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科学研究范文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摘 要 运动生物力学的测试方法在竞技体育研究领域主要应用于技术研究以及发力原理分析等方面，对于拳击项目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辨析测试方法的应用范围，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开展起到有意义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生物力学 方法 拳击

生物力学研究，尤其是运动学、动力学、表面肌电等实验技术逐步应用于拳击科学研究中。运动学方法应用在技术改进和规范程度判断等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导作用。动力学研究对对抗性项目对抗时，力的大小、方向的变化及力作用的效果等进行定量分析，揭示发力原理及规律。表面肌电研究应用于判断动作过程中，哪些肌肉参与收缩，收缩过程中肌纤维发力长短、顺序等，这对科学合理化技术动作和确定不同力量训练方法手段的科学性非常有意义。

李凌云[1]采用生物力学的测试仪器、方法，试图寻找运动生物力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在武术领域中应用规律，从生物力学的原理应用在武术中的情况。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法同样应用于其他同场格斗类项目中，为其他同项群项目的生物力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运动学研究和表面肌电技术在拳击生物力学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郭峰，张日辉[2]探讨拳击运动员后手直拳动作内部神经肌肉系统协同变化，研究认为后手直拳击打，上肢拮抗肌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肌肉激活顺序判断，动作符合鞭打动作原理，建议加强上肢拮抗肌训练。刘海瑞[3]的实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分析了拳击出拳击打拳速突然减速的成因。二者在突然降速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拮抗肌放电信号较强也能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但二者结论中应该加强拮抗肌训练值得商榷，拮抗肌与主动肌、协同肌的协调配合时准确、高效完成技术动作的基础，应该从协调性训练的角度分析更为准确。

王新坤[4]运用爱捷运动录像测试分析系统，对参加2004年全国拳击冠军赛决赛的部分冠军前手直拳作进行运动学特征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运动员打击瞬间拳速在击中目标之前会突然增加，其研究结果前手直拳打击瞬间是加速的，与刘海瑞，郭峰、张日辉等研究后手直拳击打前速度突降结果相反，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岳东升、张翠[5]利用高速摄像与测力台（Kistler）同步测试的方法，对拳击运动员直拳技术动作进行测试，该研究是典型的以运动学研究技术路线，对运动员技术改进有一定意义。

有关动力学研究在拳击中较为少见，相关理论研究中，谷晓红[6]从击打过程中的生物力学原理问题、打击力与作用时间、快速移动与稳定性、鞭打技术与多环节协调运动四个方面对拳击运动中的有关生物力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现存的误区及不足。苏彦炬[7]对不同击打技术的下肢发力特征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拳击下肢发力原理，影响击打效果的因素等做了宏观分析，对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等速肌力测试关节力量从侧面反映肌肉力量，但与动作速度不相符合，存在一定的局限。姜传银[8]等运用等速肌力测试的方法，对拳击、跆拳道散打运动员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不同项目，不同肌群在速度力量方面的优势环节。从侧面也反映了不同项目因发力环节不同，不同部位的肌肉力量存在着明显的项目特征。等速测试数据较为精确，但限于单关节测试，动作路线，幅度、速度存在差异，对于专项力量测试存在局限性。

从拳击相关生物力学研究综述可见，以往研究对技术运动学分析较多，主要技术为前、后手直拳，分析其原因，直拳的运动学分析可近似理解为直线运动，相对实验控制和分析容易把握。而对表面肌电的研究可以对发力顺序与肌肉贡献率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出的鲜明的个体化特征，从中提取共性及规律较难。表面肌电技术应用广泛，尤其是对专项训练手段和方法的检测，具有很大发展空间，二者有效结合可以弥补简单运动学分析带来的误差。等速肌力测试可以从侧面反映关节力量，但与专项发力方式速度不同。以运动学结合动力学研究在力量训练相关生物力学研究中是比较成熟的研究手段，对于拳击速度耐力相关研究应该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1] 李凌云.运动生物力学原理在武术运动中的应用[D].山东师范大学大学.2002：56-58.

[2] 郭峰，张日辉.优秀女子拳击运动员后手直拳技术动作上肢肌肉表面肌电分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8（4）：65-68.

[3] 刘海瑞.上海市优秀男子拳击运动员后手直拳出拳―击打环节生物力学特征分析[D].上海体育学院.2010.

[4] 王新坤.我国部分优秀男子拳击运动员前手直拳技术的运动学特征分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8（4）：102-105.

[5] 岳东升，张翠，宋祺鹏等.山东省64公斤级男子拳击运动员直拳技术动作的运动生物力学分析[J].山东体育科技.2011.33（1）： 14-17.

[6] 谷晓红，于军.拳击运动中有关生物力学原理应用的若干问题[J].辽宁体育科技.2006.28（2）：30-31.

[7] 苏彦炬，吴贻刚，袁艳.拳击前手直拳下肢专项力量特征及其与击打效果关系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3）：66-72.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体育理论和竞技体育学研究导向不强

作为国家体育类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资助基金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我国体育学科研究的热点、难点、重点及发展方向［1］，对体育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导向，起统领作用，反映了国家对体育学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其课题研究居于国内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体育学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调查统计得知，竞技体育学14年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58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1．65％，位列第四；体育理论立项55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1．04％，位列第五，而社会体育学立项99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9．88％，位列第一，同时体育社会学立项63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2．65％，位列第二，社会体育学和体育社会学两学科立项约占立项总数的32．53％。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从立项单位到体育工作者，都把研究重心放在了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忽视了体育基础理论和竞技体育学的研究。体育基础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体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创新的“基石”。社会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文”，更需要“理”的基础来支持。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入口窄立项难

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体育学科申报自然科学基金较晚，调查显示，截止到2009年，仅有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在2006年申请的立项被立项为化学科学部的重点项目，资助经费180万元，8年来体育学科的立项课题多数为面上项目，共计40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仅立项3次，体育学在自然科学基金上的立项相对其他基金项目较少，并且资助率较低，立项难度非常大，如历年来获得面上项目立项最多的北京体育大学，8年间申请了约69个立项课题，被批15个，资助率21．74％，且大部分都是面上项目。体育学科学研究也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我国体育院校的体育工作者多是以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为主，如何从生物科学和化学科学的角度，充分重视体育基础理论知识（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去实践科学研究，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等学科应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科学体育实践活动，体育的每项技术动作都与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密切联系，没有基础研究的体育学科学研究，其两脚只能悬在空中，没有基础学科做坚实的保障我们无法探寻科学研究的本质。

二、体育科学研究的对策

（一）科学研究理念与时俱进

当以技术革命为基本核心推动工业革命向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发展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以科学信息技术体系为基本框架，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蓝图———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保障学科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人体运动系统———骨关节、肌肉等深层次、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运用玛雅技术和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结合，可使将来体育能够脚踏实地的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保障学科上去研究教育学、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运动与养护、运动与健康等学科，去发展和完善体育学科，进一步深层次地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否则以教育和训练结合为主导的体育科学研究体系则显得十分苍白。体育科学研究是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因此应充分发挥体育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把握好体育软实力的导向作用，加强对体育学深入、细致的研究，逐步争强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研究，充分发挥现有的经验优势，多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

（二）重视体育学科中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学科的作用

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工作者很少有从基础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体育学。例如，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既有对人体自身器官如骨骼、肌肉生物力学特性的研究，也有对人体整体运动如各种项目动作技术的诊断，既有对人体模型的力学分析，又有对人体运动的实验测试。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子学、机械学、材料学、光学、玛雅技术、ANSYS有限元分析技术、激光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对人与体育仪器器材关系的研究正朝着又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体育工程学发展。人们不仅关注竞技体育，也开始重视全民健身，这为运动生物力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契机。但就是如此重要的基础学科，在近几年的体育科学研究中却寥寥无几，我国在竞技体育及其他领域取得的成绩，总结其规律、探讨其本质时很难进行科学的量化和评价。

（三）优化课程结构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术科教师应该是基础理论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在实践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科学的教学、训练方法。各体育院校应根据学校特点和当地社会需求加强特色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因地制宜地改革课程方案，优化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应精选专业主干课程（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拓宽基础课程（运动生物力学、体育统计学），及时增添新课程，删除陈旧的内容，并将新型学科、基础应用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尽可能地纳入到课程体系中来，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满足学生、社会的需求，加强多种交叉学科知识在体育专业领域中的运用、渗透与发展，充分体现现代科学信息技术（玛雅技术与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等的结合）与体育学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拓宽学生学习的选择性、积极性，培养高素质、高水准、适应社会需要的体育复合型创新人才，全面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调查；高中生；天体运动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48（2016）4-0070-5

巴洛夫曾说：“重要的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总结，认识一个科学家的方法远比认识他的成果价值更大。”在我国，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到新一轮课程改革将“过程与方法”作为课程目标的维度之一，体现着教育者对方法教育历来的重视。那么，在新课改深入开展的今天，高中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有着怎样的认识？

检索相关文献发现，近年来关于科学思想方法教育的研究成为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万方数据库中检索“科学方法教育”，近3年共检索到2307篇期刊论文。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开展科学方法教育的价值、教学策略、在教科书中的体现等，而极少涉及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认识的测试调查。笔者拟以高中物理天体运动相关内容为例，尝试探索与回答上述问题。

1 调查卷的开发与施测

关于天体运动的研究是较具代表性的科学发展史，其中涉及了各类科学研究思想和方法，而高中《物理》必修2在《万有引力》这一章中，开篇便是关于天体运动研究发展的概览，因此本研究选取该内容作为调查的主题。

为了更广泛地收集高中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调查卷拟以简答题为主，了解学生对不同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认识情况，进而考查他们对相应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另外，为了比较高中生对科学知识及其相应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是否存在差异，调查卷拟增设关于天体运动相关知识的记忆与应用的考查。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尝试开发了相应的高中生对天体运动研究思想与方法认识的调查卷。在请物理学科专家和物理教育研究专家对调查卷进行审查后，选取3位高二学生进行了初测，根据他们对测试题目理解的反馈对题目做了进一步调整，形成最终的调查测试卷。

在广东一所中上层次高中的高二年级选取一个班的全体学生作为调查测试对象。共计发放调查测试卷50份，回收有效调查测试卷49份。所有调查卷统一编号，并对其中的简单题答案进行归类整理和统计。

2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2.1 关于相关知识的考查

首先，审视高二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情况。调查卷中设计了一道填空题，要求学生写出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统计显示，100%的学生都能正确写出该公式，表明学生对该知识的记忆是很好的。

继续考查学生对开普勒三大定律应用及其推论的认识情况，要求学生判断――与远日点相比，当地球离太阳较近时运动速度是较快、较慢还是不变。该题是开普勒第二定律的推论，测试结果显示：87.8%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近日点运动速度较快，可见，大多数学生对开普勒第二定律的这一推论具有较好的认识。

上述两题学生有可能凭借记忆做出正确回答，进一步考查学生对天体运动规律的灵活应用情况。调查卷中询问学生“月球与地球之间有万有引力，那么为什么月球不会被地球吸引下来？”

学生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占32.4%）答案是用圆周运动的相关知识做出相应解释，代表性的答案如“地球与月球间的万有引力提供月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第二类（占35.3%）回答则将原因错误地归咎于地月距离太远，代表性回答如“月球与地球相距较远，万有引力尚不能将月球吸引下来”；第三类（占32.3%）回答则错误地认为月球受力平衡，有的认为“月球与地球间存在斥力”，有的认为“月球除了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之外，同时也受到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可见，三分之二的学生对于圆周运动知识还没有做到灵活应用的程度，无法正确解释地月间的运动现象。

综合比较本题与前面两题的正确率可以发现，当前学生能够记住公式、定律及其推论，但并不意味着学生能够灵活应用这些公式和定律解决问题。

2.2 关于托勒密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再来审视学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情况。测试题1以托勒密地心说的研究为命题背景，如表1所示。

统计显示，65.8%的学生认为托勒密所进行的研究可以称为科学研究，代表性的理由如：“尊重事实，从事实数据出发假设”，“结合实际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假说”，“因为根据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假设”，但也有个别学生认为“因为他是科学家，他在做他应该做的事”。

当问及如果认为是科学研究，体现了哪些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时，只有一半的学生予以了回答。尽管学生存在着偷懒的心理，但三言两语能说明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却留以空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很可能学生并不知晓相应的科学思想与方法。查看填写了文字的答案，多数都正确提及了观察与假设，代表性的回答如“观察提出假说”，“通过科学现象作出猜想与假设”，“结合实际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较为科学的假说”。可见，学生对观察法与假设法较为熟悉。

而44.2%的学生则认为托勒密的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代表性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其没有实验数据，如“没有实验数据”，“没有精确的观测数据可以证明”；另一类理由认为只是假设，没有理论依据，如“只是对天体进行观测猜测，没有科学理论依据”，“他的研究无影无踪，仅靠一些实验数据和丰富的想象力，牵强地用本轮来解释地心说”，“没有理论来验证实验”。可见，这部分学生认为必须有实验数据和理论基础才能称为科学研究，而没有认识到根据已有事实尝试作出假设同样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

2.3 关于哥白尼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调查卷中继续以哥白尼的研究作为考查背景，测试题2见表2。

统计显示，81.6%的学生认为哥白尼关于日心说的研究可以称为科学研究，仅有18.4%的人持反对意见，其反对理由多数都认为缺乏实验，如“因为他只是凭借肉眼观察到的内容来说明问题，没有深入太空，没有实验来检验真理”。可见，学生仍认为只是假说而缺乏实验的研究，不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对于持肯定看法的学生，认为哥白尼所用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是观察法，代表性的如“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实验观察证明”，“观察计算”；另一类认为是理论计算与假设法，代表性的回答如“理论计算法和假设法”，“作出假设数据处理分析”，“大胆猜想”。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哥白尼进行了一定量的理论计算，所提出的日心说也是一种假设模型。但是，题目中提供的信息“哥白尼抛弃了这些数量众多的本轮而提出了更为简单的日心说模型”，没有一位学生予以关注，没有一位学生提到“简单性原则”的物理学研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生对这种研究思想并没有较好的认识。

2.4 关于开普勒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测试题3以开普勒的研究作为考查背景，具体见表3。

统计表明，只有4位学生认为其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查看他们的理由，一位认为“只是进行计算，只能算是理论上的研究，不能算是科学研究”，另外3位则清楚地指出“没有进行实验”。可见，个别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实验才能算是科学研究，这种认识本身是片面的，需要在教学中予以重视。

进一步审视其余学生认为开普勒研究所体现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多数都提及了计算，如“理论计算”“总结分析数据”等。除此之外，不少学生还认为应用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表述如“精确观察”，“多次实验求普遍性”，“通过多个实验得出普遍规律而推断出三大定律”。事实上开普勒自身的视力不太好，主要的研究是立足于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进行理论计算，运用的是数学方法，“理论计算”的表述与数学方法含义基本相近，但不少学生强行加上“观察法”“实验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由此也反映出学生头脑中认为只有涉及观察或实验才能称为科学研究的错误观念。

2.5 关于牛顿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最后一道测试题以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研究为背景（见表4）。

统计结果出乎笔者的意料，尽管学生们都知道牛顿是物理学家，但仍有高达25.6%的学生认为题目中提及的牛顿的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反对理由如“无数据”，“只提出假设而不做实验来验证”，“只是普通的由表面现象作出设想，并未有与之相关的实验验证”。可见，学生的反对理由都集中于没有实验，再次揭示了不少学生对科学研究认识的局限。

再来审视认为牛顿的上述研究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回答，只有15人做出了回答，很可能不少学生对科学方法与思想并没有相应的认识，无从下手。回答的类型主要有3类：第一类回答认为是“类比法”，如“假设类比”“大胆设想，合理类比”，只有3位学生能够认识到牛顿将地球吸引月球的力与地球吸引苹果的力进行类比，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可惜比例很低；第二类回答只是含糊地认为是“设想”，这类回答占了53.3%，如“合理设想”“大胆设想”“扩散思维，有条理的联想”，尽管牛顿的研究中的确涉及了设想，但设想的表述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类回答则提及了实验法，占26.7%，如“作出假设进行实验数据的处理分析”“实验观察”等，实际上在题目提供的信息中并未提及牛顿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这部分学生的逻辑是：牛顿所做的研究一定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一定要涉及实验，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采用了“实验法”。全班没有一位学生指出牛顿采用了理想实验法，学生所提及的“实验法”都是指向真实实验，需要“处理实验数据”、需要“观察”，再次体现了学生对相关科学方法的认知缺失。另外，也没有一位学生提及牛顿将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统一起来确立了万有引力普适性的研究中，体现了“统一性原则”这种同样重要的物理学研究思想。

2.6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1）对于天体运动涉及的公式、规律及其推论的记忆，参与测试的学生都能较好地完成，但不少学生并不能灵活运用圆周运动的知识阐释地月间的运动现象。

（2）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多数学生都能认识到“实验法”“观察法”“假设法”这3类科学研究方法，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不能较好地表述出科学研究方法的名称，只能说出大致的意思，如“理论计算”“设想”等；其二，多数学生没有意识到“类比法”“理想实验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其三，部分学生将“观察法”“实验法”等科学研究方法，不加判断地强加进科学家的理论研究中。

（3）对于科学研究思想，一方面，没有一位学生能认识到“简单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这两种重要的物理学研究思想；另一方面，不少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涉及实验才能称为科学研究，而没有认识到，应用逻辑推理和数学工具尝试对已知的实验事实进行描述和预测，同样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思想。

3 讨论与建议

3.1 若干讨论

讨论1：为什么学生能够回忆和应用相关公式、规律，但对相应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并没有深刻认识？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计量学；体育科学；博士学位论文；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2-0118-08

Tracks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science research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pectrum

――A visualiz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twork of common key words in doctoral sports science

theses published between 1991 and 2009

WANG Qi1，2，XU Cheng-li3

（1.Sports Science Institut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2.Sports Science Institut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Doctoral sports science theses can reflect the cond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high level academic researches in the sports science area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Key words ar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academic theses and the reflec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reas and contents. By applying methods such a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common word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by mean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authors analyzed 1,952 key words in 546 doctoral sports science theses published in China between 1991 and 2009, sorted out the cour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science researches in China, and finally predicted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science researches in China in such 4 aspects as boosting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performance based on sports practice, realiz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ciplinary researches,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sports science researches, and moderately opening and strengthening transdisciplinary fus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metrology；sport science；doctoral thesis；common word analysis；social network analysis；knowledge spectrum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和体育运动的不断普及，体育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在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体育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效应的实现与我国体育科学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研究生科学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型人才的重任，将成为我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未来夺取世界知识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支撑力量[2]3。

博士学位是我国学位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学位，体育学博士教育担当着培养高质量体育科技人才的重任，是体育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推动力。1985年，我国批准设立了首批体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截至2008年底，我国先后有19所高等院校获得并设有26个2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根据黄汉升[3]4的统计，从1991~2008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从1991年的2人发展到2008年的244人，年均增幅为43.8%；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从1991年的6人发展到2008年的748人，年均增幅为35.0%；毕业博士生人数从1991年的1人发展到2008年的199人，年均增幅54.8%，其中，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从1991年的1人发展到2008年的182人。2009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已达到190人[3]4。

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都与当前体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是某一重大体育科研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体育科学的发展现状与态势，对整个学科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反映一个时期体育科学领域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现状与水平[3]4。在一篇学位论文中，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往往只是2~5个词，在论文中所占篇幅最少，但却是论文的精髓。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到文献，还可以通过关键词了解到文献涉及的领域和内容[4]。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1991~2009年间体育学所有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分析，回顾和总结近20年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征，以期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和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

1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之间的连接网络为研究对象，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个数据库：其一，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较为完整地收录了2000~2009年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其二，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该收藏中心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惟一负责全面收藏和整理我国学位论文的专门机构)的博士论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体育科学领域从1991~2009的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上述两个数据库中采用复合检索，时间段选择1991~2009年，将专业、研究领域、题名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所有与“体育”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全部检索出来，然后进行去噪。共获得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546篇，1 952个关键词。(由于体育科学的跨学科性质，共有28位非体育专业的博士生选择了与体育科学相关的选题，还有5位体育学者跨学科攻读博士学位，这33篇论文虽不属于体育学一级学科，但选题也涉及体育，因此纳入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词频分析、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词频分析法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共词分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之间的连接强度的分析，可以显示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揭示关键词所代表研究内容的结构。与单纯的主题词的统计排序进而分析研究热点的词频分析相比，共词分析不仅能寻求高频出现的词，更注重这些词之间的联系[5]，从而更好地反映知识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作为近20年来才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被成功运用到科学计量学研究当中。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理论和方法[6]。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群体和关系等要素以及体现社会网络特征的规模、密度和中心度等主要指标同样适用于科学知识网络。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能直观显示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的关系[7]。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和绘图软件Netdraw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对检索到的1 952个关键词的初步观察后发现，博士学位论文注重追求创新，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重复性低，关键词的内容差异明显；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者在关键词的标注上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使得85%的关键词只出现1次，关键词共现的概率较低。为了解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路径，将1991~2009年近20年的时间平均划分成5个时间段，分别取5个阶段中共现超过1次的关键词绘制共词网络知识图谱。此外，为获得体育学博士论文重点研究领域的全景图，利用20年间频次和共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关键词绘制共词网络知识图谱。

220年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的可视化分析

在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其中心性的大小，中心性是测量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中心和重要位置[8]。节点越大，控制网络其他节点的能力就越大，从而该节点在网络中占有的地位就越重要，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程度。

2.11991~1995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图1清晰地显示，在1991~1995年期间，关键词的数量非常有限，这反映了该时期我国体育学博士教育刚刚起步，博士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少的现实。根据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2级学科分类，可以看到这些关键词构成了3个清晰的2级学科知识群：运动人体科学知识群、体育人文社会学知识群和体育教育训练学知识群。

1991~1995年关键词网络规模较小，表现为包含的关键词数量较少；每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细，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程度不紧密，从而使整个网络的密度较低；从网络的中心性来分析，所有关键词的中心性都为0，表明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较为集中的方向。关键词子网络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该时期的体育科学研究以单一学科研究为主，较少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体育问题。

2.21996~199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在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理提出了“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基本立足于国内”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快速发展[2]4。1996年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不断拓展，由原来的3个学科专业发展到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体育理论、运动生物力学、武术教育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化学等7个学科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体育学1级学科，2级学科从11个学科专业压缩成4个学科专业，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在4个2级学科下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体育学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的提出与推行，以体育学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日益增多，基本涵盖了体育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专业[3]4。中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1996~1999年期间关键词网络节点的规模也映射出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加。图谱的结构显示，体育学博士论文的4个2级学科都形成了独自的知识群，“肥胖”、“骨骼肌”、“大鼠”、“有氧运动”、“运动训练”、“运动”等6个关键词的中心性最高，是整个关键词网络的核心词，而“肥胖”、“骨骼肌”、“大鼠”等3个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又远远高于其他3个关键词，反映出运动人体科学是该时期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学科，肥胖问题则是体育科学的研究热点。另外，通过对与核心词相连关键词的内容分析，发现体育学者开始注重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体育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仅以“运动训练”关键词为例，在1991~1995年期间的关键词共词网络中，与“运动训练”相连的关键词只有“力量素质训练”和“整体动作力量素质”，而在1996~2000年的共词网络中，与“运动训练”相连的关键词则既有生理学领域的“心脏结构”、“心脏功能”和“心钠素”等，也有属于系统论领域的“自组织”等，还有属于人文社会学学科的“价值”等。

2.32000~2004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长和研究生教育社会需求的日益增强，国家调整了研究生招生政策，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经过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我国体育学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9年，黄汉升[3]对1991~2009年体育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做了统计，从其统计可知，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2000年出现明显的增长拐点，新世纪初的关键词共词图谱的密度也印证了上述统计结果。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的规模迅速增大，除反映论文数量的增长外，还反映了4个2级学科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辐增加。

整个关键词共词网络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网络，其中，中心性最高的“低氧”、“运动”、“基因表达”、“细胞凋亡”、“训练”、“运动负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大鼠”、“线粒体”等关键词形成了最大的知识网络，这个知识群代表了此时期体育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在这些核心关键词中，除“训练”外，其余的关键词均属于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可见，运动人体科学仍然是该时期体育科学研究的重点学科。通过代表中心性的节点来看，“低氧”、“基因表达”和“细胞凋亡”的重要程度尤为突出，与前一阶段的核心关键词相比，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反映出体育科学研究不断细化。研究还发现，在核心知识群中，关键词“训练”的中心性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明显提高，另外，“训练”在网络中的位置发生改变，它在前两个时期一直处于体育教育训练学知识群，而在2000~2004年，它与运动人体科学领域的核心关键词联系非常紧密，这些现象说明运动训练日益被学者们重视，其科学化程度明显提升，运动人体科学为运动训练科学化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此外，还形成了另一个较大的知识网络，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有：“中国”、“竞技体育”、“大学生竞技体育”、“职业化”、“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等，这表明学者们开始围绕我国竞技体育本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如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学生运动员问题、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学者们研究的这些问题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大趋势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新世纪以来，体育科学的跨学科特征不断显现，根据对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授予单位及作者专业背景的初步统计，2000年至今，共有24篇与体育科学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由非体育专业的博士生完成，整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体育科学领域攻读其他专业博士并获得学位的学者也开始增多，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体育科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交叉、渗透与融合，进一步丰富了体育科学的知识结构。

2.42005~200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2005年至今，我国体育学博士生教育继续实现快速发展，体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日益增多，招生人数、在读人数以及毕业人数都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图谱4显示，体育学的4个2级学科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内容较前3个时期丰富和深入得多。2005~2009年间，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形成两个较大的核心知识网络。在最大的核心知识网络中，中心性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不再完全以运动人体科学领域的关键词为主，“中国”、“训练”、“大学生”、“运动员”、“青少年”、“体育课程”、“文化”、“市场”、“改革”等关键词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由“奥运会”、“休闲体育”等两个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知识网络。这些关键词的学科归属反映出2005年以来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运动人体科学单一学科研究为主的局面，出现各个学科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使得奥运会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热点课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大众体育、休闲体育得到迅速发展，并受到体育学者的关注。虽然运动人体科学的核心关键词数量在减少，但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微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运动人体科学知识网络中，有相当一部分关键词与运动训练和肥胖相关，体育科学在竞技体育和大众健康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51991~200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为使图谱结构更加清晰和更能说明体育科学研究的重点，利用1991~2009年频次和共现频次超过两次的86个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和知识图谱绘制，获得体育学博士论文重点研究领域的全景图。通过频率和共现频次都超过2次的关键词所形成的共词网络图谱5，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以及主题内部的知识结构。在过去20年中，我国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主要构成了3个知识群，分别代表了体育学的3个二级学科：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这3个学科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重心。作为体育科学4个二级学科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其高频词极少，尚未形成知识网络，这反映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相对薄弱。

在体育学博士论文重点研究领域的全景图中还存在3个核心知识网络，这3个核心知识网络主要由12个频次和中心性均最高的关键词构成，分别为：中国、运动、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训练、骨骼肌、大鼠、低氧、体质、离心运动、体育锻炼、体能。它们代表了1991~2009年体育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从12个高频词和高中心性词的分布来看，运动人体科学词汇所占比例最大，并形成了两个核心知识网络。体育教育训练学和运动人体科学这两个学科联系紧密，“训练”是关键节点，它扮演了两个学科中介桥梁的角色，说明我国运动训练不断走向科学化以及人体运动科学研究成果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持。在运动人体科学知识群中，另有一个由“运动”和“大鼠”两个关键词形成的核心知识网络，通过这两个词以及与之相连的其他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动物实验仍是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体育人文社会学知识群和运动人体科学知识群之间距离较远，没有产生联系，这与两个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有关。体育人文社会学知识群中形成了核心知识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两个热点主题，即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和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除了3个核心知识网络，还有一些小的知识网络分布在3个学科知识群中，主要涉及到了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传播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教育学、运动训练学等学科。

3知识图谱视野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演进路径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知识图谱与知识可视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已成为科学计量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通过运用新兴的科学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将我国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绘制成可视化的“知识地图”。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的演变，映射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20年的发展路径。

我国体育学博士生教育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走过了快速发展的20年历程，构建起了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2级学科体系。

体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涵盖了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等4个2级学科，运动人体科学始终是体育学者关注的核心学科之一。体育教育训练学起步较早，逐渐发展为整个体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学科，并且与运动人体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训练科学化特征日益明显。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学发展迅速，但它作为我国的特色学科，博士生培养历程较短，与其他3个学科相比相对薄弱。

体育科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微观化趋势。我国体育科学研究逐渐从单一学科研究，发展到多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成为当前体育科学研究的鲜明特征。体育科学研究还呈现一种微观化趋势，这一点在运动人体科学研究中有明显的体现，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已从最开始的骨骼肌、线粒体领域深入到当前的分子和基因等微观世界。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现代文明引发的大众健康问题以及学生体质问题3方面的实践需要。

4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发展展望

1)以体育实践为本，提升体育科研水平。

离开体育实践也就失去了体育科研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9]，随着世界竞技体育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在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并不断地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体育运动实践，使其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竞技体育实力不断增强[10]。对于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来说，进一步提高体育科学研究水平，促进运动训练科学化仍是未来体育科学研究的归宿。此外，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健康带来正面促进和负面致病的双重效应，我国的大众健康水平和学生体质都出现下降，以改善健康为使命的体育科学只有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才能满足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2)实现各学科研究平衡发展。

各学科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体育学各学科之间更是存在共生共荣关系。体育科学研究应坚持体育学4个2级学科研究的平衡发展，尤其是加强目前相对较薄弱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争取在民族传统体育学领域做出新的突破。如何继续提高其他2级学科现有的研究水平，并利用其优势来给予民族传统体育学以支持与援助是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3)形成综合集群，提高体育科学研究整体实力。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到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11]这告诉我们，知识虽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学科，但这些学科并非绝对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在研究问题复杂化、科学研究“大科学化”的背景下，打破单一学科研究之间壁垒和障碍，形成整体实力，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而目前在体育学内部，除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联系较为紧密之外，其他学科之间各自为战，相互沟通较少。因此，体育科学还需进一步加快学科内部之间的交叉融合，提高体育科学研究整体实力。

4)适度开放，加强学科外部融合。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学科之间相互融合、作用和转化速度加快，逐步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研究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由此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体育科学应广泛开展体育科学的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进一步加大体育科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合作力度，加强体育学博士授权单位与非体育学博士授权单位的博士生联合培养，建立开放性的学位授权体系，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006―2007中国体育科学学科发展综合报告[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

[2] 杨贵仁，黄汉升，方千华. 新时期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审视[J]. 体育科学，2005，25(6)：3-12.

[3] 黄汉升. 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学探索――基于中国体育学300篇博士学位论文的调查与分析[J]. 体育科学，2009，29(9)：3-17.

[4] 刘则渊，尹丽春. 国际科学学主题共词网络的可视化研究[J]. 情报学报，2006(5)：635-640.

[5]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48.

[6] 林聚任.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7] 刘则渊. 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

[8]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100.

[9] 黄汉升. 论现代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学特征[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1999.

[10] 蒋志学. 备战2008年奥运会我国体育科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首届中国体育博士论坛上的主题报告[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1)：1-5.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Abstract: Human movement science is a young branch discipline in the river of science development. It explores life's mysteries from all the levels of body move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t covers body's movement regulation in motion condi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 of advance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are very important. It gets more quickly development as interactive perme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modern science. The popularity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ports level mak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continuously innovation in new area, which producing many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high level.

关键词： 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特征；进展

Key words: human movement science；research characteristics；progress

中图分类号：G80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67-02

1 运动人体科学概述

1.1 运动人体科学概念 运动人体科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人的机体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群。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保健康复及运动医学等学科。它是经过有关专家酝酿，讨论后于1997年在原学科专业目录基础上概括拓宽而形成的专业。

1.2 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对象 运动人体科学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机能活动的变化特点、规律和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有助于增进健康、提高人体机能能力的一门科学。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整体，从宏观看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组成；从微观看细胞又是由细胞器、生物大分子、分子、原子等组成。因此，我们研究运动人体科学时，要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时空的观点去理解人体运动，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其实质与规律。[1]

1.3 运动人体科学的作用 运动人体科学知识和技能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运动人体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为促进人体健康、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及运动康复等提供必要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及实践技能，也可对运动员选材、动作技术分析、机能评定与训练监控、延缓运动性疲劳及促进恢复、合理营养等提供必需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2 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特征

2.1 以系统整体观点综合宏观与微观研究 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回顾运动人体科学的早期研究，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集中在耐力运动的生理机制、运动与环境生理反应、运动与营养、衰老和高海拔气候的应激性等宏观研究。随着近代医学理论、生物技术和仪器设备的发展，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进入了微观研究时代。肌肉活检、电镜观察、微电极生理和超微量分析等技术的诞生，逐步把现代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视野带进以分子为基础的微观世界。

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开辟了现代运动人体科学从本质上认识运动机体规律的全新局面。21世纪运动人体科学研究中若干重大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如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信号转导、受体、细胞凋亡、离子通道等基础研究和基因选材、基因治疗、低氧训练、营养调控、疲劳消除等应用性研究也不断深入到细胞、亚细胞与分子水平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研究。

2.2 从多层次、全方位开展跨学科研究 运动人体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随着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深入发展，许多运动人体科学研究课题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远远超出本学科的能力，必须依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在前沿领域酝酿新的突破。

运动人体科学借助体育学、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生命科学和非生命科学之间的有机交叉，促进整个运动人体科学领域从分子水平到整体水平的全方位跨学科研究，活体内分子识别的实时、动态分析，在运动状态下研究生物大分子间相互作用定量、动态规律等。运动人体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高度的交叉、协作、融合与协同将推动运动人体科学自身的发展。

2.3 依托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特点 早期运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主要以运动代谢与心肺功能等应用研究为主。顺应现代分子微观水平科技发展，运动人体科学在分子、细胞和生物体等多个层次上全面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探讨运动对机体功能活动影响的基本问题，注重从整体水平研究运动对人体生理功能活动影响的基本问题，注重从整体水平研究运动人体生理功能影响及其调控机制，例如信号传导途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理论、细胞凋亡等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对运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

2.4 研究基础与应用研究交融并举 当今，运动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融并举的互动关系十分密切。运动人体科学在高住低训、中药结合运动免疫、抗疲劳研究中有关中医药的作用及机理、运动训练的效果监控等基础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另外，在传统中医药对运动员的体液免疫功能调理、针刺镇痛与运动疲劳损伤机制、激光运动医学研究、运动技术的生物力学诊断、体育锻炼健身防病治病机理的研究等领域，也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研究领域，通过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融合贯通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应用价值。

2.5 研究手段借助先进仪器设备和技术 运动人体科学研究水平的突飞猛进得益于20世纪后期先进实验技术和仪器设备的普及应用。20世纪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发展中多个重大的里程碑，如DNA双螺旋结构、DNA的重组和转化、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的突破以及纳米科技、生物芯片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奠定了运动人体科学实验技术的基础。

3 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进展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摘 要 体育科研具有自身许多复杂的特点，高校中体育科研工作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高水平的体育院校更是我国体育科研事业前行的风向标。高校体育科研事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有了很大进步，且已经成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同时产生许多问题，这种问题只有进一步加强高校体育科研工作者的伦理规范管理，才能真正使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发展。

关键词 高校 体育科研工作者 伦理规范

后奥运时期，我们想方设法为了提高全民参与体育质量而努力，想方设法以竞技体育带动学校体育、以学校体育推动全民健身、以全民健身鼓励经济体育发展的模式，而体育科研又是引领各项体育事业前行的理论基础。目前，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远的进步，已经成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仍存在体育事业发展的强烈需求与体育科技自身实力不足的矛盾。体育科研具有自身许多复杂的特点，高校中体育科研工作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高水平的体育院校更是我国体育科研前行的风向标。高校体育科研事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有了很大进步，且已经成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同时产生许多问题，这种问题只有进一步加强高校体育科研工作者的伦理规范管理，才能真正使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发展。

一、高校体育科研工作的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目前，高水平的体育院校，或是综合类大学下设的体育学院（系）都具有完备的体育条件，包括完善的教学设备（理论课教学设备、运动生理生化实验室等、各种项目训练场馆）、全面的体育课程、优秀的运动训练队伍等，这些体育条件与高校体育科研工作相互推动相互促进，推动我国高校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我国高水平的体育院校从事的科研领域主要有体育人文社会学方向（休闲体育、城市体育、体育产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遗产传承等），运动人体科学方向（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等），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校体育学、训练理论、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理论与方法），民族民间体育，体育信息技术此几个大研究方向，另外经过不断发展，又出现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在这里不做赘述。

二、高校体育科研工作的特征矛盾、有悖伦理规范行为

（一）高校体育科研选题方面

选题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往往直接影响到以后科学研究的成败、利弊。根据体育科研选题特征与现状可知，高校体育科研选题方向存在的最大矛盾之一在于自身的发展与教学、训练、科研的着重，高校体育科研发展是整体抓还是偏重于某一方面，不断被业内人员提及。于此，很多高校体育科研人员学者脱离实际，夸大学校体育的作用，将学校中的运动队和专业训练队伍相比较研究，也不尊重高水平队伍的发展，将学校运动队伍理念用于高水平的专业运动队，混为一谈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研究方法选用方面

在当今体育科学研究膨胀化发展的趋势下，体育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纵向延伸和横向发展的特点。纵向情况，体育科学研究一方面追根溯源向不断向古代体育，甚至是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类的狩猎、迁徙、肢体活动等；另一方面，为未来的体育事业不断运筹帷幄，使体育科研现状造福于人类长久的生存。从横向发展来看，体育科学研究不断借助于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用于武装自己，发展到了今天就成为我们业内人士所声称的交叉学科理论、多学科理论，即使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开发技术、数学物理学化学经典理论、管理学、经济学理论等等，集各学科之所长于体育，使体育集百家之所长于一体[2]。

（三）研究成果运用阶段

由以上得出的结论，体育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其中选题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导致体育科学研究涉足领域可以向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扩大，也可以向自然科学不断延伸，两种情况的成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社会科学类往往用事实说话，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理论指导实践；自然科学类往往注重用数字说话，重视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以实验数据反映现实情况。两种选题背景不同，对体育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社会贡献方面就不可同一界定，但是，经长期的调查研究，高校体育科研工作虽然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却并未担当相应的责任。大部分科研成果还停留在理论化的水平，仅能纸上谈兵，不能将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践当中去，不能结合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而提供实际性的价值，造成劳民伤财、研究水平低下等恶劣影响[3]。

三、结论与建议

体育科研中有悖伦理规范的学术行为，不仅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而且也严重违反了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同时也亵渎了科学研究的求真精神。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彻底葬送了体育科研的创新精神，使刚刚起步的体育科学研究走向夭折，整治体育研究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急关头。与此笔者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供参考。体育科研工作应加强对体育科研工作者的伦理规范教育，体育科研工作者应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各单位应建立完善的伦理责任奖惩机制并成立伦理监督委员会，加大监督力度。在公众方面，鼓励新闻媒体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舆论监督，另外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应加强学术审查力度。

参考文献：

[1] 丁月兰.体育科研创新团队管理和运行机制建设研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11（24）：32-35.

[2] 顾春先，何文涛，胡波.我国普通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现状及对策[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8）：19-22.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拳击；科研；文献计量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88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36-04

Research on China’s Boxing Academic Thesis from 2000 to 2010

FAN Qingmin，LI Zhi，YANG Haiya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Using online journal search engines，for instance，“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taking samples from research papers of boxing，from the year of 2000 to 2011，which are published in 22 journals，for instance，“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Journal”，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boxing in China in terms of first authors，key journals and research focuses by their annual totals，journal distribution，authors and so on，so as to reveal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boxing in China and provide further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work of China’s boxing.

Key words: boxing；scientific research；bibliometrics

2008年奥运会我国拳击项目取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拳击项目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潜优势项目，已成为我国竞技体育新的金牌增长点。然而在我国拳击项目取得辉煌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努力，近年来，拳击科研工作的开展对于直接指导运动训练实践活动，全面提升我国拳击项目的整体认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2000年到2010年11年间关于拳击领域研究的科研论文进行数量、类别等的文献计量学统计，从论文研究内容、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分析我国拳击运动科学研究的现状及一些规律特征，揭示拳击运动科研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热点，为拳击训练、教学和科研提供参考，以促进我国拳击运动及其科研水平的发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文献检索工具《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拳击”为检索词，将检索结果筛选去重后，检索出的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科技》等22种期刊发表的有关拳击的475篇科研论文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目的，查阅并研究11年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科技》等22种期刊发表的有关拳击的475篇科研论文。

1.2.2数理统计法对475篇拳击科研论文从发文量、被引量、下载频次分析、论文文献期刊分布、论文作者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1.2.3逻辑分析法分析统计数据，结合拳击运动的发展，分析我国拳击运动科学研究的现状，揭示我国拳击运动科研发展过程中的有关规律和特征。

2结果与分析

2.1拳击科研论文文献分布分析

2.1.1拳击科研论文的发文量与被引量从2000-2010年拳击科研论文发文量与被引量可以看出，2000-2010年11年间拳击科研论文的发文量呈波浪型的增长趋势，以每年40篇为轴心上下波动，变化幅度比较小，说明拳击科学研究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自1986年我国恢复了中断28年之久的拳击运动以来一直处于低谷中奋斗，2004年我国优秀拳击选手邹市明在雅典奥运会获得拳击铜牌，实现了中国拳击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中国拳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随着2008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拳击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战役拉开了序幕。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拳击科学研究的发展，2007年我国拳击科研论文的发文量达到了11年间的最高值。2009年，随着国际业余拳联颁布的拳击竞赛新规则的实施，2009年我国拳击理论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针对新规则拳击训练方法、训练手段、技战术等方面影响研究的科研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000-2010年11年间拳击科研论文的被引量与引文量前5年间逐年增加，在2002和2004年达到峰值，然后呈现下降的趋势（表1），这与同期发文量的增加相对应。

2.2.1论文文献期刊的载文量分布分析载文量在5篇以上的期刊有22种，共发文206篇，占11年发文量的43.9%。可见，这22种期刊是发表拳击科研论文数量较多的主要期刊，是拳击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主要园地。从表5可以看出，在排名前10种期刊中，仅《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沈阳体育学院学报》是体育类的核心期刊，另有医学领域的期刊3种。

表52000-2010年论文期刊载文量前10名分布

序号期刊名称载文量/篇占论文量的

百分比/%1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65.52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34.83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53.24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153.25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12.36法医学杂志102.17贵州体育科技102.18中国法医学杂志102.19辽宁体育科技91.910安徽体育科技81.7合计20243.92.2.2论文期刊的被引频次分布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包括10次）的期刊有12种，计313次，占被引频次的64.8%；被引频次在20次以上的期刊7种，占被引频次的50.3%。说明接近半数的引文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等7种期刊。被引频次排名在前10位的期刊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技》、《山东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6种期刊是体育学术领域的核心期刊，尤其是排在第一位的《北京体育大学学报》被引频次达到66次，占被引频次的13.66%，说明其发表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引用。

2.3拳击科学研究论文作者分析在拳击科学研究中，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作者，并且逐步形成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本文通过分析论文文献的第一作者，从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两个方面，来探讨拳击科学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

2.3.1拳击科学研究论文发文量多的作者通过对11年间发表的475篇（其中445篇刊登作者名称）拳击科研论文进行研究，326位第一作者，其中发表1篇或2篇论文的作者共有302人，占第一作者数的92%；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共有24人，占第一作者数的8%，共发文104篇，占发文量的22%（表7）。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这一切在“陷害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参考文献：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4、叶永烈：《反始末》，P379，380（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7，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8，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9篇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这一切在“陷害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有”版权所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运动科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体育科学、教育与运动医学大会；体育科学；学术交流；2012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9-0001-04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Sport　Scienc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y　on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Medicine　in　Sport

JIANG　Zhi-xue1，　LONG　Sheng-jun1，　YANG　Jie2，　SHI　Li-jun3

（1.　Science　and　Education　Divisio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Beijing　100763，　China；2.　Sport　Research

Institu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Beijing　100763，　China；3.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e　theme　of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Medicine　in　Sport　is　Sport-Inspiring　a　Learning　Legacy.　This　convention　show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in　sport　science　research，　such　as　the　subjects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the　contents　became　more　pertinent　to　sports　practice　and　the　orientation　becam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is　convention　laid　more　emphasis　on　the　new　research　hotspots　as　the　sport　legacy，　coaches＇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advanced　ideas　on　public　health.　Covering　biology，　medicine，　psychology，　economics，　history，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convention　showe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port　science　research.

Key　words：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Medicine　in　Sport；　sport　science；　academic　exchanges；　2012

2012年7月19～24日，伦敦奥运会前夕，由国际奥委会（IOC）、国际残奥委会（IPC）、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和国际体育科学与教育理事会（ICSSPE）四个组织联合举办的“2012国际运动科学、教育与医学大会（ICSEMIS　2012）”在英国格拉斯哥苏格兰会展中心召开，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2　000多名体育科研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　“运动激发学术遗产”，通过大会报告、口头发言、墙报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学术交流，涵盖了从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到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展示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大会的交流成果展现了当前国内外体育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1　ICSEMIS简介

ICSEMIS的前身是奥林匹克科学大会，简称奥科会。奥科会自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起开始举办，自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始使用“奥林匹克科学大会”这一名称，国际奥委会（IOC）是唯一主办单位。奥科会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综合性体育科学大会，也是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4年在奥运会举办国举办一次。由于它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举行，所以也被称为“奥运序曲”。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工作者云集奥运会举办国，共同交流体育科学、运动医学、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各领域中的最新发现、经验和进展。

2004年希腊萨塞罗基尼奥科会后，国际奥委会决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奥科会改由国际奥委会（IOC）、国际残奥委会（IPC）、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和国际体育科学与教育理事会（ICSSPE）四个国际组织联合举办，改名为“国际运动科学、教育与医学大会”，会议的规模有所扩大、层次得以提升。我国的广东省广州市于2008年8月1-5日成功承办了首届国际运动科学、教育与医学大会（ICSEMIS　2008）。

2　ICSEMIS　2012概况

2.1　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大会设立了2个开幕式主题报告、1个闭幕式主题报告、17个主报告和135个分报告，以及2　000多篇论文参与口头报告、墙报交流、workshop、自由交流、专家交流和展览展示活动。大会设置2个论文大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1个；设立了10个“青年调查研究奖”青年学者奖和44个国际奖学金。会议邀请了全球体育科研及其相关领域的众多知名科学家到会进行学术交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　000多名体育科技工作者相互学习和借鉴、碰撞并产生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2.2　会议主题与主要内容　本次大会论文集收录的主题报告（keynote）共有9个，涉及6个方面的内容（表1）。

大会专题报告（symposium）涉及9个领域，每个领域中都包含多个分会场专题讨论；自由交流的口头报告涉及10个领域，详见表2。

2.3　会议论文情况　会议征集到论文2　000多篇，　通过专家评审，　选出了779　篇为会议宣读论文，　其中专题报告为96篇，口头报告为683篇，各类别论文数目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2.4　我国学者参会情况　我国共有1　080余篇论文被大会录用，其中，口头报告250余篇，墙报交流830余篇，参会代表400余人。我国参会人员主要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及其直属科研单位、体育院校、体育科研单位和普通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国家体育总局运医所、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等。北京奥组委医学部的甄小珍女士受邀参加了开幕式主题报告，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常芸研究员、首都体育学院的钟秉枢教授分别主持了“高水平运动训练的遗产基因分析”和“21世纪的体育运动、大脑发育和教育”的专题交流。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黄彩华的论文“Leptin　And　Adiponectin　May　Interact　In　Mediating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For　Type　2　Diabetes”获得了自然科学最佳论文奖。我国学者的论文几乎涵盖了所有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其中以运动训练、体育社会学、大众健康、体育教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等领域的研究居多，高原训练、武术研究和健康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3　2012　ICSEMIS会议热点与焦点

3.1　关注大众健康、推广先进理念　关注大众健康，推广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是当前国内外体育科学研究的重点，大会开、闭幕式的主报告都有相关内容。美国著名科学家Robert　Sallis的闭幕式主报告题目是：运动是良医。他指出：缺少体力活动，是当代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它会对健康产生一系列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良影响。运动是防治一系列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肥胖以及过早死亡的最有效手段，是针对世界健康问题的有效的低成本干预策略。未来的运动医学研究可能会集中在：预防因静坐少动生活方式引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锻炼或比赛前，对预参加者进行临床筛查，为参加各种竞技项目的运动员提供医疗援助；营养补剂的使用、药物使用的人、兴奋剂的控制、性别鉴定、性别复合体的道德伦理、法律和健康相关的难点问题；与国际体育赛事相关的特殊医学问题（包括残疾运动员），如旅行与习服的效果等。本次会议有关疾病的运动干预与运动安全性研究领域设了4个专题，其中，运动性猝死作为运动人群在运动中突发事件设立了2个专题。运动性猝死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一些常规体检正常的运动员也时有猝死发生，直接危及“健康人”的生命，给人们的震撼很大，成为运动医学领域的难题。

3.2　体育遗产研究崭露头角　奥运影响（Olympic　Impact）和奥运遗产（Olympic　Legacy）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大多数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和举办国家所留下的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在本次会议上，英国的两位学者对体育遗产和伦敦奥运会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体育遗产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体育遗产的产生还需要考虑行政管理以及评价的过程。其研究指出，体育遗产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体育遗产的评价比较复杂，评价的标准以及由谁来评价目前还比较混乱，需要进一步研究。

3.3　教练员继续教育引起重视　英国的Hazel　Hartley　指出，应将教练员的培训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进行研究。教练员培训与发展的结构、训练理论体系与培训的设置、梯队等方面相互呼应，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教练员的实际需求，为运动实践服务。澳大利亚的Cliff　Mallett、美国的Wade　Gilbert都认为，应通过教练员培训的多级培训体系研究培养优秀教练员的合理模式。在功能方面：对不同阶段的教练员培训进行评价，提出培训的新构思及其可行性评价。在性能方面：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具体、准确明确、科学合理；培训重点合理、可行性高。在使用方面：评价指标简便易行、各阶段评价检测指标清晰明了。

3.4　运动训练科学化仍在不断完善　在运动训练专题报告中，来自澳大利亚的Mark　Willanms、英国的Nicola　Maffulli和芬兰的Kari　Keskinan等学者就运动训练过程中的竞技运动训练强度与运动能力关系发表了具有独特见解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最优秀运动员的实践往往更加注重运动负荷强度，而不是仅仅体现在运动量上。训练实践本质性地改变了以往有关可行的负荷强度值的概念，这其中尤其体现在决定运动强度负荷和专项技能的关键环节和部位的有效范围内的负荷强度的不断提高。

Mark　Willanms的报告提出，运动员在不同时期对于完成自己功能可能性的运动负荷强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相对的特征。原来的运动强度负荷是新的运动强度负荷的母体，是从原来的运动强度负荷那里脱胎而来，在新的运动强度负荷和原来的运动强度负荷之间，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运动训练中，对原来运动强度负荷的否定是运动成绩提高的重要步骤，它吸收了前阶段的优点，是更高级的新的东西，是一种自我完善，实现了运动成绩向新质的飞跃。Nicola　Maffulli在安排青少年运动员训练负荷与恢复之间的各阶段关系时提出的“敏感期”的观点，对不同阶段运动员运动负荷安排及对应的运动素质发展敏感期侧重安排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3.5　前沿科学引领学科发展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前沿研究，会上有关基因与健康、基因与身体素质以及基因与杰出运动能力方面设置了2个主题报告会场和5个专题报告会场；基因兴奋剂问题与检测方法研究设置了1主题报告和3个专题会场。杰出的运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基因，在人类存有对运动训练敏感的高反应群体和低反应群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发现，与有氧能力相关的基因有近100个，是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最活跃的领域。随着基因技术与理论的飞速发展，精细识别、克隆与人类运动能力有关的基因，了解其相关素质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对运动能力的预测与评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一些专业人士试图把基因疗法用于运动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提高，借此提高运动成绩，逃避兴奋剂检测。基因兴奋剂与其他兴奋剂相比，隐蔽性更强，对人体的潜在危害性还不为人知，目前尚没有针对基因兴奋剂的切实有效检测手段。最新研究认为基因兴奋剂的检测手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检测载体和导入的外源性基因；二是检测导入基因的编码产物—蛋白质；三是蛋白组学方法应用；四是检测基因兴奋剂对机体的独特影响。

3.6　体育信息学研究日益深入　在体育信息的学科研究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德国、瑞士、波兰、西班牙等国开展得较好，但其研究领域一般以文献研究和文献数据库建设为主，应用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竞技体育信息应用研究不多，针对优秀运动员的信息情报研究更少。体育情报信息应用和服务模式研究在国际上并未形成规模。在北美，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在信息技术研究（网络信息、数字技术、数据库）等方面独具特色，如著名的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就建有非常现代化的信息网络系统。当前，信息技术（IT）在体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已十分广泛，但情报信息（information）的应用研究很少，鲜见体育信息服务的方法学和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以及构建体育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针对优秀运动队的有效地体育信息服务实践研究更少。

4　体育科学研究趋向

4.1　学术研究重点发生微妙变化　奥科会的关注焦点从运动员竞技运动能力的提高，逐渐向围绕健康、发展的主题展开。在2008年广州奥科会之前，体育科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通过运动人体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提高运动成绩。而本届大会更多的是关注体育对大众健康的影响，期望通过科学合理的运动来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同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群体，不再仅限于研究如何提高其运动水平或执教水平，而是更多的去关注其作为社会人的长远发展问题。

对比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的体育科学与国际关注点还具有较大差别。国外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微观方面，更多的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如运动员、教练员、体育锻炼者的激励问题（包括激励原理、方法）等。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的是从宏观视角出发，集中在体制、机制、战略、策略等层面。微观的研究层面体现了国外研究注重解决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务实的研究方向。在运动人体科学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倾向于针对大众的健康或身体康复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还较多的还是从提高运动员运动成绩出发进行研究。本届大会所展现出的体育科学研究的特点与趋向，和我国当前所倡导的发展全民健身、体育为大众服务、关注运动员的长远发展是相契合的，应成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今后的关注点。

4.2　体育科研基础与应用并重　体育科研在关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了研究的应用价值。本届奥科会入围的论文中，不乏一些针对“小问题”进行的微观研究，比如针对老年人跌倒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及康复意见等研究。这些研究更好的体现了体育运动在大众健康及康复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契合了体育运动走向大众，走入生活，服务健康的未来发展趋势。

4.3　体育科研的主题更加多元化　2012　ICSEMIS涉及学科范围广，领域宽，论文覆盖面大，如大会主题报告涉及了基因、生物护照、奥运遗产、体育教育、运动与健康等；研究内容更加契合运动实际，如训练的生理—生化监控，高原训练，低氧训练，兴奋剂的使用及监管等问题受到更多同行的关注；研究取向更加注重学科交叉与综合，奥科会专题会场将相近主题的各学科研究组合在一起，给学者们带来新的启示，即如果能从不同专业角度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该问题的更为全面的认知，而且更能促进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5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