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监管机制范文
时间：2023-10-13 16:53:56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1篇
长芦缉私营考核、升迁制度
（一）缉私营缉私成效的考核
1916年前，盐务署等机关对长芦缉私营的缉私成绩并没有明确、严格的考核规定。一般仅是以各个引岸每年销盐引数比较上一年引数的大致差额为限，来比较缉私营的工作绩效。并且，这种比较并非常态化进行，而是在遇有纷争和有人要求升迁时偶尔提及，许多时候还是缉私营在自我标榜与比较。这样，缉私究竟有无效果，效果卓著还是低下，并没有客观事实和数据可以说明。1916年，盐务署制订了《缉私各营队官长考核成绩章程》，颁发各个盐区运署及缉私营，以对各盐区缉私营缉私成绩进行考核。该办法规定，各营缉私成绩考核的执行者为缉私统领，“各营官长缉私成绩由该管统领考核，牒报长芦盐运使查核前项考核成绩优劣，以驻防区域内官盐销数之多寡为断”①。考核标准以各营驻防区域内官盐销数为准，而官盐销数则由长芦运使依照各县销盐比较额数为基准。各营专防一县者，以一县的销数为比较；防守数县者，以各县销数年额并计总数为比较数额，其它情况各有定章。考核时间为每季考核一次，年终汇核一次。根据考核结果，奖优罚劣：“每季考核时各营队官长所辖区域内官销盐数有短至年额二成以上者，即认为缉私不力，立予撤退。其余溢销短销之数，得注册存记，统俟年底汇核”②。
细研该办法，其考核主体为长芦缉私统领及长芦运使。缉私统领负责考核各营官长，而长芦运使负责考核长芦缉私营的缉私成绩。表面上看，长芦缉私营应归长芦运使节制，长芦运使也负有对长芦缉私营行政管理的职责。所以，长芦运使考核缉私营应是顺理成章的。可实际上，长芦运使并不能完全支配长芦缉私营统领，原因是北洋政府年间，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财税收入来源。为了增加盐税收入，盐政集权，权归中央，不再由各省督抚兼充。缉私营统领人事任免权不在长芦运使，而在大总统。长芦缉私营虽然名义上由长芦运使节制，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手握兵权的缉私统领并不会完全听命于运使。所以，在稽核总所和长芦稽核分所成立前，运使对缉私营许多缉私事务几乎是不加监管的；稽核所成立后，军饷等监控权又归于洋人会办、协理。让一个没有实际节制权的盐运使来严格考核缉私营，是不大可能的。而缉私营统领对各营官长的考核，也有“老子考核儿子”之嫌。且没有相配套的、强硬严格的约束机制，仅靠缉私统领一个人的良知行事，公正恐怕成了一种奢望。在日后缉私营工作中，官兵职务升降并未与官兵缉私成绩真正相关。各地溢销者未见奖励，短销者也未见处分。缉私营的考核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没有分明严格的激励或惩罚措施，自然难以鼓动起缉私营官兵充分的缉私积极性。
其次，缉私营缉私考核标准也存在问题。以一个县份或防区内盐斤销数为标准，这就有失偏颇。当时，影响一个引岸内销盐引数的因素很多，比如天灾或战乱后灾民伤亡或外逃、铁路运输阻隔致使盐斤缺运等偶然因素及因国家财政困难、苛捐杂税过多致百姓赤贫、百姓生计无着等结构性因素，都会致百姓不去购买价格昂贵的官盐，而致官引短销。这就是说，一地销引不足不一定全由查缉不严或私盐充斥而引起。如果把销引不足责任全推至缉私营身上，显然有失公允。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考核标准，会严重打击缉私营官兵的查缉积极性，因为诸多引盐滞销的因素都不是缉私营所能左右、改变的。缉私官兵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一些引岸盐斤滞销的现实，都会受到处罚。
其后果只能是缉私兵无奈消极应对、尸位素餐。由此可见，这个考核办法不仅不切实际，且有打击士气之嫌。其激励士气、考核有据的初衷也就落了空。1926年，长芦缉私统领张运良制订了《长芦缉私各防办事简章》。在该简章中，缉私营以每月拿获私盐次数为考核标准：“每防一月内获案三次者，将出力官兵分别记功三次者，以应升之阶尽先提升，头目则加学习排长，以示鼓励；每防于一月内不获案一起者，由该防官长将不获案理由呈明，请将怠惰不力各目兵记过；两月内不获案一起者，将该防官长记过一次；四个月不获案一起者，将该防官长记过二次；六个月不获案一起者，将该防官长记过三次，再由本部派员前往密查该防官长目兵有无怠惰及贿纵情弊，并详查该处情形是否硝私尽绝，呈侯核夺。凡官长目兵有违背此章程内规定各案，重者分别核办，轻者均予记过。官长记过至三次者撤差，目兵记过至三次者责革，永不复充。所记功过随时呈司，并通传各营队，俾得周知而资实行。”①
该章程较盐务署制定的考核办法，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其考核缉私优劣标准以每月获案次数为基准。这就比前一个办法更具可操作性。虽然把各防获案次数“一刀切”，会引发一些为了获案而骚扰百姓的事情，但在当时私盐盛行的社会背景下，驻扎私盐泛滥区域或缉私要道的各营，一月获盐三次以上还是比较可行的。可惜的是，张运良因受到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重用，在其就任长芦缉私统领后不久，即去滦东领军，由徐孟起继任。人走政息，该考核办法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上级机关对长芦缉私营的考核一直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盐务稽核总所和长芦稽核分所更多关注的是缉私营缉获私盐数量和私盐变价数额，对缉私营缉务考核也从未切实关注。所以，缉私营缉务考成一直处于缺乏有效监管的状态，这不能不影响缉私营的缉私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缉私营官佐目兵受奖、升迁体制
1．上级机关授奖状况
长芦缉私营自光绪三十年建立后，屡经增添，至1916年，编制已渐趋完整。长芦缉私营在编制制度、组织体制、兵役制度等方面都大体模仿新军制度，唯独升迁制度没有定章，没有效仿陆军奖励制度。从时间上看，依照陆军奖励章程，为激励士气，陆军每三年汇保一次，对立功陆海军准授军职。而对于长芦缉私营，至1914年，长芦缉私营组建已届10年，却一直没有制度性受奖升职渠道。从授奖类别上看，当时陆海军准授军职，而别的军种只准奖给勋章或奖章。比如盐务人员，“凡盐务人员，著有劳绩或非盐务人员而协助盐务著有劳绩者，均得颁给奖章。奖章分五等：一金色奖章，二红色奖章，三黄色奖章，四蓝色奖章，五白色奖章。一二三四等奖章给予官员，五等奖章给予士兵。各等奖章由盐务署按照各员劳绩核给，或由该管长官详叙事实，呈请盐务署核给，汇案呈报”②。据此，缉私营不授军衔，而只授予奖章。对此，长芦缉私统领宋明善颇有微辞：“本营缉私，无异陆军之驻防；本营平池，无异陆军之战地。甚至盐户抵抗动聚数千，快枪抬炮迎面开放。”
③“本营办事较诸陆防各军尤为困难：硝户抵抗动聚数千，快枪抬炮，公然迎敌。无知愚民愍不畏死，击之，有伤人道；让之，则有害鹾纲。轻重缓急，全在监机制度。但求有济于事，不敢残民图功。虽无赫赫之功，实全赤赤之心。近年陆防各军稍有劳绩人员，均蒙不次受职。而长芦将佐历年沐风栉雨，在事出力，独抱向隅之歉，殊非淬属之方。若不择优钧请奖励，恐无以彰有功而策后效”④。1914年7月，长芦缉私统领宋明善呈明长芦盐运使、两淮盐运使，请为长芦、两淮缉私营出力官长援照陆军奖励办法给予奖励①。未见有答复。1916年1月、12月、1917年12月中，宋明善又多次请求陆军部，要求依照陆军立功奖励章程授予缉私营出力官佐各级军衔，又未成行②。1918年3月，季光恩出任长芦缉私统领，之后，多次向运使、盐务署呈请授予缉私官佐勋章。
1920年8月13日，白恩荣接替季光恩任长芦缉私统领。白恩荣上任后，即向运使、盐务署呈请为60员官佐授予一等至四等奖章。此后，官佐奖励多以请获奖章为主。在立功受奖一事上，长芦缉私营受奖显得尤为艰辛。部分官佐受奖是经统领反复请示，一再争取，上级才做批示。北洋政府期间，此事一直没有制度化运行、程式化管理。对此，盐务稽核总所和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并没有予以更多关注，也没相关规定出台。虽然，稽核所对缉私营官弁的升降、补充等予以了关注：“嗣后所有缉私员弁兵士病故、免职、升降、补充、调换等，必须每次另行函报本分所备案，以资参照”③。但是，它仅仅是从经费管理角度对缉私官兵的升调等予以知晓，而并没有进行实质性干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缉私营性质定位不准，建制按照陆军模式，而工作性质又与警察类似，“盐务署缉私员弁本具有军队及警察性质”④，这样模糊不清的定位，使缉私营部分制度亦为之缺乏。所以，在官弁受奖升迁上，也处于模糊状态。宋明善及其继任者自己也不太清楚缉私营到底应据陆军军制还是盐务人员受奖。由于缉私营激励机制欠缺，官兵缉私工作与受奖升职无涉。激励机制与工作积极性不能有效联系，这对于官弁缉私工作积极性是有一定影响的。
2．缉私营内部升迁情形
在缉私营内部，也没有制度性升迁渠道，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管理。这种“军队人治”的思想和事实要追溯到宋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下令“废藩镇，释兵权，罢功臣，典禁兵”⑤。从此之后，在军事领域，各方追求的不是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如何使军队绝对服从君主和统帅，使军队成为君主的“私人保镖”。这种思想和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时期，清末新军仍然没能摆脱其窠臼。在此体制下，各官佐受上司的支配、节制而不是受制度、法律的约束，工作是为长官而做而不是为国家而做，效忠于个人而非国家，呈现出典型的“人治”特征。因为没有制度化的升迁渠道，下级只有讨好长官、取悦长官才可能得到升迁机会。这就使得其工作重形式而轻实际，重粉饰而轻效果，唯上而失真，短视而乱行。这种习气一直浸润到长芦缉私营中，官佐目兵均受缉私统领节制，均对统领负责。官佐升迁也要靠讨好、逢迎统领及官长，以图其赏识、提拔。善逢迎者升职极快，不善溜须者原位不动或平行调动。这就使缉私营中“人治”习气极重，容易造成人事腐败，缉务懈怠，缉私低效。不过，为了工作的方便，当时缉私营官兵得到提拔的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是否识字，有一定文化水平。以驻扎在山海关一带的步后营、步左营各队队官1916年6月提拔为例，步后营前队4名被提拔者均识字，步后营后队4人有3人识字，步左营前队2人均识字，步左营右队有1人识字⑥。被提拔为队官的人大多都具备了识字的条件。
长芦缉私营革退、替补制度
长芦缉私营兵员流动性很大，据当时缉私统领估算，缉私营中旧兵约占六成，新兵约占四成①。这就是说，缉私营兵员的革退、替补是相当频繁的。每年都会招募好几批新兵入营，然后分配、补充各营队当差。以1917年1—12月份长芦缉私营革退替补情形为例，步前营一年中因各种原因革退的有150人，占全步前营人数590人的25%；步后营革109人，占全营人数590人的18%；步左营革118人，占全营537人的22%；马前营革60人，占全营人数432人的14%；马一棚革6人，占全棚人数12人的50%；巡海轮船革3人，占全船人数16人的19%；巡河炮船革4人，占全船人数23人的17%；马后营革123人，占全营人数432人的28%。这一年，全缉私营被革人数达573人②。长芦缉私营各营革退替补详细情形如表所示：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被革或回家兵士原因有因为不守营规、不遵约束、家有要事、提拔升迁、拨补调动、逃逸、久病不愈、伤亡病故等，因这些原因被辞率达99%以上，其中因一年中“家有要事”请假回家的人有186人，占这些退役人员的32.5%以上。因不守营规、不遵约束被革的有134人，占总革退人数的23.4%。另外，还有因为懒惰、不能胜任工作、外出滋事等原因被革。缉私营每月会招募一批新兵以替补被革或回家旧兵。由此也可以看出，缉私营并没有严格的退役制度，兵弁因各种事务即可以随时退出营队。同时，由缉私营兵革退替补主要缘于不守营规、家有要事等情，也反映出缉私营队军风军纪极其紊乱和松懈。鉴于盐务缉私中经验及业务熟悉程度对缉私行动有着密切关系，频繁的人员流动替补对营队管理、缉务等都会带来不良影响。缉私营在对待逃兵上分为两种情况：如果逃兵未带走兵器等物品，缉私营就不会追究，只替补以新兵即止；如果兵弁带走武器等物品，缉私营便会严格追查。1918年8月23日晚间，巡海炮船驻新城2号炮船驾兵王炳臣逃跑，并携带毛瑟枪1杆、子弹10粒。缉私营派出兵士四处寻找，不见踪迹。因王是巡海炮船中驾兵张同如内弟，缉私营便派兵8名责成张带路到该逃兵家乡山东沾化县黄升店查找，并无所获。缉私兵即请沾化县知事协助追查，未果。沾化县知事遂将逃兵父亲王有德缉捕，交由缉私营兵带回缉私营讯办，“俟其子炳臣回家”①，可谓是动用了连坐刑法。缉私营对携械出逃治理还是很严格的。
缉私营革补程序是各棚、队每月向所属各营汇总呈报本营人员流动情况，各营再向缉私统领总结汇报。缉私统领于每月1日宣布各营被革或请假回家人员名单，并对各营所缺人员予以升补。同时上报长芦盐运使署备案。这就是说，长芦盐运使并不直接干涉或管理缉私营革退替补事宜，其仅仅负责保管缉私营替补人员数目和名单。缉私营人事任免大权全部由长芦缉私统领掌控，缉私统领和各级营官即为兵弁“衣食父母”，缉私营“人治”色彩颇为浓厚。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事档案管理；问题；改革措施
一、人事档案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1.人事档案管理理念与社会发展不适应。
档案当事人无法知晓个人档案中的内容，对个人档案没有知情权。人事档案管理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部分用人单位可以接触档案，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不实内容，为当事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埋下隐患。社会的发展要求档案管理要实现透明化，真正做到有档可查，随时可查。
2.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在国家档案管理规定中，只有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才有人事档案管理的权利，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无法管理人事档案，只能将人事档案寄存在人才交流中心。这种管理规定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人事档案管理一旦出现疏漏，对企业和员工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3.人事档案管理方式落后。
当前我国的人事档案管理主要采用手工管理的模式，这极大地制约了档案管理的发展。虽然部分管理机构采用了计算机辅助管理，但是管理的方式也大多应用于目录录入中，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效率依然较低。目前我国的档案管理规定是档案随本人流动，而且档案转移的流程较为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跨区域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档案管理和人员流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单位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阻挠、干预档案的转移。因此，规范档案管理制度迫在眉睫。
4.人事档案管理的监管机制缺失。
人事档案材料的归档缺乏明确要求，档案的归档和整理工作也相对粗糙。很多档案袋中的纸张材质单薄，加之档案保存时间较长，破损、变黄和蛀虫的现象比较明显。档案材料的纸张大小不一，档案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人事档案管理过程中缺少必要的检查和监管机制，部分档案材料凌乱，档案管理的漏洞明显，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缺少有效的检查和监管，档案当事人材料更新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这对当事人的工作和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和损失，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因此大打折扣。
二、人事档案管理的改进措施
1.加强人事档案管理的法制建设。
政府应推进人事档案的立法工作，强化执法力度。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档案管理规定，但是由于档案涉及面广，管理情况复杂，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任务仍然非常艰巨。而且，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求比较笼统。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强人事档案管理的法制建设，强化人事档案行政执法的主体建设。
2.建立人事档案管理监督和检查机制。
人事档案管理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尚未建立。当前，人事档案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管理机构不重视，管理人员不作为，人事档案更新不及时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健全的人事档案管理监督和检查机制势在必行。有管理责任的机构和单位，应建立相应的考核和管理指标，从软件和硬件上评估，不断完善档案管理的方式、方法，使档案管理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得到保障，从而在根本上维护档案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关于人事档案的检查和监管机制，有关人员不仅要从宏观上把控，还要在微观上进行管理，即检查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填写，还是单位填写材料，都要做到公开、透明，确保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和评估的客观性。
3.加快人事档案管理的电子化进程。
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和办公更加智能和便捷，其不断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学习习惯。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因此也迎来了发展机遇，无纸化、电子信息化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子档案，当事人和企业单位可以随时随地快捷查询，这种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应用特殊载体进行电子档案的存储和管理，不仅效率高，成本也将大幅度降低。应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对人事档案进行管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建立标准化和统一化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人事档案管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着诸多挑战，创新人事档案管理方式，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构建档案管理监督和检查机制，是时代赋予的全新课题。现代人事档案管理应该立足于社会需求，应用数字化信息系统，建立全面、真实、可靠的档案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王英伟，周艳.人事档案管理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7（1）：12-15.
[2]全平东.人事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思考[J].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77-80.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3篇
为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与有效性，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被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为加强中央政府决策的有效性与可执行性，打破部门政治的制约，对现有部门进行科学的合并或重组，甚至采用某些大部制的做法，都可以考虑。但不能因为采用大部制而否定独立监管制度的意义，更不能重新陷入政府机构简单的分分合合之中。
1．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基本情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为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降低政府管理与社会的成本，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国际上普遍将其称为管制改革或规制改革。
管制改革涉及的领域较多，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入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等等。因此，机构的变化与分分合合，只是这种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或手段，如果将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实行大部制）定位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2．发达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情况
今天，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内阁组成部门在15-20个之间，规模应该说很小。经合组织研究提出，内阁部门的规模究竟是大还是小，各有利弊，取决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运作的制度背景、管理的目标以及组织文化等诸多因素。一般而言，小型组织有利于集中目标和明确责任，缺陷是缺少代表性；大型组织有利于规模经济和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缺陷是外部问题内部化。
在发达国家，传统上核心政府由行政部门所组成，实行部长负责制，其活动最终对国会或者总统负责。近二十年来，在管制改革浪潮中，这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所谓“分散化公共治理”模式，即在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或者以外，建立带有相对独立性的执行机构或独立管制机构，它们独立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受政府部门首长或者其他政治势力的影响。这种变革，被视为是发达国家政府机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变化。这些独立机构在组织、法律地位以及独立的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仍然设在部门内部，但有管理上的独立性，通过与部门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有的则设在政府部门外部（尤其是公用事业领域以及基础设施行业），作为独立管制机构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在有些国家，这些独立机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在有些国家，它们仍然只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不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它们在三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政府部门：第一是不同的治理结构，第二是不同的财政与人事控制机制，第三是其所享有的管理独立性。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这种独立机构在财政支出和雇员人数方面都已经占到中央政府部门的50%-75%。
分散化公共治理的出现，有内在的必然性，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根据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基础上的独立机构充分发挥了社会分工的作用和引入了绩效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也改变了行政文化，带来了政府机构的革命性变化。
3．如何认识大部制与独立监管之间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政府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不但不能认定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趋势，反而应该得出其治理结构正在向多元化、社会化转变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大部制与独立监管实际上是分散化公共治理的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因此，简单地以大部制来概况当代各国的行政改革，甚至以大部制否定独立监管制度存在的意义，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极可能会误导我国的行政改革方向。
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内阁组成部门普遍较少，职能更为综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部门林立，相互争权、打架的现象，有利于政策的综合和形成，具有我国某些学者所概括的大部制特征。但是，从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来看，除了得到诸如有限政府原则、法治政府原则与公开政府原则的支撑以外，大部制的制度基础其实正在于分散化的公共治理结构。通过由不同类型的主体承担性质不同的职能来分担综合性部门的责任，使其能够专事决策工作。同时，也可以防止一个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因此，大部制的有效性与分散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包括独立监管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散化的治理结构越健全，就越有利于大部制的推进。这就必然要求实现政府所有者职能与管理者职能、公共服务提供职能与监管职能、政策制定职能与政策执行职能以及事先干预职能与事后救济职能的分离。不具备这些制度条件，大部制与独立监管制度都很难推进，也难以获得社会认同。
4．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
在我国，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问题直接关系到监管机构与大部制的关系，也关系到监管机构能否顺利行使其职权。受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监管机构如果完全独立于政策部门，可能会在两者之间产生很强的疏离感，使监管机构无法得到部门的政策支持。反之，如果简单地将监管机构当作部门内设司局设置，又会产生职能不分与权力过于集中的“家长制”弊端。这两种教训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因此，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既要考虑监管制度的内在要求，又要考虑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与行政文化的特点，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寻求平衡。在阻力较小的领域，当然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建立独立于部门的监管机构；在某些领域，监管制度建立之初，可能必须考虑在纯粹的部内司局与完全独立于部门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折中，在部门内设立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步从部门中分离出去。部门内设监管机构，架构上仍隶属于大的政策部门，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同时，它在法律地位、组织、负责人的任免、财政预算、监督机制等方面又是相对独立的，负责独立地执行法律的规定，不受外界与部门的干扰。从外在形态上看，部门内设监管机构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只不过同时还具有更多的监管机构的法律特征。
在发达国家，尽管建立独立于部门的监管机构是各国的普遍发展趋势，但在部门内设置独立监管机构（或执行机构）在欧洲国家其实也非常常见。实际上，即使在监管制度最为发达的美国，其部门内设监管机构的数量也远远超出部门外设监管机构的数量。这种体制有利于部门首长的统一指挥、监督和整个行政系统的协调。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尤其在社会性监管领域，部内监管机构比独立于部门的监管机构能得到更多的行政支持，包括资金支持和人事支持。对于部门内设监管机构的模式，我国一些学者简单地称之为政监合一模式，实际上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误解。就独立性而言，应该说部门外设监管机构与部门内设监管机构并没有多么大的区别，都属于政监分离基础上的制度安排。
由此可见，监管机构的设置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如何选择，取决于许多制度条件，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使监管机构更好地履行独立监管的职责。在我国，由于过去许多部门内设机构纷纷对外发文，形成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近年来的立法特别加强了对部门内设机构权力的限制，使其不得独立对外行使权力。如果选择部门内设监管机构的形式，这些法律限制很难绕过去，需要对相关的行政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在单行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也要总结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运行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处理好监管机构与政策部门的关系。
二、我国是否具备建立独立监管制度的条件
中国最近几年分别设立了证监会、电监会等几家监管机构，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最为主要的问题是监管手段有限，监管无力。由此，一些人对于监管制度的改革方向产生怀疑，认为独立监管制度是外国的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应该说就历史而言，中国确实是一个行政权高度发达，深入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集权型社会，根本不具备分散化公共治理的条件。建国以后，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行政权高度发达，人财物、产供销均由计划方式配置，社会自组织发育程度很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国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整个改革的轨迹异常明晰，就是从政府干预过多、包办代替的全能、封闭体制向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的开放、竞争体制转变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已经实现了二十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对中国实现体制转型创造了条件。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监分开、政事分开、事先手段与事后手段分离、行政机关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市民社会的形成）、行政与司法的分离（司法独立）、党政分开，都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分散化公共治理的雏形正在形成过程之中。
可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如果仍认为我们不具备建立独立监管制度的条件，就是无视中国二十年改革的成果。如果在大的历史潮流面前，斤斤计较于部门利益和手中权力，希望延续传统体制那样的全方位管理和高度集权，实际上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倒退之举。这种集权型体制即使能够在短期内对解决特定问题有效果，但长远看必然成为推进改革的障碍。
当然，对于一些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有限、监管无力的客观现象，没有必要也无法加以否认。但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要有正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监管制度本身。
每一个监管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从共同规律来观察，现阶段的监管不力往往是因为监管制度设计未能完全到位，或者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或者在权力配置上未能理顺。无论哪种原因，都使监管机构名实不符，甚至徒有其名，这是监管无力的最根本原因。因此，解决监管有效性的出路，不在于回到政企不分的旧体制，而在于进一步推进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我国监管机构运作不力，并不是监管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监管制度改革没有能够一步到位的情况下过渡阶段的难题。解决之道应该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而不是放弃改革，走回头路。监管制度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并不奇怪，相反，这正是进一步推进监管制度改革的大好契机。
三、监管制度的法律基础
尽管许多人（包括一些政府文件）不严格区分传统的行政管理与独立监管，常常将两者混用，但是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是，行政管理的基础是建立在上下级关系基础上，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管理，一旦产生争议通常只能通过行政渠道内部加以解决。而独立监管制度以分散化治理结构为基础，以依法独立监管为原则，除了法律没有别的权威或上级，只对法律负责，争议最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或其他第三方途径）加以解决。正是在机构性质、行为方式、程序、权力范围、法律依据以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所存在的诸多巨大差别，体现了独立监管制度的现代意义，被称为不同于传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第四种权力”。尤其是对于部门内设监管机构而言，只有具备了这些制度禀赋或法律基础，才能真正符合对监管机构的本质要求。
但是，从我们设立监管机构开始，就没能真正体现依法监管的基本理念，各个监管机构相互攀比行政级别，尤其是事故多发后希望以监管机构行政级别升格解决问题的想法，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离依法监管的目标越来越远。由于行政资源有限，以一定行政级别方式设立独立监管机构必然会越来越受到行政资源稀缺的制约，与社会对独立监管机构日益增大的需求产生尖锐的对立。更为严重的是，以独立监管之名行行政管理之实，即使短期有效，长期而言必然会像传统行政管理方式一样，无法实现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会迅速为实践所抛弃。
因此，监管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首先要从传统的“行政化”、“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从监管机构设立的源头开始，淡化甚至取消行政级别设置，创造依法监管、独立监管的制度条件。行政级别是新中国建国后政府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几乎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废除了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提倡大学自治；事业单位改革中，还原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本来性质，取消其行政级别，更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同样，在监管机构建设中，明确其法律守护者与执行者的职责，赋予其法律之下、任何人之上的法律地位，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法律地位与权威，不是任何行政级别能够带来的。
淡化行政级别，需要新事新办。一个阻力较小、比较简易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增量改革的方式，更多地选拔没有行政级别背景的人员充实新设立的监管机构，甚至担任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对全社会打开进入监管机构的大门，并通过任期制实现监管机构与社会的动态良性互动。这样不仅可以建立能上能下的新机制，也可以打通官、商、学之间的界限，实现监管人才的专业化。
当然，建立现代监管制度，还要进行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包括但不限于：（1）监管机构的组织、职权由法律确定，未经法律修改不得随意加以变更；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尤其是其负责人享有任职保障，非有法定事由不得免除、调动或降低其职务；同时，不得随意降低或减少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薪酬与其他待遇。与此相对应，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任何与其任职行为有利害冲突的活动。（2）监管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制定规则、执行规则与裁决争议的权力，不受任何组织与个人的干预。（3）监管机构应遵循法定行政程序行使其权力，体现行政公开与公众参与原则。（4）监管机构的活动经费应由财政预算或监管收费加以保障，不得随意被扣减。（5）监管机构的具体行政决定最终应该能够被提起司法审查；监管机构对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监管机构应接受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法定监督和公众的社会监督。通过这些制度建设，才能实现独立监管、依法监管、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责权一致的目标。
四、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涉及到有效监管的激励机制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个领域是各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确立我国监管机构的改革方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公务员制度特别强调其不同于私营部门的特殊性，通常采用公务员常任制甚至终身制，使其免受一般劳动力市场失业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这种稳定的职业保障体系之下，政府对公务员待遇实行统一管理，根据职位分类实行严格的薪酬制度，对职位不对个人，缺少对个体的足够激励。
上述传统制度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过于稳定的就业保障使公务员失去外部竞争的压力，不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为公众服务水平；其次，统一的管理体制忽略了地区与行业的差别，造成人事政策管理部门与用人部门脱节，管理过于僵化；最后，统一的工资待遇无法起到奖优罚劣的激励制约作用，难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在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近年来对这些传统做法开始反思和改革，而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为解决传统公务员制度的弊端提供了可能。通过授予用人部门更多的人事资源管理权力，使人事资源管理更加个性化；在公务员的录用、任职期限、合同管理、任职终止、绩效管理以及薪酬等环节都引入了绩效指标和动态管理制度，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在政府部门逐步开始以绩效来确定工作人员的待遇，根据其任职期间的表现确定其实际收入，甚至可以采用私营部门的工资制度。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政府逐步放松了对企业工资待遇的控制，极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相比之下，政府机关的工资待遇制度虽然也有一些改革举措出台，但总体上仍维持着严格的统一管理。一些用人部门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如预算外创收、编制外进人、隐利等）规避国家的统一规定。这些举动虽然最初的动机有可能是为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或者更好地完成管理任务，但久而久之，会逐步变成为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一旦大量出现这种结果，人事政策管理部门必然重申、加大对人事政策的管理力度，缩小用人单位的权力，这样，又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控制---僵化---规避---恶化---控制的恶性循环。
我国事业单位相比于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对于工资待遇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已经设立的几家监管机构普遍选择了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为了克服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过于僵化的弊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薪酬体制。但是，这种设置方式又使事业单位执行公共权力面临法律上的一定障碍。特别是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为解决政事不分现象，国家势必收回事业单位的公共管理权力，厘清事业单位的职能和边界。因此，监管机构下一步可能会面临非常困难的选择，要么维持事业单位性质，但执行公共权力的属性无法延续；或者恢复国家执法机关的性质（国务院直属机构），但会因为工资待遇制度执行统一的规定而影响监管的有效性。由此，在恢复监管机构国家执法机关性质以后，需要继续探索其工资待遇的特殊安排，根据绩效确定收入水平，调动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但我国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国家对行政机关的工资待遇政策一直采用高度的集中管理体制，但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各个地域、行业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苦乐不均，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我国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要逐步消除这种地域、行业差别，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倡监管机构的公务员工资待遇的差别化处理，需要特别谨慎，要注意处理好与现有改革措施的关系，尤其要防止与绩效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垄断行业利益以所谓的绩效管理合法化。另外，绩效测量是管理学中的一个瓶颈，对于政府公务员的绩效测量就更难，如果这个技术手段无法保障，在我们这样行业垄断利益一直非常强大的国家，工资待遇遵守公平原则可能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国际范围内，在公务员工资待遇方面的改革也不是一样的，有的国家需要更为富有创新性的公务员队伍，而有的则更强调纪律与一致性。
在上述制度条件的制约之下，继续在监管机构采用更为灵活的工资待遇制度的意义就更为明显：首先，这种改革属于增量式改革，只适用于新成立的几个监管机构，并不触动其他行政机关的总体格局，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其次，这种改革可以为监管机构顺利实现从事业单位向执法机构的过渡创造条件，避免体制转换影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再次，这种改革探索带有试点性质，可以积累经验，为以后在国家行政机关推广进行有益的尝试。
五、监管机构工作绩效的衡量标准
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之下，由于政企合一、政资合一、政事合一、政社合一，必然产生诸多缺陷：第一、政府机关“错位”、“越位”，对市场主体管得过多、管得过细，甚至越俎代庖，并由此导致行政权力过大。第二、由于政府机关干预过多，会间接抑制市场主体的独立生长空间，形成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习惯，并由此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同时，受到行政资源稀缺性的限制，政府在某些方面干预过多必然会在一些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无法充分履行政府职能。第三、由于角色错位，导致责任划分不清，市场主体责任、管理者责任、对管理者的监督责任混同，无法形成市场主体、管理者、监督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制衡结构。第四、由于角色错位，导致对政府机关的衡量标准出现偏差，往往出现以经济指标、工作量或者市场表现等衡量市场主体的标准来评价政府机关的工作，并进而对政府机关产生错误的激励信号，固化行政权力和传统做法。为获得好的评价，一些政府机关养成了没事也要找事做的工作习惯；一旦有事，就能得到上级政府的重视，获得更多的政策、权力、资源与影响力。
独立监管制度建立在政府职能分离的基础之上，必然需要一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衡量监管机构工作绩效的标准与方法，包括：第一、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监管机构只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依法承担监管职能，不能干预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第二、明确地划分市场主体、监管者、监督者三者之间的界限，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市场主体是整个制度的核心，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监督者；监管者的责任是补救市场失灵，依法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管；监督者对监管者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并对市场主体承担政治责任。第三、对于监管机构的工作，只能根据依法行政的标准，从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来加以衡量。经济增长速度、市场表现等经济指标，不能用来衡量监管机构的工作，更不能以工作量的多少来衡量。行政程序指标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使监管机构的行为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实体指标则用来考核监管的实际效果，防止监管无力或者失灵。随着各国监管制度改革的深入，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对监管实际绩效的衡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用比喻来说明与市场主体的关系，独立监管制度下，两者是交警与司机的关系，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下，两者是父子关系。对司机而言，没有交通拥堵或者其他事故的时候，并不需要交警，也没有必要与交警打交道。对于儿子而言，父亲永远都是权威的象征，既要随时孝敬，或者遵从父亲的意见。
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随着一些监管机构的设置，应该说我国已经实质性地开始改变政府权力过大的现象，朝着建立现代监管制度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由于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和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监管机构运作的实践中仍然存在以传统标准来衡量其工作的问题，例如，片面地以市场表现好坏衡量监管机构的工作实效，事情（包括事故）越多的监管机构获取的政治资源越多，监督与监管合一、监管机构不承担监管失灵的责任等等。这些考核方法会对监管机构的行为产生不好的指引，极不利于发育独立监管制度。因此，建立监管制度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树立一套科学的考核与衡量标准。
六、科学地确定政府监管的边界
监管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的地方在于，它既不是什么都管，也不是放手什么都不管。因此，合理地确定监管的边界尤为重要，既不能放弃监管职责，又不能回到什么都管的老路上去。
问题在于，传统体制下，政府机关并不具备也没有必要培育独立监管能力。这样政企分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后的过渡阶段，势必出现市场主体拼命释放长期压抑的获利欲望，而相应的政府监管能力缺乏的现象，其结果是市场无序与监管乏力的恶性循环。从近年来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垄断企业谋取暴利以及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等现象中，已经可以明显观察到政府监管能力跟不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甚至成为改革推进的瓶颈。因此，在改革的过渡阶段，加强监管能力是重中之重的一项迫切工作。
危险在于，面对市场无序与监管乏力的现状，监管机构在公众与其他各种社会压力之下，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即陷入过度监管的恶性循环。如果考虑到我国政府权力过大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及监管机构也有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监管机构越位、陷入过度监管也是非常现实的危险。一些领域中，监管机构得到越来越多的权力、监管的范围越来越宽、监管手段越来越严厉、监管经费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精良，但市场秩序、安全状况或者环境状况越来越差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过度监管之所以会导致恶性循环是因为：第一、过度监管必然导致市场主体守法成本过高，超过临界点之后会降低其守法的诱因，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威慑失灵。结果，市场秩序在严厉的监管措施下不但不会变好，反而有可能变得更坏。这样，会导致监管机构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第二、过度监管必然导致监管的范围、程度扩大，胡子眉毛一把抓，无法突出监管重心、集中资源。同时，如果对解决特定问题的监管目标设定过高，期望完全解决问题或实现零风险，势必不计成本，为细枝末节耗费大量的监管资源。第三、过度监管必然会养成过于依赖强制性监管手段的习惯，逐步丧失采用其他政策手段与工具来实现管理目标的能力。一旦强制性监管手段在实践中不起作用，监管机构只会进一步强化其权力，使其他政策手段与工具逐步失去作用的空间。第四、过度监管必然导致执法者权力过大，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如果制约机制不到位，监管机构有可能以手中的监管权力作为谋利的手段，并将维护和加强其权力作为监管制度的目的。结果，监管机构权力越大，获利越多，离有效监管的目标越远。第五、过度监管必然会抑制市场机制与其他社会调控机制的形成，使其无法分担公共治理的责任。这种状况反过来会将所有压力都加在监管制度上，无法形成良性的治理结构。第六、过度监管很有可能导致多个部门监管重点不统一，相互争权夺利或者推卸责任，出现人为的监管真空或者职权交叉。
在市场化改革与监管制度建设的过渡阶段，对于政府缺位的弊端比较容易看到。相比之下，对于政府越位所造成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认清的，或者说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自觉不自觉滑向什么都管的传统管理方式。然而，正如计划经济年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导致了商品与服务的普遍短缺一样，管得过多在公共领域同样也会造成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我们目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局面，既有监管缺位的原因，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由过度监管造成的。因此，面对过渡阶段的市场秩序混乱，要冷静地分析，与其简单地扩大政府监管权力，不如更为科学地界定监管的边界，构建一个有效治理的良性结构。
合理地界定监管的边界，实际上是要进行监管措施的合理性计算，衡量监管的成本与收益。在这方面，国际社会近年来的一些制度创新应该说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七、过渡阶段监管职能与其他政府职能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改革不是激进式的，改革措施往往难以同时到位，这就会产生一个旧体制已经失效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的过渡时期。平稳通过过渡期，对于建立监管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与调整的过程，以实现政府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公共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提供职能的分离，宏观政策职能与微观监管职能的分离，事前监管方式与事后反垄断方式的分离，以实现独立监管。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过程的渐进性，政府职能分离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对于某些政府职能如何分离，在认识上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更不用说既得利益团体的各种不相关考虑。
对于监管制度而言，渐进式改革的过渡阶段是一个高风险的阶段。一、无序风险，在这一阶段，如果机械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监管标准来要求监管机构，单纯依靠新设立的监管机构，势必因为监管环境的缺乏和监管本身的乏力而造成市场无序。二、倒退风险，在这一阶段，如果害怕变革，固守传统的集权管理方式，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充分给监管机构授权，可能会使现代监管制度永远也无法发育，最终使改革走回头路。观察中国的监管制度改革实践，应该说上述两种风险都已初露端倪，也都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现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两种风险之间内在地具有某种关联关系，处置失当，不但有可能形成无序与倒退之间的两难选择，甚至会出现并发症。也就是说，中国监管制度改革发展到这一阶段，除了继续向前，已经根本无路可退。
既不能激进，又无路可退，只有探索渐进式改革路径下监管制度的可能实现途径。一方面，既要坚定地推进职能分离的进程，进一步实现政资分开、政监分开、事先监管方式与事后反垄断方式分开，建立独立的监管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特别强调不同职能之间的相互协调，在政府的微观监管职能与其他职能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通过协调与合作来弥补职能分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制真空，逐步向现代监管制度过渡。
可见，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几家独立监管机构，但监管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不得不仍然借助于传统的所有者职能、事后反垄断职能甚至是宏观政策职能来实现对市场的微观监管。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宏观调控职能、反垄断职能或者政府的所有者职能尚未发育成熟以前，宏观政策部门、反垄断机构或者国有资产监管管理部门也会依赖于其他的政府职能实现其目标。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以监管手段实现政策目标或者以政策手段实现监管目标的事例或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同职能之间的相互协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然，政府不同职能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与传统的职能不分的集权管理方式相比，在性质与操作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根本的区别。首先，这种协调与合作是在政资分开、政监分开、事先监管手段与事后反垄断手段分离的分散化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同于传统管理方式下职能不分或者一个机构集中所有的职能。因此，这种协调可以说既有分工与制约，又有合作与协调，性质上根本不同于职能高度统一之下的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由于初步实现了职能分离，不同机构或职能都必须在保持其独立性与相互协调之间保持平衡，既不能各自为政，也不能失去其独立性。其次，这种协调的主要方式是不同机构或职能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政策协调，而不是相互代替，更不是恢复传统的集权管理方式。因此，这种协调是有条件的，需要以制度为保障，其程序与权力的行使均必须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这种协调方式对于习惯了各自为政的政府机构而言，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技术上，都会是巨大的挑战。再次，这种协调机制具有过渡性和效应递减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现代监管制度的形成和每项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不同职能之间相互协调的需要会越来越弱，最终甚至有可能不再需要。
八、产权结构调整与监管制度改革的关系
过渡阶段监管机构之所以能够借助其他政府职能（尤其是所有者职能）弥补监管能力的不足，不同政府职能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协调和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市场运营主体的国有性质。这种产权结构，使监管机构应该能够借助于政府的所有者职能对运营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控，以弥补监管能力的不足。如果是产权多元化的市场运营主体，则监管机构根本不可能求诸于政府的所有者职能进行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讲，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结构改造与政府监管能力建设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政府的监管能力强，产权结构的改造可以加快；政府的监管能力弱，产权结构的改造应该更加谨慎。如果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调整与监管能力建设脱节，在监管体制成熟以前就进行激进的产权制度改革，监管机构至少会因为无法借助政府的所有者职能而加剧监管失灵。
在发达国家的放松政府管制改革中，采用的是全盘改革的方式，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建立独立监管制度与进行主导运营企业的产权结构改革几乎是同时完成的三个过程。在我国，由于不具备同时进行全盘改革的社会条件，上述三个过程只能交替进行，逐步到位。如果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必然会造成制度之间的脱节。这一点，从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冒然改制后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
产权结构改造与监管制度建设之间存在互动性，随着监管能力的逐步加强，政府应逐步减少对所有者职能的依赖，为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结构调整开拓空间，直至最后实现产权多元化。
各国垄断行业改革，除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建立现代监管制度以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是进行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结构改造。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多元化，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强化内部产权约束机制，而且，也是实现政府不同职能之间有效协调与监管机构独立监管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占据支配地位的环境下，尽管实现了政资分离、政监分离，但是，由于产权约束机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利益影响更大，他们自然对产权约束机制更为重视。这种局面会使监管政策、反垄断机制的调控力度远远弱于产权约束机制与其他宏观调控机制，影响监管的有效性，甚至有可能使监管权威无法确立。并且，在引入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后，如果主导运营商仍然维持国有企业性质，会使各类市场主体缺乏公平竞争的平台，监管机构无法实现公平监管。
由此可见，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结构改造，既不能太过激进，又不可久拖不决。需要根据相关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监管能力的加强，逐步加大对产权结构进行调整的力度。
九、法治原则的重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传统集权型等级体制之下，维系共同意志的手段很多。一旦建立分散化治理基础上的监管机构，为体现监管的独立性，传统的控制手段就不再能够起作用，亟需寻找新的维系共同意志的方法。如果不能设计一套成熟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监管机构有可能滥用其独立性，各自为政，成为权力巨大且不受制约的怪物。尤其在我国，部门利益已经使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如果没有维系共同意志的有力手段，众多监管机构的设立势必使利益综合与协调更为困难。
发育分散化治理结构下的利益综合与协调机制，尤其是加强不同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例如，采用信息通讯技术等新技术手段；让市场更多地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缩小政府干预的范围；通过市场运营主体的产权结构调整，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提高全民（包括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与道德素质，改善社会协作的外部条件；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使公众更多地直接参与解决地方事务；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建设市民社会，发挥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作用。
在分散化治理结构之下，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当然是法律制度，尤其是法治原则的实现。法治原则的实现有两个最为基本的要求：一是有法可依，通过立法界定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包括监管机构本身的法律基础），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二是公正司法，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司法途径适用预先公布的法律规则，解决各种纠纷与利益冲突。
问题在于，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法治的形成往往都需要较长的历史时间，而当代各国的制度竞争、技术进步与变革的速度却一日千里。立法总是落后于社会发展，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包括授权立法、制定行业自律规则等）尽量在立法环节拉近立法与现实的距离，并通过司法的创造性工作在最终的法律适用环节解决规则的不完备性问题。
在我国，由于观念、体制与立法技术诸方面的原因，使法律的立、改、废异常困难，加之改革与法律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两张皮”现象，使我国的法律规则落后于改革的现象更为突出、严重。许多情况下，改革措施已经推出了很久，而法律并未做相应的修改或废止，或者一部法律进行了修改而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进行配套修改。这样，如果简单地采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可能会使一些改革措施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并进而抑制制度变革的生长空间；反之，如果简单地采用机会主义的态度，改革过程长期无视已经制定的法律规则，久而久之必然会滑向法律虚无主义，对于建立法治权威和独立监管制度同样有百害而无一利。
法律规则制定层面所存在的上述两难在司法环节同样存在。如果简单地将规则制定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全部都交给法院，法院极有可能同样会陷入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的两难选择。反之，如果长期通过其他非规范渠道解决规则的不完备性问题，将法院排斥在冲突解决机制之外，法院就不可能得到树立司法权威和法治权威的机会。
从上述分析可以引申出来的一条结论是，在监管制度改革的过渡阶段，既要充分重视和发育法治权威，又不能仅仅只依靠法治这一种治理手段，应同时发挥法治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在我国，最为重要的两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的作用，在政治权力支撑下发育出法治权威。
为保证平稳过渡，在立法环节：第一、摆正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需要首先对改革的推进机构与法制部门进行必要的整合，加强改革政策与立法进程的统一。第二、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既不能随意性过大，又要避免迅速过时，每一部法律应既有可操作性，又为改革留下制度空间。为此，需要界定好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对某些问题有必要采用框架结构立法的方法，由监管机构根据情况制定、修改实施细则。第三、通过法典编篡方式，在不同部门法之间建立有效的联动修改机制，解决目前部门法各自分割、缺少沟通的问题。第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律机制和特许合同管理、行政指导、行政奖励、产权规则、党内纪律调控等非强制手段的作用，减少立法的数量和范围。当然，为避免这些非强制手段变相成为强制手段或者不当地侵犯个人权利，需要通过法律保留原则限定其作用范围，通过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在内的监督制度设计来防止其滥用。
为保证平稳过渡，甚至比立法环节更为重要的是法律适用环节，要更多地重视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法律规则的不完备性问题。第一、使诉讼渠道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更多的是诸如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等非诉讼渠道。第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首先仍然应该更多地通过协商、和解、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如果法院必须对法律规则进行判断，应更多地采用现实主义的法律观，根据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社会主流价值标准、道德、政策考量、体制可承受程度等综合因素，在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第三、由于监管涉及到复杂的技术、经济问题，可考虑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或行政裁判所，负责审理相关案件。
十、党的领导是建立独立监管制度的政治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独立监管制度的政治保障。独立监管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从党的历史经验看，党的领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当前监管机构的建立，可以使党更加专注于决策的统一性与一致性，更好地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的领导与独立监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在监管制度改革的过渡阶段，党的领导尤其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过渡阶段出现的监管乏力以及部门利益泛滥等问题，强而有力的党的领导可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可以弥补监管真空，督促监管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和监督（包括纪检监察），可以有效地抑制监管机构追求部门利益的冲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并不是由党组织来代替监管机构的工作或者代替监管机构作出决定，而是一种政治领导、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和纪律监督。在过渡阶段加强党的领导，首先通过外生的制约机制促进监管制度的发育；随着配套改革的到位和监管机构的逐步成熟，再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向发育内生的制约机制过渡。这样，在建立监管制度的过程中，不但坚持了党的领导，也改善了党的领导。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环节监督 人事工作 健康发展
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健全人事分类管理的相关决议，自此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试点正式启动。2000年我国事业单位全面推行人员公开招聘、聘用制以及岗位管理，一系列的改革使我国人事工作获得迅速发展。人事改革的全面推进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人员只进不出，岗位只上不下，分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模式。改变我国现有的人事管理模式，实现合同用人和岗位管理的双转变，促进人事改革的深入发展。
一、人事工作概述
人事工作管理主要涵盖六大模块：人力资源规划；人事招聘与配置；员工培训与开发；人员绩效管理；职工薪酬、福利管理；职工关系管理。人事工作中能否合理地把握人事政策合理筛选人员、任用和调整干部，能否有效地利用薪酬政策来调节利益关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至关重要。我国新的人事制度在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度后，事业单位具有更大的自；同时从业人员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择业权。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在人事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自的增加，势必造成个别单位人事工作的暗箱操作。这个过程中如何严格组织程序，加强环节监督至关重要。因此，应该加强人事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完善人事监督机制，不断加强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体系，确保人事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人事工作环节监督
1.加强公开招聘机制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在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后，事业单位将对所有在编人员实行竞聘上岗的管理办法，当单位有人员需求且存在空编空岗时，面向社会实施公开招聘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督工作。首先，要加强内部监督，重点监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竞聘组织管理体系是否健全，在竞聘体系中是否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要求。其次，要面向社会公开单位招聘的全部方案及岗位设置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以确定单位是否按照人事部门审核批复的岗位设置方案组织实施真正的公开竞聘，确保单位公开竞聘上岗的程序规范，公开招聘的全过程，包括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环节，都应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防止用人上的作弊行为，真正实现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
2.加强岗位设置管理环节监督，建立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随着国家人事工作岗位管理改革的深入，加强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就必须对现有的岗位管理进行必要的放权，并辅助以完善的监管措施。在岗位管理上应坚持单位拟定方案、主管部门严格把关、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从严审核相结合的方法，加强管理岗、专技岗、工勤岗三类岗位不同级别岗位设置的监督、监管工作。
3.完善聘用合同签订制度，加强合同履行监管。单位与职工签订聘用合同是确保单位和职工双方合法权益的保证。在签订聘用合同中，重点监管合同的法律主体资格及签订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在聘用合同签署过程中应加强双方法律主体资格的监督监管。首先，要确保双方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对单位而言，这种监管主要体现在确定单位是否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上级部门是否已经注册，是否具有签订聘用合同的资历，来确保单位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未经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构登记或未取得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如果与职工签订合同不具备法律效益，不能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作为事业单位须经过主管部门授权。同时，在聘用合同中，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对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如续签、变更、终止和解除等有关问题进行监督，确保聘用合同的时效性。保证双方合理有效的履行合同才能有效地减少合同纠纷，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4.加强单位员工培训、考核环节监督。新的人事政策对单位、员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聘用合同的规定，单位合理的培训机制、绩效考核机制至关重要。事关双方的法定权益，量化考核将直接关系到聘用人员的续聘与解聘、辞聘。因此，必须加强单位员工的培训、考核监督，单位应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同时确保单位培训费用的合理使用。量化考核的监督应重点放在考核程序及办法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及要求，考核的过程是否公正、客观、公平等以及考核结果的统计是否有严格的监管措施。
三、结论
人事管理全面实施聘用制后，实现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给单位更多的自。我国人事改革也提出了自己的总体目标：到2015年，全面建立聘用制度，完善岗位管理制度，普遍推行公开招聘制度和竞聘上岗制度，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制度；到2020年，将形成健全的管理体制、完善的用人机制和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要有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建立健全人事工作的环节监督，保证人事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赵永云.浅谈事业单位人事改革[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36）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协调机制
1.绪论
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多，如何选择一种既符合当今时代要求又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成为目前的研究焦点。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Peltzman(1976)深入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管制供应的，Posner(1975)认为，监管者的存在都是由利益集团造成的，“监管”名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实际上为特定利益集团做事。Giorgio等（2005）提出，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协调主要采取功能性监管模式；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引起了普遍关注，Masciandaro（2007）、Cihak和Podpiera（2008）、Masciandaro和Quintyn（2009）等学者集中讨论了统一监管是否能仅仅依靠央行进行。针对混业经营，Claudio Borio（2003）提出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才能避免金融不稳定性，Ranee Jayamah(2007)提出更实际的方法是监管当局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张强、王忠生（2004）认为我国的分业监管协调合作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制度安排。李连友，罗嘉（2008）提出应基于协同学来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李明凯和杨富玉（2009）提出需要构建金融协调监管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协调合作、标准统一”，研究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以及三个分业监管机构之间应如何协调。
论文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论和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建立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
2.金融监管的分类及层次
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和集中监管（统一监管），二者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是指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完成，非常适用于金融业务专业化分工经济体。集中监管指一国所有金融领域活动都由某一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监管的优点在于适合金融混业经营，合理配置监管资源、获得监管规模效应、降低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与重叠，有利于监管协调。但集中监管体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内部组织结构安排的合理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专业化监管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那么，集中监管体制也会导致分业监管的一些弊端。
由于任何单一监管模式都存在不足，而金融监管是一种全局性的行为，金融监管目标因此也是多重的，既要关注安全，也要关注效率。因此，无论是集中监管还是分业监管，在实践中都需要一种矩阵式机构模式。金融监管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关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是否和谐一致，整体上是否有效率。金融监管协调可分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两个内容。而后者又至少分成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如果是集中监管，就表现为机构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二是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协调。
3.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从量上看，我国金融创新无论是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量，还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都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质上看，我国金融创新种类贫乏，创新层次低。我国金融创新水平落后，产品匮乏，数量有限，也间接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全、结构不平衡、金融机构之间以价格竞争为主、金融机构盈利增长空间有限等一系列问题。
3.1分业监管模式，协调存在问题
我国目前是典型的分业机构监管模式。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由证监会监管，保险业由保监会监管。他们之间设置监管联席会议，协调相互的关系。但是，联席会议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金融监管协调在制度建设与实践操作中都存在问题；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监管体制设计中对金融创新存在监管真空；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但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和适用法律，只有在金融控股公司出现风险时，如处置德隆集团问题上，事后性的一事一议，没有完整制度化条文可遵循，更说不上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设置科学、合理的防火墙。
3.2协调机制的缺失对金融创新的不利影响
监管真空的存在以及协调机制的缺失，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现在的监管体制以及合规性的监管理念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缺乏监管疏导，会诱导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更强调盈利性、忽视安全性，当创新业务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易引发较大的风险。这种起源于监管缺失的风险却会被完全的附加在在金融创新活动自身之上，放大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创新总是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风险的手段是通过合理监管以及完善金融创新活动来使风险最小化，或以金融创新收益弥补风险。但由于我国对跨行业金融创新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当出现风险时，这些地位不明的创新很容易被“一刀切”的禁止，而不是找问题寻方法以规避风险。例如汽车借款履约保险出现大面积风险后，车贷险条款费率就被监管部门废止。
4.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
4.1监管模式
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一体化法》创设了独特的伞形功能监管模式。具体的说，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处处的裁决权等；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监管结构如伞形，因此也被称为“伞形监管”。
4.2协调的制度安排
法律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划分有明确的界定。例如联储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有限制监管不适当时，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为避免重复与过度监管，联储必须尊重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不同附属公司监管当局的权限，尽可能采用其检查结果。美国分业监管模式非常强调事前协调、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构。
4.3信息收集、交换与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
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报表格式和要求，五家监管机构监管对象的常规数据和报表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统一收集。各监管机构不仅共享数据和信息，而且共享检查、调查报告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往来文件。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向后者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可以满足其监管要求的、由另一监管机构提供的报告或检查结果。
4.4检查职能
OCC负责监管国民银行，联储监管州注册会员银行，FDIC监管州注册非会员银行。各监管机构根据以上分工对监管，或联合进行检查。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对名监管机构的检查活动进行统一和协调，以减轻被监管机构的负担。
4.5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国监管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协调机制的设计应遵循权责明晰、减负高效的原则。
第二，信息收集实行分工并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第三，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行。
第四，成立专门的机构执行协调职能。
第五，联合检查和委托检查相结合。
5.促进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研究
5.1协调机制建立的原则
第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体现审慎的监管理念。
第二，协调机制中分工的模式的出发点应从机构监管逐步转为功能性监管。
第三，协调机制的设计应是多层次、动态的、全面的体系。
第四，协调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5.2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较大的漏洞，因此，在设计监管协调机制之前，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两者是不可分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中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因此，建议采纳美国的伞形监管体系，由中央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在人事安排上，可以借调三大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另外，由于我国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在行政级别平等，因此，四者间的协调应额外设计一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派出人员参与其具体工作。监管模式的改革如图1所示。
5.3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除了需要监管模式的改革，还需要制度上的安排。具体如下：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使监管协调合作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实施细则和相应制度安排。
5.4协调机制的具体内容
（1）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主监管机构的责任
依据功能性监管原则，对交叉性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应根据具体业务性质或不同业务相对重要性来确定。规定出现交叉业务监管时，监管优先顺序与仲裁程序。
（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整合适应金融监管机制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各监管部门负责采集的数据对象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信息传输系统，建立信息传送制度和成本分摊的原则。
（3）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
在央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以处理紧急和难点事务。为应付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至少应建立中央与省级两层次的紧急磋商机制，及时的对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进行风险评估与监管职责的设定。
（4）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
各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要进行协商，避免规则冲突。具体的讲，在各监管机构讨论制定规章时，应邀请其他监管部门旁听，当出现矛盾内部不能解决时，应根据争端解决机制向仲裁机构诉求解决，实践当中可由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来担当仲裁者。
（5）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和签署备忘录制度
联席会议常规化，由人民银行、三大监管机构、财政部组成，并轮流担任主席。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设立秘书处，负责收集有关监管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库。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对于法律没有明确，存在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事宜，以及法律中难以细化的协调合作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来明确，必要时实施联合监管。
6.结论与启示
论文根据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理论，分析了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从协调机制建立原则、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协调机制制度安排、协调机制具体内容等提出了促进我国金融创新的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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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6篇
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介于国债和企业债之间，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地方资源禀赋、国家发展战略、政治因素等。总体而言，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只要是能影响宏观经济状况的因素都会影响市政债券的信用。第一，统计资料和数据的不真实影响对市政债券发行主体的资格审查。目前，统计机构所使用的统计手段和方法还不够先进和完善，而地方政府出于凸显政绩、树立典范、吸引投资等原因，往往故意粉饰经济数据，虚报经济发展指标或隐瞒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上报的地方经济数据不真实，以此干扰监管部门审查，获得发债资格。第二，财政资金使用不透明，影响市政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市政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无法做到公开透明，存在暗箱操作现象，导致市政债券筹集到的资金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一些资金可能会被利益集团占有、挪用，无法保证市政建设项目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也就很难保证市政债券的顺利偿还。第三，地方政府本身也可能导致市政债券信用风险的产生。首先，地方政府定期换届，导致其很难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人事变动与项目交接不畅，影响市政债券资金偿还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其次，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过多关注自身利益，把大量资金投资于一些社会经济效益差的面子工程，对关系地方长远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关注度不够。最后，地方政府投资存在盲目性，有天然的投资冲动，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过度建设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发行债券时没有正确评估自身的偿还能力、合理控制市政债券的发行规模，导致债务违约。
二、我国市政债券信用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完善法律规范
对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防范，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风险监管体系，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节都需要有法可依。第一，要修订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市政债券，为市政债券的发行扫清法律障碍。第二，要出台一系列专门的法规，对市政债券的发行、交易、偿还等过程进行严格监督。第三，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投资者参与市政债券的投资热情;制定一套适合市政债券的会计准则，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实现对市政债券风险的有效监控;允许市政债券在全国性债券交易市场流通，提高市政债券的流动性，降低其风险。第四，要规范市政债券发行过程中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这样只要地方政府在发行市政债券时出具了法律文书，以后无论是换届还是人事变动，地方政府都须承担债务责任，有效避免“无头债”的产生。
(二)加强政府调控
政府宏观调控是建立市政债券信用风险市场监管体系的辅助手段。政府通过设置监督机构约束市政债券发行者的行为来控制信用风险，同时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市政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为规范市政债券的发行，需要有力的监管主体。考虑我国国情，在市政债券发展的初期阶段，可以考虑先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参与的协调机构作为监管主体，进行政策协调和监管协调工作。政策协调指各机构在出台新的政策之前，提前告知其他机构，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讨论和决策;监管协调是指对于市政债券发行的多家机构，监管部门可以进行相应的归类和分工，提高监管效率。市政债券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制定监管法规、确定监管流程等。市政债券在我国稳步发展后，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中央级的市政债券管理机构，对市政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进行监督，对违规违法机构进行处罚。监管机构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这一监管机制应包括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市政债券资金使用监督机制和市政债券危机化解机制等。监管机制的建立，便于监管机构及时监测和评估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便于了解地方政府对市政债券所融资金的使用情况，避免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便于及时分析违约事件产生的原因，采取措施展开市场自救，避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信心，从而避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化。
(三)强化制度约束
有效防范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需要一些配套制度护航，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保险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等。信息披露制度。债券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债券的发行者有信息优势，而投资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市政债券也不例外。信息不对称必然带来信用风险，而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监管机构应定时披露市政债券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偿债能力等指标，证券发行机构有责任披露市政债券所筹资金的用途、市政建设项目的进展等信息，便于公众监督。保险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市政债券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化解市政债券发行机构的违约风险，是控制信用风险的有效措施。具体程序是，发行市政债券的地方政府向特定的保险机构投保，当市政债券到期无力偿还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证本金和利息的支付。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先设立偿债基金，成熟后逐步过渡到市政债券保险制度。信用评级制度。在西方国家，信用评级制度对市政债务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信用评级向市政债券的投资者揭示风险，投资者通过市政债券的评级结果选择投资对象，通过市场的引导作用支持偿债能力强、违约风险小的市政债券的发行。为保证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流程的规范、评级结果的客观公正，对中介机构的行为也应加以监督。应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定期对中介机构进行调查评价，对公布信息质量不高、评级不准确、有意误导投资者的中介机构要加以处罚甚至予以取缔。
(四)行业自律
在市政债券市场建立行业自律性组织，进行自律性监管，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从不同角度防范市政债券信用风险。自律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和交易结算机构。由于行业自律性组织贴近市场，可以通过对市场的观察为监管机构提供市场管理方法和建议，促进市政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自律性组织的工作主要包括制定行业自律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组织与市政债券投资相关的专业培训，提升投资者的素质，避免盲目投资;搜集相关信息为投资者提供参考，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7篇
收稿日期：2007-11-05
作者简介：蒋晓全(1976-)，男，四川万县人，经济学博士，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摘要：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上海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在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议充分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有关政策，建立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适应的市场化金融监管体制。
关键词：市场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43-03
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就是需要拥有“监管+发展”的视角，在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改变以往政府行政主导型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以法律和制度安排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合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
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变革，要求世界各国依据不同的具体国情来选择适合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类：分业监管､集中统一监管和超级统一监管，并呈现出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 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
一定程度的统一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趋势，而统一监管的程度与具体方式，必须根据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设计出适合本国市场发展的最优方案。
2､强调发挥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注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
交易所和协会等自律机构行使一线风险监管作用，是政府监管的有效配合。建立以自律监管为基础､政府监管为指导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够使集中监管和自律监管发挥各自的优势。
3､注重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模式，都需要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注重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外部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监管注重同一监管机构下属的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内部金融监管协调。
4､ 注重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会造成不同监管机构对不同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可能采用不同的监管标准和体制，出现过度监管或者监管缺位的问题。
5､ 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在国际货币政策趋同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准则日益趋同化。银行业监管执行《新巴塞尔协议》，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也制定了一系列协调一致的证券业､保险业国际监管协作标准。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经验的启示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适应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引导本国金融产业向有利于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的方向发展。金融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应表现为监管效率的提高､监管成本的降低和监管功能的充分发挥，最终服务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因此，上海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与改革必须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紧密相结合，而不应简单化或一刀切地做调整。要立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适应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出发点，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强化金融协调监管功能，强化交易所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逐步接轨。
二､上海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上海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分别负责上海市银行业､证券与期货业､保险业的金融监管。
虽然“分业监管”模式符合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形势，但是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相比，上海金融监管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1､上海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虽然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通过签署《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三方协调监管合作机制”，但仅仅是一种对监管各方没有直接管辖权､不具备强制力的非制度安排。上海金融服务办也曾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建立起了“3+2”联席会议制度，但主要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2､交易所和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发挥明显不足。
与国外交易所充分发挥自律监管功能不同，我国交易所更多的是充当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监管者的角色，这主要源于我国交易所的出资人和监管人的一致性，即主管部门既充当事实上的所有人(多数情况下名义上不是出资人，但行使着出资人的权利)，又充当监管人，导致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发挥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一些本属于交易所一线监管的职能还没有从上级金融监管机构中分离出来，交易所没有足够的市场监管和发展的权限。另外，虽然上海市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同业工会已经建立，但更多是遵守金融监管当局的各项法律法规，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太多话语权。
3､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审批机制管制过严，期货衍生品的品种上市机制比较落后。
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都需要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进行审批才能通过，并且审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导致金融产品创新十分困难。以期货市场为例，国外期货品种上市实行备案制或试运行制，而我国实行审批制，新品种上市，首先要经过交易所研究审核，然后上报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做出审核后，再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综合国家相关部委意见后，最后做出是否批准上市的决定。这种落后的品种上市机制，不利于上海争夺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利于上海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本是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行为，最终却需要政府行政审批来主导，无形之中提高了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难度，大大抑制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4､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完全接轨。
为了让更多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参与上海金融市场，应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接轨，按照国际标准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监管，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监管实行“国民待遇”。否则，就只能游离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之外，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5､高素质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不足。
一方面，上海金融监管机构都比较缺乏对被监管金融机构的产品､业务､风险管理深入了解的高素质金融监管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独立的人事权，如果一个部门需要增加3名监管人员的配置，需要报国务院审批，周期较长，手续较多。
6､金融企业税收税率偏高。
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和金融资产交易的规模效应，降低金融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对金融企业和投资者实行营业税､所得税和交易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见表1)。
表1 国内外金融企业主要税收政策对比
注：英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将降为28%，香港降为16．5%。
从表1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大部分实行不征收或者免征收营业税，而上海金融企业的营业税虽由8%减为5%，但仍然偏高;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国际上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新加坡和香港的企业所得税远低于上海，而深圳实行减半征收的优惠措施;国外对于期货衍生品交易实行免征交易税，鼓励期货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三､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建立与国际金融中心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1､强化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的监管协调职能。
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注重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效率，而不在于监管机构的分合。提高上海市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强化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的监管协调职能。具体而言，由上海市指定一名市级领导牵头负责金融服务办的领导协调工作，上海市金融服务办不仅要在上海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之间建立制度性安排模式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设金融机构监管信息共享系统，定期举办监管联席会议，还要加强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外管局､财政厅､审计署､上海发改委､外经委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形成监管合力，在应对金融突发事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2､鼓励交易所和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重点扩大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权限，建立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一，将上海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的“一线监管”和自律监管职能逐步转由交易所承担;第二，发挥上海市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同业工会等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职能，提高行业自律意识与自律水平，形成监管合力;第三，赋予交易所对市场参与者的直接调查监管权限;第四，建立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交易所自律监管的行政监督，体现在两个层次：①政府对自律规则内容的行政监督;②政府对自律规则执行状况的行政监督。另一方面，加强交易所对政府行政监管的社会监督，当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瑕疵时，交易所应当及时建言献策。
3､积极争取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推行期货衍生品的产品试运行机制。
积极争取赋予市场主体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有利于推动政府主导型创新向市场主导型创新转变，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对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监管，实质是建立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促进金融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另一方面，推行期货衍生品的产品试运行机制。交易所根据市场需求､通过专家充分论证推出新的期货产品，上报中国证监会及当地监管部门备案。条件成熟的期货品种可以进行1-3年期的试运行检验，市场运行成功则申请正式上市，不成功就从市场退出，从而建立市场化的新产品上市机制，提高上市效率。
4､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监管体制建设，积极推进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保持正式的合作与交流机制，积极发展双边和多边监管合作关系，对跨国金融机构实行国际统一监管，并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另一方面，努力与巴塞尔银行管理与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所推行的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具体而言，银行业要与“新巴塞尔协议”监管准则接轨，以原则监管､功能监管和风险监管为导向;证券业要建立有效监管资本框架;保险业要建立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符合我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5､培养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加强金融监管研究。
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监管人才集聚，既要争取赋予上海金融监管机构一定的人事自，也要大力培养对金融行业熟悉､了解金融机构运作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研究，既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加强对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研究，更要研究在现阶段分业监管体制下逐步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的途径。
6､实行金融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上海金融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金融企业税收制度征收33%的所得税､5%的营业税和0．6%的附加税等，不仅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就是与深圳对金融企业实行15%优惠的所得税制度相比，上海的金融税收明显偏高。
因此，上海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税收制度，适时取消金融企业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实行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本着国民待遇原则，尽快统一中外资金融企业所得税税率;对期货衍生品交易实行免征交易税。
参考文献：
[1]尚福林．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8
[2]项俊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八个方面的突破．新华社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共部门;养老保险 ;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公共部门的养老保险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社会民生，对其的监管也就更为重要，保险监管机构的作用也就越明显，本文从保险机构的优点出发，并从中对公共部门的一些启发。
一、保险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
作为养老宝保险的监管部门保监会，在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中起核心和主导作用，其监管的模式可以是多元的模式也可为统一的模式，各国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美国使用两级多元模式，英国则采用监管权相对于集中政府、中央，并与相应的机构相互结合的统一模式。但在保险监管的运行和实际实践当中，各保险行业之间协作能力受限，将无力承担的风险、保险公司国际竞争力的薄弱，容易造成监管效果不佳，监管质量与效率较低，监管真空；自律性弱；保监会任务过重、压力过大、难以统筹兼顾等问题。同时，养老保险风险评估机制的缺乏，养老保险的运营问题难以及时发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无法科学评估，统一的核算标准难以形成等问题。
二、保险监管机构的优点
（一）是保险监管机构的偏向性，这种特性在裁决保险公司与当事人的各类纠纷中，法院会均衡的保护保险公司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但是保险机构则是对保险消费的主体的利益捍卫和保护，甚至会对其他利益主体形成一定的对抗性。
（二）保险监管机构主动、灵活性。监管是侧重于对危害行为的事前控制和预防，对违法以较低的处罚成本，带有一定的易受性，因此较为容易地主动介入，防止保险公司以及相关主体较大的损失，提高效益。而且，拥有相应的权限，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处理方式灵活多样。
（三）保险机构专业化程度高，有专门独立的办公室、机构、保险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处理保险公司的相关问题上更专业化。
三、保险监管的对策建议
对保险业、保险市场、被保险人各主体的利益，相关秩序的维护与构建需要通过创新、精心规划，使保险监管规范标准化、公开透明化。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真实完备的信息，提高保险行业的透明程度，建立财务评估机制，对保险、资产管理运营、财务状况进行动态的追踪，保障投保人的合法知情权以及合法利益。对资金的去向进行监管，因地制宜的选择科学合理有效地指标，以及相应的风险评估的方式，完善风险评估的模型，建立健康的保险市场体系，保险行业的预警机制，以利于保险监管机构实现动态的风险监控。通过分级分类、行业规划、提供高偿付能力，降低监管监督的成本，利用非现场监管等手段和方法，提高自身不的业务能力，使监管机构保持独立性。
四、对公共部门养老监管的作用启示
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监管涉及行政和基金两个方面，公务员养老保险机制健康有序的运行离不开保险机构的监督，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督应集中分散有度，定期与日常有机分配，以中央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全国统筹，实行内外部共同的监督体系，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人事财务、监察设计等多方主体部门对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运行和各个环节监管。在行政方面，公共部门的养老制度具备一定的层次性，中央和地方统筹管理，基本的养老保险实行中央统筹，补充、自愿储蓄、商业类等养老保险实行省级地方职能机构管理。在基金方面，基金的投资运营需公开透明化，培育投资养老保险专业的机构，实施多样化投资战略，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作者:杨旭平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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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9篇
另一方面，现代的金融监管工作已不再是简单的“以制度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式的合规性检查，更多的需要处于链最前端的监管人员依据相关知识经验对被监管对象进行准确全面的风险考评测定与预警提示，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知识经验、行为倾向、激励程度等个体主观因素对最终监管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程序、操作规程来指导、约束监管人员的履职行为，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以提高监管效率，实现监管有据、监管有度、监管有力、监管有方的最优监管状态。
监管机构的治理架构：从初始委托人到监管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
金融监管治理作为公共治理在监管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在其监管行为与监管过程涉及金融机构所有者及其经营管理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存款人等多方利益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合理确定和统筹安排各方权利与责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确保监管机构不受各种外来干扰，恰到好处地为其初始委托人——相关金融消费者提供最有效的保护。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治理的经验看，一个有效的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目标及其考核标准：对于监管机构的基本要求
根据一般的监管理论和各国金融监管实际经验，从最初的委托—关系看，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广大金融消费者的人，应当始终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正确行事，其组织行为目标应当是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性，作为这一目标的合理延伸和展开，监管机构还应同时关注增进市场信心、增进公众金融知识、减少金融犯罪等目标。
从委托人的角度讲，为了保证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勤勉尽职，除了明确监管目标外，还必须加强对监管机构的考量，特别是建立一套清晰明确、易于操作的考核指标体系。然而，监管机构的业绩难以像一般企业那样进行量化分析和精确考核，特别是很难准确计算出“诸如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知情较少者的利益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对此，从目前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既有成果方面看，可以借鉴一种替代方法——成本有效性标准，即用目标完成的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之差最大化。其基本思路就是在无法确定某公共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它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从具体考核看，一方面是监管目标完成程度的考核，可以通过一些量化指标从总体上判断监管是不是成功，比如问题金融机构的数目是否比往年减少，是否及时遏制了系统风险，是否及时察觉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造成剧烈震荡，该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业中的竞争力是否有所提升，金融市场竞争是否合理有序，消费者的投诉与各种业务纠纷是否减少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监管成本与效率考核，树立效率理念，“要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
组织定位与职能配置：从金融消费者到监管机构的委托链
监管机构的性质定位与级别定位，主要解决监管机构究竟向哪一级组织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决定着从初始委托人——广大金融消费者到监管机构的委托链条的基本构成；决定着监管机构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与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管理效能；决定着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程度，其能否屏蔽各种外在干扰，根据最优监管的需要独立实施监管行为。
从组织定位的独立性看，尽管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惟一最佳的金融监管组织模式，但监管职能独立分设于中央银行之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我国也已实现了监管职能与中央银行的分离，监管者同时承担多项政策职能的“角色冲突”问题已基本解决。至于监管者的组织性质，通常监管当局都被定位为准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但由于各国政体与国家治理上的差异，监管当局的组织级别各不相同，有的直接对最高立法机关负责(如美国)，而有的对政府负责(改革后的日本)，还有的对财政部负责(如德国、英国和改革前的日本)。但不管具体规定如何，监管机构都具有相当的独立监管权力，许多国家监管机构的负责人都直接由国会批准、国家元首任命，有的国家仍在继续提升其监管机构的地位，如日本自1997年开始将金融监管厅由大藏省分离，直接隶属总理府。对于我国而言，各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国务院下设的正部级事业单位，根据不同的授权，分别监督管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在我国目前的政体安排与现实国情条件下，这种“金融消费者(存款人、投资者、投保者等)——中央政府(国务院)——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委托链条设计，能充分保证监管者独立行使监管职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地方金融机构的退出，按目前处置程序，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各方责权较模糊，存在着地方政府干预和各方推委卸责的隐患。
适当的财政安排：监管机构独立实施监管的资源保障
监管机构的财政安排和经费来源，既是对监管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独立实施监管行为、避免外部干扰的基本保障。因此，监管机构经费安排问题绝非简单的财务问题，必须综合权衡各种因素。一是对于金融监管性质的认识。即监管是为被监管机构提供的一种服务，还是仅是为存款人以及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公共品。二是不同的资金提供方对监管机构的影响。实行国家预算制易导致政府通过资金控制干预监管机构；而实行收费制既可能导致被监管机构通过缴费影响监管者，也有可能导致监管机构凭借其权威地位不合理收费、过度增加被监管机构的负担。三是被监管机构对不同制度的可能反应。实行收费制既有可能通过提高对问题较多银行的收费，促进其尽快改进经营；也有可能导致被监管者以缴费为手段收买或控制监管者。四是国际上通行的制度选择。特别是在国际通行收费制的条件下，实行预算制显然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
目前世界各国在此方面仍有一定的差异，有的实行国家预算制，有的则是受监督(审计)的收费制，还有的是两者的结合。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经费来源以收费为主。而美国监管机构的资金来源则不同，其金融监管机构体系较复杂，各自经费来源也不同：美联储的经费属联邦政府预算，货币监理署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收费，州政府监管机构的经费来自州政府预算。但总体来看，实行监管收费制已成为一种趋势。对于我国而言，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不久便开始收费，银监会也从2004年起实行收费制。这一转变，体现了以服务为本位的新的监管理念，有利于督促监管机构积极改进监管技术，提高监管服务质量；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监管的基本精神，有利于促进被监管机构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对被监管机构的激励相容；体现了国际金融业竞争的对等原则，有利于为中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监管环境。
健全完善的组织结构设计：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共赢
为了尽可能兼顾和统筹各方利益，一般公司内部都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其他各种专业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制衡机制的安排。对于监管机构而言，为在协调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监管目标，也必须构建起完备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目前各国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设置虽然各不相同，但主要包括管理机构、职能部门、附设机构和独立于监管机构之外的外联机制安排等四部分。有些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机构类似于一般企业中的董事会制度，是由来自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其下设有执行委员会。各职能部门在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各项具体日常监管工作。此外还有一些附设机构和外联机制安排，在保证监管机构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兼有对业务部门的再监督与制衡职能。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有两个顾问小组协助理事会工作，一组来自金融服务管理局的被监管对象，另一组来自消费者协会。这两个代表不同利益的顾问组，能就监管质量、收费标准等问题进行充分的协调，可以实现消费者、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的有效沟通和相互牵制。再如美国的联邦金融机构监察委员会，由通货总监、联储理事会成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等组成，主要负责“为金融的检查建立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以及报告形式”，保持各金融机构监察和管理的一致性。
监管机构的内控制度：从监管机构到监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
监管机构的组织目标最终需落实到所有监管人员的具体行为之中。因此，监管机构必须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完善的内控制度，尽可能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将监管者的组织目标内化为监管人员的行为要求，使其能根据最优监管的需要合理把握监管的松紧宽严程度，尽可能提高监管绩效。从国内外的经验看，主要采取事先的标准约束、过程中的规则控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等三种方式。
质量并重的监管指标体系与银行监管的标准化：事先的标准约束
为了保证监管目标毫无偏差地从监管组织传导到具体监管人员的行为之中，尽可能减少操作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防止出现同样的问题由于监管当局分支机构、人员、时间等的不同而结果各不相同的现象，特别是减少监管寻租、设租与监管宽容等道德风险，从事先控制的角度讲，应当制定尽可能明确而系统的监管标准体系。对于被监管机构的各种要求，都尽可能依据合理的假设原理，在科学的基础上将其予以数量化和标准化，以保证监管人员具有统一明确的操作依据，也有利于提高监管工作本身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监管机构专业监管与市场约束的协同作用。从国际上看，这种理性和量化的监管是美国银行监管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在美国银行业监管的所有方面都使用着精确、复杂的计量分析与模型预测，渗透着理性量化的监管理念。
然而，基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灵活多变和金融机构具体经营环境的千差万别，无论如何完备的监管标准也不可能穷尽金融机构所有可能面临的具体情境。充分量化的监管标准往往存在过于机械、僵化的缺陷，难以顾及金融机构实际运行中的各种差异性。因此，对于各金融机构而言，有时“僵硬单一的监管要求是不谨慎的”。而且，监管标准的具体设定，又易引发被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标准本身被视为一种官方“同意的暴露风险头寸”(Asapprovedriskpositions)，不利于鼓励金融机构采取更为谨慎的风险头寸。因此，单纯严格的、标准化的监管方式未必就是适应于现代金融发展的最佳选择。在特定情况下，英国历史上所长期实行的富有弹性的监管方式仍不失为一种备选的或辅助的解决方案。这种质化的富有弹性的监管方式，更多强调运用监管者的判断力和经验来把握经营机构的经营状况，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监管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但却因其“因例而异”、相机抉择而显示出了明显的灵活性优势。
由于两种模式都有缺陷，近年来各国已开始尝试实行两者有机结合的操作模式。如美国目前正在改变其僵硬的法律条文，适当减少大量模型与比率指标，增加监管工作的灵活性。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频频强调金融监管应避免模式化和简单划一，对不同金融机构应区别对待。而英国FSA则积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如在美国广泛运用的CAMELs评级体系，加强监管的量化方法与标准化。
科学合理的监管规则与银行监管的规范化：过程中的规则控制
监管绩效不仅取决于静态的监管标准的实现程度，更取决于监管人员实施监管行为的动态过程。因此，除了建立系统、明确、量化的监管标准外，还应注意加强对监管人员实际监管行为过程的规范化控制。也就是国际上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监管(Rule-basedregulation)，即对监管工作所有环节都制定严密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则，并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而定期更新，以保证监管人员操作的规范化和统一化，保证监管措施的及时性与适应性。
基于规则监管的优点在于其通过政策、程序、操作规程指导约束监管人员的履职行为，部分解决了以往监管工作对监管者的品质、能力和公信力的过度依赖。从最新国际监管经验看，基本都强调基于规则监管的重要性。美国可谓这方面的典范，在其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中，对各种监管程序与操作规程都有详细规定，涉及到监管业务的方方面面。对于我国而言，银监会自成立伊始，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目前正在制定和建立一套详细涉及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内部控制及各项业务的操作手册以及可将现场检查情况与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的处理系统，以保证监管人员操作的规范化。
宽严适度的责任考核与银行监管的最优化：事后的责任追究
如果说监管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在于明确监管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什么条件下应进行什么样的操作，但为保证监管人员真正有动力严格依据要求适当行事，关键仍在于对其事后的考核与责任追究，借此将监管者相关行为的实际社会影响内化进其个人的收益成本预算之内，进而取得监管者个人行为与监管机构组织要求的协同。因此，必须在实行主监管人负责制的基础上，建立监管问责制。整合监管机构现有的人事、纪检、内审等方面的资源，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科学化考核，落实监管问责制、尽职调查、再稽核等再监督制度，督促监管人员依法合规地行使权力、及时高效地进行监管，严肃处理各种监管失责与监管腐败行为，确保监管工作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的援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由于监管工作的特殊性，既要约束监管人员的行为，使其依法合规实施监管，也要尽可能保护其履行监管职责的积极性，避免由于责任考核的过度严厉而导致其行为过于谨慎，出现监管过度问题。因此，在实际的考核中，一是必须注意把握好严格考核的适度问题，坚持责任考核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建立监管的全面质量控制体系，从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监管业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评。对于监管责任的认定，可坚持合理推定、程序合法、无明显过失等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地落实相关责任。二是必须注意严格考核与正面激励的结合，充分考虑监管人员的“经济性”与“社会性”，改革目前监管机构的组织人事与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三是实行监管机构本身的政务公开制度，提高监管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包括监管对象在内的社会各界对监管机构及其人员的监督。
监管机构治理的有效性与外部制度环境
一项制度安排的有效往往取决于其与整个制度环境是否相容，金融监管机构良好的治理与内控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其效率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仍需要一系列外在环境的支持。
国家治理环境。监管机构作为一个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究竟受哪个政府部门直接领导，向哪个部门直接负责，委托链如何设计，如何对其进行监督与考核，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和国家政体的安排。因此，在健全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上金融监管机构治理的先进经验，但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政体制度，建立与此相容的监管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市场环境。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克服监管机构可能面临的监管失败问题，有利于提升初始委托人的经济行为能力，加强对作为人的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同时，市场的发展本身便包含着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优化调整，有利于通过提升被监管者的市场谈判能力提高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在内的政府部门的市场管理水平。因此，监管机构的治理，不可能脱离市场基础的发展而独立发展，在改善监管机构治理状况的同时，必须要注意加强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体系的建设。
人事监管机制范文第10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而转向混业经营。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措施，并逐步向混业经营发展，到1992年英国基本完成向混业经营的过渡。日本于1998年12月彻底放弃分业经营，允许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而美国也于1999年11月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促进了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联合经营。在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主流趋势的形势下，为了实现对金融业的有效监管，很多国家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
二、当前世界上主要的金融监管形式及其比较分析
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管机构负责。目前，采取统一监管模式的地区正在增加，韩国、中国台湾等也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
2.伞形+功能形监管模式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后，美国改进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综合监管中间状态的新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主要功能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
3.牵头监管模式
这类监管模式介于统一综合监管和分业监管之间。牵头监管模式是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由几个主要监管机构建立及时磋商协调机制，并指定某一监管机构为主或作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协调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监管模式。
4.双峰式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监管，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三、目前我国金融形势的新变化以及监管模式的不适应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国际大趋势的影响下，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弹性逐步增强，同时，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加快； 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在境内外成功上市并且刚刚召开的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确定了中国农业银行的股改计划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股票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市场功能进一步完善。此外，为了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于2006年12月11日彻底的放开了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
以上这些金融形势的变化会加强金融创新的步伐，同时金融的混业经营趋势必将加快，因此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模式下，若不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必会出现大量的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地带，而这些都不利于维持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且主要表现为：跨市场金融产品的迅速发展要求；金融领域出现“宏观分业，微观混业”的新局面的要求；我国金融市场全方位开放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总之，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若仍然采用之前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监管真空以及多头监管而造成金融监管乃至金融的低效率。
四、建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必要性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性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专家提出建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但是由于一项制度的变迁，首先得考虑制度的变迁成本以及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是否配套，由于我国当前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建立时间不长，很多配套的机制尚不成熟，因此，现在还不是进行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恰当时机。其次，在我国当前的政治、法律以及文化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还得考虑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利制衡，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则更适于在三个金融监管机构并存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金融协调机制。再次，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的程度较浅，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等问题并不突出，更适合于现在的分业金融监管模式。综合本文以上的分析我国金融监管问题解决关键不在于是否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而在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以及良好的金融生态的建设。
综观国外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为了有效的实现金融监管，笔者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应做到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确定监管机构的协调框架，使各监管机构在监管协调的职能划分方面有法可依；第二方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我认为在目前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三会的联席会议之中，不仅要根据2007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决定加入财政部、国资委，还应该将中央银行也加入列席的行列，并且央行应该在联席会议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第三方面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首先，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使各监管机构尽量使用统一的监管工具和标准，如统一报表等；其次，为了避免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得加强监管部门的人事管理。第四方面是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