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会发言稿范文

酒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喜迎新年的美好日子里与各位嘉宾在高雅的相聚。首先，我代表银行支行的全体员工对您们——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您们多年来的大力支持和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

回首过去一年，我欣悦无比！2014年，我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攻坚力度，各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全年共实现经营利润万元，人民币各项存款比年初新增万元，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下降万元，新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有较大的发展，新增不良贷款率为。

我们推进了个金战略转型，制定了《个金工作战略转型工作指导意见》，初步形成了全行“大个金”服务格局，成立了个人理财中心，并将原有个人信贷中心与其进行功能整合，理顺了个人金融业务对外服务的关系，逐步加强。

我们加强了组织和推动个金业务营销活动，先后开展了个人金融旺季劳动竞赛活动和个人金融产品集中整合营销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我们强化全员营销意识，发动全员争存揽储，有效地对机关及二线人员进行揽存考核，年末吸储金额达元。

我们的对公存款发展迅速。我们加强市场调研，确定以机构客户、三资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的目标客户，找准定位，进行有质量有效益的营销，全年共实现新开户户，新增存款万元。

饮水思源。我们深深知道，支行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功，都离不开您们的关注、信任、支持和参与。一路走来，您们见证着支行的成长与进步、崛起与辉煌。您们的理解和信任是我们进步的强大动力，您们的关心和支持是我们成长的不竭源泉。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您的信任和参与对于我们来说无比珍贵！是您们，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们，促使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地发展；是您们，鼓励着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您们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来回报广大客户的厚爱。我相信经过我们相互支持、友好合作，我们一定能实现双赢的目标，让我们携手奔向美好的明天！

最后，我谨代表支行的全体员工再次感谢您的莅临，并祝福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好运常在！

酒会发言稿范文第2篇

记得08年年会的时候我曾许下几个小愿望：第一个愿望，希望自己长高点，结果人没长高，长胖了；第二个愿望，希望以后出门不再带任blackberry，结果我现在带两个blackberry在身上;第三个愿望，希望员工涨工资的愿望能实现，这点我可以骄傲的说，14年公司员工的收入比08年多了。第四个愿望，希望公司业绩更上一层楼，数字是最好的答案：14年面料销售额为1.39亿美元，服装销售额为5600万美元，总的销售额达到了1.95亿美元。四个愿望实现了两个，最希望实现的两个。成绩源于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与工作奉献以及各位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在此，向全体员工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尊敬的伙伴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及最崇高的敬意。

14年初，为了强化管理，我们首先进行了精兵简政的大力改革，公司人员由180人降到了90人，鉴于08年美国市场销售已为2300万美元，为了力保美国主战场不失控。我们优先放弃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市场，集中力量保证美国市场业绩不要下滑。同时我们对客户进行了在筛选，对于风险客户严格把关，做到只对优质客户服务。

14年的业务环境对于我们来说等于回到了石器时代，没有银行的支持，保*公司没有额度，完全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更让人心寒的事，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在市场散播谣言，他们说伽瑞公司不行了，一半的员工都不干了，投资又亏了几千万人民币，资金已经周转不动了，和他们合作要小心。。。。。。等等。对此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辟谣。因为我坚信我们有实例，事实会证明一切，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对那些谣言最好的回应。14年1.95亿美元的销售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让我们伽瑞人骄傲的是：14年在我们没有一分银行贷款，没有超过95人的情况下，我们伽瑞没有和一个供货商产生法律纠纷，也没有应收款坏账，年底的预付款也全部按期或提前付出，最重要的我们伽瑞员工的收入也增加了。这些员工是我们伽瑞最宝贵的财富，亏了我自己也不能亏了员工，面对困难他们无私奉献与公司一起拼搏奋斗，不离不弃让我很感动。在这里我也希望公司里的年起人，有识之士要珍惜自己的工作，把它当作你的事业。伽瑞有很多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你努力，努力，再努力，你的付出公司不会忘记，今天你收入是十万，很快就会变成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接下来我还要澄清三件事。第一，我们伽瑞不差钱。曾经有几位绍兴的大老板托人找到我，给我承诺：我帮你垫资，多下单，60天付款没问题，我们合作比别人便宜，有问题我们赔钱就是了!”我笑着回答：“非常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伽瑞资金充足，不差钱。60天付款是市场的规则，我们也不要搞特殊。而且我们伽瑞付款准时，且不随意扣款，一直以友好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解决扣款问题。对那些出了问题，又不愿我们扣款的供应商，伽瑞的原则只有一个：终止合同（客户您好，这里不知用终止还是中止，请您斟酌）。各位应该感同身受，我们要材料比要定单难多了。第二，我们伽瑞不需要你们赔钱。我们不希望有问题产生更不希望浪费时间解决问题。宁愿认认真真做好接单和服务，让客人放心，我们安心，尽量不出问题或者少出问题才是我们的目的。第三，价格便宜是做美国市场的通行证。不能改变市场，就得适应市场。我们迫于市场压力寻找更加便宜的价格是生存所需。当我们伽瑞付出的价格都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谁也离不开谁，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就抛弃自己的伙伴，那样是不理智的。《左传》中有一名篇叫做《烛之武退秦师》，其中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翻译成今人的话就是说“如不是它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依靠过别人的力量而去损害别人，是不仁；失去同盟，是不智；用冲突来代替联合，是不利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的追求。其次，我们伽瑞接单只有一个原则：要么不做，既然接了就要好好做。加强业务管理是伽瑞常做的一件事，不能和客人吵架，更不能对工厂发脾气。吵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使问题恶化。伽瑞的业务员很多地方还得改进提高，也请各位合作伙伴监督。

展望2015，伽瑞更是信心百倍。度过了困难的2014，我们站住了脚跟，打好了基础，相信伽瑞的业务会继续稳步的发展。我们具体计划如下：

一，14我们防守反击，稳扎稳打，01年我们要主动出击，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改革付款方式。利用伽瑞资金优势把我们从同行业的行列中区分出来。让我们更加突出。逐步把过去的付款方式改为信用证付款。我们准备从服装单和少量面料丹开始推行。改善合作伙伴的现金流。

三，伽瑞将进行重大战略调整，预计在2011年开始能给在座各位带来1-2个亿美元的新业务。

四，公司将送管理人员就读EMBA，提高公司团体素质。立足长远发展。

所有的计划离不开我们伽瑞员工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各位伙伴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我们伽瑞是鱼，你们就是水，不管我们游得多好，总要在水里游。

酒会发言稿范文第3篇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大使爱迟到，设立“李氏铃”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

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

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

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1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做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1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1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会议太枯燥，日本大使睡着了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风光一两次。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大家又都笑了。

五常大使们都闲聊些什么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的作用极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外广大国家心目中却恰恰暴露出国际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会，也不太把这当回事。会外国家却很羡慕，个别国家甚至忌妒。

据说中东某国等了几十年才头一次被选进安理会，便百里挑一，找了位正部级官员去当两年大使，并通过广播向全国介绍这位大使的履历，说他是位优秀公民、杰出公务员，曾任镇长、市长、省长、议员等等。一般只有名人谢世才如此介绍，他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从头听，越听越害怕，以为出意外事故了，赶快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是重大喜事！

还有一个大洋洲国家，争了若干年才当了两年非常任理事国。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离任时告诉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幸福，走的时候发现，国际秩序不合理，安理会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级大国太厉害。我是陪五常来休闲了两年啊。

酒会发言稿范文第4篇

第一份外交文件及第一批大使

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件是送交各国政府的主席公告的函件。它被连夜送达各国政府驻北京和南京的前外交人员手中。第一处部址选在北京的外交部街33号。第一份国书是王稼祥出使苏联时递交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

1947年初，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机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陆续返回延安。一回到延安就召集曾在中共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处工作过的同志们一起见了面。他除了向大家介绍当前的形势外还特别强调，搞过涉外工作的这些同志不要走散了，不定什么时候还需要。

不久，军队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各机关准备撤离，这些做过涉外工作的同志被集中编在一队，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支部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是这支队伍的成员。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即将来临的时刻，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的三交镇成立。外事组20多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重庆、延安、南京等地的党的外事机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干部。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兼任外事组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外事组设研究、编译、新闻三个处，柯柏年、徐大年、董越千分别担任处长。随转战陕北的一直关心着外事组，他几次来信具体指导工作，提出外事组目前的任务主要是翻译的重要著作，编译关于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和关于美国的工具书。还要求外事组整理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并指出：“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1948年初，外事组随中央转移到河北平山县的陈家峪，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远。随着华北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外事组在石家庄分两路，一路由王炳南带领北上到北平，驻扎在郊外的香山附近。另一路则穿越冀中平原抵达天津，其中，黄华、章文晋等留在天津组建天津外事处，其他成员进入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到北平后，外事组的同志分散在御河桥、松树胡同两处办公。

第一份外交文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遂将的公告具函送达世界各国政府。函中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当晚，在的布置和王炳南的组织下，还沉浸在共和国成立的喜庆气氛中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将公告连同函件送交各国政府在北京的前外交人员，有的则连夜南下，将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送达仍留在南京等地的前外国使领馆人员。新中国的外交部就这样高效有序地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与此同时，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除原中央外事组的同志外，还从中央其他单位和全国各地调来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一批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也加入到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中来。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除同时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外，还有李克农和章汉夫。

第一个部址

外交部的部址选定在北京东城区的外交部街33号。这座建筑此前为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历史上曾是清王朝的国宾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临时大总统府和外交部等机构的所在地。它见证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这时，新中国外交部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从原来的临时办公地点陆续迁入。据当年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回忆，部领导和办公厅及其所属部门在院内的东楼办公，各地区司、委员会在西楼办公，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住在院内。后来，这里一度成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社址。

1949年11月3日下午，来到东楼楼上的部联合办公室，和李克农副部长一起会见了处级以上干部，并确定了部联合办公制度、人员配备、部内各机构排列次序等具体问题。11月8日晚，在东楼礼堂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王炳南主持大会并简要地回顾了自10月1日外交部边组建边开展外交工作的情况，并宣布已基本完成组建任务。和李克农在会上分别讲了话，系统论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政策、策略和任务，对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方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号召大家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在新的外交机构中建立新的学习制度。

第一批司级领导

同年底，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外交部司一级领导名单，他们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欧司司长；亚洲司司长沈端先?穴夏衍?雪；欧非司司长宦乡，副司长温朋久；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司长龚澎；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乔冠华，秘书主任杨刚。

当时，只设有这九个司级单位。55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外交部的司级机构已经达到20多个。

第一批驻外使节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方面即来电表示愿同中国建交。两国建交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4日即从莫斯科启程，在当时交通条件还不方便的情况下，他飞机换火车，火车倒汽车，到中国境内再换乘火车，日夜兼程于六天后到达北京。10月16日，罗申大使向主席递交了国书。

与此同时，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10月下旬离开北京。由于行期紧迫，王大使一行来不及办护照，只带了证明书前往。外交部办公厅专门就此事照会苏联驻华使馆，并请苏方在沿途海关给予他们与持外交护照者所享受的同等待遇。王稼祥大使10月底到达莫斯科，11月3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多月，就同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外建立使馆，派驻外交使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从各野战军兵团级将领和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一批人选调入外交部，准备在新中国的驻外机构中担任大使等重要职务。吉雅泰的介绍信是乌兰夫亲自写给李克农副部长的，其他一些同志如耿飚、黄镇、柴军武等人的介绍信也都是以其主管首长邓小平、、杨得志等人的名义开据并加盖名章。可见各方面领导都对这件事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同志很快就带着原单位领导开据的介绍信赶到外交部报到。

为尽快使大家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前来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等等。为使将要出使的那些同志了解呈递国书的礼仪，还专门组织他们在屏风后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

1950年6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穴巴人?雪、黄镇分别担任中国驻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等国大使，耿飚兼任驻丹麦公使。7月中旬，在这批使节即将赴任之际，和外交部的有关司局领导在外交部的礼堂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认真地了解他们赴任前的准备情况，耐心地解答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从使馆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方法乃至着装等方面做了具体的指示。

同年七八月间，新中国的首批大使陆续抵达驻在国，并于递交国书后开始履行使命。到1951年9月我国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到任，新中国共派出了15位驻外使节，他们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中国首批大使。

一小时拟就的发言稿

1955年4月17日，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秀丽城市―――万隆，出席有史以来首次由亚非独立国家自己举办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

发言时，会场的安静程度达到“如果掉一根针在地下都能听见”

4月18日上午，代表着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29个国家的340多名与会者陆续进入设在万隆独立宫的亚非会议会场。身着浅色中山装的神采奕奕地同、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场。在同邻座的埃及总理纳赛尔等相互致意后，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座，等候大会的开幕。

9时30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宣布亚非会议开幕，并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主席，随即各国代表开始进行一般性发言。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18日和19日的会议上发言，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表达对殖民主义者的不满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有些代表在发言中还对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赞许。但是，会场中的不和谐因素也在酝酿，一些代表先是发表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而后又出现了指责中国“威胁”、“渗透”邻国的论调。这种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毫不客气的“坦率”顿使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尚未上台“亮相”的中国代表团，特别是的身上。

面对这个局面，也陷入沉思之中。他认为，如果宣读早已准备好的那篇稿子，显然会缺乏针对性。于是，他决定将那篇讲话稿作为书面发言向大会散发，同时根据当时面临的新情况，针对几位发言者提出的问题，重新构思了一篇发言，通过事实真相来反驳对中国的攻击，同时避免会议走题。

中国代表团发言的时间是4月19日。当天上午，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发现在自己的座位上边听会，边用铅笔在几张便笺纸上匆匆写着。据他的英文翻译浦寿昌介绍，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起草了一个新的发言稿。中午休会时，他一面吃饭一面继续整理那份发言稿，并请工作人员一一记下，译成英文，这一切也仅仅只用了一个来小时，而这中间他还去拜会了前来与会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

19日下午三时，中国代表在亚非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的时刻到了。和翻译浦寿昌一起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在麦克风前站定，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开始了他的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这几句话刚说完，会议刚开始时的那种沉重气氛顿时被化解了，与会者专注地倾听着这位出语不凡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发表的出乎不少人意料的精彩演说。据在场的记者描述，当时会场的安静程度是“如果掉一根针在地下都能听见”。

接着，用说理的方式一一驳斥了对中国的攻击，通过事实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睦邻方针。他指出，虽然与会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应多从自身的共同点出发考虑问题，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本着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旨把会议开好，而不要陷入不利于达成协议的争论；会议应把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发言的最后，他铿锵有力地讲道：

“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会场就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似乎陷入了对讲话的深深回味之中，久久不愿停下来。还是职业头脑灵敏的记者们最先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纷纷夺门而出，争先恐后地将这条消息发往全世界。从此，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和其倡导者的名字就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亲笔起草的那份补充发言稿作为新中国外交史的珍贵文献，在许多重大纪念活动中向世人展出，人们不仅可从中领略一代外交大师的博襟和非凡气魄，还会深刻体会到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开拓者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无比艰辛。

会外，抓住一切机会交朋友、做工作

的这个发言，为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与会国最终达成协议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除了出席政治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外，他还充分利用休会的间歇同各代表团广泛接触，介绍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他不断结交新朋友，努力为新中国的外交拓展更多的活动空间。

如同在会上的讲话一样，这期间的会外活动也在中国外交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是通过同的接触真正认识了新中国，并坚定了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决心，有的还由此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代表泰国与会的那拉底亲王在十多年后还托人转达对的问候。而对这位老熟人也很惦念，就在1975年他重病期间还颤抖着手给那拉底亲王写了一段话：“现我两国，业已建交，双方同庆。相别20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这是最后一次致书外国人士。

至于他和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和交往则更令这位当时才33岁的青年王子永远难以忘怀。

4月20日，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宋双等应邀来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一座属于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别墅。在那里设了一桌丰盛的午宴来款待他们，从此开始了与西哈努克亲王延续了20多年的友谊。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元首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朋友：像这样充满仁慈之心的伟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罕见的。

会议期间，另一个被称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的行动是他关于中国政府愿同美国谈判的声明的发表。

当时，中美关系由于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而处于尖锐对立，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受到广泛关注。4月23日下午，出席了有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会议。在会上，他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69字声明的发表，被记者们称为“万隆会议期间最轰动的新闻”。与会的许多代表都认为这是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和平行动，纷纷予以高度评价。

25日，他又在同美国《民族》周刊记者交谈时重申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干涉造成的。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美方也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三个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而这个声明的发表，可以说是这个重要外交行动的“先声”。

会后，一位资深外交官对说“你赢得了每场战斗”

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再次举行全体大会。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发展和引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晚上，亚非会议闭幕，在闭幕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为了庆贺会议的成功，与会各国代表团纷纷举行庆祝酒会，和中国代表团成了他们争相邀请的对象。当晚，在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出席了好几个代表团的酒会，当人们为他在活动中的外交风采所倾倒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已经长时间没有休息了。

的睿智机敏和辛勤努力，使他成为在出席会议的各国政要中最受瞩目的一位，与会的各界人士和各国传媒，所持政治观点虽大不相同，却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功。在大量的评论当中，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那是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马立克来到万隆塔曼沙里街十号拜会。他对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取得了成功，是比别人都大的成功，你用你那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

八年后才公开的照片

中国与朝鲜领导人的互访可谓非常频繁。但1991年10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会晤却有些非同寻常，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发消息、不拍照片、不拍电影。当时的一张照片在八年之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1年10月5日，已经退休一年有余的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来华访问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

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已经有一年没有会见外宾了，外交部在最初拟定金日成的访华日程时并未安排此次会见，由于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外交部特别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金日成是老朋友了，可以见一下，但提出只做一刻钟的礼节性会见，不发消息、不拍照片、不拍电影。

会见的那天，金日成在钓鱼台18号楼迎候邓小平。两人见面后热烈拥抱，异常兴奋和激动。双方官员都没有参加这次会晤，陪同进入会见厅的只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中方译员李滨和朝方译员金成南。双方其他官员都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中朝各五名摄影师和录像记者被允许留在现场拍摄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几分钟后他们也离开了会见厅。这次会见当时没有对外发消息。记者所拍摄下的历史性镜头在八年之后，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首次与公众见面，并作为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中方特为金日成准备了转椅式沙发

会见厅是经过中方精心布置的，两人所坐的转椅式沙发也很特别，在其他会见外宾的场合从未见到过。原来这是中方特别为金日成准备的。

两位老朋友见面，显然要说的话很多，原定一刻钟的会见不知不觉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两人的话题很广，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朝关系的发展前景到各自国内的情况。邓小平就中国正在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说，我们要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邓小平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讲道，现在整个世界格局还没有定，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邓小平还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说，今年中国遇到很大的水灾，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

邓小平认真听取了金日成的谈话，听不清楚的地方，则由邓榕转述。当时，李滨负责记录金日成的谈话，邓榕负责记录邓小平的谈话。后来邓榕将父亲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交给了外交部。

会见结束后，金日成一直把邓小平送到18号楼门前，两人再次握手拥抱。金日成一直目送邓小平上车离去，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也许，两位老朋友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金日成在朝鲜建国后先后共访华41次。邓小平与金日成的初次会晤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的1953年。这一年的冬天，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邓小平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参加了中朝双方的谈判、两国经济和文化协定的签字仪式、北京火车站举行的迎送仪式、举行的欢迎宴会、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等一系列重要活动。

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往访朝鲜不下五次，是仅次于苏联的往访次数最多的国家。他第一次访问朝鲜是在1961年9月。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致贺词。

此外，邓小平还于1963年5月和1965年3月对朝鲜进行了访问。结束后的1978年9月，复出仅一年多的邓小平应邀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在平壤，他受到金日成的热烈欢迎。在安排访问日程时，为了能在庆祝活动开始前安排双方的会见，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邓小平一行能早一些抵达平壤。8日上午，金日成在锦绣山议事堂会见并宴请了从机场直接赶来的邓小平一行，席间气氛热烈而友好，宛如朋友相聚。邓小平还向金日成赠送了中国工艺品陶瓷三层大型通花瓶，金日成饶有兴致地观赏了这件后来被陈列在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的精美工艺品。在离开平壤之前金日成和邓小平举行了会谈，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还谈到正在北京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的有关情况。

1982年4月，7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访问了朝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互相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以及对国际问题的看法。金日成还陪同他观看了具有朝鲜特色的大型团体操表演。

同年9月，金日成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亲自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并在金日成结束在京访问日程后，陪同他乘专列前往自己的故乡――四川参观访问。在专列上，他们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邓小平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苏关系。在陪同金日成参观了一些地方之后，邓小平赶回北京。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会见了来华访问的金日成。1990年初秋，86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还专程前往沈阳会见了他。两人就当时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深入交换了看法。正是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答应金日成，只要身体状况还能和现在一样，等他下次访华时，可以再见面。第二年，邓小平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在北京再次会见了金日成，也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1994年7月，金日成逝世，邓小平特别致唁电，表示了哀悼之情。他在唁电中说：“金日成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看场京剧也保密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定下了不许与中国代表握手的“纪律”。史密斯为了避免与中国代表相见时的尴尬，一手拿咖啡杯，一手拿烟。尽管如此，在一年后的1955年，中美之间不仅握了手，而且还开始举行了大使级会谈。

1949年8月2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已不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登上专程前来迎接他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离开了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美国扶蒋对华政策的失败。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

杜勒斯的规定

1954年4月，旨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据说，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曾给美国代表团规定了不能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握手的“纪律”。但实际上，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间不仅握了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接触，而且还就双方关心的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杜勒斯回国后，团长职务的史密斯就曾在会间休息时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和交谈。为了不违反杜勒斯的“纪律”，他也想了不少办法，如一手端咖啡杯一手持烟，这样既同进行了交谈，又避免了握手。在会议结束那天，他还主动迎上去和交谈，称赞中国在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伸出右手抓住周的胳膊用力摇了摇。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则先后两次在国联大厦的休息室里主动与王炳南握手并攀谈。罗伯逊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在同王炳南的交谈中，他一再提到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将军，回忆当年为他设宴饯行的情景，并请王炳南代为转达他的问候。

美国代表曾主动与中方人员握手

中美关于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举行的会谈，是由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驻华代办杜维廉从中介绍的。6月5日上午，他告诉中方，美方愿与中方就侨民问题举行会谈，并表示，他原准备此前一天回伦敦，为安排中美双方的会谈，特意推迟了行期，准备当日下午就赶回去。

当天上午十点，中美双方进行了15分钟的简短接触。中方代表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出席会谈的还有当时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和欧非司司长宦乡。杜维廉为双方作介绍后，美国代表约翰逊主动上前与中方人员握手，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丁作为约翰逊的助手参加了此次晤面。双方商定会谈于6月10日正式开始。

在会谈中，中方阐述了对在华美侨回国问题的政策和立场，同时提出中国在美国的5000多名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要求回国，却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遭到阻挠，这是毫无道理的。为合理解决这一问题，中方先是提出由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政府尊重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返回本国的权利和随时回国的自由；后又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两国政府分别委托与两国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外交使团照顾住在对方的本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权益。美方拒绝了中国的合理建议，但表示将建议美国政府对阻止离美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进行复查。在最后一次接触中，双方还互相通知了获准离境的对方侨民的人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双方根据商定的结果，在日内瓦继续就此问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但没有取得进展。

的三句话声明

1955年4月，总理兼外长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会议期间，在一次工作午餐会上发表了如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背景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三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英国、印尼、印度等国还为中美之间的会谈进行斡旋。7月，中美两国经英国外交途径联络，同意过去一年来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以解决平民遣返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

没有外交关系时的大使级会谈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始举行。已改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再次成为谈判对手。

没有外交关系的两个大国之间互派大使进行会谈，这本身在外交史上就是具有独创性的，加之在当时中美两国严重对立的时代背景下，更是受到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各国记者云集日内瓦，争相报道。经过一个多月的会谈，双方于9月份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由于协议的达成，在此后的十年间，包括钱学森、赵忠尧在内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有130多人，他们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后，双方开始了第二个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包括和举行外长级会谈问题。虽然中方为推进会谈作出了努力，但却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王炳南请谈判对手看京剧

1958年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易地华沙继续举行，此后双方的代表一直由各自驻波兰大使担任。王炳南大使在驻波兰大使任上一直工作了九年，直到1964年由王国权大使接任。美方的代表几易其人，据说美方后来在考虑驻波兰大使人选时，更侧重于其对中国事务是否熟悉。双方在会场内外的斗争十分尖锐，但会谈表面上的气氛是和缓的。

双方代表在会场外也有一些接触。王炳南大使就曾利用我国内京剧院团到日内瓦演出的机会，邀请约翰逊大使一起观赏。约翰逊非常高兴，但一再叮嘱注意保密，不要让记者们知道。两个谈判对手还经常在往返日内瓦途中相遇，同乘一架班机，有时在转机时还会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通过互相宴请缓和气氛、交换看法也是中美双方代表有时会采取的方式，美方谈判代表卡伯特大使还曾应邀到王炳南大使在华沙的官邸品茶聊天。

到197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会议。第二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即，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商定，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再恢复。虽然在长达15年的会谈中，双方只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惟一的一项协议，但即使如此，在中美两国互不承认和严重对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大使级会谈使双方都可以藉此表明观点，互相了解对方的看法，从而成为保持两国间接触、进行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

在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20世纪50年代，尽管最初美国不愿同中方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但双方仍是难以避免地打了不少交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当时执行敌视、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是非常不现实的。

没料到邓小平来拥抱

照片上的景象是中日两国人民努力的结果。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978年10月22日～29日，邓小平副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也是中日官方高层互访的正式开始。

首相官邸庆新约

邓小平访日的第一场活动，是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互换仪式。

仪式于10月23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上午10时30分，中国外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签字并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顿时，现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声，大家共同举杯庆祝。邓小平走向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同他拥抱庆祝。福田始料未及，不免显得有些慌乱。随后邓小平又拥抱了旁边的园田直。福田这才反应过来，马上同旁边的黄华热烈拥抱。

政要把手谈要政

邓小平同福田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却已经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数轮谈判中打过交道，因此，两人一见面便彼此称对方是老朋友。这次访问中，邓小平与福田共举行了两次会谈，对国际局势、中日关系、等充分交换了看法。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坦率和务实给这位日本的政治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兵，习惯用兵的语言，直来直去。中日是近邻，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两国关系都要搞好，两国的政治家对此要有长远的眼光。在介绍中国对的立场时，他说，“两个中国不行，一个半中国也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个中国也不行，归根到底这个民族要统一”，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福田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访问使两国政府间的往来走上了轨道，让两国的关系由“吊桥变为铁桥”。

“饮水不忘掘井人”

邓小平一向珍惜日本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对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友好团体，他常常拨冗相见。这次到日本访问，他仍然不忘去看看这些老朋友。

到日本不久，邓小平就去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对邓小平的拜会，田中十分感激，对中国政府不忘老朋友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激动地把邓小平拉到院子里，看他为庆祝中日建交种的两棵雪椿树。临别他又拉着邓小平同田中派议员合影留念。

邓小平此行还特意安排会见了一些老朋友，以感谢他们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会见时，邓小平深情地说，“饮水不忘掘井人”，老朋友们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开路架桥，不遗余力，是“掘井人”，现在虽然有些老朋友已经故去了，但他们所留下的中日友好会世代相传。

会见田中和老朋友时，邓小平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总理，他们满怀敬意地回忆起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大家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那是1972年，日本正在改造天皇的离宫，要将其修成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正在访华的田中邀请做国宾馆修好后的第一位客人，当即表示，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他就访问日本。这次访问邓小平正是下榻国宾馆，宾馆路边飘扬的中国国旗分外鲜艳，仿佛在庆祝的遗愿得以实现。

日本刮起“邓旋风”

邓小平的这次访问，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媒体称日本刮起了“邓旋风”。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待以国宾之礼，外相亲自登机迎接，外相夫人在访问中全程陪同，天皇、首相和日本国会分别宴请，邓小平举行答谢宴会时日本内阁21名成员中出席者达到了14人。在保卫方面，日本周密部署，仅在东京一地就动用了七万多警力，还调用了直升飞机、海上快艇进行护卫。

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一周间，有关邓小平访日的消息几乎占尽了各大报的头版，许多报纸还为此出了特刊。

邓小平访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都给予了积极评价。邓小平还在日本期间，国内就已经传来消息，美国驻华办事处主任要求拜见邓小平。中美两国在这一年底达成了建交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