如德国、意大利等国;31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如美国法律规定所有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非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参加。鉴于我国银业自律比较差,加之我国居民及银行的风险意识不强,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许多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极有可能不参加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预期目的将无法达到。因此,宜采取强制性保险的方式,即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境内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业机构均须参加人民币存款保险,从而实现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使得所有的银行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五)明确存款险的标的、金额和赔偿方式。不同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了各自的保险标的和各不相同的最高保险金额,而存款保险的赔偿则有三种不同方式:即全额赔偿、部分赔偿和分段比例递减赔偿。基于我国居民的金融风险意识尚不很强,单项存款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现状,遵循保护小额存款、促进存款增长、稳定金融市场的原则,采取分段比例递减的赔偿方式较为适宜,即规定存款保险理赔最高额(现阶段可暂定为20万元),在这一额度内的部分给予100%的赔偿,超过最高点的增加额分段按递减比例赔偿。这种全额赔偿与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存款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形成一种联合保险,促使存款者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谨慎选择银行,同时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与管理,增强竞争能力,稳健经营。
(六)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存款保险费率有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之分。固定存款保险费率是指保险费率一定,保险费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的大小,而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风险无关。固定存款保险费率即保险费是按存款规模确定一个固定额。虽然简便易行,但存在着风险控制缺陷,没有体现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经营好的银行和经营差的银行、资产质量好的银行与论文格式资产质量差的银行在保险费率上没有差别。浮动保险费率是依据银行经营状况和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实行差别费率。保险费率不固定、根据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来确定保险费率,对资本充足率较高、资产质量好的银行给予较低的保险费率,而对风险程度较大的银行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强化银行的风险意识和稳健运营,并减少商业银行因参加存款保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浮动保险费率取代固定保险费率已成为存款保险费率的发展方向,考虑到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可实行固定费率,待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后,再逐步改行浮动费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1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12)1
[2]黄达1货币银行学[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8篇
内容提要:保险费的本质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其有必须性、保障性的特点。出险几率是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而保险标的的出险率又受行业类型、标的类型、标的用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保险费率的主要变动规律是随出险几率、赔付率的高低而变化，随保险业务新旧而变化，费率随赔款大案的发生而呈升高的趋势，并且其变动还取决于大数法则的应用，及业务关系的时间长短。认识保险费的实质、掌握保险费构成的内容，了解保险费率的变化规律，对研究和经营保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费的本质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
什么是保险费？看起来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保险费就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交纳的费用。
被保险人不交纳保险费，就得不到保险保障，保险人收不到保险费，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就得不到赔款。基于此种关系，我们常常把保险费和赔款确定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是其应尽的义务；而从保险人那里获取赔款是其应有的权利。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有人花钱购买飞机票乘飞机，那么，支付机票费用就是他应尽的义务，乘坐飞机就成了他的权利。收机票费就是民航公司的权利，提供飞机飞行就成了民航公司的义务；有人花钱看电影，支付货币购买电影票是应尽义务，观赏电影则是他应享受的权利，以此类推，不胜枚举。但对于保险来说，同一被保险人往往是连续地多次地向保险人投保，支付保险费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又往往是平安无事，得不到保险人的赔款，履行义务很多，行使权利很少。而保险人则同时向许多被保险人行使收取保险费的权利，只是向少数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履行义务，而大多数被保险人得不到赔款，难以享受自己的权利。保险费与赔款是义务与权利关系，未能点出保险费的实质。
还有一种解释说：保险费是保险商品的价格。但是，商品的价格是该商品价值的体现，而商品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决定的，那么保险商品的社会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又是什么呢？
在我国现行保险业务实际操作中，还有这样的事例：一辆汽车一年的保险费（仅车身险）约为车身价值的0.8％～1.6％，而一座差不多价值的建筑物，一年的保费（仅物质损失）仅为房屋价值的0.5‰～0.760.前者为后者的20多倍，这是为什么呢？
（一）保险费的实质
保险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独立的单位或个人为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在它们之间通融使用的一种货币资金运动的形式。毫无疑问，这种货币资金的运行方式是：社会上众多的被保险人将数量上相对较少的保险费交到保险人手里，在保险人那里，形成一笔数额巨大的货币资金。哪位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事件并导致经济损失，保险人就用这部分货币支付给发生损失的被保险人，今年可能付给你，明年可能付给他。所以，从本质上说，保险费就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
正是因为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保险费的支出就成了被保险人一项必要的管理支出，列入他的生产经营成本或生活开支的栏目中。确定这一认识，对发展我国的保险事业十分必要。我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对待意外事件突然袭击的问题上，对如何利用保险这一现代金融工具还认识不深。由于受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有一种交了保险费后得不到赔款就是花了“冤枉钱”、吃亏上当的感觉，没有从保险费是自己生产经营和生活中必须的开支这一思维去认识，所以，人们的保险意识不太高。只有当人们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认识到保险费的支出是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安排的必要支出后，才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才会主动地、自愿地向保险机构办理符合自身需要的保险。只有社会向保险机构提出各种保险要求后，保险机构才能更好地开发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保险产品。这样我们的保险业才会更加健康、积极地成长起来，才会尽快消除把交纳保险费视为“乱收费”、“乱摊派”的认识。当然，保险从业人员更应坚持做好符合实际的宣传，主动提供安全可靠和低廉的保险服务。整个社会成员保险意识的提高才能为我国保险业的更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劲。也只有确定这一认识，才会为我国财务法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允许社会上各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保费开支列入成本中，允许个人保险费支出列入到必须的生活开支中，从而为保险费的支出来源找到了合法的地位。在一些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实行收入累进税率和必要开支递减相结合的纳税制度，允许人们将自己的个人养老保险费支出列入自己的生活开支中，从而降低纳税档次，其理论依据也在这里。而这种个人纳税制度的实行，又为人寿保险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保险费的特性
1.保险费的必须性。保险费所解决的是意外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意外事件又具有二个特点：一是必然存在性。在我们的生活中诸如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是必然发生的。如果没有意外事件的必然存在性，人们就不必采取诸多措施进行预防，如果意外事件不是必然存在，保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二是偶然发生性。尽管意外事件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意外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是否造成或即使造成但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大小程度，又是偶然的。这样，被保险人支出了保险费，就是把意外事件存在的必然性和意外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结合起来，把绝对变数变成相对常数，把不确定的东西确定化。一个明白的被保险人会认识到，在支出了保险费后，如果没有遇到意外事件，说明他的一切运行活动正常，而且由于运行正常而获得了应有的收益，因此他不会对因未遭遇意外事件发生经济损失而没有得到赔款产生吃亏的感觉。如果遇到了意外事件，造成经济损失，得到了赔款，只是补偿了他损失的部分，而因意外事件的发生影响了他的正常运行，造成的收益损失却难以补回，所以尽管他得到赔款，也不会产生赚到便宜的心理感受。那些认为支付保险费后，未得到赔款是吃了亏，有了赔款，才是赚着了的想法，是对保险是商品经济运行保护伞的一种误解。
2.保险费的保障性。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后，不是必定要遇到意外，只是可能遇到意外事件。为防可能遇到的意外事件，交付了保险费，他就可以放心地进行经营活动，就像有的人讲的那样，没有保险，轮船不敢出航，飞机不敢起飞（指经营性）。因为谁也不敢保证那次航行会安然无恙。例如，1963年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就是在她由上海赴日本的处女航途中沉没的。所以，对于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经营者来说，支付了保险费就是为其经济运行提供了最佳的经济保障。
（三）认识保险费实质的意义
1.一个国家保险费收入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用于抵御意外事件袭击的经济能力的货币标志，也就是说，当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发生后，用社会成员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损失的能力的标志。这个数额越大，说明社会成员自己解决意外事件造成经济损失的能力越强，意外事件的袭击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冲击和创伤越少，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就会更加顺利和安定，从而，靠国家救济、资助的需求就减少，国家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更为急需的地方，这对社会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发挥着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作用。
2.一个国家保费收入的多少，是该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因为，只有商品经济，才能使被保险人手中持有货币；有了货币，才能支付保险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保险费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保险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商品经济发达的行业和地区开始，并保障和推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我国保险事业要想发展，就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保险服务，市场经济需要什么保险，我们就要研究和开发什么险种，以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与我国保险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我国保险事业的健康成长与壮大，既为我国小康社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与影响保险费率的因素
（一）出险几率是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
保险费作为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成为人们保障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项必要支出，那么，保险费的确定必然受到保险标的出险几率的影响。这里说的出险几率的高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类别的被保险标的发生意外事件的次数，又叫出险次数；二是在一定时期内，各次意外事件发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平均数。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计算保险费依据的保险费率必然并主要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即：
同类各个保险标的的保险费之和：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出险次数×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金额
同类各个保险标的保险费之和=同类各个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之和×保险费率
我们用“R”代表保险费率；
用“L.A”代表保险标的平均损失金额；
用“L.T”代表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出险次数；
用“I.A”代表同类各个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之和；
概括成数学公式如下：
那么，保险标的的出险率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1.一般说来，首先是行业不同，出险率高低就会不同，费率也不同。比如：海上运输行业比陆上运输行业出险几率要高，所以，海上运输行业的费率就高于陆上运输行业。
2.保险标的的类型不同，出险几率也不一样，费率就会有所差别。比如：汽车和房产，由于汽车在陆上处于快速运行状态，其出险几率大大高于静止状态的房产，所以，汽车险的费率就高于一般财产险的费率。
3.在同类保险标的中，由于用途不一样，出险几率也会差别很大。比如，一座建筑物，如用于居民居住，则管理得好，防范措施比较健全，安全系数就高；如用作餐厅经营，经常明火作业，出险几率相对民房要高，因此保险费率也比较高。
4.基于保险费率的厘订基础是以一定期限计算的，出险几率还受保险期限的影响，所以保险费的多少也会受保险期限的影响。保险期限长，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多。保险期限短，发生损失的几率相对就少。因此，对于同类业务，同一保户，保险期限长，保险费就多；保险期限短，保险费就少。
5.出险几率还与保险标的所处的地区有关。意外事件的分布虽然十分广泛，但分布区域不同，费率也有所不同。处于意外事件高发地区的，费率就会高一些。例如，军事冲突地区的战争险费率就比一般地区的战争险费率高得多。
6.出险几率还受季节的影响，所以保险费率也会受保险期间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货物运输保险上。在船舶保险的航程保险中，如果保险期限正处于意外事件多发季节，保险费率就高，反之则低。
7.出险几率还受保险标的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保险费也要受保户的影响。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支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因此，被保险人的保险标的出险率越高，获得的赔款就越多，那么，他支付的保险费也就越高。所以，每当保险业务续保时，保险人针对各个不同的保户分别采取提高保险费率或给予无赔款退费等措施，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影响保险费率高低变化的因素都是由保险的实质和保险费率的实质所决定的。一句话，谁的保险标的损失率高，谁的保险费率就高；哪类行业出险率高，那种行业的保险费率就高。
认识出险几率是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对于被保险人来说，会在实际投保中体会到，他向保险机构办理保险，付出的保费少，最终他得到的赔款也少；如果付出的保费多，他最终得到的赔款也多，但保险能够解决他自己根本就解决不了的或难以解决的困难，从而会进一步激发他的保险意识。对于保险人来说，把出险率作为计算保险费的依据，可以比较合理的确定计收保费的多少，更容易使被保险人接受其保费要求，有利自身开展业务活动，发展自己的业务数量。
（二）影响保险费的业务费用因素
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这部分货币资金的多少，首先是受被保险标的出险率高低的影响，这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保险人的业务费用，是处于第二位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保险公司作为提供特殊服务的独立的法人单位，无论它是互的保险、社会公益性的保险，还是经营性的保险，必须要有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同时要占用一定的工具，占用一定的房间，支付许多费用等，我们把它统称为业务费用。所以把此项开支列入到保险费中，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因此，营业费用升高，保险费率也会上升；营业费下降，保险费率也就有了可调的空间。
如果说保险费是保险的价格，那么在保险费中，位于第二位的影响因素——业务费用便是构成保险价格的一部分。尽管业务费用高，保险费也高，业务费用低保险费也低，但是，它受到一个客观规律的影响，即按照社会的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标准来确定业务费用水平。社会上可以有不同的保险人，各自的业务费用可以不同，但纳入到保险费用中，必须遵循社会的平均要求，否则，就很难被市场接受。换而言之，各保险人在计算这部分费用时，原则上是按照社会的平均值。因此，低于此数的保险人就具有竞争的优势，高于此数的保险人就处于劣势。保险人要想取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自己的业务费用降低到社会平均数额以下。
（三）其它影响保险费率的因素
1.其它收入对费率的影响
在从事保险业务活动中，保险人还可从中取得其它收入。由于被保险人总是先支付保险费给保险人，取得赔款则是以后的事情，因此保险人在办理保险业务过程中，手中总是持有数额可观的保费及各项准备金，为了使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值，他可以将其存入银行、或是购买债券、乃至进行实业投资，而得到新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就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收取较少的保险费创造了条件，即：
保险人的利润=保费收入-赔款-业务费用+其它收入
由于市场上平均利润的作用，所以在现实工作中，保险费率的高低常常与银行利息呈现出十字交叉的运行趋势，即银行升息，保险费下调，银行降息，保险费率则上升，具体运作公式可归纳如下：
保额×原保险费率+保额×原保险费率×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比例×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时间×原银行利息率二保额×新保险费率+保额×新保险费率×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比例×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时间×新银行利息率
2.市场竞争对费率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同样的资本要求获得同样的利润。因此，当保险需求大于保险供给时，保险费率往往较高，保险经营者也可以因此得到高额利润。高额利润的获得，又推动更多的投资者投资于经营性的保险，使得保险供给与保险需求趋于平衡，从而导致保险费率的下降，费率下降的结果，使得保险的利润下降至平均利润甚至出现亏损，迫使其中的保险人退出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后，保险费率又开始回升，由此形成了新的保险费率。随着时间延续，保险费率总是起伏升降，呈正弦曲线式的周期性变化。
三、保险费厘订原则及其变化规律
（一）保险费的厘订原则
现实生活中，保险费的制定往往以费率的形式出现，由保险人提出来，被保险人接受。保险人为什么提出一定费率，而被保险人又可以接受呢？基于我们在保险费的实质开头所述的保险费运行的方式，因此保险费的厘订必然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在一个财务核算期内，保险人对某一类别保险业务的运行要求应符合下列公式：
∑保费收入=赔款支出+业务费用支出-其它收入+保险人应获得的利润
在这一公式中，处于基础位置的是赔款支出，赔款支出的多少，决定了该类别保险业务的费率高低，这是由保险费的实质决定了的，其它三项，都是附属因素，尽管它们处于附属地位，但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保险费的确定中，仍然发挥一定的作用。
还应注意，在这个数学公式中，各项内容都是一个可变数字。例如，赔款支出，不仅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还受保险标的的多少而变化；业务费用，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还受业务量大小的影响；其它二项也会随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微变。但是，做为保险人，可根据历史的数据，推算出所需的保费收入，有了保险费总收入的要求，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每个具体保险标的的费率标准，这样算出来的保险费，保险人能予运作，被保险人也能承受。
（二）保险费率的变动规律
1.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是按费率公式计算的，在实际工作中，又是经常变化的。这个变化，都是上述基本公式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主要规律是：
（1）随出险几率、赔付率的高低而变化。出险率高，赔付率高，则费率就高，这是由保险费的本质所决定的。例如汽车是种动态保险标的，出险率相对较高，赔付的总金额较大，所以，汽车的费率就高达1.3％，一般居民住宅是静态财产，出险率及赔付率都较低，所以费率也就低到0.7％0.
（2）随保险业务新旧而变化。新保险业务费率较高，传统业务费率较低。所谓新业务，不是简单地指新造的船舶，新造的飞机，新建的工厂等等。而是指在市场上尚未出现过的新开发的保险业务。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沿海石油钻井平台的保险业务，在当时就属新的业务，费率较高，而发展到今天，已大大下降。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造卫星从科学试验转向商业运行时，其卫星的发射保险费率很高，而现行的费率已大大降低。
（3）费率随赔款大案的发生而呈升高的趋势。2001年的9.11事件，给世界保险业带来了大量的赔款。正是因为这次意外事件损失的巨大性，使得不少保险公司都因此次赔款而出现亏损，像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瑞土再保险公司，2001年亏损了1.65亿瑞土法郎，还有许多的保险公司因此破产，使得以前投资于再保险业的商家纷纷退出市场，迫使政府也不得不把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在1000亿美元上封顶。
表面上看起来，这次事故，保险公司赔了钱，财务上出现了亏蚀。但是被保险人还要继续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社会还要继续再生产，因此保险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保险费做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独立的单位或个人为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在他们之间通融使用的一种货币资金运动的形式就会发生作用。保险公司就是根据赔款的多少，重新调整保险费率，不仅把它亏蚀的部分挣出来，而且还要继续取得利润。所以9.11事件后，欧洲保险市场的财产险及营业中断险费率提高了30％—200％，免赔额提高了近10倍。如果连续几年，大赔款减少，被保险人又会提出异议，保险费率还会降下来。
2.保险费率的变动还取决于大数法则的应用。大数法则是保险的一项基本原则，大数法则对费率的影响大致有这样两个：
（1）与业务量的多少有关。对一个具体保险业务而言，业务量少，往往保险费率就高，业务量大，保险费率则会降低。例如，我国的航空保险业务，刚开始时，仅有4架飞机投保，保险费率高达1.4％，现在，仅国航就有600多架飞机投保，尽管保险的范围稍有差异，但费率已降至0.2％左右。可见业务量对费率的影响之大。
如果同一被保险人有大量业务向同一保险人投保，保险人也可以用较低的保险费率承保。这里说的大量保险业务，可以解释为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同类标的的业务，如一个大的船队，一个大的机队等等；第二个含义是指，同一被保险人，不同种类标的的保险业务，如一个大型企业，它的货物运输保险、仓储保险、汽车保险、建筑物财产保险等等，都向同一保险人投保，同样也可以取得较低的保费。
（2）与业务关系的时间长短有关。如果一个被保险人长期在同一保险人那里承保，每年都要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如果长期没有赔款发生，保险人已经从被保险人那里收到了大量保险费，即便发生一次损失，保险人也可以不提升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温世扬,黄军.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J].法学评论，2002,(2)：148.
保险费率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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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温世扬,黄军.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J].法学评论，2002,(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