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关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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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关系论文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筹资、投资活动与日俱增,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不断。目前,理论界在财务管理的主体、目标、内容等方面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但对财务基本理论的构成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基本理论之上的。

一、效率市场假说

效率市场假说这一理论认为:股票市价反映了现时与股票相关的各方面信息,股价总是处于均衡状态,任何证券的出售者或购买者均无法持续获得超常利润。效率市场一般分为三种类型:(1)弱式效率性,股票的现行市价包含了过去股价变动的全部信息;(2)次强式效率性,股票市价不仅包含了过去价格的信息,而且也包含了所有已公开的其它信息;(3)强式效率性,股票的现行市价已反映了所有已公开的或未公开的信息。

效率市场假说经历了长期的检验。在所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或股票市场中,都具有高度的弱式效率性,以及相当程度的次强式效率性。研究效率市场假说对企业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证券市场反映了全部已公司的市场信息,故大多数股票的价格都是公平合理的,即给所有投资者以均等机会的价格,投资收益的大小只取决于所承担风险的大小;由于在股票价格中包含的信息非常多,因而股票指数可作为市场状况的主要指数,这对于那些与发行、出售股票、股票回购和偿还债券等有关财务决策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效率市场假说这一概念已深入到投资实践并成为政府制定有关证券市场法规的依据。 论文

二、现值分析理论

现值分析理论是贯穿现代财务管理的一条红线,它是基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原理,对企业未来的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贴现分析,以便正确地衡量投资收益、计算筹资成本、评价企业价值。

企业经营活动的现值分析一般包含三个要素:企业投资或筹资活动的有效期,即现金流量的时间域;发生在各个时点的现金流量,即每一时点的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以及平衡不同点现金流量的投资收益率(为个收益率或称贴现率能正确地反映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以及相应于其它投资机会的机会成本)。这三个要素缺一均不能进行现值分析。利用现值分析进行财务决策的标准是未来现金流入量的现值大于现金流出量的现值,即净现值大于零时才值得去投资或筹资。在通常的情况下,企业资产的净现值越大,企业的价值就越大。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几乎所有的财务决策都涉及到未来现金流量,都需要决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时价值,因此,现值分析是企业进行投资或筹资决策基本准则之一。

三、总价值理论

美国的modigliani和miller两教授于1958年首次提出了资本结构无关系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1)无论是负债经营不是无负债经营,任何企业的价值等于其预期息税前利润除以适用于其风险等级的资本成本率;(2)负债企业的股本成本等于同一风险等级无负债企业的股本成本加上风险溢酬。由于市场套利机制的作用,随着企业负债的啬,2股本成本也增加,因此,在无赋税的条件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会影响企业的价值和资本成本。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m&m于1963年将公司税引入企业价值中,提出负债会因利息是可减税支出而增加企业价值。主要包括:(1)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赋税节余的价值,后者等于公司税率乘以负债额。当引入公司税后,负债企业的价值会超过无负债企业的价值。负债越多,这个差异越大,当负债达到100%时企业价值最大;(2)负债企业的股本成本等于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无负债企业的股本和负债成本之差以及负债额和公司税率决定的风险报酬率。

四、期权估价理论

期权或称选择权是一种衍生金融工具。其基本特征是:期权持有人具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某个约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金融资产的权利;期权立约人(期权出售者)则负有按约定卖出或买进一定数量金融资产的义务。其权是一种不对称合约,给予期权买方随时履约的权利但并不要求其必须履约,期权的卖方则负有责任,只要飞翔方行使权利,卖方就必须履约,若买方认为行使期权对其不利,卖方无权要求对方履约。在期权交易中,期权买方的风险是可预见的、有限的(其最大损失是为拥有选择权而支付给卖方的权利金),而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却是不可预见的、相当大的;期权卖方的风险是不可预见的、无限的,而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是可预见的、有限的。期权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给予期权持有者一种决策弹性,使其可以灵活利用金融市场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在最大的限度控制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的同时,又不丧失获得可能出现的获利机会,因此,期权已成为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与投资的重要工具。 论文网

五、学说

本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詹森和威廉·麦克林在其合著的论文中对学说作了系统的描述。他们认为:现代企业的关系可以定义为一种契约或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一个或多个人雇佣其他人,授与其一定的决策权,使其代替雇主的利益从事某种活动。在公司制下,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资源的提供者与资源的使用者之间以资源的筹集和运用为核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论文联盟为公司内部高层经理与中层经理、中层经理与基层经理、经理与雇员之间(在这里,上一层经理既作为人又表现为下一层的委托人)以财产经营管理责任为核心的关系。关系的本质体现为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和人之间各有不同的“个人利益”,他们受个人利益的驱动,从市场进入企业,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关系人各方目标不一致,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利益的相互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有效方法就是由关系人各方共同订立各种形式契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在本质上是由若干个人之间的一组相互重叠的“契约关系的综合”。现代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关系复杂性,决定了契约各方存在着利益不均衡性、信息不对称性和风险不平等性等,由此决定了契约的监督在客观上需要建立一系列沟通、激励、协调关系的管理机制,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动,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的利益。 论文网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合作 人文科学 引用分析 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56-07

1 引言

人文科学是指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及其发展等问题进行自我反思,对人类思想、文化、信仰、情感、美感和精神表现进行探究的一门学问[1]。人文科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2]。该学科涉及范围较广、研究内容丰富,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历史、文化特征,与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或流派性的研究视角和方式。

人文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中已产生、繁衍和发展数千年,自人类发源开始,受到地域、语言、交通和战争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文思想无法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则通过竹制、纸制文档进行传播。近百年来,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地区人民已然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不同人文知识,通过翻译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英语语言的大量普及,为不同地域、不同语种的人文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创造了人文科学领域更多学术合作机会,促进了世界文化极大的融合。例如马建忠先生所著《马氏文通》首先采用了对比研究的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涉及语言对比研究的著作,而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是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学著作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3]。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流行起“中国热”,英国对中国的文化如哲学艺术产生很大兴趣。在18世纪前,1622年耶稣会士就用拉丁文翻译 《大学》,称它做《中国圣书》[4]。赵欣[5]曾撰文概述在“中国热”期间,中国的室内装饰、饮茶和瓷器文化逐渐渗透进入英国皇室和平民的日常生活。钱钟书[6]先生旁征博引英国文学、哲学思想史等作品,对十七世纪中国在英国褒贬不一的形象进行讨论和分析。Allinson, R. E.[7]和 Hansen, C. [8]都曾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等方面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

中英两国均拥有灿烂的文化,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促进了世界文明的极大进步。中英两国众多文学、哲学和语言学等著作、文献都显示,两国学者已对双方人文科学领域卓越的思想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本文以中英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为样本,统计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来探讨两国在该领域各自取得的成果,评估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合作交流的现状,为两国今后在该学科领域的规划发展提供适当的决策支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1999~2011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中英两国人文科学领域论文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以及中国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五个国家历年合作数量与合作论文被引量,采用文献计量法来分析和评估中英两国在人文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增进两国双方在该领域研究状况的了解,加大彼此的合作与交流的力度,促进两国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共同发展。本文所列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包括:linguistics(语言学)、humanities multidisciplinary(人文综合)、philosophy(哲学)、history(历史)、literature(文学)。

3 对比分析

通过检索我们得到,1999~2011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人文科学论文968,747篇(包括5个子领域),其中中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4,690篇,占总量的0.48%,与国际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论文有489篇,占中国发文量的10.43%,合作的国家/地区达到62个,中国发文的累计总被引次数为4,066次。英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107,670篇,占总量的11.11%,其中与国际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论文有5,279篇,占英国发文量的4.90%,合作的国家/地区达到94个,英国发文累计总被引次数为85,670次。

数据显示,英国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发文量是中国学者发文量的22.957倍,英国国际间合作论文数量也达到中国国际间合作论文数量的21.070倍,其国际间合作论文占其发文总量的比例却低于中国同类比例。从被引角度上看,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0.867次/篇,高于英国的0.796次/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论文的被引价值略高于英国,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在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子领域中,中国学者的发文量和论文的被引次数上都远不及英国,国际间合作论文的数量和被引量也低于英国。在国际间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方面,中国略低于英国,但两国该数值均远高于各自人文科学领域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说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学术借鉴性和研究性较高。

3.1 中英两国发文量统计及被引分析

在人文科学领域中,中国学者的发文量远远低于英国学者,为了分析中国和英国1999~2011年在该领域历年发文量的变化情况,我们统计和整理了相关的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英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发文量是中国的22.957倍,中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发文量增长迅速,在2011年达到峰值(1,087篇),英国在该领域历年发文量则维持在8000~10000篇左右,且逐年缓慢递增。虽然中国在该领域发文量年平均增幅高达24.52%,英国仅有2.14%,但中国论文基数较小,与英国论文数量的差距仍较为明显。图1反映了两国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我们对中英两国1999~2011年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历年被引情况作了统计(见表2),以分析中英两国学者在该领域论文的被引价值,以及各自的学术影响力。

从表2可以看出,英国论文被引总量达到中国论文被引总量的21.070倍,主要是因为英国学者论文的数量远远高于中国学者,被引次数也相应较多。从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为0.867次/篇,英国为0.796次/篇,可见中国学者论文被引价值略高,学术影响力略大。

基于表2数据,我们绘制了中英两国年度被引数据的对比图(见图2),图2更能清晰地展示中英两国之间在人文科学领域年度被引的变化情况和趋势。

从图2可以看到,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国论文历年被引次数都远小于英国,近几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2011年,英国论文被引次数超过中国15,275次。由于中国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中国近五年来论文被引次数以30%左右的速度逐年增加,这说明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质量不断提高,逐渐为国际学者所认可,学术研究价值越来越高。英国学者论文的被引次数近五年的平均增幅达到19.19%,远远高于发文量的增长速度,可见英国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较大。

我们对中英两国引文索引和会议索引收录论文的被引情况分别统计和分析发现,中国引文索引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0.968次/篇,会议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0.521次/篇,英国论文该数值分别为0.744次/篇和2.186次/篇。由上述数据可知,中国引文索引论文的学术价值略高于英国,而在会议论文方面,中国论文的质量则远远低于英国。为了解决中英两国在两大索引中论文数量和论文篇均被引次数的不平衡,两国应该加大合作力度,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营造良好的学术合作氛围,共同提升两国的学术地位。

表3列出了中英两国1999~2011年人文科学领域五个子领域的篇均被引情况。

由表3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发文量上看,中国在人文科学领域各个子领域的发文量都远远低于英国,虽然发文量逐年递增,但数量不大,导致两国发文量的差距不断拉大;(2)从篇均被引次数上看,中国在人文科学领域各个子领域的篇均被引次数都低于英国,但中英两国在人文科学五个子领域的篇均被引次数都不高,主要源于人文科学的根源性、历史性和差异性,易形成各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人文学者更倾向于提出不同的观点,而非直接引述他人论断;(3)中国学者在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发文量分别占人文科学领域发文总量的35.03%和25.74%,英国学者在历史学领域发文量最大,占发文总量的42.21%,其次是文学(21.77%)。说明中英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排除中国的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区域局限性和语言限制特征,直接导致中国在这两个领域英文文献数量偏少;(4)人文科学领域世界性会议较少,致使中国和英国会议论文数量极少,各国学者缺少在该领域面对面探讨学术的机会,无法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以及不同种族的人文交流。

面对中英两国在发文量上的较大差距,以及英国发文量增长缓慢等问题,中英两国学者应该借助政府和院校的平台,举办质量较高的学术研讨会议,增进彼此的了解,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共同提高双方在国际学术上的话语权。中国学者也应该借鉴英国学者在引文索引论文上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提高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3.2 中英与国际间的合作发文量统计及被引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促进了各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蓬勃发展,不同的文化、制度在世界大熔炉里不断碰撞,不断融合,全球性的学术合作层出不穷,国际间合作的论文数量也不断攀升。表4为中英两国1999~2011年与国际间合作的发文量以及占对应年份论文数量的比例。

表4的数据显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国的国际合作度高于英国,但历年合作发文量占对应年份发文比例波动较大,该比例在2007年跌至谷底(6.41%),近年来已有所改善,国际间合作论文占总发文量的比例达到10.43%。反观英国,虽然该比例逐年缓慢增加,国际间合作论文占总发文量的比例仅为4.90%。从合作的国家/地区数量的角度看,与中国存在合作关系的国家/地区为62个(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与英国存在合作关系的国家/地区则达到94个,可见英国国际间合作范围更广。在人文科学五个子领域中,中英两国国际合作发文比例高低迥异(见表5),中国在语言学、历史学领域该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16.80%和9.94%,英国则在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占得优势,该比例达到12.44%和8.66%。中英两国各有优势领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促进不同领域的全面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我们分别统计和分析了中英两国1999~2011年国际间合作论文的被引情况(见表6),借以分析国际间合作论文的学术价值。并根据合作论文的历年被引量数据做出了两国合作论文被引量的年度变化图(见图3)。

从表6和图3中看出,中国国际间合作论文历年被引次数远远低于英国,且差距逐年拉大,2011年两者的被引次数差距达到3,226次。英国国际间合作论文的被引次数随着合作发文量的增加而迅猛增长,总被引次数已经达到18,123次,是中国总被引次数的14.69倍。综合表4中的数据,中国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量为2.523次/篇,英国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量为3.433次/篇,中国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被引总量占到所有中国论文被引总量的30.35%,英国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被引总量占到所有英国论文被引总量的21.15%。由此可知,英国国际间合作论文的被引价值略高于中国,且两国存在国际间合作关系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都远高于两国各自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说明国际间合作论文获得比非国际间合作论文更高的被引次数,被引价值更高,学术影响力更大。因此,加强中英两国国际间合作成为了提高两国学术影响力的必然趋势。

3.3 中英两国与中美、中德、中法、中日之间合作分析

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基于科技的迅猛发展日益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但不同文化的差异对经济合作、跨国企业管理、著作翻译、以及教育教学等方面带来了诸多障碍。赵曙明[9]提出文化差异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巨大挑战,迫使其迅速转型。杨红升[10]深入研究文化差异对认知的影响,发现文化的迥异给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认知带来深刻的影响。陶友兰[11]针对人们基于不同文化对古诗英译中的接受程度进行分析,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法。张宏伟[12]从境外旅游的角度对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适应性建模分析,以期寻求最适合的旅游经济文化。诸多实例和文献资料显示,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背景的不同给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障碍。文化的积淀来自于各民族在几千年的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迥异语言模式、文学素养、哲学思维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人文科学自古以来,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社会的发展,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 人们也都不知不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甚至思维与生活方式, 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13],并通过人文科学的大融合促进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思想的不断碰撞。中国和英国各自拥有璀璨的文学巨著、跌宕的历史进程和独立的哲学体系,为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发展,中英两国人文科学领域学者应为两国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提供文化差异的指导和咨询,共同提高两国在世界舞台各领域的话语权和学术地位。

我们检索了1999~2011年中英、中美、中德、中法、中日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合作发文量,以及历年发文的被引量,详细数据见表7~表11,并据此绘制图4来展现与中国存在合作关系的主要国家的数量及比例图。

从表7~表11及图4中数据可以看出,在人文科学领域按合作发文数量统计,与中国合作的五个国家的排名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日本,其中与美国合作论文的数量最大,超出中德、中法、中日合作论文数量的十倍之多。近五年来中国与上述五国在人文科学领域合作论文数量虽有所上升,但数量仍不高。从篇均被引次数分析,中英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最高,达到3.96次/篇,其次是中美合作论文(2.65次/篇),篇均被引次数最低的中法合作论文,仅为0.73次/篇。由上述数据可知,中英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合作论文的学术价值较高,但论文数量较少,增长速度缓慢。反观中美合作论文,其数量环比增长较快,被引量随之增加,继而推动中美学者在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为对中英两国1999~2011年在人文科学领域五个子领域的合作发文情况进行分析,我们绘制了表12。

从表12可以看到,中英两国各领域合作论文占该领域中国国际间合作发文比例都较高,但占英国国际间合作发文比例都低于6%。在语言学领域,中英两国该比例都最高,说明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较多成果。在英国国际合作论文数量较大的基础上,两国在历史学和文学领域的合作论文数量分别为11篇和10篇,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成果。中英两国各领域合作论文占各国该领域论文的比重都不高,两国应该促进交流,在扩大优势学科领域学术份额的同时,实现学科互补,不断推进弱势学科的发展,提升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话语权。

4 结论与建议

综上数据分析,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英两国应该增加合作机会,共同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地位,具体分析结论和建议如下:

(1)1999~2011年中国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发文量远远小于英国学者,且数量差距较大。中国的发文量增长较快,且增幅远远高于英国。纵观中英两国论文的被引情况也可以看到,两国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都不高。为了缓解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影响力的疲软问题,中英两国学者应优势互补,充分利用中国广袤的人才市场,借助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实现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共赢,在提高学术论文份额的同时,增大论文的学术研究性。中英两国政府应该为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支持各大院校举办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会议,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促进彼此了解,共同撰写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

(2)从上述六国的国际间合作论文的数量和被引次数可以看到,中国和英国存在合作关系的论文数量占各国国际间合作论文的比例都不高,且被引次数也较低。其中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科特征是主要原因,该领域研究的内容是基于各个国家亘古至今延续和发展起来的哲学、历史、艺术等,由于地理区域的差异,中英两国是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各自繁荣发展,直到近代人文科学才开始有所交融,直接导致了中英两国合作论文数量较少。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在人文科学领域独成体系,众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国内学术期刊,忽视了外文期刊,而且很多中国该领域的专业术语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再加上中国该领域很多学者的英文水平无法撰写学术深度较高的论文,这些都成为中英两国学者在该领域学术了解和交流的障碍。

(3)为了促进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中英两国政府、院校应该设立更多该领域的合作项目,为两国的学术交流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两国各大院校应该设立奖学金制度,签订交换生、访问学者协议,促进年轻学者的交流,为今后的学术合作提供大量的人力支持和智力储备;中英两国业界学者应该商议确定中国在该领域固有学术术语的英文表达,促进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为今后的学术合作奠定基础;为了两国能无语言障碍的进行学术探讨,以世界通用的英语作为交流媒介,中国该领域的学者应该逐渐提高英语水平;如今,众多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科与人文科学、计算机、统计学等相互合作,为人文科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英两国学者应该不断促进各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增加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份额,逐渐提高两国在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实现学术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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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学科;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科学体系学

中图文献号:G301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1.005

科学学科是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分支体系,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微观结构单元。现代科学包含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科学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有所差异、研究范围各不相同。科学学科学是以一般科学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科学学科自我认识的产物。本文从回溯科学分类和科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演进历程入手,梳理科学学科学的主要论题,提出推进科学学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1 科学分类和科学学科研究的演进历程

人们对知识分类、科学分类问题的思考,同科学知识的产生几近同步。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将科学知识分为辩证法(辩论中关于概念分析的方法和技巧)、物理知识(包括天文学、几何学等)、伦理学说(关于行为和意志的学问)三类。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哲学框架下将科学知识分为理论哲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学问)、创造哲学(关于创作、艺术、讲演等的学问)三类。进入近代时期,严格意义的科学诞生之后,一些欧洲学者对科学分类问题阐发了各自的观点。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按照人的能力,将科学区分为三个部分:记忆的科学(历史学)、想象的科学(诗、艺术)、判断的科学(哲学,包括第一哲学、自然学、人类科学)。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继承圣西门(1760-1825)的分类体系,将科学区分为数学、天文学(几何天文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重力学说、热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生理学(生物体结构和分类学说、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社会学五个部分。恩格斯(1820-1895)依据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等基本运动形式的差异,将科学相应地划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五个部门。

科学分类“考察各门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确定每门科学在科学总联系中的地位,揭示整个科学的内部结构,建立相应的分类体系”[1]。以科学分类为核心的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伴随和映衬着科学知识体系的生成和持续扩张,走过艰难探索的学术历程。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由难以尽数的科学学科构成,研究科学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的题中之义,是传统的科学分类研究的延伸和细化。

1979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著文倡导创建科学技术体系学,“其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学科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体系的运动和变化”[2]。科学技术体系学的核心部分是科学知识体系学或科学体系学,科学学科研究则是科学体系学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钱学森、钱伟长(1912-2010)、钱三强(1913-1992)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积极推动和参与,由于科学学、科学知识体系学勃然兴起的带动作用,科学学科研究在1970年代末以来逐步兴起并不断扩大研究规模。

近期,我们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学科”作为检索词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共检出1979年至2014年期间的相关文献54722篇(以下简称为“学科”期刊文献)。这些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列于表1。2014年的文献录入不全,文献数量在表中加括号予以标示。

表1 中国学术期刊以“学科”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数量年度分布(1979-2014年)

年 份

文献数量 1979

41 1980

61 1981

89 1982

118 1983

147 1984

178 1985

240 1986

310 1987

365 1988

357 1989

361 1990

371 小计

2638

年 份

文献数量 1991

461 1992

560 1993

485 1994

762 1995

836 1996

892 1997

1000 1998

1029 1999

1189 2000

1331 2001

1401 2002

1792 小计

12109

年 份

文献数量 2003

1959 2004

2206 2005

2526 2006

2879 2007

3398 2008

3558 2009

3658 2010

3718 2011

3939 2012

4276 2013

4262 2014

(3967) 小计

42138

检索日期:2015年2月6日

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其一,“学科”期刊文献中,包含少量新闻报道、学位点介绍等非论文文献,对这类文献不做剔除处理不会对统计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其二,“学科”期刊文献中,从科学知识体系视角和从教育管理视角研究“学科”问题的文献大约各占其半,严格说来后者不属于科学学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范畴,将其纳入统计范围,并不影响我们对科学学科文献量变化趋势的分析。从教育管理视角研究“学科”问题要以科学知识体系视角的学科研究为基础和圭臬,因此“学科”期刊文献的数量可以作为表征科学学科研究规模的一个基本指标。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学科”期刊文献在微小波动中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该类文献的产出量,1978年为19篇,1982年突破100篇,1997年达到1000篇,经过7年后在2004年实现数量翻番,又经过8年后在2012年实现再度翻番。我们将1979年至2014年的36年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1979-1990年)、第二时段(1991-2002年)、第三时段(2003-2014年)产出“学科”期刊文献分别为2638篇、12109篇、42138篇,第二时段文献产出量是第一时段的4.6倍,第三时段文献产出量是第二时段的3.5倍。

“学科”期刊文献量的增长,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学科研究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归根结底反映了社会需求拉动学科研究的力度越来越大。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不仅有《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交叉科学学科辞典》、《自然科学学科辞典》、《学科大全》、《新学科手册》等一系列学科类工具书问世,而且有学者开始思考以学科研究为基础创建一门新学科的问题。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陈燮君发表《关于开创学科学的思考》一文,认为“学科学是一门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模型、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战略、动力、方法、传播、证伪、流派、组织、管理和预测的一般规律”[3]。1991年,陈燮君出版《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一书。该书包括学科学总论、学科结构论、学科文化背景论、学科方法和科学方法论、学科创造论、新学科战略论、新学科内在动力论、新学科环境机制论、新学科宏观控制论、新学科时间协同论、新学科学派发展论、新学科趋势论等12章内容,以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视角架构了“学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4]。

科学学科学(学科学)是科学学科研究逐步深化的必然产物,是对科学学科研究成果的学科化整合。199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学引起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学科学”成为一种解析具体学科的研究视角,陆陆续续出现了几篇以这种视角审视旅游地理学、翻译学、音乐学、高等教育学、口腔内科学等学科的期刊论文[5] [6]。然而,由于缺乏专攻型研究者,这类论文数量太少,同前述科学学科研究期刊文献的持续增长趋势,形成明显的反差。

2 科学学科学的对象确认和主要论题

据《辞源》编撰者的考据,中文的“学科”一词始现于宋代欧阳修(1007-1072)、宋祁(998-1061)等人纂修的《新唐书》198卷《儒学传・序》:“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此处的“学科”,指儒学的科目门类。将近1000年前出现的“学科”概念,同现代的学科概念在含义上非常接近。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我们以“学科”作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检出最早使用“学科”一词的文献刊载于1915年的《清华学报》。该文是一篇编译文稿,介绍了美国几个州有关教师执业资格的法令[7]。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定,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开始使用“学科”一词对译西方文字的相应词汇(如英文discipline、subject等)。

10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对于“学科”概念的使用,有两种基本涵义,分别用于不同的语境或场域。一是在科学知识体系语境下,“学科”被用于标示科学知识的类分划界,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向。科学体系学、科学学科学等科学学分支学科所讨论的“学科”,属于第一种涵义的学科。二是在教育管理或人才培养语境下,“学科”被用于标示教育管理(人才培养)领域的类分划界,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1915年《清华学报》所刊文稿中的“学科”,即属于这种涵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颁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修订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的“学科”概念也属此例。高等学校领导层、管理层经常思考和谈论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学科评估”、“学科教学”等,大多属于第二种涵义的学科。这种涵义的学科,通常可以用“专业”概念来置换。可以认为,第二种涵义的“学科”概念来源于第一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第二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经常在第一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的基础上被广义化,用于指称一个包含多个第一种涵义“学科”的专业知识领域或育人专业领域。因此,“学科”概念的两种涵义,既有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2000年,王续琨在《科学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正式启用“科学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用以替代“学科学”,将其列为理论科学学的一门分支学科[8]。“科学学科学”采用通行的学科方式命名,即研究对象加“学”字。“科学学科”作为科学学科学的特有研究对象,专指前述第一种涵义的学科。“学科”前面加上“科学”二字,其意义不仅在于明确标示了“科学学科”是指科学知识体系语境下的学科,而且可以避免“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被误读、误解的尴尬。

据我们所知,第一次接触“学科学”这个术语的人,基本上都将其中第一个“学”字视为动词,将“学科学”理解为“学――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语、宣传语。在期刊数据库中以“学科学”作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出文献除少数几篇外都是“学――科学”文献。只有那些知晓“学科学”具有特定涵义的人,才会使用“学科――学”的切分方式,将其解读为一门以“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以“科学学科”来替代“学科”,尽管可能会出现“科学学――科学”这样的不当解读方式,由于读不出明确涵义,只能放弃不当解读,进而力图通过一定方式探寻、了解“科学学科学”的真实内涵。

作为科学学科学研究对象的科学学科,可以从多个角度、侧面来进行研究。换言之,科学学科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有着丰富的论析主题或研究内容,诸如科学学科的确认基准,科学学科的类型划分,科学新学科的孕育机理,科学新学科的创生模式,科学新学科生长点的预判方法,科学学科演进发展的内部条件,科学学科演进发展的社会环境,科学学科的聚类结构――科学分类等。由于“学科”期刊论文约有半数属于严格意义的科学学科学研究范畴,对这些文献进行检索和梳理,可以探知科学学科学在特定时段的热门论题或重点研究内容。

期刊文献的题名或篇名,应当准确而简明地指出该文的论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报告、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9] 因此,利用文献篇名或题名,是一种比较简便的主题检索和判定方法。我们选择科学学科学处于孕育期的1985年作为文献检索的起点,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对最近30年(1985-2014年)的54088篇“学科”期刊文献进行篇名检视,首先初步筛选出十几个以“学科”作为核心词的主题词组,然后使用这些主题词组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检出文献在70篇以上的主题词组,总计有24个(组),列为表2(“学科特点”中包含“学科特征”文献67篇;“学科现状”中包含“学科研究现状”文献20篇)。

表2 中国学术期刊按主题词组进行篇名检索的文献数量(1985-2014年)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学科体系 1272 学科性质 418 新兴学科 206 学科发展战略 128

新学科 619 学科整合 362 边缘学科 205 学科融合 122

交叉学科 597 学科特点 326 学科属性 191 学科建构 95

学科交叉 562 学科分类 247 多学科研究 173 学科协同 93

跨学科研究 492 学科地位 218 学科创新 165 学科现状 79

学科定位 471 学科结构 221 学科渗透 146 学科意识 75

检索日期:2015年2月6日

依据检索结果,我们将科学学科学近期的主要论题概括为以下“六论”:科学学科属性类型论、科学新学科创生论、科学学科体系结构论、科学学科定位关系论、科学学科演进方式论、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论。

――科学学科属性类型论,涵盖“交叉学科”、“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学科分类”、“边缘学科”、“学科属性”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的属性特征和确认基准、科学学科类型划分的一般原则、科学学科分类方案等。

――科学新学科创生论,涵盖“新学科”、“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新兴学科”、“学科意识”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新学科孕育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新学科的创生模式、新学科创生区位的预先判定等。

――科学学科体系结构论,涵盖“学科体系”、“学科结构”、“学科建构”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的层级结构、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原则、科学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架构方式等。

――科学学科定位关系论,涵盖“学科定位”、“学科地位”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科学学科定位的方法、科学学科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科学学科与亲缘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

――科学学科演进方式论,涵盖“学科整合”、“多学科研究”、“学科创新”、“学科渗透”、“学科融合”、“学科协同”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演进的内部机制、科学学科演进的外部机制、科学学科演进中的互动方式等。

――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论,涵盖“学科发展战略”、“学科发展策略”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谋划原则、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实施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保障条件等。

3 科学学科学的推进对策

为了推进科学学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在充分利用科学学科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实施强化学科意识、借力关联学科、扩充学术队伍三项具体对策。

3.1 强化学科意识

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学科”研究论文,作者来自于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领域。他们构思和撰写这些论文,体现了具体学科领域的学科意识。例如,写作《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一文,作者必然需要在学科意识的导引下,从学科的视角审视和探讨创意写作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从而辨析、确认这门学科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写“学科”文章,当然要具有所涉学科的学科意识。从科学学科学发展的视角来看,研究者只有形成清醒的学科意识,才有可能自觉地开展科学学科学的相关元研究。

在1979年以来的54866篇“学科”期刊文献中,只能筛选出7篇属于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范畴的“学科学”论文。学科元研究几近空白的实际状况,已经成为科学学科学演进发展的瓶颈。所谓学科元研究,是指对科学学科学这门学科中各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基础性特征的元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它的历史沿革、对象范围、学科定位(学科关联)、研究范式、主要方法、理论体系、学科结构、应用领域、演进态势、发展环境、未来前景等。学科元研究对处于任何演进发展阶段的学科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门学科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可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基本走向和发展速度。因此,学科元研究的涉猎广度和开掘深度,通常可以作为该学科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尺。

自1987年中国学者著文倡导创建学科学(科学学科学)至今,27年仅发表了寥寥7篇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论文,而且后面6篇论文均没有涉及元研究的核心论题。学科元研究既没有广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加强学科元研究,已经成为推进科学学科学有序演进,进而推动科学知识体系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当务之急。科学学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引领者、传播者的角色,以自己参与科学学科学元研究的实际行动宣传这门意义特殊的新兴学科,吸引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研究者向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这个方向靠拢乃至“转轨”。

3.2 借力关联学科

科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各自为战、单兵独进。一门学科在其孕育、萌生、成长的过程中,同其他学科之间必然发生诱引、借鉴、移植、渗透、融合等互动作用。在科学知识体系这个复杂性事物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各个要素、局部或子系统所处的微观环境、原有的基础条件各不相同,必然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表现为林林总总、难以尽数的学科有萌生时间早晚的不同,有演进速度快慢的差异。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学科之间都不是齐头并进、并驾齐驱的。从哲学上来看,均衡是相对的,而不均衡是绝对的。发展的不均衡就是矛盾,正因为学科之间不均衡状况的存在,导致知识体系在矛盾运动中趋向新的相对均衡状态。所以说,不断走向均衡化是学科体系演进的重要内驱力。具体而言,先期问世的学科能够对处于孕育、草创阶段的学科产生示范、导引作用,发展速度较快的学科能够对发展速度较慢的学科产生拉引、扶持作用。

按照互动作用的强弱程度,科学学科学的关联学科可以区分为亲缘学科、近邻学科、相关学科等几种类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科学知识体系学和跨学科学这两门亲缘学科。

科学知识体系学是科学学科学的上位亲缘学科,即后者是前者的分支学科。自钱学森首倡创建科学技术体系学以来的30多年,相关期刊论文[10] [11] [12] [13] 和专著[14] 偶有所见。总体来看,科学知识体系学仍处于初期创生阶段,同科学学科学的发展水平基本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学科学不能消极地等待科学知识体系学向其输送“营养”,研究者应该在准确把握两者层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互相促进的借力机制,以整体的谋划促局部的推进、以局部的突破促整体的延展。

跨学科学以超越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科学学科学的等位亲缘学科或姊妹学科。1985年,刘仲林著文提出创建和发展“跨学科学”的构想[15]。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9篇元研究论文[16][17],涉及跨学科学的理论基础、发展态势、教育活动等问题,另外还有几部跨学科学的著作问世[18][19]。就研究内容而言,跨学科学与科学学科学之间有部分叠合关系,跨学科学侧重于探讨跨学科研究方式与科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关系,科学学科学侧重于探讨科学学科与架构科学知识体系的关系,研究视角互为补充。跨学科学的起点和发展程度略超前于科学学科学,研究者应该利用两门学科之间的叠合关系建立互为补充的借力机制,在学科层面上以某些共通性为节点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3.3 扩充学术队伍

一门学科的发展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学术研究队伍的数量规模和质量水平。科学学科学乃至科学知识体系学,至今尚未建立起“术业有专攻”的学术队伍。对于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这样的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图书馆学等应用型、实践性学科那样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但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凝聚人气,组建一支基本学术队伍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历史已经证明,进入高等学校的课堂是一门学科获得发展活力和后劲的重要保障。普通高等学校在已经普遍开设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科学学或科学技术学概论等课程中,可以鼓励教师在自己有学习心得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充实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的相关内容。在哲学门类、教育学门类、理学门类、管理学门类等的一些学科专业中,则可以为研究生开设某些建立在科学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课程,如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专题、科学学科研究专题、跨学科研究专题等。在本科教育层次上,可以面向本科生开设同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相关的选修课,在广大青年学子的学术心田里撒播科学学科研究的种子。

目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虽然检索到1699篇以“学科”作为题名主题词的学位论文(起始年份2000年),但却没有检索到以“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作为题名主题词的学位论文。我们坚信,通过连续开设相关课程,科学学科学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学科学的某些元问题肯定会成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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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仲林 主编. 跨学科学导论[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银行;企业;共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银企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关系,共生本来是生物学中的术语,共生理论起初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在它发展了一个世纪以后,被拓展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形态;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袁纯清(2002)在其博士后论文中,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学领域,并将金融共生理论的概念分析方法应用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研究。他认为,最优的金融共生模式是连续、对称性互惠共生。

一、共生理论的引入

共生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首次提出“共生”的概念,并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范明特、科勒瑞和斯哥特等生物学家发展了德贝里的共生思想,并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在现代生物学中,共生一般被定义为一种相互性的活体营养性联系。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共生理论在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大多数社会科学文献中,共生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共荣的状态。袁纯清(1998)尝试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借鉴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通过创新和界定一系列重要概念,运用数理分析,进行哲学抽象,构建了共生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必需的概念工具体系、基本逻辑框架和基本分析方法,从而将作为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袁纯清(2002)在其博士后论文中,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学领域,并将金融共生理论的概念分析方法应用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研究。他认为,最优的金融共生模式是连续、对称性互惠共生。何自力、徐学军(2006)从共生视角研究了银企共生界面的测评,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构建出基于共生理论进行银企关系的量化研究的技术基础,并通过实证分析对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初步检验。之后,国内学者对产业共生、企业共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银企共生理论构建

银企共生是企业与银行共生境中其他生物因子基于某种共生基质,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产生和分配共生能量而形成的一种组织间关系。

(一)银企关系共生要素的构成

1、银企共生单元。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在银企共生体系中,银企共生单元为银行和企业。质参量决定着银企共生单元内在性质及其变化的因素,大多情况下,它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组,一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只有一个质参量起主导作用,称为银企主质参量,它在共生关系的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银行与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银行的特质从其服务的角度来讲就是其所提供业务的特质,企业的特质从生产的角度来讲就是其产品的特质。银行的质参量有存款数量、各种业务服务、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等,从银企共生的角度,银行的主质参量界定为贷款数量;企业的质参量有企业规模、产品的性质功能、员工数量、员工学历水平等,从银企共生的角度,企业的主质参量界定为生产数量和企业利润。

2、银企共生的组织行为模式。银企共生模式是银企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方式,也反映作用强度;它既反映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关系,也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互换关系。从行为上可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和互惠共生关系,从组织程度上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多种形式。同时,银企共生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共生单元性质的变化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银企共生环境。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即银企共生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银企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了银企共生环境。银企共生关系存在的环境是多重的,不同种类的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按影响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按影响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主要环境和次要环境。银企共生环境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环境变量的作用来实现的。银企共生环境相对于银企共生单元和银企共生模式而言是外生的,往往也是难以抗拒的。在我国,影响银企共生的主要环境是经济法律制度环境,包括各种金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政策。

4、银企关系共生要素之间的关系。银企共生单元、银企共生模式、银企共生环境作为银企共系的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银企共生关系是单元、模式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银企共生关系的三要素中,银企共生模式是关键,银企共生单元是基础,银企共生环境是外部条件。共生模式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它不仅反映和确定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而且反映和决定银企共生单元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贡献,同时反映出银企共生关系对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的作用。

环境与共生体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正向环境对银企共生关系起激励和积极作用,而反向环境则对银企共生关系起抑制和消极作用,中性环境对共生关系既无积极作用也无消极作用。这种积极和消极作用是通过对引起共生过程中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的抑制和激励来实现的。反之,共生体对环境的影响也可表现为三种类型:正向作用、中性作用和反向作用。

共生体与环境的关系用共生界面来反映。银企共生界面的动力是收益,阻力是成本。只有当动力大于阻力时,也就是收益大于成本时,银行和企业间才有可能有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

(二)银企共生模式选择。银企共生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它的共生模式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采取何种银企共生模式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首先,银行与企业要有分工。企业寻求投资机会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实施;银行负责筹集资金,并转移给有投资机会的企业。这种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提高整体储蓄投资转换效率,并最终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

其次,银行与企业要有稳定的相互关系,不至于使企业在有投资机会而寻找资金来源的时候搜寻成本过高。

再次,银行与企业要共同发展。企业发展后,资产规模变大,相应的它从事投资项目的规模也要增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而银行只有在资产规模变大时才能满足这种增加的资金需求。

最后,银行与企业要均匀分配共生利润。银行与厂商要共同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是各自的资本金要增加。市场经济里,杠杆融资是有极限的,企业只有增加资本金才有可能增加融资数量的机会;同样,银行也有资本重组的要求,银行也只有增加资本金才有可能增加融资数量的机会。银企共生系统有两类模式,一类是银企共生组织模式,另一类是银企共生行为模式。银企共生组织模式侧重反映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组织方式,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组织模式。银企共生行为模式侧重揭示银企共生系统的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类别,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行为模式。

(三)银企共生关系界面及其基本功能。银企关系的广义共生界面是银行与企业所处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从狭义上来讲,银企共生界面是指在这些社会经济环境中能够对银企关系的模式、效率以及稳定性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的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了借款贷款对象选择机制、借款贷款行为规范制度、利益分配和调节制度等,其中借款贷款对象选择制度主要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禁入范围做出的规定,借款贷款行为规范制度主要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管理的过程与结果的约束,利益分配与调节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激励政策等。

银企共生界面作为银企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媒介,具有以下基本功能:信息传输功能、物质交流功能、利润传导功能、共生序的形成功能和分工与合作的中介功能。

银企共生界面与银企共生的共生动力机制和共生阻尼机制具有密切联系。银企共生界面在银企共生动力机制中的作用表现在,银企共生界面是共生动力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银企共生动力机制反映共生过程中共生单元之间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通过银企共生动力机制的作用,银企共生单元、银企共生体得到发展与进化。银企共生动力机制的核心或本质是什么条件下相互促进、什么条件下相互促退。

银企共生界面对共生阻尼机制的影响体现在银企共生界面是银企共生单元作用的通道,但这种通道的使用是有代价的,即存在银企共生单元或银企共生体系的能量损耗。能量损耗的程度即反映了共生阻尼的程度,能量损耗的过程和机制则反映共生阻尼的过程与机制。前述共生界面的特征量λ即是反映共生阻尼的程度。

为达到目标的银企连续、互惠共生模式,银企共生界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银企共生界面必须持续稳定;(2)银企共生界面必须减少银企共生单元之间的交流阻力;(3)银企共生界面必须使银企共生利润均匀分配。银企共生界面是经济法律制度规定,它直接影响银企共生的状态。

相对于人,经济制度是可控变量,可以调整经济制度,使银企共生达到理想状态。这里可以把经济制度细分为:(1)内部制度,银企共生单元内部治理制度和组织制度;(2)外部制度,规定协调银企共生单元间的法律制度。

三、银企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

通过以上银企关系之间构建分析得出,银行与企业之间应当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具备共生关系的条件。

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是主要的资金短缺者,居民是主要的资金供给者,银行在其中起着使资金短缺者和资金供给者联系起来的中介作用,这就是银企关系的本质。

生物学中的共生是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经济学上的共生是经济主体之间存续性的物质联系。银行与企业这两个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融资关系。现代经济体系中,银行作为经营货币商品的特殊企业,主要为企业融通资金,充当企业运行的剂,如果没有企业,银行就失去了存在的主要依据。企业的发展需要扩张资本,而通过自身积累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银行与企业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它构成了金融共生关系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同时衍生出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

金融共生是以银行与企业之间共生关系为核心,涵盖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共生关系的共生体系。

共生理论试图从一个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来探索系统之间、系统内要素之间的共生规律。银行与企业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可以运用共生理论来研究这一系统中的状态和规律。在整个宏观经济中,银行与企业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元素,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值占相当的比重,把银行与企业看为一个共生的共同体,可以解决当前银企之间很多矛盾,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飞驰.企业的共生理论――我看见了看不见的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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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昭凤.银企关系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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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晓斌.现代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关系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7]郑跃文.银企关系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男性 骨密度 超声骨密度仪 骨质疏松

中图分类号:R44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6-0089-03

近几十年来,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研究多针对女性,尤其是绝经后女性展开,揭示了OP除遗传、环境等因素外还和雌激素等相关因素的密切联系。为了了解成人男性人群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情况和相关因素,现就我院2010年健康体检资料进行分析,掌握情况,以便更好地提供防治意见。

1 资料来源与方法、标准

我院2010年完成健康体检77个单位计4156例,其中,行骨密度检测者1223例,现就此1223例体检者情况行分析报告。最大年龄90岁,最小年龄18岁,男805例,女418例,健康体检者来自各单位在职职工和离休、退休人员及家属人群,以在职职工人群为主。按骨密度情况分组统计分析。

1.1仪器:

韩产超声骨密度仪(Osteopro UBD 2002A)

1.1.1判定标准:跟骨测定,采用T-评分(青年成年人)和Z-评分(年龄匹配)法,超过-1.0SD为正常,-1.0SD---2.5SD为骨量减少,低于-2.5SD为骨质疏松。

1.1.2体重指数(BMI)(体重/身高m2)小于18.5为体重过低,18.5―23.9为正常,24以上为超重和肥胖。

1.1.3血压升高为收缩压≥140mmHg或(和)舒张压≥90mmHg,或者此前已诊断高血压

1.1.4血脂异常标准:TC大于6.4mmol/L(胆固醇氧化酶法),TG大于1.72mmol/L(酶法),单有或并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3.1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29mmol/L(直接一步法)。 生化仪器为日立7080。

1.1.5血糖升高为空腹血糖大于6.1mmol/L(葡萄糖氧化酶)或此前已诊断糖尿病。生化仪器为日立7080。

1.2资料处理:

百分比、相对比,资料输入EMSP软件处理。

2 资料和分析

男性骨密度异常检出情况

骨代谢情况 男性各年龄段分组(岁)检出数及构成比

〈40 同组构成 40-49 同组构成 50-59 同组构成 60-69 同组构成 ≥70 同组构成 小计 同组构成

正常 194 59.33% 111 48.05% 46 47.42% 30 38.46% 19 26.39% 400 49.69%

减少 100 30.58% 89 38.53% 35 36.08% 21 26.92% 16 22.22% 261 32.42%

疏松 33 10.09% 31 13.42% 16(1) 16.49% 27(1) 34.61% 37 51.39% 144 17.89%

合计 327 100% 231 100% 97(1) 100% 78(1) 100% 72 100% 805 100%

随年龄增加,各组骨质疏松构成比逐渐增加,60岁-69岁是50岁-59岁的2.10倍,相比较(1),χ2=3.88,p值〈0.05,差异有显著性,60岁以后男性骨质疏松发生率突增。其余组间比较,p值〉0.05,无差异。男性骨质疏松总检出率17.89%。若与骨质减少合并计算,则骨密度异常高达50.31%。

女性骨密度异常检出情况

骨代谢情况 女性各年龄段分组(岁)检出数及构成比

〈40 同组构成 40-49 同组构成 50-59 同组构成 60-69 同组构成 ≥70 同组构成 小计 同组构成

正常 128 72.73% 77 70.00% 26 44.83% 6 13.64% 4 13.33% 241 57.66%

减少 43 24.43% 22 20.00% 15 25.86% 15 34.09% 6 20.00% 101 24.16%

疏松 5 2.84% 11(2) 10.00% 17(2) 29.31% 23 52.27% 20 66.67% 76 18.18%

合计 176 100% 110(2) 100% 58(2) 100% 44 100% 30 100% 418 100%

随年龄增加,各组骨质疏松构成比逐渐增加,50岁-59岁组是40岁-49岁组的2.93倍,相比较(2),χ2=5.90,P值〈0.025,差异有显著性,50岁以后女性骨质疏松检出率突增。其余组间比较,p值〉0.05,无差异。女性骨质疏松总检出率18.18%,若合并骨质减少计算,骨密度异常检出率为42.34%。与男性骨质疏松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值〉0.05)。

相关因素分组统计情况

性别 骨代谢情况 体重指数 血脂异常 血压异常 血糖异常 尿酸异常

〈18.5 18.5-23.9 ≥24 TG TC (TG+TC) Lor H

男 正常 9 183 208 185(6) 12(6) 45(6) 71(6) 85(7) 72(8) 161(9)

减少 6 119 136 120 10 32 51 50 49 122

疏松 8(3、4) 59(3、5) 77(5、4) 42(6) 9(6) 13(6) 28(6) 45(7) 24(8) 41(9)

女 正常 20 164 57 65(6) 6(6) 16(6) 45(6) 23(7) 15(8) 7

减少 12 62 27 28 4 10 19 23 8 6

疏松 21(3、4) 24(3、5) 31(5、4) 25(6) 6(6) 1(6) 5(6) 29(7) 4(8) 0

合计 76(3、4) 611(3、5) 536(5、4) 465 47 117 219 255 172 337

低体重和正常体重者OP(3)比较,χ2 =14.14,p值小于0.01,有显著性差异;低体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4)比较,χ2=4.73,p值小于0.05,大于0.025,差异有显著性;正常体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5)比较,χ2=5.93,p值小于0.025,大于0.01,差异有显著性。三个比较说明,OP和体重相关。骨质正常者血脂异常和OP者血脂异常(6)比较,χ2=1.94,p值大于0.05,差异无显著性。骨质正常者血压异常和OP者血压异常(7)比较,χ2=16.20,p值小于0.01,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血压异常和OP密切相关。骨质正常者血糖异常和OP者血糖异常(8)比较,χ2=0.02,p值大于0.05,差异无显著性,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尿酸异常主要见于男性,在男性中,OP者尿酸异常和骨质正常者尿酸异常(9)比较,χ2=2.68,p值大于0.05,差异无显著性,说明尿酸异常和OP关系并不密切。

3 讨论

跟骨主要由松质骨组成,其代谢率是皮质骨的数倍,能更敏感、更准确地发现OP和预测骨折危险程度,并且易于操作,可减少人为的测量误差[1],故选跟骨测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OP随年龄增加而增加,骨密度异常在40岁以下就有很高的检出率,尤其以男性明显,值得临床重视。男、女两性检出率无明显差异,说明男性OP并非少见,和以往认为女性OP发病率为男性2倍以上[2]相悖,男性OP和女性一样具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患病率[3],骨折病人的伤残率和病死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女性OP50岁-59岁组开始增加,与绝经相关,男性60岁-69岁组OP增加,考虑与增龄和雄激素减少相关,雄激素可能是维持男性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常体重对骨代谢有良好作用,过低和肥胖均会造成不利影响,体脂通过对骨的机械负荷及脂肪细胞分泌的激素影响骨量[4]。本研究结果支持OP和血糖不相关,检索相关OP和糖尿病关系论文,多以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相应数量正常人群为参照研究,来揭示两者密切相关,这样选择样本,无疑使糖尿病患病率人为提高到至少50%的高度,与事实不符,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血压异常和OP的相关性,仅少数论文涉及,且结果并不一致[5、6],本研究结果支持血压异常与OP相关,P值小于0.01,两者有相似病理生理机制,高血压患者有显著骨代谢异常发生[7],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参与血压的调节,其调节因子血管紧张素Ⅰ与Ⅱ同时是调节破骨细胞骨吸收的因子之一,血管紧张素Ⅱ可调节骨重建中毛细血管增殖与成骨细胞的骨形成,动物实验表明血管紧张素Ⅱ能刺激新生鼠头盖骨成骨细胞增殖[8]。

4 小结

男性骨密度异常、骨质疏松和女性一样高发,两者机制不完全一样,但都是严重危害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其发生、发展还需做更多的临床研究,以期能更好的服务于临床。早期发现和预防无疑非常关键。健康体检和超声骨密度检测不失为一早期发现、早期提示预防治疗的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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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咏梅,林华.冠心病和骨质疏松[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05,11(1):266-268.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语感

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大类,这四种能力相互影响,同时也相互促进。语感是这四种能力的联系纽带。阅读中良好的语感能深刻理解文章的内涵,能深入理解作者的真实情感。新课程目标中明确指出,在阅读教学能力培养中,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感受力,语感是一种良好的心理倾向,它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对语文的学习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是初中语文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语文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初中语文老师们的重视,下面就谈一谈我在教学中积累的几点经验。

一、培养学生语感从对字词的感受力入手

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初中生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词,他们对字词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要培养学生敏锐的语言感受力还远远不够,所以培养语感首先要从字词积累着手。中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语言感受力,他们积累词语并不仅仅依靠字典、词典,而是在大量的阅读中得到的。这是由语言符号中的“共同性”和“个体性”决定的。

组成的完整的符号系统,其语词和语义的关系是稳定的、静态的,即约定俗成的;言语是个别的,它是语言存在的形式,其语词和语义的关系往往是变化的,是语言的使用,具有任意性。从语言的理解角度来说,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来理解所得的意义往往是明确、具体的,这就是“共同性”。但说话者、写作者却千方百计地挣脱语言系统的规则,以便把自己想要传达的特殊意义、内涵意义表达出来,而这往往是流动的、可变的,具有个人倾向性,称之为“个性化”。这种“个性化”又往往是作家在传情达意时有意为之。陆机提出“文外曲致”,刘勰主张“情在词外”,钟嵘倡言“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赞赏“味在咸酸”之外,都主张写作时,须有“言外之意”,也有的是作者无法表达的情感。中学生所面对的往往是这样的“个性化”语言。

语文教师只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一定数量的词语积累作为语感训练的基础,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就可以使学生的语汇积累如滚雪球般增多。在课外阅读中,中学生面对丰富多彩的新词语,第一、第二次接触时可能不懂,到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接触到时,这个词就比较熟悉了。由于反复接触的这个词不是孤立的,而是连同整个句子一起出现的,学生就记住了十几句乃至几十句具有这个词的句子,掌握了该词的使用规则,这时,对这个词的意义从不懂,至开始有些懂,到完全懂了,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化规律也可以掌握了。如此日积月累,又不易遗忘。

当然,语言符号的“共同性”毕竟是基础,对词义的准确理解,是词汇积累的第一步。中学生头脑中积存的语汇,往往是会用却不会释,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传授学习词语的方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课文中出现的常用词、关键词,也有必要加以点拨。

随着阅读量的增大,学生的词汇量会不断增加,语言感受力也就不断得到提高。语感力的提高,又使词汇积累更加容易,就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

二、培养学生语感要注重学生的意象积累

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符号,都有着其特定的意义。古人对言和意的关系论述颇多。张裕钊说:“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断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与吴函父书》)他认为“意”“词”“气”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意”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词”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符号,而“气”就是作者在创作时饱含情感色彩的意象活动。韩愈则特别强调“气”对“言”的作用:“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答李翊书》)气(即意象活动)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一直伴随作者创作的全过程,并驾驭着作者。

既然意象活动也始终伴随着创作过程和解读过程,我们就有必要认识意象的性质、特征。从阅读角度来说,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意象形成的快与慢、完整与否,标志着语言感受力的高下。语言符号是阅读的客体,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只有头脑中有丰富的意象积累,才能被作品的语词迅速唤起,组合成相应的准确鲜明的新意象。

对中学生来说,这一点正是他们的局限。他们的生活阅历有限,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想象力的有效发挥,影响了意象组合的准确性、完整性,即妨碍了语言感受力的发展。

要提高学生语感力,丰富学生头脑的意象积累,最主要的途径是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另外,养成学生勤于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多欣赏有益的影视也是一种途径。

此外,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提倡先“入”后“出”。高明的教师,总是以精采的开课,引导学生一头扎入;声情并茂的讲述使学生完全沉浸于作品的境界,学生头脑中的相似经验被充分唤起,迅速形成新的意象。然后再带“出”,逐一琢磨,细细咀嚼,难词、难句便会迎刃而解。

三、培养学生语感要强调诵读

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可以深刻体会作者写作时的情感,对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清朝的桐城派,竭力提倡诵读。刘大槐在《论文偶记》中写道:“(读古人书,)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早读时间,强调诵读,无疑是一条有效地提高语感水平的捷径。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142-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69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国内学者早有总结,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在翻译学的构建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翻译学的三大主干学科分别为:语言学、哲学和文化学。仅从语言学方面而言,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等学派都为翻译理论的建构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并源源不断地给予更多的启示。正如Toury所述“翻译理论的建构永无终结。“(Theory formation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never been an end in itself.)而近年来新兴的认知语言学,它以体验哲学为基础,挑战传统的以生成语法为主的主流语言学派,为语言学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示。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科学理论的建立也莫过于此。Shreve & Angelone认为,翻译未来的方向是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而且短期内必将会硕果累累。Martin注重融和,提倡“科学-人文视野”(Scientific-humanistic spectrum)来研究翻译,更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直接提出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Translatology)这一学科术语。国内学者王寅首次在国内论述了“认知翻译观”,初步阐述了从Cognitive Linguistics(以下简称CL)角度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国内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究翻译问题的范围如何,研究深度何许?为了探寻近期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的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一些启示,笔者拟就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近期趋势做出一些总结,希望为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二、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简介

早在2000年,吴义诚就以《翻译研究的认知取向》为题发表了自己的愿景: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建立翻译科学。2001年,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者自己著书系统介绍认知语言科学概论的不足。新的千年,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展开,而且可以欣喜地看到,研究的点趋于细化。笔者统计了中国知网(CNKI)、万方中文数据库以及学位论文数据库,以认知语言学和翻译作为主题词和关键词键人检索,统计近期发表在各刊物上的有关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有25篇(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14年9月8日)。笔者将对这25篇论文进行述评,以期对我国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为今后从事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从2005-2013年,有关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多见书评和会议介绍)这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有很大关系。

三、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现状与述评

(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翻译本体研究

徐莉娜从认知角度重新审视并定义翻译单位,分析探讨了从深层到表层,从意图到意图载体的认知路径,将这一新的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要能够正确地判断翻译难点的性质就能设定理想的翻译单位,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毫无疑问,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和意图定位给作者带来了很大启示。王仁强,章宜华明确指出:把翻译看成是原型范畴的原型翻译观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识,从而打破一些人为设定的藩篱,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一解释性翻译研究,并最终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李弘,王寅在《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中分析:重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力,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诸如始解可以有效综合作者、文本和读者,弥补基于语义的指称论、观念论、替代论、关系论观点,以便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实现翻译的和谐性。谭业升是国内较早尝试以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转喻的图示及其例示的语言差异》,以英汉名词动用为例,探讨了其语言差异与转喻图式一例示级阶的关系,指出了后者揭示了一般概念结构和语言特有概念结构的联系。

(二)认知语言学和多种翻译题材的结合

国内学者开始慢慢关注认知语言学与具体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科的结合,范围慢慢扩大,从实用文体、诗歌研究到小说等。中南大学的萧立明教授的《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虽然从题目上看似简单但全文却言简意赅且例证翔实地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经验观、突出观和主义观这三种表征对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启示,尤其在谈到自己数十年以前遇到的一个句子:“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is a shotgun wedding.”对于“shotgun wedding”的翻译严谨务实,而从经验观角度去探究其异化的翻译原则,将认知的角度研究阐释得深入浅出,让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李发根以唐诗《蜀道难》为例,探讨了认知语法和功能语法小句理论与翻译,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五种始解方法恰恰能补充功能语言学中的经验功能和人际功能词语转换的不足,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使得功能语法小句理论与翻译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地体系,力求为译文准确无误找到一个较完备的方法。段峰借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同时佐以翻译身体学理论,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还可以辐射到分析和描写文学翻译主体性,他以白莽翻译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例,以及众多翻译大家的主观体验,从认知体验出发,向内纵深挖掘译者主体性的深刻内涵,以期在译者的翻译体验和基于体验的翻译认知之间对话关系的建立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谭业升《论小说翻译中的隐喻连贯》,他以“火”的隐喻为例,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为基础,对隐喻翻译问题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提出翻译“火”时不可以随意“灭火”,也不任意“点火”,形象地说明了小说翻译中隐喻连贯的重要性。

(三)认知语言学对外语教学及译者培养的启迪

余文华在《认知语言学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中,论述了原型与范畴、意向图示、概念隐喻、相似性等认知语言学理论,重点结合翻译等教学探讨这些研究理论和领域对外语教学的启示,认为外语教学必须注重学生外语学习风格的个体差异、学生自身的外语体验和学生外语学习的自主性。陈传显在《译者的认知能力与译文质量》中,从认知视角、认知结构和认知逻辑三个角度探讨译者的双语言文化认知能力和逻辑能力对译文质量的影响。陈吉荣《论认知语言学对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解释力》一文在纵观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的基础之上,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翻译,即认为译者认知不足与辖域和背景有关,而认知过度与“焦点与场景”翻译框架紧密相连。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语料库研究学者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文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其动因研究》分析了把字句成因时特别提到了认知原因,在他新近的一篇讲座文章《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中“使”字句的应用》中,他借助语料库的研究将翻译文本做细了,但在分析动因时,还是特别强调了认知动因,这体现了新兴翻译学的热门研究领域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二者皆新,更彰显当今翻译研究的新趋向一一创新更追求方法、思路和结果的创新。

四、国内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了很大拓展,从翻译单位的词法、句法、语法,都有涉及:从研究的材料上看,现有研究涉及到诗歌、小说等,但对典籍类译作鲜有提及,潘震在情感隐喻这方面已有了一系列成果,所选语料也结合了典籍作品,这为其做出了突破;从研究的语种来看,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英译汉,今后的研究应鼓励逐步向小语种的拓展;此外,现有研究表明,学者单篇研究论文数量可观,但涉及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专著和硕博论文还很少,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年轻学子们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给翻译带来了新的启示和研究视角,应该看到所取得的成绩并以此为出发点,将研究做得更加深入和彻底,相信认知语言学将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谭业升.跨越语言的始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徐莉娜.认知与翻译单位[J].中国翻译,2004( 11).

[3]王仁强,章宜华.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11).

[4]李宏,王寅.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10).

[5]李发根.认知语法与功能语法理论与翻译[J].外语教学,2007(9).

[6]谭业升.论小说翻译中的隐喻连贯[J].外语教学,2007( 11).

[7]段峰.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J].外语学刊,2007( 12).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现状;对策

一、近年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回望

笔者通过资料检索发现,市场上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十余本,教材出版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在200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背景下,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出版拉开序幕。从数量上看,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类教材中远远少于其他课程教材。从事音乐类论文写作的人群主要涵盖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以及在校学生和音乐科研需求者两大群体。三个层次的在校生对音乐论文的篇幅、深度、创新性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两大群体的论文写作定位、要求各有不同。既为教材出版,首先要清楚读者对象。表1所列教材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在校音乐类本科生,部分教材兼顾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和音乐科研需求者的论文写作,尚未发现有专门针对音乐类博士论文写作的教材出版。

二、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内容剖析

依据分析可以得出,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呈现两个块面的内容:学术性论文写作、常规音乐论文写作。1.学术性论文写作学术性论文写作作为高校音乐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对论文的专业性、学术性有较高要求。居其宏先生将音乐学专业的学术性文体写作与其他文体写作的结合,高效适应了当下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需求。他的两本教材(见表1)在特别强调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基础上,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出“三个第一性”“论题相关性”原则和“逻辑关系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代表了作者对音乐学文论写作的独到见解。作者以深厚的写作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将论文写作的实践过程细化、分解为11个环节,环环相扣,细致入微地对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和写作技巧进行深入、翔实的分析,并配以正反文论实例的解析、点评,构建了极具特色的音乐学文论写作理论体系。韩锺恩先生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论文写作指导一对一的教学传统积淀和个人持续多年的教学积累为基础,“用音乐学写作概念替换原来课程命名音乐论文写作概念”,以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为目的,跳出原有教材的“普适性内容”,力求对音乐学写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专门的论述。如教材《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中,关于音乐学写作的选题:作者另辟蹊径,从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出发,系统论述了学术积累、问题意识对音乐学写作的意义所在;提出从理论知识、资料文献、技能方法三个方面建立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强调问题的产生是在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在实践现实与认识期望的矛盾中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问题,最终顺利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又如范文导读,作者分篇幅、难度精选22篇范文,用导读的形式对范文写作思路深入剖析,犹如显微镜下的解剖,呈现音乐学写作的全过程。范文和导读的结合,清晰呈现了音乐学写作基础理论中的诸多问题,实现了“以实践的方法巩固学生所接受的理论知识,对其写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音乐学写作》呈现了作者站在学科体系建立的高度上对音乐学写作的学术性和专业特点的深刻思考。居其宏、韩锺恩两位学者以坚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学术规范、持续的教学积累推动了音乐学专业论文写作教材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不断推进。2.常规音乐论文写作无论何种专业的论文写作,作为知识传授所需要的概论性内容和实践操作步骤均包括选题、搜集资料、确立选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修改与定稿。此外,学位论文写作中还涉及文献综述、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答辩环节。本文所选择的12本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中,7本教材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依据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环节进行统计,7本教材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横向对比:7本教材中有6本教材未涉及文献综述,5本教材未涉及确立选题,7本教材未涉及开题;纵向对比:没有一本教材内容涵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所有操作环节。除此之外,教材的主体内容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在所有专业论文写作通用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模式下,音乐类专业论文写作的特殊性和各专业论文写作的差异性并未突出呈现,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较弱,教材虽名为“音乐论文写作”,却有一般论文写作之嫌。

三、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论文写作课程开设从无到有,音乐论文写作从无序到逐步规范的特定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当下音乐学科发展和专业课程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理性看待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笔者认为,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存在以下问题。1.读者对象不明确通过仔细阅读教材,笔者发现,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读者对象表述较为模糊,如“各音乐专业大学生”“音乐专业学生”“音乐学专业学生”“音乐院校的学生(除音乐学或有关理论专业外)”,作者并未对读者对象的专业做细致、明确的限定,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普遍较弱。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艺术学”门类“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类中的音乐专业有“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读者对象的不明确,导致三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差异性在教材中未能鲜明呈现,进而带来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不适应。在看似涵盖了所有音乐专业这个庞大的读者对象的假象下,失去了教材对象的指向性和教材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2.缺乏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流程的完整性表2的信息统计清晰呈现教材中普遍未涉及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文献综述是学生阅读了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整理、分析、评价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其目的是在全面介绍和评价某一研究主题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预测研究趋势。确立选题是学士学位论文构思过程中历经发现问题、查阅资料、反复思考,多次提炼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写作意图。开题是在开放式的师生交流和逻辑推理中进一步查漏补缺,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它们是学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和质量保障。上述三个环节在教材中的普遍缺失,导致教材内容客观上存在对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陈述的不完整,也侧面反映了在教材编写观念上,对论文写作操作流程重视不足。3.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受到教材作者专业方向、研究领域的影响,加之音乐学专业领域已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的7本教材所用范例多为音乐学专业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创新性的学术性论文。音乐学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作为范例引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对于高校音乐学专业学生而言具有较强适应性,但对其他音乐专业,尤其是地方高校专业音乐教育的主力军——音乐教育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背离了教材围绕读者、需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四、对未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的思考

笔者认为,要解决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教材的读者对象和读者对象的现实需求,以此为准则,整体布局,合理规划,才能解决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1.正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学生是音乐论文教材的重要读者对象,其现实需求是完成规范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在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既需要相同的理论知识,又需要面对各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特殊性,直观掌握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因此,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主体内容应包含理论知识和操作过程,且理论知识为操作过程服务,操作过程如何呈现是教材的重中之重。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所需的理论知识在现有教材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陈述,但体现专业特殊性的操作过程却较少完整呈现。要实现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必须尊重和重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音乐不同专业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2.完整呈现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完整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包括:选题—搜集资料—文献综述—确立选题—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答辩—论文修改与定稿。从读者需求角度分析,操作流程存在的现实意义是引导读者通过环环相扣的实际操作,明确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知晓操作流程的前后关联,在写作意图的梳理中进一步明确论文构思,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完成论文写作。基于此,音乐论文教材编写者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教材体例与论文操作流程的合理构建,为读者和课程教学提供最大便捷。笔者认为,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编写中对操作流程的重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补齐上述教材中被普遍忽视的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的知识内容,明确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连续性,建立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完整理论体系;第二,陈述每一步操作流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突出问题意识、师生合作意识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读者大胆地将构思付诸实践;第四,充分考虑和突出“第三人”在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3.范例的选择应多元化范例在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的存在意义是引导、示范作用,其目的是在正反实例的呈现中引导读者清晰、准确理解论文写作每一步操作流程的要求和应达到的规范。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表现在:第一,范例涵盖专业的多元化,改变上述教材中范例选择单一的现象,大幅度增加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论文写作的范例,实现教材与读者对象专业的适应性。尤其是充分考虑适应当下社会现实需求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发展趋势,社会音乐生活与研究中的热点,并切实考虑范例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的契合,努力实现范例对学生论文写作过程的借鉴作用。第二,范例对应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多元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所包含的九个环节缺一不可,哪些操作步骤的阶段性成果适合用文字形式、图表形式的范例进行呈现,哪些操作环节需要教材编写者为师生提供具有专业包容性的其他形式的范例展示,进而引导师生高效完成课程教学,是实现范例选择多元化的重要因素。第三,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还表现在重视反例的作用。应对学生写作经验的缺乏,发挥反面实例的警示作用,引导学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在正反实例的结合中,在一管到底的完整范例中为读者清晰展现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流程,切实发挥范例在音乐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的导向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世纪的中国音乐事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音乐专业学生的写作功底,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和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邱国明.试论音乐学论文写作——读韩锺恩《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心得[J].艺术教育,2015(10).

[2]兰晓薇.提高音乐院校师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实用指南——读《音乐论文写作基础》有感[J].人民音乐,2009(12).

[3]钟罕逊.音乐文论写作的扛鼎力作———评居其宏、冯效刚著《音乐学文论写作》[J].音乐探索,2009(2).

数量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体育文化;近四年;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9-1172-04

1 近四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五类成果

1.1 翻译引进的成果 近4年来,我国引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体育文化或身体文化学研究的著作。译者们介绍了西方最近的研究方向是将体育文化上升到身体文化的枝端末节展开细致的文化学上的思考,同时也反映出休闲体育文化和身体文化是国外研究的热点。这部分的主要成果有:汪民安,陈永国编译的论文集《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西班牙]何塞・安东尼奥・哈乌雷吉著,安大力译的《游戏规则―部落》(新华出版社,2004)、[德]约瑟夫・皮珀著,刘森尧译的《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美]罗伯特・C尤林著,何国强译的《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周与沉著译的《身体:思想与修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美]杰・科克利著,管兵等译的《体育社会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加]南希・蔷著,蒋蓝译的《身体传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美]苏姗・赞诺斯著,刘蕴芳译的《人的类型――身体与性格探索》(新华出版社,2003)等。

1.2 学科构建的成果 自1999年我国学者易剑东的第一本建构体育文化学的论著《体育文化学概论》问世以来,有关体育文化学的学科建构研究就一直成为了学者研究的热点。我国学者在引进中西方文化学理论和西方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的同事,也开始了建构我国体育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工作。近4年来,我国学者对体育文化产生、发展和兴盛的原因、机制和意义,对体育文化结构与功能、类型与模式、比较与交流、冲突与变迁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体育文化学的界定、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体育文化学的体系结构、体育文化学的研究任务、体育文化学的历史发展、体育文化学的相关学科、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索,初步建构了我国体育文化学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框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易剑东的《体育文化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于可红、谢翔、夏思永的《体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于可红、金福春的《体育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王玉珠的《体育组织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王岗的《体育的文化真实》(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等。

1.3 理论探讨的成果 近4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加剧,特别是由奥运会带动的世界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得很多学者睿智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与体育发展的关系。他们就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休闲体育文化、竞技体育文化等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他们期望从民族传统体育的规范化的角度出发来

探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问题,期望从探寻现代社会变迁规律,来推动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化程度、理论创新程度、现代化发展程度,竞技体育文化的科学精神、文化特征、文化内涵,休闲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观、文化形态、等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文化的文化特性、休闲体育文化的价值形态等进行了理论构架。这些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倪依克(2004)的“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倪依克,胡小明(2006)的《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胡小明((2003))的《拓展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理论空间》、胡小明(2003)的《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白晋湘(2004)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与现代化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张建新,白晋湘(2005)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对策》、白晋湘(2004)的“从高脚运动的演变历程看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曾志刚,彭勇(2006)的“竟技体育文化的几点内涵探析”、张军、许声宏、王润斌(2005)的“关于建构中华民族当代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的思考”、郑国华(2006)的“北京奥运会中的民族精神观照”、王宝珠,郑浩然(2005)的“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文化悖论”、柏慧敏(2006)的“竞技体育文化的社会理性互动研究”、李萍美,孙江(2006)的 “对竟技体育文化特色的研究”、邱江涛,熊焰的“竞技体育文化特征探析”、王斌(2004)的“对影响休闲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的分析”、印春力(2003)的“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休闲参与价值”、赖勇泉(2007)的 “文化视野下的休闲体育观”等。

1.4 跨文化研究的成果 2008北京奥运会加剧了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从而也使得中西体育跨文化的研究如火如荼。近4年来,我国学者在对中西体育文化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理解的差异、价值选择的差异、精神内涵的差异评析的基础上,对中西体育文化“仁、义、礼、智、信”和“勇敢、竞争、自由、平等、节制、谨慎”的核心内容、“利他”原则和“利我”原则的核心文化理念、“羊”性和“狼”性的教育模式、“射不主皮”和“认识自我”的竟技观、各自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形成的精神实质及价值向度、跨文化交际等进行了探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滋生竟技运动的土壤和提出了中国体育文化借鉴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及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方式方法。这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岗、田文波(2006)的“穿越历史的目光:中西体育文化之辩”、郑国华(2005)的“理解的艺术――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评析”、黄大庆、杨银田等(2005)的“论中西体育文化精神内涵的差异”、茹秀英,王揖涛(2003)的“新中国50年来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透视及原因剖析”、周咏松、周清明(2006)的“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李可兴(2005)的“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及价值向度比较”、史友宽(2005)的“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从蹴?和足球说开去”、宋亨国、李瑜(2004)的“中西体育文化比较――兼论‘入世’与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郑国华(2006)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周立华(2005)的“试论体育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等。

1.5 应用研究的成果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在加强理论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实用性研究。研究者在分析体育文化资源潜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如何利用体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体育旅游市场、如何利用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效应来促进体育文化的保护、如何利用竞技体育文化的教育意义来促进社会情感的互动、如何吸收西方竞技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国体育文化建设服务和如何利用休闲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来为和谐小康社会建设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这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道平(2005)的《西部地区体育休闲旅游产业开发研究》、黄爱连(2005)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族民间文化一自我拯救》、郑国华(2003)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的现状与发展对策》、郑国华(2003)的《析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阮洛瑶(2004)的《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赵发田(2004)的《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旅游的契合》、王光炎(2005)的《西部开发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思考》、李政(2005)的《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综合开发与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冯胜刚(2004)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与西部大开发研究》、彭翔(2003)的《西部大开发形势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郑国华(2005)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张军献(2003)的“竞技体育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白晋湘(2003)的“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柏慧敏(2004)的“竞技体育文化原论及其社会情感的互动”、毕明军,于涛(2006)的“‘欲’、‘刚’差异与中国竟技体育文化”、杨春元、吴红青(2006)的“十运会对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的伦理启示”、罗林(2006)的“从产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论我国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李崇生,曹卫等(2007)的“对‘海洋体育文化’及 ‘滨海体育休闲产业’的探讨”、赵静,翟秀珍,刘素兰(2006)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休闲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徐佶,许宗祥(2006)的“小康社会城镇居民休闲体育文化自觉”、陈一星(2006)的“体闲体育与城市文化品位的研究”、胡小明(2006)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休闲时代体现文化多样性”等。

2 近四年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发展趋势

2.1 研究主体趋于成熟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情况表明,由于受社会发展及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体育文化的研究主体趋于成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研究主体从单一到多样。以前我们知道,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人员所占比重非常大,而体育文化学研究的人员所重比重极小。而近4年来,我们发现从事体育文化研究的人员,正在迅速扩大,并逐渐产生“虹吸效应”,使大量以前从事体育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投身到体育文化学的研究中来。如1997年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人员数与体育文化学研究人员数之比为1:0.078;2003年该数据之比为1:0.164;2006年该数据之比为1:0.305。2) 研究主体从单独行动到各学科紧密结合。以前,体育自然学科的研究人员与体育文化学科的研究人员是各行其道,如今则表现为相互协作,各研究领域相互涉猎。如2003年出现竞技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占体育文化研究论文总数的4.05%,2006年该比例升至13.81%。3) 研究主体实现了从“副业”到“专业”的转变。以前体育学者大都把体育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副业”,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如今体育文化研究的成员日显专业化。国内涌现了大量的专门从事体育文化研究的主体,大部分体育院校设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教研室,专业从事体育文化的研究。4) 研究主体向高层次发展。以前体育文化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点非常少,近4年来,国内涌现了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和华南师范大学等一大批体育文化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而为培养大量从事体育文化研究的专门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学研究的队伍中的学历层次提升了一个大台阶。

2.2 研究内容趋于深化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这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内容趋于深化。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内容实现了从“跟着”西方讲到“接着”西方讲的跨跃。以前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人云亦云,且言必称希腊,如今我们的研究者基本上能正视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本着求同存异的心态做研究。并能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和传统对我国体育文化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如2003年至2006年体育专业类期刊刊载论文中,进行本士体育文化研究的论文一路高歌猛进,论文总数达到了1 204篇,平均每年以7.72%的速度增长;特别是中国奥林匹克文化的研究,4年以来其研究成果增长了5.77倍。2)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对象趋于全面。以前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体育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几个单维度上进行探索,如今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但扩展到体育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微观层面。如近4年出现体育组织文化的研究论文300多篇。而且还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如2003-2006年体育休闲文化的论文数量达到200多篇,竞技体育文化论文数量达到1 000多篇。

2.3 研究方法趋于多样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其中还得益于其研究方法的多样。仔细分析以前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实践,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国体育文化研究方法存在的缺憾。这些缺憾主要是:1) 文献研究者多,实地研究者少。2003年以前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运用实地研究法取得的成果不到总研究成果的2%,而利用文献研究法取得的成果则达到78%左右(数据来源为中国期刊网1994年至2002年发表体育文化学科论文抽样统计得到)。2) 定性研究者多,定量研究者少。以往获得的大量成果,大都是定性研究的产物,定量研究只在极少数研究课题中得以采用。3) 主观理解者多,客观解释者少。研究者对体育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更多地是进行理性思辩的主观理解,而很少进行科学实证的客观解释。这些研究方法上的缺憾,必然严重影响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近4年来,人们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改变这种局面。出现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1) 各种社会学基本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如文献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方法与经验研究方法、宏观研究方法与微观研究方法等有机地结合使用。2) 某些相关学科方法将被移植使用。如心理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管理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有选择地移植过来,为体育文化研究所用。3) 研究者可能根据其研究的特殊需要对某些特殊研究方法展开探索。如个案研究方法等。

2.4 研究手段趋于先进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最后还得益于其研究手段趋于先进。以前,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落后的手段研究先进的体育现象。而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研究手段有很大的改观,并有进入现代化研究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 体育文化研究者基本上人人拥有个人计算机,而且人人可以上网自由检索国内外体育文化信息资料。2) 国家和地方体育管理将设立专门的机构给予体育文化学研究在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以改善其研究的条件。3) 部分体育文化研究机构将建立社会实验研究中心,中心将给研究者提供先进的计算机及其它信息技术设备,保证研究者顺利实施各种体育文化现象的调查、体育文化规律的实验、体育文化信息资料搜集、数据资料处理、研究成果传播的活动。4) 其它有关的高新科技研究手段也将逐步引人体育文化研究之中,其研究手段可望全面实现现代化。

3 近四年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研究成果突显过强的主观性,缺乏客观的实证研究 近4年来,体育文化研究中出现大量的问卷调查的研究成果。如2006年问卷调查的研究成果占总文化学研究成果的842%。这些成果中普遍表现为作者在制定问卷时,很少考虑被调查者的主观影响因素,有的问卷甚至带有很强的诱导性,从而使得调查表现出太强的主观性,与所要了解的社会事实相距甚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过,社会事实应该通过事物的侧面去发现。因此, 我们知道通过事物侧面反映出来的真实,才是事物所具有的本来面貌,才具有客观性,才是我们需要的实证研究。而通过事物表面所调查反映来的数据或内容,仅能是表面现象,是裹在真实事物外面的虚假外衣,是具有欺骗性的。可是我们很多学者却往往是把这层虚假的外衣作为了研究成果或调查得出的结论。

3.2 好大喜功的研究思想较严重,微观领域的研究尚显不足 近4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大部分成果选择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是“高、大、空”。如:“中华体育文化XXXX研究”、“我国体育文化XXXX研究”、“我国传统体育文化XXX”等等。如仅2006年我国体育专业类核心期刊刊载的这类研究成果占了总研究成果的近2/3。试想在一篇小论文中要把“我国”、“中华”这类大领域的体育文化说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泛泛而谈,谈一些普遍适用的东西,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如此,论文便空无一物,缺少了体育文化研究的特殊性,留下的仅是添加了“体育”二字的文化学研究成果。如果全文把“体育”二字换成“艺术”、“企业”等“XX”文化研究,可能大部分都还仍然适用,这种研究成果有何价值可言呢。导致这一原因是研究者好大喜功的心态,在一篇小论文中就想把什么都说清楚,就想给体育界来个理论体系的创建,这是极不现实的。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水滴石穿”的过程,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呢!而事实却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具有价值的体育文化微观领域的研究,如个案的研究等,还不到总研究成果的5%。

3.3 个案研究成果中缺少从个案分析到理论的创建 近4年来了,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中,个案研究成果占据的比例不多。如据体育类期刊论文和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网统计结果:2003年体育文化个案研究成果占总体育文学研究成果的1/60左右,2004年约占1/40左右,2006年约占1/20左右。但,它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也预见了未来体育文化学研究将向个案研究方向发展。在有限的个案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者普遍局限于个案的描述,个案的分析、思辨明显薄弱。其具体表现在两上方面:1) 是个案的描述仅是把事情说清楚了,没有用个案事实来说话。作者个案描述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让个案具有说服力,是想让个案成为有力的论据。而作者仅点到论据为止,缺少从个案引申出发的论证过程,或从个案的实践特殊规律上升到理论的构建,探索一般规律。这样就使得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也突显个案资料的极大浪费。2) 在个案研究中,全文大部是引证别人的东西,自己有真知卓见的语言在文中难觅行踪。一篇优秀的研究成果里面,应该体现作者的研究思想。人云亦云的成果,或放之四海而谐准的结论,只能是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是没有必要的重复研究。

3.4 研究成果基本缺乏学理性 一直以来,体育文化研究仅停留在作者主观分析与论证基础上,缺少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框架。作者在研究成果中所列出的各级指标或各种观点,都仅凭兴趣所至,自由性太强。如就《体育科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年总发文量的统计,有近88.95%的文化学或社科论文缺少学理性。很少有作者想到,我列的这个观点是依据什么理论得出的,或我是以什么理论来支撑我的论点?我的各级指标或标题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大多数作者的思维定势是今天头脑发热觉得某某子项应该由4部分构成或4个因素组成,就大笔一挥完成论文。可是过了一个晚上后,他就可能觉得某某子项由5或6个因素构成也合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环环相扣的,是在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又一次拓展,是有极强的连续性和逻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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