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务监管范文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边缘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企业

相对正规金融而言,那些自发于民众之间,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规边缘,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资金融通行为,称为边缘金融业务。

目前,边缘金融业务融资行为已经从当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给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决借款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演变成为以获利为目的的信用借款、担保及有价证券抵(质)押融资、动产或不动产抵押借款、企业集资、社会公众集资、高利贷等隐性借贷业务。可以肯定,边缘金融业务作为民间资金调剂的方式,对解决部分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急、频、短的特征,弥补了金融服务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但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必须加以规范管理。

一、边缘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边缘金融业务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和体制性原因。从个人投资角度看,金融市场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从而为边缘金融业务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此外,国家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特别是县域网点的收缩撤并也推动了边缘金融业务的较快发展。

(一)县域个体、民营等小企业发展迅速,融资缺口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县域和基层地区,小企业数量占全社会企业总数90%以上,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过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业贷款在全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占比不高,距离小企业贷款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虽说经过几年的发展,小企业已经摆脱了发展初期财务管理不正规、信息管理不透明状况,走上了规范化轨道,自我约束力不断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有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的印象,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大客户集中的取向,使银行越来越脱离了广大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私人银行,致使小企业融资缺口起来越大,给边缘金融业务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

(二)金融机构对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并不十分通畅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在逐步面向“重点客户、重点项目、重点地区、重点产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但大大上收了贷款权限,还在信贷管理上实行了严格准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倾向,这使得小企业、小客户贷款难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县域中小企业难以具备目前银行规定的贷款条件,很难提供银行贷款所需要的担保或抵质押,尽而很难得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银行利息从边缘金融业务进行融资。

(三)银行业信息收集过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视“软信息”在信贷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

边缘金融业务经营者非常重视借方“软信息”的收集,他们依靠人缘、地缘等关系获取相关信息,从而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些“软信息”较之标准的企业“硬信息”(财务报表、抵押担保及信用纪录等),对正确决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国银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业的财务报表、抵质押情况等“硬信息”,忽视对借款人的人品、还款意愿等“软信息”的考查,导致不少有还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门外。同时,正在发展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财产,且嫌办理有效抵押或担保的手续繁琐,收费偏高,贷款审批时间长、环节多,因而不得不考虑边缘金融业务融资。

(四)银行业激励与约束制度的执行标准过高、过严

近几年,各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限,实行严格的信贷审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业银行甚至不切实际地追求新增贷款“零风险”和“100%的收贷收息率”,片面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由于信贷权限上收,了解中小企业“软信息”的基层信贷员没有贷款权力,却要承担100%的收贷收息责任;而远离企业“软信息”的上级行凭企业“硬信息”决定是否贷款。其后果是信贷人员贷款越多,收回的风险就越大,导致基层银行机构慎贷、惜贷、惧贷,使得一些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银行贷款,不得不转向边缘金融业务市场融资。由于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贷款审批主体远离申请主体,从而加剧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延长了贷款审批时间。而县域中小企业贷款一般都具有时间急、频率高、数额小的特点,许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不求助边缘金融业务。

二、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边缘金融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容易诱发非法办理金融业务行为,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终岁尾,企业和个人用钱的地方增多,在企业贷款难、无恰当的筹资渠道,而银行等主要资金融部门贷款权收紧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就有了挣钱的对象和时机,一些部门或个人便私下抬钱或变相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虽然这种做法是被严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贷有当物作质押或抵押,当物的价值远高于贷款额,当不能按期收回贷款时,可以通过处理绝当物品而收回贷款,一般不会受到损失,从而使其业务违规难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发经济纠纷

边缘金融业务行为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当前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大多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而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出现纠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三)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不足,行业风险过高

大多数从事边缘金融业务的企业是以个人和中小企业为对象,主要经营房地产、黄金首饰、股票证券、古玩字画、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业务,发展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同时,由于大多数的业务经办人员没有金融工作经验,对金融业务知识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对金融业务及金融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业务违法,哪些业务不违法,从而造成行业经营风险增加。

(四)影响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加大借款人的经营成本

因违规办理融资业务,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不仅造成存款分流,影响银行信贷的扩张能力,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因利率过高,造成行业利润失衡,也加大了以经营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负担,增加了经营风险。

三、规范边缘金融业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不难发现,在目前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边缘金融业务负面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正确引导,以市场为导向,对边缘金融业务加以规范,对非法融资加以遏制和制止,我们便可以完全掌握边缘金融业务的相关情况,使其成为金融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会经济发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建立充分竞争的金融秩序为目标,促使正常边缘金融业务在合法化环境下得到充分发展

实践证明,边缘金融业务正逐步扩大其体外运行的体系,并发挥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笔者建议:一是在正规金融机构过少,边缘金融业务较为活跃地区,鼓励成立社区(农村)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互助合作机构允许其承接政府支农资金,或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在保证国家农业资金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同时,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构的改制。二是适当发展典当机构,充分发挥其对民营经济资金需求方便、灵活、快捷的融资作用。并对目前存在超业务范围经营典当业务的寄售行、旧物行等不合法边缘金融业务机构进行积极引导,创造多种条件将之“改良”为典当行或其他正当的边缘金融业务机构。三是根据民间信用机构发育程度和边缘金融业务法律法规,适时成立专门的民间信用管理组织,对机构化的边缘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促进边缘金融业务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充分竞争的现代金融秩序。

(二)监管机构要从稳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大局出发,共同强化边缘金融业务的行业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要明确界定正常边缘金融业务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笔者认为,是否影响社会稳定、是否影响金融秩序是判别正常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如果业务发展不会带来不良影响,则要将其追加为正常融资;如果有影响,通过跟踪监管,无转化可能的边缘金融业务,则要坚决取缔。二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工作,引导辖内各金融机构争取政策、简化手续、下放权限,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局面。三是要强化金融市场秩序整顿,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动。四是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资活动,严防边缘金融业务成为诈骗、洗钱、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温床。五是要加强金融舆论宣传,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融资。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乱集资等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三)按照市场要求对我国现行银行业制度进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尽最大努力满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压缩非法融资的市场空间。边缘金融业务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银行信贷权限放松,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萎缩态势,银行信贷收紧,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增长态势。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各基层行要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争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简化贷款手续和审贷程序,方便和保证那些有市场、有效益、有产品、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以求银企共赢。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则要立足地方,摆正市场发展定位,转变经营观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市场业务范围,在认真落实小企业信贷指导意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寻求自身发展的良机,压缩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空间。二是各商业银行应按《中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的要求,设立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采取工资奖金与贷款回收挂钩、制定免责条款、废除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等办法,充分调动信贷人员营销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扩大小企业信贷服务范围。同时还要借鉴边缘金融业务的做法,贷前调查不仅要注意收集财务报表、抵押担保等“硬信息”,还应关注企业负责人的人品、管理能力、还款意愿等“软信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发展关系型融资,开展循环信贷,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建议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自主定价权,根据企业风险状况确定贷款利率,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切实解决贷款操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四是公布信贷资金流向、地区资金紧缺度等相关信息,合理引导边缘金融业务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间资本融资渠道,整合民间资本的运作,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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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作华.民间借贷该不该“修成正果”[N].中国改革报,2005-03-15.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

离岸金融（OffshoreFinance）一般指不具有金融市场所在国国籍的当事人在金融市场上从事的货币或证券交易行为。为了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中国大陆应当逐步全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建立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这方面少不了对离岸金融的业务经营做出充分的监管安排。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业务经营监管涉及离岸金融运作的各方面，包括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问题。

一、资本金要求

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一般指有关金融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向主管当局所注册的实收资本。

资本金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保证离岸金融机构信誉和降低离岸市场风险的重要措施。但一般来讲，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并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所在国不会直接规定，从事离岸金融业务须拥有多少资本金。这无论是在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会融市场上还是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都是如此。在伦敦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上，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合账处理，没有专门的离岸金融机构或者专门的离岸账户，因而也就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而在美国和日本的离岸金融市场上，许多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在其机构内另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管理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

但是，市场所在国通常会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资本金的问题加以间接控制。由于市场所在国一般要求国际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1]，那么，得以通过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并开展业务的跨国银行总行是否要符合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比如，1990年《马来西亚离岸银行法令》第11条规定，资本金未扣除亏损前不足1000万林吉特或其他等额货币的，任何申请人不得被发给离岸银行执照，任何领有执照的离岸银行也不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又如，根据《香港银行条例》第1节，在香港的三级银行体系中，持牌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为1，5亿港元，有限持牌银行为1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为2500万港元，而各级银行所能从事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与其资本金成正比。

此外，为了防止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的不～致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有的国家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比如，按照《新加坡银行法》第9条的规定，外国银行须保持600万新元的最低限额的实收资本以及另一笔新加坡金融管理当局批准的300万新元的资产额。

二、业务范围的限制

所谓业务范围的限制，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在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所能够具体从事的离岸金融业务作出的限定。

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业务和证券业务两大类，其中每一大类又涵盖了很多具体类型的业务，比如货币业务包括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而存款业务又包括短期和中长期存款等等。至于证券业务的具体类型，更是包括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多种。不同的业务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以及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制建设程度有不同的要求，并会带来不同的金融风险，市场所在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对于如此繁多的离岸金融业务类型，市场所在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故而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围保障本国金融政策实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业务范围的限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2]。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通常管理较为严格，相应地，从业者在该类市场上的业务范围也受到较大限制。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允许金融从业者混合经营离岸与在岸业务，其对离岸业务范围的规定一般沿用在岸业务范围的规定，故而相对于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而言，业务范围限制较小。而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管理相当宽松，故而其业务范围也就最为广泛。

第二个方面是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如果市场所在国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有所区分的话，那么相应地，具有更高资质的从业者将获得更大的业务范围，而资质较低的从业者则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从业。对于从业者资质加以区分的～个重要标准，就是资本金要求。在那些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上做出了不同层级的规定的离岸金融市场上，满足不同资本金要求的从业者将得到不同的业务范围许可。前面已经说过，香港实行三级银行制，从持牌银行到有限持牌银行再到接受存款公司，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资本金要求。相应地，在业务范围方面，香港的持牌银行所受限制最少，它们不仅既可以从事离岸货币业务也可以从事离岸证券业务，而且接受存款的数额也不受限制；有限持牌银行业务受到了一定限制，它们只能接受较大额的企事业存款，不能接受公众的小额存款；而注册存款公司的业务限制最多，它们只能接受不少于5万港元，期限为3个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

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就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把离岸业务的范围限制在较为传统的银行业务上，即银行与非居民的资金往来关系定位为存款和借贷关系，并明确规定离岸账户内资金不可做外汇买卖、票据交易、证券买卖和掉期交易；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即属于此种情况。第二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将业务范围规定得相对较为宽泛一些，即扩展到债券和票据业务等，但不包括所有证券业务和金融创新项目；美国国际银行设施、新加坡亚洲货币单位、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中心和台湾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等均属此类情况。第三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对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包括银行传统业务、债券、信托、保险、基金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和虚拟型离岸金融市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3]。当然，上述业务范围的情况仅仅是指有关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业务许可，有关的离岸金融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这些业务范围许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享有这些许可，要看其自身资质（尤其是资本金）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法律的要求。

三、交易对象的限制

所谓交易对象的限制，是指依据市场所在国法律的规定，离岸金融从业者在某一离岸金融市场上，仅能同限定的主体进行离岸金融交易。

对离岸金融交易对象做出限定，一般是为了隔离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得资金在两种账户之间不得随意流动，从而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因此，这一限制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与市场模式息息相关的。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以及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而畜，限制交易对象没有太大必要。但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限制就是必要的了，只不过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差异，存在一个限制或大或小的问题。

这就可以看出，对交易对象作出限制的焦点，主要在交易主体的国籍上，也就是说，是否只有非居民才能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进一步的问题是，应采取何种标准判断交易主体（尤其是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是注册地标准，还是资本来源地标准？除此以外，还有少数的市场所在国对交易对象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限制，即限制有关主体以自然人的形式成为离岸金融交易的对象。

因此，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比如伦敦和香港）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可从事交易。

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普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总的说来，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一般被限定在非居民的范围内，而在判断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的时候，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注册地标准。比如，尽管知道其资本来自于本国，但美国还是将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也算作非居民。有的市场所在国虽为内外业务分离型，但为了适应其自身较高的内外业务渗透程度，允许居民有限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比如，新加坡允许居民用离岸账户投资和借款；马来西亚允许离岸银行接受居民的外币存款并向居民发放100万林吉特等额以下的贷款（若超过100万林吉特等额则需监管部门批准）。但也有少数市场所在国（如日本）把交易对象限于最严格意义上（兼采注册地标准和资本来源地标准）的非居民，将本国的海外分支机构排除在交易主体之外，并禁止个人（即便是非居民）从事离岸金融交易（注释1：据日本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别同际金融交易账户”是记录从非居民取得的存款以及从其他非居民筹措的资金和对非居民的贷款以及对非居民资金的运用的离岸交易专用账户；从事境外业务的银行或机构要确保交易对方确实足非居民以及所贷出的贷款确实用于境外的营业活动，如果外汇银行或机构对交易对象的属性小确认，那么大藏省町以停止其外汇业务并对末确定交易对象属性的业务按非离岸业务进行处理。参见左连村、王洪良著：《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而在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试点中，主管当局采取了最普遍的交易对象限定方法，即交易限于非居民（包括中资境外注册机构）之间（注释2：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哩办法》第4条规定，“非居民”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包括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支持机构，但不包括境内机构的境外代表机构和办事机构。）。

四、交易货币的限制

所谓交易货币的限制，即指依据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何种货币可以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

基于离岸金融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市场所在国对交易货币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本国货币作为交易货币上面。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之所以对本国货币是否能够作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做出限定，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隔离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把金融风险控制在外币市场；第二，本币业务在市场上的份额太少；第三，本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尽管存在以上多种考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还是本币是否属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之所以禁止本币交易，主要原因就是其本国货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在本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下，其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就是大势所趋。因为，既然本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就不可能被隔离，外币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到本币市场；如果硬性地将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之外，反而会妨碍本币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此外，市场份额少不是限制本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原因，相反，较少的份额恰恰意味着本币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

具体到各国而言，美国IBF和日本JOM都允许使用本币进行离岸金融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易也多数是本币交易，大量本币的回流不仅改善了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而且巩固了纽约和东京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其中，日本当局为了确保交易的本币是从境外回流的，还规定离岸账户和普通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和每天从境外账户的净流入要控制在上个月非居民所运用资产平均余额的10％以内，同时在当月中净流入额的合计不能超过净流出额的合计。

相比之下，由于伦敦曾经主要经营欧洲美元，基本没有本币业务，故而英国政府规定英镑不作为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但是，这种做法无疑是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脚，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英镑却不能参与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等于将一大块业务拱手让人。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伦敦的银行开始经营欧洲英镑存款业务了，只不过这种交易需要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由此可见，只要市场所在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那么利益的驱动以及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本币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注释3：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要发达目家离岸市场的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个趋势。参见连平著：《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但是，在本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本币也不能成为交易货币。比如在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市场上，离岸银行一般不得从事涉及林吉特的业务。因此，本币是否可以成为交易货币，取决于其可自由兑换的程度。

五、中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法制的构建

在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构建全面离岸金融业务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作为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从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方面进行监管。

（一）资本金要衷

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我国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前已述及，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通常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而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其加以间接控制，有的国家还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这种间接控制的做法，我国是可以采纳的。

具体来讲，在准人形式上，我国可以要求跨国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4]，由于对这些分行的资本金无法规定，故而我国只能就其总行的资本金作出规定；但即便如此，对于总行拨给这些分行的营运资金，也应规定一个最低的限额。一般来说，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按照业务范围的不同，划定不同的档次，全能型银行的资本金应当最高，限制璎银行次之，离岸银行再次之，其他离岸金融机构最低。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所要颁发的牌照，规定不同的离岸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全能型银行为1亿美元，限制型银行为5000万美元，离岸银行为2000万美元，其他离岸金融机构为1000万美元；而且资本金的50％必须实缴，资金应在两年内到位。对于离岸金融分支机构从其总行或总部获得的营运资金，笔者认为其最低限额应当达到总行或总部资本金的10％（注释4：据中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8条，日前在在岸市场上，我国对外资银行在我囤境内设立的分行的最低营运资金要求，也是10％。）。

（二）业务范围

对于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我国应当采取一个适中的标准。

前已述及，目前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狭窄、适中、宽泛三类情况。实际上，业务范围的大小，跟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和基本政策导向乃是息息相关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由于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很可能采取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加之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目的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本币，而是充分筹资引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得过死；但同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并使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中国国情（比如外汇管制暂时不能取消、金融混业暂时不能推行）相适应，我们对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也不能放得过宽。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注释5：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堪管QFII和QDII还小是真JF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l}l陶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I仃场，都具有较强的围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醇要的是。这两款涉外汪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如果法律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做出不同的要求，那么符合不同资本金要求的离岸金融机构将享有不同的业务范围。

此外，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已经出现了部分离岸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利用离岸业务的复杂性所造成的某些监管真空，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情况，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监管措施还不到位、效果还不理想。除了需要解决目前的监管真空问题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在以后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应高度霞视对业务范围的监管，并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以保障离岸市场的基本秩序。

概言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交易对象

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我国应明确其主要为非居民，但一定条件下居民可以参与交易。

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于离岸金融、№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町从事交易；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酱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

由于我国很可能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巾．场模式，故而对交易对象的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符合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并保障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分离，交易对象应该主要限于非居民。但是，居民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参与离岸金融交易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国应适当允许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渗透[5]，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条件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而依据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注册但其主要营业地不在中国大陆的法人可被视为非居民[6]，这就意味着本国金融机构的附属性海外分支机构也应被纳入交易对象的范围中——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附属性的分支机构仍然只是“居民”的一部分，但这样做可以有利于投资于海外的来源于本国的资金的回流，从而起到繁荣本币业务的作用。

（四）交易货币

关于何种货币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问题，我国应在明确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的同时，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留下空间。

离岸金融交易必须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市场所在国的本币是否应当成为交易货币呢？综观各离岸市场的发展，本币业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建立时间不久就取得如此成绩也是与本币交易的繁荣分不开的，在这种压力之下，伦敦也开始进行变相的本币交易，可以说，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离岸市场上，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一个趋势。于是，我国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前面已经指出，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离岸银行业务经营币种仅限于可自由兑换货币”。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就可以被用于离岸金融交易。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策略选择。人民币是否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对于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关系重大。

众所周知，有的国家不实行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并防止国际会融市场剧烈波动危及本国金融秩序与安令。就目的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仪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7]。

因此，在短期策略上，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而使人民币作为本币，成为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故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中，应规定：“用于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应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意味着一旦人民币（至少在试点地区）实现可自由兑换，就可以在我国离岸市场上成为交易货币。

注释:

[1][7]罗国强．论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J]．经济界，2009，（1）．

[2][5]罗国强．离岸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与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3]连乎．离岸金融研究[J]．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74．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一般指不具有金融市场所在国国籍的当事人在金融市场上从事的货币或证券交易行为。为了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中国大陆应当逐步全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建立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这方面少不了对离岸金融的业务经营做出充分的监管安排。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业务经营监管涉及离岸金融运作的各方面，包括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问题。

一、资本金要求

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一般指有关金融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向主管当局所注册的实收资本。

资本金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保证离岸金融机构信誉和降低离岸市场风险的重要措施。但一般来讲，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并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所在国不会直接规定，从事离岸金融业务须拥有多少资本金。这无论是在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会融市场上还是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都是如此。在伦敦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上，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合账处理，没有专门的离岸金融机构或者专门的离岸账户，因而也就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而在美国和日本的离岸金融市场上，许多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在其机构内另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管理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

但是，市场所在国通常会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资本金的问题加以间接控制。由于市场所在国一般要求国际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1]，那么，得以通过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并开展业务的跨国银行总行是否要符合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比如，1990年《马来西亚离岸银行法令》第11条规定，资本金未扣除亏损前不足1000万林吉特或其他等额货币的，任何申请人不得被发给离岸银行执照，任何领有执照的离岸银行也不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又如，根据《香港银行条例》第1节，在香港的三级银行体系中，持牌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为1，5亿港元，有限持牌银行为1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为2500万港元，而各级银行所能从事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与其资本金成正比。

此外，为了防止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的不～致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有的国家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比如，按照《新加坡银行法》第9条的规定，外国银行须保持600万新元的最低限额的实收资本以及另一笔新加坡金融管理当局批准的300万新元的资产额。

二、业务范围的限制

所谓业务范围的限制，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在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所能够具体从事的离岸金融业务作出的限定。

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业务和证券业务两大类，其中每一大类又涵盖了很多具体类型的业务，比如货币业务包括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而存款业务又包括短期和中长期存款等等。至于证券业务的具体类型，更是包括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多种。不同的业务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以及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制建设程度有不同的要求，并会带来不同的金融风险，市场所在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对于如此繁多的离岸金融业务类型，市场所在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故而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围保障本国金融政策实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业务范围的限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2]。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通常管理较为严格，相应地，从业者在该类市场上的业务范围也受到较大限制。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允许金融从业者混合经营离岸与在岸业务，其对离岸业务范围的规定一般沿用在岸业务范围的规定，故而相对于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而言，业务范围限制较小。而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管理相当宽松，故而其业务范围也就最为广泛。

第二个方面是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如果市场所在国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有所区分的话，那么相应地，具有更高资质的从业者将获得更大的业务范围，而资质较低的从业者则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从业。对于从业者资质加以区分的～个重要标准，就是资本金要求。在那些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上做出了不同层级的规定的离岸金融市场上，满足不同资本金要求的从业者将得到不同的业务范围许可。前面已经说过，香港实行三级银行制，从持牌银行到有限持牌银行再到接受存款公司，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资本金要求。相应地，在业务范围方面，香港的持牌银行所受限制最少，它们不仅既可以从事离岸货币业务也可以从事离岸证券业务，而且接受存款的数额也不受限制；有限持牌银行业务受到了一定限制，它们只能接受较大额的企事业存款，不能接受公众的小额存款；而注册存款公司的业务限制最多，它们只能接受不少于5万港元，期限为3个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

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就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把离岸业务的范围限制在较为传统的银行业务上，即银行与非居民的资金往来关系定位为存款和借贷关系，并明确规定离岸账户内资金不可做外汇买卖、票据交易、证券买卖和掉期交易；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即属于此种情

况。第二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将业务范围规定得相对较为宽泛一些，即扩展到债券和票据业务等，但不包括所有证券业务和金融创新项目；美国国际银行设施、新加坡亚洲货币单位、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中心和台湾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等均属此类情况。第三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对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包括银行传统业务、债券、信托、保险、基金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和虚拟型离岸金融市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3]。当然，上述业务范围的情况仅仅是指有关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业务许可，有关的离岸金融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这些业务范围许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享有这些许可，要看其自身资质（尤其是资本金）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法律的要求。

三、交易对象的限制

所谓交易对象的限制，是指依据市场所在国法律的规定，离岸金融从业者在某一离岸金融市场上，仅能同限定的主体进行离岸金融交易。

对离岸金融交易对象做出限定，一般是为了隔离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得资金在两种账户之间不得随意流动，从而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因此，这一限制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与市场模式息息相关的。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以及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而畜，限制交易对象没有太大必要。但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限制就是必要的了，只不过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差异，存在一个限制或大或小的问题。

这就可以看出，对交易对象作出限制的焦点，主要在交易主体的国籍上，也就是说，是否只有非居民才能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进一步的问题是，应采取何种标准判断交易主体（尤其是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是注册地标准，还是资本来源地标准？除此以外，还有少数的市场所在国对交易对象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限制，即限制有关主体以自然人的形式成为离岸金融交易的对象。

因此，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比如伦敦和香港）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可从事交易。

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普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总的说来，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一般被限定在非居民的范围内，而在判断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的时候，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注册地标准。比如，尽管知道其资本来自于本国，但美国还是将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也算作非居民。有的市场所在国虽为内外业务分离型，但为了适应其自身较高的内外业务渗透程度，允许居民有限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比如，新加坡允许居民用离岸账户投资和借款；马来西亚允许离岸银行接受居民的外币存款并向居民发放100万林吉特等额以下的贷款（若超过100万林吉特等额则需监管部门批准）。但也有少数市场所在国（如日本）把交易对象限于最严格意义上（兼采注册地标准和资本来源地标准）的非居民，将本国的海外分支机构排除在交易主体之外，并禁止个人（即便是非居民）从事离岸金融交易（注释1：据日本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别同际金融交易账户”是记录从非居民取得的存款以及从其他非居民筹措的资金和对非居民的贷款以及对非居民资金的运用的离岸交易专用账户；从事境外业务的银行或机构要确保交易对方确实足非居民以及所贷出的贷款确实用于境外的营业活动，如果外汇银行或机构对交易对象的属性小确认，那么大藏省町以停止其外汇业务并对末确定交易对象属性的业务按非离岸业务进行处理。参见左连村、王洪良著：《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而在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试点中，主管当局采取了最普遍的交易对象限定方法，即交易限于非居民（包括中资境外注册机构）之间（注释2：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哩办法》第4条规定，“非居民”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包括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支持机构，但不包括境内机构的境外代表机构和办事机构。）。

四、交易货币的限制

所谓交易货币的限制，即指依据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何种货币可以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

基于离岸金融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市场所在国对交易货币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本国货币作为交易货币上面。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之所以对本国货币是否能够作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做出限定，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隔离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把金融风险控制在外币市场；第二，本币业务在市场上的份额太少；第三，本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尽管存在以上多种考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还是本币是否属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之所以禁止本币交易，主要原因就是其本国货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在本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下，其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就是大势所趋。因为，既然本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就不可能被隔离，外币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到本币市场；如果硬性地将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之外，反而会妨碍本币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此外，市场份额少不是限制本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原因，相反，较少的份额恰恰意味着本币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

具体到各国而言，美国ibf和日本jom都允许使用本币进行离岸金融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易也多数是本币交易，大量本币的回流不仅改善了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而且巩固了纽约和东京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其中，日本当局为了确保交易的本币是从境外回流的，还规定离岸账户和普通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和每天从境外账户的净流入要控制在上个月非居民所运用资产平均余额的10％以内，同时在当月中净流入额的合计不能超过净流出额的合计。

相比之下，由于伦敦曾经主要经营欧洲美元，基本没有本币业务，故而英国政府规定英镑不作为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但是，这种做法无疑是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脚，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英

镑却不能参与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等于将一大块业务拱手让人。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伦敦的银行开始经营欧洲英镑存款业务了，只不过这种交易需要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由此可见，只要市场所在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那么利益的驱动以及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本币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注释3：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要发达目家离岸市场的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个趋势。参见连平著：《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但是，在本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本币也不能成为交易货币。比如在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市场上，离岸银行一般不得从事涉及林吉特的业务。因此，本币是否可以成为交易货币，取决于其可自由兑换的程度。

五、中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法制的构建

在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构建全面离岸金融业务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作为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从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方面进行监管。

（一）资本金要衷

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我国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前已述及，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通常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而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其加以间接控制，有的国家还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这种间接控制的做法，我国是可以采纳的。

具体来讲，在准人形式上，我国可以要求跨国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4]，由于对这些分行的资本金无法规定，故而我国只能就其总行的资本金作出规定；但即便如此，对于总行拨给这些分行的营运资金，也应规定一个最低的限额。一般来说，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按照业务范围的不同，划定不同的档次，全能型银行的资本金应当最高，限制璎银行次之，离岸银行再次之，其他离岸金融机构最低。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所要颁发的牌照，规定不同的离岸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全能型银行为1亿美元，限制型银行为5000万美元，离岸银行为2000万美元，其他离岸金融机构为1000万美元；而且资本金的50％必须实缴，资金应在两年内到位。对于离岸金融分支机构从其总行或总部获得的营运资金，笔者认为其最低限额应当达到总行或总部资本金的10％（注释4：据中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8条，日前在在岸市场上，我国对外资银行在我囤境内设立的分行的最低营运资金要求，也是10％。）。

（二）业务范围

对于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我国应当采取一个适中的标准。

前已述及，目前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狭窄、适中、宽泛三类情况。实际上，业务范围的大小，跟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和基本政策导向乃是息息相关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由于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很可能采取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加之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目的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本币，而是充分筹资引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得过死；但同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并使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中国国情（比如外汇管制暂时不能取消、金融混业暂时不能推行）相适应，我们对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也不能放得过宽。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注释5：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堪管qfii和qdii还小是真jf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l}l陶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i仃场，都具有较强的围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醇要的是。这两款涉外汪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如果法律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做出不同的要求，那么符合不同资本金要求的离岸金融机构将享有不同的业务范围。

此外，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已经出现了部分离岸银行（尤其是外资银

行分行）利用离岸业务的复杂性所造成的某些监管真空，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情况，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监管措施还不到位、效果还不理想。除了需要解决目前的监管真空问题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在以后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应高度霞视对业务范围的监管，并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以保障离岸市场的基本秩序。

概言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交易对象

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我国应明确其主要为非居民，但一定条件下居民可以参与交易。

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于离岸金融、№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町从事交易；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酱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

由于我国很可能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巾．场模式，故而对交易对象的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符合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并保障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分离，交易对象应该主要限于非居民。但是，居民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参与离岸金融交易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国应适当允许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渗透[5]，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条件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而依据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注册但其主要营业地不在中国大陆的法人可被视为非居民[6]，这就意味着本国金融机构的附属性海外分支机构也应被纳入交易对象的范围中——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附属性的分支机构仍然只是“居民”的一部分，但这样做可以有利于投资于海外的来源于本国的资金的回流，从而起到繁荣本币业务的作用。

（四）交易货币

关于何种货币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问题，我国应在明确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的同时，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留下空间。

离岸金融交易必须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市场所在国的本币是否应当成为交易货币呢？综观各离岸市场的发展，本币业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建立时间不久就取得如此成绩也是与本币交易的繁荣分不开的，在这种压力之下，伦敦也开始进行变相的本币交易，可以说，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离岸市场上，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一个趋势。于是，我国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前面已经指出，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离岸银行业务经营币种仅限于可自由兑换货币”。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就可以被用于离岸金融交易。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策略选择。人民币是否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对于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关系重大。

众所周知，有的国家不实行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并防止国际会融市场剧烈波动危及本国金融秩序与安令。就目的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仪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7]。

因此，在短期策略上，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而使人民币作为本币，成为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故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中，应规定：“用于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应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意味着一旦人民币（至少在试点地区）实现可自由兑换，就可以在我国离岸市场上成为交易货币。

注释:

[1][7]罗国强．论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j]．经济界，2009，（1）．

[2][5]罗国强．离岸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与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3]连乎．离岸金融研究[j]．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74．

[4][6]罗国强．论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j]．江淮论坛，2010，（2）．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金融改革作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离岸金融作为金融改革一项创新举措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的离岸金融市场是需要探索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离岸金融在上海自贸区的市场监管法制现状和并试着提出自由贸易区可尝试的监管模式和市场准入规定，力求完善我国离岸金融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键词：离岸金融 市场监管模式 市场准入 上海自贸区

一、 离岸金融和法律概述

1.离岸金融的概念。对于离岸金融的概念，理论上有不同的界定，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离岸金融业务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中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吸引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应严格区分：第一，多头监管。因为离岸金融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就存贷业务来说，货款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是非居民，而提供者和需求者多数是来自市场所在国之外的其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者他国政府。离岸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可能涉及市场所在国，金融机构母国，货款提供者或者需求者母国多个国家的事项，这样每个国家都能以受到侵犯为由行使管辖权；与在岸金融只有母国监管不同，因此多头监管也成为了离岸金融的主要特征。第二，监管较松。离岸金融的初衷就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到离岸市场，通过各国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对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税收、外汇管制等给予优惠，但为了贯彻这样的优惠政策，虽然施行多头监管，监管政策都较宽松。

2.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现状。中国的离岸金融业务经历了繁荣、衰落再到重新开启的阶段。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开启也顺势提上日程。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开展作为试点开展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让离岸金融得以复苏并发展。虽然1989年就已开始了离岸金融业务，但直到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细则的出台才让其发展有法可依。2009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导思想被确立使离岸金融业务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必将迎来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新时期。

二、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构建

1.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是指有关管理机构对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的管理服务模式、方式和方法的选择。而管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国际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渗透型。

（1）内外业务混合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混合型是指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不分离的市场监管模式，典型代表为伦敦和香港。特点为：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的账户合并操作，非居民和居民的存贷款业务在同一账户上操作，两类业务混为一体。采用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资金相互融通，能够及时相互补足对方资金，促进在岸和离岸业务共同发展，并且方便当时人在两种业务之间转换。而缺陷也是存在的：可能会使有关金融机构利用相互混合的业务逃避监管。当一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时，必然增加另一方风险的发生，这无疑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当今只有很少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才选择了内外业务混合型模式，即使选择了该模式，为了控制风险，政府也会采取措施让两类业务分离。例如：英国政府就通过立法让离岸英镑业务只能在英属海峡群岛的离岸中心办理，而伦敦不再开办此业务。

（2）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是指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相互分离的监管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和日本。此种模式是为了推进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而创设，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别开立不同的账户。将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开，不仅能够给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能够将在岸金融市场与离岸金融市场分离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相互牵连，同时也能有效防止金融机构逃避监管。美国国际银行业务（简称IBF）和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简称JOM）都将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严格区分。IBF就规定其接受非居民的存款，向非居民提供贷款，但是不得向美国居民办理此类业务，也不得开放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业务，例如票据、保险、债券等。JOM机构更是在IBF基础上将非居民限定在了外国法人、政府、国际机构和外汇银行的海外分行。如今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采用这一监管模式。

（3）渗透型的监管模式。此种模式严格说来并不是单独的一种分类模式，它是介于混合型监管模式和分离型监管模式中的一种。它是指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一般是分离的，但法律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允许两个账户之间相互渗透。具体操作是，有的国家只允许离岸账户向在岸账户渗透，而有的国家只允许在岸账户向离岸账户渗透，有的则是允许双向渗透。双向渗透是指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都可以被境内居民用作投资的渠道，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下就可采取该种监督管理模式，它可以避免混合账户下的风险，也可以充分利用资金，该种模式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所采用，新加坡就是采取此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4）上海自贸区应该建立的监管模式。

上海自贸区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离岸金融业务自身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内外渗透型的监管模式被证明不符合实际。中国在1989年设立的离岸金融业务就是采取了有限渗漏的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即允许离岸金融机构早在一定条件和限度内用在岸资金弥补离岸账户资金寸头的不足。而最初的目的当然是在岸资金账户和离岸资金账户互相帮助共同抵御风险。而事实上却与设立初衷相背离，离岸账户依赖在岸账户补充资金寸头，短期还能暂时抵御风险，但长期却不仅没有抵御风险，反而使离岸业务的风险扩大到在岸业务上，扩大国内的金融风险。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市场模式下，在岸金融机构和离岸金融机构账户相通，在岸金融机构会利用离岸业务逃汇、套汇。从1996年到2002年离岸金融在中国停滞发展就是因为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使风险扩大化使政府被迫叫停了相关业务。

其次，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要。美国IBF和日本的JOM都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建立的，而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央政府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引导的产物，与英国和香港自发产生的内外混合型监管模式相反，适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能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求。此外，我国已经具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建立和完善离岸金融业务，提高国际竞争力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虚拟业务型监管模式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最后，现阶段的上海自贸区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当在建立内外分离型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允许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使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并指出了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制度设想。而本文认为，现阶段上海自贸区应当坚定的采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因为1998年的离岸金融业务失败就证明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采纳渗透型的监管模式市场环境和风险管控能力，最终导致风险管理失调和与制度施行的初衷相悖。虽然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下的确有利于上海自贸区内的离岸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资金，但是目前还不适宜在上海自贸区采纳。国务院最新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简称央行“金融30条”）第二款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也表明现阶段还是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上海自贸区目前已经暂停实施四部法律，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区内，让企业进驻自贸区。管理方面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即区内和国际市场是开放和融合的，但是自贸区和境内区外的领域相对隔离。这样的监管模式也在与内外分离型模式相契合。

2.市场准入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离岸金融业务市场准入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审核并决定有关金融机构是否能进入相关市场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制度。

（1）准入原则。我国与一般国家通常的做法相一致，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非居民之间有相同的权利义务，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都能进入中国市场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只要金融机构满足申请进入中国离岸市场的先关条件即可。这些条件是对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以及相关设施建立的硬性要求。目前上海自贸区内以居民金融机构为主，非居民金融机构仅占小部分。且获得离岸金融牌照的仅为四家居民金融机构，这对于维护离岸金融的稳定有意义，但长期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还是需要放开准入主体的范围，能够做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原则，鼓励非居民金融机构进驻并发展相关离岸金融业务。上海自贸区内已暂停实施四部法律，而对于外商投资而言，取代《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施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其关于金融领域外商投资有限制性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贸区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还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外国资金的引入，相应的离岸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自贸区要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在风险得到控制的情形下，尽可能实现非居民金融机构国民待遇，以实现离岸金融国际化，增强国际竞争力。

（2）准入主体范围。各国有不同做法，有的国家只允许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从事相关业务，因为这些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主要集中于资金借贷业务，银行的规范化管理使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更简单。而有的国家允许非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开展相关业务，除了借贷业务外，票据、证券、保险和抵押等业务也广泛涉猎。放开市场准入主体的范围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相吻合。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要建立只有金融机构的离岸金融市场，我们是为了刺激金融改革，更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所以未来将准入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等非金融机构是必然趋势。央行“金融30条”也在此证明了这一点。

（3）准入方式。目前离岸金融试点中，中国主要是采取传统的审批方式。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离岸金融的准入多采取发牌照的方式。发牌照即简单又方便管理。将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分为：全能型银行、限制型银行、离岸银行和其他离岸金融机构四类。全能型银行能经营离岸业务，也能经营在岸业务，限制型银行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能从事离岸业务，离岸银行只能从事离岸业务。审批机构颁发执照时主要考虑申请机构母国的市场监管能力和机构本身资金实力等。香港在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实行三级牌照管理（全能牌照、部分牌照和接受存款牌照）就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对于资金实力强，内控风险管理水平高和业务完善的银行发放全能牌照；对于其他银行根据其业务量和风险管理能力先试行部分牌照，根据发展再过渡到全能牌照。上海自贸区内施行就是牌照管理模式。在自贸区内目前只有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持有离岸金融业务牌照，还没有放开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当然，希望通过牌照的管制来维持居民金融机构在自贸区的优势并非长久之计，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早日建成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才能扩大竞争，早日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结论。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剧，离岸金融中心也作为一项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日趋完善。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又为离岸业务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继续探索对离岸金融业务的法律规制，逐步建成完善的市场监管法制以更好地服务于离岸金融市场和上海自贸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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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结构化金融 金融脱媒 次贷危机 宏观审慎监管

一、金融市场的演进趋势：结构化和脱媒化

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的最主要功能在于资金融通和信用中介，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经营、管理各类风险的功能。此外，大部分的商业银行还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迅捷的支付结算服务，并充当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媒介。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一般是指银行体系通过其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在金融机构资产方主要体现为新增贷款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负债方主要体现为货币创造和流动性增加。

进入上世纪60-70年代后，金融机构普遍从负债管理转向资产-负债管理，并偏重于资产管理。以往，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吸收存款”，并以间接融资业务为主，即将资产上的大部分风险以表内“持有至到期”的方式为主。但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逐步走向资产管理的业务模式，通过创设“个性化”的结构化金融产品，典型如资产证券化产品，并向金融市场直接发售金融工具来为自身获取流动性支持。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前的三、四十年间经历了以“结构化金融脱媒”为主要特征的演进，而这一演进过程并不会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停滞不前。金融脱媒的典型代表即是以资产证券化业务为代表的结构化金融业务，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结构化”金融业务，泛指包括一切金融交易结构安排，旨在提高“再”融资效率，以及运用“非传统表内证券”（如单纯的负债业务、债券发行或股权等），其目的是为了降低由于市场流动性不畅（市场摩擦）而造成的资本成本和成本。具体来说，其包含两项特征，一是传统金融资产与或有负债（contingent claims）之组合，例如风险转移工具或对商品、货币以及应收款项等基础资产的衍生受益权；二是通过组合结构法（synthetication）或产生新的金融工具来复制传统的资产类别。

结构化金融的典型代表即是资产证券化业务， “证券化（Securitization）”一词，泛指一切将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包装组合成向市场出售的、按份持有的证券（Packaged into Securities）”。一般而言，证券化业务有两种基本形式，“过手”型（Pass-through）和“分级”型（Tranches）（Benmelech and Dlugosz，2009）。

欧美市场上的第一单证券化业务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美国的“两房”机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从事“过手”型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在过手型的证券化业务中，发行人负责组建资产池（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等），并向市场发行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作支持的证券化产品。由于只针对基础资产池发行同一种类的证券产品，每一位投资人都按其所持票面值的比例享有基础资产池的债权受偿权（proportional claim）。

分级式的资产证券化则会显得更加复杂，发行人根据市场需求创设出不同信用等级的证券，通常由“次级”投资人为其“优先级”提供信用担保，使得优先级的投资人对于基础资产本身的现金流及其抵押物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当资产池遭受损失时，尤其当发生了违约事件，资产上的现金流损失首先由受偿权利最次级的投资人来承担，并依次往上。分级的资产证券化措施就使得发行人创设的证券“发生了风险转移”，使得投资人的风险较基础资产本身的风险产生了差异。（如图1）

自上世纪70、80年代起，金融行业的总体发展趋势特征主要体现为，监管放松、金融脱媒，以及伴随而来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崛起，和金融市场回购业务和货币基金化资产（Money-fund assets）的欣欣向荣（Gorton and Metrick， 2010）。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作为非金融机构的资金借入渠道占比从35%左右下降至22%，商业银行资产占整体金融资产的份额也在这一阶段中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从盈利能力考察，在不考虑非利息收入情况下，银行业税前权益回报率（主要为传统业务带来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从正10%多下降至接近负10%。美国银行表内业务萎缩的同时，其表外业务领域的收入（主要包括各种手续费和自营交易的盈利）从19%上升至35%，由于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业务经营多为表外业务，如在金融衍生品上的经营活动等（Boyd and Gertler， 1994），也是该类业务增长迅猛的主要原因。同时，很多企业倾向于直接从金融市场上通过商业票据等金融工具来融资，尤其是对于短期得流动资金需求。另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崛起，为商业票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融资来源，因为商业票据可以为货币基金提供较好的流动性。

上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导致了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规模的大幅缩水，及该类业务盈利水平的下滑，促使银行业整体更有动机去从事非传统的新型业务，并承担更高的风险。金融市场的创新在不断地“腐蚀着”原本属于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逐步导致商业银行将传统信贷业务延伸到更高风险领域，如商业地产或杠杆收购等具高杠杆率的交易行为；并选择开发、从事新型的表外业务，获取高额利润―都使商业银行趋向更高风险的经营领域。

二、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历程分析

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美国金融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较小的部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Subprime residential mortgages）发生了大额损失，该损失虽然引起了金融体系的一丝混乱，但并未对美国经济运行带来很大影响：一直到2008年9月中旬开始，事态发展直转极下，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程序，雷曼兄弟的破产显然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并接连发生了另外两大事件：2008年9月中旬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危机；同时，市场对于货币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的挤兑，最终使得美国国会艰难地通过“不良资产援救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ARP）。究竟是什么使一场始发于金融部门内部的次贷危机在较短时期内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第一阶段，由房价暴跌引发的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2005年，美国房价达到制高点，而后又逐步回落，这就使得以房屋资产为抵押物的证券产品次级部分的价格一落千丈：至2008年初，整个次贷证券上的损失超过了5000亿美元（Greenlaw， Hatzius， Kashyap， and Shin， 2008）。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不在于房价的起落，而在于房价变化对于住房抵押贷款产品及其衍生金融品价格的打击。

2008-2009年的危机是一次典型的金融恐慌，但这次金融恐慌不只发生于银行部门，而是扩散到了整个金融市场。当美国房价在2006-2007年下跌时，通过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购房的人丧失了偿付贷款的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违约事件发生，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各类证券化产品及其各类衍生工具都发生了巨大损失。这些证券化的衍生品不仅太过复杂、风险披露有限，而且银行自身的风控管理又远没到位。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这些金融机构在证券化产品上所蒙受的直接损失―即使所有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全部变得一文不值，其对金融体系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过相当于一次股灾，并不会把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全部“抽”走。但是，由于被证券化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分散在不同的金融工具中，并在各个市场上流动，没有人能在危机中确定这些风险的真正持有者，就无法判断风险损失的流向。不确定性的恐慌情绪就不断蔓延开来。

第二阶段，“非传统挤兑”过程：从2008年初起，金融机构就出现了“非传统”的挤兑现象―对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的挤兑，即出于对影子银行偿付能力的担忧而出现的“机构间的资产兑现”（Gorton and Metrick， 2009）。

同时，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盈利性吸引了大批美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其中，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带来的盈利水平已经占到了美国前四大银行业交易商总体交易类收入的15%-65%。衍生品交易业务带来的风险也是多重的：首先，由于交易中可使用杠杆策略，衍生品业务使得很多商业银行将大量的赌注压在了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的变动上，导致市场风险被无限放大；其次，由于OTC市场在当时并没有提供清算保证机制（例如，中央集中清算模式），很多银行可能会遭受巨大的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最后，衍生品工具都牵涉到异常复杂的金融结构，银行自身的风控体系远不足以实时测量、监测潜在的风险暴露状况，风控的技术手段无法满足衍生品交易变化多端的形式。

三、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积聚

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是金融市场的明显特征：由于金融市场是竞争最为充分的市场，一旦市场推出一个新的受欢迎的金融产品，该产品的边际利润就会因其被市场迅速“模仿”而加速削减。综观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绝不能认为金融创新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不能忽视金融机构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及其各类衍生物在“杠杆化”顺周期运动的“催化”下，对系统性风险的累积、爆发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通过有效地金融脱媒和证券化业务，将资产从传统的、受高度监管的吸收存款类机构不断“移出”至较少受金融监管的特殊目的实体（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将该类机构的资产和负债同时由表内移至表外。在这一过程中，单家机构实体的杠杆化程度在不断膨胀，资产证券化的欣欣向荣不断“吹大”了类似雷曼兄弟等发起机构的资产泡沫，并导致了金融体系的日益脆弱（Adrian and Shin， 2009）。人们可以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风险累积和爆发过程观察到，始终伴随着金融市场的“脱媒”化和金融机构的杠杆化（资产泡沫）两者的“顺周期性互动”（Pro-cyclicality of leveraging and deleveraging effect）―即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市场脱媒现象往往伴随着“顺周期”的杠杆化水平不断提升而更趋繁荣（出于不断追逐高收益的目的，投资人更热衷于在宏观经济上行期，将资产投向不受监管的机构产品，并吹大了这些机构的杠杆率）；而在危机过程中，金融市场又往往伴随着“顺周期”地去杠杆化和金融市场的“再媒”过程（Re-intermediation）―投资者纷纷抛售手中的结构化产品，并将资产投向“更具安全性”的、受监管严格的金融机构，或是换取现金等价物，导致了市场中“影子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压力，和人们对这类机构的恐慌性“挤兑”。

任何从事表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都事实上承担着资产负债表结构上的期限不匹配风险―即，较短期的负债融资支撑了较长期的金融资产，而期限不匹配所引致的流动性风险可能由于“挤兑”而演变成为金融机构的到期偿付风险。对于银行类的金融机构，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等制度设计而尽量减低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传播；但对于“影子银行”而言，由于其本身不受存款保险制度所覆盖，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传播更容易导致市场上的其他机构对其进行“挤兑”。而现行的金融市场信息披露体系根本无法向市场参与者及交易对手传递金融市场上所交易的各种新型复杂的或有金融契约的风险暴露状况，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蒙蔽”，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在危机发生时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更为严重的是，人们也无法获取“影子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暴露状况，也就无法预估冲击对市场的扩散效应。

很多影子银行机构会通过同业间的回购协议来获取短期融资（一般多为三个月、半年，或更短期），在短期回购协议中往往会牵涉到证券类的资产抵押（较长期限）。由于期限、风险不匹配等因素，资金融出方就会要求使用“垫头（haircut）”，“垫头”是指资金的融出方会要求融入方所“出质”的抵押物（所回购或出质的证券）价值高于出借资金的x个百分点（也就是抵押物的折价率），作为资金的安全垫。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性和流动性状况都会对抵押物的市价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资金融出方所要求的“垫头”比例（抵押物的折价比率上升）。当市场面临资金压力的情况下，两者就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对资金需求方的融资能力带来负面作用―抵押物市价下降的同时，交易对手所要求的“垫头”比例上升！

与此同时，当资金的需求方无法在金融市场上，用手中的资产抵押而融入市场正常运转状况下的资金额，就会转向其资产方的流动性―“资产抛售（Firesale）”，而这一“去杠杆化”的融资行为恰恰会进一步打压资产（同时也是用于融资的抵押证券）的市场价值！证券价格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逼迫”资金拆出方提高“垫头”比例，如此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动态的去杠杆化的负面反馈“循环”，该循环会导致资产市值，即该资产的抵押价值（等于市值乘以折价比率）不断下跌和随之而来的新一轮“去杠杆化”。

所谓监管套利是指，“在资本监管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利用金融创新或管理创新实现风险的真实出售、转移、缓释或者更为精确的计量，以达到节约资本占用的目的。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或规范的理财业务实现真实的风险出售和转移，通过信用保险或抵押品实现真实的风险缓释，通过内部模型真实准确地计量低于权重法的风险暴露，这类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技术有助于商业银行更为高效地使用、配置资本，更为便捷地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增强了经济金融活力，并且没有扩大金融风险。”（王兆星，2014）

风险扩散：

从货币市场挤兑到商业票据市场冲击：

恐慌性情绪的传染和融资压力的传导。

四、金融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导向

在目前高度关联化、杠杆化的金融市场中，每一次冲击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复杂网络结构迅速传播（风险），这一过程就是网络结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向下压力和被动清偿的自我强化动态过程，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逼迫央行对金融市场和系统重要性机构进行流动性注入。

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监管上的革新主要是宏观审慎监管（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的建立和发展，并将系统性风险的界定和计量，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 Systemic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作为金融监管新的重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告诉了人们，单家金融机构并非仅因其太大而不能倒，还可能因其在金融市场上太具关联性而“无法被允许倒闭” （Too-connected-to-fail）―其单体的倒闭将引致金融市场的“多米诺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然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范畴界定、产生原因、传导机制（传到渠道）和计量方法，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更不要说是预警体系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额外”监管措施了。

危机后，监管当局主要针对此次危机爆发的三大成因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及其政策体系的框架设计：一是顺周期性的杠杆率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危害；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太大或太具关联性而不能倒”的严重后果；三是资产证券化衍生物和影子银行在上述两者中所扮演的角色。

表 1、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区别

[＼&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监 管 目 标＼&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减小由于金融体系非稳定性所造成的宏观经济成本；＼&避免单一金融机构的倒闭，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风险的性质＼&内 生 性―由于个体决策的相依性和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外 生 性―各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决策互相独立；＼&相关性和金融机构间的共同（风险）暴露＼&重 要＼&不 相 关＼&监管政策工具的校准＼&关注系统性风险，

自上而下＼&关注金融机构的单体风险，

自下而上＼&]

需说明的是，两者的政策工具可能相同但政策的着眼点不同：两者都会使用资本监管、贷款损失准备、杠杆率、贷款乘数（Loan-to-value）和压力测试等政策工具；但两者的区别是，微观审慎监管会在整个经济周期上对所有的受监管金融机构运用同样的资本监管标准，而宏观审慎监管则会考虑提出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随经济周期变动的逆周期资本要求，也会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而且，微观审慎监管只考虑个体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状况而设计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而宏观审慎监管则会从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角度来设计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因此，宏观管审慎分析的着力点在于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评估和监测，在经济上行周期，防止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周期，维持稳定的信贷供应。因此，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评估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关键所在。

2010年底，巴塞尔协议III正式出台，中国银监会参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协议III和2004年度的巴塞尔协议II，结合中国实际，于2012年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与原来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相比，新办法的主要变化有五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资本监管的风险覆盖范围，在第一支柱（即全国统一的最低资本要求）下，除了要覆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外，还提出了对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同时提出了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信用评级的市场失灵是不可克服的，一方面，目前的“卖方支付”模式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金融危机中也暴露了类似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人呼吁“买方联合支付”，即由金融产品（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购买者联合起来，向证券信用质量作出客观评价的评级机构支付报酬，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买方的利益，而买方才是金融产品信用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但是，这一模式有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因为除非某一证券信用评级的结果能够对外完全保密，否则就会产生被第三方免费利用评级信息的可能。显然，完全对外保密评级信息是无法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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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ernanke， Ben S. and James， Harold （1991）. “The Gold Standard， Def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R. Glenn Hubbard， 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Cris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68.

[8]Calomiris， Charles W. （2007）. “Victo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Banking Distress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Working paper.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业务 难点 措施

一、引言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如今互联网其已经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其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存在的问题也都逐渐显现出来。而对于互联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其对于金融业务来说影响更大。而要想使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可以更好的应用，就必须要将其对金融业务发展的制约性问题都解决，将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应用的风险都降到最低，这样其才会保证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更好的应用。本文笔者就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的难点以及风险进行分析，结合互联网发展情况以及我国金融业务的特点，对改进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的应用的方法进行了探究，希望可以对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有所改进，促进金融业务中互联网的应用，为金融业务发展提供更多帮助。

二、我国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迅速

随着互联网应用范围的扩大，其在我国金融业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而其在金融业的应用现在可以说是迅速发展。在2012年我国就已经有电商巨头在金融领域中大展拳脚，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独特性，其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金融业中发展和应用。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在我国金融业务中的应用已经可以说是不容忽视了。

（二）我国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现在仍然是属于二元经济，这也就导致了我国金融体系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政府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金融机构，一类是不受政府监管部门对其资金等进行限制的民间金融。这两种金融模式之间其有着各自的优点，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正规的金融企业其自然是由于各方面都比较好，其有很多的优势，不过由于其对于个人以及小额贷款等不重视，这就使得民间金融机构存在是必然了。民间金融机构其存在虽然可以帮助很多个人以及零星的小额贷款需求的人顺利实现贷款，不过其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就是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管理方面不到位，就导致了其发展受到影响，其很难做到有一个长远的发展，会出现信贷危机。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前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金融行业其应用的广泛程度也在不断扩大。而且由于我国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其运作与发展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使得其人们在进行金融业务办理的过程中更加的方便，这不但对于我们进行办理的人员来说方便，对于金融行业来说也可以大大节省其时间。同时，网络金融业务的发展其对于个人以及中小企业的资金等问题带来了更多的方便。而且在互联网不断发展完善的今天，这方面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之中，在金融业务中的应用其也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

三、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和风险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在金融业务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不过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和风险，以下是对这方面的问题的简单总结。

（一）安全风险

大家都知道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如果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有欺诈的现象出。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会通过多账号注册，或者是造假等行为来进行非法的集资。这是互联网在金融业务中应用存在的一个安全风险，同时，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还有各种各样的黑客和病毒出现，就是我们平常所使用的个人电脑中也会经常有这样的病毒，其会对我的隐私以及信息安全等造成影响。对于金融业务中，其会涉及到大量的资金，要是遇到病毒的入侵的话，其对于我们的财产安全也会有严重的影响的，同时其对于金融经济的正常运行也是会有严重的影响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安全问题其已经成为了制约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监管风险

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其是离不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管的，必须要保证其监管到位，才可以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而在现在互联网金融业的监管过程中，其监管的成本比较高，政府在监管的过程中仍然没有一套完善的监管体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国家应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有一套完善的方案，保证其监管可以真正的有效，切实的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监管目的。同时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应当对各方面进行均衡的管理，通过这样的管理方式才可以使其达到最好的监管效果。同时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政府也应当注意其在其中所占的地位，要有一个监管的度，不能过多的对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干涉，不过也不能放任不管。监管得到完善以后，才可以将监管方面的风险彻底的杜绝，这样才可以保证互联网金融业务利进行，促进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

（三）信用风险

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其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其并不需要交易的双方见面，也不需要委托人，因此信用就十分重要。而且信用也是保证互联网金融业务能够正常办理的关键基础。不过由于我国的信用制度体系本身就不完善，网络的信用体系存在的风险也更大。而且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的关于各种金融机构的网上交易平台骗人的也非常的多，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信用风险也就更加担心了。

四、对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的改进措施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范围的扩大，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也非常的快速，而且前面已经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这就足以看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在未来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不过由于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好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要是想达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同时也要在这方面多进行改进，只有这样才可以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

（一）完善安全管理

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来说，安全是最关键的一点。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要逐步建立其一套完善的交易方案，以及对交易双方的信息进行了解的方式以及平台，这样保证双方的信息对称，也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交易方面出现的问[1]。同时还应当注重对网络交易平台的建设，防止出现一人注册多个账号的现象出现。

在对待病毒以及黑客的公交方面，也应当加强技术方面的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将由于病毒以及黑客的攻击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样对于顾客来说是一种保证，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也是一种保证，可以使其在顾客心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高。

（二）政府加强监管

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来说，政府的监管其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的不容忽视的。政府必须要指定相应的监管方案，对互联网非法集资的团体以及个人等进行严格处理，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在互联网中业务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2]。同时，政府对待民间金融机构的互联网的发展也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合理地进行这方面的规划，使民间金融机构以及正规的金融机构在互联网中的发展都得到保护。

除了监管以外，政府还应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运用科学的眼光，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进行引导和调[3]。这样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也有助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三）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政府应当推广信用评级制度，对金融业务的交易前、交易中以及交易以后的信用都进行严格的认证，这样可以及时的发现在通过互联网进行金融业务办理的过程中的异常用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是一种[4]。同时，对金融机构的信用也应当进行评级，这对于客户对金融机构的了解会有所帮助，可以让顾客在进行办理的过程中对所选择的金融机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信用认证体系，这样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将会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五、总结

在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中，金融业务中互联网的应用已经变得愈来愈广泛。本文就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中遇到的难点以及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针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点，提出了改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的措施。分别从政府监管、信用评级以及安全等方面进行了改进措施的提出，希望可以对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王.计算机网络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研究[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2年07期.

[2]周英红.信息过滤：防火墙技术演进的重点[J].信息网络安全.2008年08期.

[3]朱绵茂.我国发展网上证券交易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J].金融电子化.1999年12期.

[4]袁旭峰.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政策建议[J].改革与战略.2003年Z1期.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 问题 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184-02

金融业务创新，事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体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实现快速发展。正确分析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现状，积极采取新的措施推进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经济增长，提升发展活力的重要改革之路，对于金融业务创新的分析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的重要性

1.可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只是以传统的金融业务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例如存贷款业务等，单一的金融业务形式也导致了业务范围较窄，商业银行的经济增长来源较少，不利于其经济绩效的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实施金融业务创新，则可以有效的拓展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范围，为银行增加其利润渠道，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多元化，进而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2.金融业务创新能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实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没有业务创新，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就难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积极推动金融业务创新，使得其自身的金融体系更加高效合理，业务发展模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新型金融产品及其相关服务的推出，很好地优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进而能够增强其经济实力，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竞争力，使其能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金融业务创新能够有效防范经营风险。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日新月异，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也日渐增多。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积极进行金融业务创新，通过改革应对市场的竞争与风险。推行金融业务的创新，能够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发展机制，使银行的各项业务都能在市场中实现长效发展，进而能够很好地防范经营风险，可以有力地抵御市场危机，实现平稳快速发展。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中的问题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有了一定的发展，不仅金融业务在逐步实现综合化，例如设立基金以及保险公司，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也扩大到了国际市场，实现了国际化。与此同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也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的优势，积极发展了现代电子交易业务，产品类别也较为丰富。然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金融业务创新缺乏系统性。其创新金融业务大多是建立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之上，因此金融业务创新只是停留在了再加工的层次上，是对原有业务的一种拓展。这样的金融创新没有根本性变革，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创新金融产品，也就缺乏系统性，新型金融产品带来的附加值也较低。

2.主要借鉴国外模型，自主创新较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当下的金融业务创新举措，不论是金融体制改革还是新型的金融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借鉴国外其他银行的一些创新发展模式，只是将国外的金融业务体制照搬引用过来。没有自主创新的金融业务创新是缺乏发展活力的，这样的金融创新与自己国家的发展实际相脱离，难以真正激活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

3.金融业务创新的质量较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尽管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金融机构的网点，金融业务的种类，其数量都有了快速的增长，然而这些金融业务的创新都是集中在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上，缺少内涵型的金融业务创新，只是追求数量，而没有提高金融业务创新的质量。

4.创新人才匮乏，缺少技术支撑。人才既是创新的基础又是创新的重要保障，实施金融业务创新，需要先进科技的力量，离不开创新人才的支持。当前的金融业务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化、自动化，但是还处于创新的基础阶段，缺少创新型人才的支撑力量，技术创新也就难以实现较大突破，成为了金融业务创新的瓶颈。

5.创新业务的监管力度不够。我国的金融制度还不够健全，也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创新上。监管力度不够，业务创新缺乏有力的制度规范，导致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现象，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亟需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三、促进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的策略

1.立足市场，以用户为核心来实施金融业务创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只有立足于市场，以用户为核心，才能真正实现金融业务的创新。首先，只有立足于市场才能保证金融业务创新的可行性，即根据市场发展来创新金融产品。其次，以用户为核心，要求商业银行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不断地完善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来改善金融创新产品，使新推出的金融业务能够很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2.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为金融创新组织队伍。人才是银行业务创新的首要前提，促进金融业务创新，就必须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需要建立长效的人才培养体制，系统地对岗位职工进行业务创新知识的培训。培训工作要紧密结合市场发展需求，使培训出来的员工能够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其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工作，还要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是因为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户对于金融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还要注重外语、人际交往等能力的培训，全面提升银行职工综合业务素质。通过综合培训，组织一支有创新能力的队伍。

3.把控好成本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需要考虑银行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进行金融业务创新时，需要认真做好市场调研，切不可盲目跟风。金融创新要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创新的成本投入，以切实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利润，为银行的经营绩效服务。同时还要及时防范金融业务创新可能会带来的财务风险、银行信誉问题等不利因素。只有把控好金融业务创新中的成本与收益间的关系，以及充分做好应对经营风险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在稳定中寻求金融业务的创新突破。

4.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加强技术创新。近些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移动互联网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客户端这一应用形式的普及，对与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需要充分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实现突破。例如，现在很多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客户端，以及官方微信平台等新型金融业务平台，加快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效率。在未来的金融业务创新道路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仍然需要围绕移动互联网来进行业务创新。

5.加强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工作。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是要转变监督管理的思想观念，需要认识到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和服务是一个辩证的整体，让监管在服务中进行，反过来让服务促进监管工作的发展。二是完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既要设立监督管理的行政部门单位，成立专门的金融业务创新监督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数据库，通过金融业务办公自动化系统，科学高效的对金融创新业务进行及时的监管，不断完善监管信息系统，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工作效率。

结语

金融业务创新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对市场挑战，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方法，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业务创新需要及时反思，针对创新中的问题要采取改进措施，以不断完善自己的金融业务创新，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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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钦先.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逻辑[J].华南金融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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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冉光和，王定祥，熊德平.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J].管理世界，2004（4）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络营销 民间金融 P2P

引言

P2P网络金融业务是指个人与个人间的小额借贷交易，一般需要借助电子商务专业网络平台，帮助借贷双方确立借贷关系并完成相关交易手续（张宏光、谢勇模，2011）。民间金融以互联网为依托，以P2P式网络营销为手段，有效扩张其在金融市场中所占比例。民间金融机构掀起的以P2P网络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创新浪潮给传统金融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P2P网络金融业务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其内生性技术优势和交易模式创新优势。与线下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较，P2P网络金融业务主要以线上操作为主，其产品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民间金融机构借助成本优势来获取在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夹缝中生存的能力。再者，P2P网络金融业务属于金融创新，相关金融监管措施尚不健全，这使得民间金融机构的P2P网络金融业务可以获取金融制度套利机会，从而增进其借助制度监管缺位机会而获取盈利的能力。故此，民间金融机构应当充分结合P2P网络金融业务的金融创新特点来深入剖析该业务的实施风险，并据此制定其开展P2P网络金融业务的具体发展策略，以有效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

P2P网络营销模式下民间金融存在风险分析

（一）监管风险

第一，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对P2P网络金融业务监管的意识准备和能力建设。在传统金融业务框架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通常通过事前的行政命令指挥和事后制定补救性制度措施等方式来行使其金融监管职能。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金融业态创新，传统金融监管模式难以适应网络新时代的金融监管需求。民间金融机构的迅速崛起开启了以P2P网络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金融业态模式的持续性创新，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有力的变革措施来革新金融监管理念和金融监管方法，形成一种依托高技术的高度灵便的系统化金融监管新体系，以提升金融监管机构对复杂化金融业态的监管能力。

第二，民间金融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这使得民间金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化金融危机仍在深化和蔓延，这给包括民间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系统提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低于系统性风险的要求。从长期而言，我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型的成败。消费导向型宏观经济结构将直接刺激包括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其他个人消费信贷活动，这为民间金融业务拓宽业务规模提供发展契机。但当前宏观经济转型进展不畅及个人住房消费比例过重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居民在非住宅消费领域的消费意愿，从而降低民间金融业务的拓展空间。

（二）技术风险

第一，P2P网络金融业务模式下的民间金融机构面临网络技术安全性问题有待解决。从P2P交易的安全风险角度分析，民间金融机构在借助网络渠道展开金融业务营销的过程中，其金融业务的相关单据的数据信息均以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格式在进行传输。全流程使用互联网渠道传输的民间金融机构的金融数据存在如下风险隐患。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其金融数据难以处于绝对保密状态。在涉及重要财务资料的内部安保措施缺位的情形下，由民间金融机构经办员工掌握客户的存款资料及贷款资料的制度安排为将来的安全风险暴露埋下隐患。

第二，P2P网络金融业务模式下的民间金融机构面临着网络信息安全性问题有待解决。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是制约民间金融机构的P2P网络金融业务实施的关键障碍。在民间金融机构借助高新信息技术来拓展其P2P业务的同时，入侵民间金融机构的P2P业务平台数据库的黑客的技术力量也随之进化。通过伪造个人信用资料以骗取贷款的非法金融行为屡禁不绝，通过篡改个人信用信息或盗取数据库管理员帐号的形式来入侵民间金融机构数据库的非法行径亦有大规模爆发的风险。

第三，在跨地域推进P2P网络金融业务的同时，民间金融机构并未做好与跨区域业务风险控制相匹配的金融风控技术准备。P2P式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拓展使得金融机构摆脱了地域限制，但是民间金融机构却并未做好与之匹配的P2P网络金融风险控制对策。

（三）信用风险

第一，信息不透明是导致民间金融机构的P2P网络金融业务的信用风险暴露的主要威胁。由于民间金融机构通过网络借贷平台来获取的借款人的必要信用信息量相对较少，从而使得民间金融机构难以精确判断借款人的真实信用水平。虽然民间金融机构可以获取借款人在认证阶段提供的征信报告、财务报表及银行流水证明等信息，但却缺乏权威机构来核实上述信用信息，从而在一定水平上影响民间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评估结果的精确度。

第二，金融风险暴露后的风险控制措施不足制约民间金融机构P2P网络金融业务信用水平度的提升。P2P业务中实际借款人因经营不善或蓄意欺诈等行为所诱发的P2P网络金融业务风险增加了借款人对放贷行为的担忧，从而遏制了P2P网络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张。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团队的风控能力相对薄弱，风险抵御能力相对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应对P2P网络金融风险。部分民间金融机构通过外借注册资本金的方式来应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稽核，在通过稽核后即行撤资。这使得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实际到位规模远小于其实收资本申报规模，从而难以有效应对P2P网络金融业务中的信用风险。

基于P2P网络营销模式的民间金融发展策略

（一）民间金融风险监管策略

第一，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健全针对民间金融机构P2P网络金融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P2P网络金融的借贷关系形成的基础是网络平台，由此诱发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故将网络借贷纳入政府部门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显得尤为迫切（何晓玲，2013）。金融监管部门应当顺应时展和网络技术进步的要求，积极转变传统金融监管理念，在支持民间金融依法开展以P2P网络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的前提下，建构适合网络化时代金融监管特色的金融监管新体系。

第二，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应当强化行业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联手建立针对P2P网络营销金融业务的金融风险监测与防控体系。面向P2P网络营销金融业务的金融风险监测与防控体系应当将目标客户的借贷款项所投资的项目内容、借贷成本与期限及客户偿债能力作为金融风险监管重点，从而为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全时空和立体化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提供客观的量化依据。民间金融机构的P2P网络金融业务的分散交易和高频交易特点为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监管难题，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利用P2P网络金融业务的交易特征，充分发动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力量，以扩大监管主体数量的方式来增强对P2P网络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

第三，为防范P2P网络金融业务所衍生的系统性风险对既有金融风控体系的冲击，民间金融机构应建立风险准备金账户。P2P网络金融业务风险准备金账户是以维护P2P网络金融业务中资金借出方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其资金来自民间金融机构依契约向借款人所收取的服务费。通常该服务费的收取比例与贷款产品的品种及期限等信息相挂钩。民间金融机构应当对风险准备金账户实施专户管理，并对风险准备金账户的资金收支状况进行及时和全面的披露，以有效降低所暴露风险对民间金融机构运营秩序的冲击。

（二）民间金融新渠道拓展策略

第一，民间金融机构应采取差异化渠道战略来建设P2P网络金融业务渠道。传统银行通常采取增加营业网点的方式来拓展其营销渠道，增加其金融服务业务覆盖范围。民间金融的资本实力和金融业务运营能力相对较弱，缺乏通过增设营业网点的方式与大型金融机构展开正面竞争的实力和能力。民间金融应当建构P2P式金融业务网络营销新渠道，与大型金融机构展开迂回式市场竞争。具体而言，民间金融应当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对其P2P网络金融营销重新定位，以满足城镇地区中产阶级和底层普通居民的终端消费作为本机构的长期发展战略起点，从而确保民间金融的P2P网络金融业务覆盖的客户群与大型金融机构的主流客户群无本质冲突。这要求民间金融机构应当充分发挥P2P网络金融业务优势，通过互联网渠道来提升其对目标客户群的市场覆盖率，进而实现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差异化战略目标。再者，通过设计单位交易成本相对低廉的理财产品的方式来吸引中低收入群体客户的小额资金，民间金融机构可有效达到积少成多的资本金积累效果，从而开辟与大型金融机构不同的目标市场。

第二，民间金融机构应以普惠金融理念为指导来建立P2P网络金融业务渠道。2006年联合国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中指出，各国应当通过健全政策和法律的方式来发展可服务各阶层的金融机构体系，为各阶层提供适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由于普惠金融体系服务对象的总量庞大，其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内容庞杂，这使得大型金融机构缺乏为普惠金融体系下的客户提供价格适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民间金融机构应当本着普惠金融的理念，将其P2P网络金融业务渠道建设的重点放于被大型金融机构所忽视的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以合理价格为其提供符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有效满足在传统金融体系下受到金融抑制的社会阶层的金融需求。

（三）民间金融的产品策略

第一，民间金融应当通过积极推进P2P网络金融业务的方式来拓展自身业务规模。当前金融监管部门对大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分别提出了11.5%和10.5%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虽然对小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低于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要求，但多数民间金融机构难以企及该指标。民间金融机构不可通过营业网点总量建设的方式与大型金融机构展开正面竞争，而应当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与大型金融机构展开非对称性市场竞争。为此，民间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是通过改造其业务运营模式的方式来改造其资产结构。通过推进P2P网络金融业务的方式可以确保民间金融机构能扩张其金融业务规模，实现民间金融机构达成自身发展目标与满足金融风险监管目标的双重要求。

第二，民间金融机构应当建立轻资产型金融产品开发策略。民间金融机构需着力规避在传统金融业务领域与传统大型金融机构展开正面竞争，转而以创新战略为指导理念，以P2P网络营销技术为切入口，在现有金融生态系统外部培育网络型金融生态新系统。民间金融机构应当摆脱传统金融机构所奉行的大规模布局营业网点的粗放式经营模式，转而将企业的投资与运营重心放在以互联网络为支撑的P2P式网络金融业务领域拓展项目上，形成以网络资产等轻型资产为特色的精细化金融经营新模式。这要求民间金融机构应当与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及金融网络技术服务公司等机构展开战略合作，通过变革金融业务运营流程的方式来约减传统金融业务运营流程，形成与网络金融技术有效融合的新型金融业态和金融产品，以充分满足网络金融业务客户对便利化金融产品的切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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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9篇

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阻碍国内金融创新的步伐，以“新金融”为代名词的金融创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新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业务形式越来越复杂，新金融的发展顺应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与新金融业务相配套的金融监督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发了我有关新金融形势下对金融监督要求的思考。

【关键词】

新金融；金融监督；要求

1 金融创新推动下的新金融

金融创新，指的是顺应新形势金融发展需求、为追求金融领域利润而进行的涉及新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产物，是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的改革。具体来说，既包括金融经营管理制度的变革，又包含信息化技术带动下金融交易方式、操作手段、服务种类、支付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变革。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服务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现了“新金融”为代名词的金融创新形式，提供新金融是金融发展的产物，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信息技术为手段，基于新技术手段、运行模式、业务组织形式对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方式、金融服务功能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2011年7月，由中国金融界精英组成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在上海揭牌成立，该研究组织致力于探索国内金融发展、新金融建设等方面问题，为新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专业学术支持。2013年7月，在召开的“上海新金融年会”对新金融的概念有了更准确的诠释，新金融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传统金融的演进和有效补充，是对传统金融形式变革的结果，是金融服务的“新的组织方式”，以“新的运作主体”，提供“新的运作机制”，为我们展现了金融市场领域“新的金融格局”，其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新金融产生的积极作用

新金融业务主动适应市场机制，用于满足经济发展下日益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需求，以民营资本为主要来源，以跨行业的基于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平台为客户提供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金融产品、服务形式及渠道多样化的信用创造形式，为互联网金融业务、证券基金、保险业务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新金融业务具有专业性，与传统金融形式相比，突破了传统的金融思维，与实体经济、市场运作结合的更为紧密，极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以合理有效的金融创新形式为企业分散风险，对业务实施风险控制。同时新金融业务提升了金融创新机构的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商机，如上海硅谷银行、上海再担保公司、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及当地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专门针对当地科技企业提供的一种信贷服务，该业务由四方根据各自的业务优势，以四方分别负责贷前、贷后的风控管理，市场开发，为贷款所提供政策性担保，对相关企业提供补贴等工作的形式，建立起全新的信贷途径，为企业提供资金供给，向企业提供新金融创新服务模式。还有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金融形式，阿里巴巴推出的新金融业务“支付宝虚拟信用卡”，该业务通过支付宝为每个用户提供“虚拟信用卡”，根据用户的网上交易和消费记录，向用户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该业务将直接挑战银行现有的信用卡业务，为用户透支消费提供便捷的渠道。还有以为小企业提供专项金融融资、汽车金融公司等形式出现的新金融创新形式，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金融业务的专业化水平。

新金融业务以为企业提供适应自身发展需要，能够抵御企业经营风险的产品为最终目标。通过新金融创新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利率管制逐步放开，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信贷模式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合理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更有效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新金融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1.2 新金融的消极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新金融为形式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新金融业务关联着金融机构、企业及社会公众，其业务金融风险有很强的传染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业务链条内快速蔓延，破坏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链条，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新金融业务具有多样性、特殊性，金融机构多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加以体现，经营状况未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容易造成金融统计数据的缺失，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评估和监管的难度。同时，新金融的信用创造途径的多样性，造成融资行为托媒，降低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性、控制力，采用传统的货币统计指标，很难准确统计新金融业务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增加了金融管理的难度。

2 新金融下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随着金融业务的日益深化，新金融创新形式的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推动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内的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完善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没有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度”，新金融业务就有可能绕开金融监管部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工具，增大了实施金融监管的难度。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结合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金融市场实际制定适宜的金融监督政策，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体系、方式和方法，具体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能够及时、准确、完整的收集金融数据是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的前提，要完善现有金融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建立统一、完整的金融数据平台，增加新金融相关业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金融监管当局准确、及时的获取金融数据，加强金融数据的综合分析，为实施金融监督提供基础保证。同时要结合新金融业务变化，及时完善金融业务指标的风险预警体系，加强对新金融业务风险监测和控制。

2.2要建立全方位的金融监督体系、沟通机制，采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在政府部门对新金融实施监督的同时，可以鼓励来自市场的监督形式，如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补充。同时监管机构要加强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沟通机制，促使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管理层沟通常态化，促进信息在横向和纵向的准确、有效传递。

2.3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更大，所以对从事新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多样，操作形式灵活，容易脱离央行监测，存在引发金融不稳定因素的风险。在不违背市场原则的前提下，要制定事前干预、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措施，加强对其新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市场准入、市场运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力度，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2.4新金融的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弱化了央行通过银行准备金方式调控金融市场的功能。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交叉经营、混业经营的范围在扩大，分业监督形式与金融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因此要完善现有金融业监督协调机制，加强现有分业监督体制中中央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三方的协调和配合，同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划分，加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监管协调，共同组成国家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规则，协同实施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能力。

2.5新金融业务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在金融监督方式的制定、实施方面应采取审慎、合理、适当的原则，对面向公共服务性质的业务，如小额贷款等，既要有效控制相关业务风险，又要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业务环境，采取合理、有效、适度的监督措施。

3 处理好新金融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新金融是迎合目前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需求推动的结果，是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深化的突破口，在金融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依据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中的各类金融业务活动实施合理、适度地限制，对新金融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约束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新金融相关知识的宣传，肯定新金融在金融创新中发挥的积极主导作用，把握好新金融业务创新的尺度，鼓励支持积极的新金融创新，抑制消极的新金融形式，促进新金融业务发挥业务活力，为新金融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金融发展，建立正确的金融监督思维，及时掌握金融创新动态，妥善处理新金融和金融监督的关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管控，对新金融业务实施适度的、有效的监管，适时调整金融监督措施和方法以适应新金融的发展变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维护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我国新金融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复杂、激烈的国际金融形势，新金融业务在创造市场的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新金融的业务种类、运作方式、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需继续完善，现有的金融创新能力远远不足，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督力量有待继续提高，新金融与金融监督的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要关注与新金融相关领域的研究，注意对金融监督力度的把握，实施监督但不能过度监管，防止过度谨慎对新金融发展造成的抑制，优化新金融运行环境，引导资金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构建服务于国家实体经济的新金融，通过新金融的发展推动中国金融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英，金融监督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金融业务监管范文第10篇

1.1对银行金融业务的会计核算缺乏足够的重视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的功能都比较单一，再加上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金融业务的发展比较缓慢，因此其会计核算没有受到从业人员的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然而近年来，由于我国国内存贷款利差的不断缩小，大大降低了传统银行业务的利润获取空间，再加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银行开始关注金融业务的竞争空间和发展潜力，银行开发金融业务逐渐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银行金融业务的会计核算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银行从业人员从思想和观念上还没有对其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就对银行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银行金融业务目前存在的会计核算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制度建设滞后，对我国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二是监管部门和银行管理者都没有正确认识金融业务给银行带来的高风险，导致这部分会计信息严重缺失，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一旦出现疏漏之处，必然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三是金融业务的发展与会计核算及其信息披露状况严重脱节，使一些金融业务缺乏会计核算信息结果和反映。

1.2银行金融业务的定义和范围不清，且缺乏明确、统一的核算规范

在银行业务中，中间业务范围大于金融业务，但是很多银行将金融业务和中间业务混为一谈，这主要是由于会计准则只是关注核算程序和核算方法，而不负责具体核算对象的制定，因此并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再加上金融业务的基本范畴没有明确界定，缺乏规范和引导，从而导致金融业务的快捷核算数据不实。到目前为止，我国会计法规以及监管指引都没有对银行金融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明确要求了部分已经存在的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会计核算规范作为基础，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也就无法实现。另外，现阶段我国银行金融业务的会计处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四个特点：自定原则、自立规矩、自我监督、各自为战。这不仅难以保障金融业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同时也使各个银行所披露的金融业务信息缺乏可比性。如果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最终可能导致有意或无意的虚假金融会计信息的形成，给金融业务带来经营风险，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银行经营决策行为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行为产生误导。

2、银行金融业务会计核算的改善策略分析

2.1正确认识会计核算对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的重要性

控制过程、总结观念是会计核算的基本职能，其中控制过程主要是指通过货币计算来核算和监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项经济活动，因此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就是反映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活动。银行金融业务的会计核算也是对其业务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体现，通过它所提供的信息，银行管理者可以对金融业务发展的现状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认识其中存在的风险，采取积极的措施对其进行防范，并对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会计核算对银行金融业务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必须要受到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者的正确认识。

2.2对金融业务会计核算标准进行明确和统一

要想使银行能够根据业务的性质来判断金融业务的范围，提高银行金融业务会计信息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可比性，就必须要对金融业务会计确认标准进行明确和统一。首先，银行要积极制定金融业务会计确认的判断标准，将金融业务与中间业务或者其它业务区分开来。在制定中尤其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银行金融业务所承担的权利或义务会否给银行带来潜在的风险或收益；二是银行是否因该项业务承担了直接或间接的权利或义务。除此之外，财政部门和监管部门也要对金融业务中的业务或者有负债业务等风险性业务的会计核算、会计确定、会计计量、会计披露等进行强制性规定，而对于那些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证券化信贷资产等金融非风险性业务，则只需进行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就可以了，其它的实际要求则需要根据银行的管理特点来确定。其次，制定金融业务会计科目设置的指引。财务部门必须要重视会计核算的管理和监督，规范性的指引金融业务的会计科目设置，并尽可能使其与银行监管部门对相关业务的流程和管理规定统一起来，这样就使金融业务会计核算数据相匹配，可以为编制监管报表的统计提供方便，对于银行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防范也具有积极意义。

2.3对银行金融业务会计核算方法进行规范

要提高银行金融业务会计信息规范性和可比性，就必须要对其会计核算方法进行规范，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充分考虑核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在金融业务的核算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核算是否与国内金融环境和银行管理能力相匹配，是否符合监管机构对银行金融业务的管理要求等；二是准确反映表外业务的风险性质。银行金融业务的产品结构和权责风险之间差异很大，金融业务会计核算要想清晰的反映银行在金融业务中所承担的权利、义务、收益以及风险，就必须要在会计核算方法中将其差异体现出来。

3、结语

总的来说，银行金融业务作为银行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点业务，要想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对其会计核算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认识，并加强监督管理，严格金融业务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披露和会计报告，以保证其业务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对会计核算方法进行完善和改进，使其能够更好的反映金融业务的开展情况及其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和账面价值，为进一步加强金融业务管理提供数据支持，从而使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避免出现巨大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