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监管范文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1篇

中国是唯一开始把气候限制纳入金融监管的经济大国（除非有人把斐济当作经济大国，其央行为斐济的银行贷款制定了强制性要求）。虽然这些新的调控政策仍处于发展阶段，但中国已经为未来几年的全面监管改革做好了准备，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金融界脱碳。

这些政策中，“绿色信贷政策”一直都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政策启动于2007年，2012年修订为 《绿色信贷指引》。虽然许多绿色信贷政策针对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但二者已经开始有关联了。如今，银行需要提供与《绿色信贷指引》有关的KPI报告。对于未能遵守这一规定的中层管理者，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银监会可以据此阻止其在中国国有银行中担任要职。尽管银监会还未使用过这一否决权，但这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约束银行管理者，使其合规而行。

尽管《绿色信贷指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一系列附加措施已付诸实施。因此，中国的银行都必须向银监会报告跟其投资有关的所有环境法律责任和附加的大量“环境指标”。欧洲也有类似的做法：德意志银行除了要向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联邦财政监督管理局，或最终向欧洲央行提交财务报告，还要提交环境指标和法律风险报告。虽然中国的银行目前正在努力应对会计和监管问题，尤其是在界定什么是“绿色”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报告将会更细致。

有趣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的新“公共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表明，金融业的公开披露即将浮出水面。事实上，一些有关企业环保表现的报告已经有金融体系监管结果的内容了。某些行业的中国企业现在要面对“四色”环保信用评级。今后，不鼓励银行给获得“红色” （最差）评级的企业贷款。

然而现在讲改天换地还为时过早。许多政策仍在制定、微调和扩充中，与这些项目相关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常常最多只是个温和的鼓励，眼下仍然难以提炼这些政策的实际影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煤炭投资尽管从去年开始趋于平稳，但过去十年中平均增加了10% 。这表明中国金融体系仍是“高碳”的。诸如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等调控政策甚至可能与鼓励向高能效产业投资的政策背道而驰。然而，这些措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领先了欧美的政策，欧美国家似乎完全忽视了“绿化”金融监管的问题。

尽管如此，事实上却存在许多针对金融系统气候友好型投资的不利因素。由于能效项目大部分的价值在于项目设计和非设备成本，因此贷款时，这类项目的抵押品要被打更多的折扣。《巴塞尔协议III》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将有可能从系统上对长期的“绿色”资产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在围绕气候和碳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所有这一切都与潜在的高碳“搁浅资产”有关。

这些监管上与制度上的不利因素表明，金融监管在促成气候友好型投资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政策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监管失衡问题。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2篇

目前，《金融监管研究》发行量约为1.5万本，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评为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中国知网公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金融类期刊中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三，在学术界、政策层和金融业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

围绕当前国内外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将主要刊发以下方面的文章：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2.实体经济去杠杆率与金融风险防控3.资产价格泡沫和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

4.金融周期与金融风险防控5.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与宏观审慎监管

6.金融监管改革与监管有效性

7.金融科技创新（Fintech）发展、风险与监管

8.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

9.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政府债务风险等专项风险防控

10.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含投贷联动）、绿色金融以上选题仅供参考，也欢迎其他方面的高质量、专业化稿件。《金融监管研究》是由中国银监会创办和主管的专业学术期刊，主要刊发金融监管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旨在传播金融监管思想，提升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水平，扩大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政策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服务金融监管理论创新与工作实践。目前，《金融监管研究》发行量约为1.5万本，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评为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中国知网公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金融类期刊中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三，在学术界、政策层和金融业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3篇

本文作者：李鹤工作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碳金融监管的内容及障碍分析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货币管理当局对金融业的限制、管理和监督。金融监管是指能够通过监管使建立金融制度的目的充分实现。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不是一种有效监管，而只是一种存在诸多缺陷的权力监管。碳金融监管是指政府在低碳经济视域下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金融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定，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所以，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制度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且金融监管本身必须是有效的。有效金融监管是有效金融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效金融制度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性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金融创新的浪潮集中出现了许多逃避管制、防范风险、追求收益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这些创新涉及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对传统的金融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监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中国碳金融的制度环境不健全，碳会计制度缺乏，政府、企业和个人无法测算碳资源，如果金融行业协会能够将市场主体的经济信息传导至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汇总到各自的行业协会，再将碳金融市场信息传送到中央金融决策机构，中央就能根据碳金融市场决定碳金融政策，而后通过金融行业协会进行分解和落实。二是权力监管，监管成本偏高。中国的金融监管只是一种权力监管，而不是权威监管。在权威监管制度之下，金融机构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就能够降低风险而增加收益，反之，违反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就会增加风险，但却不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回报。中央银行监管力度不够，这样造成银行无序竞争仍很突出，一方面会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在带来收益的同时，将导致巨额成本。三是缺乏有效的稽查制度，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金融业自律机制方面，现有的自律性组织还难以与政府监管机构彻底脱钩，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缺乏独立性，行业协会规则约束力较差，权威性欠缺，措施流于形式。四是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监管的需要。中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日益变化，银行监管人员所惯用的行政手段已不再适宜，急需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

实现有效碳金融监管的策略

国际金融界亏损倒闭事件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严所致。在金融风险日益突显的今天，碳金融监管体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构建一个健全有效的碳金融监管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1.建立有效的碳金融监管制度，实施绿色金融。建立有效金融制度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一是建立和完善金融企业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对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是建立有效金融监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努力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加大碳权市场和碳会计执行范围，清除阻碍企业使用碳会计的短期利益的驱动机制。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降低监管成本。要使中国金融监管成为一种有效监管，必须将目前的权力监管转化为权威监管，即监管当局的监管基础要建立在其监管措施具有技术合理性、符合技术指标的内在规定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之上。实施有效监管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一是建立退出机制。构建监管体系的关键是退出机制。通过退出机制约束金融管理者和投资者，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竞争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好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二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监管体系建设的基本前提之一。三是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建立碳稽核是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碳金融监管需要加大碳排放稽核力度。碳稽核是调节生产与环保、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碳稽核是碳会计的再监督，加强碳稽核，有助于碳会计不断完善。碳会计提供的碳排放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面性、真实性，由碳稽核进行监督，并明确其环境经济责任，即保证碳信息的有效披露。加强碳稽核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必须接受社会监督，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3.构建完善的碳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有效金融监管不仅需要配套的碳金融监管体系，而且更加需要有效的监管手段。“三位一体”即“国家监管部门—社会团体—市场主体”，三维结构是碳金融监管的核心体系。在碳金融调控之时，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等与市场主体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并非能发挥高效的决策与实施对碳金融业务的市场调控作用。金融行业协会更能够贴近低碳经济的市场行为，更能沟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弥补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管理过程中的外在性缺陷。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手段是解决金融监管障碍主要途径。一是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发挥行业互律组织的监管作用。二是碳金融监管需要尽快建立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与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MFCA信息系统。通过环境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得到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数据；尽快将环境相关的成本从经营费用中分离。三是建立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施动态、实时、持续全过程的碳金融监管模式。这既是各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趋势，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4篇

“在中国，目前绿色信贷的优势在于我们建立起跨部门的领导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现在地级市一级有信息联网，在环保方面若有企业违法违规，那么银监会就能随时监控，在这些企业信贷支持方面不予以考虑。”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叶燕斐在第二届关注气候中国峰会的“绿色金融・创新共赢”金融论坛上表示。

针对绿色信贷，叶燕斐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大指引力度：一是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二是严密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不能为环境违法违规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三是关注并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表现。

据了解，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21家主要银行机构“两高一资一剩”行业贷款（扣除转型升级部分）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9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较2013年初有所下降。

针对推动绿色信贷的方向，叶燕斐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制定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的财税政策，发挥金融支持节能环保的杠杆作用；第二，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在引导资金投向中的基础作用；第三，逐步提高产能过剩行业准入和营运标准，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对于绿色金融创新业务监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论坛上表示，要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实施绿色金融监管时有相对一致的行动，以避免资金和资源的分散，从而达到更好的效用。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5篇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颁布了《绿色信贷指南》，规范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道路。在金融机构方面，目前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机构仍以银行为主，其中，兴业银行是同业内第一家（2008年）宣布采纳“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并于2012年在行内成立了可持续金融部，专门用以从事绿色金融业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丰富的经验；在绿色金融产品方面，发展相对成熟是绿色信贷业务，主要投向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此外，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业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绿色保险方面，我国主要以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并在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试点，取得一定成效；绿色证券方面，国家环保总局对13类重污染行业公司在申请上市时设置了环保门槛，要求其公布环境信息，暂缓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碳金融方面，主要依托CDM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相继成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2008年）、深圳排放权交易所（2010年）、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2011年），并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同时，我国部分省市正在积极构建区域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中心。可以说，绿色金融在我国已经起步且具有良好的开端。

二、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必然性

（一）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选择绿色发展是我国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举，金融利用其调配资金的优势，将环保理念贯穿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制定和金融产品开发等环节中，利用金融杠杆作用促进全社会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可以让经济活动摒弃传统的污染严重的资源能源密集型发展方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所以，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它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方式。

（二）绿色金融是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随着金融业和环保产业的不断融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交易迅猛发展。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聚焦在碳排放权的计价基础上，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在历史机遇期面前，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为契机，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起步晚、环保意识差导致对绿色金融的认知程度低

我国绿色金融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时至今日仍处于由“概念”向“实践”的过渡阶段[8]。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些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业务方面已经先行先试，但就整体而言，大多数金融机构仍将短期利益作为目标，将限制“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投放作为工作重点，对绿色金融的长远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思考，导致对绿色金融的认知水平较低，这必将使金融机构忽略社会经济和自身长远发展，阻碍金融机构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二）金融机构“利益导向”与“社会责任”间的矛盾

作为具体实施绿色金融的微观主体，金融机构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既然金融机构以“企业”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经济体系中，就必然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即“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逐利性最典型的表现是将贷款资金投向“并不那么‘绿色’的‘两高’行业”，而投资环保企业或者环保项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特别是在绿色金融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认知程度比较低的环境下，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必定要损失一部分近期利益，带有一定“社会公益性”，这导致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偏少，而且大部分是出于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并未成为金融机构核心价值取向。因此，是否可以妥善解决金融机构“利益导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关乎能否在具体操作层面顺利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

（三）市场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金融法律保障体系缺失。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七个试点省市相继在其主要的地方文件中增加了关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表述，但仅限于部门规章制度和建议指导性文件层面，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二是绿色金融实践主体单一。目前，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实践主体是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程度相对较弱；三是融资形式上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几乎空白[9]。

（四）激励机制的缺乏削弱了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在动力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产物，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仍然比较依赖“高能耗、高利润”的传统经营模式，对环境保护与金融业发展缺少全盘考量。加之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等外部环境建设的滞后，以及绿色金融短期经济效益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致使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习惯性地持有“观望”态度，主动性和内在动力不强。

四、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

诚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然面临着上述问题的制约。但是，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制约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利因素，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在众多方法措施中，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证。按照王元龙研究员的研究结论，绿色金融体系应由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五方面构成[10]。

（一）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完善的绿色金融制度是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具体包括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制度等方面，构建思路是：借鉴先进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具体而言，借鉴“赤道原则”，健全和完善包括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在内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在完善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应始终遵循公平原则、生态秩序原则和效率原则，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立法上要明确规定环境污染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施以严厉的约束政策，同时强化环保企业的激励政策，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在构建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时，充分考虑收税减免、财政补贴、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绿色金融扶持政策，借鉴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税”的经验，加快推出环保税和碳税，引导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为绿色金融发展构建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以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按照国际惯例，绿色金融市场是指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碳信用工具交易的市场。在我国，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培育力度不断加强，以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变得切实可行。具体思路：在“试点先行、全面推广”的基础上，尽快搭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制定市场标准与相关制度，完善CDM一级市场，培育发展服务于碳交易的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不断扩大市场参与主体，在最大程度上刺激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

（三）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要注重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根本和关键。在信贷政策制定、业务流程管理和产品设计过程中积极引进绿色环保理念，大力推广绿色证券、绿色基金业务，逐步完善绿色保险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碳交易市场，创新碳远期、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品，通过构建我国绿色金融衍生产品体系，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市场[8]。

（四）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理念，培育绿色金融机构

鼓励金融机构将“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理念植入日常工作，在经营决策过程中既要重视自身利益，也要顾全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严格将各项环保标准贯穿经营活动中。此外，鉴于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参与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参与主体过于单一将不利于绿色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因此，各地方政府应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构建健康、平衡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同时，大力促进绿色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借力绿色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解决存在于绿色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绿色项目开发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为绿色金融深入发展提供空间。

（五）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监管应当注意两方面内容：一是全面协调监管，既包括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监管，也包括国际协调监管；二是注重监管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强化监管的执行力度。在监管政策层面，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实行差别化监管[11]和激励政策。只有完善的监管机制，才能切实防范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五、结语

如前所述，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深层矛盾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已经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取得了共识，并且绿色金融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业已凸显。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7个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地方政府在政策支持、舆论宣传等方面都大力推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兴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由此可见，上到地方政府、下到各级金融机构，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方面都进行了初步且有效的实践与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起步晚、环保意识不足、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健全等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到了来自理念、制度、政策、监管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而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就是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按照王元龙研究员的研究结论，绿色金融体系应由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五方面构成，即：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以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以创新为载体，提升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水平；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理念，培育绿色金融机构；从绿色金融监管入手，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事关我国绿色金融能否突破现有桎梏取得长足发展，因此，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如何评价绿色金融体系，是值得各级机构、学者思考与实践的内容，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绿色金融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监管；激励；人才

绿色金融以企业大数据金融为依托，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活动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一系列相关绿色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绿色金融在金融市场中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绿色产业的振兴，进而实现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实践

1.1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兴业银行于2019年1月承销发行首笔“三绿债券”，绿色发行人以绿色基础资产进行募资，资金投放于绿色用途。2020年，兴业银行承销市场首单绿色防疫债，支持疫情严重地区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发行中资股份银行首单境外蓝色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与海洋相关的项目，诸如可持续海洋经济、海洋环境保护及沿海地区气候变化适应等。2021年2月，承销首批碳中和债，募集资金用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与此同时，承销首批绿色权益出资型中期票据，用于天然气储运调峰项目工程资本金。浦发银行长期关注绿色信贷业务，多年前就将绿色金融纳入重点发展范畴，在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中，浦发银行已经将绿色金融产品服务覆盖至各个领域。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于2018年成为广州市首批绿色金融行业自律公约成员，该分行大力支持绿色低碳产业，不断增加绿色信贷方面的投资，同时为相关节能服务公司推出融资方案，有效地解决了这类公司融资难、无担保的问题。截至目前，该分行共计为53家国家备案类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操作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金额共计3.62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共计500多万t。

1.2各省市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1.2.1广东省广东省作为首个碳排放交易的试点省份，率先进行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的搭建。广东省在2012年9月成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用作国家级碳交易的试点，致力于为绿色金融服务。为分析碳市场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变化趋势，该交易所将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的作用，这对我国碳定价权和碳产品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广东省在创新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和碳金融的业务模式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2江西省为发展和完善绿色产业项目，将金融资源和项目向绿色产业转移，江西省以特殊模式即金融与产业融合方式完善和发展，同时大力引进人才、资本，充分发挥国家级创新示范区的榜样作用。江西省绿色产业项目库首批入库的绿色创新发展综合体项目达到248个。除此之外，江西省推出一系列包括绿色金融科技实验室在内的创新模式，以此推动江西在绿色金融创新实验区的建设和壮大。1.2.3上海市在面对自贸区发展机遇之下，上海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为打造“绿能源、绿土地、绿金融+互联网”的生态产业体系，促进产融网结合，上海市的金融机构重点发展低碳经济。同时，为扶持低碳产业，每年上海市的多家银行会制定《信贷投向政策指引》，通过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配合产业升级和低碳可持续的基础上，持续创新节能减排的新途径。1.2.4贵州省贵州省高度重视贵安新区的企业在绿色金融产业领域的创新。贵州省为促进该区域绿色金融产业的发展与壮大，致力于改善绿色金融组织结构，制定正确的绿色金融发展道路，完善相关认证体系，形成内容丰富、多层次的产品体系，预防和化解各类绿色金融风险，逐渐形成以“大数据+绿色金融”为依托，全方位、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产业链，助力绿色金融业务和企业的发展。1.2.5四川省四川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企业创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强化绿色金融支撑力度。四川省在部分地区相继推出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政策，以成都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绿色环保产品的投入，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等绿色金融机构已陆续入驻成都绿色金融中心。

2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现状

回顾过去，以国内外企业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为基础，在数年内我国不断地进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及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尝试，成效显著。其中，绿色信贷业务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信贷规模稳步增长。纵观我国企业绿色金融之发展，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起步虽然较晚，但是我国企业绿色金融产品的项目之多不亚于诸多国家和地区，在绿色保险、绿色债权和绿色信贷等领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绿色债券来看，我国已经成为绿色债券的全球第二大市场，2015—2018年债券发行额增长较快。从绿色信贷来看，据调查数据显示，在国家支持的企业项目中，环境效益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节能减排，使得碳排放量急剧减少，同时绿色信贷不良率远远低于企业传统的绿色金融产品。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国内主要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较5年前增长了约6万亿元，达到14.08万亿元，可见其增长之快。从绿色保险来看，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推广的过程，成效显著，发展迅猛。除此之外，我国在其他方面不断开拓和发展，例如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使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种类更多样化[1]。

3制约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因素

3.1绿色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是监管绿色金融的主要机构，目前其监管体系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属于新兴事物，尚在开发阶段，通过搜索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发现，目前法律对于绿色金融的监管制度的规定还远远不够，加之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相关的法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现实中不可避免的绿色金融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不明确也使得监管中隐藏了诸多问题，最终导致相关金融机构监管的失位。二是金融机构为谋求短期效益，利用监管漏洞，譬如信息披露制度和事后监管不完善等，降低监管门槛[2]。

3.2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动力不足

对于绿色金融行业的发展而言，它还依赖于金融产品的推广和创新。然而，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种类屈指可数且创新性绿色金融产品占比较少，这就导致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进而制约绿色金融产品的进一步创新。目前，我国企业推出节能减排领域的新产品还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在绿色金融产品领域的创新力度还远远不够，主要原因在于绿色信贷所占比重较大，而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占比明显较少。因此，在解决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道路上，应当适当增加绿色保险产品的发行。除此之外，对于绿色信贷产品也应当推陈出新，替代原生性产品。在碳基金产品方面，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已有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但是这远不足以自主进行碳减排量的交易。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并未对绿色金融产品做实质性的创新，只在小范围做局部创新，加之存在绿色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相关金融机构不注意经营风险等问题，均限制了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深度[3]。

3.3参与主体缺乏创新动力

金融机构作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主体，应当主动承担不断开发和创新产品的责任，但在实际开发设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影响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首先，对于开发和创造新的绿色金融产品而言，成本高昂，综合考量收益与成本，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主动开展创新，并且其中存在收益不稳定、投资回收期长等问题，使金融机构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创新的动力。其次，从创新产品的风险角度而言，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承担较大的风险。任何一项新兴项目的开发和创新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对于绿色金融产品方面，由于与环境保护和清洁资源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尚不成熟，所以该项目在创新过程中隐藏了一些技术、环境等未知风险。然而，纵观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行业，对于规避该类风险的机构尚不存在，加之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和法律规定本身尚不完善，导致风险增大。因此，金融机构作为创新的主体就丧失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4]。

4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建议

前文介绍了绿色金融产品在部分地区的实践情况和创新现状，并探讨了制约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因素，围绕这些制约因素，笔者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4.1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为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绿色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力度，既要充分激发绿色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力，又要保证企业间有序健康发展。但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鱼目混珠，时有不法分子借此进行违法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的秩序。此时就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站出来，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提升监管的力度和效率。此外，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这就直接阻碍了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应当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细化一系列披露的要求和指标，再施以信息披露以强制性，保证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评估机制方面，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项指标进行专业的评估，保证发行机构的资产状况、信用状况等信息准确[5]。

4.2加大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力度

对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应当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政府应当将绿色金融与其他关联行业协同建立激励机制，财政支出应当适当向绿色基础设施倾斜，优化支出比例。同时，应当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例如对于绿色金融项目投资大、还款期长的，可以考虑给相关金融机构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长的融资期限，或是给予一定补贴激励金融企业和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比重，借鉴相关的普惠金融支持配套措施，提高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其次，可以通过风险的预防和化解等方式激励金融机构的创新。气候和环境的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金融风险，为此监管机构要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自信心。

4.3大力培养绿色金融创新人才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针对该领域的人才培育则较少，要使该领域有所创新，必须从人才培育入手。首先，注重在校教育。各高校应重视对金融学术的研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学习，培育懂金融又懂环保的复合型人才。激励金融领域相关专业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践活动，开阔眼界，实现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培养复合型实用人才队伍。其次，注重绿色金融岗位的培养。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善于发现和挖掘金融领域的人才，对于思想先进、敢于创新的人才要重点培养，同时推出鼓励员工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激发创新的原动力，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最后，加强合作交流。在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实践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对产品创新的有益经验和思路，同时制定符合我国市场的相关策略。

5结语

对于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还远远不够。我们在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上应秉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在看到其广阔的前景和可观的未来的同时，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内的各级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各自的职能，使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继续蓬勃发展。现阶段，我国对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已经初显成效，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会带来质的改变，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断注入新的能量。

参考文献

［1］俞岚．绿色金融发展与创新研究［J］．经济问题，2016（1）：78－81．

［2］卢树立，曹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J］．现代管理科学，2018（3）：42-44．

［3］潘溪泉．绿色金融在中国：现实困境及应对之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3）：86－89．

［4］詹小颖．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J］.南方金融，2017（12）：69-75．

［5］赵以邗．绿色金融的中国实践：意义、现状与问题［J］．武汉金融，2018（2）：9-15.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7篇

如何排查治理重点风险，筑牢银行业的“防火墙”呢？

首先，筑牢银行业的“防火墙”需要提高监管有效性。

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本是金融危机的防御线，然而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为《2l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提到的：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一旦金融监管出现漏洞，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危机就会伺机而入，威胁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可以说，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始终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与决心。

所谓有效监管，一是监管者要未雨绸缪。金融监管者应对金融风险始终存有敬畏之心，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而要有预判、有预案。能在繁荣时期发现潜伏问题从而未雨绸缪、采取相应对策，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监管。

二是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金融业务创新不断涌现，监管的思路、技术乃至整个体系的构建也需要随之与时俱进甚至超前一步。唯有不断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捕捉风险并及时调整、应对，才能防患于未然。

三是金融监管要有一定的强制力。巨大的利益能让人铤而走险，因此监管机构如果只能纸面文件或提示风险，显然不足威慑金融机构或改变其“越线”行为。可以说，有效监管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才能发挥作用。

其次，筑牢银行业的“防火墙”要求进―步深化银行业改革。 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因噎废食、停滞改革显然不可取。实际上，筑牢银行业“防火墙”的关键还在于银行业做大、做强，形成多种风险层次的产品和多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以分散风险。

具体而言，深化银行业改革需进一步畅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同时，还需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形成错位竞争。例如，大型银行应以综合金融集团为目标，探索“综合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需进一步优化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地域和客户，谋求符合自身资源条件、功能优势和区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小型银行则需发挥机动灵活和贴近目标受众的特色，围绕市场定位和比较优势，推进特色经营，形成特色品牌，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差异化金融服务。

再次，筑牢银行业的“防火墙”要求强化银行业风险管理。

作为金融业务的核心，风险防控始终是重中之重。妥善应对、化解不良风险，一方面要求银行业尽可能减少不良资产的生成；另一方面则需要银行业妥善处理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

前者意味着控制不良增量，对可能产生不良贷款的领域重点防范。例如，在积极支持房地产去库存的前提下，加强对房地产信贷压力测试和风险监测，采取差别化信贷政策，稳妥应对房企信贷风险事件；同时，对于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健全完善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业务的监管制度和手段，排查治理资金错配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及综合排查治理交叉金融产品风险，加强资管类产品管理，使跨行业跨市场资金流动始终能够“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

后者则是指化解不良存量，提升银行业市场化、多元化、综合化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包括通过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逐步增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功效和能力；对于“僵尸企业”，债权人委员会要制定清晰可行的资产保全计划，稳妥有序推动其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坚决实施去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以充分盘活沉淀在“僵尸企业”和低效领域的信贷资源。

最后，筑牢银行业的“防火墙”要求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从源头上遏制风险传导。

为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下一阶段银行业的改革方向也应与五大发展理念相契合。具体来说，就是以协调配置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实现协调发展；以金融活水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来推动创新发展：以建立绿色信贷长效机制、确保信贷资金投向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发展；以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金砖国家新设机构网点，推动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来促成开放发展；以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单列信贷资源等新服务模式来支持共享发展。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8篇

《建议》第三节“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第六条“构建发展新体制”中有这样一句表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这是互联网金融首次被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建议，也说明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正在迎来黄金时代。

中信集团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爱财有道COO王杨表示，“过去互联网金融发展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如今中央五年规划建议正式倡导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发展，建议明晰，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地位也得到提升，会让一些不合格的或者纯粹诈骗的劣质平台淘汰，去芜存菁，有助于推动良币驱逐劣币，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但同时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说，自身也更要提高运营能力与服务标准。”

玖富创始人兼CEO孙雷认为，互联网金融将赢得改革红利与窗口期。“互联网金融首次被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建议，为行业定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互联网金融将会赢得改革的红利与窗口期，行业将迎来大爆发的五年；同时各项监管政策势必陆续落地，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始出现分水岭，竞争格局将形成。合规合法发展，才是优胜王道。一大批企业将会倒闭，优质企业迎来历史最好的机遇。”

金蛋理财CEO邓巍强调，规范行业发展，监管细则政策出台越早越好。《建议》中“规范”和“发展”两个词，这两者本身就是和谐统一的，无规范不发展。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之所以会担心平台出问题，是因为担心得不到法律保护，没有相应的具体监管规则对行业进行规范。尽管互联网金融行业每年的发展增速很快，但目前参与到其中的人仍然相对小众。只有行业实现真正的规范发展，才能让普通老百姓都参与进来。国家的监管政策越早出台，越有助于降低用户的信任成本，对认真的从业者是一个利好。准入门槛和信息披露透明能够极大地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

91金融CEO许泽玮指出，互联网金融“身份”终于得到正名，预示了未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而且将有一系列利好的政策要陆续出台。下一个五年，互联网金融将迎来真正的黄金发展期。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以及各种产业跨界融合，将加快构建综合性混业金融监管的体制和机制，最终形成“大金融”格局下混业经营的创新金融监管。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仅会发挥“一行三会”框架下的金融监管，还会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协调机制， 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创新监管方式，及时填补监管漏洞，实施有效监管。

点滴身边董事长谢涛表示，互联网金融被划入金融改革大潮是肯定互联网金融的存在价值，承认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整篇规划建议对互联网金融的描述只有短短的“规范发展”四个字，至于何为合规、如何发展却毫无提及，可见互联网的信息融通与金融的资金融通的契合点、创新发展与规范发展的平衡点、鼓励创新与适度监管的矛盾化解方式仍是恩宠难寻，等待细则出台仍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能源战略决定经济转型成败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能源战略规划制定的成败也是决定经济转型和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之一。11月11日，国家能源局消息，“十三五”我国能源发展要重点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周边和沿线能源国际合作，推动重大能源项目落地，并继续推进核电、水电、火电及特高压输电“走出去”。

对此，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武军强称，《建议》中讲到要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立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将绿色环保理念贯穿在能源发展战略中。其能源环保领域的亮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提高非石化能源的比重，强调要通过攻克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难题，发展分布式能源方式，来推动非石化能源产业创新与发展，增加非石化能源的供应量，缩减石化能源的使用量。二是绿色消费意识，倡导大众树立绿色节能的消费意识，主动实施碳排放量控制，对高耗能的行业进行调控，用能耗指导行业、企业发展，并与之建立相应的绿色发展基金，用经济手段引导企业节能，大力推进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推动绿色交通业发展，加大资源回收和再生资源的利用，倡导大众树立绿色节能环保的生活消费习惯。三是建立健全用能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转让机制，培育转让市场，直接将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与经济效益挂钩，引导企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展望“十三五”期间企业的未来，武军强表示，钢铁行业是国家明确的过剩、调控行业。近年来国家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做出了部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就目前行业发展而言仍然是“供大于求”，且部分中小钢铁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致使环保、节能、绿色等发展问题凸显，行业被贴上高污染标签，成为民众环保问题的众矢之的，同时还严重冲击环保达标、节能高效的企业发展，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而言，需要国家加大钢铁行业的环保、节能、绿色发展要求，从政策上严控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加大环保执法力度、能耗控制力度，用环保、能耗指标推进钢企改进、进行产能淘汰，既保障行业的绿色健康发展，改善民众对钢铁行业的认识，又为各钢企发展创造公平公正、同台竞争的发展环境。因此，吴军强“十三五”最大的愿景是，在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中，公司能以客户满意为导向，加强上下游产业联动，以创新、科技、改革为驱动力，推动技术升级、装备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实现由单纯生产商向生产服务商的转型发展，并成为钢铁行业环保、节能、绿色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不光能源发展要“走出去”，多领域企业也要“走出去”。为响应“十三五”，不少企业家为“走出去”献计献策。恒生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林伟中坦言，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培养自己比较国际化的团队。一方面企业需要抱团出海，但同时也要做到入乡随俗，要同当地的企业和各种机构搞好关系，与之紧密相连，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许多企业“走出去”时，将香港作为第一站，大多从外贸开始建立贸易公司，建立投资平台、融资平台，甚至可以建立现金管理平台。说到底，在文化等各方面内地与香港都比较接近，而且香港又算境外，不会受到内地审批等各种限制，这样企业“走出去”也会比较稳当。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绿色金融体系；路径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66-05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志码：A

绿色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2011年1月，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同年9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出台（国发[2011]2号），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原经济区要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撑，因此，探寻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

一、绿色金融的内涵及作用机理

（一）绿色金融的内涵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也被称为“环境金融”（Environment Finance）或“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ing）。

Salazar（1998）认为，绿色金融是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

Cowan（1999）认为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讨绿色经济的资金融通。

2000年，《美国传统词典》第四版认为绿色金融是研究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生态环境及保护生态多样性，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Labatt和Whitetsj认为，绿色金融是以改善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为目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工具。

国内学者也对绿色金融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王军华（2000）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在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金融的社会资金引导作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李心印（2006）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绿色金融需要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

邓翔嘲（2012）认为，这些概念的核心并没有偏离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绿色金融可以定义为通过最优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组合来解决环境污染和气候变迁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具体有以下方式：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所谓绿色信贷，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为促进企业削减污染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新建项目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收取惩罚性高利率，而对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产的环保型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所谓绿色保险，又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其标的为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所谓绿色证券，是指通过实施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上市公司加以激励与约束机制，以遏制“双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过度扩张，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此外，绿色金融还可以采取绿色风险投资、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方式。

（二）绿色金融的作用机理

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工业企业造成的，在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被掠夺式开发，生态平衡被破坏，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生态环境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企业不会考虑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金融机构也不可能主动考虑贷款方的生产及其相关活动是否带来环境风险，由此导致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失灵。为了矫正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的干预，而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会忽视环保问题，导致政府失灵。另外，污染企业为了逃避政府对其环境污染责任的追究，会想各种办法予以应对，导致政府的事前预防工作因覆盖面广而顾及不全，政府对环保的介入也就往往是以事后警戒和处罚为主，这也加重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使得政府的事前监督收效不大，而事后惩罚已无法避免环境污染及破坏的发生，如果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惩罚也就更难起到应有的警示效果。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使得无法通过传统的金融手段、金融政策等影响资源配置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需要有更好的金融模式来取代现行模式。而绿色金融模式就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风险，将外部性的环境污染内在化，利用市场机制、借助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技术来管理包含环境风险在内的金融风险，在企业融资前就分析评估融资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而决定是否提供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这样，将事后处罚变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一方面加强对节能环保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又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资金控制，扼住污染企业的资金“命脉”，从而制约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盲目扩张，倒逼其在防污治污上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环保意识，完善环保设施，加大研发力度，突破环保技术瓶颈，减少环境风险。从而解决了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服务只是金融服务的一种，除了，融资，绿色金融还可以从多方面市场化地控制环境污染，如绿色保险通过对参与企业进行严格的环境风险预防和控制，达到降低企业污染，从而使保险公司能够规避市场风险。

二、发展绿色金融的制约因素

（一）绿色金融风险较大

大型企业规模大、实力雄厚、受关注程度高，一般配备较好的环保设施和环保设备，而中小型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金实力弱，难以承受消除污染的负担，加之受关注程度不高，环境问题一般较为严重，需要为节能降耗等污染治理向银行融资，但此类企业普遍缺乏可靠有效的担保品。而且，与成熟的传统产业相比，新兴绿色产业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使得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风险高于普通信贷项目。此外，由于绿色产业或低碳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多为中长期项目，如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自愿减排单位（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VER）、节能环保等产业不仅资金需求巨大，而且其回报期通常也比较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二）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

由于绿色金融风险较大，追求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金融自然缺乏开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金融机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会让位于经营考核压力和经济效益，银行自然也缺少专门的绿色信贷人员、机制和制度。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来矫正市场失灵。但目前金融主管等政府部门还没有全面承担起绿色金融理念的传播、引导职责，对绿色金融发展缺乏完整的战略安排，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相应的外部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三）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滞后

绿色金融业务涉及十分复杂的专业技术，且专业技术处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中，从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各个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及其发展前景，雇用和培养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也由于大幅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而不现实。实际上，从国内外的现实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普遍较少，使得金融机构对于涉及绿色金融专业领域的技术识别和风险评估能力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机构倾向于对传统经济领域开展金融服务，而对风电设备制造、垃圾处理等有利于促进环保的新兴产业采取谨慎态度，影响了绿色金融的发展。因此，需要专业性的服务机构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一系列的相关服务，而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及服务体系滞后是制约绿色金融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四）绿色金融的标准不完善且缺乏可操作性的业务实施细则

目前政府部门颁布的绿色金融业务执行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则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银行等金融企业也缺乏相应的内部实施细则，使得绿色金融，尤其是绿色信贷的投放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性。如同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往来密切、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绿色信贷等金融资源，而那些真正需要资金来进行环保技术升级、环保设备改造的企业却得不到绿色信贷等金融支持。

（五）绿色金融的信息沟通协调度低

绿色金融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企业、环保、金融机构等多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及时有效沟通信息，如企业上市前的环保核查、上市后过程控制的环保监管，就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上市公司和环保部门之间信息的沟通。然而现实情况是，金融监管机构对绿色金融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绿色金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了解；企业为了推卸环境责任而隐瞒或者虚报自身的环境信息；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能及时准确地环境质量信息，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根据其的信息来审查借款企业的信贷申请；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未向环保等有关部门反馈环境信息使用的情况，没有做到数据共享。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导致在环境评级、绩效审核、资金发放等绿色金融各个环节的实施都存在较大的偏差。

（六）绿色金融产品不丰富

在绿色金融发达的国家，绿色金融产品非常丰富，不仅有针对企业、家庭和个人的绿色信贷产品，如加拿大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澳大利亚银行向低排放车型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英国巴克莱银行向信用卡用户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折扣和较低利率，还有蓬勃发展的巨灾债券、绿色资产抵押支持证券、气候衍生物等绿色证券产品。绿色保险不仅制定了因环境相关性不同而费率差异的保险产品，还专门为清洁技术以及减排活动定制了相关的保险产品，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节能减排保证保险等。而目前我国由于绿色金融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又不完善，难以矫正市场失灵，加之社会未给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土壤，绿色金融产品不丰富，绿色金融业务规模较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发展绿色金融的路径选择

（一）弱化绿色金融业务风险

由于需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企业很大一部分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不仅自身存在固有的规模小、抵质押担保不足等缺陷，而且由于新兴绿色项目较之传统的成熟项目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从长远看，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商业金融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追求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商业金融仍然不愿意为其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如2005年，银行监察组（Bank Track）调查了“赤道原则”的执行情况，发现部分赤道原则机构只不过是“漂绿”（green wash），虽然举着“绿色”旗帜，喊着“绿色”口号，但在其经营活动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没有考虑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扩展绿色金融，需要从绿色金融服务的需求方着眼，只要有效降低了需要绿色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风险，自然就会吸引逐利的商业金融为其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虽然为单个中小企业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的风险较大，但每个中小企业都处在特定的供应链中。作为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中小企业为核心企业的生产、销售等方面提供配套服务，因此，只要中小企业和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稳固，银行等金融机构又将包含了单个中小企业的完整产业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包括融资支持的各种绿色金融服务。而供应链金融正是将产业上下游的相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提供金融服务的，它不再片面强调单个企业的财务特征和行业地位，也不再简单地依据对单个企业的孤立考察作出信贷决策，而更加关注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更多地对交易进行评估，把针对单个企业的风险管理转变为供应链的风险管理。这样，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以跳出仅对借款人自身信用状况评估的视角，从专注于对中小企业本身风险的评估，转变为对整个供应链及其交易的风险评估，只要其上下游企业的实力较强，其交易对手（核心企业）信用卓著，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以基于中小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的应收账款和存货等资产，对其提供融资支持，其还款来源是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借款人财务报表上所反映的还款能力，因此，供应链金融是弱化绿色金融业务风险的可行选择。例如，在节能、节水服务商等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的企业无法提供充足有效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有经济效益的保障、且所服务的客户综合实力较强，银行就可以针对服务商的应收账款为其融资，而不要求服务商提供固定资产的抵押担保。

（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绿色金融业务的正外部性及其高风险性使得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不愿意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因此，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来支持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即绿色金融是一种政策推动型金融，发达国家的经验就表明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韩立岩（2010）的非出清市场均衡模型也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激励。完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首先需要在立法上完善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发达国家支持绿色金融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善健全，如美国通过了26部涉及水环境、大气污染、废物管理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有《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等全面监督规范绿色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促进了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的发展。而我国相关的政策法规零散，亟须建立完善的针对金融业、项目企业发展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为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货币政策支持体系、财政政策支持体系等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

货币政策方面，首先要完善对商业金融开展绿色金融的激励和约束。在对商业金融开展绿色金融的激励方面，中央银行可以对发放绿色金融项目贷款的金融机构在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扩大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而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可以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绿色金融项目的贷款资本金要求。此外，还可以建立金融机构环境信用评级，将金融机构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作为其信用评级的考核因素，中央银行对高信用等级金融机构的融资申请给予优先考虑，而从严审查低信用等级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等融资申请。总之，要采取多种多样的优惠政策激励商业金融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除了激励商业金融开展绿色金融以外，还要采取多种政策约束商业金融对高污染、高能耗等项目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如要求金融机构对污染企业的贷款申请实行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而对环境友好的企业予以优惠利率贷款等。此外，监管机构要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监督政策的落实。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支持绿色金融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由于有些环保项目和生态工程项目投资期限长、风险大，即使有激励约束，商业金融也不愿涉足，因此，实施绿色金融战略，还需要政策性金融以弥补商业金融的不足。如2007年，日本政策银行推出了环境评级贴息贷款业务；2009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拥有3300亿韩元的可再生能源权益基金公司，投资于碳减排绿色行业，并设立了优惠利率的绿色金融产品。我国也需要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设立一个国家级的“绿色金融专项基金”，其资金来源包括污染罚款、环境税和财政收入划拨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绿色金融专项基金不仅可以为商业金融不愿涉足的绿色项目融资，还可以通过为优质重点绿色金融项目提供担保的方式，撬动商业金融庞大的资金为绿色金融项目融资，不仅有助于分担商业金融的风险，鼓励商业金融加大对绿色金融业务领域的支持力度，也有助于国家引导绿色金融紧密围绕优先产业而开展。还可以组建一家政策性的“绿色银行”，或者在原有的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部门，主要任务就是防止环境污染，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手段筹集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以支持促进环保的投资项目，发挥政府的窗口导向作用。

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不仅可以对绿色金融采取可行的减税措施，如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税收优惠等，财政支出也应该向绿色金融倾斜，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来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如英国政府对节能设备投资和技术开发项目贷款由财政资金给予贴息，美国2009年制定的联邦经济刺激方案也由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力传输技术的贷款提供担保。因此，我国也可以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绿色金融项目由财政资金提供担保或贴息，以促进绿色金融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三）培育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虽然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市场化的运作也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绿色金融市场化的运作需要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支撑。如绿色信贷项目常常具有技术较高、专业性较强的特点，商业银行很难全面揭示项目的风险，需要借助第三方的专业技术评估，虽然我国也成立了环境交易所、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环境影响评估机构等专业机构，但相比发达国家，不仅技术识别能力不高，覆盖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公信力相对较弱，不能为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提供有效的支持。因此，为了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在发挥现有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并借鉴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并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立规范高效的交易市场，完善其二级流转市场。

（四）制定绿色金融的标准及实施细则

政府制定的原则性绿色金融标准使得金融机构无法制定相应的内部实施细则，因此，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是绿色金融有效实施的基础。政府可以在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绿色金融标准、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绿色信贷指南、环境风险评级标准、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等一系列的准则、标准，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这些指南、标准细化绿色金融业务的程序，提升绿色金融的可操作性。

（五）建立各部门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

信息的有效和及时沟通可以很好地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企业、金融监管以及环保各部门之间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征信系统等方式，建立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通过平台，环保部门可以定期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环境违法企业名单以及金融机构在环保方面的表现，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实时将环境违法企业名单转发给全国的金融机构。不仅金融机构可以参照环境违法企业名单拒绝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或实施惩罚性措施，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直接制约环境违法企业，如在同等条件下，证监会可以优先批准环保效果好的企业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而对环境违法企业，即使该企业财务效益较好也实行环保一票否决。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环保部门提供的金融机构在环保方面的表现，相应调整金融机构的环境信用评级标准，并对评级较低的金融机构实施相应的制约。

（六）开发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

绿色金融监管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金融；构建

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78-04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增加，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近几年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对世界气候变化影响的凸显，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低碳经济被誉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1］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驱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低碳金融是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金融形式。我国低碳金融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减排目标实现和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

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与投资。［2］低碳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金融创新，是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金融形式。

1．低碳金融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为目标

现代金融是优化资源配置、积聚资金的重要方式。低碳金融是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其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功能。低碳经济的基本目标是要降低企业能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粗放型生产模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的转换。低碳金融的目标之一则就是帮助和促使企业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到金融业的核算和决策之中，促使企业扭转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模式。低碳金融和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和契合性。低碳金融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将经营活动的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必然自觉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己任，将资金融通给具有长远生态利益的环保产业，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保障功能

在产业发展中，第二产业的能耗强度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要主体。扶持低碳产业发展是低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对于传统产业，低碳金融通过支持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产业转型等方式实现产业的优化。而对于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则通过支持其产品研发、销售市场拓展、技术升级等，促进其快速发展。低碳金融是低碳能源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其为低碳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资金的保障。低碳金融也是促进低碳消费的有力武器，其通过对低碳消费行为和方式的鼓励和扶持，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比如对于绿色能源汽车、低碳房产等消费行为，低碳金融可通过银行授信额、信贷利率、低碳保险等制度给予鼓励和支持。

二、我国低碳金融立法实践与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日趋变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共识迅速增长。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加入公约的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后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机制，即国际贸易减排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了支持与促进环境保护事业发展，2003年6月，世界银行集团的国家金融公司在国际银行业发起了“赤道原则”。到2006年，“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3］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开始了低碳金融立法实践。

为了推进节能减排，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利用金融手段推进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规。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坏境保护局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通过金融手段促进环境保护发展。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局联合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环境审计公告》，2003年颁布《上市公司或股票再融资进一步环境审计公告》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确定了具有不良环境行为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规制。2005年12月，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政策体系。”200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接着，国家环保总局、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07年11月，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

随着对金融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深化，利用金融来推进环境保护的立法活动日益增多。但是，我国低碳金融法制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我国还没有以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经济发展为主要宗旨的低碳金融立法，有关环境金融规范大多数表现为部门规章和政策性规范，立法层次不高，法制的约束力不够。这些立法活动主要目的是为环境和金融部门提供指导性规范，而缺乏可供实施的具体制度设计，且规范之间存在重复和冲突之处，直接影响到这些金融立法规范之间的效力。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减排目标，要求我国必须转变传统的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低碳转型。就我国经济发展来看，构建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低碳金融制度迫在眉睫。

三、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合作原则

低碳金融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主体搭便车现象而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带有公益的产品，市场主体不会主动提供，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但是，低碳金融具有正外部性并不意味着低碳金融只能完全由政府来提供。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低碳金融运转机制，不仅政府财力不足以承担制度运行高昂成本，而且会出现政府失灵，直接影响到其低碳金融制度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性。因此，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运作的低碳金融体系是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协调合作，是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低碳金融制定完善的规范体系，采取适当的支持和鼓励措施，引导市场主体从事低碳金融活动，并通过监督和惩罚措施，限制金融机构支持高污染、高排放的市场主体的融资行为和违法行为。低碳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由低碳金融政策转化为低碳金融促进型法律，是我国低碳金融制度构建的合适路径。

2.生态效益优先原则

生态效益优先原则是指金融机构在从事投融资行为时，要将生态效益的选择放在首位，其次再考虑经济效益。低碳金融必然要追求经济效益，要求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否则其无法实现经营的持续性。低碳金融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存在冲突之处，但是两者可以协调和兼顾。如“赤道原则”就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生态效益优先的原则。在构建低碳金融法律制度过程中，生态效益优先应成为指导性原则，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规范设计，使之成为金融机构基本的行为规范。

3.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并重原则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生存、发展和迎合客服的需要而创造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开拓新的金融市场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4］低碳金融及其制度构建是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创新，其与传统金融在理念、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低碳金融制度的构建离不开金融创新。但是，由于低碳金融特别是在金融工具创新上比较复杂，加上在运行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其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较高。低碳金融法律制度构建，也离不开金融监管的跟进。金融监管是控制金融风险和激励金融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低碳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强化金融监管是发挥其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和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条件。

四、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制度构建的主要内容

1.低碳金融的立法体系

低碳银行制度。低碳金融银行主要包括政策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低碳金融政策性主体是专门从事政策性低碳信贷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充分实现国家的产业调整规划目标，在现有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之外，应成立绿色经济政策性银行。同时，应制定专门的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绿色政策性银行法，对政策性银行的宗旨与目标、设立程序、业务范围、组织机构、业务规则等作出具体的规定。［5］商业性低碳金融主体以实现生态效益为基本目标，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展开业务活动，其运行资金来源多样。商业性低碳银行主要通过开展低碳信贷、低碳中间业务和低碳金融创新等为低碳经济提供投融资服务。

低碳证制度。证券市场是低碳经济主体进行直接融资的核心场所，其与低碳银行的间接融资相比，融资的风险和压力要低些。我国通过证市场为低碳经济发展融资还处于十分滞后状态。目前，在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具有低碳概念的公司尚不足10家，总市值为3222.6亿元，只占总市值的2.76%。［6］低碳证券制度主要通过优先安排低碳企业上市发行股票、证、基金和风险投资等，为低碳企业发展筹集资金。我国应适当降低低碳产业和企业上市标准，大力开发证券投资产品，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低碳保险法律制度。低碳生产方式的变革，势必带动包括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等一系列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也必然出现新的风险因素和新的风险种类，从而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从投资到见效的运作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需要保险资金这样的中长线资金的介入。低碳保险通过为低碳产业提供保险服务，创新低碳产业保险产品和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支持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衍生金融产品制度。低碳衍生金融产品是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而发展起来的新型金融产品。碳排放权交易具有长期性和风险性，金融机构为防范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转移交易风险和获取利润，从而开发和设计了一系列的低碳衍生金融产品。低碳衍生金融产品制度通过规范衍生金融产品契约，价格发现、交易机制等，不仅为低碳经济建设项目融资，而且起到丰富低碳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和集聚作用。

低碳民间金融制度。低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正规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可以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补充支持作用。我国民间金融规模很大，如给予合理引导和规范，对低碳经济发展也能起到不可忽视作用。目前，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呈现较高的投机性、流动性和短期性等特征，难以为低碳经济提供长期和持续的金融支持。在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融资渠道受到严格控制情况下，民间金融有时成为其“帮凶”。因此，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为低碳经济提供稳定和长期的融资服务，控制民间金融对高碳产业融资，构建低碳民间金融制度具有必要性。实现民间金融的低碳化，构建低碳民间金融制度，引导民间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可以一举多得。

2.低碳金融风险控制法律制度

金融风险是一定量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包括个别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低碳产业项目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企业初始资金不充足等原因，低碳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其他金融。低碳金融应构建系统的风险控制制度，以保障自身经营安全和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低碳金融风险控制制度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完善低碳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二是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制度。基于低碳金融运行规律的特殊性和风险表现的差异性，我国应专门设计针对低碳金融进行监管的指标体系，以实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与控制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

3.低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低碳金融牵涉社会公众利益，关乎金融系统安全，因此离不开适当的金融监管。首先，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更新监管理念，转换监管方式，将环境风险和生态效益纳入金融机构行为监管之中，探索监管创新的新思路。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应吸取国际上对低碳金融监管先进经验，针对低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风险因素，出台相关的风险控制标准，以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低碳金融活动。最后，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作，建立低碳金融信息共享制度，探索建立低碳金融风险共同分担机制。

4.低碳金融扶持法律制度

在低碳经济还没有成为主流时，需要政府通过扶持低碳金融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国家可通过窗口指导、再贷款利率优惠、税收优惠等政策，倡导金融机构注重长远利益，将资金投入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研发、企业的减排和污染治理，植树造林等领域，以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在低碳金融产品设计中，既要考虑到生态效率，也要考虑到产品持续发展能力。国家既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要求传统金融产品在运行中兼顾生态效率，也可以设计出新型金融产品。对于低碳金融产品，国家应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降低准入门槛等方式进行支持。

参考文献：

［1］毕军，张永亮.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低碳经济之路［J］.中国发展，2009（6）：2.

［2］李平.基于低碳经济的金融体系的构建［J］.生态经济，2010（8）：123.

［3］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127.

［4］曹龙骐.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