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发展规划范文

核电发展规划篇1

事实上，对于核电项目而言，完成项目初可研到真正上马，还有漫长的准备过程。据熟悉核电项目前期工作的专家介绍，初可研的主要目的是排除项目的颠覆性因素，获取省级支持性文件，并且争取列入国家规划。换言之，完成初可研是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必备条件。

完成初可研之后，项目才有可能获准开展前期工作，也就是业内俗称的“路条”。同时，业主还需在此基础上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获得包括环保、海洋、水利、国土资源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性文件。据了解，一份核电项目的可研报告阶段需要完成43个专题，39个支持性文件。

初可研与可研工作的筹备，是企业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于核电项目而言，要真正上马，这仅仅是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在核电项目筹备工作中，还需要同时进行安全审评文件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文件包括《厂址安全分析报告》和选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在项目最终能够获批开工之前，项目还需要通过国务院核准，并获得安全监管部门颁发建造许可证。

这一漫长的前期筹备工作，不同项目的过程不尽相同。以辽宁红沿河为例，其前期工作最早启动于1978年，其后该项目几经易手，到2003年由原中电投集团重启该项目，2005年，该项目完成初可研报告，并成功列入国家发展规划。2006年，中广核参与该项目，与原中电投等比例合资成立项目公司，2007年8月，红沿河首个核电机组开工。从前期工作启动到项目真正开工，该厂址历时将近30年。

可以看出，完成初可研是核电项目上马的必备条件，但是初可研完成之后，也还有漫长的准备工作要做。受建设力量和国家政策的制约，完成初可研的厂址或许在很长时间里都将继续等待。作为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和获准开展前期工作“路条”的敲门砖，初可研有别样的意义，只是这一意义并不十分重大。 开闸呼吁不断

日本福岛事故之后，高层对于内陆核电态度一直十分谨慎。尽管全球超过一半的核电站建在内陆，核电业界也普遍认为内陆核电并不存在特殊的技术问题，不过出于对极端事故后果的担心，内陆核电在中国一直面临争议。

核电业界为内陆核电开闸的呼吁也一直不断。2013年，核能行业协会曾在桃花江厂址所在市益阳举办会，内陆核电研究课题的成果。2015年4月，核能行业协会再次在北京举办会，关于几个重要问题再研究的成果。研究认为，内陆核电厂与沿海核电厂安全法规和标准一致，但为了充分考虑内陆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排放对环境、当地生态系统和公众影响，内陆核电的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要求严于沿海核电10倍，是目前国际上最严格的要求，实现了“近零”排放。内陆核电厂选址符合当前国际先进标准的要求。

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今年5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内陆核电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内陆核电的安全要求和沿海核电没有根本性区别。因此，内陆核电现在不能开建不是因为从技术上不可能，而是需要社会舆论进一步来理性地科学地对待。”

与此同时，内陆省份对于核电建设的热情始终高涨，湖南是其中的典型省份。由于省内资源匮乏，湖南省内依赖进口煤矿来供应电力，导致其工业电价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省。因此，湖南始终迫切希望靠核电来满足省内能源供应。尽管国家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不开工内陆核电，近年来全国“两会”期间，湖南省代表团依然多次发声希望尽早开工省内的桃花江核电站。

今年初，受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也启动了对内陆核电的调研。公开报道显示，中国工程院的调研报告认为，随着内陆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未来电力供需缺口增大，能源消费总量及人均能耗将显著提升，建议国家在核电布局上，需要在沿海核电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内陆核电。 沿海厂址充足

尽管核能行业协会与中国工程院的调研都支持上马内陆核电，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在“十三五”期间，内陆核电或许会破局，但大规模发展的空间并不大。

目前关于核电发展的国家层面规划，是在2012年10月福岛事故之后重启核电时，由国务院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据知情人士介绍，列入该规划中的包括9个扩建厂址、18个新建厂址以及20多个重点论证厂址。2012年核电重启之后，新开工的如田湾、红沿河、福清等项目，都是出自规划中列入的扩建厂址。

另据了解，截至《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时，全国完成初可研的核电厂址已经达到61个，条件较好的有45个，支持装机容量约1.9亿千瓦，其中大部分为内陆厂址。

规划之后，企业寻找新的厂址的努力仍在继续，最近的公开信息是今年4月，中核建计划落地高温气冷堆的厂址江西瑞金完成了初可研工作，但是中核建目前并不具备独立开发核电的资质，该项目也还未列入国家规划。

按照目前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到“十三五”末期，全国核电的总规模将达到在运与在建共8800万千瓦的规模。随着红沿河6号机组开工，3号机组商运，目前国内投运与在建机组总数达到52台，总容量约为5300万千瓦。

9月中旬，中核建旗下的建设单位中核华兴公告称正式重启田湾5号、6号项目施工准备工作，计划11月30日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另外，使用自主三代技术华龙一号的防城港3号机组、福清6号机组预计也将在年内开工，那么到“十二五”末，国内核电投运与在建总规模将达到5700万千瓦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规划，在“十三五”期间，还将开工约30台百万千瓦机组。如若目前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拟定的目标不变，目前储备的扩建厂址和新的沿海厂址已经能够满足“十三五”的建设需求。田湾、三门、海阳、台山、石岛湾、宁德、防城港等已经开工的沿海厂址都还有厂址能够继续扩建，另外还有陆丰、徐大堡、漳州、沧州等前期工作准备比较充分的厂址可以开工，苍南、金七门、白龙等沿海项目也历经多年筹备希望上马。一般而言，沿海厂址容量约为6台核电机组，仅仅上述提到的厂址已经足够支撑核电“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制约内陆核电的另一个因素是技术路线。尽管自主三代华龙一号实现了沿海项目的突破，不过目前在筹备阶段，国内内陆核电选用的技术都是AP1000。已经拿到“路条”的桃花江、咸宁、彭泽三个内陆项目也将采用AP1000技术。而在AP1000依托项目还未完工，沿海新的AP1000项目无一核准的情况下，内陆核电更无可能率先开闸。

亦有专家认为，华龙一号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内陆核电的选择，不过沿海华龙一号今年刚刚开工，要想批量化、乃至在内陆启动也还需要示范堆投产之后才有可能。

核电发展规划篇2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下称《核安全检查报告》）和《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下称《核安全规划》）。半个月后的6月15日，环保部网站公布了上述两个文件的全文。

国务院常务会议后的次日，即6月1日，新华社播发系列文章，其编者按直言：“核电重启箭在弦上，开闸在即。”6月5日，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股份）的上市环保核查也被环保部放行。中核股份计划融资1700余亿元，将可能是2012年A股市场上最大的IPO之一。

重启核电，显然是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大事。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11”核事故后五天，中国国务院于3月16日召开常务会议，并作出四项决定：一是立即组织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二是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三是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四是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这四项决定被称为中国核电“国四条”，据此，在《核安全规划》获准之前，中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彼时至今，全球核电形势一再变化，停建或停止运行核电站的西方国家一再增加，日本甚至于2012年5月进入一个无核电之夏，举国讨论是否彻底放弃核电。在此背景下，中国核电建设如果真的如外界所称，“已重启在望”，其影响不可估量。

不过，财新记者采访发现，最新调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下称《核中长期规划》），并没有同《核安全规划》一并接受国务院会议审查，而前者才是中国核电重启真正的闸门。

多位核电专家和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核安全规划》是核电行业回暖的必要条件和清晰信号，但业界和民众更加关心的核电项目建设速度、核电装机量规划和内陆核电布局等问题，还需修改中的《核中长期规划》来回答。

但《核中长期规划》何时，目前局势仍不明朗。中国核电重启，显然尚未真正到开闸之时。

重启不易

长江边的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已停工一年又三个月。近日似乎峰回路转。去年核电“国四条”后，通过选址阶段环评，前期工作已经平掉一座山头的彭泽核电站，也在暂停之列。随后，这块已经安静下来的大工地却一直话题不断。经历了对岸安徽望江县的“上书”抵制（详见本刊2012年第9期“核电上书风波”），遭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强烈反对，还经历了国内媒体关于内陆核电站存废的大讨论。

但《核安全规划》通过后仅四天，2012年6月4日，ST赣能（000899.SZ）、赣粤高速（600269.SH）均公告称，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即彭泽核电项目投资方，拟向股东按持股比例增加资本金4亿元。该两家上市公司各拥有江西核电的20%股权。

次日，中核股份上市环保核查获通过。该公司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中核集团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央企名录上排名第一。

股市的反应还不止于此，早在5月28日就有市场传闻称核能建设将重启，核能板块由此大涨三天。江苏神通累计涨幅达15.1%，其他个股如二重重装、中核科技、沃尔核材等“涉核”概念股也随之上涨。市场分析人士更在近期开始推荐买入、增持核电相关股票。

然而，在外界一片热闹中，中国核电业内并无欣喜之声，显得异常沉默。

一位中核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中核集团谋求上市由来已久，2010年的中核股份的成立即是上市准备的关键一步，此次通过环保核查，应该只是顺水推舟的一个步骤。

上述中核人士表示，中核集团内部对于此次《核安全规划》的通过反应平淡，并认为《核中长期规划》调整后的，才是中国核电复苏的关键所在。

《核中长期规划》最早于2007年10月，当时对于核电发展的设想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随着中国核电发展，原来的规划已经不适应社会变化，尤其是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明确将调整《核中长期规划》提上日程，围绕中国核电的建设规模和速度的讨论也由此愈加热烈。

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5月10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在“2012年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表示，《核中长期规划》和《核安全规划》已经通过国家能源局的审议，并上报到国家发改委。

然而，在5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核中长期规划》并未出现，仅是《核安全规划》获得通过。

一位接近核电决策层的不愿具名的专家称，中国核电发展的春天没那么快来，或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该专家认为，日本核事故之后，中国内陆普通公众的核恐慌心理加重，2012年初彭泽核电项目引起望江县政府“上书”反对，就体现出了民意左右政策的力量。

当前决策者对民众的核恐慌极为在意，“出于维稳的角度，放行核电恐怕没有那么快”。

此外，在国际上，核电重启重建已成为政治问题，中国当前也正值政府换届的敏感时期，这让决策者对何时重启会表现得十分慎重。

煎熬与热望

在日本核事故之前，中国核电行业的发展正如同一辆加速前进中的列车。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曾经撰文指出，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中国业内对2020年核电装机规模的预期普遍超过7800万千瓦，大多数核电业主和配套企业甚至按照装机1亿千瓦以上制定自身发展规划。

但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役核电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加上在建的，全部装机容量仅1696.8万千瓦。

日本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电列车也骤然急踩刹车。至今，“国四条”所带来的效应已逐渐显现。

“有些项目已经等不及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顾忠茂告诉财新记者，例如湖南的桃花江核电项目，目前处境就十分尴尬，该项目据说“前期已经投入了38亿元”。

类似项目还包括位于沿海的江苏田湾二期工程，辽宁徐大堡项目等，这些项目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拿到了“小路条”，即可以开展前期工作，包括设计、“五通一平”、关键设备采购的许可。但目前“大路条”，即项目审批遥遥无期，前期的巨额投资被拖着。

顾忠茂表示，“国四条”影响之下损失更加直接、更惨重的，是核电设备的供货商。一年多的项目停顿，正将他们拖入窘境。

国外核电供货商同样受到波及。某核电建设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核电项目的关键设备多从国外订购，预付款通常只有5%到10%，签合同下订单后，供应商开始生产并承担大部分成本。“这些设备的价格，动辄几亿元人民币，一旦出现客户反悔的情况，供应商损失巨大。”

上述人士表示，“国四条”出台后，已出现了国内某待建核电项目以“不可抗力”为由，希望终止设备订购合同。但已经在生产的国外供应商，并不认可政策突变属“不可抗力”，双方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

安全不容忽视

日本核事故发生以后，中国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核安全检查，但检查结果的却一推再推。

根据最终于今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核安全检查报告》，中国核电设施在总体有保障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

该报告显示出，中国核设施在应对引发福岛核事故类似的极端自然灾害事件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例如，秦山核电厂尚未制订严重事故管理导则，秦山第二核电厂、岭澳核电厂、田湾核电厂，仅具有可以应对某些特定严重事故的规程。

位于四川汶川地区附近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抗震设计标准偏低。据媒体报道，该试验堆距离汶川地区仅120公里，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该试验堆曾经手动紧急停闭。报告认为，该试验堆需按照新的抗震要求进行重新评估，必要时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其安全裕度。

对此次安全检查作出的“总体上有保障”的结论，多位业内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认同。他们同时认为结论“正面”，利于重启。

原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钱积惠向财新记者分析称，这次安全检查使得待建的核电站的冗余度和造价进一步提高，以降低本来就属于小概率事件的堆心融化的概率 。

不过，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看来，这个安全检查的结论有些过于轻描淡写。他认为，安全检查的时间之长，过程之反复，检查出的问题应该不止那么简单。

中国目前是在建核电站最多的国家，而之前专门从事核电工程建造的工程人员并不多，“一下子上这么多工程，不见得每个工程队都是合格和有资质的。”杨富强说，曾有核电监管官员向他透露，中国的核电项目在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核电研发、制造、建设和监管力量跟不上，在近年较快的核电发展中，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范必也曾撰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目前有限的核电研发设计分散，影响安全技术的标准化和推广应用，一些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企业安全意识不够强，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重大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杨富强强调，核安全的结论仅证明中国核电项目的技术水平没有太大问题，但核电项目的安全与否，并非完全由技术决定。

监管体制隐患

杨富强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核电安全潜在问题在于体制和管理方面。他表示，历史上几次大型核电站事故，均有安全管理因素在其中。而中国的核监管体制、应急反应以及核安全文化，都让人担忧。

财新记者发现，早在2010年5月4日，长期从事核反应堆风险评估分析和核能政策法规研究的周赟，就在国际期刊《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杂志上，撰文质疑中国的核电监管体制。

周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指出，国家核安全局是环保部的下属机构，而大型国有核电集团则属于国务院直管，这样的设置限制了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者，国家核安全局，没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来制定技术标准，对于现行法律法规不能覆盖的技术情况无法做出评估判断。

在日本核事故发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改变核监管体制，一个大方向是加大核监管机构权重，直接置于中央政府之下，如日本即将成立的新机构即是如此。但中国的改变显然不大。

2012年“两会”期间，杨富强所在的NRDC通过两名人大代表递交了题为《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的建议书，但目前暂无反馈信息。

建议书中提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的核电主管机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包括国家能源局增设核电司、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增加相应的机构和人员等。但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在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仍难以应对挑战。

监管人员的缺乏也是制约监管能力的一大因素。范必曾表示，中国核安全监管能力严重滞后，国家核安全局和国防科工局从事安全监管的人员数量不足，监管人员待遇远低于核电站工作人员，这种现象增加了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的难度。

NRDC的这份建议书还表示，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需要摆脱现状，建立一个独立、权威、专业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如果参照美国等西方国家体制，中国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应该由国务院直接管理。

核电发展规划篇3

自1954年人类开始利用核能发电以来，经过60年的发展，核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三大支柱之一，在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也是各国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领域。

据世界核能协会估算，目前有超过45个国家在考虑兴建核电站，包括土耳其、阿联酋、越南。其中有约20个国家希望在2030年拥有核电站。核电市场空间巨大。

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为回应民众质疑、顺应世界清洁能源发展潮流，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核电发展规划和政策调整。在“后福岛时代”，各国如何对待核电？在本次论坛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多国核电项目负责人，了解各国核电发展现状。

英国：核电受到更多重视， 引入电改激励机制

2008年，英国成立了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DECC），对能源与气候变化同等重视。

在论坛现场，DECC核能发展办公室首席执行官赫根・海耶（Hergen Haye）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当下英国的电力市场呈现以下特点：首先，2020年将迎来电厂“退役潮”，届时将造成用电缺口；其二，从长期来看，电力需求可能会翻两番；其三，低碳发电市场表现疲软；其四，从目前市场环境来看，天然气更适应市场需求，低碳发电厂较难建立。

据了解，受到北海油气资源接近枯竭的影响，英国开始积极推动低碳能源的发展，核电受到更多重视。在英法两国的推动下，英国的核电项目辛克利角C（HPC： Hinkley Point C）得到欧盟批准。

赫根・海耶指出，目前英国的核电总装机容量为9.23GW，然而，随着旧核电站在2020年中期迎来“退役潮”，装机总容量预计将会减少。根据英国政府2011年7月18日的英国政府国家核能政策声明（NNPS）选定的8个厂址，目前有5个处于发展规划中，它们包括辛克利角项目（Hinkley Point）、赛兹韦尔项目 （Sizewell）、威尔法项目（Wyfla）、奥尔德伯里项目（Oldbury）以及穆尔赛德 （Moorside）项目。

赫根・海耶直言，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低碳发电项目相比于传统电力项目更具有风险。为确保低碳电力生产商的积极性，2014年英国电力市场改革计划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激励机制――差价合约设计。由英国政府确定各类低碳电源的合同价格并与低碳能源发电商签订差价合同，发电商正常在电力市场上售电，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时，发电商收取市场价与合同价之间的价差；而当电力市场价高于合同价时，发电商则需要返还市场价与合同价之间的价差。

法国：核电仍是最主要的电力供应源

法国一直是国际一流的核电设备提供商。目前，法国国内约有四分之三的电力来自核能发电。

在此次论坛上，法国电力集团（Electricite De France， EDF）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法国的电价都是相对便宜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核能发电的大规模应用。同时，法国也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出口国，每年向其周边国家意大利、荷兰等国出口电力。

在本次世界核能发展论坛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核能部主任克里斯托弗・贝阿尔（Christophe Behar）在介绍法国核电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时表示，法国预计到2025年前将使核电占总发电量比例从80%降至50%。

克里斯托弗・贝阿尔同时表示 ，即便是在2014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能源过度法案》框架内，核电仍然是法国最主要的电力供应源。

此外，克里斯托弗・贝阿尔强调，核电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做好乏燃料（编者注：又称辐照核燃料，是在反应堆内烧过的核燃料）的后处理工作。在法国，每年都有约1000吨乏燃料通过后期加工处理再次回到反应堆中。

克里斯托弗・贝阿尔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核能是法国未来低碳能源组合中的支柱之一；核电厂乏燃料循环利用是未来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未来数月将重启核电

日本原子力产业协会（JAIF）理事长服部拓也（Takuya Hattori）表示，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把核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并重新评估国内能源政策。然而，受制于日本自然资源匮乏现状，核电仍将担当日本的三大主要电力供应来源之一。

服部拓也透露，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所有的核电站都被迫停运，2013年9月之后，进入“零核电”状态。在“后福岛时代”，风口浪尖的日本遭遇到民众的质疑及阻力，继续发展核能面临不小的挑战。

服部拓也透露，虽然遇到很多阻力，日本仍努力重启核电。围绕截至2030年日本电力供应情况，日本政府正计划确保核电能够占到两成。

核电发展规划篇4

未来我国能源发展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和能源政策白皮书有哪些亮点？在日本核事故之后，我国的核电发展之路应如何走？

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强化节能优先战略，全面提高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副所长王仲颍说，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我国的能源政策不仅影响国内，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过和能源政策白皮书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体现了未来5至10年我国能源的发展战略，对未来我国能源及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震说，从过去仅强调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到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从过去单纯强调加强能源供应，到更加注重对能源需求进行管理；从有序发展煤炭产业，转变为安全高效开发煤炭；从加快油气资源开发利用，转变为安全高效开发常规油气资源，同时加强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并且首次提出加快能源储运设施建设，以及更加强调深化能源国际合作等，都体现了我国能源规划思路的转变和进步。

推进城乡能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大力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加强边疆地区能源建设、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用能条件……

“能源政策白皮书和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体现了我国能源政策从过去单纯考虑能源行业的发展，转变为更加强调能源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从民生角度规划能源发展，提出推进城乡能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所副院长史丹说。

白皮书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统筹城乡能源协调发展，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能条件，提高能源基本服务均等化水平，让能源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

“强调发展能源是为了什么，这意味着未来我国能源发展将更加注重普遍水平的提升，并以惠及全体人民为发展的目标。”王震说。

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将推进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点领域改革，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领域。在能源政策白皮书中，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也被列为单独的章节。

“未来我国将加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王震说。

王仲颍说，我国能源发展急需体制机制的创新。比如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经世界第一，但由于上网难等体制机制障碍，风电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却很低。此外，还应完善补贴机制，为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的推进创造良好环境。

稳妥恢复核电正常建设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核电建设作出部署：稳妥恢复正常建设；科学布局项目，“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提高准入门槛，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

会议强调，发展核电，必须按照确保环境安全、公众健康和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把安全第一的方针落实到核电规划、建设、运行、退役全过程及所有相关产业。

王仲颍说，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内陆地区不安排核电项目。“核电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果不可逆转。强调核电安全第一，非常必要。”

史丹说，核电的发展必须采取万无一失的方法，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但安全不是不发展。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核电是最有潜力的一种清洁能源。

核电发展规划篇5

一年前，受福岛事故影响，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了“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的决定。因此，业界普遍把核安全规划的出台视作是中国核电重启的标志。

据证实，此规划已上报到国务院并通过一次审议，只待补充和完善。两会期间，有多位核电界权威人士发言透露，核安全规划即将出台，今年将恢复核电站项目的审批。更有业内消息传出规划最早可能在4月份出台，中国的核电审批重启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就在业界对核电重启满怀期待之时，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的官方文件在网上公开，并且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内陆核电争议。

这份由安徽望江县人民政府以政府公文形式向上级部门递交的报告，措辞强烈地恳请上级部门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取消江西彭泽核电项目。一时间，关于是否建设内陆核电及核电厂选址的问题引起媒体及专家的持续讨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两会刚刚结束之后，广西西江上游计划兴建广西桂东（平南）核电厂的消息，引起包括下游广东等地的广泛关注。当地的媒体及专家纷纷质疑该项目环评报告未纳入广东省、选址不符合水源保护区的法规等。

这些事件涉及的核电厂都为内陆核电，所质疑的均为其选址问题。事实上，核电审批的重启，对内陆核电的发展存在最大的厉害关系，包括首批拿到国家发改委 “路条”（即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的内陆核电站——湖北大畈、湖南益阳桃花江和江西彭泽，以及数十个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陆核电站。

虽然这几起事件难以撼动国家发展核电，尤其是发展内陆核电的大趋势，但是在核安全规划即将公布，核电审批即将开启之际，这些事件也越来越反映出我国核电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国未来核电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民众对彭泽核电的争议绝非个案。

争食内陆核址

“虽然核电中长期规划的调整方案尚未出台，但业界对2020年的核电装机目标的预期应该是在8000万千瓦左右，甚至会超过。”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苏罡对《能源》杂志记者说。而3月14日，中电联在的《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滚动研究报告》也同样指出，2020年规划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8000万千瓦。

根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我国在运核电机组15台，装机容量为125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容量2944万千瓦，核准但未开工建设的机组5台，容量444万千瓦，同意开展前期工作（已批路条项目）的机组为16台，容量1744万千瓦，以上各机组共合计为6325万千瓦。

这62台机组，分别位于广东、浙江、福建、辽宁、江苏、山东、广西、海南8省，其中广东有16台机组，浙江有13台，福建10台，辽宁8台，江苏6台，山东5台， 广西2台，海南2台。

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河北省，在不久的未来，中国沿海的省份均将拥有核电厂址，中国一线沿海将处于核电站包围的状态。

然而，即使这62台机组全部在运，离2020年的核电装机目标还差将近2000万千瓦。随着沿海省份对核电站的日益饱和化，核电厂址内陆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建设内陆核电站。除了选址地理位置条件、地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等自然因素，核电厂厂址核安全要求还涉及人口增长限制、应急撤离、放射性废液和废气排放等社会环境因素。

相比于沿海核电站，内陆核电选址的要求更为复杂。由于内陆人口密集，核电厂址更要关注人口分布的适宜性、拆迁量，且内陆河流水量有限，水系与居民用水关系则密切相关，在厂址的选择上更加困难。核电厂址无疑将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

尤其是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内对于核电选址的审查更为严格。“受日本核危机影响，今后中国核电站选址将非常谨慎，须是历史上超过l 000年未发生过4级地震以上的地方才可能建厂。”中国工程院原院长、院士徐匡迪曾表示。

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电力与能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叶奇蓁院士对记者介绍，发改委曾要求各省份进行核电厂址的普查、确定并上报，几乎每个省都有涉及，在普查之列的厂址有上百个，但这些地址也并不是都能够成为核电厂址的。

“核电厂址的稀缺性体现在，一它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尤其是从对我国要大力发展核电的这种趋势来看，二是选址的严格性，比如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省都会大力发展工业，但核电厂址在一定范围内对人口、工业情况是有要求的，” 叶奇蓁对记者说。所以，核电厂址作为一种资源，也正在逐步减少，“普查在册的核电厂址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对我国未来核电的发展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核电厂址的稀缺性，如何合理、有效地开发这种资源将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那么，各大集团有没有因为这种稀缺性而存在对核电厂址的竞争关系？

据了解，我国具有核电站控股资质的公司为三家，分别为中核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广核由于开展时间早，拥有的核电厂址数量较多，且大部分为沿海地区；中电投其次，在内陆核电厂址中所占比重较大；中核拥有数量较少，但这几年在积极争取中。

“各大核电集团对核电厂址的竞争在一定程度是存在的，这也说明了核电厂址确实具有稀缺性，”苏罡对记者说，“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竞争对核电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好事。”

但事实上，虽然我国的核电事业逐渐向市场化迈进，核电项目一般仍为企业和政府联合开发的模式。各核电集团如想要取得某地区的核电厂址项目，除了自身的经验和技术外，“运作地方政府”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核电发展规划篇6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中国政府会在今年恢复国家核电站项目的审批。”2012年3月10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这样表示。

对于这个判断，浙江省核学会秘书长、长期从事辐射防护和核技术应用研究的夏元初也表示认同。他补充说，“重启核电项目审批还有个前提，就是《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获得国务院批准。”

不过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和《发展规划》、《远景目标》同样等待出台的是《核电站建设标准（初稿）》。

目前，中国在建核反应堆数量占全球总量近一半，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核电站建设的国家标准。夏元初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由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主持起草的核电建设国标正在征求意见，年内或将出台。

核电站建设安全国标缺失

2012年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将在政府内设立核电安全监管部门――核电监管厅，并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电安全规范。

目前，全日本54座核电机组仅剩下两座还在发电，到2012年5月这两座核电机组也要接受检修，届时日本核电机组将全部停转。

“日本核泄漏事件给全球核电建设热浇了一盆冷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能源经济中心主任史丹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突发事件也令快速跃进的中国核电建设骤然放慢了步伐。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前，中国核电发展确实有点一哄而上的味道。”史丹对记者表示，日本的核泄漏事故正好给中国一个反思、调整的机会。

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明确指出要调整完善中国核电相关规划，决定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即《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也公开提醒核电企业，“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安全。”

目前，中国已有14个运行中的核反应堆，装机容量超过1100万千瓦；在建机组27台，装机规模近3000万千瓦，其中在建核反应堆数量接近全球总量（57个）的一半。

很难想象，如此迅猛发展的中国核电领域，至今仍没有一个核电站建设国家标准。夏元初在今年年初才拿到由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主持起草的《核电站建设标准（初稿）》，他告诉本报记者，“标准涵盖选址原则、工程工艺建设等方面，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年内或许会出台。”

“技术安全”难掩多头监管漏洞

在众多核电行业专业人士眼中，核电技术先进、技术安全通常是消除公众对核电担忧的“法宝”。

按照夏元初的说法，中国的核电技术采用引进、吸收再自主研发的发展模式，通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未来新审批的机组应该都会是三代机组，不会再有二代改进型机组获批，“技术上更加先进和安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更是从专业技术角度详细解释了核反应堆的五重保护：燃料的保护、包壳的保护、反应堆的保护、安全壳的保护和最外层的保护。这五重保护形成多重纵深防御，一层比一层更严密，核事故也一般根据事故发生所在的保护层规定级别。“没有哪一个工业设施会像核电站这样注重安全。”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相关负责人却对本报记者表示，核电的安全性并不像一些专家认为的那么高，“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中反应堆有400多个，发生堆芯熔毁的几率平均250年才有一次。但事实证明，基于个人经验观察到的事故发生频率要高得多：大约每十年会发生一次重大核事故。”

“核安全制度与核安全技术同样重要”，史丹认为。核安全制度包括比常规工业更高的安全和技术标准，即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监督体系、资格认定与准入制度，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及时有效的应对机制和应急预案，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持续的安全文化建设等。而中国的核电监管体系正存在部门设置复杂、职权交叉和划分不清等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设的国家能源局（副部级单位），2008年7月成立，负责核电管理，拟订核电发展规划、准入条件、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提出核电布局和重大项目审核意见，组织协调和指导核电科研工作，组织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国家环保部下设的核安全局，负责核安全、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反应堆操纵员资质管理等。

而铀资源、核燃料、核技术主管机构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的国防科工局（原国防科工委），对外即为中国原子能机构。核电厂作为发电企业还要同时受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监管。

“当前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涂建军撰文称。

近日，江西彭泽核电厂因为选址位于江西与安徽的交界处引起争端，安徽望江县人民政府了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直指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在建设前期以及项目建成后存在各种问题和隐患。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监管当局尚未明确。

减排压力大 核电挺进内陆

姜克隽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国家核电项目上马确实比较快，引起一些关于建设质量、人才培养、燃料资源等方面的担忧。但是“面临日益严峻的碳排放压力，发展核电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据姜克隽测算，根据现在的节能减排力度，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而2011年12月召开的德班气候大会给中国设定的峰值最后期限是2020年。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节能减排工作没有完成。

纵然中国发展核电最大的现实压力来自于“碳排放”，但姜克隽认为，核电相比其他能源本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对于内陆地区能源比较紧张的省份应鼓励发展核电。

目前核电基本不需要政府的电价补贴，从发电成本来看：光伏最贵，接下来依次是近海风电、陆上风电、天然气、核电、煤电、水电，“核电的成本中已经包含了核废料处理和安全性成本。”

姜克隽认为，未来煤电由于污染问题会越来越贵，因为需要上脱硫、脱氮设施；而水电虽然最环保，但增长潜力已经不大。第三代核电会更安全，价格也会下降20%左右。

目前，中国已建、在建的核电项目全部在沿海地区，对于内陆能源紧张的省份，地方政府一方面迫切需要解决发展经济的能源瓶颈，一方面看到核电在减排和经济效率上的优势，发展核电的愿望比较迫切。

据了解，截至2010年底，在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43个核电项目中，内陆核电站占31个。此外，内陆还有大量核电站规划处于“普选”阶段。但受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些内陆核电项目都处于“等待”状态，其中就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这三个已开始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站。

内陆并非不能建核电

内陆地区能不能建核电站？理论界意见分歧很大。最坚决的反对者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他曾多次公开呼吁，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理由是核电并不绝对安全，“万一出现极度干旱、水源枯竭的情况，将发生特大核安全事故。”

姜克隽认为，在内陆建核电站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核反应堆的冷却水源，而是内陆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更大，所以必须更加慎重。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在全国两会上也发出反对内陆建核电的声音，他在《关于终止中部地区核电站规划与建设的提案》中提出，“希望国家考虑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山西、河北、安徽、山东、陕西等省的实际情况，全面终止该地区核电站的规划与建设。”

夏元初认为，内陆建核电站与沿海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对反应堆冷却液的排放要求辐射为0，而沿海核电站只要求达到一定的辐射量标准即可。“当然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建核电项目，要求标准也应该更高。”

对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核电大国来说，对于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的选址准则并没有区别，都是从地质条件、气候因素、人口密度、突发事件应对、水文地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加以衡量。并且，法国内陆核电站数量占全部核电站数量的75%，美国内陆核电站占比达77%。

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昂对《投资者报》表示，在内陆建核电站无疑具有更大的风险，“在《原子能法》、《核安全规划》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没有健全起来的时候，在任何地方新建核电项目都会有很大的风险。”

信息透明与公众参与刻不容缓

在中国，具有核电运营控股资质的只有三大央企，分别是中国核工业集团（简称中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简称中广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简称中电投），只有这三家企业具有核电运营牌照，民营资本甚至其他国企要参与核电建设也只能是承揽他们的具体项目和参股。

行业高度集中，三大企业地位特殊，使得“企业没有意识也没有动力关注公众参与和信息披露”。

法国原子能和可替代能源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毕高先生2011年11月对中国媒体表示，无论从发生事故的频率还是总量上来说，火电、水电等传统能源都要远远多于核电，人们却唯独对核电特别恐惧，敬而远之。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总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产生质疑和恐惧感；另一个原因就是核电站一旦出现事故，确实后果要比普通发电站严重得多。

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2011年9月，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颁布了核电站核与辐射安全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2011年12月份推出了“核与辐射安全信息公开平台”。社会公众随时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大亚湾核电基地机组运行数据，相关内容包括核电机组的运行事件、辐射防护、工业安全等信息。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姜克隽认为，过去中国政府和一些核电企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科普知识，但力度和效果并不理想。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真正导致公众不信任核电的原因来自于中国核电站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不够。调查发现，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日本当地一些居民根本不知道本地建设核电站的事情。由于前期缺乏沟通，日本核事故出来之后，居民对核电站建设就非常抵触。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相关人员曾公开对媒体表示，在核电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一个薄弱环节。

不过，核电大国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其核电站均靠近居民生活密集区，核电占法国能源比重超过70%。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总结的经验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几年来法国核安全局一直对公众出版发行《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所发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工作人员没有按规定穿着制服等极其微小的失误也会记录在案，而且公众可以在网上查到相关内容。

核电发展规划篇7

十二五规划实施为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实施核电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机遇期，是早期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污染治理的攻坚时期，社会公众对核能的发展态度成为新常态。文本在总结核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情况基础上，预判十三五核安全与核能发展的态势，统筹谋划十三五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的总体思路。十二五核安全规划中期评估进展情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截止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

经评估，规划实施总体进展情况良好，进度基本达到目标要求，重点任务有序推进，预计十二五末可基本完成规划目标。规划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规划提出了总体安全目标，并在提高核设施安全水平和降低辐射环境安全风险等8个方面提出了23个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了预期进度要求。运行核电机组安全性能、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落实许可证安全管理比例，放射源辐射事故年发生率，国家、省级辐射监测能力达标比例等5个约束性指标满足规划目标;消除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隐患，有效控制重特大辐射事故发生等13个预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已达到或超过预期;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改进，消除历史遗留中、低放废物安全风险，推进铀矿冶环境综合治理和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基地建设，建成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等5个预期性指标完成情况低于预期。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第一，核电厂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

福岛核事故后核电厂中、短期安全改进项目实现100%完成，长期改进项目有序推进。运行核电机组未发生2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各类安全指标名列世界前茅。新建7台机组的设计安全目标满足规划要求。核电厂严重事故应对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安全管理进一步实现精细化、标准化。

第二，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研究堆安全改造全部完成，完成一批乏燃料组件外运集中贮存。核燃料循环设施抗震校核全部完成。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实物保护工程已部分完成。

第三，核技术利用管理日趋规范。

放射性同位素100%纳入许可证管理，射线装置许可证发放率达94.8%。北京等11个省(自治区、市)Ⅰ类放射源、射线装置实现与公安部门联网监控。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监测仪器配备率达92.3%。废旧放射源收贮率达100%。40座辐照装置完成退役。放射源辐射事故年发生率逐年降低，每万枚源事故发生率低于2.0起。

第四，铀矿冶辐射环境风险有所降低。

完成了四川等10个省(自治区、市)153个矿(床)点铀矿山地质勘探设施退役治理。完成3座铀矿山退役治理。5座三等以上尾矿(渣)库安装了在线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年平均职业照射水平从9.89毫希沃特降到7.30毫希沃特。

第五，核设施退役和废物治理取得进展。

固化处理一批历史遗留中放废液，处理和处置一批历史遗留中、低放固体废物。完成9项核设施退役项目，放射性废物处理能力初步形成。废物处置场建设取得进展，形成了西北、西南、华南区域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置格局。全国核设施、核基地放射性污染现状调查与评价全面铺开。

第六，设备可靠性得到改善。

完善核安全设备管理体系，提高设备制造厂准入门槛，完善进口设备安检制度。规范特种工艺人员资格管理。开展核安全设备境外监督。违规补焊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第七，科研创新初显成效。

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领域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加大，建成17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大型压水堆、高温气冷堆和乏燃料后处理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阶段性成果。开展130余项核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培养了1190位领军人才。

第八，核与辐射事故应急体系持续完善。

修订完善了国家、地方各类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新建6个省级核应急指挥中心，建成31个省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设立了国家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国家核应急指挥中心实现了与15个单位的互联互通。中核集团、广核集团建立了集团公司核事故应急支援队，并与相关核电集团签订了核电集团间核应急支援合作协议。几年来，开展了大量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其中综合应急演习24次。建成25支国家核事故应急救援分队。

第九，监管能力稳步提升。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获得国家立项批复，取得用地批准。地区监督站基本配备必要的现场检查和执法技术装备。全国71%的省份，省级辐射环境监测机构能力建设达标。基本建成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

保障措施配套情况

相关立法工作稳步推进。核安全相关行政许可下放及优化工作取得进展。编制《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组织实施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公众沟通全面加强，系统性开展新建核电项目公众参与活动。经费投入力度有所增加。加大了核安全监管行政事业经费和基地项目建设投入。行业主管部门加大了对放射性污染治理和核安全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力度。

核安全十三五发展形势预判面临的时代背景

2014年3月，主席在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提出中国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编制十三五规划必须紧扣当前核安全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发展五个方面。

政治背景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核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一同列入国家安全体系，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安全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政治重要性彰显。经济背景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新模式。兼有调整能源结构和带动装备制造业提升功效的核电地位逐渐凸显。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特征下，核电和高铁一起成为我国政府向世界推销重大技术装备、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名片，核安全是实现核电走出去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社会背景方面，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4)》，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诉求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核安全观把脉核能健康发展与表达出的强烈意愿。核安全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大对民众反映强烈的核安全事项的关注和解决力度，能及时化解社会问题乃至阻止潜在社会危机的蔓延和传导。

法治背景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提出建设一个由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实施核安全监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确保核安全，就必须在核能与核技术的行业领域实现依法治核。发展背景方面，根据《2014年全球核电综述》，福岛核事故后，核能由占全球电力供应的15%左右降至11%～12%。随着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压力的不断增加，各国核能发展政策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逐步放弃核能;另一方面美国、英国、俄罗斯继续重视核能，法国、韩国仍将核能作为其电力的主要组成，日本拟重启核电。我国发展核电的愿望由上至下也越来越强烈，2015年3月10日，随着红沿河5、6号机组项目获批核电重启，业内普遍认为我国将进入新一轮的核电建设高峰期。核安全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是核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障核安全就是保障核能发展。面临的机遇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核安全建设更加受到重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核安全工作，多次指示重视核安全。自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指示核工业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李克强总理要求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把我国建设成为核工业强国。核安全受到重视，与之相关核安全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也将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

第一， 核能核技术利用事业快速发展，核安全监管亟需同步发展。

十三五，我国核电的建设规模、速度以及新机型数量将维持在较高水平。按照《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据估算，新建核电项目建设速度预计在4～6台机组/年。自主创新的华龙一号和CAP1400将与高温气冷堆、AP1000、EPR等其他核电机型投入建设。与此同时，钍基熔盐堆、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DS)等新技术研究堆也正计划开展建设。核技术利用方面，据估算，到2020年我国放射源将达15万枚，射线装置达18万台。核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核安全监管亟需与核能核技术事业同步发展。

第二， 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核安全法治进入重要窗口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为推进各领域法治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核的工作指南。《原子能法》、《核安全法》等核安全法治体系核心立法工作有望加快步伐，核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改革也将得到推进，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核安全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优化，核安全将朝着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第三， 核电海外市场不断拓展，核安全保障也需及时跟进。

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新名片，核电企业走出去热情不断高涨。十三五中核集团巴基斯坦项目、阿根廷项目和中广核英国项目均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核电海外市场也将得到拓展。而在核电技术输出的同时，核电技术输入国一般也会要求同时输入与核电技术相配套的安全法规、标准、管理技术等核安全保障体系，因此核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能落后。第四，核电装备国产化水平日益提高，核安全文化亟需广泛传播。

核电设备国产化是我国核电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要求，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关键设备、零部件和材料的国产化率不能低于85%，正在等待开工的CAP1400示范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超过80%，建设中的AP1000依托项目四台机组的平均国产化率约为55%。核安全文化是我国核电一直保持良好安全业绩的重要保障之一，是优秀文化的代表，急需在核电装备制造业领域广泛传播，提高核电设备质量和可靠性，以保障核安全。

第五， 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呼声渐高，核安全工作得到充分监督。

随着社会进步，公众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福岛核事故后，公众对核安全更加关注，对涉核项目高度重视。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已成为影响核电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核心就是公众对核安全的担忧。公众对核安全要求的提高、对核安全工作的监督，将有利于统一全社会对核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促使政府进一步提高核安全保障能力、企业提高核设施安全水平，持续推动核安全事业的发展。

面临的挑战

第一，核设施安全运行压力持续升高。随着核电规模不断扩大，新机型将投入建设或运行，我国第一座核电厂，秦山核电厂将近设计寿期，国内核电多种堆型、多种技术、多类标准、不同状态并存的局面将更加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新投运核电机组是十二五时期的4倍，核电厂运行事件将呈现攀高趋势。核电厂在抵御地震、水淹、火灾和飞机撞击等极端外部事件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安全标准，在缓解安全壳失效征兆等严重事故、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方面仍需进一步采取措施。

2020年，核电运行产生的乏燃料累计量将超过10000吨，乏燃料增长与处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工程经验、对关键技术掌握不足、核安全意识薄弱导致的核安全设备制造事件、重大不符合项或将处于高发态势，不利于核电厂安全运行。

第二，放射性废物治理压力依然存在。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特别是放射性废液，固化进程较慢，安全贮存压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核设施退役及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治理的整体进度。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工程地质、处置化学、处置安全等技术仍显不足，高放废物处置地下实验室尚未取得实质进展，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仍需时日。同时，由于中低放废物处置场建设和运行没有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各方建设积极性不足，国家区域处置政策难以推动，各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长期积压，秦山、大亚湾、田湾等核电基地的中低放废物暂存库接近满容，影响核电厂安全运行。

第三， 核与辐射安全基础有待夯实。核能与核技术领域职业照射与公众照射剂量缺乏统一管理，铀矿开发利用中的辐射防护问题突出，放射性环境影响监测与评价需要长期持续开展，辐射防护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防范涉核恐怖袭击的能力较弱，核电厂数字化仪控系统安全性、可靠性有待提高，核安全、核安保、核应急相关的支持系统和设备等关键数字资产和关键系统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威胁，核安全保卫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核安全科研资源亟待整合，战略性研究推进较慢，前沿性研究开展较少，公益性研究支持不够，基础性研究难以坚持，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技术研发相对薄弱。核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仍需进一步提高，核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核应急专业技术支持和救援能力需要加强，核应急演习演练的实战性亟待提高。

第四，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保障能力仍显不足。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保障与核能核技术利用行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政策法规方面，缺少一部规定核安全管理基本制度的基本法，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公众权益保障及核损害赔偿等有关规定，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铀矿冶长期监护等政策机制阻力较大。在组织方面，核安全监管工作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仍有待加强。在能力方面，安全评价、校核计算及实验验证能力依然薄弱，辐射环境监测仪器装备水平较低，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平台尚未建立。在人员方面，监管队伍整体比较年轻，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五， 核安全内外部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核安全信息公开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舆情监测引导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核安全事务有待进一步深化，核安全科普宣传仍需持续开展，核安全管理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亟需加强。核燃料循环、核安全设备制造、核技术利用、核电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核安全文化意识淡薄，核安全氛围有待加强，亟需建立核安全文化评价体系，核安全文化培育仍需进一步完善。必须坚持核安全法规标准与国际共识同步，核安全经验亟需与国际同行相互交流，需与国际强国开展核安全技术研发合作，我国核安全先进理念核安全观把脉核能健康发展有待向世界各国推广，核安全国际合作交流亟需加强。

十三五核安全规划总体思路围绕一个中心：风险防范以风险防范为核安全十三五规划思路核心。

在我国古代风险防范就是治未病的思想。古代名医扁鹊为大家熟知，但谈到自己的医术时，他却不如两个哥哥，大哥医术最好，是治病于未发之前，病人未觉其病已除去病根;二哥次之，是治病于初起之时，症状刚显已药到病除;扁鹊最差，他是在病情严重时治病，不仅病人痛苦，且下大力才得病除。这个故事诠释了良医治未病的道理。我们的核安全工作也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那样，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病于未发之前，统筹各领域重点任务、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防范和降低风险，持续提高核安全水平，充分保障核安全。

把握两个基本点：依法治核和科学治核持续推进依法治核。

建设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核领域立法进程。确保与安全有关的重要核活动全部纳入依法管理范畴，明确各级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职责，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核安全管理，严格追究违法行为，提升核安全监管队伍执法能力。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制定规划目标、指标。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中出现的安全问题、矛盾、冲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解决办法和实施方案。在核电选址、设计、建设中，始终坚持与国际接轨的最高安全标准。在核电运行、退役过程中，不断吸取来自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反馈到核安全改进中，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追求废物最小化。

在各项核活动中，秉持辐射防护三原则，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实现辐射防护最优化。

统筹做好五项工作。

第一，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核设施与核技术利用安全水平。预防和缓解并重，进一步提升核电厂安全水平;以规范管理为突破口，进一步降低研究堆安全风险;以突出问题为导向，推动核燃料安全;以许可管理为手段，加强核安全设备质量管理。

第二，加强重点领域治理，降低核与辐射安全风险。以放射性废液固化处理为抓手，加快早期核设施退役及中、低放废物处理处置;以保障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为核心，推进铀矿冶环境污染治理;以辐射环境影响为着眼点，提升伴生放射性矿山安全监管水平;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规范核技术利用安全管理。

第三，加快推进能力建设，夯实核与辐射安全基础。以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为目标，推进辐射防护最优化;以网络信息安全评估为抓手，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以公益性、基础性科研为动力，推进核与辐射安全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以基础能力建设为抓手，加快核与辐射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

第四， 完善法规政策措施，强化核与辐射安全保障能力。以《核安全法》为核心，持续完善核与辐射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完善核与辐射安全政策制度;以体制改革为核心，加强核安全监督管理;以中央本级为重点，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核电发展规划篇8

供电企业作为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行业，提供优质的供电服务，是保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供电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为推进供电企业逐步向开放化、社会化演变，应持续增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为此，供电企业需持续加强综合计划管理，把企业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均纳入目标管理，进而进一步加强企业执行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综合计划管理的内涵及存在的问题

1.综合计划管理的内涵

综合计划管理，是对项目储备、计划编制、计划执行与调整、评价考核等过程的管理。通过增强综合计划的刚性执行，能够实现核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精益化管理，保障企业全面健康发展。供电企业的综合计划管理，是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以保障可靠供电、提高供电质量为宗旨，在各专业专项计划的基础上，综合平衡、整合优化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等核心资源与专业需求。其内容涵盖企业发展、电网建设、经营管理的工作目标，强调各大专业的横向、纵向协同，因而具有整体性、策略性、动态性、考核性等特点。2.供电企业综合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当前，供电企业综合计划管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计划编制效率低、管理约束性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综合计划管理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综合计划编制效率不高。随着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的逐步深入，原有综合计划管理的工作要求、工作流程与现有要求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同时，企业内部机构的进一步划分整合，其职责也随之改变，尤其是在跨专业、跨部门、跨层级间的职责界面有待规范，导致综合计划管理在部门衔接上存在断点，影响了综合计划编制的高效性与精准性。（2）管理约束性不足。由于在综合计划执行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约束性与强制性，使得综合计划往往随意调整，导致项目工期调整幅度较大，阻碍了生产、营销、服务质量的提高，降低了供电企业生产经营的预见性，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综合计划管理的策略为进一步增强综合计划的执行刚性，科学安排项目建设时序、投资规模和计划指标，在分析供电企业综合计划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环境—计划—监控—评价”全过程约束机制（见图1），从综合计划的科学编制、风险平衡、执行流畅3个阶段入手，强化基层建议、专业把关、收口管理、统筹平衡的作用，促进综合计划管理水平提升。1.深度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因素（1）建立对宏观经济与地区发展形势、工程建设、购售电结构变化等，内外部环境分析与综合计划之间联动关系，全面对接融入企业发展环境。（2）全面分析存量资源和企业建设现状，在实现存量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引入增量资源投入，实现存量、增量资源的科学配置。首先，建立综合计划项目“打包下达、分批分解”的机制，设置“收取和支出”指标，在确保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优化资金使用；其次，规范出（垫）资项目管理流程，严把出（垫）资工程入口关，有效利用外部资金，提高电网装备水平，防范投资风险；再次，有效利用存量分析报告，作为电网新建、扩建项目安排的依据。（3）采用分产业法、增加值单耗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用电量预测，采用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法、增长率法等对最大负荷进行预计。在基于预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适应供电企业电力需求发展的项目和指标分析预测，将外部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强化宏观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2.全面优化计划编制管理

（1）全面深化“两级决策制度”。强化国家电公司网综合计划管理办法通用制度的分解落实，明确综合计划编制节点工作要求，加强横向协同管控，确保各基层单位、各专业部门工作清晰有序、高效协同。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两级决策制度”，处理好各专业专项计划的平衡，并严格把控各类项目计划的执行。制定项目决策管理办法，成立“总经理办公会—项目投资决策管理委员会”的两级项目决策管理机构（见图2）。做好项目前期把控，提高项目计划的精准性；细化各专业项目计划至各实施节点，严格落实项目专业平衡会管理机制，并贯穿项目计划执行的全过程。（2）严控项目储备和审查。成立储备库项目工作小组，建立“双周报送”机制。通过总结储备项目进展，对于项目进展较慢的专项项目，总结原因并提出整改意见，解决储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各专项储备工作进展均衡。同时，要统筹各单位、各专业的技术力量，形成专业组并行开展投资项目评审工作，严把审查大关，确保项目可研深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可研批复符合国家电网公司的相关要求。为确保进入储备库项目的质量，要严格把控项目必要性论证、项目命名规范、项目限额分界、项目级别分类等环节，实现“边储备，边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确保项目信息准确，促进项目储备工作高效有序开展。（3）强化预算的经济性管理。以制度为依据，强化项目预算的经济性管理工作，尤其是加强项目前期管理，严格审核电网基建等12类项目的规范性、项目资料的完整性和项目的经济性，规范项目的投资行为和方向。（4）推进项目储备标准化管理。明确参与项目储备工作的各基层、各部门的工作要求、进度要求和职责分工。各基层单位要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和发展规划，认真梳理项目需求，从根本上避免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储备项目评审单位，以国家电网公司项目命名规范、项目可研模板、评审规范等为依据，分专业制定可研深度规范，完善命名规则，建立专项协同审核机制，夯实项目管理基础；省公司各专业部门要进一步筛选完善、优化排序，统筹安排项目规模，形成总量充足、层级合理的储备库。在综合计划的编制阶段、风险平衡阶段、执行阶段，分别明确阶段性考核指标及控制风险，提高综合计划精准性。

3.强化计划执行全过程闭环管控

（1）完善信息化控制手段。深化“估算控制概算、概算约束支出”的控制理念，建立项目信息化闭环管控体系，实现全部项目支出的线上计划预算双控，保证综合计划“硬约束”落地。（2）多手段监测项目建设全过程。以月度为周期，开工、投产两头抓，开展分主题项目进度监测，有效核查相关异动，并督促责任单位进行整改，促进相关项目环节有序开展。依托分电压等级项目的平均实际工期监控、各单位实际建设周期的监控、配电和自动化专业生产技改项目实际工期监控、变电和输电专业生产技改项目实际工期监控等大数据分析，制定、调整项目的合理工期，并强化物资、财务等各方协同力度，确保严格执行工期管理计划。严格落实项目结算有关规定，加强财务核算和项目决算进度监控，精准财务核算和项目决算。（3）强化重点指标、业务的监测分析和预警预控。丰富监测分析和预警的内涵，分析工作包容并取，在对经营工作本身强化分析的同时，兼顾同业对标、企业负责人、运营监控等各方面管理需求，全面开展生产经营重大事项决策工作。企业运营能力评价体系的引入，为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评价视角。该体系有别于同业对标、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等现有评价体系，作为已有评价体系的有益补充，是一套更加客观、面向能力评价的方法，也是一个更加直观的导向分析。企业运营能力评价体系如图3所示。

4.强化综合计划执行考核

（1）开展项目和指标的分类考核。为进一步增强综合计划的执行刚性，对计划执行结果进行分类考核。一是项目调整考核。实行计划完成与调整幅度双重考核。一方面，要考核项目计划的完成情况，强化计划执行的跟踪落实，按照计划下达的里程碑节点，全面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另一方面，要考核项目计划的调整幅度，加强项目前期管理，提高计划编制准确性，降低项目调整量。二是指标调整考核。在指标调整考核方面，重点考核下达计划的完成情况，加强执行跟踪分析，确保全面完成年度计划目标。（2）建立综合计划闭环反馈机制。在综合计划执行的过程中，要强化对计划执行过程指标的月度跟踪分析。分析月度综合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过程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质量要求，重点关注指标异动情况。同时，建立“月度进度反馈—季度管控反馈”的闭环反馈机制（见图4），及时反馈指标跟踪结果并开展纠偏整改，保证综合计划的高效执行。（3）构建基于SCP框架的点评路径图。基于SCP模型（见图5），梳理可能开展专题分析的主题，形成月度专题分析蓝图，指导后期开展专题分析或月度点评，探索常态化监测模式，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供电企业月度例会为展示平台，形成SCP月度点评报告。一是以发展投入类指标为牵引，选取与其紧密相关的计划预算管理开展点评；二是以供电服务类指标为切入点，选取与其延伸相关的电能质量开展点评；三是以经营业务类指标为指导，开展与其相关的客户接入环节开展点评，进而建立指标＋专题的点评内容。按照SCP的逻辑，先从外部环境开展点评，接着开展指标类点评，最后开展专题点评。

结论

综合计划管理是提高供电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有力支撑。促进综合计划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与精准化，需要供电企业深入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与经营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政策行业环境与综合计划项目、指标之间的联动机制。同时，要在企业内部强化制度标准的执行、完善业务流程，促进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全面提高综合计划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经营效益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