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论文范文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长期以来，多数学者们对城市小市民间流行的受西方音乐影响的通俗音乐保持一种批判或轻蔑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始，由于文化研究的带动，国外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城市流行音乐，特别是20、30年代的城市音乐开始倾注精力。国外近年来出现的对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城市大众流行音乐的研究就是一例。这方面的研究以美国学者琼斯(Andrew F.Jones)为著。

琼斯除了在其1992年出版的有关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通俗和摇滚音乐的专著《就像一把钢刀：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意识形态与体裁》一书中提到黎氏的时代曲外，还在其2001年出版的《黄色音乐：中国爵士乐时代中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一书中，以黎锦晖为主角大做理论文章。除了琼斯外，其他海外学者只要是研究中国的通俗音乐或城市音乐，无论其注重的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一定会提到黎锦晖。如施祥生对20世纪早期上海都市流行音乐的研究。施祥生虽说主要以研究阿炳、二胡音乐以及沪剧闻名，但他于1995年发表在《亚洲音乐》上的《对过去之再思考：周璇与20世纪早期流行音乐之翻案》一文中对黎锦晖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功绩也多有提及。@1997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现任教于以色列的学者巴然诺维齐(Nimrod Baranovitch)的专著《中国新声：流行音乐、种族、性别、政治，1978―1997》，也提到黎氏“时代曲”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渊源关系。

与国内近期出版的有关黎锦晖的著述不同，国外对黎氏的研究很少是从纯音乐的角度出发来品评黎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功过。琼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说他以黎氏所谓的“黄色音乐”为切入点，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与音乐联系不大。他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等层面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来表明中国大众通俗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帝国主义同时俱来的跨国间文化流通、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以及传媒技术的普及为一个整体的。这一研究取向很显然是受了后殖民主义研究思潮的影响。采用全球性或跨国家、跨语种的观点，重视文化产生的本质是具有公开性、变化性、集体性、多样性的做法是琼斯的博士导师刘禾的一向主张。在笔者看来，此书的贡献并不在于它对“黎派音乐”研究本身的贡献，而在于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性唱片工业兴起的思考。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琼斯的《黄色音乐》与新近出版的孙继南先生的有关黎锦晖的新作做一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与孙先生的新作相比，琼斯的《黄色音乐》首先是研究取向的不同。琼斯坦称自己不是音乐学界人士，从音乐的角度来对黎锦晖的音乐进行历史性的叙述不是他研究黎锦晖的宗旨。而孙先生则是完全聚焦于黎氏本人及其“黎派音乐”，以黎锦晖一生为主线，以中国近代音乐史为大背景。其二，对黎氏多元的音乐活动，琼斯最关心的是黎锦晖20、30年代的“时代曲”，对黎氏的儿童音乐创作和众多爱国歌曲、抗战救亡歌曲虽有所触及却着墨不多，因为在他看来，黎氏的“时代曲”有其特有的商业性和音乐上的中西混种性。通过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审视，文化及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后殖民性和跨国际文化交流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可以得到阐述。换句话说，他所关心的是全球文化现代性的理论问题，黎氏的“时代曲”不过是用来证明他的观点的一个具体例证。孙先生则不同，他的新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材料的丰富和考证的严谨。他不但对黎氏“时代曲”的来龙去脉有详细的考证解析，对黎锦晖其他的音乐活动，如儿童音乐、爱国歌曲与抗战歌曲、歌舞学校的创办、解放后的音乐创作等，也都有详尽的阐述，对黎氏身后的是非功过也尽可能客观地评说。如果说孙先生的新作是以非常同情的口吻，秉承中国传记写作的传统来为黎锦晖树碑立传的话，琼斯则以其后现代研究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通过黎锦晖的实例提出了很多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如黎锦晖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问题、黎锦晖与五四启蒙运动的问题、黎锦晖与中国大众通俗音乐的发展及渊源问题、作为“五四人”的黎锦晖所走的不同于萧友梅等以西洋古典音乐为楷模道路的问题、黎派音乐与抗战歌曲的问题、黎锦晖与中国歌舞商业化的问题、中国歌舞学校与中国明星制度之形成、黎氏“时代曲”与唱片工业在远东流行的问题、黎锦晖对民族音乐的运用问题等。如果说孙先生从纵向详述了黎锦晖一生的坎坷经历，琼斯则从横向把黎锦晖拉入了全球文化现代性的视野。

黎锦晖的“时代曲”的重要性，琼斯在其书中着笔甚多，这绝非偶然。因为黎锦晖20、30年代的音乐活动及创作不仅是民国时期中国大众传媒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探究中国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现代性(modernity)的研究是近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在国外中国学界，很多学者已不再把视野局限于五四反帝、反封建这一话语，而是从先前不被重视、甚至被压制的另类的对现代性的想象话语着手。文学研究者可能是较早思考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的。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写的关于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和李欧梵的近作《上海摩登》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学者多持多元现代性的观点，认为非西方社会在跨入现代性时，并非仅是单线性的发展，有其特殊的途径，也有其特殊的诠释方法。琼斯把黎锦晖的音乐活动拓宽在这一语境下来陈述，站在边缘的立场，通过对比黎锦晖与上海学院派所走途径的不同来凸显黎氏所选择的另类现代性，其结果很令人深思。正因为黎锦晖所走的路不同，研究他才更有意义。

琼斯对“时代曲”的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他触及到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所长期存在的“权力”与话语权、精英与大众文化的问题。琼斯之所以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讨论聂耳、贺绿汀、刘雪庵、缪天瑞、程懋筠等对黎锦晖所谓“靡靡之音”的责难，其目的就是要引起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萧友梅、贺绿汀、刘雪庵、程懋筠等受西方古典音乐影响的学院派专业音乐家，以及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音乐家对黎锦晖通俗音乐的抨击，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如邓湘寿在给《明月之歌》(上海同声书局，1930)写的《编者的几句话》中就分析说，对黎锦晖音乐的反对，“或出于误会，或系自然的反动，或由于妒忌与竞争”。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黎锦晖的音乐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小市民层”的音乐(聂耳语)，这也正是以萧友梅为首的西方学院派音乐教育所要面对、争取的阶层。仔细阅读一下批判黎锦晖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黎锦晖的攻击很少是从音乐艺术的角度心平气和地讨论的。不是就他“时代曲”中的一些情爱歌词做文章，就是抓 住他没有受过西式音乐教育这点加以嘲讽。表现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思想(elitism)，而这种精英思想又是以西方古典音乐标准来衡量中国音乐现代性的。贺绿汀1935年发表在《音乐教育》二月号上的《关于黎锦晖》一文，就是这种精英态度的明显表现。贺绿汀等对郑觐文所主持的、同样影响很大的大同乐会音乐活动的抨击也是琼斯关注的焦点之一。对黎锦晖的批判和他们对大同乐会音乐活动的抨击有没有内在联系呢?在这点上，琼斯能参考福柯(Foucauh)的“权利／话语”理论，对黎锦晖、程懋筠、贺绿汀等当事人给予客观的评价，显示出了西方学者不为尊者讳、勇于就事论事的学风。

“上海研究热"、歌舞厅文化、城市音乐与上海评弹、沪剧的研究

海外学者对上海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的都市音乐文化的兴趣，还表现在对上海舞厅文化的研究。研究上海的舞厅文化就不可能不涉及到上海的夜生活文化，而卡巴来(cabaret)舞厅则是上海夜生活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安德鲁-菲尔德(AndrewD.Field)在2001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题名为《上海滩的一夜：夜生活与现代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博士论文就充分利用了民国时期上海租界警署所保留的有关歌舞厅、夜总会、妓院等档案材料来研究上海的歌郎及夜生活。

舞厅文化在19世纪中叶由上海的外国人首先介绍进来，最初的形式是比较温文尔雅的交际舞，一般在富人家中举办，属私家性质。公众的舞厅出现后，早先也主要是外国人光顾，到20世纪初才逐渐在华人圈中流行。但到30年代，仅上海租界的卡巴来舞厅和就已超过300家。舞厅已成了上海另一个著名但不名誉的标志。卡巴来舞厅文化的盛行虽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弊端，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中国近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如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笔下的，穆时英小说中的主要背景就总是舞厅。上海的知名艺术家如叶浅玉、张乐平都曾用舞厅和来作他们的卡通题材。白先勇的一些小说，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尹雪艳》，以及程乃珊新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系列文章也都涉及到上海的舞厅文化。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卡巴来舞厅的出现不仅使得快步、狐步、华尔兹、探戈、新查尔斯顿、伦巴等在中国市民层面普及，也使得美国爵士乐手、俄国乐师、白俄、菲律宾乐手成为中国都市一景。没有上海的歌坛舞榭，就没有黎锦晖、许如辉的“时代曲”。没有百乐门、仙乐斯、丽都花园等这种集美食、歌舞表演和社交舞一体的娱乐场所的存在，也就没有李丽华、白光的都市歌声。李欧梵解释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性”，除抓住摩天大楼、百货商店、咖啡馆、公园、跑马场、电影院、广告、月份牌等典型事物外，舞厅也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

菲尔德选择进入现代性的途径是上海的卡巴来舞厅。理由无他，因为是30年代无所不在的卡巴来舞厅使人们对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充满了想象。菲尔德的论文虽然旨在通过重构1919年至1937年上海夜生活和娱乐界图景来理解上海的世界性文化，但在资料的储备上，他有意识地舍弃了采用西方文献为主的路数，而将当事人(指曾经开办、管理过舞厅的人、在舞厅任过职的人、为舞厅制订过规章制度的市政官员、光顾过舞厅的客人等)的经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即使如此，他对外文报刊、当年殖民者的回忆、外人作为“他者”看上海的材料的引用也绝不在少数。在论文的具体操作上，菲尔德以卡巴来舞厅作为透视民国时上海都市文化的窗口，在第一章中对舞厅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变更进行了纵向的追溯，在第二章中则对上海30年代卡巴来舞厅的大众化普及过程进行了横向的概述。在之后的三章中又落实为对个案的具体剖析，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疏漏，逼真地展示了上海30年代的夜生活文化，揭示出了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

对晚清及民国时代大众通俗文化的关注，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受西方影响的城市通俗文化和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无论是在价值观念、研究视野、选材或是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新的进展。这一研究热的形成除了得力于研究资料的便利外――如上海档案馆和典藏丰富的市立图书馆的对外开放――还得力于国外近年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相互滋润。多年来，德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社会学理论通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追随者的诠释，一直主宰着美国中国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着重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缺乏对个人(特别是普通人)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即使是研究个人，也大都以一两个主要精英人物的思想来概括整个时代的思想。如198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克劳思的《钢琴与政治在中国》，就是想通过讲述冼星海、傅聪、殷承宗、刘诗昆的故事来阐述“钢琴与中产阶级”这一核心论题的。而“钢琴与中产阶级”这一核心观点，则来自韦伯的理论。韦伯在其《音乐的理性的社会的基础》(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一书，通过对钢琴的起源、钢琴音乐及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及政治环境的追溯，提出了钢琴是特属于中产阶级的乐器之理论。但近年来，国外中国学界已不再满足于这一理论模式，而开始从福柯、布迪厄(Bourdieu)、巴特斯(Barthes)、德塞都(de Certeau)、哈贝马斯(Habermas)、安德森(Anderson)、萨伊德(Said)、詹明信(Jameson)等人的理论著述中寻求灵感。反映在音乐研究上是近期国外学刊发表的一些论文和一些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如麦克丹尼尔(Laura McDeniel)1997年在耶鲁大学完成的关于上海评弹艺人1849至1949百年间社会流动性及地位变迁的研究，和她2001年发表在美国《现代中国》(Modem Chi，na)学刊上的题为《“跳龙门”――评弹艺人与上海特性之创造》的论文。在麦克丹尼尔的研究中，后殖民主义强调地方历史、地域、种族、社团认同的特点都得以展现。类似的研究还有卡尔藤・本森(Carlton Benson)199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完成的《从茶馆到收音机：弹词与上海30年代文化的商业化》的博士论文和他之前发表的《上海30年代电台对弹词的操纵》等。这些论著虽然不服膺于任何一种理论，但其理论视界、理论观察的出发点及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影响。

与琼斯相似，麦克丹尼尔和本森所注重的也是上海30年代的大众文化，特别是新兴的面向大众的新式媒体，如电台、收音机、娱 乐小报等。但是他们选择的课题不是受西方直接影响的都市小市民流行音乐，而是从乡村流传到都市的中国传统的民间说唱形式：弹词。麦克丹尼尔所关注的时段比较长，1849至1949年。她所注重的是这一百年间评弹艺人城乡间的转换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艺人社会流动性、性别、地域性及地位变迁等社会问题。而本森关心的则是弹词与上海30年代文化的商业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都市的形成问题。通过弹词在剧场、电台、商场、茶馆、娱乐场等这些公共场所的表演，以及弹词艺人和商家、政客对新兴媒体(电台、唱片)的运用，来研究弹词与上海平民的互联互动。其目的除对弹词这一产生于民间但在都市得以发展的艺术进行追溯外，更重要的是凸显它的商业化过程。弹词作为对社会各阶层均有极大影响的大众性娱乐形式，在海派都市文化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上海商业文化对弹词都市化发展的影响，也是麦克丹尼尔和本森论文的焦点之一。本森的研究告诉我们，新式弹词在30年代的上海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新式媒体的运用、商家的运作、政客对弹词的操纵和文人的介入。对商家来说，弹词除了可以直接演唱广告词外，还可以通过包装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对政客来说，弹词不仅可以用来宣传民族主义理念，提倡自我牺牲精神，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鼓动的工具来控制操纵社会底层人士。两者在对新式大众媒介电台的运用上则有共同之处。本森在论文的开始就一再强调，上海的商家实际上是最早发现并有效地利用弹词这一传统形式的。在第二章中，他又详细地分析了上海的商家是怎样在30年代初就意识到了广播和收音机的重要性，并加以利用的。商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电台和收音机播放经过改写后的商业气息极浓的弹词来营造商业气氛，鼓动上海市民消费。这种商业化的后果是弹词演出形式的简化(只注重“开篇”)和弹词内容的商业化。但是，由于商家的介入和他们对新媒体的有效运用，弹词的听众网得以扩大，弹词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最底层民众，而是包括普通市民阶层、家庭妇女甚至中产阶级在内的都市大众。商家的介入也导致弹词艺人地位的提高和弹词艺术的专业化。商家按市场价付弹词艺人酬金、购买电台播放时间等商业，使得弹词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弹词艺人工作条件的改善――艺人表演的场所不再是设备简陋非专业的茶楼酒肆妓寮，而是电台的播音室和专门的娱乐场所――也使得更多的人对弹词这一职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弹词行业。

统治阶层对弹词这一起自长江下游的民间娱乐形式的利用，也完全是因为它的工具性。弹词和一般的通俗读物不同，它可以演唱，又特别受到妇女的青睐，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借用这一听众容易理解且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达到道德和知识性的功能。本森在其博士论文第三章中，通过比较为防止社会商业化所播放的开篇和上海商家为推销商品所播放的开篇，来阐述统治阶层是怎样利用弹词来达到它的统治目的。这一切入点和以往的研究颇为不同，因为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对民间形式加以利用的，对所采取的类似策略缺乏关注。其实，如本森的论文所示，对民间音乐形式同样予以利用。南京政府时期，为配合其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通过南京的电台利用弹词对当时的商业化倾向进行抨击。所要推崇的生活理念与上海商家所要标榜的商业社会大相径庭。所提倡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俭朴生活，而商家所要营造的是商业化的重消费的社会。两者都企求通过对弹词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听众对官方和商家的这种功利性做法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对弹词又是怎么要求的呢?在第四章里，本森通过对30年代初、中期听众点播节目的分析清晰地表明，一些对政府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表示同情的听众通过弹词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对商业化倾向的厌恶和伤感，另一方面重申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拥戴。虽然如鲁迅所说，海派姓“商”不姓“官”(鲁迅《“京派”与“海派”》，载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但是裸的商业化举动也同样会引起听众的反感，从而导致消费者对商家货物的抵制。商家不得不改变策略，通过改动弹词的内容，把消费者变成令人景仰的英雄。在最后一章中，本森通过对张恨水《啼笑姻缘》弹词本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上海文人在弹词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文人对弹词艺术的介入也是与上海的商业环境有关的，因为电台和收音机的盛行使得编写弹词唱本有利可图。

对于中国说唱艺术的研究，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专著和论文出现，如曹本冶的英文专著《苏州弹词音乐》和他发表在《亚洲音乐》上的有关中国说唱艺术中的音乐结构的论文。和以上提到的展艾伦、韦慈朋等人的研究相似，曹本冶注重的也是对弹词音乐本身的研究。但在行文上却不如前者那么流畅可读，在总体的历史阐述和音乐分析上也不如前者那么条理清晰，所以在国外的影响相对来说小一些。进入到90年代后，关于说唱艺术的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北美和欧洲，更呈现出上升之势。但是，研究的重点已不再只是说唱艺术本身，而是多以说唱艺人的生平为经，以中国白话小说为纬，以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为背景来达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传承流变的目的。如现任教于哥本哈根大学亚洲学系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Vibeke Bφrdahl)，在90年代初期就扬州的说书传统撰写的一些论文，关注的就是中国说书艺术中口头与书面传统的互动问题。1996年她出版了英文专著《扬州说唱的口头传统》，1999年她还把北欧亚洲研究所于1996年8月举办的“现代中国说唱文学国际工作坊”的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的说唱文学》。书中除了论文外，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来自中国扬州的五位说唱艺人――王筱堂、李信堂、费正良、惠兆龙、戴步章――的演出。

和弹词一样，沪剧也是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上海都市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它的全盛期和大上海的剧场、游乐场、电台、唱片的高潮期一样，都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正因为沪剧的兴起是与海派文化紧密相连的，所以有关沪剧的研究近期在海外也颇受青睐。如施祥生的《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一书就是一例。除了对此剧种的历史渊源及在上海的兴起、不同时期的代表剧作、具体的音乐特征、沪剧名家及其表演技艺等有简单扼要的介绍外，施祥生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女性角色和女演员的兴起、沪剧与海派都市文化的关系、沪剧与1949年后的政治等理论问题。在笔者看来，施氏的新作虽然在研究的切入点、所叙述主题的筛选以及总体的叙述上不乏可荐之处，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阐述女性角色和女演员的兴起时对国外同类研究的借鉴和诠释。

现在英国舍菲尔德(Sheffield)大学音乐 系任教的施祥生是近年来在国外民族音乐学届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位，也是在上海做“田野工作”较早也比较多的外国学者。他1989―1990年度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过，做博士后时又数度来上海做实地考察研究。他的《阿炳的生平与意义》一书1996年出版后曾颇受好评。奇怪的是，他的新作着重的是作为“现代上海传统戏曲的沪剧”，他本人以前的研究也曾涉及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音乐，但对许如辉却没有提及。以创作流行“时代曲”闻名的许如辉在50年代初期为沪剧的改革做了很多事，他参加音乐设计的剧目就有《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泪》、《陈化成》等多部。其中《泪》还是施祥生重点分析的案例之一。对这样一位中心人物的疏漏，不能不给人以海外学者对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另外，虽然施祥生的反思质疑精神值得钦佩，但他在最后一章中对钟思第所谓东方主义研究方式的指责却给人以强词夺理之感。他所指出的民族音乐学现行理论缺乏对城市音乐研究的观照的观点，以及他创构城市音乐研究模式的企图，的确是值得学者注意的问题，但也并不是没有人述及。如早在1978年内特尔就编辑了《八个都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一书，其中收有对伊朗、印度、加纳、墨西哥、美国等国的都市音乐生活的研究论文九篇。内氏1985年出版的《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变更、调适与生存》也多是讨论城市音乐的。关于施氏的新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艾伦・凯根(Alan L.Ka-gala)在其发表在2006年第1期的《亚洲音乐》中有较长的书评，其中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值得参见。凯根是美国学界较早对中国音乐进行研究的学人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曾就“音乐与中国50年代的双百运动”在美国的权威刊物《音乐季刊》(TneMusical Quarterly)。凯根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戏曲研究，他1978年提交给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系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东木偶戏为题的。

齐尔品、外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

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家威廉姆・科比(William Kerby)在1997年发表于《中国季刊》上的一篇论文中曾说过，中国20世纪的外交在国内和国际上同时展开。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也是一样，进入到20世纪以后，不但中国赴欧美留学的乐人逐日增多，欧美音乐家来华访问也渐趋频繁。来华的外国乐人中，虽然以巡回演出者为众，来去匆匆，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影响不大，但也有例外。如30年代中期来华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就对中国音乐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可见的以齐尔品为题材的博士论文有三篇：Guy S.Wueller 1974年在爱荷华大学完成的专门研究齐尔品钢琴作品的音乐艺术博士论文、台湾学者张己任1983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学博士论文和Yeou-huey Luo的关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对齐氏创作影响的音乐艺术博士论文。

Wueller的论文虽说也谈到齐尔品与中国音乐有关的作品，但由于作者的专业是钢琴表演艺术，所写的论文以技术性分析为主，历史性叙述几乎没有，总的来说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关系不大。张己任的论文则不同，主旨是探讨齐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的影响，特别是他对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除直接涉及到齐尔品与上海音乐家外，如齐氏同贺绿汀、老志诚、俞便民、陈田鹤、江定仙等人的关系，很多具体的分析及史实研究也都涉及到上海的音乐家。张己任的论文并不长，只有205页，但其中所用到的材料却比较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是齐夫人李献敏保留的齐尔品生前未曾公开过的信件、照片、手稿及日记等。张己任以齐尔品30年代中期(1934―1937)在中国的短暂停留为焦点，除了分析齐氏本人有关的音乐作品和受其影响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外，张己任还通过详细参阅当时日本、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的报刊杂志上有关齐尔品活动的报道，来重构齐尔品在华的音乐活动。论文除绪论外，共有五章：第一章除了分三个阶段(1877―1916；1917―1927；1927―1937)简介中国现代音乐在齐氏到华前的发展状况，为讨论其历史贡献提供历史背景外，还简单介绍了他的生平及早年的音乐活动。第二章详细叙述齐尔品1934―1937年在华的活动。本章共有五节分别叙述他最初到上海时的印象、他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举办中国风味作品的竞赛活动、他有关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设想(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他的《五声音阶的钢琴教本》)、在东京建立“龙吟社”出版中国和日本作曲家的作品、演奏现代中国作品以及其在华的其他音乐活动。第三章着重分析齐尔品的四首具有“中国风味”的作品。据张己任的统计，“齐尔品一生创作的与中国语法及内容有关的作品，大大小小共有十五部之多。其中包括歌剧、芭蕾舞曲及钢琴协奏曲等”。但此章只分析了其中的《五声音阶的钢琴教本》、《三部钢琴组曲》、《五首钢琴音乐会练习曲：“影戏”、“琴”、“敬献中华”、“木偶戏”及“吟咏”》和《五声音阶技巧练习曲》四部。第四章通过当时报刊杂志对齐尔品的报道、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文章和作者1980年6月对李献敏的采访，评估齐尔品1937年离开中国后继续对中国音乐界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援引丁善德、贺绿汀50年代所写的有关民族化问题的论文和江文也创作的具体事例，论述作者在此章特别提到齐尔品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越具有民族性，其在国际(乐坛)上的价值就越大”的理念对中国音乐界的深远影响。最后一章为简短的摘要和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在作者看来，齐尔品虽然在华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却起了积极的作用，除作品外，他有关五声音阶、五个大小五声调式的理论、以及各种形式的可能的和弦结构都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Luo Yeou―huey的论文也是以齐尔品3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停留为焦点，但主要讨论齐氏的“欧亚理念”(Eurasian ideology)对他作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与张己任着重阐述齐尔品对中国音乐创作发展的影响不同，Luo旨在通过对齐尔品的作品(如《中国小宇宙》“Chinese Mikrokosmos")的具体分析，来凸显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民歌、戏曲、器乐、仪典乐)在其音乐中的具体表现，重点显然是在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是怎样对齐氏的创作产生影响的。他着重研究的是齐尔品如何被中国音乐所吸引的、如何对中国音乐素材进行吸收和创造性的引用。虽然研究的着重点不同，但他和张己任得出的结论却相似，都认为中国民间音乐对齐尔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关于齐尔品是如何学习中国音乐的，国内虽有学者提到过，如廖辅叔先生就曾提到过齐尔品“先后多次采用中国的题材，为皮影 戏、木偶戏的情节谱写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中国诗歌谱写的作品也不少”；还提到齐氏曾跟齐如山学京戏、跟曹安和学琵琶。但齐尔品如何把他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他的创作中去却没有人做过细致的研究。Luo的论文在这方面可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

有关上海外籍作曲家的研究还值得一提的，是韩国u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关于俄国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的研究。据韩先生考证，阿甫夏洛穆夫自1928年回到中国后就把上海作为他的定居地，他在上海的十九年可说“是他一生之中作品最丰、活动最密的黄金时代”。所以，称他为上海作曲家是恰当的。阿甫夏洛穆夫一度在百代唱片公司任乐队指挥。他在30年代初就认识了很多活跃在上海影艺界的左翼作曲家，在任上海工部局图书馆馆长期间，又结识了沈知白等后来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的人士。阿甫夏洛穆夫还曾于1943―1946年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任指挥。目前所见他的三十首作品中，有二十首是他在上海时代创作的。其中以舞剧居多，但也不乏纯器乐曲。和齐尔品相似，“阿甫的信念是中国现代的音乐应该用中国旋律和节奏作基本材料，以现代的作曲技术写作，并以通用的乐器表达”。他的《北平胡同》“以普通西洋二管制为底，但加入了钢琴、竖琴、钢片琴、木琴和五种中国打击乐器”。当然，关于阿甫夏洛穆夫，许步曾先生在其1991年发表在《音乐艺术》上的《犹太音乐家在上海》(下)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但遗憾的是，许先生对所采用的资料来源除了在文后列出参考书目和报刊外，对具体的资料来源却没有清晰的标明。这不仅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对今后进一步研究阿甫夏洛穆夫的生平事迹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韩先生的文章却不同，虽然是发表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但还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做的。坚持走的是忠实于资料这一学术正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一点只要看看文后所附的尾注即可看出。因为文中的事例图片等历史文献均标有出处，学者们可以按图索骥。

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年来也成为国外学者所关心的话题。从90年代开始，一些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过的外国留学生相继开始写有关上音的文章。其中有报道性的文章，也有学术性较强的历史性叙述，还有些试图对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功过进行反思。如施祥生在其《阿炳的生活与意义》一书中，就用了一定的篇幅对以国立音专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出现的西方式音乐学院传统进行了历史性的思考。

国外对上海音乐学院的注目之所以起步于90年代中期，究其原因是与国外的近代中国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与以上提到的美国学界的“上海模式”研究范式有关。在美国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史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上海研究。近年来受国外中国学界研究趋向的影响，有的学者也试图把上海音乐学院的建立和早期的发展，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Mafia M.Chow 200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上海音乐学院为案例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在这篇题名为《在音乐上代表中国：一个中国的音乐学院与中国的音乐现代性，1900―1937》的论文中，Chow从中国国歌的颁布、学校音乐教育的实施、高等音乐教育的开创、中国早期有声电影中音乐民族特性的创造四个方面，探讨1900―1937年间中国音乐界所做的现代性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专虽然是Chow对以上几个题目研究的切入点，但从她所分析的例证来看，上音所占的实际比重并不大。全文三章正文加结尾四大部分，只有第三章是有关国立音专的详细论述。可见作者的注意力不是国立音专本身，而是由其所引发的其他理论议题。虽然Chow的指导老师是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界颇有名望的菲利普・鲍曼(Philip Bohlman)，但在理论思维上她似乎更受美国当代盛行的民族主义及国家建构学说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t Anderson)的“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y)学说和芝加哥大学中国史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理论的直接影响。如在论述想象空间的创造手段时，安德森除了指明新闻和印刷媒体的重要性外，所分析的另一个具体例证就是国歌。同样，Chow论文的第一章不仅以中国国歌的产生为主题，所用的语言――如第一节的题目“想象的中国”(“The Imagined Chi-nese Nation”)――也直接来自安德森。在第二、三章中，在论述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实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创时，Chow则明显地受杜赞奇利用论述分析的方式来解析国家建构过程的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人都知道，杜赞奇关于民族主义最主要的贡献是他能通过论述的方式来解析“国家”建构的过程。他强调不同社会成员，如何在不同层次上对国家进行想象。Chow解构国歌的产生过程很显然是受杜的影响。作为海外第一篇以上海国立音专为题的博士论文，Chow的探索虽说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不是十分清晰，在论证上也欠缺深度，在原材料的运用上对国内学者来说可能欠缺新意，但因为她研究问题的角度与以往的研究颇为不同，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结语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概念隐喻 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一、引言

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于1980年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维和行为中。我们思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 1980：3）概念隐喻是人类用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认知机制。人们往往用具体的、熟悉的、简单的、有形的概念去认知和体验抽象的、不熟悉的、复杂的、无形的概念。这一理论颠覆了隐喻是一种用于文学作品修辞手段的传统隐喻观，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争相从各个层面对概念隐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而，本文通过检索过去十七年间发表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研究概念隐喻的文献，从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入手探讨国内概念隐喻的研究状况，并对其未来研究趋势做出预测。这类回顾性工作不但可以拓宽国内概念隐喻的研究空间，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概念隐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未来研究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把握，也有助于他们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鉴于以上考虑，笔者以1995年至2011年间CNKI收录的概念隐喻研究文献为源数据，在借鉴已往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源数据整理归类，重点对2000年至2011年间刊载在国内八家外语核心期刊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对各类主题的研究发展态势进行对照分析，旨在呈现当前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全貌。

二、当前研究

（一）主要数据来源

首先，笔者以“概念隐喻”为关键词，检索了1995年至2011年间CNKI所刊载的概念隐喻研究的文献，得出表1：

表1：1995～2011年CNKI收录的概念隐喻研究的文献

表1显示，这期间对概念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至2011年，因此本研究侧重于这一时期的工作，通过检索2000年至2011年间CNKI所收录的国内八家外语类核心期刊研究概念隐喻的文献，它们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当代语言学》和《外国语文》，得出表2。

表2：2000～2011年八家外语类核心期刊刊载的概念隐喻论文数目

（二）概念隐喻研究主题界定

在仔细研究每篇论文摘要和主要内容之后，将国内概念隐喻研究的各类内容汇总，并对比分析，最终确定六项概念隐喻研究的主题：（1）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概念隐喻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习语或惯用语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等；（2）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包括英汉听觉概念隐喻、英汉时间-空间概念隐喻、英汉动物概念隐喻、英汉人体概念隐喻、英汉政治语篇概念隐喻、英汉爱情或情感概念隐喻等；（3）概念隐喻属性研究：对概念隐喻属性展开论述，包括系统性、连贯性、投射或映射、体验性和普遍性等；（4）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there be句型、无灵主语句和委婉语等；（5）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应用：分析某篇小说或诗歌中概念隐喻的性质及特点；（6）述介或述评：对国外某本专著的理论介绍或评价。

三、结果与讨论

（一）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

1.国内概念隐喻研究（1995～2011年）

表1显示了1995年至2011年五个时间段概念隐喻研究文献的刊载情况，其具体变化趋势如图1。

图1：1995～2011年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

图1展示了1995年至2011年间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概念隐喻研究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2000年至2002年缓慢上升，大规模的概念隐喻研究工作起始于2003～2005年这一时间段，此后六年间论文数量逐年锐增。整体而言，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呈不断上升之势。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国外各种语言学教材和语言学理论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尤其是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许多专家学者由此开始开展相关研究。

2.国内概念隐喻研究（2000～2011年）

表2显示了八家外语核心期刊收载的概念隐喻文献具体数目，其逐年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显示，2001年研究概念隐喻的论文数最少（3篇），随后呈上升趋势，并于2003年升至11篇；其后五年论文数略有下降。2009至2011年论文数达到高峰，其中2010年论文数达到16篇，居历年之首。12年间论文篇数虽有起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图2：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情况（2000～2011年）

（二）概念隐喻研究各项内容

根据所拟定的主题目录，笔者对2000年至2011年间核心期刊上所刊登的100篇论文的摘要、主要内容和文献综述逐一认真阅读研究，最终将各类文章划分如表3所示。

表3：2000～2011年各项主题论文分布

表3显示，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概念隐喻研究文献涉及领域较广，其中研究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的论文份量最为突出（23篇），约占论文总数的23%；探讨概念隐喻属性及概念隐喻述介或述评的论文数量位列第二与第三（分别为21篇和18篇）；运用概念隐喻对文学作品展开研究的论文篇数较少。

（三）各项概念隐喻主题研究发展趋势

表3显示了各类主题论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的篇数分布，具体变化趋势可从这六个阶段的比例变化中窥见一斑（见表4）。

表4：2000～2011年各主题论文比例变化

表4显示，有关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概念隐喻属性研究的论文较多。其中，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研究文章所占比例在2000年至2005年间一直在20%以上，2010至2011年间接近30%。概念隐喻属性研究文章所占比例在2002年至2003年间过半，其后六年比例一直维持在20%以上，2010～2011年两年间有所下降。其它主题文章中，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和述介或述评类文章比例变化不大；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应用文章比例上升幅度突出，从第一至第三阶段的零跃升到第六阶段的13%。

1.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现象，是人类感知世界、形成概念的重要手段，植根于人们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中。人类由近及远、由实体到非实体、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决定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其隐喻化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概念的基本途径之一。鉴于此，卢卫中（2003）用概念隐喻理论，探讨了人体隐喻化的理论基础、认知特点以及英汉语言在人体隐喻化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异。齐振海&王义娜（2007）、齐振海&覃修桂（2004）及齐振海（2003）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结合英汉语料，对“心”隐喻的范畴化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中西文化对“心”词语意义产生和拓展的理据。此外，覃修桂（2009）、项成东&王茂（2009）、张立英&徐勇（2010）、周榕（2000）以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系统对比和分析了英汉语中听觉隐喻、动物隐喻、爱情隐喻和理智隐喻、时间隐喻，认为既有共性也存在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个性。

2.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体现。概念隐喻是语言与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部分。陈朗（2010），刘艳、李金屏（2011），戴禄华（2010），汪少华（2005），王守元和刘振前（2003），赵彦春、黄建华（2003），肖福寿（2000）提倡把概念隐喻理论全面应用到词汇、阅读、文化等二语习得环节中，在外语教学中鼓励学生运用隐喻思维，以提升其隐喻能力，并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进一步发展。朱建新（2009）认为学好英语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即帮助学生建立起目的语的概念系统。

3.概念隐喻属性研究

概念隐喻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是概念隐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旭、叶狂（2003），王勤玲（2005），刘正光（2003），刘世理（2009）和王寅（2010）从概念隐喻的系统性、连贯性、体验性、映射入手，探讨了概念隐喻的内涵系统，对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

英语无灵主语句是英语书面语中一种典型句型和独特语言现象。何明珠（2011）（2003）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英语无灵主语句的形成原因、语用特征和汉译途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there-be”结构称作存在过程，用以表达某物的存在或发生。柴同文（2011、2009）考察存在句的句法、语义特征，提出了“隐喻存在句”这一概念。

5.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探讨文学作品，是目前概念隐喻研究的新趋势。梁晓晖（2011）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视角探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关于时间的概念隐喻。小说文本中叙述者的用语和人物的语言都蕴含着“TIME IS SPACE”这一概念隐喻，从而在客观真实的时间观之外又建构了人类感知的时间观，即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主张的现象学时间观。黄华（2009）运用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泰德・休斯的诗篇《思想之狐》，初步证明“语言是了解人的最重要途径”这一语言观。梅德明和高文成（2006）以概念隐喻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老子》中“道”“无为”“德”和“辩证法”四个核心的概念隐喻，证明认知隐喻观的共性。赵秀凤（2009）通过分析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认为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和可重构性使读者能够重构和体验人物心灵深处纷繁复杂的生活直觉和人生感悟，引感认同，体悟纷乱的意识表层所蕴含的主题和美学意义。

6.述介或述评

此次文献统计中出现了一些报告国外概念隐喻研究理论的文章。如赵秀凤（2011）通过述评Forceville & Urios-Aparisi的《多模态隐喻》，介绍了概念隐喻多模态的新发展；张辉和周红英（2010）结合Kristiansen & Dirven（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简要述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应用领域和研究特点；裴霜霜和周榕（2011）结合Elena Semino的《语篇中的隐喻》，系统研究了自然语篇中隐喻表达的形式特征及隐喻在不同类型语篇中发挥的功能；苏晓军（2010）结合R.W.Gibbs主编的《剑桥隐喻与思维手册》，介绍了隐喻的根基、隐喻的理解、语言与文化中的隐喻、推理与感情中的隐喻和非言语表达中的隐喻；张天伟（2007）结合Zoltán Kovecses的《文化中的隐喻：普遍性与变异性》，研究了概念隐喻的普遍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这些述介国外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新进展的文章，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概念隐喻研究的发展。

四、结语

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体而言，在国内概念隐喻研究中，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类文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这表明长期以来把该理论用于实践教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多视角、多维度概念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使得概念隐喻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语称谓的认知理据研究”[项目编号：12YJA74006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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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赵秀凤.意识的隐喻表征和合成――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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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

评Forceville&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外语研究，2011，（1）：1～11.

[32]张辉，周红英.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

兼评Kristiansen&Dirven（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J].外语学刊，2010，（3）：36～42.

[33]裴霜霜，周榕.以自然语篇和语料库为基础的隐喻研究――

《语篇中的隐喻》述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2）：315～318.

[34]苏晓军.《剑桥隐喻与思维手册》介绍[J].当代语言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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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张天伟.认知与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兼评《文化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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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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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我叫**，现任稽查队副大队长。平时，我总是对同事说，向前、向前、再向前；但此时此刻，我却希望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稽查队肩负着广州道路运输市场的管理，工作千头万绪，生活无规无律，有的是组织，有的是协调，有的是参与，确实一言难尽，但是交通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有人修路，有人快跑，而我，甘当一颗铺路石,无怨无悔。

一、 工作成绩和不足

回顾本人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扎扎实实做好日常稽查工作，确保道路运输秩序良好。

**作为华南重镇，运输市场资源丰富，客货运企业参差不齐。对运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目前这种情况，大队积极探索，以人为本，充分调动每个分队的积极性。以 “两站一场”为中心，稽查力量辐射广州，重点打击无牌无证，兼顾其它违章，月度定期进行客货运市场集中整治，逐步净化运输市场。

2.建章立制搞好车管工作，全年无重大交通事故发生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事车辆管理，如果没有“安全第一”的意识，那么，不仅没有“安、稳、长、满、优”的可能，而且还是失职。只有安全才能有收获、有幸福，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稽查队人多车多，司机又有一些新手，管理任务繁重，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常言到“不以规矩，难成方圆”，为了不出事故，少出事故，对部多次召开会议，牵头讨论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把车辆安全工作作为每周政治学习的必备课，收到了良好效果，全年无重大交通事故发生。

3.全力以赴维护好重大节假日的交通秩序

春运工作，牵涉千家万户，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焦点，更是运管工作的期末大考，全体队领导和队员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年年春运受表彰；春、秋季交易会任务重、压力大，管理和服务对象广，值勤人员周密部署、热情服务，受到四海宾朋齐赞誉，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运管工作的影响力；还有百万火焰行、中巴足球对抗赛等等重大活动都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以上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领导的培养和支持，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辛勤的努力。不足之处是工作较多时，有时有些急躁；在抓紧抓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关心同事生活方面做得不够，我一定加倍努力。

二.立足本职，展望未来，稽查工作任重道远

结合稽查工作实际，我认为首先应该认清角色、摆正位置、行权不越权，到位不越位，抓重点攻难点，认真履行好工作职责，具体概括为“一个原则”、“两大主题”、“三个转变”、“四个做到”，简称一二三四。

“一个原则”就是上为领导分忧，下为群众服务，并把它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两大主题”就是围绕改革与管理两大主题，突出思想政治建设和业务素质建设。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学层次结构

议论文的层次结构非常重要，层次清晰体现的是思维的明透。《齐桓晋文之事》虽属对话体诸子散文，但在结构的安排上清晰地表现出议论说理的极强层次感。全文围绕说服齐宣王放弃霸道思想，行仁政王道这一核心目的展开，说理共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以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一步步揭示宣王有不忍之心，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强调其行王道仁政的可能性，这部分可以理解为议论文结构中的概念阐释，溯源王道之根，揭示其实质内涵。

第二层类比强调宣王有基础而不实行，造成这一反面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为也，非不能也”，实则属于议论中的原因分析，强调其易于实施，指出“推恩”于百姓的可行性。

第三层中“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缘木求鱼”“后必有灾”“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皆是从王道对立面――行霸道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后果危害角度分析，显然强调的是行王道仁政的必要性。

二、三两层合起来构成议论文中的因果分析部分，说理至此已是让齐宣王心悦诚服，自然引出宣王“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主动要求；

第四层，水到渠成，顺势而为，有针对性的提出“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两项决策措施，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两方面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至此，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蓝图就摆在了齐宣王面前，不由他不怦然心动。

全文基本遵循了以概念阐释、因果论证、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纵式递进议论思路，一气呵成，层次明晰，富有极强的说服力。

二、学因果分析

因果分析论证是议论说理的核心所在，自然《齐桓晋文之事》在第二、第三层主体论证部分都有贯彻，而且既有前置的原因分析（证其必然性），也有意义分析（证其重要性）、后果分析（反证其必要性）。事实证明，三者并举，结合相融运用最富有说服力。

即使是第四部分以解Q“怎么办”为中心，孟子也不忘因果分析。在提出“制民之产”这一行王道最基础性的措施之前，先做了一番因果分析：“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属原因分析，强调“制民之产”的必然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从效果意义的角度分析“制民之产”的重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两句则从现实出发，强调“制民之产”行之不利的危险危害，属于反面后果分析，以此来突出实施之必要性，并顺便带出了第二项措施“治礼仪”。这样在前因后果中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并且在描绘王道蓝图时也是时刻不忘点明其意义，使之更富有逻辑性及诱惑力。

因果是意义世界的本质关系，只有因果分析贯穿始终，把内在因果说清楚，分析透彻，议论说理才能通透明达。以理化人，其根本就在于以因果分析揭示本质，让人理解，令人信服。

三、学逻辑推理

整体来讲，《齐桓晋文之事》一文结构层次逻辑性就很强，层次内部也十分讲究逻辑。

孟子以“以羊易牛”的故事点出齐宣王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其中隐含着一个三段论假言推理：如果有不忍之心，就有行王道仁政的可能（基础）；以羊易牛证明你有不忍之心；所以你有行王道的可能（基础）。

第三部分为逼出齐宣王的所谓“大欲”，孟子运用了选言推理，还原一下就是：大王的“大欲”或者是“肥甘”，或者是“轻暖”，或者是“采色”，或者是“声音”，或者是“便嬖”，或者是称霸天下；（孟子采用明知故问的方式，迫使）宣王自己急忙站出来否定了前五者；由此可知大王的“大欲”是称霸天下。这样一来，孟子要批驳的靶子就竖起来了。

类比推理是孟子常用的论辩方法。类比“”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与“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自然找出其共同点，得出结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引其思考。

但也要看到，孟子论辩的逻辑也非尽善尽美。就类比推理来说，齐欲称霸“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二者相提并论就有很大的逻辑问题了，“八”不是一个整体（如楚国那样），而是“八”个分散的“一”，如此类比就犯了典型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后来秦国各个击破，统一天下的史实亦可作为反证。当然，此点亦可化为反面教材，以警示我们的议论文写作。

逻辑是议论说理的基石，讲道理首先要讲逻辑，否则“理”就难以讲得“通”。

四、学读者意识

议论文写作必须强化读者意识。关注读者，关注说理议论的倾听者，充分考虑“为谁写” 的问题。建立起读者意识，才能更有利于明确写作目的，选择论述重点，强化说理针对性。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说理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齐宣王。孟子充分考虑了这个唯一对象的各阶段心理特点及细微变化，抓住时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说理攻势：

1.“引”的艺术

齐宣王上来就问“齐桓晋文之事”，意在称霸诸侯，孟子看穿了宣王的用心，以“臣未之闻也”轻松挡开，然后顺势乘虚而入，“无以，则王乎”，王道霸道同属统一天下之方法，抓住这一点就把话头巧妙引入了自己的论题之中。

齐宣王显然对“保民而王”是缺乏心理准备的，如何让他有信心实行之成了摆在孟子面前的首要任务。以理服人，直奔主题往往效果不佳，层层铺垫才更有力量。孟子自然深谙此道，先给宣王讲了一个他自己“以羊易牛”的旧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宣王明白自己有“不忍之心”，而这正是能够“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孟子步步为营，引人入毂。首先摆出百姓对此事的态度“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把宣王推入全国百姓嘲笑议论的尴尬境地，然后紧接着又替他开脱“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引得齐宣王急忙为自己辩解“即不忍其觳觫”。孟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再进一步，指出从百姓角度来看齐宣王思想行为上的矛盾――如若不忍，“则牛羊何择焉”，又一次引他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直逼得齐王说出“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的无奈之语。至此已是水到渠成，孟子抓住时机施以援手，救他脱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并以“见牛未见羊”的心理分析为之解释，有力地证明了齐宣王的确有不忍之心，确实有实行王道的可能性，以使他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其观点：“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2.“激”的艺术

“引”重在“理”，增进其认识；“激”多用“势”，迫使其转变。

议论文写作面对的读者往往可分三种，观念相通者、中立摇摆者、对立反对者。后两者自然是说服的重点所在：中立者以理引导往往就能成效显著；对于反对者，往往就没这么简单了。道理讲明了，也表示接受了，但宣王还是念念不忘心中称霸天下之“大欲”，这实际就存在从一个摇摆者走向“王道”对立面的危险。

到了这一步，孟子祭出“以势相激”这一杀招，从议论文的因果分析角度看其实就是反面分析后果危害，论证正面而行的必要性。先是逻辑上运用选言推理逼出其大欲，修辞上“缘木求鱼”的比喻恰如当头棒喝，激其惊醒，“若是其甚与？”。然后就势再步步紧逼，拿齐欲 “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作类比，甚至不惜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只以彻底粉碎齐宣王的霸道迷梦为目的，从而激出统一天下唯有一途可行，即“发政施仁”行王道。孟子紧紧抓住齐宣王的心理变化，一激再激而至三激，终至使宣王说出“吾福不能进于是”这样的话，至此，威力显现，反对者立场已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诱”的艺术

齐宣王在立场转变后，紧接着又主动提出要求“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这就是要放手去做的表示了。此时正是推行自己的施政思想的最佳时机，孟子除了明确经济、文化两项决策措施，主要还通过正反对比极言王道蓝图之利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投其所好，以利诱之，这就不能不使齐宣王心动并急于行动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写议论文要想令人信服，必先考虑读者分析，分析主客关系，分析理解背景，分析态度立场，抓住读者心理，“引”之以理，“激”之以势，“诱”之以利，有的放矢，说理才能事半功倍。

层次性、逻辑性、艺术性，《齐桓晋文之事》一文，虽非典型议论文，但却有着典范议论文的种种构建要素，值得我们细致探讨，深入学习。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王澎的横空出世，一方面令人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发人深思，为什么在欧美处于绝对权威的建筑界，王澎能够异军突起，赢得广泛赞许呢?业内专家评价王澎说：“他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中国特色，反而令世界眼前一亮。如今，王澎在国际舞台上可谓意气风发，鲜有人知的是，他曾一度沉寂十年。

王澍1963年出生于乌鲁木齐市，1981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学生时代的王澎，颇富才华却桀骜不驯。有一次，他在街上摆了两个油桶，自称“装置艺术”。而这一惊人之举，招致了行人的不安，还惊动了警察。警察当然不理会他的所谓“艺术”，责令其迅速拿掉，后来还是导师齐康教授及时赶到，才化干戈为玉帛。毕业论文答辩时，他将论文题目贴满墙壁，齐教授劝他：“你这样贴出来，小心论文通不过啊。”他不听，反而口出狂言：“如果说中国有现代建筑师，那只有一个半，半个是我导师，一个就是我。”这句话得罪了不少评委，所幸齐教授背后力挺，答辩才得以顺利通过。齐教授之所以特别器重王澎，关键在于欣赏他身上的两种特性：一是不注重利益，对专业热爱；二是勤于思考，不人云亦云。齐教授认为，王澎天赋异禀，假以时日，应该是有大成就的人。因此，在毕业前夕，师生二人进行了促膝长谈，齐教授特别叮嘱他：“切忌急功近利，要守得住寂寞，多思索、多体验，厚积而薄发。”

能够恪守师训其实并不容易。王澎毕业后，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研究所，从事建筑、环境的研究工作。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建筑师在市场上十分走俏，很多同学抓住机遇，获得了不菲的收入。而王澎却远离热闹，日复一日地与图案和文字为伴。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夯实自己的文化底蕴。他熟读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默背《世说新语》，从白居易、李渔等传统诗词中获取营养，去感知那已远去的中国的美，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设计理念中。他时常感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去承袭与发展华夏建筑的独特韵味。那段日子，不断有朋友劝他：“现在有很多项目特别赚钱，你竟然还闲在西湖观风景。”王澎思想挣扎过，但想到导师的教诲，想到自己的志向，他坚守了下来。“当大家拼命赚钱的时候，我却花了很多时间来反省。”王澍后来回忆说。在心性的滋养中，王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观：“在做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建筑只是我的业余活动。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建构手艺中，光辉灿烂的语言规范和思想。”

转眼几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西方建筑思潮和模式让很多国内建筑师顶礼膜拜，一味的“崇拜外国、排斥民族”浮躁之风盛行，传统建筑的精华与美学尽遭遗弃。对此，王澎颇有微词：“在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然而他们把一切都破坏了。他们建造起宽阔的道路系统，每一个街区都给开发公司建造高层住宅，把纽约、洛杉矶、拉斯韦加斯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上海。”王澎希望能有所作为，摩拳擦掌地想出山，但齐教授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他暗暗咬牙坚持，既然火候还不够，那就再沉几年。就这样，在他毕业后的整整10年里，他没有建一座房子，放弃了很多唾手可得的赚钱机会，而是一直扎根于文化的吸收与探求中，扎根于最基本的实践与探求里。这期间，他常常与工匠们在一起工作，在真实的建造中获取经验；充分发掘建筑材料的可再利用和经济实用性，从各地的拆房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这些积累，终于成就了《瓦园》的惊艳出世。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他用6万片旧城拆迁回收的青瓦、3000根竹子，几乎在全手工的状态下，造出了一个800平方米的建筑。独特的建筑风格一经推出，立刻引得啧啧称奇、阵阵喝彩。《瓦园》的成功，令王澎声誉鹊起，同时也更坚定了他的建筑理念：扎根本土，将中国传统的山水、自然元素融入现代建筑。

此后，王澎一发不可收拾，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历史博物馆等系列经典建筑相继问世。真金不怕火炼，这些作品，渐渐拉开了世界的眼帘，让西方的建筑权威毫不吝啬地将“建筑奥斯卡”破天荒地颁给了中国人。得知自己获奖后，王澍表示：“我突然意识到那沉寂的十年是多么重要，看来真诚的工作和弥久的坚持一定会有某种结果。”

当今中国，无论创业或者学术领域，无数人都在追求速成，寻找成功的捷径，处处充满浮躁。王澎的成功或许提示我们，真正的成功要学会沉下去，沉得越久，将来才能飞得越高。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胡椒 唐代 饮食文化 直接作用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等领域交流频繁。商贾繁忙通使不断，香料也成为重要交流之一，“异国名香满袖薰”①，香料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衣着打扮也不缺“香”：“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②，香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且在饮食上也发光发亮，尽显其一技之长。本文主要简述外来香料胡椒，以及其与唐代的饮食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香料问题，目前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从中外交流的角度，考察香料品种、原产地、贸易等问题，如：

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提到从西域传入的香料品种；

李斌城主编的《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商胡与香料贸易的角度提到唐代香料的品种、产地、外来香料的输入形式。

在论文方面，如：

景兆玺《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海路香料贸易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香料种类及香料贸易的互补性等问题进行探讨。

鉴于如此多的研究成果，我只选择了胡椒这一日常生活中的香料为切入点，以及胡椒对唐代饮食文化的直接作用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胡椒

（一）胡椒的简介

胡椒是辛类植物，有香味，可以用于调味等饮食，也可药用。

胡椒是胡椒科植物胡椒的果实。《酉阳杂俎》云：“胡椒……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皿肉食皆用之。”

《千金翼方》卷第三・本草中云：“胡椒味辛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痰。除藏腑中风冷。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而芳香当不及蜀椒。”

（二）胡椒的产地

我国史料中，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是最早记载胡椒的。《太平御览》卷九五八：“《续汉书》曰：天竺国出石蜜、胡椒、黑盐。”

关于胡椒的产地，我国的汉文史料中共有四种说法，即印度、波斯、西域、南海诸国。

1.西域、南海诸国说。

《齐民要术》卷四引《广志》曰：“胡椒出西域。”

唐人李的《海药本草》中还记载了胡椒的另一个产地――南海，“谨按徐表《南州记》：（胡椒）生南海诸国”③。

而印度说和波斯说是比较多争议的。

2.印度说。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胡椒、姜、黑盐。”《册府元龟》卷九百六一“外臣部・土风第三”与《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是一样的。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边防九・西戎五・天竺”云：“其国出师子、貂、豹、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

《酉阳杂俎》卷十八云：“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④由此可知，其认为胡椒是产于印度的摩伽陀国的。

如以上所列举的记载，都说胡椒是出自印度的。

英人Andrew Dalby的《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则用一章节的边幅来阐述“胡椒王国”，即印度，但也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说明胡椒就产于此，只是说：“印度次大陆上有好几座城市都是香料贸易中心。”而引用《航海手册》的记载中则谈道：“这些港口的商船满载优质的胡椒和柴桂叶而来。他们出口的胡椒，主要生长在一个叫考特尼瑞斯（Cottanarice）的地方……”⑤

3.波斯说。

正史的描述更是偏向于波斯说。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金、银、石……胡椒、毕拨、石密……雌黄等物。”

《周书》卷五十《异域下》，“波斯国……土出名马及驼，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胡椒、草拨、石蜜……雌黄等物。”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土多良马，大驴……胡椒、毕拔……”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波斯国，土地平正，出金、银、石……胡椒、毕拨……雌黄等物。”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国……出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二、胡椒与唐代饮食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胡椒煲猪肚是一味暖胃的汤；在吃粥、汤粉面的时候加上一点儿胡椒粉，或者在炒菜的时候洒上一点儿，味道截然不同。那一千多年前的唐人呢？胡椒是怎么被他们使用于日常饮食中的呢？

“唐代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摩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久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⑥。在这样的风尚影响之下，唐人的饮食习惯慢慢地受到了影响。

（一）调味

以香料调味的习惯，历史源远流长。

商周时代对调味有了初步认识，如“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咸梅酸。

《楚辞・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即用兰、蕙来烹肉。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盛行添加多种香料的羹，椒、姜均是当时流行的香辛调料。

据《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载，开元以来，唐人饮食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胡食与汉食的最大的不同是调料的不同，这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该书卷八“胡炮肉法”云:“肥白羊肉――生始周年者，杀，则生缕切如细叶，脂亦切。著浑豉、盐、葱白、姜、椒、毕拨、胡椒，令调适。净洗羊肚，之。以切肉脂内于肚中，以向满为限，缝合……内肚著坑中，还以灰火覆之，于上更燃火，炊一石米顷，便熟。香美异常，非煮、炙之例。”里面多提到的外来调味料，就是胡椒和毕拔。

前面在简介部分也有提到的：《新修本草》云：“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美（辣）。”⑦据《酉阳杂俎》记载，唐人在制作胡盘肉食时也喜欢添加胡椒调味，“胡椒……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唐人赞不绝口的胡饼也夹有胡椒，“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熟食之，呼为‘古楼子’”。⑧

（二）酿酒

我国古代酿制香酒的方法主要是将一种或多种香料按比例混合浸入酒中。《楚辞・九歌》所说的“奠桂酒兮椒浆”，桂酒、椒浆就是用桂和椒浸泡在酒中而成的香酒。

西晋时代，我国就已经知道胡椒酒的做法。《齐民要术》卷七：“《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乾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亦可冷饮，亦可热饮之。温中下气。若病酒，苦觉体中不调，饮之，能者四五升，不能者可二三升从意。若欲增姜、椒亦可；若嫌多，欲减亦可。欲多作者，当以此为率。若饮不尽，可停数日。此胡人所谓毕拨酒也。”

另外，《齐民要术》卷七还记载了一种“和酒法”，其中也用到胡椒、毕拨两味外来香辛调料：“作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乾姜一分……绢囊盛，内酒中。一宿，蜜一升和之。”

胡椒酒的流行一直延续到唐代。《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逸史》载：“（李宗回）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⑨椒即系胡椒，胡椒属辛类植物，胡椒酒可以祛风暖体，广受人们喜欢。

（三）羹粥

用胡椒等香辛料来煮羹粥的方法，也渗入到唐人的饮食习惯。如晷殷的《食医心鉴》在讲述食用猪心羹时，特别强调：“入少胡椒末亦佳。”

用胡椒、毕拨、诃黎勒、庵摩勒（即余甘子）做粥，不仅仅见于汉译佛经中，作为一种增强食欲、促进消化、杀虫解渴、祛风化痰的药粥，还广泛见之于印度梵文医典《鲍威尔写本》的第二个残卷《精髓集》中的【第七章：药粥方】中，如：取干姜、长胡椒、香胡椒、白花丹的根、长胡椒根和稻米。用这些“药物”熬成的粥，主治轻微的腹痛，增强食欲，促进消化⑩。

综上所述，外来的胡椒，不仅仅影响了唐人的饮食生活，还慢慢渗透到了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同时，对于这外来品，唐人的接受能力也是很强的，也乐意接受，这在丰富了唐人的饮食味觉的同时，还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

注释：

①章孝标.少年行.

②花蕊夫人.宫词.

③唐慎微著.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十四）.华夏出版社，1993：415.

④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179.

⑤［英］Andrew Dalby.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35.

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41.转自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

⑦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59.

⑧［宋］王.唐语林（卷六）.中华书局，1958：207.转自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

⑨李.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61：1097.转自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

⑩本文所引梵文医典《鲍威尔写本》的内容均来自于陈明先生之译本，见氏著：《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中所附之“《鲍威尔写本》翻译”部分，北京人学出版社，2005年。转自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

［2］唐慎微著.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十四）.华夏出版社，1993.

［3］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贾思勰.齐民要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英］Andrew Dalby.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6］周勇卫.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

［7］陈连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史学集刊，1986，（2）.

［8］陈宝强.宋朝香药贸易中的乳香（暨南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

［9］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

［10］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11］孙思邈.千金翼方.

［12］太平御览（卷九五八）.

［13］册府元龟（卷九百六一）.外臣部・土风第三.

［14］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15］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边防九・西戎五・天竺.

［16］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

［17］周书（卷五十）.异域下.

［18］隋书（卷八三）.西域传.

［19］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三家诗 毛诗 异同

汉时研究《诗经》的四家是齐派代表齐人辕固、鲁派代表鲁人申培、韩派代表燕人韩婴、以及毛诗学派代表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即齐、鲁、韩、毛四家。西汉初年，鲁、齐、韩三家是学官所传授诗说，后世将其称之为“三家诗”，而又由于其以阐发诗篇微言大义居多，训释字义较少，故又称“今文诗学”，来区别专事训诂的“古文诗学”，即毛诗。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即指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诗三百篇在汉初的传播、诵习，鲁诗首出，齐诗和韩诗继起，毛诗为后。《汉书・艺文志》记载诗传至三家及毛诗事略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1]。三家诗虽然同出自汉初，但因“以其讽诵”而传，故又有不同。

针对三家《诗》和《毛诗》的研究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学者都对此进行过大量而细致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毛诗》的研究成果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具体到三家《诗》与《毛诗》异同关系的探讨却处于较冷清的地位，但是还是有部分学者对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和研究，出现了少量的著作和部分单篇论文。

具体针对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关系的探讨，清代魏源在其著作《诗古辨》中认为三家《诗》高于《毛诗》，而其原因在于诗意的不同。在魏源看来，同一首诗因作者、采者，编者等的种种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蕴。他认为四家《诗》有得本x与旁义之分：“是三家特主于作诗者之意，而《毛序》主采诗者、编诗者之意，似不同而实未尝不同也。[2]家虽主作者之意，而间及编诗、奏诗之意，似自违而非自违也。[2]可见序诗者与作诗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事征于篇外，是《毛传》仍同三家，不以序诗为作诗，似相抵而非相抵也。”[2]论说表明，四家《诗》中魏源只以三家《诗》得诗人本义，而《毛诗》只是得采诗、编诗之旁义。因此他认为《毛诗》得旁义，远不如三家《诗》得本义。同时，他驳斥对三家《诗》的攻击，以三家《诗》得诗人本旨，都是要证明三家《诗》高于《毛诗》。但是由于《毛诗》也出于西汉，所以，相对于东汉对《毛诗》的训解，魏源对《毛诗》还是肯定的，魏源也常常将《毛诗》与三家《诗》相提并论，强调四家《诗》的同而不异，这在《诗古微》中有很多论说。魏源在不少地方都承认三家《诗》与《毛诗》之义不是相反的，而是相近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只是由于人们对《毛诗》的误解，未得《毛诗》之义，才导致了将三家《诗》与《毛诗》对立的错误认识。许结在他的《两汉文学思想史》中曾经略微提到了三家《诗》与《毛诗》的差异，他指出“三家与毛诗的不同，主要表现于卷数、文学、诗旨解释三方面，从文学思想考虑，其关键又在诗旨解释方面”。[3]

至于单篇论文，张启成在其论文《论与三家诗的异同》[4]之中着重梳理了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他认为相同点有五点：一、师承渊源大体相同；二、《毛诗》与三家诗基本沿袭先秦《诗经》研究观点，将《诗经》当作神圣的经典著作；三、毛诗与三家诗大体将《诗经》的诗歌分成“美”“刺”两大类，《诗》作用是颂美和讽刺；四、诗文训诂方面留下不少有价值的材料；五、《毛诗》与三家诗诗旨相同多于相异。张启成与付星星合作刊发的论文《〈毛诗〉晚出四证》[5]；中认为《毛诗》的解读是三家诗基础上作出的更为凝练的阐释，是对三家诗的承袭和突破，并认为《毛诗》在一定程度上附会鲁诗，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曾抗在《〈毛诗传〉与三家诗说异同考辨》[6]中从古籍辨义来判断《毛诗传》与三家诗的异同问题，他从训义诠意相同之例、训义释意词异实同之例、训词训义皆异之例三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辨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赵茂林在他的论文《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7]中认为《毛诗序》与三家诗有相同的写作思路，而不同之处则是《毛诗序》从政治教化进行解说，但三家诗未上升到此高度。而赵茂林在他的博士论文《两汉三家〈诗〉研究》[8]中对四家诗进行了异同比较，他从四家诗的文本性质进行了探讨，分别论述了四家诗的文本性质的争论、四家诗用字比较、三家诗用字规律及四家诗文本性质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以此得出三家诗与《毛诗》在卷数、篇数、篇次、章次上有一些不同。

何慎怡在她的论文《魏源论〈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9]里从四个方面对魏源对四家诗的异同观点进行了探讨，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关于《诗》序、关于“美刺”、关于“四始”、关于四家诗的传授渊源。她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认为魏源论述《齐》、《鲁》、《韩》、《毛》的异同，将四家持平，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学术上又渊源有自。成祖明在他的论文《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10]中认为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在严厉批评君王，但在实质上却表达了君王是一国政教中心，其善恶言行能够对国家治乱兴衰起到决定作用，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郭全芝在她的论文《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11]中着重探讨毛诗与三家诗用字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通用字的不同、假借字与本字的不同、异体字的不同、古字与今字的不同，而诸种“不同”主要由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字在写法上的不同所致，很少由于时间迁移造成同一文字的变化所致，因而四家诗文字基本上无古文与今文之别。《毛诗》号称“古文”是因为后人对它的解释有别于对三家诗的解释。毛诗与三家诗的文字差异体现出民间《诗》与官方《诗》的区别，毛诗多假借字应是一种缺陷，三家诗多用正字则反映出时代要求，是一种进步。

黄开国、李知恕、唐晓勇在他三人合作的论文《魏源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12]中认为魏源在《诗古微》中，提出了以时间早晚、得《诗》的本义还是旁义来评价其得失的观念。魏源认为三家诗早于《毛诗》，得作者的本义，而《毛诗》晚于三家诗，得《诗》之旁义，本义高于旁义，故三家诗高于《毛诗》。此说具有还原《诗》的文学本色及重情、崇情的时代价值。但是，魏源之说充满经学与文学、重本义还是重旁义的矛盾，所以，他又提出齐、鲁、韩、毛同轨合辙的说法。

通过以上的综述，笔者观察到最近两年针对三家诗与《毛诗》异同的研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说明大家都发现以往对于三家诗与《毛诗》的研究不够重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目前对三家诗与《毛诗》异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分析的角度较新颖，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对于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也整理的较为全面。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一，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角度多是前人早已分析过的训诂研究，很多学者都是一再的 重复前人观点，创新较少。第二，而关于三家诗是否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和毛诗进行比较很少有学者进行论述和证明。第三，现有的对于三家诗与《毛诗》异同的分析只是进行了部分的分析缺乏对全部诗歌异同的分析和把握。第四，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一个片段，缺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文史哲融通的研究。第五，由于三家诗早已亡佚，现有的研究材料大都是明清学者汇集所编，究竟三家诗内容的准确与否还值得商榷，第一手材料都存在疑点，那么所分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让人完全信服。但汉代距今已经数千年，这个问题暂时无法解决。

综合前文，笔者认为要研究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关系必须全面的结合具体的文本和文献，兼顾经学、史学、文化学，对两汉《诗》研究拥有一个综合而全面的认识才能够得出更为准确和深刻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2] 魏源.齐鲁韩异同论[A]//《诗古微》卷一[A]//《清经解续编》第五册卷千二百九二[M].

[3] 许结.《汉文学思想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55.

[4] 张启成.论《毛诗》与三家诗的异同[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5] 张启成，付星. 《毛诗》晚出四证[J].贵州文史丛刊，2008（2）.

[6] 曾抗. 《毛诗传》与三家诗说异同考辨[J].古籍研究，1999（3）.

[7] 赵茂林.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J].孔子研究，2014（2）.

[8] 赵茂林.两汉三家《诗》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

[9] 何慎怡.魏源论《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

[10] 成祖明.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11] 郭全芝.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J].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其次，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丰富的学术面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教科书形式的理论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了当代各种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比如，我们在艺术和感知理论的语境中检视图画书；在民俗学的语境中检视童话；在传播理论的语境中检视电视和电影；同时也在当前认知发展与教学法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儿童的回应”。杰克?齐普斯拥有比较文学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曾在大学执教文化批评研究的课程，他的童话研究涉及哲学、神话学、文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他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中所展示的，已经远不仅仅是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一般借用，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就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和反思，继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运用与整合。《理解儿童文学》作为一部反映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学术文集，更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曹丕在本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其云摘要：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需要指出，曹丕所谓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曹丕看来，文学是经治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功能，因此可以成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荣乐都有定数，而只有文学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古圣先贤们把自己的思想聪明通过文章传达出来。他们不凭借史家之笔。也不依傍有权有势者提携而名声依然流芳百世。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价值观和传统儒家的文章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原则，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但是曹丕把它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而其它一切都是有限的。这种文章价值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他激励文人珍惜光阴、竭尽全力从事文学事业，不要因为穷困而放弃，不要沉溺于安乐享受而改变著述志向，更不要随俗合污追求眼前之利。在一个狂飚突起，风云变幻的岁月，在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压抑的文化氛围中，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如此推崇文学，一定会吸引大批热衷于功名的文人的注重力。那些身怀文才的作家一定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他们要用华采丽辞抒写自己治国治民的宏图大志。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在曹氏父子四周集结了一班文人，形成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就是明证。因《典论·论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曹丕在本文中首次将“气”这个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以气论文的先河。其云摘要：

文心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这里所说的“气”，在创作主体方面，就是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形诸于作品，便是作家的气质在文章中的生动表现，也即作品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作家的创作才能为什么各不相同呢?为什么有人擅长这种文体，有人擅长另种文体?为什么写的是同一类文章而风格各异呢?曹丕认为这是由于人的个性不同的缘故。亦即各人禀气之差别而造成的。曹丕说气又有“清”、“浊”之分，这是一种最广义的划分。它是就人所禀阴阳二气来说的。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那么所谓“清”，就是一种峻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摘要：而“浊”则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曹丕在这里实开创了后世以阳刚、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文取决于人的“气”，作家们个性气质的差异，也就决定他们作品的不同风貌。而由于作家风格不同，就不能以已之长。攻彼之短。所以《典论·论文》论气，其主旨在论证文章成就不同，风格互异的客观依据，进而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基于这样的观点，曹丕在《论文》及《和吴质书》中，对建安时代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特征作了扼要而且比较中肯的批评摘要：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王粲是写作辞赋的佼佼者，徐干的作品具有齐地舒缓的风格特征，应埸的作品平和而缺少刚健，刘桢的作品道劲有力但不够细致，而孔融高深美妙，一般人难以企及。以上既是在品评作品的风格特征，也是在品评人物体气才性的差异。

曹丕的“文气”说和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评之风也大有关系。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魏晋时人们认为人的性情乃是天赋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不同的人所禀赋的阴阳二气之状况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他们才能高低、特长所在也各不相同。例如刘劭《人物志》说摘要：“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曹丕将“气”的概念移用到文学理论中，曹丕讲的“气”犹今日之风格，当他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和作者的气质是一致的。注重到文章的风格和作家气质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超越前人之处。

“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不仅广泛深入地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对汉赋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否定。汉代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把作家视同俳优(杂耍、游戏)，那些没有出息的作家，也只是应诏而作，歌功颂德，甚至无功也歌，缺德也颂，苟合至上。沦为宫庭。到了曹丕的时代，“世积离乱，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严酷的社会现实，强烈要求文学做出有力的反映摘要：身处乱世的作家，也强烈要求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烈情怀。汉末魏初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好贤知文”的曹丕提出“文以气为”，正是这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时代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在“文以气为主”的影响下，作家开始摆脱了娱乐君主的奴婢地位，开始在作品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建安文学呈出“俊才云蒸、慷慨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崭新局面。鲁迅之所以高度评价曹丕“文以为主”的提法，说它造成了建安文学“壮大”的特色，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其道理大概正在于此。

《典论·论文》还对文学作品的体裁新问题进行了分类辨析摘要：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摘要：“末”指不同文体的非凡性，即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摘要：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其“末”相异。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科，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摘要：四类文体的特征，“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丽”作为诗赋和其它文章的区别虽不甚准确，但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曹丕对文章体裁的分类，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概括性，对后世的影响颇为重要。它不仅第一次对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作了概括，而且大大推进了以后有关文学的体裁、形式特征的探究。

《典论·论文》还论及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新问题。曹丕认为，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往往轻易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一点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曹丕并无独到之处。二是“文人相轻”、“暗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曹丕所提出的一个新见解。在当时品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和杨德祖书》)，都是弊帚千金，自视甚高，如同今世作家们的戏言，文章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美。假如都用自己之所长，去轻别的作家之所短，这样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别人的作品。文坛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尚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何况一般文士?曹丕以文坛领袖和政治家的气势批评了这种不良文风。他认为作家才性气质不同，文章体制多种多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很少有人能兼善众体，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不应该是“文人相轻”，而应该“审已以度人”。根据不同作家在个性和艺术特征方面的不同，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上述几方面可见，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标志性文献，它所论及的新问题，有的虽然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颇大。正如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的，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和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探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侧重探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典论·论文》际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从此进入了比较自觉和完整的阶段。因而具有开创意义。

附摘要：

典论·论文”[魏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和弟超书曰摘要：“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摘要：“家有敝帚，享之千全”。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场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骈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豢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踽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i，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和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齐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本篇运用“非指示性”教学设计中“基于自主梳理”的样式设计。该设计主要用于研究色彩浓厚的学术论文等文本。采用自主梳理、自主提炼的形式展开学习。自主梳理，笔者在此处界定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梳理学术论文类文本表达的内容和思想、特点和技巧，以及其中精辟的见解、精彩的语言，从中获得思想美的启迪和语言美的享受。

该教学设计的标志性环节是“四梳理”：一梳理内容和思想，说说自己的概括;二梳理特点和技巧，说说自己的理解;三梳理精辟的见解，说说自己的评价;四梳理精彩的语言，说说自己的感受。如果某篇学术论文内容特别繁杂，则可将“四梳理”定为：一梳理论述的总话题，二梳理论述的分话题，三梳理论述的特点，四梳理论述的语言。本篇设计就属于这个样式。

该教学设计的基本环节和步骤为：教师介绍学习方法;学生诵读感知;讨论学习内容;一梳理论述的总话题;二梳理论述的分话题;三梳理论述的特点;四梳理论述的语言。自由式补充梳理;积累性美读;总结学习收获或启示;教师推荐课外阅读篇目。

【设计展开】

一、教师介绍学习方法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位叫庞朴的学者写的学术论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准备采用自主梳理的学习方法，每人主动对课文进行梳理概括，然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这堂课的学习质量如何，就看各位梳理和概括的质量了。

二、诵读课文，整体感知

教师不现成讲解和单向灌输，而让学生打开书本，以各自习惯的方式自由诵读，不采取齐读的方式，可以是出声的朗读，也可以是不出声的默读。在诵读中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三、讨论学习内容

高中学生理性思维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加上又是初次接触学术论文，对其精深的内容和语言可能都有一定的陌生感甚至畏惧感。不妨让每人按照“两特一先”的原则（本文特有的、特别值得学习的、语言学习优先）来讨论和选择学习内容。每人先独立思考，在备用纸上写下四五个关键词，然后在小组内交流讨论，努力形成基本共识;再由小组长向全班介绍，边介绍边讨论。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基本理解（如果前面没有形成基本共识，那教师介绍的过程就是征求意见和讨论共识的过程）：这篇学术论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都与一般的文章不一样，两者都可以认为是本文特有的、特别值得学习的，其中的内容又可以分为论述的总话题和分话题，其中的形式又可以分为论述的特点和论述的语言;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重点梳理：一梳理论述的总话题，二梳理论述的分话题，三梳理论述的特点，四梳理论述的语言。如果自己认为还有值得梳理的地方，课堂上再给出一个自由学习的时间，每人自主梳理。

教师的用词可能与学生的差异较大，但主要意思会逐渐形成共识;同时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讨论学习内容，意在体现“把人当人、自主成长”的“非指示性”教育理念，焕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方法。《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要求：“内容的确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都要有利于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不断提高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四、教学设计“四梳理”

以下按四个方面来预先设计。课堂实施时可能会根据学生的意见随机做些调整。

1.梳理论述的总话题

每人先自主梳理。梳理前教师先引导，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请梳理提炼本文论述的总话题，先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再把这个词展开，用一个句子（可包含多个短句）来概括;边概括边说说该词句在文中的位置（即使不是完全现成的），或内容对应的位置;要求简洁、准确、全面（三个要求逐级提升）;时间3分钟左右。

独立完成后，在小组内相互交流，并相互评判，说说达到了三级要求中的哪一级，然后由小组长领头，整合出全组的最佳答案，向全班介绍，边介绍边自评和互评，形成班级的最佳答案。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梳理心得（根据课堂学习情况随机取舍）――

本文论述的总话题，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传统（在课文开头部分的第2段）。把“传统”这个词用一句话（包含多个短句）展开就是：什么是传统（在开头部分第2段），传统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在开头部分第3段），包含哪些内容（在第二部分“传统文化”和第三部分“文化传统”），如何正确对待传统（在第四部分“财富和包袱”）。

教师顺势介绍写作背景：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主要是针对当时对待“传统”的态度而写的。（以下内容引自苏教版教参）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普遍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反思，试图根据中国长期革故鼎新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文化探究方面，理论界也比较活跃。也有人提出了“回归传统”的口号，读经、复兴儒学，成为一时的风尚。针对这种种现象，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分析。

2.梳理论述的分话题

每人先自主梳理。梳理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请梳理概括本文论述的分话题，对着总话题的那句话具体展开即可，让读者对本文的内容有更具体的了解;边展开边说课文相应的出处;梳理要求简洁、准确、全面（三个要求逐级提升）;时间10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由小组长领头，按照要求（尤其是后者）整合出全组的最佳答案，向全班介绍，在介绍中自评互评，形成班级的最佳答案。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梳理心得（根据课堂学习情况随机取舍）――

前面提炼出来的总话题用四层意思具体展开来就是：第一层，什么是传统？传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在开头部分第2段）第二层，传统与文化是什么关系？传统与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传统;没有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文化。（在开头部分第3段）第三层，传统与文化的关系包含哪些内容？一个是传统文化（在第二部分“传统文化”），它有自己的内容（第4段）、特点（第5段）、范围（第6段）和后人分析批判的任务（第7段）。另一个是文化传统（在第三部分“文化传统”），它有自己的本性（第9段），有形成的条件与过程（第10段），以及稳中有变的特点（第11―13段）。第四层，如何对待传统？传统既是财富（第14段），也是包袱（第15段），应该辩证地了解和掌握（第16段），而不是做得相反（第17―18段），要让传统与时俱进（第19段）。

教师顺势介绍学习方法：学习一篇学术论文，要从理清作者的要点入手，从繁杂丰富的内容中梳理提炼出主要的内容，并且要能先用一个词或一句话表达，再用多句话表达。

3.三梳理论述的特点

每人先自主梳理。梳理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请放眼全文，梳理本文在论述上的特点和技巧，有几条列几条，每条都先用一句话概括，再结合课文内容具体说明，然后说说其论述效果;要梳理得简洁、准确、全面（三个要求逐级提升），边梳理边在备用纸上写下来;时间8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边交流边评判，形成本组的共性答案;然后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边介绍边自评和互评，形成班级的共性答案。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梳理心得，继续促进共识的形成（根据课堂学习情况随机取舍）――

本文论述特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结构上总分总的布局。全文分四个板块，第一板块总说，提出传统的话题，指出它与文化密不可分;第二板块和第三板块分说，先说“传统文化”，后说“文化传统”;第四板块总说，先将传统总括为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再谈如何对待传统，并作深入的剖析。这种结构如同一个四合院，既严密精致，又秩序井然，读者阅读起来多而不乱，循序渐进。第二是加小标题的形式。如“传统文化”“文化传统”“财富和包袱”，这些小标题总领本节内容，纲举目张，使得全文条理清晰，表意清晰。第三是论证严密。全文总分总的结构就体现了论证的严密和规整，而文中的小节同样论证严密，比如“文化传统”这个小节（全文第8―13段），论述时一环扣一环，逐步推向问题的核心，从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导致变异的原因、文化传统的评价、民族文化传统与超民族超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等等，层层推进，缜密有序。

4.梳理论述的语言

每人先自主梳理。梳理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请梳理本文的论述语言，找出理性严密类的和感性形象类的两类语句，每类都不少于两句，用心感受和欣赏，然后说说自己的欣赏心得;要求找得准确、典型，说得细致、深入;时间8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相互评判;然后由每个小组推出一位找得准确、典型且说得细致、深入的代表，向全班介绍，细化、深化每人的学习。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梳理心得，与学生交流（根据课堂学习情况随机取舍）――

第一类，理性的严密的语句。如第2段：“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句话讲的对象是“过去”，用了一大串词语来修饰、限定和说明。前面有“主要”“即”，后面有“精神及表现”，而中间用了三个整齐的短语“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用词准确，用语多样，体现了作者的思维严谨度和语言表达力。如第3段：“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文化。”这句话规整对称，表意严密准确。再如全文倒数第2段：“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的非时装。”这句话用对称的句式、否定的方式，把传统的财富和包袱的特点表述得准确严密。以上这些理性的严密的语言，都运用精准的词语和整齐的句式来表达，读来有绵绵不绝的气势和久久不去的回味。

第二类，感性的形象的语句。如第3段，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差别类比作蜜蜂与蜂蜜的差别，便于理解，风趣有味，虽然原句中的“相媲美”三字用得不太恰当。再如“传统文化”一节的第3段：“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这两句话在句式上两两相对，运用了六七个成语，句式整齐，词语雅致，把意思表达得充分而又鲜活。再如“文化传统”一节的末段：“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而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这句运用拟人化手法，对两种文化触碰的过程做了情景化的精彩描述，生动形象，并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再如全文倒数第2段：“传统不是可以随气温变化而穿脱的外衣，甚至也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这两句话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把传统的特点表述得形象可感，通俗易懂。作者的语言表达力，令人敬佩。学术论文，需要深刻的思想，也需要智慧的语言。

五、自由式补充梳理

在前面统一梳理内容的基础上，再给出一个自由学习的时间，让每人个性化地补充梳理，根据自己的需要，就自己感兴趣的或有疑惑的内容自由梳理，让学生的心灵和智慧自由绽放。时间机动。

六、积累性美读

先聚焦新鲜字词，边读边积累，因人而异，不求统一。每人独立过关后，先在小组内相互检测，然后由教师现场检测。

再聚焦两个语段，美美地读，一是有学术色彩的语段（比如第10段）;二是有文学色彩的语段（比如第17段、18段）。前者要读出理解和体会，后者要读出感受和享受。对其中的妙语佳句，则熟读成诵，生成积累，并现场展示。

七、总结学习收获或启示

下课前，每人说一句结束语，总结自己的学习收获或学习启示。要求总结收获准确、全面，总结启示深刻、独到。先在备用纸上写下来。时间2分钟左右。

每人独立完成后，在小组内相互交流，并相互评判。之后教师先随机抽点三四人，再自主发言三四人，边说边自评和互评。随机发言，能听到真实的;自主发言，能听到精彩的。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学习启示，继续提升学生的认识：这篇学术论文，既体现了学术的严密和严谨，也展现了作者的思想智慧和语言素养，令人敬佩，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八、推荐课文阅读篇目

语文学习“得法于课内”，同时“得益于课外”，需要课外阅读。请各位上学术期刊网查找两篇学术论文（篇名不定）自主阅读，体会学术论文的特点，并阅读丁帆的论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读札》，此文已粘贴在班级语文学习博客上，请直接打开阅读，并留下你的一句话感想或评论，同学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