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请“帮忙”

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敲诈勒索不同的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敲诈的是以前证实他犯罪的证人

11月22日,记者从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了解到,他们近日批准逮捕了一个涉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敲诈勒索不同的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敲诈的是以前证实他犯罪的证人。

因抢劫、出售假币被判十五年

1963年出生的肖细(化名)是安徽阜阳人,初中毕业后就在老家务农。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批农村青年纷纷离开土地到城里“刨食”。1984年,除了种地便无其他技能的21岁青年肖细,怀揣梦想独自一人乘火车来到北京前门卖服装,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

城里并不是传说中“遍地是钞票随便捡”的人间天堂,几年下来,肖细的服装生意一直没什么起色,要想发财致富得另找门路。于是,他利用自己眼疾手快的特点,在一些偏僻的角落耍些“小把戏”,挣点便宜钱。可是,他很快就被公安机关逮了个正着。1990年,他因为设赌局行骗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劳教三年。

三年劳教期满后,肖细依然留在北京,在前门卖了一段时间的服装。不过,经过将近十年“北漂”的历练,肖细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身独闯北京的毛头小伙子了,此时的他对北京已经颇为熟悉,已经把北京当做“家”了,决定在北京“混”下去。

当时,昌平县(1999年9月16日撤县设区)的景点“老北京”,人流众多。李向军就在“老北京”附近开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室。。打牌的人自由组合,大小自定,有打牌娱乐的,也有的,而李向军则通过从赢家所得中抽取一定数额的利钱。

经别人介绍后,肖细经常进去玩一把,包括李向军、石树华夫妇、褚宝国在内的许多人都认识他。和李向军熟悉了以后,肖细就弄来一些假币,加上自己卖服装挣来的钱,在里放高利贷,自己也参与。可是,肖细的运气并不好,不仅没赢到钱,反而输掉了很多钱。输急了眼的肖细和朋友李伟等人一商量,决定抢。

1998年10月24日下午2点左右,肖细、李伟等10多个人持刀冲进李向军在“老北京”的,强迫在场的人交出身上的全部现金,石树华、褚宝国当时也在场。因为有人不愿意交钱,李伟还捅死一个人。

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过程中,李向军、石树华夫妇、褚宝国等人均证明肖细参与了当天的抢劫的事实。1999年11月25日,肖细因犯抢劫罪、出售假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后被押回原籍服刑。李向军则因开设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出狱后找证人“帮忙”

2009年12月,肖细出狱了。

2010年3月份,肖细来到北京看望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并打算留在北京打工。

一别十年,眼前的北京再也不是那个熟悉的北京,也没几个熟悉的朋友了,实在不好 “混”。他找到一个以前的朋友,帮朋友照看室,可挣不了几个钱。

事实上,肖细十几年来一直收藏着当年的判决书。看着判决书上熟悉的名字,他决定找他们“帮帮忙”。

4月份的一天,他来到李向军家。一见面,李向军都认不出他了。肖细说出自己的名字,李向军才认出来。肖细说自己刚放出来,这些年的事情想跟他谈谈。李向军说比较忙没时间谈,肖细就说现在没有地方住,身上也没有钱,希望李向军帮一把。李向军很清楚肖细是想利用自己当年出庭指证他的事来吓唬自己,就当场给了肖细1000块钱。临走时,肖细还要走了李向军的手机号码。之后,肖细就经常给李向军打电话,以做买卖、开室、回老家等理由,向李向军借钱。两人后来见面时,李向军又给了他4000块。“我当时比较害怕,不想惹上他。”李向军说。

此外,肖细还想方设法打听到石树华夫妇开的火锅店,并查到了他的手机号码。4月21日晚上,肖细给石树华打电话说第二天见个面。石树华问他是谁,他没说自己的姓名,只说“见面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肖细来到石树华的火锅店。因为前一天肖细没说自己的名字,石树华没在家等他,出去办事去了。石树华的妻子招待他吃了午饭,临走时还给了他3000块钱。“意思让他以后别来了,他被抓起来的事就用这个钱了结。”石妻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说。

“鸿门宴”

肖细还需要朋友“帮更大的忙”,也还想请朋友“帮更大的忙”。于是,他决定让几个朋友一起聚一聚。

他找到褚宝国住的地方,没见到他本人,就给他的邻居留了一个电话,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找他,让他回来后回电话。后来,褚宝国给他回电话,他又找到了褚宝国的电话。

于是,他一遍一遍地给石树华、李向军、褚宝国打电话说,当年抢劫的时候把几个朋友吓坏了,大家一起聚一聚。尽管知道是“鸿门宴”,几个人都不愿意来,但在肖细的一再纠缠下,最后还是约定5月4日一起吃个饭。

5月4日中午,几个当年的朋友又聚到了一起,石树华的妻子也来了。此外,肖细还带来了几个他们不认识的朋友。在包间吃饭的时候,肖细坐在门口,他带来的朋友分坐在他的两边,石树华等人坐在肖细的对面。席间,肖细希望大家帮他起家。“你们看我判了这么多年,还能回来,再次见面都是缘分,把大家伙叫到一起,是有求于大家,大家帮了我,我不会忘了大家的。”他拿出判决书对在场的人说,“没有你们指证,我老肖在里面就呆不了12年。我刚回来,家破人亡,想做点买卖,哥儿几个帮帮忙,出点钱,大家看着办。”同老肖一起来的人则说:“肖哥刚出来,咱们大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帮帮他。”

随后,李向军因为有事,拿出500块钱说是付饭钱,先走了。李向军走后,肖细一直逼着石树华和褚宝国表态,石树华心里很害怕,就敷衍说:“我的钱都投在饭店里了,现在手里没钱,要是把饭店转出去,能给拿个三五万的。”而褚宝国则一直说自己没有钱,家里只有一台农用车,一年也就赚两三万,还得养家,始终不答应给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肖细就反复给石树华、褚宝国、李向军打电话,要求帮忙。为了增加要钱的筹码,肖细还说自己养着捅死人的李伟,如果不帮,将来李伟做出什么事情不可预料。

在肖细日复一日的电话催促下,李向军又分两次给了他9000块钱。之后肖细再打电话,李向军觉得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就拒绝再给钱,肖细也没再骚扰他。

“我打心眼里就不怕他,始终就是不给钱,电话打了约半个月,他死磨硬泡,我一直以没有钱搪塞他。老肖没有办法了,也就放弃了。”三人中,唯独褚宝国一分钱都没给肖细。

石树华夫妇的遭遇与李向军、褚宝国截然不同。肖细不仅自己打电话、发短信向他们要钱,还带人去他们饭店要过钱。石树华夫妇吓得把饭店关了,人也不敢在里面住了。

万般无奈之下,石树华答应5月28日给两万,但心里并没有打算真给。

5月14日,肖细让一个陌生人给石树华的妻子打电话说:“老肖也没办法,你们帮帮他吧,他准备去买炸药,准备炸你们呢。”

5月16日15:27 ,肖细给石树华的妻子发短信:“我去找过你,可店门锁着,你的话能否对(兑)现?回避是没有用的,我们终会见面,我不希望以不好的方式见面。褚宝国你不用管,你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5月16日18:55,肖细给石树华发短信:“我希望你说话算数,我们的事最终也要解决,谁也回避不了,你不想尽快解决吗?我不想等的时间太长。”20:00再发短信:“俩万事(两万是)少点,但我们是朋友就给你个面子,今后我们还是朋友。”

5月27日,石树华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当日立案。

得知石树华报了警,肖细非常生气。给石树华打电话没打通,肖细就给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帮我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不给钱也不用报警吧。”想到反正对方不会给钱了,肖细在电话中说了很多过激的话。

不过,肖细对报案一事并没太在意。恰在公安机关对此展开调查的时候,他因有事回老家了。

公安机关随即对肖细进行网上追逃。9月25日凌晨,在肖细老家的一个网吧里,肖细被当地警方抓获,并被带回北京,9月25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我就是找朋友帮忙”

“你找石树华、褚宝国、李向军他们要钱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就是找朋友帮忙。”

“要是他们真不给钱,你打算怎么办?”

“不给就得了。”

“你找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还拿着判决书要他们帮你,你觉得这样犯法(犯罪)吗?”

“不认为,我就是怕他们不相信我被判刑,拿判决书给他们看看。”

这是记者对看守所中的肖细采访的片段。尽管现在很后悔,但肖细说自己就是想让他们帮自己一把,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抛开法律,案件承办人也觉得肖细就是一个“假流氓”,他的目的就是想制造气氛,让对方给点钱,对方要是真的不给,他也没辙。“但我们是要从法律上判断这种行为是否构罪、社会危害程度、刑罚档次以及有无羁押的必要。”

案件承办人指出,肖细在电话里说如果不“帮忙”就杀被害人全家,你们小心点――这是明示的威胁方式;肖细拿着判决书说,如果没有三人指控,自己不可能被判这么重,然后提出让被害人“帮忙”――这是暗示的威胁方式。虽然暗示的方式并没有捅透如果不给钱将会对被害人实施怎样的不利行为,但被害人能意识到如果不给钱,肖细就会实施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行为。

“肖细不仅实施了明示和暗示的威胁行为,而且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案件承办人认为,“不管威胁方式是明示还是暗示,都能对被害人的思想产生强制,不影响敲诈勒索罪的成立。”

中国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本来就低,很多证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但像肖细这样刑满释放后威胁证人索取财物的情况也很少见。承办人担心,这种“苗头一开,将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他说,这也是本案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

肖细刑满释放不到一年,又将因为自己“请朋友帮忙”的行为面临法律的制裁。(文中皆为化名)

“我打心眼里就不怕他,始终就是不给钱,电话打了约半个月,他死磨硬泡,我一直以没有钱搪塞他。老肖没有办法了,也就放弃了。”三人中,唯独褚宝国一分钱都没给肖细。

证人保护,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中国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非常低,很多证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其本人及亲属遭受打击报复。证人作证前自己或者近亲属受到威胁,作证后遭到打击报复的例子,并不鲜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证人选择了沉默。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指出,我国现有的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存在五大缺陷:只注重事后对证人的救济、法律规定太概括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机关保护证人有义务无责任、证人财产权益无保障、证人作证有义务无责任。

“刑法的指向主要是对犯罪后果而言,不是预防法,只有构成犯罪才能用刑法惩罚,显然不具备有效地事先保护证人安全的功能。”王琳说,“如果证人遭到报复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且只是受到报复的威胁或恐吓,公安司法机关并不会因此而主动向证人提供有效的保护。而证人对保护的需求更多的是在事前,而不在是事后。”

另一方面,无论是公安机关、检察院还是法院,都既无专门的机构又无专门的人员和经费来执行保护证人的任务,对证人保护工作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态度。王琳指出,法律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有保护证人及其亲属的义务,却没有规定不履行该义务的责任。“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是不完整的,没有实际的强制力,几乎可以认为只是一种劝导性的道德规范。”

张建伟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原则而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为了切实为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提供保障,需要将有关条文具体化,从保密、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三个方面完善证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在侦查和审查中,证人不愿公开身份、住址的,对证人的询问涉及证人的隐私的,应当为其保守秘密。证人在侦查、审查、审判阶段因作证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分别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法院负责给予经济补偿,所给付的费用由国库开支,列入财政预算。”

事实上,像肖细这样刑满释放后威胁证人索取财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正如承办人所担心的那样,这种“苗头一开,将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