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范文

楼市调控范文第1篇

与此同时，今年年初决策层抛出了“分类调控”的新提法，以“松绑”限购为主，地方的楼市政策纷纷出现松动。而随着多地“限购”政策的退出，监管层正在寻求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

“限购令”退出

今年上半年，楼市“寒流”不期而至。数据显示，1-6月份，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424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8%，相比去年全年的17.5%下滑25.3个百分点；住宅销售额25632亿元，同比下降9.2%，降幅与去年全年增长26.6%相比，下滑35.8个百分点。

随着“楼市”调整期的到来，多地的限购政策也出现了松动。在46个限购城市中，36个对限购政策进行了调整。除了出台放宽户籍、买房落户、购房补助等变相政策“曲线救市”以外，武汉、苏州、杭州等城市更是对大户型住宅交易不再限制，更有甚者，呼和浩特、济南、海口等城市则已经明确全面放开限购政策。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放松限购诚然是无奈之举。

地方政府如今正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今年多地债务偿还在即，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结果是，2014年地方债偿还规模将是今年及以后各年份中规模较大的一年，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指出，今年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21.89%，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1万亿元，按照上述偿债比例，今年地方政府需偿还债务或为2.4万亿元。

长久以来土地出让金都是政府偿债的主要途径。审计署数据显示，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地区有55%的债务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

楼市的持续萧条正在让地方财政陷入困境。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市场先冷后热，3月以来土地市场明显降温。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CREIS）报告指出，今年二季度，全国300个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了29%，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了15%。7月，300个城市的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减少44%，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了49%。杭州、贵阳等多个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土地流拍。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剧增让救市迫在眉睫，在“分类调控”的政策方针指引下，放松限购也成为了地方政府“救市”的一大手段。而另一方面，楼市政策松动，也成为市场调控手段转变的契机。

建立长效机制

此轮限购虽为救市，但市场反应却并不明显，各地情况均有不同。天津、长春、温州等多地，楼市依旧趋冷；而呼和浩特、杭州、福州等地在限购放松初期，则出现了一波回暖，例如，7月呼和浩特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涨了68.62%，同比上涨42.55%。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部分城市前期供应量过大、房价暴涨是楼市降温的主因，同时，之前成交量的集中释放也带来了需求端的空档，因而，仅靠放松限购难以拉动市场回暖。

市场环境的变化是本轮楼市降温的主因。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政策、资金、供求和预期等因素在上半年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而市场环境的转变促使楼市由“政策市”转向为“市场市”。

本轮市场的自发调整让此前连番的调控政策显得尴尬。自2010年4月30日北京在“新国十条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限购政策以来已经过去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为目的的 “政策组合拳”不断上演。然而，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以本轮市场供求发生逆转为契机，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审视楼市管控政策的合理性。

以“限购”和“限贷”为代表的楼市政策显示出了明显的行政干预市场的印记。在相关政策中，户籍、购房量、已有房屋数量成为监管层考虑的变量并予以限制，甚至形成对正常购房需求的压制，而该部分需求事实上并未消灭，因此形成购房需求的“堰塞湖”。通过管制解决楼市发展的难题实则南辕北辙。

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李稻葵将限购政策归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并指出脱离管制，建立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的必要性。一方面，应当通过系统的财税改革，让地方土地供给更加透明合理；另一方面，可以在房产交易、房贷、保有等环节通过合理纳税等方式进行调节，而非管控。

今年以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多次提出“市场化调控”的说法，而监管层正在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上寻求突破。今年初，发展和改革委官员表示，2014年拟研究推进房产税法。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方案正在建设之中，而不动产登记被看作是房产税出台前的一项技术性工作。

楼市调控范文第2篇

尽管房价上涨，但以往接踵而至的楼市调控并未出现。上一届政府离任前宣布的新国五条最终无疾而终，而新一届政府一直对房价问题保持沉默。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对于经济增长下行的担忧。在三季度经济出现反弹之前，上半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制造业、出口和消费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旦出手加重楼市调控，造成房地产投资下滑，可能会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

二是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2011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29%，而这一增速在2012年大幅回落到16%，在今年前三个季度更进一步回落到13%。而随着房价的反弹，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土地出让收入较去年同期猛增50%。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减了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压力，也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短期风险。

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化的扩大。一线城市由于最近几年的楼市调控和供应下滑，房价上涨的幅度最大。而在另一端，三线城市（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之外的城市）的房价平均同比增长仅为4%，而且随着大量供应入市，房价在未来一两年可能面临下调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很难出台一个一刀切的政策，而只能给予地方政府更多微调的权力。

不管原因如何，持续多年的楼市调整都面临重新评估的要求。

由于住房供给调整的时滞以及做空机制的缺乏，通常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是常态。如果出现房价上涨过快的情况，政府通常需要两手抓。即一手抓需求方，通过各种金融及行政手段短期打压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缓和供小于求的短期矛盾；另一手同时抓供给，通过增加供给满足市场需求。基于供给调整的时滞，通常短期政策以抑制需求为主，旨在为中长期调整供给赢得时间。

中国近十年的楼市调控实践，几乎清一色的是需求方的政策，如限购限贷等政策几乎被用到极致。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供给方政策一直只闻楼梯声，不见下楼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需求方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弱，但是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却依然存在。以一线城市为例，在前几年控制需求的时候并未大幅提高供给，因而当被抑制的需求重新爆发时，不可避免地导致房价的飙升。

因此，在未来的房地产政策中，供给方的政策很可能要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供给方的政策主要包括三条：一是通过土地供应和土地开发政策的调整，加大新增商品房的供应；二是保障房建设，为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廉租房、公共租赁房、限价房和定向安置房；三是通过税收政策（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加大多套住房的持有成本或降低住房投资的收益率。

在上面三条政策中，前两条着重于新增楼盘供应，而第三条侧重已有住房的重新分配。在经历15年的商品房改革和住房存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第三条政策变得尤为重要。尤其在一线城市，一方面房价飞涨、供应紧张，另一方面住房空置现象严重。通过税收手段迫使多套住房拥有者出售投资性房产，不仅有助于增加二手房的供应，也是对过去十年房价飙升后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调整。

在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中，有两个沉默的现象令人担忧。首先是保障房建设，根据官方的数据，从2010年到今年9月，保障房新开工建设总计超过3000万套，共完工1760万套。但是，这些保障房是否确实已在建或完工？建成的保障房是如何分配的？究竟谁应该为保障房的进度和公平分配负责？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

楼市调控范文第3篇

3月17日，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北京楼市调控政策，“认房又认贷”、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缩短贷款年限等措施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

紧随其后，郑州、广州、石家庄、长沙、保定、句容、廊坊、沧州、成都等城市纷纷楼市调控政策。而如果把时间周期稍稍拉长，截至3月23日，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仅3月份便有21城新的楼市调控政策，而这一切距离2016年3月25日，上海因出台严厉调控政策而一举登上最严调控城市的位置，还不到一年时间。

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及“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写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这一轮仍以“限购、限贷”为主题的楼市调控潮，又会给持续火爆的楼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你觉得国内房价涨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问记者这句话的，不是在全国两会前后开启的新一轮楼市调控中一夜失去买房资格的人，也不是在租金和按揭哪个更贵的数学题中迷失的人。

发问者是一位已经移居美国16年的海外华人，尽管16年间他的归国次数屈指可数，在故乡上海驻足时间也寥寥无几，却通过网络和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与时俱进”地保留了对房价问题的敏感。

“还会再涨下去吗？这违背经济学原理啊！”曾在美国常春藤学校拿到数学博士学位的他，关掉了电脑里复杂的计算模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式难题，无数试图盖棺论定的人都在这道难题前翻了船，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以单边上涨棒喝着所有看空者。

而想要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普通人中，刚刚“上车”的人既抱着庆幸又怀揣一丝不安，来不及“上车”的人焦虑却也心存半分侥幸。过去每一次由上至下的宏观调控都在反复考验着他们对楼市的信仰：调控究竟有没有改变房价走向的力量？他们期望的答案截然相反，但同样心感迷茫。

“三月魔咒”再应验，一年间掀起三次调控高潮

很多上海人还记得2016年3月的情形：3月25日，上海政府突然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将非户籍人士购房必备的社保缴纳年限从累计两年提高到连续5年，二套非普通住房首付比例从四成激增到七成，“3・25新政”一举使上海登上了全国最严调控城市的位置，为买房资格设定的门槛比北京、深圳都要苛刻。

“地产圈到了3月就会很紧张，因为1月和2月正好碰上春节返乡潮，是全年交易最清淡的两个月，到了3月买方的需求一般就会报复性反弹，成交往往非常火热，量升价涨，政府要出手抑制也最可能选这个时候。”一位在地产界从业十几年的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道。

而今年3月又挑起了新一轮调控的浪潮。回顾前情，这次“三月行动”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和铺垫，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顶层传递出打击投资性买房的明确意图。

进入2017年3月，河北涿州、涞水、张家口等“环京区域”，有环沪概念的嘉善县，杭州、南昌等省会城市先后施行或升级调控策略，正式拉开了整个鸡年楼市调控的帷幕。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3月15日，就在2017年全国两会结束当天，去年被业界称为“楼市四小龙”之一的南京就动起真格扩大限购打击面，将六合、高淳、溧水划入限购区域，让坊间充满了又一波“山雨欲来”的观感。

3月17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国新办的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在房地产调控方面，一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二是要实行分类调控、因城施策。”话音刚落，北京、郑州、广州、石家庄同日出台政策，奏响了新一轮调控的最强音。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23日，2017年3月月，已有21座城市出台新的楼市调控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算上2016年“金九银十”前夕席卷16个主要城市的“集体调控”，短短一年间，楼市已经经历了三波全国性的调控潮，这种频次大大超出了外界早先的预测。

目前，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全部进入“认房又认贷”的时代，调控的烈火更是烧向了原本是去库存阵地的部分三四线城市。不少观点都认为，热点上涨城市政策工具不仅高度趋同，而且短时间内就不断升级策略，用光了限购、限贷等几张“大牌”，这种情势不禁让人回想起2010年那次调控的力度。

调控成果易攻难守，历史逻辑会重演吗？

那么，2010年的一段楼市调控往事，又是否会在今天重演？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彼时开启的楼市调控，背景也是楼市“大爆炸”，2008年到2009年的楼市因为受到了政策性的鼓励而热火朝天，当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结束了2008年以前抑制房地产过热的主旋律。

一个来自上海的样本可以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直观的触感。一位银行业从业人士告诉记者，自己曾选择在2009年初将手中房产卖掉，原因是这套位于内环的两居室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风声”中一直处于阴跌状态，最后成交价格是130万元，比他2006年购房时整整涨了100万元，但现实很快证明了“老马失蹄”的残酷。2009年年末，这套房子逼近200万元。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年亲朋们从银行拿着高达房价80%的贷款、纷纷启动先付款后看房的“盲买”模式的情形，依然是他的心头之痛。

2010年，决策层下定决心为楼市泼冷水，开年之初就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文件名比2008年底出台的那份多了“平稳”二字，其中抛出了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等措施，调控大幕就此拉开。此后，国务院先后出台“国十一条”和“新国十条”，推出了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由北京“打头炮”，各地相继跟进“限购、限贷、限价、限外”四限令，烈火绵延到2011年年底，合计共有46个城市加入“限字诀”大潮，盛况与今日无二。

不过，到了2014年，除了北上广以及三亚等一些城市，全国共有40多个城市相继取消或者大幅度松绑限购政策，市场需求再度被释放，2010年开始的调控周期悄悄宣告翻篇。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分类指导，因地施策，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外界认为，这为这一年下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楼市的快速回暖埋下了伏笔。

记者注意到，自2015年二季度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楼市利好政策不断，以往积压的购房需求确实得以集中释放，成交量迅速回升且达到近几年的峰值。其中，二手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上涨近一倍，其成交量2662万平方米是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1310万平方米的两倍，可见二手房市场成交量之巨。

这段楼市调控往事似乎勾勒出一条尴尬的房价路径：限购大棒下，房价因为需求抑制而出现相对CPI增速较为合理的增长，可一旦放开，调控效应立刻被滚滚沸腾的市场热度消化。

更令人唏嘘的是，调控真正带来价格下行的时间甚至“昙花一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一份调研资料中看到，以一揽子调控中杀伤力最直观的限购为例，2010年调控开始后，这一年热门城市房价上涨率确实接近0%，但整个红利期仅仅持续到2012年年初，此后限购的边际效应便不断递减，限购城市的涨幅很快再度超过非限购城市。

为什么以往调控效果不理想？这次会破除“魔咒”吗？

当下正处于调控周期中政策频出的“蜜月期”，大量市场观点都指向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继续加码调控。“从城市级别和楼市热度来看，北京和广州最近推出的政策更多的是对标和看齐，除了北京二套房首付比例稍高外，其他措施并未明显突破同一梯队的政策力度，预计接下来限购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调控政策执行力度也可能进一步提升。”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夏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称。

在夏丹看来，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凡是出现脱离居住需求、房价涨势较猛的情况都可能招致“灭火措施”迅速跟进，“房价涨幅排名居前的城市，以及城市圈溢出效应导致房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大的热点三四线市县区，特别是环京的河北T多市县区，环深的东莞、惠州，环沪的昆山、南湖等，接下来都有升级限购、限贷的可能。”

然而，如果是仅仅依靠这些调控手段，其实际调控效果相比2010年会如何？地产咨询机构一位高级顾问对记者解释道：“调控政策最终干预的是购房者的心理预期，由于上一轮调控效果有限，一定程度会影响本轮调控的信心。”

财政部财政研究所税收研究室副研究员陈龙则直言调控政策效果有限的内因之一是利益失调。“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垄断性、信息不充分等内在缺陷，导致消费者、开发商、政府以及金融部门等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与博弈机制产生扭曲，因为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调整，比如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地方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就不一致。”

陈龙认为，由于利益同盟的存在，即使是中央将18亿亩耕地定为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也在开发商的宣传下，引起了消费者对土地供应不足的忧虑。

楼市调控范文第4篇

不断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谨慎调整应对房地产行业过热的中期策略。最近几个星期，推出某种形式物业税的呼声明显调低了声调。这种财政政策工具的影响可能非常巨大，被普遍视为政府遏止房价失控的终极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最近发表相当让人困惑的言论说，中国应该避免过早、过严地退出不仅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整套经济刺激政策。

然后在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年度报告中承诺将促进国内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敦促银行继续微调其房贷政策，遏制投机性购房。也就是说，在4月中旬推出的政策过后，政府不太可能推出新的、甚至是更严厉的楼市紧缩措施。而是更加关注于地方和微观层面的实施。

另外，目前官方也没有发表“房价过快上涨”一类的措辞。在早前的政府声明中，这样的措辞层出不穷，最终体现为4月中旬的紧缩政策。

相反，政府更加青睐的战术，似乎是在全国城镇化缓慢进行之际，(可能)大力增加便宜公共住房的供应，以满足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的需要。

最近的一个迹象就很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政策思路的转变。当时，上海市政府没有推出热议中的房产税试点项目。相反，作为当地版本的调控措施，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一份大幅度扩大补贴住房覆盖面的草案。

先前，人们以为上海将被选为某种形式的房产税的试点城市之一。上海高端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在中国最为疯狂，在这样一个城市，官方闭口不谈房产税，而是支持扩大补贴住房的覆盖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政府看来是在加大努力提高公共住房的供应，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同时，在全球经济气候仍旧阴晴不定的情况下，不动用财政政策工具也有充分的理由。

但民粹派还是会说，中国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么晚才把公共住房提升到一个对于冷却房地产市场同时遏制通货膨胀至关重要的地位。以房地产是经济增长引擎为借口，官僚系统内部极不情愿放弃依靠出卖土地、征收房产交易税获得的稳定利益。

这再次说明，利益冲突，而不是热钱、廉价资金之类的术语，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远阻碍。

宏调之役不在楼市

国务院总理5月30日在日本商界的午餐会中再度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表示担忧，并重申现在考虑退市“为时尚早”。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可有丝毫放松”。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关注的3个问题中，经济发展居于首位。内地一些市场人士的解读是，这预示内地宏观调控有可能再度转向，准备收紧的银根或会再度放松。

但依笔者之见，这种解读可能是一种误读。中国领导层虽对经济走势忧心忡忡，但内地经济的严酷现实却是通胀已从预期渐变为现实。在关注的3个问题中，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结构调整，第三就是抑制通胀。注意，这里他说的是“抑制通货膨胀”而非之前的“管理通胀预期”，显见现在内地的通胀已不仅是“预期”了。

与将调整结构大异其趣的是，主管宏调大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最新一期撰文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对促进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决定性意义”，并指中国已进人“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天津视察时亦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异口同声的强调意味着，中央即使意识到经济的危机来临，需要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一定不会重祭4万亿元救市的旧招。

楼市调控范文第5篇

放松楼市调控无疑是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接、最见效快的方法，也是以往一直在走的老路。但在保增长的目标下，我们是否会再一次回到过去的老路上？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完全可以理解，但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重要的一点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已经明显提升。从“保增长”到“稳增长”，过去的一段时期我们对增长和转型总是那么纠结，但新一届政府开始后，“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或许会有新的突破。中央高层的一系列表态清晰地释放了如下信号：政府以容忍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来推进经济转型的决心已定。再度放松房地产调控与中央决心“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大方向相悖。

其次，如果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市场业已存在的潜在高风险，奢谈放松楼市调控恐也为时尚早。中国房价之所以越调越涨，除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的刚需大幅增长客观性因素外，市场流动性大又缺乏投资方向是宏观层面的重要影响因素。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在以数字政绩为取向的地方政府的配合下不断放大。如果只看到房地产发展所带动的GDP增长，而无视真实住房消费能力和资金支撑能力，任由房地产行业成为地方政府树立政绩的工具，则不断做大的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只怕不会只有2008年那一次。

今年4月份来，越调越高的地产市场泡沫风险已成为外资机构看空中国的三大因素之一，不去促进地产市场的软着陆，反而放松调控，无疑是给本已风声鹤唳的地产市场添柴拱火。目前外资想要“做空中国”可能确实很难，但其理由不能轻视，如果总把“做空中国”当作笑谈嗤之以鼻，甚至火上浇油，相信潮水退去时，自然会知道到底是谁在裸泳。

最后，如果仅从中国产业升级的角度看，也急需地产市场尽快软着陆。不断把地产这根“柱子”做大，不但会加大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还会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虚拟经济太火，实体经济只好遭殃。过去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困局：一是房价的飙升直接造成了企业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蚕食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二是房价的飙升抽空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导致很多中小企业错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炒房比做实业挣钱，谁还有心思做实业呢？三是畸高的房价是导致消费不振的罪魁祸首。“买一套房子就当一辈子房奴”，“一套房子摧毁一个中产家庭”，欲振消费提内需又谈何容易。

总之，抛弃楼市调控放松的幻想，不仅是现在的选择，也应该是未来的选择。近期持续的土地成交高溢价，已经给未来房地产价格上涨造成了很糟糕的预期，如果再放松调控，无疑是给本已上涨的预期继续加码，如此循环下去，只会把房地产进一步推向“大到不能倒”的局面。而当最终的这些投资需求转化成市场的产品供给之时，则中国房地产可能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紧要的是进一步细化调控政策以调控上涨预期，而不是相反。可以幻想的是调控手段的科学化，而非放松甚至放弃。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制约多，休闲难

国家旅游局报告 中国人休闲时间少

5月19日，国家旅游局首次《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国民工作日空闲时间仅3小时，占全天的13.15%，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3.9%的平均值。

国人目前为何休闲不起？首先，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时，休闲的机会成本较高，工作的替代效应就会占主导，此时人们会选择更多工作时间而牺牲休闲。当收入水平较高时，工资率增长的边际效应降低，工作的补偿效应就会占主导，人们对休闲的需求就会增加。与发达国家相比，国人目前仍处在工作替代效应让位于工作补偿效应的阶段。

其次，受法制环境的制约。我国对劳动者的保障还存在法律缺失、监督不力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雇佣方处于强势位置，劳动者缺乏话语权，8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制度往往无法真正落实。

最后，受休闲环境的制约。休闲设施不佳、交通不便、景点含金量低，自然会削弱国民休闲消费的欲望。

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开辟休闲消费之路，应是我国今后提振内需和促进产业转型的一次大好机会，而尽快削平上述三个因素的制约应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作者陈金保为经济学博士）

稽查风暴莫一刮而过

肖钢上任两月 证监会掀起稽查风暴翻旧案查10公司

近期，中国证监会掀起了雷厉风行的稽查风暴，集中翻查旧案。

广大投资者对此莫不拍手称快。对于投资者而言，资本市场创新等业务固然可以拓宽投资范围与渠道，但在当前造假盛行、欺诈成风的市场环境下，如何确保让那些真正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上市，淘汰掉企图浑水摸鱼的不合格公司，才是解决当前A股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拍手称赞的同时，不少投资者也有几许担忧：一是惩罚力度不大。此前万福生科事件中，尽管平安证券被开出自2004年保荐制度出台以来最严厉罚单，但涉嫌造假的上市公司却只处以3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且监管机构称其尚不触及终止上市的条件，没有退市迹象。由于公司退市涉及到大量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加大惩处力度，也是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难题。

二是稽查风暴是否只是“一刮而过”。过去监管机构往往针对特定事件来掀起审查风暴。据传此次审查很可能是在为即将重启的IPO正本清源。但对A股市场来说，一阵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持续性地加大监管力度，重塑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加强制度建设，才是长远之道。

（作者刘晓婷为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毒大米

检测发现趋于主动 扭捏和推诿扯皮仍然存在

近期毒大米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如何解决食品相关监管部门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缺失，杜绝此类事件的频频发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于食品监管部门来说，食品安全的“查”只是开始，“处”才真正管用。以往食品安全问题多由媒体揭发，此次毒大米问题则是由广州监管部门检测发现，在事件起因上趋于主动，但在检测结果的公布表现出的扭捏、“欲说还休”，仍令公众有些不满。对于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甚至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只有在严格监查的基础上重拳出击，不姑息，不纵容，依照法律严格处罚，才能真正起到惩戒问题企业，警醒相关企业的作用。

各监管部门之间职能关系也需理顺，以防相互推诿扯皮。在此次毒大米名单被强行“逼供”出来后，湖南省食安办和湖南省质监局相互推脱，均认为应由对方披露此次大米镉超标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的监管盲点由此可见一斑。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分散在农业、质监、工商、药监等多个部门，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很容易让不良企业钻空子。因此，只有理顺各部门监管关系，将分散的监管力量集中化，权责明确地监管排查，才能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发生，保证食品流通链条中每一个环节的可靠和安全，还公众一个满意的食品安全环境。

楼市调控范文第6篇

5月7日，扬州市房管局网站公布购房奖励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政策遭到业界质疑，称买房补现金有救市嫌疑，但却没有被上级严厉叫停。5月8日下午，这个新政从网站取消，但下午5点，又被重新挂回网站。期间发生了什么？难道政策有变？

回头看，这才发觉，此前全国共有33个地方政府进行了楼市政策微调，有28个通过、5个被叫停，超八成地方新政获得通过或者被默许。

概括起来，有八招让地方新政过关。一“免”：免或减征购房契税或退税；二“调”：调整首套房贷利率，恢复基准利率；三“变”：改变普通住房价格标准；四“提”：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五“户”：重启购房入户政策；六“补”：补贴首次置业；七“放”：放松限购条件；八“绑”：土地松绑。

说起来，楼市的宏观调控确有计划经济的味道。决策层知道，公众也知道，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此乃常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在不得已的状态下，都需要继续改革。

政治体制是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5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通讯后，罕见地在第五版整版对这一议题进行论述，从六个方面论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文章的署名是“郑志文”，“政治文”？这个署名很少出现，仅在2009年中共建党88周年时，刊发系列文章时使用过，文章呼吁年轻党员“跑好我们这一棒”。2012年2月，《人民日报》曾在“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开篇之作《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中指出：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

然而改革一落到实际，就困难重重。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署名仲武冠的文章《我国官员财产申报之路还要走多远》指出：现阶段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工作主要存在三大困难，一是统计困难、二是折算困难、三是监控困难。因此，“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乐观估计，至少还需要10年。”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也屡出言论，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5月9日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5月10日，在小组讨论中说：“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此前的3月5日下午，在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有记者问乌坎事件。回答：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有媒体还报道过在重庆的一个细节：在重庆2006年遭遇特大旱灾时，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两次叫菜农站起来回话，突然从菜农的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那个工作人员。事后说：“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讲的是常识。确实，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急需改革，有些还很落后。5月13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指出：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美国是中国农业生产率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是100多倍，巴西都比中国高；如果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的话，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为美国的1%。

楼市调控范文第7篇

春节刚过，北京二手房市场已处在“卖房人预期高涨、买房人试探房价”的胶着状态。同时，全国各地新房成交量也迅速恢复了年前的火热行情。

涨幅扩大

2012年2月20日，下午1点，记者来到北京西二环某房产中介，业务员们还没吃午饭，但却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告诉记者，要买房就赶紧，从初七上班到初十二，6天内房价就上涨近千元。门店经理也表示：“节后看房量和成交量都在增加，现在业主已经开始期待高价，并且在观望。买房人也在等待‘两会’是否有政策动向。买房人60%是刚需，剩下的都是置换改善。”

同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通苑的房产中介，其经理表示：“天通苑现在均价都在2万一平。年前抢房人就很多，年后业主诚意很足，但是价钱更高。现在传言银行房贷可能上涨，所以有些人提前买房。”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月22日的2013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53个，涨幅均未超过2.2%；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53个，涨幅均未超过4.7%，涨幅比去年12月份回落的城市有1个。

著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这次房价上涨的特点有三个，第一，新建房涨幅明显扩大，二是环比、同比齐上涨。三是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

对于房价上涨的成因，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总监何田认为，“市场基本面向好，开发企业资金面较为宽松，此前以价换量取得效果后优惠促销力度削弱、取消甚至提价（2013年前8周，35个代表城市周均成交41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倍。热点一二线城市增幅普遍超过1倍，北京周均成交2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6倍），且多数开发企业对后市较为乐观，上调全年销售目标。”

“新国五”，新亮点

2012年2月20日，在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了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并确定了五项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新国五条”）。

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总监何田表示，“新国五条”延续了2010年来的调控取向，具体政策略有调整，意在表明中央调控态度。

此次“新国五条”最大的特点是，统一限购的区域、类型、资格审查要求，统一房价控制目标的基本原则和统计口径，统一供地计划的最低限额；省级政府差别化确定限购地级、县级市，严格实施差别化信贷，地级市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房体系；再加上对房产税试点扩围的明确表态，“新国五条”再次确认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房地产调控“有保有压”的原则。

记者注意到，“新国五条”首次提出将支持自住和抑制投资投机作为一项“基本政策”。 余丰慧认为：“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房地产调控作为基本政策必将是一个长期任务，各项调控政策将长期坚持。这个定位击碎了一些人寄希望于调控是短期行为、权宜之计的梦想，击碎了一些人拿经济规律否定调控的幻想。其二是支持自住性需求，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就是说房地产政策只能保证一套房，其它房保不了。”

余丰慧认为，“新国五条”明确房产税扩大试点，但扩大到哪个城市需要参考两点：一是房价涨幅是否过快，投机投资性需求是否旺盛；二是征收房产税的条件是否具备？包括房产登记系统是否联网、健全等。今年房产税试点扩围应该总结上海和重庆试点经验，采取“宽门槛、高税率”的思路。从地区上来说，今年至少应该扩到北京、广州和深圳一线城市。从征收对象上实行较为宽泛的原则，如果按照套数计算，应该从第三套以上住房开始征收房产税；如果按照人均居住面积计算，应该按照人均60平方米以上征收房产税。也就是说，房产税征收对象应该定位在大户型、多套房和别墅类住房上，大多数普通百姓不能成为房产税征收的对象。近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表示，我国未来的房产税改革，绝不可能覆盖低收入人群。最后，应该实行较高的房产税税率，年税率确定在5%以上。

余丰慧表示，之前说房产税提出以后，限购政策就要退出，但“新国五条”明确了即使现在房产税推出，限购政策还要执行，但必须进行完善，这种完善就包括限购政策要取消户籍限制，这也是“新国五条”另一个亮点，2013年底前，要求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不应该存在户籍“歧视”。

对于中央是否还会出台进一步的政策措施，著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表示，“不排除中央对国有房企还要出台限制性政策，因为现在房价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但是民生问题也事关整个宏观经济。如果把资本资金都吸引到房地产里，对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毁灭性的。所以中央政府肯定要管，房地产暴利是不可持续的，国有房企不要推波助澜。民营房企则要谨慎，要顺应国家政策，不要误判，不要释放房价上涨的信号，混淆视听。”

各方反馈

日前，部分地方政府已针对“新国五条”表态。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广州房价出现了较快上涨的态势，广州将结合“新国五条”的要求，及时制定并公布2013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及贯彻意见。深圳市规土委则于21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关于近期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说明》，表示将按照 “保持房价基本稳定” 原则，尽快制定本年度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武汉市房管部门亦透露，武汉将于近期出台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2月20日“新国五条”出台曾一度引发了沪深地产股产生较大跌幅，但这种态势并未持续多久，2月21日午后地产板块又开始整体大涨。本刊记者关注了多家企业的网站及媒体报道，发现房地产企业基本没有受到地产新政的影响。中海地产主席孔庆平2月21日对媒体称，新政出台表示过去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放松的迹象，并认为中海有能力适应调控常态市场。今年尽量争取销售利润等两位数的增长。同日，佳兆业主席表示调整政策对企业影响不大，对完成今年的销售目标较有信心。

楼市调控范文第8篇

关键词：楼市；屡涨；调控；常态化；对策

去年两会新华视点《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屡调屡高》一文称：2003年国发18号文件催生了中国房地产蓬勃发展，同时也启开了楼市调控的序幕。随后出台的国八条、国六条、国十条、新国八条及近年出炉的国五条，十年持续调控，房价一路走高（本文中“房价”未经注明时，均指住宅均价）。今年5月以来，房价开始稳中有降。这固然可喜，但其背后所潜伏的隐患却不容小嘘。对“楼市十年九调”业内人士所持观点分歧较大。楼市调控成效显著或者收效甚微？是否需还要继续调控？中国楼市究竟需要怎样的调控？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大问题。下文将予以探究。

一、楼市调控收效甚微

（一）屡涨和屡高

1、屡涨不足为奇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强劲，据统计2012年国内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是2002年的4.3倍、5倍、3.19倍和1.25倍，故房价屡涨不足为奇。关键在于涨幅幅度是正常，是较大、偏大或过大。为了简便，我们用α、β、γ分别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居民平均收入涨幅和房价涨幅。一般情况下：

①当α≤γ

②当1/2β≤γ

③当2/3β≤γ

④当β≤γ时，房价涨幅属过大；

关于房价涨幅性质的界定标准也是动态的。当房价高企时界定标准可提高，如东欧诸国和近年的中国；当房价较低时界定标准可降低，即便有的年份γ≈β也是被允许的。如北欧诸国和20年前的中国。

2、屡高需要精确统计 中国房价究竟是否屡高，需要逐年精确统计并公布α、β、γ、λ之值，作为国家调控房价之依据。精确统计的重要性有如军队战时侦察敌情，敌情侦察有误，定吃败仗。我们的统计部门并没有充当好侦察兵的角色。查阅历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①没有哪一年统计公布过房价收入比λ之值。

②没有哪一年统计公布过全国平均房价和全国70城市平均房价（注：仅少数年份统计过全国商品房――含住房、商用房和商住房的综合均价）。

③10年中仅有5年（2005――2009年）统计和公布过全国70城市平均房价涨幅λ，但数据的可靠性却大打折扣。如2009年统计并公布全国70城市平均房价涨幅为1.5%，不久就广遭质疑。国土资源部规划院公布报告显示同年涨幅为25.1%；全国工商联和居易房研究院分别计算2009年房价涨幅均为24%左右；这个涨幅1.5%，被中国社科院经研所研究员袁钢明视为当年“最严重的失真数据，完全是个笑话”。

④关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β值，统计覆盖面过窄。如工资收入，按现行统计规则私营企业员工、非全日制就业人员等约1亿劳动者被排除在外。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漏统计了近半数从业人员，恰恰这部分人员工资水平又普遍低于体制内人员，工资实际是被增长”。一方面是房价涨幅“被减少”，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被增长”，无怪我国房价收入比成为无法计算的无头公案。

（二）楼市调控收效甚微

房价是否高，楼市泡沫是否大？国际通用的方法是计算房价收入比：3≤λ≤6被视为正常范围。鉴于我国独生子女多和民居风情等，我国经济学者多认定6≤λ≤8较适于国情。问题是我们不能由缺失不全而又失真的数据推算出真实的房价收入比。更何况在近两年的统计公报里，关于房价所能找到的仅为70城市中涨跌城市的个数。

1、调准视角。伴随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步伐，我国城镇化率2012年已达到52.57%，且连续以1%以上的速率迈向城镇化的终极目标80%以上。在这样的趋势下，用全国居民户平住房拥有率1.02%或用农村与边远城镇房价如何低廉说事都是徒劳的，那里的居民大多要进城了，其住房将多遭空置甚至遗弃。我们无需计算那里的房价收入比。由此可知，全国住房平均价也将越来越缺乏代表性。我们统计的视角应远眺未来，瞄准城市和部分潜力镇。

2、看点在城市。2012年3月人民日报：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达15倍，民众难于承受，如果算上贷款利息，房价收入比就达到22-23。2012年9月“十”专题首页《十年・跨越：调控房价》称：2003年北京朝阳区珠江罗马嘉园开盘均价约5000元/平方米，今天，二手房价已涨到30000元/平方米左右，9年6倍的房价变化。2013年3月两会新华视点报到2005――2008年上半年，北京新建住房均价从约5000元/平方米飚升至15000元/平方米，2年半3倍的房价变化。2013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2001年一手楼均价约3500元/平方米，2010年约为21000元/平方米，9年6倍房价变化。2012年11月长江日报：《武汉首批房奴“解套”房产增值10倍》。综上所述，楼市调控屡调屡高，调控收效甚微的结论不虚。

二、楼市调控常态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对于房价调控，有业内人士持不同见解，认为调控效果微弱且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住房能卖得出去就是合理房价，主张价格由市场决定。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

（一）不调控房价会更高。清华大学房地产市场研究所近几年对全国40城市房价的显示，2008年政府执行鼓励购房的政策之后，40城市房价连续两年均以27%以上的涨幅飚升，之后两年加强调控，涨幅明显缩小：2011年为3.6%，2012年为5.97%。统计数据表明：房价屡调屡高，不调控房价会更高。

（二）高房价是一剂毒药。高房价危害大，危害民众工作生活，危害社会公平稳定，危害经济持续发展。高价房还会带来经济泡沫。去年3月IMF副总裁朱民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中国住房价格跟人民所得相比还是太高太高”，“中国房市面临泡沫化风险”。1997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开始的历经20年的日本经济大萧条，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一不为房地产泡沫化所引暴。我国应以此为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指出：“福布斯列举的2010年金融风险中，中国房地产被排在了第二位。一旦我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难以估量”。

（三）宏观调控常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决定的。我国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无论其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固有货币信用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由于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使矛盾更加激化，经济危机更难于避免。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强力高效的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把准经济脉搏，切实搞好经济调控，就可增强对内生或外生经济危机的防范能力。由此可见，（楼市）宏观调控常态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调控

中国楼市之前何以步入越调越高的怪圈？原因诸多，如弃疏导，单堵截；调控手段单一，经济手段限购，施堵于中低收入自住房需求者；行政手段限购错过良机，未堵住投资性需求购房潮；买也堵，卖也堵，房价越堵越高。限于篇幅不于赘述。中国楼市究竟需要怎样的调控？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提出诸对策如下。

（一）调控要坚持以人为本。《中国房地产金融安全评估报告》（北师大，2012.12）称，“中国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口具备购房能力”。据统计2012年进城农民工约有16372万（另有家属约2300万），但在城中购房者不足1%。“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离开了人我们还要什么高楼林立。今年5月以来房价虽开始稳中微降，但还是太高太高，与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不相匹配。要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加大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租房的供给。

（二）调控要标本兼治。楼市调控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例如：

住房价格=成本+利润=（土地金+税费+建安费）+利润

在成本中建安费这一块压缩空间甚微。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和著名开发商任志强分别计算，土地金和税费占房价70%。可见调控房价，控制成本，这70%才是重头戏。

（三）调控要把准经济脉博。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十分重要，它是中央政府把脉经济及时调控的主要依据。我们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统计工作。时而不作为，时而乱作为。例如全国70城近十年住房均价、房价收入比、全国空置房数量等，均未能在历年国民经济统计报告中体现。而对房价上涨达24%的2009年，其统计结果竟为1.5%，这是一个完全失真的数据。面对一堆缺失不全而又失真的数据，中央政府又如何能把准经济脉博做到有效调控呢！

（四）调控要精细化差别化要择机出牌。（1）关于精细化。下文从实例入手于以论述。大家知道，2003――2007年是投资性需求为主力推高房价，2009――2014年4月是自住性需求为主力推高房价。应对高涨的自住性需求，应加大住房供给，调整供房结购，使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应对过热的投资性需求，可适时管控或限购。这是常识范围内的认知。然而之前政府出台的政策或手段与实情恰好相反。在投资需求高长时期，初始鼓励高收入者：购房入户，购房送车，送装修，送家电；中后阶段则提高房贷首付和利率，这阻挡不住富有者投资性需求购房潮，相反却限制了低收入者的自住性需求。而在自住性需求高涨时期，调控政策却再三提高房贷首付和利率，增加交易税费，进而限贷，并于2011年初首次出台了严励的行政限购，连续数年调控政策竞一直瞄准着低收入自住性需求购房人群。――调控要精细化，要择机出牌。切勿狂轰乱炸，误伤好人。（2）关于差别化。中国幅原辽扩，各城市情况千差万别，调控手段应差别化。今年5至9月全国70城中，房价开始稳中微降的城市逐渐增多；这固然可喜，但其中潜伏的隐患却不容小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手救市，一些开发商死扣房价，炒家则心存幻想，银行也耐不住寂寞。中央政府应全力应对，分类指导，警惕死灰复燃，要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五）调控要顾全大局。调控要防止两个极端，要顾全国家宏观经济全局。政策过猛捅破泡沫，易引曝全局性经济危机，政策不力则调控低效，亦不可取。调控可视之为一种艺术。若能在近七八年内稳住房价（允许小幅波动），则伴随居民收入的逐年提高，房价收入比将渐趋合理。房地产泡沫将渐被被挤出，中国经济便可实现软着陆。（作者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公报[Z].1998至2014年

[2] 国务院.国发房地产市场调控系列文件[Z].2003至2013年

[3] 万礼锋，尹贻林.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成因及其治理对策[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3

楼市调控范文第9篇

地价大幅上涨，会不会直截了当地反映到房价上涨呢?地价作为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涨房价肯定跟着涨。进入11月下旬，部分地区仍处于涨价涨量的双升情况。其小，深圳的上周环比涨幅竞高达40.61％。根据21世纪不动产数据：上海楼市调控细则颁布后，11月1日至17日期间，均价在5万元／平方米以上的19个新楼盘之中，多达八成的项目成交均价出现上扬，环比涨幅在7％至12％不等。楼市调控的预期正在被稳步上升的房价所抵消，有关部门总喜欢说的“楼市调控已取得初步成果”的说词更像一句随兴而发，恐怕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说服力。

从整体来看，应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步入真正的调整期，因为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依然充足，房地产企业依然可以依赖于前期获得的资金储备拒绝进行降价销售。今年1至10月，行业资金来源增速达到32％，处于历史高位，而应付款累计增速仅为26.9％，还低于2006至2008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从企业流动性来看，目前资金流动性指标――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年内到期非流动性负债)为1.4左右，虽然较2009年有所恶化，但依然远远高于2008年房地产降价销售时的0.8。“不差钱”仍旧是开发商敢于与连续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对赌的根本动力所在。

卖地收入破千亿，地方政府在这场涉及渚方利益的博弈之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楼市调控之下地价大幅上涨，会激发地方政府把更多的土地资源投入到土地市场，尽可能地多拿出土地资源换取短期巨大收益。此举是否会挤占保障性住房供地需求和指标呢?据统计，截至9月初，北京仅完成全年2500公顷供地计划的26％，上海完成全年计划的74％，广州和深圳分别完成全年计划的18％和33％、这说明什么：一方面是地价上涨了不少；另一方而地方政府的目的在于卖地收钱，而不是加大供地以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反映到保障性住房建设上来，必然会导致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欠账与减少，无形之中减少了住房的供应量而造成房价的进一步被推高。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节节攀升，说到底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土地价格会随之大幅上涨。地方政府将利用于中掌握的大量土地资源来获取更多资金，既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有哄抬地价之嫌，也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落实宏观政策不积极甚至持抵制态度。更说明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增无减有地方政府支撑房价，房价岂能不涨?而国家多轮重大楼市宏观调控中，土地财政始终没有进行针对性调控，说明地方政府在面对自己切实的利益时，无论如何也不肯抽身的态度和立场，致使某些地方政府多年陷入土地财政泥潭之中难以自拔，也造成国家楼市调控一次又一次的无功而返。

楼市调控范文第10篇

在今年的两会上，64岁的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甚至还有女记者为了采访姜部长而一路小跑跟着部长进了男厕所！毕竟记者最关心的话题也是民众最盼望解答的问题。对于有记者提出的新“国五条”可能会加大购房成本，伤及部分刚需购房者的问题，姜部长回答说：“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出，都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能每一个政策出台让所有人都满意、受益，这不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措施，只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长远利益……我头发都白了，一半为了房价，一半为了你们（记者）。”姜部长的话说得句句在理，可是因房价上涨而愁白了头的又何止姜部长一人？千千万万买不起房的百姓，对着越来越高的房价，谁不是愁眉苦脸，辗转反侧呢？

对于百姓的呼声和盼望，中央并非无所作为，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费尽心血。尽管有舆论认为楼市十年九调，越调越涨，还不如不调，然而如果真的没有限购、限贷等政策，恐怕今天房价还会更高。但楼市调控到了今天，继续通过限购、限贷、提高税费成本等“传统”手段抑制需求只能把房价上涨的时间向后推移，却无法真正扑灭房价上涨的虚火。被巨石强行压住的火山迟早要喷发，而且需求被压抑的时间越久，将来反弹的高度也越可怕。在楼市限购已历时25个月，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已基本被逼清的今天，房价依然潜伏着随时可能涌出的上涨动力，说明目前可售的存量和增量住房已无法满足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更愿意将这次新“国五条”看成是中央应对年初楼市快速回暖的应急之策，并通过这一严厉的税收政策来彰显中央对楼市调控毫不动摇的决心，更是为今后房产税的全面推行和“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建设的陆续完工争取宝贵的战略时间。

毕竟，温总理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今后将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抓紧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系，健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安居乐业都是民生之本，无居可安，何以乐业？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在新“国五条”暂时抑制楼市上涨虚火后，政策重点可以进一步落在存量房上，威力更大、更能治本的房产税能够尽快全面推行，让房价真正能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