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2-27 00:54:38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远程作证；操作程序；协助法院；审理法院
中图分类号：D918.9；D9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45-05
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履行国家义务和社会义务的行为，是“应然”的价值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修正）》（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刑诉法都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
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直接面临的困难与风险，特别是身在外地的证人。现实的问题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证人不得不面对种种个人价值的“亦然”选择，最普遍的做法是以笔录的方式“代替”出庭，使得本应双方共同质询的证言成了一家之言，难辨真伪，有的则直接选择拒绝作证。据统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不足5% [1]。证人不出庭，案件情况难以得到全面呈现，司法公正难以保障，而远程作证，正集合了快捷、方便、成本低等特点，既能够使庭审中各方权利得到最大保障，又能够使证人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远程作证是提高证人出庭率的有效方式。
一、远程作证的国际国内现状及概念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视频让证人远程作证得以实现，它的出现，为解决证人因远距离出庭难的问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径。在国际上，此前已经出现了类似远程作证的制度。例如，美国《合众国法典》的第3509条（6）“当庭作证的替代”中规定了“以双向闭路电视表现的儿童的当庭作证”；英国立法规定了专为儿童证人设计的，通过现场双向传输作证的特殊措施[2]；爱尔兰《1992年刑事证据法》第13条也规定了“未满17岁的人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的方式作证”。
从国内立法看，早在 2001年12月6日第1201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就对证人远程作证做出过规定，其中，第56条规定：“证人可以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手段作证。”《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也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刑事诉讼法》从保护证人角度也有相关的规定，其中，第62条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其中，第“（二）”款的规定就是通过现代视听传输技术来得以实现的。
国内外的立法更多的是从保护证人人身安全的角度出发，用视频传输的方式对证人起隐蔽、保护作用，虽然这也是远程作证的现实功能之一，但这样的作证方式并没有体现出“远程”的意义，证人仍然身处审理法院，这样的作证只能称之为利用现代通信技术作证。远程作证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证人不用到审理法院，就能够完成“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才是远程作证的基本模式。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在2006年8月，江西南昌中院在对一起借款纠纷进行审理时就率先采用了远程作证的方式，证人在深圳通过视频顺利参与到庭审中来，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证人提问，并完成了证据的举示、质询、认证等过程[3]。紧接着，我国的广东、福建、重庆等地也开始有利用远程作证进行法庭审判的具体实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表明，运用远程作证方式进行诉讼案件的审判，不仅保证了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更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充分保证了证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作者根据远程作证的具体实行方式特点，听取实行过远程作证法院的法官意见，对远程作证定义如下：远程作证是指为了帮助证人克服因远距离而不能出庭作证的困难，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传输手段，在庭审过程中建立证人和法庭之间音、像的互联，并结合特有的作证制度使证人充分参与法庭审理的一种现代作证方式。
二、我国远程作证实践中的问题
我国法院运用证人远程作证的实践虽然已经开始，也成功运用远程作证中的证人证言审理了案件，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1.视频软件的不专业性
在实践中，远程作证的审理法院所使用的远程作证网络视频软件均为商务软件，比如：QQ视频、MSN等公共网络聊天软件，这些商务软件不能保证作证过程中数据传输的安全和畅通，很容易被恶意攻击或影响[4]。
2.证人身份难以核实
在作证过程中，证人处于视频设备的一端，亮明身份仅靠视频中出示的身份证件，让审理法院的法官无法核实其身份证件的真实性，对证人的真实身份无法核实。
3.证人无法即时在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
作证完毕后，证人对书记员的庭审记录无法签字确认，如果不能即时进行签字，则容易出现虚假、篡改的情况，无论其是原件还是复制件，只有通过确认才能够获得证据的价值[5]。
4.整个操作流程无法可依，无规则可循，导致实践中适用时的混乱、不规范
我国有关证人远程作证的法律程序、证据规则、技术规范都还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关证人远程作证的理论研究还近乎空白。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远程作证这一全新的作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三、远程作证的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要求经研究和综合国内外的情况，作者建立了一个远程作证的基本模式，如图1所示。
图1远程作证基本模式示意图图1为远程作证的基本模式，现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论述，分别是申请阶段、庭前准备阶段、正式庭审阶段和签字确认阶段，下面将对每一个阶段一一分析。
（一）远程作证的申请阶段
1.申请远程作证的情形
远程作证适用于证人因远距离而无法到庭作证的情况。比如2007年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汽车保管合同纠纷案中，对案件起决定性作用的证人远在杭州，证人愿意作证，但苦于路途遥远，无法及时出庭作证，主审法官即采用QQ视频通话的方式当庭连线证人，进行远程作证，使得案件最终得以公正审判 [6]。这里的远距离不仅仅指外地，在同一个省份，如果区域、跨度较大，也可认定为“远距离”。
2.远程作证中的各方主体范围
申请人向审理法院提交证人远程作证的申请，审理法院批准该申请后与协助法院联系相关事宜。在这过程中涉及三方主体：申请人，审理法院，协助法院。
（1）可申请远程作证的主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故公诉机关和自诉人也可以是远程作证的申请人，另外，证人本身也具有申请远程作证方式的权利。所以，申请远程作证的主体包括原被告双方及其人、公诉机关、自诉人和证人。
（2）可受理证人远程作证申请的法院。受理证人远程作证申请的法院应当是案件的审理法院，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3）协助法院应当设立专门的远程作证室。作证毕竟是一种严肃的司法活动，是法庭审理的延伸，证人不应当在家里或者网吧这类随意的场合，这样的场合不能排除他人对证言的干扰，也不利于法官核实证人的真实身份[7]。我国法院的四级组织体系是基层、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并设军事、铁路、水运等专门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职责不同。协助法院应当具备远程作证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证人远程作证的相关事宜，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方便证人在全国各地都能“远程作证”，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远程作证室应设置在基层人民法院为宜。
3.申请远程作证的程序
（1）申请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审理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10日内提出。”第33条第2款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该条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证人远程作证利用网络技术环境进行，其和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和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申请证人远程作证的程序和期限与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样，要受举证期限的限制，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10日内提出，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远程作证也应当适用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对证人出庭的规定。
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申请应当为书面形式。申请书应符合法定格式，详细阐明申请远程作证的事由，写明证人的基本情况及证人所在地协助法院等信息。
（2）审理法院审批申请书。申请书需要得到审理法院的批准，对符合远程作证情况的，审理法院应予以批准，并给申请人送达申请受理通知书。若申请不符合远程作证情况的，审理法院应制定不予以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目的在于防止重要证人故意不出庭或远程作证被滥用。
（3）审理法院批准该申请后应及时与协助法院进行联系。审理法院在远程作证模式中具有主动性，所以在远程作证申请批准后，审理法院应当及时联系协助法院，确定协助人员，检测网络设备的操作性、安全性和开庭时间。
（二）远程作证前的准备阶段
1.协助法院的准备
协助法院在接到审理法院关于证人远程作证司法协助通知后，应通知证人远程作证的具体时间，并结合证人实际情况确定证人远程作证的具体地点。具体地点的确定可以按照下列原则：证人确系无法移动或者移动困难的，远程作证地点可以设置为证人所在地，比如生病在医院或确实无法移动，这种情况下，远程作证的协助人员可携带远程作证设备“上门服务”，这可以理解为远程作证的特殊模式；无上述特殊情况，则远程作证地点为协助法院远程作证室。
2.远程作证网络视频软件准备
目前实现远程作证的法院所使用的远程作证网络视频软件多为商务软件，例如QQ视频软件。司法实践中使用商务软件的做法欠妥，商务软件的使用主体广泛，任何一个申请注册为QQ用户的主体均可随意发送视频请求给其他QQ用户，也无任何信息加密技术，不利于远程作证过程的安全与保密，所以，其在形式上不具有作为证据的适格性[8]。
因此，笔者认为远程作证应当运行特定的网络视频软件，这一软件仅供法院系统使用，其运行平台为法院专用网。
（三）正式庭审阶段
正式进入庭审阶段，首先需要面对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如何保证异地之间的法院能有效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有关委托执行的相关理论。委托执行是指受理案件的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人或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案件，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这是人民法院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协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得这一司法协助制度已经较好地建立起来。例如，《规定》第114条规定：委托外地法院执行，委托法院应当向受委托法院出具书面委托函，并附送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原件、立案审批表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包括财产保全情况、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情况，并注明委托法院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等。这只是在进行委托执行时对其形式上的一种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应遵守其他相关的规定。基于以上对于证人远程作证特点的分析，异地法院之间必然也要建立起司法协助体系，在协助的形式、期限、义务范围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才能保证远程作证真正实现。审理法院在正式开庭审理案件时，证人所在地法院就应当安排证人在正常运行的设备前准备，以便进行作证。在已经成功运用远程作证手段实现证人作证的众多实例当中，一些法院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相互协助的关系，但是这种协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法院之间相互的协助义务范围并不明确，而且也没有相关的制度规范这一体系的建立。所以，我们主张在所有法院之间都建立起司法协助关系，并用立法的方式将这一制度规范化。
1.证人所在地基层法院的协助义务
在开庭通知送达至证人之后，证人所在地基层法院的主要义务包括安排协助人员核对证人身份、作证设备等。核对证人身份是事先的一种确认，目的在于防止在开庭时才发现证人身份有误而难以及时作出修正，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后，协助人员应当再次核对证人的身份，并进入法院专网等待审理法院的对接请求，协助证人进行作证。在作证设备方面，目前，各地法院专网的构建已经基本形成，许多城市的法院三级专网已经开通，这也为法院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助提供了很好的技术保障。
2.协助人员的确定
这里首先就涉及到核对证人身份主体的问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0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在开庭前核实证人身份”，即由审理法院的法官进行审核。证人并没有在庭审现场，为了更加严谨地审查证人的真实身份，这一职责可由协助法院来承担，因为核对证人身份是审判人员的一项专属职责，所以，在这一环节需要由协助法院的法官来履行审查证人身份的职责，其他则可由法警进行协助。
3.审理法院的职责
首先，审理法院需要远程作证的证人“当庭”出示身份证件，使得证人的真实身份得到当事双方的认同；其次，告知证人相关权利义务，保证证人能够在庭审过程中充分发表自己的证言；第三，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使证人充分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中来。
（四）签字确认阶段
在远程作证中，由于证人不能直接地和庭审现场进行交互，因而作证之后对自己所诉证言的签字确认便显得尤为重要，既要充分保证签字的真实有效性，又要能够保证快捷方便。根据对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对比，利用传真来发送庭审笔录的方案能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证人远程作证完毕后，书记员（工作人员）将庭审笔录通过传真机传至证人处，证人在阅读笔录完毕后进行签字确认和按捺手印，并在协助法院法警的帮助下用传真发回庭审现场，签名的原件则通过邮寄的方式发回审理法院，入卷归档。此方案最大的优点是即时性和安全性都比较强，能够让证人在陈述完证词后即时看到书记员所做的记录，避免因时间太长而遗忘自己所述的内容，同时也方便书记员对庭审笔录的现场记录。此外，通过传真来传输庭审笔录相较网络传输等新型方式而言不容易受到攻击、篡改和拦截。
四、结语
远程作证制度的建立原则应当是既要保证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保证证人出庭以及法庭审理的便捷性。作者认为，在法院建立远程作证室的远程作证模式能够最大化地保证这两点。这样的作证模式还为“不方便直接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了作证便利，比如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未成年人等，可以在画面或者声音上稍加处理，使得这一作证模式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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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2篇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进行相关调查、收集、核实证据等活动的权利。“律师在办理任何业务，包括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时，都享有这项权利。”①辩护律师也不例外。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 我国《律师法》第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7条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又给予了较多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
在侦查阶段，律师虽然能够介入，但没有调查取证权，只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并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在提起公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具有强制性，要事先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或未经许可，辩护律师就不能进行调查。否则，收集到的证据也是不合法的。虽然法律规定辩护律师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但由于控辩双方的对立，人民检察院往往不予以调查。这一规定极为不现实，因为要求人民检察院为辩护律师收集有利于对方而不利于己方的证据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甚至有时还出现人民检察院阻碍辩护律师取证的现象。同时，我国老百姓对辩护律师在观念上也存在偏见，如“为坏人说话”、“为罪犯开脱罪责”等等，再加上辩护律师对证人不能给予保护，所以，不予配合、不理睬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取证经常碰壁，也是情理之事。因此，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只好依赖法院。
所以，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辩护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权，即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法院以国家权力，收集、保全有利于己方的证据的权利。这是辩护律师享有的不可剥夺的重要诉讼权利，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保障。因为与之相应的法院调查权是一项司法权力。所谓权力，是指“拥有作出决策并能在一定范围内约束人们遵循的社会能力。”“权力的行使一般拥有一定的强制手段，具有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的力量。”“是一种指令与服从的关系。”②英国思想家洛克首先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行政权力。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发展并完善了“三权分立”理论，他认为司法权力是“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③的国家权力。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分立”理论，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考试权力和监察权力。由此可见，司法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司法权力是司法机关进行活动最重要的保障和依据，没有司法权力的司法机关是不存在的。”④司法权力具有强制性，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法院调查权是人民法院享有的一项司法权力，是审判权有条件的扩张，具有强制性。这里讲的法院调查权是指法院在正式开庭前，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的一项司法权力。它的实施有利于辩护律师履行辩护职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完善和与之相应的法院调查证据权的实施与强化，对解决当前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无力现象，及实现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与控诉机关平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立法规定及缺陷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若干规定》第15条对前述第一款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高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第43条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可以在场。”
对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进行剖析后，不难发现这一权利对于辩护律师来讲是“形同虚设”，与设置该权利的立法目的相差甚远。理由有 ，法院调查权启动的决定权在法院，而现行法律又以“认为有必要”、“认为确有必要”、“不宜或不能”等笼统的法律语言来作为法院决定的前提条件，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是其一。其二，法院准许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在实践中也往往落空。因为辩护律师向上述对象收集材料时，法律还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同时要经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法院签发的准许调查书也是一纸空文。其三，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较为笼统，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规定强制性制裁措施，因此，虽然法院经辩护律师申请而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该证人仍可不出庭。
同时，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立法规定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①拒绝调查证据的情形与拒绝后救济程序立法空白。法律未规定拒绝的具体情形，辩护律师的申请容易被法官随意拒绝。申请一旦被拒绝，辩护律师得不到法律上的进一步救济。②未规定调查可采取的措施，法官采用调查的措施于法无据，容易成为法官调查不力、草草了事的借口。③庭前调查的法官与庭审法官是同一的，从事庭前调查活动的法官要参加法庭审判。一方面，法官庭前调查范围广，难以避免预断、先入为主。另一方面，法官要保持庭审中立，庭前就不应进行调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从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立场出发，对辩护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不予理睬，走到了另一端。④缺乏对法院调查权的制约和监督，容易被滥用，应调查的而不予调查，不应调查的而予以调查的现象也时有发现。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但缺乏完整的机制。笔者认为，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实和国外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辩护律师的这一权利应得到强化，并应不断完善，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三、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
完善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首先要对这一权利从法理上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应把握以下几点：①赋予辩护律师这一权利是为了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审判的公正。控方是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广泛的收集、保全证据的权力，而辩方收集、保全证据的力量薄弱，对有利己方证据往往不能提交法庭调查，制约辩护权的实现。控辩不平等，审判难以公平、公正。为此，法律应赋予辩护律师有权请求法院以国家权力、国家经费，将有利己方证据出示在法庭上。②权利不同于权力，权利的实现要依赖于权力的保障。辩护律师这一权利的实现要依赖于法院调查权的实施。在这里，法院调查权的实施又是在辩护律师提出请求之后，而不是依职权主动。③调查证据的请求权与决定权。辩护律师需要调查何种证据，有权向法院提出请求，并要说明理由。而该证据应否进行调查及如何调查，属法院的职权，由法院决定。④法院调查权不具有侦查权的性质，但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遇阻时，法院可采取适当的强制性措施来保证其实施。法院主要是收集、保全证据，对证据的价值不进行判断。而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时，可以庭外调查核实，其实质上是一种核实证据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证据价值的判断、取舍。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控辩双方当庭提供的证据有疑问时，宣布休庭，并采取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的方法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一般应有检察人员、辩护人和审判人员在场，由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3篇
逃亡中的“末代皇帝”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告知溥仪日军要退守南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溥仪表示，得准备一下，经再三要求，日本人给了三天宽限。
溥仪仅挑选了几部个人的新闻纪录片、衣服、药材、两箱珠宝，准备动身。8月10日夜，溥仪带着婉容、李玉琴和侍从等一行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皇宫，离宫后不多久，日本人就将“同德门”院内的建国神庙烧了。次日，溥仪和随行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到达吉林通化县大栗子沟，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州国覆灭了。
随后，关东军与朝廷的联络员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许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嶦、毓嵒、毓嵣，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随行。
8月16日，三架小型机起航了，原定飞到沈阳后，再换大型飞机飞往日本。当飞机到了沈阳军用机场时，下面没有发出降落的信号，周围却忽然有两架飞机跟踪盘旋。大约10分钟后，三架小型机在军用机场降落，溥仪等13人被机场的工作人员引到小楼的客厅里。
等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那两架飞机降落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奔下飞机后立即将守卫机场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多一会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持枪军人。
苏联军人对溥仪等人经过简短的审问后，将他们一并带走。苏联政府随后向世界宣布：苏军已捕获日本操纵下的中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
克格勃特别监狱的囚犯
不久，溥仪被苏联军队秘密载往俄罗斯国土的赤塔。在到达赤塔前，溥仪在通辽度过了让他惊慌疑虑的两天后，溥仪、溥杰和溥仪的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由一架双引擎“杜格拉斯”将他们载到距赤塔20公里以外的莫洛可夫卡。
到达当天，吃过晚饭，溥仪一行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机场，被送到了苏联国家安全总部所属的特别监狱，后来溥仪才知晓这是克格勃的一所秘密监牢，他是这里的特别囚犯。
1945年11月初，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前夕，溥仪被转到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习称伯力）。这次紧急转移的原因，溥仪后来才明白：他要到东京举行的国际公审会上，担任重要证人。
溥仪被关押到离哈市不远的克格勃第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到1946年春。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总部，积极为溥仪的东京出庭做各种准备。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供应。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伺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
到东京出庭作证
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亲自通知溥仪说，下周将要找他谈谈关于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谈话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发来的紧急电报。部长指示要立即开始对溥仪进行审讯，审讯内容要按规定格式记录，并派可靠的紧急信使送往东京的前方原告谢尔盖·戈鲁诺夫斯基。
对溥仪的审讯，从6月12日起持续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30分。溥仪供出了无数州国的机密，从如何在关东军内部署政治力量到在满洲里生产鸦片。克格勃官员多次命令溥仪等人写《日本统治满州国》的材料，这些手稿后来成为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时的发言内容。
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作证。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基耐恩单独询问了溥仪关于他是如何获悉日本人在满洲里的罪行，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还是屈于某种压力。溥仪答复说，有关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亲信报告的。证词属实无误，并表示他本人愿意到法庭作证。
8月16日上午，溥仪在行动小组的陪同下，开始出庭作证。8月20日至21日，被告坂垣的辩护人声称:“假如我们证明溥仪的证词是出于压力而作出的，那么他的全部证词将无效。”他开始追问溥仪到苏联的经过，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没想到过某个民族会把您当作战犯吗?”“您的证词是不是威胁或许诺的结果?”溥仪回答说:“我只讲我了解的实情，没有人给我许诺，也没有人对我诉诸威胁。”
被押解回苏联时，溥仪一路沉默不语，他时刻在揣测着自己的命运，直到他看见机场穿苏军制服的军人，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当溥仪走出机舱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亲吻地上的干草。
三次“上书”希望永久留在苏联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的溥仪感到前途未卜，日日夜夜在“疑惧和幻想”中生活。
对于如何处置溥仪，苏联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给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报告”，内容如下：
鉴于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了不错的证词，为防止他被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来进行反苏挑衅，决定将溥仪归还中国的日期推迟至东京国际公审结束以后。我们于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政府暂缓交溥仪，因东京国际法庭还有可能需要溥仪作补充证词。
而溥仪自己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溥仪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相信斯大林会允许他留在苏联，这样他就可以逃避中国政府对他的审判。他甚至想入非非地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
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向苏联3次照会，坚持要求苏方交还溥仪，并承诺一旦再需要溥仪到远东国际法庭出庭作证，将由中国国民政府护送他前往东京。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但苏联方面显然有他们的想法，葛罗米柯为交还溥仪一事，再次向最高当局递交报告，还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其中有如下字句：
鉴于目前满洲里部分权力还操纵在中国手中，我认为不应将溥仪及其他官员转交给。对中国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会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报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手中，最后，他们决定推迟将溥仪交还中国的日期。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4篇
逃亡中的末代皇帝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告知溥仪日军要退守南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溥仪表示一定要走，但得准备一下，争取两天后离开这里。经再三要求，日本人给了三天宽限。
溥仪仅挑选了几部个人的新闻纪录片、衣服、药材、两箱珠宝，准备动身。8月10日夜，溥仪带着婉容、李玉琴和侍从等一行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皇宫，离宫后不多久，日本人就将“同德门”院内的建国神庙烧了。次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到达吉林通化县大栗子沟，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洲国覆灭了。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掉了。
随后，关东军与朝廷的联络员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许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蟾、毓嵒、毓嵣，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随行。临行时溥仪对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
8月16日，三架小型机起航了，飞机上的溥仪原定飞到沈阳后，再换大型飞机飞往日本。当飞机到了沈阳军用机场时，下面没有发出降落的信号，周围却忽然有两架飞机跟踪盘旋。大约10分钟后，三架小型机在军用机场降落，溥仪等13人被机场的工作人员引到小楼的客厅里。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那两架飞机降落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奔下飞机后立即将守卫机场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多一会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持枪军人。
苏联军人对溥仪等人经过简短的审问后，将他们一并带走。
溥仪在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遭到苏方拒绝。
对于主子的被俘，溥仪的随侍李国雄曾颇存猜疑，在他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苏联政府随后向世界宣布：苏军已捕获日本操纵下的中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
克格勃特别监狱的囚犯
溥仪将被苏联军队秘密载往俄罗斯国土的赤塔，苏军前线指挥马林科夫元帅8月20日乘飞机抵达通辽，专门前来监督指挥此次转运溥仪的行动。押送队长是费拉托夫大尉，他掌握了溥仪的一些基本情况，并负责一路“关照”这位“皇帝”的安全。
在被押往赤塔以前，溥仪在通辽度过了让他惊慌疑虑的两天，数十名苏联荷枪实弹的士兵始终警卫左右。苏军政治部第七分队的中尉科斯特留柯夫被派来给溥仪当翻译。汽车载着溥仪、溥杰和溥仪的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到了机场，由一架双引擎“杜格拉斯”将他们载到距赤塔20公里以外的莫洛可夫卡。到达当天，吃过晚饭，溥仪一行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机场，被送到了苏联国家安全总部所属的特别监狱，后来溥仪才知晓这是克格勃的一所秘密监牢，他是这里的特别囚犯。
根据解密档案记载，在战俘营期间，溥仪认识了位名叫A.苏丹诺夫的苏联安全部门中尉军官。A.苏丹诺夫是哈萨克族人，1917年生于哈萨克斯坦，1941年奔赴苏联卫国战争前线作战，后来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对日作战，随后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工作。A.苏丹诺夫长得非常像中国人，以至于初次见面时溥仪竞将他误认作是自己的同胞。
1945年11月初，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前夕，溥仪被转到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习称伯力）。这次紧急转移的原因，溥仪后来才明白：他要到东京举行的国际公审会上，担任重要证人。
溥仪被关押到离哈市不远的克格勃第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到1946年春。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总部，积极为溥仪的东京出庭作各种准备。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供应。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伺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
皇室财宝失踪之谜
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带其他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但当他们第一次检查这些行李时，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去赤塔的途中，溥仪出于一种诚心，把其中的一些珠宝作为礼品送给押送他的官兵，其中有手表、烟壶、领带夹及其他首饰之类的物件。
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后，两箱珠宝被没收。1946年4月2日，当地珠宝收买局的代表发那耶尔斯基当着内务局财政司一处处长库兹涅佐夫上尉和出纳员戈拉西缅诺克的面，对这些财物作出评估，档案记载：111种珠宝被估价为473975卢布。一只18K金嵌一颗1.7克拉的珍珠戒指，定价为400卢布，一对嵌有四块3.3克拉玛瑙的23K金耳坠，估价600卢布。
在这批明显被低估的珠宝中，确有稀世珍品：重量分别为213.3和596克拉的两只纯金金盘，用一块钻石和两块红宝石（总重量34.8克拉）装饰的23K金虫形表，镶嵌有小石榴石装饰的金首饰盒；罕见的中式纯金戒指；形同蜘蛛，上嵌珍珠的纯金发针（蜘蛛的头部是绢玛瑙所做，双翅为玛瑙，眼睛是珍珠，颈部用九颗高纯度珍珠装饰）。
苏联国家安全总部官员认为，不经法院审理和正式调查就没收这批珠宝是“不合法的”，故而决定“以智取宝”。
1945年5月10日，四十五号特别监狱长克格勃官员德尼索夫少校，从哈巴罗夫集中营将溥仪接到位于郊区的内务局。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你好溥仪先生。我们请你来，不是审讯，而是随便谈谈。溥仪先生，您打算怎样处置您的珠宝呢？我们苏联现正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公债，假如您同意把自己的财宝献给苏联政府，那是再好不过了。溥仪：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既然你们开口了，我很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珍宝捐献给苏联政府。
说罢，有人已摆上了纸笔，让溥仪留下笔墨。溥仪当时这样写道：我恳求苏联政府接受我的珠宝以利战后发展国民经济。
苏方签字的人员是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
从此，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携带的这些中国珠宝归属苏联，被运到莫斯科转交国家保管局。除以上这些金银财宝外，苏联克格勃官员还得到了两件无价之宝的重要讯息——溥仪曾随身携带日本天皇赠送给他的一面镜子和一把宝剑——那是日本天皇的权力象征，被称为天照大神的圣宝。
根据记载，苏联国家安全总部审讯溥仪随行官员时，从洲国议院副主席桥本口中得知了这些物品的下落：满洲国皇帝在第二次访日归来时，带来的宝剑和镜子存放在建国神庙内。日本投降后，我们二人同时在奉天（沈阳）被俘，我被押往长春，以后便不知它的下落。这两件物品至今下落不明。
东京出庭前后的紧锣密鼓
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亲自通知溥仪说，下周将要找他谈谈关于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谈话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发来的紧急电报。部长指示要立即开始对溥仪进行审讯，审讯内容要按规定格式记录，并派可靠的紧急信使送往东京的前方原告谢尔盖·戈鲁诺夫斯基。部长拟定了六个莫斯科最感兴趣的问题，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有如下记载：一、确定溥仪作为“满洲国”统治者的法定身份和实际地位，并确认他确未控制满洲里，而只是扮演执政者的角色。二、证明满洲里的经济和政治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的，溥仪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们的任何要求，举例说明。三、由此确定满洲里实际上是日本的一个省。四、日本在满洲里实施了哪些欲将该地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的行动……五、搞清溥仪就日本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与被告二十八人中的哪些人或者其他日本人进行过谈判。六、确认溥仪是否了解以下情况：假如长春政府投降日本，日本政府打算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对溥仪的审讯，从6月12日起持续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30分。溥仪供出了无数洲国的机密，从如何在关东军内部署政治力量到在满洲里生产鸦片。那些天里，每天都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些颇难回答，譬如：日本怎样利用洲国进行各种反苏军事准备？日本对洲国实施了哪些压力？总之，审讯的重点在于苏联力图证明日本给洲国政府施加压力。
克格勃官员多次命令溥仪等人写《日本统治满洲国》的材料，这些手稿后来成为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时的发言内容。
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做证。苏方前一天为他特制了新西服、礼帽、衬衣、袜子和吊裤带。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这是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一段话，反映了溥仪当时的内心活动。
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曾大致记载此次审判的行程：行动小组由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雅佐夫少校、基特来维奇上尉、翻译佩尔米亚柯夫组成。1946年8月9日18点30分，行动小组随溥仪到达距东京五十公里的厚木机场。美国谍报机关的代表，分别为他们拍了照……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基耐恩单独询问了溥仪关于他是如何获悉日本人在满洲里的罪行，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还是屈于某种压力。溥仪答复说，有关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亲信报告的。证词属实无误，并表示他本人愿意到法庭作证。8月16日上午9点，溥仪在行动小组的陪同下到达法庭证人等候室，11时30分出庭作证。8月20日至21日，被告坂垣的辩护人美军少校博来克涅本·布鲁克声称：“假如我们证明溥仪的证词是出于压力而做出的，那么他的全部证词将无效。”他开始追问溥仪到苏联的经过，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没想到过某个民族会把您当作战犯吗？”“您的证词是不是威胁或许诺的结果？”证人回答说：“我只讲我了解的实情，没有人给我许诺，也没有人对我诉诸威胁。”行动小组于9月6日12时30分与溥仪一同起飞，17点30分到达BBCMOP机场，9月7日从这里起飞，9月8日抵达哈巴罗夫斯克。
被押解回苏联时，溥仪一路沉默不语，他时刻在揣测着自己的命运，直到他看见机场穿苏军制服的军人，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当溥仪走出机舱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亲吻地上的干草。
留苏“申请书”和葛罗米柯的“秘密报告”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的溥仪感到前途未卜，日日夜夜在“疑惧和幻想”中生活。
对于如何处置溥仪，苏联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给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报告”，内容如下：鉴于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了不错的证词，为防止他被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来进行反苏挑衅，决定将溥仪归还中国的日期推迟至东京国际公审结束以后。我们于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政府暂缓交溥仪，因东京国际法庭还有可能需要溥仪作补充证词。
而溥仪自己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溥仪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其中说：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在苏联得以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
……
我在满洲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恕我多求：恳求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
其它科学的研究……
当时，溥仪相信斯大林会允许他留在苏联，这样他就可以逃避中国政府对他的审判。他甚至想入非非地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在遭到拒绝之后，他还是一厢情愿地终日祈祷，祈祷能有如此好运。
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向苏联三次照会，坚持要求苏方交还溥仪，并指出一旦再需要溥仪出庭作证，将由中国国民政府护送他前往东京。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但苏联方面显然有他们的想法，葛罗米柯为交还溥仪一事，再次向最高当局递交报告，还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其中有如下字句：
鉴于目前满洲里部分权力还操纵在中国手中，我认为不应将溥仪及其他官员转交给。对中国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会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报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手中，最后，他们决定推迟将溥仪交还中国的日期。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5篇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规则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本调解规则以宪法、调解法等相关法律为根据，结合本会调解实践经验与实际状况制定。
第二条、 本调解规则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调解活动中的各项权利，保证调委会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准确提出调解意见，说服、教育职工和居民自觉遵守法律，促使调解协议的达成，公平、公正依法及时调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条、 本会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行政、刑事等专属管辖外的一切矛盾纠纷，适用本规则的规定。
第四条、 凡在本会进行调解，必须遵守本规则。
第五条、 经本会注册登记并经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方可以本会名义出具调解书。
第六条、 经本会聘任的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
第七条、 经本会聘任的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应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必要时也可主动进行调解，保障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与地位平等。对出具的调解书有义务督促履行。
第八条、 调解矛盾纠纷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调解权利。
第九条、 本会是在区司法局和区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矛盾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二章管辖
第一节 层级管辖
第十条、 基层调解小组调处所在单位（村）的矛盾纠纷。
第十一条、 调委会调处下列矛盾纠纷
（一） 基层调解小组申请移交的矛盾纠纷
（二） 在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矛盾纠纷
（三） 认为应当由调委会调处的矛盾纠纷
（四） 跨辖区或受委托调处的矛盾纠纷
第二节 区域管辖
第十二条、对申请人提请调解的矛盾纠纷，被申请人与其属同一单位，由申请人所在单位调解小组（员）调处；不同单位则由被申请人所在单位调解小组（员）调处，申请人所在单位调解小组（员）协助调处。
第十三条、双方或一方不在辖区，申请人提请调解，被申请人同意调解的，由本会进行调处。
第三节 移送和指定管辖
第十四条、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所在单位不易调解的，由本会调处或指定其他调解小组（员）调处。
第十五条、基层单位调解小组（员）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或需要本会调处的，可申请移交本会处理；本会有权处理基层单位调解小组（员）负责调处的矛盾纠纷，也可把自己负责处理的矛盾纠纷交由基层调处。
第三章调解组织
第十六条、本会或基层单位调解小组（员）调解矛盾纠纷，由调解员组成合议调解庭或调解员独任调解。
第十七条、本会设专职首席人民调解员，担任合议调解庭首席，并指导各调解庭、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调解小组长参加合议调解庭的，由其担任首席调解员，调解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出具，意见各一则按首席意见出具，但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第十八条、调解员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尊重当事人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权利。
调解员不得索取、收受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偏袒一方当事人，不得侮辱当事人，不得泄露当事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
违反如上调解纪律，由本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罢免或解聘。
第四章回避
第十九条、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 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人近亲属；
（二）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调解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第二十条、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告知指定调解员或在开始调解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调解后知道的，也可在协议达成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人员在本会作出是否回避决定前，应暂停本案调解工作。
第二十一条、本会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在申请提出的当日至迟不超过二日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决定。
第五章调解参加人
第二十二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矛盾纠纷调解的当事人。
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参加调解，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参加调解。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委托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接受或不接受调解意见及请求自行和解。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可放弃或变更调解请求，被申请人可承认或反驳调解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请求标的是共同的或是同一种类、本会认为可以合并调解并经当事人同意，为共同请求调解人。
共同请求调解人对调解请求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参与的调解行为经其他共同请求调解人的承认，对其他共同请求调解人发生效力；对调解请求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参与调节的行为对其他共同请求调解人不发生效力。
第二十六条、调解请求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经一致同意并确认，可推选代表人进行调解，代表人变更、放弃或承认对方请求，达成和解协议，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
第二十七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调解请求，第三人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有权提请调解；对当事人双方的调解请求，第三人虽无独立请求权，但调解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可申请参加调解或由本会通知参加调解。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人可委托1-2人作为其调解中的人。
第二十九条、无调解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人代为调解活动，法定人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的，本会做工作确定其中一人代为调解活动。
第三十条、委托他人代为调解的，必须向本会 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调解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请求或拒绝调解，必须有委托人特别授权。
第三十一条、人权限变更或解除，当事人应书面通知本会，由本会通知对方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人经批准，可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其范围与办法按本会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当事人请有人，但本会认为当事人必须到场的，当事人应到场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场，必须向本会出具书面意见。
第六章证据
第三十四条、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 书证
（二） 物证
（三） 视听资料
（四） 证人证言
（五） 当事人陈述
（六） 鉴定结论
（七） 勘验笔录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调解的事实根据。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必要时本会可据申请或主动进行收集。本会按程序，全面、客观审查核实证据。
第三十六条、本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本会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文件，辨别真伪，审查认可效力。
第三十七条、证据应在调解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调解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调解时出示。
第三十八条、经法定程序公正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调委会可作为调解的事实根据。 第三十九条、书证应提交原件，物证应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
第四十条、本会对视听资料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审查确定可否作为调解的事实根据。
第四十一条、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应根据需要履行作证义务，有关单位负责人应支持证人作证，能出席调解庭作证的应尽可能出庭作证，不能出庭作证的可提交书面证言。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第四十二条、本会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调解的事实根据。
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本会根据证据判断提出调解意见。
第四十三条、本会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提议并根据当事人双方协议或申请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
第四十四条、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应出示本会证件，并邀请基层组织或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家属应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进行，有关单位和个人根据本会通知，有义务保护现场，协助勘验工作，勘验人应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人签名或盖章。
第四十五条、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情况下，告知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第七章期间送达
第一节 期间
第四十六条、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日。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耽误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3日内可请求顺延，是否准许由本会决定。
第二节 送达
第四十八条、送达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四十九条、送达文书，应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或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人的可送交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本会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回证上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五十条、受送达人拒绝接收文书，经做工作仍然拒绝或明示不同意协议内容的，视为反悔、拒绝调解，不再送达，但应记入笔录。
第二编 调解程序
第八章一般规定
第五十一条、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 申请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 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三） 有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 属于调委会调解矛盾纠纷的范围
第五十二条、申请应向本会递交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口头申请，由本会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五十三条、申请书应记明下列事项
（一） 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与住址；
（二） 请求事项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五十四条、本会对符合本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予以受理；对不属于调委会受理范围告知有权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第五十五条、本会不受理刑事公诉案件、必须由行政机关作出裁决的案件以及必须由专门机关才能处理的案件。
第二节 调解前的准备 第五十六条、本会在立案之日起3日内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申请人在收到之日起3日内提出指定或选定调解员意见与是否申请回避和相关证据；在立案之日起3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及调解通知书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在收到之日起3日内提出是否同意调解书面意见与指定或选定调解员意见及是否申请回避。
第五十七条、在送达上述文书的同时，书面告知调解权利义务。
第五十八条、指定独任或合议调解的调解员以及调解员名册在送达上述文书时一并告知、送达。
第五十九条、调解员必须认真审核案卷材料，调取必要的证据材料。
第六十条、必须共同进行调解的当事人未参加调解的，本会通知其参加调解。
第三节 调解
第六十一条、本会调解矛盾纠纷，在当事人平等、自愿为主、本会根据情况主动介入为辅的基础上，根据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尊重当事人权利，不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权利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第六十二条、本会调解案件，一般不公开调解；当事人意愿并书面协商一致公开调解的，可公开调解，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除外。
第六十三条、本会调解纠纷，根据需要确定就地或调解庭调解。
第六十四条、调解前，书记员应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调解参与人是否到场，宣布调解庭纪律；调解时，由首席或调解员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调解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调解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第六十五条、调解调查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 当事人陈述；
（二） 申请人出证，被申请人质证；
（三） 被申请人出证，申请人质证；
（四） 告知证人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场证人证言；
（五） 申请人向证人发问，被申请人向证人发问；
（六） 调解员询问，证人退出。
第六十六条、当事人可在调查中提出新证据，也可要求重新调查、鉴定或勘验。
第六十七条、申请人增加请求，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请求，可合并调解。
第六十八条、辩论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 申请人及人发言；
（二） 被申请人及人答辩；
（三） 第三人及人发言或答辩 ；
（四） 相互辩论
辩论终结，由首席或调解员按照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六十九条、调解庭或调解员小结，提出调解意见，说服、劝导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七十条、书记员应将调解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调解员、书记员签名。
调解笔录由当事人、其他调解参与人阅读后签名或盖章，对遗漏或差错有权申请更正或由当事人填写补正意见加按手印。
第七十一条、对达成调解协议的，由本会统一制作民事调解书，在协议达成之日或协议达成之日起3日内送达调解书。
第七十二条、本会可根据情况启动联动调解机制，义务专家顾问团会诊机制及特邀调解机制。
第四节 调解中止和终结
第七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调解。
（一） 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同意继续调解的；
（二） 一方当事人丧失调解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事由，不能参加调解的；
（五）其他当中止调解情形。
中止调解原因消除后，根据当事人意愿恢复调解。
第七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调解。
（一） 申请人死亡，无继承人或继承人拒绝调解；
（二） 被申请人死亡，无遗产，也无应承担义务的人；
（三） 婚姻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
（四） 赡养、扶养、抚育 费及收养关系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
（五） 调解中一方明确拒绝继续调解的；
（六） 达成调解协议，一方反悔又不能达成新的调解协议的；
（七） 调解中需要鉴定而拒绝鉴定，经说服仍不愿鉴定的；
（八） 法定人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不能确定人的；
（九） 同一纠纷，调解中又通过或已经过其他途径解决的；
（十） 不同意指定调解员又不选择调解员的；
（十一） 其他应终结的情形。
终结后未解决矛盾纠纷又以同一事由申请调解的，可再行调解。
第五节 调解书
第七十五条、调解书应当写明
（一） 当事人基本状况；
（二） 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各方当事人责任；
（三）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方式和期限。
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委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调委会留存一份。
根据当事人意愿，也可启用联动调解办法制发仲裁调解书或进行司法确认，以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 第三编 结案
第九章装卷 回访 统计
第一节 案卷装订
第七十六条、调解结案后应按调委会档案管理办法统一装卷入档。
第七十七条、装订应统一填写卷面内容，卷内应按下列顺序装订
（一） 卷内目录；
（二） 申请书原件；
（三） 批办单；
（四） 证据材料、调解笔录；
（五） 协议书原、正本；
（六） 送达回证；
（七） 备注
第二节 回访
第七十八条、结案后，承办人应定期回访当事人，督促协议的履行。
第七十九条、调委会定期回访当事人，征询各方意见，了解、评查调解质量和效果。
评查结果记入案卷备注、调解员年度考核表。
第三节 统计
第八十条、结案后应填写统一印制的结案卡片，报送调委会。
第八十一条、各基层调解小组（员）应在每季末上报矛盾纠纷处理件数，以便调委会汇总和上报。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6篇
“李庄案”一审判决有罪
就此案一审宣判,本案公诉人认为判决恰当。而1月18日上午,李庄的律师高子程则正式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
由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律师李庄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0年1月8日上午9点30分作出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判处李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人士百余人旁听了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委托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先后支付了律师咨询、刑事辩护、民事、法律顾问费150万元人民币。
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12月4日,李庄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其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其之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12月3日,李庄在某酒店内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的供述作伪证。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伪证,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11月24日,在该市高新区南方花园某茶楼,李庄指使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公司员工汪某、陈某、李某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一中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另一涉黑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交通知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后续:
李庄称,“宣判3日前未接到开庭传票,法庭宣判当属非法。”
就此疑义,审判长向媒体阐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2条的规定,定期宣告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人、诉讼人和辩护人。因此,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在宣判3日前向被告人送达开庭传票,而法院已于2010年1月5日向被告人李庄送达了开庭传票并通知了公诉人、辩护人,公告了宣判时间和地点,所以当日开庭和宣判程序完全合法。至于李庄称法院向其送达的传票上注明的是“开庭”,法院认为,宣判依然是庭审活动的一部分,传票表述并无不当。
对此案的一审宣判,本案公诉人认为判决恰当。而李庄的律师高子程于1月18日上午,已正式向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
解读:
公诉人解读案件经纬
控辩双方激辩数小时,涉及“证人证言的合法性”、“李庄妨害作证行为认定”、“伪造证据无物质载体的争议”等等方面的焦点问题。
因本案社会影响大,吸引了全国各地数十家媒体记者,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界人士旁听。重庆检察机关派出了优秀公诉人、检察员贺贝贝、么宁出庭支持公诉。北京知名律师高子程和陈有西担任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该案从12月30日9点10分开庭审理,直到31日凌晨1点多钟庭审才结束,合议庭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
庭审伊始,李庄便向法庭提交了希望案件移送重庆之外的其他法院管辖、希望案件延期审理等五份申请,在被审判长逐一驳回后,李庄又随即提出:要求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和公诉人回避。
“我会书面提出对你们八个人的回避申请,每人写一份回避申请,把你们换了我再申请,我会这么一直申请回避下去,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李庄的要求被审判长当即依法制止,公诉人开始对李庄进行讯问,庭审进入法庭调查阶段。
控辩双方的五大焦点问题
在举证质证和辩论期间,控辩双方进行了数小时的激烈争论,双方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七个方面:
焦点一:证人证言的合法性
辩护方: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本案中所有证言,均是证人在被羁押状态下取的证,其证言不真实,取证程序也不合法。
公诉方:书面证言均为两名以上侦查人员按照法律程序合法讯问,并告知了证人的作证权利和义务,笔录也交其阅读更正,签名捺印予以确认。无论是取证主体、取证程序还是取证形式,均符合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其次,今天庭审要查明的是李庄是否犯罪、犯有何罪。根据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和本案有关的证人,知道李庄案件的情况就应当作证,他们是否被羁押和是否能作证人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这些证人在本案中是证人,或许在其他案件中又是其他身份,当然他们具体的身份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因此,不能以被羁押为由质疑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公诉人举示的书面证言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焦点二:李庄的妨害作证行为
辩护方:李庄表示,对公诉机关提供的108名证人,李庄并未与其接触,更谈不上妨害作证。
公诉方:刑法第306条的“妨害作证”是指“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引诱既包括利益引诱,也包括非利益引诱。至于这种引诱是要直接接触证人来实施,还是通过第三人的行为来实施,均不影响引诱行为本身的认定。因此,尽管李庄没有见过控方提供的108个证人,但是否见面不是认定“引诱”行为成立与否的要件,被告人提出的这一观点不影响指控成立。
焦点三:伪造证据的物质载体
辩护方:李庄及其辩护人多次提到,本案中公诉人出示的大量证据只有口供,并无伪造证据的物质载体。
公诉方:被告人的供述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李庄实施的行为是属于帮助龚刚模伪造供述的行为。伪造证据是指制作并不真实的证据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伪造证据是一种故意捏造事实的行为,捏造的事实通过证据这一载体反映在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既可以表现为编造一个原不存在的新的证据,也可以表现为对已经存在的证据进行篡改、歪曲,对其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通过行为人违法的行为来改变,也可以视为伪造证据。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系行为犯,李庄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龚刚模是否实际翻供、程琪是否作伪证,不影响对李庄犯罪事实的认定。因此不应以是否有物质的证据来衡量李庄的行为是否完成。
焦点四:李庄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辩护方:李庄及辩护人认为,李庄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其行为只是在正常履行法律赋予的辩护职责,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公诉方:为了达到李庄所追求的为其人龚刚模脱罪的目的,李庄精心构思、策划实施了诸多相互联系的行为。一方面,李庄在会见中,根据其对案情的了解,教唆龚刚模翻供;另一方面,为了使其翻供合情合理,李庄又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事实及具体细节,并教唆吴家友不惜出巨资去贿买警察来作伪证。一方面,李庄在会见中,教唆龚刚模对一些关键事实予以否认、翻供;另一方面又串通程琪、龚刚华等人来作伪证,实现与龚刚模翻供后的口供相印证。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李庄在本案中,具有第306条规定的主观故意。
焦点五: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第306条规定的罪名
辩护方:李庄及辩护人认为,即使书指控的这些事实全部成立,李庄也不构成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罪名。
公诉方:李庄的行为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我国刑法第306条第1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构成辩护人、诉讼人伪造证据、毁灭证据罪。
首先,在主体上,李庄的身份是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这一点无争议。
在客观方面,李庄在与龚刚模会见中,向其宣读同案人的供述笔录,诱导并唆使其翻供,编造并不存在的刑讯逼供的事实,这是一种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犯罪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这一规定,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本案中,李庄向被告人龚刚模宣读同案人的笔录,告知龚刚模在李明航被杀一案中,同案人没有交代龚刚模,告知龚刚模保利俱乐部的经理唐筱在逃等情况。因为李庄知道,只有龚刚模改变以前的供述,将相关重罪推卸给樊奇杭等人,才能使龚刚模逃脱司法机关的公正审理。为了对其翻供寻找合理的理由,李庄还要龚刚模说“被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被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等”。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提供辩护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与司法机关共同维护司法公正。而李庄这种为了达到自己所谓的辩护效果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显然背离了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要求。李庄的行为,帮助龚刚模伪造了一种刑讯逼供的事实来原有供述。由于司法机关查办及时,尽管这种新的供述还没有在法庭上呈现出来,但不影响对李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的总体评价。
除了上述行为外,李庄经过精心构思、策划,还采取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伪证、唆使龚刚华安排保利俱乐部的员工作伪证、指使吴家友用金钱去收买警察作伪证的手段,妨害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妨害司法公正和司法秩序。
李庄在完全没有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将自己主观上需要证人来证明的意图通过龚刚华这一中间环节,强加给保利几名员工,不顾这些员工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要求这些人就要按他说的意思去作证,这是对证人作证意志的绑架,这些证人因此而做出的证言,不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必然是伪证。
在主观方面,李庄具有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犯罪故意。李庄作为一名从事刑事辩护人十多年的执业律师,明知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辩护人的正常职责,却超越法律界限,决意实施帮助他人伪造证据及妨害作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
李庄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如果不是本案的及时侦办,这种拢乱的后果将进一步扩大。总之,李庄的行为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声音:
众议李庄法庭表现
辩护人的脚印必须踩在法律的红线之内。本案审理的意义就在于敦促法律人敬畏法律、依法执业!
法庭上,李庄继续表现出他在以往刑事案件中一贯的强势态度,先是向法庭提交了希望案件移送管辖、希望案件延期审理等五份申请,进而又要求包括审判员、公诉人和书记员在内的八名司法工作人员回避此案,导致合议庭中途休庭两次。
当法官问到李庄在要求公诉人回避此案有何法定理由时,李庄回答:“没有理由,就是想充分履行法律赋予我作为一名被告人的神圣权利。”现场一片哗然。一位旁听庭审的法制新闻记者半开玩笑说道:“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说李大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很有一套’,今天耳濡目染,他确实有些过分了。”
借休庭间隙,我们采访了两名旁听的公民。
一位老同志说,李庄很会表现,但表现得太过了。比如在法庭驳回他要求公诉机关、审判机关集体回避的理由后,竟然提出要求出庭公诉的公诉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等八人都回避本案,其理由是“这是他的权利”,他要把法律规定的每一项权利都用到,但他又提不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8条所规定的任何回避依据和理由。他还要求法庭要对这八人的回避要给他逐一答复,以此拖延时间或者延期审理。
一位政协委员说,李庄在庭上态度强硬地说,如果法院不同意他的申请,他将在整个庭审一言不发,并将要求他的辩护人也全部保持沉默,这种行为是一种要挟法庭、藐视法庭的行为。
中午休庭时,一位旁听的法律界人士从专业的角度对法院为何驳回申请进行了解读:
关于回避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之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4)与本案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是指除该条规定前三项之外的某种关系,比如办案人员于本案当事人现在或者曾经是邻居、同学、同事、师生等关系,或者有个人之间的恩怨等等,而且由于存在上述关系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也应当回避。
由此可见,法律规定很清晰地表明,刑事诉讼程序中申请回避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李庄要求江北区检察院、江北区法院集体回避,要求异地审理的申请,不是法定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至于李庄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要求对龚刚模进行验伤的申请,法院之前就分别已收到这些申请,并专门去调取了所谓的监控录像,但经查实,只有适时监看,无录音录像系统,因此不存在监控录像问题。至于对龚刚模的验伤问题,法院已在开庭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了验伤,并出具了报告。
因此,法庭驳回李庄的这些申请理由是充分的。
最后,这位法律界人士还表示,感觉法庭充分保障了李庄的权益,让李庄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本案公诉人贺贝贝: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之所以规定必须具备控、辩、审三方主体,就是为了保证司法审判的程序正义和正确适用刑罚。辩护人在诉讼中肩负着追求司法公正的神圣使命。根据事实和法律,开展刑事辩护工作,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辩护律师的天然职责。随着修订后的97《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地位,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起着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甚至是监督司法能否依法进行的重要作用。
辩护人为当事人进行辩护,提供证明其无罪、罪轻的证据是其职责所在。但这决不意味着辩护人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不顾事实,采用违法甚至犯罪的手段设法为当事人逃避、减轻法律处罚提供帮助,辩护人的脚印必须踩在法律的红线之内!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7篇
就在这样一个毗邻中国的俄罗斯小镇里有一栋神秘的楼宇，70多年前傀儡皇帝溥仪就曾被囚禁在这里。这栋楼宇环境优雅，原是一个俄国贵族大家的产业。后来被苏维埃政府没收，当作少年宫使用，二战时被改成一个工业学校。这栋小楼的外墙涂抹了淡蓝色的油漆，色调与楼前的大树和周围的草坪十分和谐。给人一种清净、惬意的感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准备逃亡之际，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远东。他在苏联远东度过了长达5年的囚禁生活，在这期间，他和随员过着怎样的日子？除了史书的一些记载之外，还有哪些幕后故事？笔者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答案。
日本去不了，成了苏军俘虏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远东军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有力配合下，风卷残云、长驱直入，相继攻克了牡丹江、哈尔滨，直逼日军扶持的首都――新京（长春）。
苏军兵临城下，在夕阳残照中，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站在长春司令部阳台上双泪横流。日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3个多月时间里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3月，扶植了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所谓的“满洲国”伪政权。未曾想此刻苏军大兵压境，“满洲国”就将土崩瓦解。大限已到，山田想到了应该让傀儡皇帝溥仪逃出东北，流亡日本，或许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于是，他派出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立即向溥仪宣布的“国都”即刻迁往通化，要马上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还对溥仪危言胁迫说：“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杀害！”但皇室搬迁岂是说迁就迁的。经过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3天宽限。
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溥仪他们听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天，溥仪在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13年零5个月的在这里唱响了挽歌。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许带几名随行人员。17日上午11点。溥仪一行所坐的飞机抵达沈阳机场。正当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其他人所乘的另外两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一架苏联飞机降落了，从机上下来一些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迅速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在等待换乘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随即被苏军捕获。
1945年至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前苏联少将科夫多・斯坦克维奇，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所知的溥仪被俘获的经过。
1945年8月20日，科夫多・斯坦克维奇到达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在沈阳竟然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溥仪准备飞往日本。因为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拦住了一位身材端庄、身穿军服正走向飞机的人。经过讯问才搞清楚，要搭乘飞机的正是溥仪。于是，我决定抓住他……”苏联政府随后向世界宣布：苏军已捕获日本操纵下的中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
而在1999年5月，前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老战士、原莫斯科军区中将亚历山大・热尔瓦科夫访问沈阳时。向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塔敬献鲜花后。这样讲述了押送皇帝溥仪赴苏联的亲历往事：苏军在沈阳机场正紧张忙碌进行接管时，突然从东北方向的天空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一架日本小型军用飞机和随后而来的两架破旧的民用航空小飞机，引起了苏军的注意。苏军立即起飞3架“雅克”战斗机迫降了日机，并迅速登上飞机将一干人等押解下来。经查询，乘坐这几架日机正欲飞往日本的就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及部分皇室成员。
苏军提问：“哪个是满洲国皇帝？”
“我是满洲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惶恐地站起来回答。
“这些人都是谁，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我的侄子毓赡、毓螗、毓堑热恕；褂形业奶身侍卫李国雄、御医黄子正。”
苏军又指着在场的日本人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吉冈安直回答：“我是日本帝室‘御用挂’，其他4个人是日本宪兵。”接着，吉冈安直用俄语直接请求，“可否将溥仪一行9人带往日本？”
这个请求当即遭到否决。
皇帝被俘，事P重大。苏军克拉夫钦科上将立即发电报向苏联红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示，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密电斯大林，并得到了回复：“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立即将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转移遣送苏联。要求对溥仪一行安全护送，万无一失。”溥仪一行9人被安排从沈阳机场起飞后径直向北方飞去。
苏军翻译官按苏军首长的指示找溥仪谈话。他告诉溥仪：“苏军之所以把你们送往苏联。主要是远东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中国境内政局还不稳定。为了你们的安全，把你们转移到苏联，待到中国政局稳定后。再送你们回中国。”他又十分坦率地告诉溥仪，“根据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命令。暂时把你们送往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溥仪听后。精神好像又振作起来了，刚被苏军俘虏时担心被“处决”的念头有所转变，但心中没有底，又向苏联翻译官请求说：“为了我们的安全，苏联政府做了一切努力，我们十分满意。但我也有个想法，要求永远留在苏联。”翻译官耐心地告诉他：“你的最后归宿现在还说不定，但苏联政府会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押送溥仪等人的飞机抵达苏联远东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市。1945年10月中旬，溥仪等人又被押解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第45号特别羁押所。这里便成了溥仪在俄罗斯的“行宫”。
这座“行宫”是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房，过去是一个工业学校。溥仪一行人到达后，被安排在一楼居住，而被苏军俘获的一些日本战犯被关到二楼居住，地下室被当作食堂。每天最先被安排吃饭的是溥仪一行。而溥仪的饭菜可由他的侄子领取后，直接送到房间里去吃，他本人不用抛头露面。这其中大概有苏方出于对溥仪安全方面的更多考虑。
溥仪的“行宫”之所以被冠以“特别”二字，还因为除了这里是关押皇帝的地方外，其他被收监的人基本上都是将官或者相当于将官以上的日本战犯。苏方参照国际军事惯例规定，凡将官以上的俘虏，每月发给30卢布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不少的补贴。其他不是将官等级的俘虏每月发给15卢布，算是校级军官待遇。伯力市的国营食品店每月有人过来一次，卖些香烟、糖果之类的零用物品。所以，大部分人就在那时把每月发给的零用钱差不多都花掉了，因为留着也无用。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买，而且又不能外出购物。另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0盒香烟。不会抽烟的就用香烟玩，溥仪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参与，整天念经。
1945年11月初，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溥仪突然被转移。这次紧急转移的原因。溥仪后来才知道：他将要到东京举行的国际公审会上。出庭担任重要证人。直到1946年春。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总局都在积极为溥仪的东京出庭作各种准备。
饱食终日，只待出庭作证，
当年负责照顾溥仪饮食起居的服务员是玛丽娜。她的孙子、45岁的阿辽沙现在一家银行当保安。他告诉笔者，当年他的奶奶是名军人，她是负责监护、照顾溥仪的管理员之一，而一天三班倒负责监管溥仪的10多名军官全部是抽调来的。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胜利。国家的经济情况尚未好转，老百姓还处在缺衣少吃的困难境地。但是苏联政府为了把溥仪一行照顾好，让他能够健康地走上法庭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作证，军方特地组织了几名医学专家和护理人员为溥仪服务。
阿辽沙的奶奶主要负责溥仪等人的饮食供应和管理。保证溥仪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供应。溥仪从不用像其他随员那样参加每天必需参加的劳动。可以在护理员的监督陪同下。在院墙内散步、健身、喝茶，与苏联工作人员聊天。溥仪的生活起居一应都由3个侄子和原皇室随侍伺候。溥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还保持“皇上”作派，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而在苏联人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谦和、服从。绝不流露皇帝的威严。
阿辽沙说：“对于这个中国皇帝的到来。必然引起苏联人的好奇，都想看看这位东方皇帝与沙皇有什么异同，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身着皇袍、玉带。但是戒备森严的监管场所，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明岗暗哨。外人休想迈入一步，就连接近这个区域都是很冒险的事。但的苏方工作人员则时常想法去接近一下这位传说中的皇帝，看看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天子龙威。”
阿辽沙告诉笔者：“经常听奶奶讲，为了防止溥仪生病或出意外，苏方即使在夜间也严格加强对他的监护。有时溥仪晚上说梦话或惊醒，苏方都要马上对他进行检查、诊治。生怕影响到他能正常回忆或书写揭发日军的出庭证词。打个中国人的比方，他们对溥仪真是做到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苏方的护理和警卫人员每天都细心地照顾着溥仪，天天期待着他能早点出庭作证。可以说这项具有高度风险责任的任务对于每个警卫、护理人员都有很大压力。因为万一在谁值班时出了问题，上峰都会严惩不怠。苏联高层对于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皇帝，有足够的重视。
出庭东京。作证日本侵华罪行
溥仪作为高级战犯，整天囚禁在远东的日子里，决不会总是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他没有“行宫”外树上小鸟那样的自由自在。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来通知溥仪，将要对他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进行一次深谈。
谈话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发来的紧急电报。部长指示要立即开始对溥仪进行审讯，审讯内容要按规定格式记录，并派可靠的外交特使，送往东京。部长拟定了几个莫斯科感到重要的题。
从披露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能够看到如下记载：
一、确定溥仪作为“满洲国”统治者的法定身份和实际地位，并确认他从未控制“满洲国”，而只是扮演前台执政者的角色。
二、证明“满洲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的，溥仪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们的任何要求。（举例说明）
三、由此确定“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直接掌控的一个省。
四、日本在“满洲国”实施了哪些欲将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的行动……
五、搞清溥仪就日本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与被告28人中的哪些人或者其他日本人进行过谈判。
六、确认溥仪是否了解以下情况：假如长春政府投降日本，日本政府打算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克格勃对溥仪的审讯，从1946年6月12日起持续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30分。溥仪供出了无数的机密。从日本关东军如何部署政治力量到在内生产鸦片。那些日子里。克格勃官员每天都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些颇难回答。譬如：日本怎样利用进行各种反苏军事准备？日本对实施了哪些压力等等。
克格勃官员多次命令溥仪等人写《日本统治满洲国》的材料，这些手稿后来成为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时的发言内容。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作证。苏方于前一天为他特制好新西服、礼帽、衬衣、袜子和吊裤带。
溥仪回忆说：“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军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8天。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克格勃解密档案中记载此次审判的行程：
1946年8月9日18点30分，行动小组随溥仪到达距东京50公里的厚木机场。美国谍报机关的代表分别为他们拍了照……
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律师基耐恩单独询问了溥仪关于他是如何获悉日本人在满洲里的罪行，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还是屈于某种压力。溥仪答复说，有关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亲信报告的，证词属实无误，并表示他本人愿意到法庭作证。
8月16日上午9点，溥仪到达法庭证人等候室，11时30分出庭作证。
8月20日至21日，被告板垣的辩护人美军少校博来克涅本・布鲁克声称：“假如我们证明溥仪的证词是出于压力而作出的，那么他的全部证词将无效。”他开始追问溥仪到苏联的经过，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没想到过某个民族会把您当作战犯吗？”“您的证词是不是威胁或许诺的结果？”
溥仪回答说：“我只讲我了解的实情。没有人给我许诺，也没有人对我诉诸威胁。”
作证结束。溥仪被押解回苏联时，一路上沉默不语。他时刻在揣测着自己的命运，直到他看见机场穿苏军制服的军人。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
写申请书，请求长留苏联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被关押在远东的溥仪感到前途未卜，日日夜夜在恐惧和猜测中度过。
苏联方面对于如何处置溥仪，有自己的打算。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着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报告”。报告称：“鉴于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了证词，决定将溥仪归还中国的日期推迟至东京国际公审结束以后。我们于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政府暂缓交还溥仪，因东京国际法庭还有可能需要溥仪作补充证词。”
而溥仪自己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曾3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又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溥仪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其中说：“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在苏联得以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我在‘满洲国’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恕我恳求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当时，溥仪相信斯大林会允许他留在苏联。这样他就可以逃避中国政府对他的审判。因为他知道。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是不可能把自己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仍然犯有应负的罪责。
回到中国。度过迥异人生
对于溥仪的去留，苏方是在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基础上考虑的。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向苏联提出3次照会，坚持要求苏方交还溥仪，并指出一旦再需要溥仪出庭作证，将由中国国民政府护送他前往东京。1948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但苏联方面显然有他们的打算，葛罗米柯为交还溥仪一事，再次向最高当局递交报告。还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对允许溥仪回国一事作出如下阐述：
“鉴于目前满洲国部分权力还操纵在中国手中，我认为不应将溥仪及其他官员转交给。对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会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报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手中，最后。他们决定继续推迟将溥仪交还中国的日期。
阿辽沙介绍说：“当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后，整个的监护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警卫和护理工作由特级改成一般级别。从莫斯科和洲政府派来的高官陆续抽调回去了。而监所周边的居民有时还能看到苏军人员陪同皇室人员到街上的商店、市场转悠的身影。溥仪的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改变，日伪官员和日本战犯一样，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然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岁月里，惴惴不安的溥仪及主要随从们担心：如果没被允许永久留在苏联生活，那么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那些日子，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溥仪一行人的心境。
1949年12月25日。溥仪得知苏联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伯力审判，也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伯力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审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分别被处以2至25年徒刑。这给了溥仪很大震动，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清算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所以经常询问监视他的卫兵，自己会不会在苏联被枪毙，或者被中国政府要回去判处死刑？
新中国诞生的礼炮震撼了世界，百废俱兴的新中国政府没有忘掉因为各种原因被押解到苏联的溥仪及一部分日本战犯。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农场里服刑半年后。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战犯内，于1950年8月1日押解到绥芬河，交给新中国政府。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多次谈判之后。苏联决定将皇帝溥仪移交给新中国政府。
溥仪等人于8月5日由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乘火车经绥芬河被遣送押解回国。溥仪离开中国将近5年。在他告别远东这一天，天空下起了细雨，厚重的乌云在天空翻滚。溥仪强忍着将要落下的泪水，踏上了回国的专列，内心思索着如何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
尾声
溥仪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被中国法庭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10年。在被关押改造的日子里，溥仪逐步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能按照监所的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改造，并认真接受思想教育，有认罪、悔罪的实际行动。
1959年末，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和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当天，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爱新觉罗・溥仪！”当溥仪听到自己的名字，先是一愣，尔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向主席台，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溥仪转过身时，众人发现他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人员竟然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据说，当年在看到上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就要有这个气魄！”
伟人的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及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宽广胸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使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人生传奇，发出了异样的光彩。
溥仪被特赦后不久被选为政协委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写出了一本广为人知的自传体纪实作品《我的前半生》。由衷地道出了他由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的变化过程。在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体现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腐朽的旧社会的巨大反差。
1967年10月17日，爱新觉罗・溥仪因病在北京逝世。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8篇
取得证据规则是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及其相对人和其它利害关系人收集、调取证据所应遵循的程序、方法和应满足的条件。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中的取证缺乏明确一致的规定。本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力的局限，也不可能对行政程序中调取证据行为作出设定，只能通过对举证要求的规定，实现对取证行为的规范。事实上，本司法解释第二部分“提供证据的要求”，就是对取证行为的要求。如果取证不符合要求，举证当然就不可能符合要求。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归纳为取证规则。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取证时限规则］
即取证时限上的要求。该规则涉及司法解释中的两个条款。即第3条：在诉讼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第60条1项：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被告收集证据，一般应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的行政程序中进行。该规则不约束原告、第三人。
（二）［证据形式要件规则］
所有证据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证据的形式要件是指证据在形式上所应满足的条件。证据形式应该说是审查判断证据可采信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被采用，除内容因素外，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据形式是在取证过程中形成的。加强对证据形式要件的理解认识，不仅可以规范取证行为，也有利于提高质证和认证水平。
［书证］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民、图画等所表达和记载的思想内容明案件待证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它物品。具有稳定性强，易于保存，不受载体限制特点。应调取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应当注明出处并经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报表、图纸、帐册、科技文献应有说明材料；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由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盖章（10条）。
［物证］物证指以其存在形式、外部特征、内在属性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实体物和痕迹。应调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该物证的照片；种类物调取其中的一部分（11条）。
［电子证据］电子证据是伴随现代电子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证据形式，除电子邮件（E－mail）外，还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划拨、电子公告牌记录等，早在60年代，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就确立了关于电子证据的大量判例。南非于1983年、加拿大于1998年还分别制定有《计算机证据法》。本司法解释称之为计算机数据。即向法院提交计算机数据或录音、录像视听资料证据，应调取原始载体或复制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证明对象，制作人等；声音资料应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12条）。
［证人证言］指了解案件有关的人向法院所作的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陈述。应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应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13条）。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所作出的结论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14条）。
［现场笔录］现场笔录是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当场进行调查、处理、处罚而制作的文字记载材料。是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形式。勘验笔录与现场笔录近似，只是制作主体、时间略有区别。形式上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15条）。
［域外证据］域外证据主要指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当事人调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16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原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复函》的规定，我驻外大使馆具体行使涉外公证认证的职能部门是领事部，其他部门不具有该项职能，出具的涉外公证认证文书无效。我国已于1997年加入海牙国际取证公约。
调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证明主要有四种方式：1、我驻港、澳机构的证明；2、当地工会联合会等团体的证明；3、我司法部委托的港澳律师的证明；4、台湾不冠以“中华民国”名义的公证机构或民间组织的证明。
［外文证据］外文证据主要指外文书证、外文视听资料等由外国语言文字形成的证据。当事人调取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17条）。
［证据］指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证据。对这类证据在形式上应作出明确标注和说明。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作出明确标注（18条）。
（三）［法院取证规则］
本司法解释首次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依职权调取规则］人民法院有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调取证据：（1）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回避、中止、终结诉讼等程序性事项。（22条）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委托证据所在地法院调取。不能完成委托内容的，应告知委托的法院说明原因（26条）。
［应请求调取规则］原告或第三人（不排斥被告）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以下三类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1）国家有关部门保存，且须由法院调取的证据；（2）证据；（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其他证据（23条）。这是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申请调取证据的程序是，申请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写明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证据持有人姓名或名称、住址、拟取证内容和要证明的案件事实（24条）。法院对调取证据的申请应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及时调取；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当事人或其人，并说明理由；当事人或其人可以在三日内申请复议一次，法院在五日内作出答复（25条）。
［取证目的规则］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23条2款）。
（三）［证据保全规则］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于取得的情况下，由法院应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对证据进行的固定和保护。
［程序规则］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27条）。
［方法规则］人民法院保全证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象、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到场（28条）。
（四）［现场勘验规则］
勘验是司法或行政执法人员凭借感觉，包括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以及专门调查工具对案件相关场所进行观察、检验以收集证据的活动。
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33条）。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员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33条）。
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34条）。
二、举证规则
行政诉讼举证，就是指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事实损害行为、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承担何种赔偿责任的诉讼活动。
（一）［举证责任配置规则］
举证责任，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因举证不能或不力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法时代。当时主要是指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理论研究中称之为主观举证责任，即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或负担。后来法国学者提出了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是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而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情况下，判决由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就出现了举证责任如何配置的问题。理论上有法律要件分类说、权利限制扩张区别说等观点。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德国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与民事诉讼相同。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采此说。该学说将民事法律规范分为权利产生规范、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排除规范，前者为基础规范，后三者为对立规范。主张权利存在者就权利规范中关于权利事实存在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主张权利不存在者应就对立规范中，权利消灭（如债务已清偿）、权利妨害（如没有或限制行为能力）、或权利排除（如已超过时效）等负举证责任。
权利限制、扩张区别说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限制国民权利、课处义务的行政处理诉讼，由行政机关就行为的适法性负举证责任；国民请求扩张权利或利益领域应就其请求权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这次制定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没有照搬前述理论，而是规定行政机关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申请授益，应就其请求符合法定条件负举证责任，且对原告没有适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即：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1条）和被告认为原告超过法定期限的（4条3款）负举证责任。原告应负责提供三类证据材料：符合条件的材料（4条1款）；诉被告不作为，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曾提出过申请的材料（4条2款）；赔偿诉讼中，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5条）。同时规定了原告享有提供被告行为违法的证据的权利（6条）。
（二）［举证失权规则］
举证失权指无正当理由超出法定举证期限，即丧失举证权利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举证期限的规定，长期以来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也不利于公正价值的实现。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被告举证的期限作了原则规定，不够完整。这次证据规则作了如下调整：
被告应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抉扬规范性文件；因不可抗力或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它正当事由不能如期提供的，应在举证其限界满前提出延期举证申请，法院准许的，应在正当事由消除后10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没有证据（1条）。
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审理前或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法院准许的，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于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法院不予接纳（7条）。
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1条）。
（三）［证据管理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的管理原来也一直无法可依。本次司法解释对证据管理首次作了规定即：
［证据指导］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时，应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以及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举证时，应提出延期举证申请（8条）。
［分类编号］这是当事人对证据进行的整理。当事人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中盖章，注明提交日期（19条）。
［证据交接］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名称、种类、份数、页数、件数等及收到时间，经办人签名或盖章（20条）。
三、补证规则
行政诉讼中的补证，是指案件已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当事人依法主动或应人民法院要求补充相关证据，从而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诉讼活动。从广义上讲，补证也属于举证，但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诉讼行为。
［补证目的规则］补证的目的和价值绝对不是为了补充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在于当事人所举证据有缺陷，尚不足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下，便于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审查判断认定已有的证据和待证事实，在于排除非法证据，强化质证和准确认证。补证即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义务。补证主要适用以下情形：（1）当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提出的主张。如提供了主要证据，没有提供次要证据；相反，只提供了次要证据而没有提供主要证据；（2）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有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没有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3）当事人虽然掌握了证据，但出于种种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未全部提供；（4）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瑕疵，如证言含混不清，物证不够完整，视听音像资料不清晰等；（5）当事人追加诉讼请求不明确；（6）某项证据的成立，要有其他证据佐证，而当事人并未提供这类证据。
［补证方式规则］原告或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证据的，经法院同意，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2条）。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补充有关证据（9条）。
四、质证规则
质证，在美国被称为CrossExamination，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行政法官主持下，对对方证人所作的盘问。行政诉讼质证，指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在法官主持下，于证据交换或庭审中，对对方展示的证据进行辨认、质询、说明、解释以确定证据效力的活动。质证的价值，在于提高证据的可采性，寻找可定案证据，为认证作准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官的内心确信。
（一）［证据交换与展示规则］
（1）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21条）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37条）。
（3）当事人申请人民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38条）。
（4）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据复制件、复制品或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40条）。
（二）［质证内容与方式规则］
（1）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2）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当事人及其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39条）。
（3）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职权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有关部门鉴定（42条）。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或证人因年迈体弱行动不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41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43条）。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45条）。
（4）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49条）。
（5）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50条）。
（6）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52条）。
（7）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51条）。
（三）［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
专家辅助人，也称诉讼辅助人，是指在科学技术和其它专业方面具有特殊知识或经验的人，类似于法官或法庭顾问，其即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也不同于鉴定人。这次司法解释称之为专业人员。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力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48条）。
（四）［重新鉴定规则］
（1）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29条）。
（2）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坚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30条）。
（3）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鉴定的内容；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的过程；明确的鉴定结论；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32条）。
五、认证规则
行政诉讼认证是法官对证据三大属性，即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所进行的综合审查判断。
（一）［证据裁判主义规则］
即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53条）。虽然只有这短短的一句话，但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以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以法律事实为基础“证据裁判主义”的新纪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并同时为我国三大诉讼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认（刑事诉讼第6条、民事诉讼第7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被奉为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本无可厚非，但过去一般都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依据。由于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法官通过证据“重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虚拟”的事实。因此，“客观事实”在诉讼中是不能实现的，诉讼也没有必要达到客观真实。
德国学者KarlLarenz（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中，将案件事实分为“事实上发生的案件事实”即客观事实、“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即主观事实和“法律上的事实”。“事实上发生的案件事实”具有不可回复性；“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则具有多变性，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就可能不一样。唯有“法律上的事实”是通过诉讼程序最终认定的事实，具有“可接受性”。依照完善的证据立法和科学的证据规则就可以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法官的任务就是通过证据去查明和认定法律中规定的“案件事实”。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58条）。非法证据的17种情形：
（1）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2）经合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质证，且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方提供的证据；（3）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证人的推测或者评论；（4）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5）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6）以引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7）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材料；（9）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无法印证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10）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辩明真伪的证据材料；（11）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12）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13）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14）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60条）；（15）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61条）（16）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鉴定结论（62条）。（17）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57条）
（三）［补强证据规则］
所谓补强证据是指某一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证据。补强证据规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制。在国外，补强规则通常适用于言词证据，而我国不仅适用于言词证据，还适用于视听资料、书证、物证等。补强证据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备证据资格。第二，与被补强的证据材料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事实。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9条及其司法解释最先规定了补强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辩明真伪国，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补强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类：
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以认可的证据材料；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71条）。
（四）［最佳证据规则］
所谓最佳证据规则，是指数个证据对某一特定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都有证明力，只能采用可能得到的最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书证，即对书证内容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是出示原件，副本、抄件、复印件都是第二手或第二手以下的材料。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有：
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63条）。
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64条）。
（五）［自认证据规则］
自认仅指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承认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包括对对方诉讼请求的认诺。对自认，我国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自认的客体是否包含对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认诺。分歧产生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证据理论研究拘泥于证据立法实践，一直未引入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自认的概念和学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自认习惯于以“当事人承认”这个概念来表述。然而“当事人承认”这个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专著中并不是一致的，有的仅指自认，有的还包括认诺。本司法解释仍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赋予了其特定的涵义，即：
（1）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在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的除外（65条）；（2）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时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66条）；（3）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67条）。
（六）［司法认知与推定规则］
司法认知是证据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司法认知，也称审判上的认知，是指法院以宣告的形式直接认定某一个事实的真实性，以消除当事人无谓的争议，确保审判顺利进行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司法认知的认识都是极为深入的。司法认知是举证责任的例外情形，当事人在其主张可因属自然规律、众所周知的事实使法官无需进一步认定时，司法认知制度的优势便显示出来了。
推定作为法律概念，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一般意义为：推定是一种法律规则，根据制定法或者判例，根据已知的事实可以认定推定事实存在，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这种推论。其中前一事实称为基础事实，后一事实称为推定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推定是一种证据规则，而非证据，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法律推定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当某一事实条件存在时，必然推定另一事实的存在。如婚姻关系期间所生子女即是婚生子女的推定。事实推定是指法庭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就某一已知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规则。如聋哑人听不见声音等。该规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条文：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
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1、3、4、5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除外。（68条）
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69条）。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9篇
一、关于程序意识
今年三月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答《法制日报》记者问时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既包括结果公正，也包括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在阐述了做到程序公正以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后，肖扬院长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已二十余年，对于“法制意识”、“法治意识”、“法律意识”等概念屡见不鲜，但肖扬院长在此提到的“程序意识”，还是首次“见面”。然而事关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值得认真思考与研讨。
“程序意识”的涵义是什么？经查核有关法律词典，“程序”在通常意义上是指办事情的方法步骤，用于法律概念时则指诉讼程序、法律手续，专指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定活动步骤和全部过程。由此笔者认为，“程序意识”应该是指严格遵循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在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各个阶段都努力做到程序公正的自觉观念和认识。
为什么现在要明确提出“牢固树立程序意识”？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自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这一大目标，又进一步经修改宪法，将这一大目标写入我国宪法。法院审判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力量，因此法院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从这个大局出发，需要法院树立程序意识。
二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形势需要。加入世贸，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触及我国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在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中，程序公正的地位相当突出。如果案件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和操作，那么案件的处理就会搁浅；反之，只要严格遵循了公正的规则程序，那么就能获得公正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公正成为了实体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我国法院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形势，理应树立程序意识。
三是深入司法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基本目标的需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司法机构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至今在程序公正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这样，作为法院办案的对象—中外当事人，难免会对我国法院是否做到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这就需要法院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原则，树立程序意识，使整个办案过程体现公正、公开、公平原则，取信于民。
怎样才能“牢固树立程序意识”？相信最高人民法院会在以往司法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这项工作的。笔者试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有法可依。为树立程序意识，首先要从立法上重视对诉讼程序法和有关程序规则的研究和制订。目前，虽然我国已经颁行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程序法律法规，但也应承认，也还有许多所谓“供内部掌握使用”的文件规定不对外公布。在三大诉讼法中，关系到程序公正的部分内容不是过于原则，就是根本没有规定。常言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如此重要的直接关系到程序公正程度的证据规则，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相当不具体，缺乏操作性。现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法院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将起到促进作用。但毕竟这项证据规则是法院制订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效力和影响无法与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相比。为使法院在程序公正方面确实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和相关部门对于诉讼程序法尤其是证据法的修改与制订实在有必要加快步伐，从源头上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是有法必依。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但就程序法而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三大诉讼法律制度，我国法院在实施程序法方面也有不少进展。但是，也确实存在不少未能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办案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择其要点举例说明。因此，为实现程序公正，就必须强调有法必依，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法办案。
三是执法必严。法院是司法机构，当今世界法制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法院在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中，只服从法律，不应受其他任何机关、个人的影响，坚决贯彻法院独立办案即司法独立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来自法院外部种种势力的不适当干预，做到执法必严。我国法院目前在这方面的主要困难在于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公正与效率”，但法院在人、财、物等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上，却因现有体制严重不顺，加之受到地方行政机关和各种因素的牵制，很难在现存体制下彻底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谈何容易！因此，笔者诚挚希望党政部门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帮助法院通过深入司法改革，解决体制不顺的问题。
四是违法必究。法院和法官担负着司法审判的神圣使命，理应成为执法守法的模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尊重的公正形象。唯其如此，对于违法乱纪的个别法官及书记员，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触犯法律的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就程序公正而言，过去那种认为只要实体审理未出差错、程序方面有点问题无所谓的观点和做法，不应再延续了。可喜的是，伴随着《法官法》的颁行实施，我国许多法院已建立了法官办案责任制和办案质量检查制度，对于程序方面的责任也作出明确规定。
二、关于诉讼主体资格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法院立案庭必须严格遵循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把好立案审查关，尤其是人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诉讼主体资格。如果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原告行为能力，那么其提讼的行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这点看起来并不复杂，应当是容易做到的。然而笔者的一件涉外诉讼案件的事实证明，要做到诉讼主体资格审查无误，还真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黄某，以其与另一名董事会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为依据，以该公司名义向上海某人民法院加拿大一家有限公司及另外三方，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其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根据现行香港公司条例，公司的行为应当获得持有公司95%股份的股东支持并作出股东会决议方可进行。法院在立案审查时，应当认真了解和掌握香港法律规定，认真核查上述人是否有资格以公司名义提讼，以确保诉讼程序的合法进行。然而在本案中，法院不仅没能在立案时认真审查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受理了本案，而且在笔者作为加拿大某公司委托人明确指出人未有股东会决议、无权代表香港公司提讼的问题后，仍不加理睬，甚至在判决书中无视香港公司条例对香港公司诉讼行为的有关规定，毫无根据地认定：“香港某公司的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
以上案例，说明要做到程序公正，务必首先把好立案审查关。特别是我国已加入世贸的形势下，涉讼主体将有日益众多的外国法人、个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法人、个人。由于各国各地有关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我国法院应当努力掌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有关法律规定，认真核查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避免发生立案不当的差错，确保程序公正获得实现。
三、关于案由和受理
根据我国诉讼法和有关案由的司法解释，法院受理案件时，应根据事实反映的案件性质确定正确的案由，并由立案庭按照程序规定移交审判庭予以审理。
上述香港某公司加拿大某公司等的涉外诉讼案件，如果香港某公司具有合法诉讼主体资格，那么依据其诉状提供的事实陈述及诉讼请求，应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争议标的是双方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但法院立案庭未加仔细核查，片面地认为上海某合资企业是某别墅有限公司，那么双方的纠纷焦点是这个“别墅”，就轻率地将此案案由定为“其他房屋纠纷”，从而把这件根本不涉及任何房地产纠纷的案件，交由民事审判庭审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工作的有关司法解释（1997年法发[1997]7号），“审判庭对立案机构移送的案件认为不属本庭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提出，报院长决定”。这件明显是合资企业股权纠纷的案件，依法本应属于经济诉讼案，属于经济审判庭职责范围，但却被民事审判庭以“其他房屋纠纷案”进行审理，直至三年多后作出判决时才将案由改为“股权纠纷案”。
由此可见，立案不当而造成案由差错，从而导致审判庭职责范围混淆，应该说肯定不符合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应并重的原则，也不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然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法院在判决书中仍强词夺理，声称：“至于本案由经济庭或民庭受理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么试问，今后法院民庭将包括股权纠纷案的众多经济纠纷案件抢过来审理，而经济庭却去审理房地产、婚姻、继承等民事案件，只要“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是否就可以照此办理呢？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须知法院审判业务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精细的专业工作，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有其不同的审理重点和技巧，需要大量不同的相关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等诸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因此，由不同的审判庭按照其职能范围审理相关类型的案件，既是提高审判质量、确保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又是切实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必要条件。上述判决书认为无论哪个审判庭审理条件“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的观点，有违程序公正合法的要求，是行不通的。
四、关于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是现代程序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程序公正，也包括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法院在立案工作中，应当对人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进行审查。为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对于诉讼时效超过的案件，立案庭经审查后应书面或口头将诉讼时效规定告知人，说明由于超过诉讼时效人提讼将丧失胜诉权，以便人权衡利弊后主动撤回，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人力物力，却于事无补。另一方面，立案庭如因疏于审查，将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作为正常案件移交审判庭审理，应视为立案审查差错，追究差错责任。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该案诉争的股权变更登记发生于1995年11月，人以1994年以来未分得股利为由，于1998年5月提讼，要求恢复其所代表的香港某公司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并分取1994年以来的红利。人早在1994年未分得红利而已经知道变化情况，但却不闻不问，向上海某人民法院时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胜诉权，法院本应依法判决驳回人的诉讼请求。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竟以人“不知其权利被侵害存在可能性”为理由，认定人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涉及本案人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基本事实，在立案时未能查清，在审理中又未经举证、质证和认证，却在判决时以所谓“可能性”的情况作为定案依据而武断地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任何稍具法律常识的普通百姓也会看出问题的。要是法院凭某事件的“可能性”就作出判决，那么人们难免要问：法院的公正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五、关于证人作证
我国诉讼法对于证人作证有所规定，但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我国目前尚难通过立法机关立即制订和颁布《证据法》，因此为促进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商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和要求都作了详尽规定。可以预期，《证据规则》的切实实施，对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应被告加拿大某公司的请求，法院允许香港另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也分别对证人作了询问。对于庭审质证认证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一过程及对证人证词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及其理由，法院在以后作出的判决书中竟只字不提，就好比根本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这个环节一样。笔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至少证明判决书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诉讼过程，对证人证言是否采纳根本不提，是属于法律文书制作方面的差错，也是对证人作证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体现，需要在今后予以纠正的。
六、关于证据认证
我国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证据认证都有所规定，基本精神是只有经过质证认证而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诉争事实的根据，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笔者注意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根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将上述相关规定内容表述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这值得议论一番。
笔者办理过不少涉外或涉港案件，往往在质证时遇到一些大致相似的情况，即一方外国当事人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书证，另一方当事人证明同一事实也出具了经不同机构公证认证的另外的书证。如果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那就应当认定双方所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都为定案依据，然而这些书证所证明的同一事实却往往在关键之点存在差异，甚至有的是根本相反的内容。那么应当如何处置才更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呢？
笔者认为，这里实质上存在一个不同地域法律制度的差异和冲突问题。我国加入世贸后，各国法人、个人到我国从事各种活动将日益增多，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也必将增多。法院和法官应当尽快熟悉有关外国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包括公证认证制度，以利正确处理上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机构在对书证进行公证时，他们讲究的是当事人的真实签署，至于书证的文字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他们是不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规定，书证文字内容如有虚假，由当事人自负法律责任，公证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认证，仅证明公证机构签署人的资格，并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我国使领馆的认证，仅证明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真实合法，也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因此，对于同一事实的证明却出现截然不同内容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不能机械地死扣我国民诉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而应按《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七、关于反诉和撤诉
我国诉讼法对于原告申请撤诉、被告提出反诉事项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在使用法律文书方面却存在一些规定不周的缺陷。以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对于原告申请撤诉，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应使用书面裁定。但对反诉如果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应否使用裁定未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采取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当庭口头通知方式，有的则采取书面裁定方式送达当事人。这一问题看似不大，但也确实是涉及程序公开公正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尽快以司法解释方式，对此有所明确规定。这样能使反诉当事人收到法院的书面裁定后，如不服法院关于反诉不予受理的裁定，还可以依法提出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诉权。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法院在处理撤诉申请时，也应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办理。还是上述股权纠纷案，2000年3月，原告香港某公司的其他两名股东以该公司名义，依据股东会议决议，向上海某法院提交了盖有公司印章的《撤诉申请书》，要求撤回。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上海某法院本应作出书面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但上海某法院不但未作任何裁定，还在后来作出的判决书中，将香港公司两名股东以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错误地认定是被告加拿大某公司以香港某公司名义提出撤诉申请。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直接违反我国民诉法规定的。
八、关于简易程序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我国民诉法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将有大量的小额债务案件和简单的民事、经济合同案件，会采用这种便捷有效的简易程序审理方式解决纠纷。正因为这种审判方式受到广大百姓和中小企业的欢迎，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一定的关注，将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在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细化，使操作起来更有规范、更有效率。
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有些基层法院在严格执行简易程序规定上还存在差距。笔者作为原告人，曾到深圳某区法院出庭。开庭后，只见一名书记员来到法庭，临时宣布本案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然后就以承办法官的名义审理本案，前后化时间不到半个钟头就审理结束。其实本案所涉货款金额几十万元，双方的争议也不小，不符合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更何况即使作为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深圳某区法院一名书记员就能自审自记，审理案件，显然是严重违反程序法的。相信这类现象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后，一定会完全消失的。
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范文第10篇
劝“断”不成反遭家暴
刘明林与张书红是大学同学，双方恋爱两年后结婚。婚后第六年，刘明林与公司的一名女销售暧昧不清，发生了关系。张书红知道后，和丈夫感情急剧恶化。
张书红劝刘明林断绝与第三者的关系，可因话不投机，遭到丈夫的殴打，张书红脸部受伤、头部流血并有部分肿胀。张书红不得不住院治疗，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委托法医鉴定中心为其进行伤情鉴定，结论为轻微伤。
心灰意冷的张书红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法院判决刘明林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张书红向法庭提交了录音证据。在录音中，刘明林承认自己动手打过张书红，但原因是张书红先骂他。对于医院的病例，刘明林称是张书红自己摔伤，并非自己实施家庭暴力，该证据跟自己没有关联性。
刘明林对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但认为这一结果是双方在争执过程中造成的，原告也有重大过错。对此，开庭前，张书红向法院提交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由自己的女儿和邻居证明了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的时间、地点、次数、住院的情况等。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被告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最终感情破裂，故准予双方解除婚姻关系。鉴于被告对原告实施的家庭暴力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故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具体数额酌定为8000元。
反家庭暴力遭遇的现实困境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身体，使其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主要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冷暴力等。
在发生家庭暴力后，有些受害人会向施暴方单位反映。但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观念重视不够，有些单位的领导甚至认为家庭暴力是一般“家务事”而不予过问、不予干预。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制止家庭暴力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操作性比较差，缺乏配套的完善的预防和有效可行的执法监督制度。
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制止欠缺必要的强制措施。如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后报警，而警方到达现场后，对于没有伤害后果或者伤害后果不严重的，基本上就是劝劝或训诫了事；稍微严重的，就是到公安机关做笔录，缺少对施暴方的震慑措施。
在一审诉讼程序中，对于受害者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提出离婚诉讼，在被告方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大多数法官一味调解和好、判决不准予解除婚姻关系或驳回原告的，从而无形中纵容了家庭暴力。另外，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较严格，一般要求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并要求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轻微伤及轻微伤以上）。在受害方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的情况下，得到法院认可的可能性较小。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也很少向受害方颁发《人身接近禁止令》或《人身保护令》，不利于预防和制止诉讼过程中的家庭暴力。许多男性也没有意识到家庭暴力是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
家庭暴力证据的收集
在施暴方不能有效改变的情况下，受害者应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保全证据：
1.在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时，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及所在单位、组织进行制止、劝阻、调解，相应机构出示的书面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2.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这是认定当事人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出警记录能够证明报案的方式、案由、出警时间、处理结果等内容。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较出警记录更为全面，能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家庭暴力的起因、程度以及处理结果等。出警记录可由律师调取，但公安机关（派出所）往往以涉及当事人隐私或作为公安机关的内部材料不对外出具为由拒绝提供询问笔录。律师可申请法院调查令，进行调查或直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收集。
3.证人证言。家庭暴力的发生，除双方当事人外，其子女和邻居出具的证言也是认定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有力证据。需要注意的是，证人出庭需要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申请。证人证言一定要客观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需要证人亲自到庭接受法官的询问和对方的质证。
4.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属于间接证据的一种，是不能单独或者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除了需要法院审查核实外，还需要同其他的证据相互印证，才能组成一个证据链被认可。该部分证据主要指双方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认家庭暴力的录音、伤害情况的录像等。
5.书面证据。施暴者在诉讼前出于愧疚、维持婚姻关系等原因向受害方出具的悔过书、保证书等可以作为书面证据直接向法院提交。受害方经过心理咨询或者治疗的，该机构出具的诊断建议或诊断结果也可以作为认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结论可以与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相互印证，以证明其实施伤害的程度。医院的病历与照片也能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