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天文学成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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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1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收稿日期：2002-06-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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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2
埃及学在“东方热”的背景下诞生，直至今天，世界各地的“埃及热”一直在持续。探索的热情推动了深入的研究，但文化差异导致的好奇也使得种种“误读”不断产生。早期的探险家掠走了大批的文物，而今天的旅游业又为文物保护蒙上一层阴影。法老的遗产成了文化资本。
“东方热”与埃及学的诞生
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埃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沉默而陌生的世界，他们只能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找到关于古埃及的见
闻。1805年，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也被译出并出版，从中也
可找到古埃及的记叙。但是19世纪的“东方热”却迅速改变了这一局面。这既是科学的力量崭露锋芒之时，又是人们探古怀旧、满怀对过去追忆的时代。考古学和古文字的研究都开始起步，庞贝城的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人们隐约看到了一线曙光，在沉寂遥远的古代世界上空闪现。对学者们而言，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用科学的手段探求以往的神秘，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整整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1798年，在野心加梦想的驱动下，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带了一支175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科学艺术考察团”，以及大量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1799年8月，拿破仑的士兵在罗塞塔附近修筑要塞时发现了一块黑色磨光玄武岩的石碑，它长约11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三段铭文，由于岁月风沙的侵蚀，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这就是后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罗塞塔石碑。
1809年－1813年，科学考察团的集体成果《埃及记述》问世，有24卷本文字记述和12卷本图录，内容丰富，图片精美，装帧豪华。《埃及记述》顿时轰动了欧洲，它展
现出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大大填补了当时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知识空白。一时间洛阳纸贵。
罗塞塔石碑发现后，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世俗体象形文字的研究，他辨认出该文字中的人称代词“f”。但他误认为世俗体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使他的工作无法取得新进展。
最后，在1822年，法国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FrancoisChampol－lion，1790—1832年）最终破译象形文字成功。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象形文字虽然符号众多，但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某些符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因此它肯定不是纯表意文字。继而他进一步证实象形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二者的合体，他还发现多数的符号是表音符号。基于这种看法，他首先从人名入手，在罗塞塔石碑中找出了“托勒密”一词的世俗体符号，然后找出了相应的象形文字符号。此后他又得到两块在费雷神庙发现的石碑拓本，读出了女王克里奥巴特拉的名字。抓住专有名词这条线索，商博良以相当可观的速度研究这种文字系统，在他42岁去世前，只留下多辅音符号的问题没有解决，这由其后继者莱普修斯（L.R.Lepsius）完成。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大量埃及文献的真正内容，同时也激发了大批学者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因此，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宣布释读象形文字成功的日子，成为埃及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之日。
冒险、抢劫与文物保护
象形文字解读成功，标志着一个新学科———埃及学的诞生，随之而来的“埃及热”也在欧洲持续升温。在涌入埃及的人流中，有学者，也有冒险家、抢劫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上述几种身份兼具者。因此，埃及学是门很特殊的学科，从它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探险、寻宝者的活动，使得它在早期颇具“古物收藏”业的色彩。而这些早期的文物掠夺者在把大批埃及文物送入欧洲各大博物馆时，也大大激发了民众的兴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用毕生心血研究古代埃及，因此埃及学也是一门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学科，它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关注、帮助和参与，它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也无时不被这一大批“埃及迷”们所留意。
在19世纪，埃及的文物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严重掠夺和破坏。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提倡埃及的现代化，在发展工业、引进外来技术和人才的同时，也使大批的埃及文物流失和破坏。只要能得到欧洲进口的机器设备，或者各种的贿赂，埃及总督就签署敕令，同意在当地雇人发掘。驻埃及的欧洲各国使馆人员成了最头号的文物贩子：法国总领事德罗威第以40万里拉的价格把第一批掠夺来的收藏品卖给意大利国王，后收入都灵博物馆，在古埃及文物收藏方面，它是欧洲的第一家，共有藏品1000多件；他的第二批文物以20万法郎卖给法国，收入卢浮宫。英国领事萨尔特也把上千件文物卖给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他的手下，外号“大力士参孙”的贝尔佐尼最初是到埃及推销自己发明的灌溉设施，遭到拒绝后开始为萨尔特搜集、搬运埃及文物，他机械方面的知识虽然有限，却也能雇佣一批当地人，搬走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运往英国。
当然，也有些探险家做了有益的工作，如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1842—1845年，
他在普鲁士威廉四世的支持下，组织了远征队到埃及和努比亚考察，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文物》。他的《埃及年代记》等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根据曼尼托的王朝体系提出的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的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他搜集的大批文物成为后来的柏林博物馆的基础。
发人深思的是，那些没有被掠走的文物和古迹，同样命运多舛。
19世纪初，古建筑成了现代人的采石场，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就有13座神庙永远地消失；卢克索等地的文物买卖市场生意红火，贩卖文物这一古老的行业养活着一大批当地人。因此，抢救和保护古代遗产已迫在眉睫。法国人马里埃特（1821—1881年）是最早开始这一工作的人。他得到埃及总督赛伊德的支持，创立了第一个国家文物局———埃及文物局，提出种种保护措施，制止掠夺文物的行为；他还在开罗港口布拉克建立了近东第一个国家博物馆，是今天开罗博物馆的前身，凡在埃及发现的文物，必须先送交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并大力倡导保护埃及古代遗产，反对破坏性的发掘。
马里埃特一生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找到了孟菲斯的塞拉皮雍神庙，继而发掘出下面的神牛墓地。从1857年开始，他在布拉格什的协助下，在埃及各地组织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发掘过萨卡拉、基萨、底比斯、阿拜多斯、埃丽芳汀、图拉、艾什纳、麦地奈特·哈布、代尔·巴哈里、爱德福、曼底斯、布巴斯提斯等地的遗址。
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发掘不可能做到细致和系统，而且马里埃特的大部分发掘报告大都不能及时整理、发表。后来的考古学家特别是皮特里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
应该看到，在科学的考古规范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当时整个近东地区的发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埃及学与“埃及热”
埃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埃及学，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其次是前苏联、瑞士、意大利、以色列、波兰、荷兰、埃及；最近几年南美各国、一些非洲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中国的埃及学也发展起来。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有埃及学系或开设了埃及学的课程。很多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研究结构都在埃及设有考古队，除主持发掘、进行研究之外，还兼文化交流，得到各国政府、各大基金会的重视和经济上的大力赞助。
埃及学有自己的国际会议，叫做“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原为每3年召开一次，1995年改为每4年召开一次。
与埃及学同步发展的是“埃及热”。它既为埃及学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发展基础，也引发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它持续的动力之一是新的考古发现。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举办了“图坦卡蒙墓随葬品环球展”，在美国和日本两度掀起“埃及热”，吸引了更多的人对古代埃及产生兴趣。可以说，这次发现正如100年前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一样影响深远，它把埃及学推向更多的人群中去。
1939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太特在塔尼斯发现了21、22王朝的王陵，及银棺、金面具、首饰、大理石器具等随葬品。
虽然不如图坦卡蒙墓的丰富，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正如埃及考古学家扎伊·哈瓦斯所说：“你永远不知道埃及的沙漠下面还埋藏着什么。”干燥的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在尼罗河谷地带集中居住从而导致遗址集中等等原因，使得埃及的考古发掘不断带给世人新的惊喜：中部埃及的麦迪纳工匠村、帝王谷中拉美西斯二世儿子的陵墓、亚历山大海底王宫、吉萨金字塔工匠城市，等等。
尽管两个世纪以来埃及学的研究使得学者们对于古代埃及的了解不断深入，但是学术成果的传播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好奇心，也跟不上人们想象的驰骋。或者说，有的时候，奇思异想比客观的考证更具吸引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埃及仍是个充满神秘智慧的国度。今天的人们愿意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寄托在古代埃及，有人相信胡夫金字塔中埋藏着人类的全部秘密，有人在埃及“发现”了与外星人的联系方式，还有人在埃及找到了失落的距今上万年前的古文明的遗迹，金字塔学派和标榜自己是古代统治者化身的人们则在寻找隐藏的秘密讯息、幻想的神话，而这一切，都在许久之前就为学者们摈弃，或者认为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理会。
客观地说，古代埃及并非“理想或者神圣的世界”，是人们赋予她太多自己的想象。因此，从许多方面看，现在的人们对于古埃及的热情与几个世纪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主要的差别在于现在“秘密”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知道，由此有了更大的市场，为旅游业利用，为媒体利用。
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3
关键词：古埃及艺术 永恒 地理环境
埃及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文明社会在历史表层的第一次涌动。埃及艺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只有它，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岁月里――可能占人类历史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于其永恒理念之中；存在于天地之间坚不可摧的建筑理念之中。得天独厚的博大雄浑使埃及艺术成为神圣的艺术之源，没有它，可能也就不会有欧洲艺术和亚洲艺术。
长期积累下的完善法则使古埃及的艺术极尽完美，严格的传承使古埃及的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古代艺术的特色。古埃及艺术最伟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雕像、绘画作品和建筑形式仿佛都遵循着同一法则：理脉贯通。这条法则似乎为整个民族的全部创造物所共同遵循，也正是这个法则使得古埃及的每一个艺术作品的效果都是稳定、质朴、和谐而永恒的。
埃及艺术理念的形成离不开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古埃及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的一致性、对称性，是古埃及艺术家思想的来源。每当一个神庙建成，墙壁上有刻就“我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建成的。没有增加一个细节，没有减少一个细节。”这种对过去传统规则的尊崇正是埃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埃及人对艺术法则的尊崇可谓是单调的，甚至在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之前，这块土地和这个民族凝滞及附着在坚不可摧的石像线条中。线条已把他们的历史明确记载下来。几千年岁月的蹉跎，这些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人们生生不息，辛勤耕耘。他们终日面对着荒芜的沙漠、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土地、单一的地貌，和永远循环往复的季节、黎明的太阳、傍晚的月亮还有夜空中的星辰。人们年复一年的劳作，尼罗河每年周期泛滥，这些有规律可循的地理环境，使古埃及人迫切的希望铸造永恒，推迟死亡的降临。花岗岩经得起风吹雨打，土地埋藏着石化的森林，在干燥的气候里，废弃树木能存在几个世纪，风干的尸体不会腐烂。庞大的金字塔巍峨的对抗着沙漠。埃及人用这些永恒不变的物质抵挡消亡，追逐永恒。
古埃及艺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仰方面的体现就是对死亡的重视。因为永恒和不朽正是死亡的对立面。古埃及十分盛行的木乃伊制作就根源于古埃及人来世永生的信念。埃及人相信来世是永恒存在的，永生的信念是古埃及人信仰的核心和关键，是古老而久远的。人生彼岸的复活是信徒最主要的宗旨。在亘古不变的自然中，他们看到作为有机体的形态会死亡，但他们为生命想象出许多轮回复生。他们对永生的渴望也曾促进他们赋予自己的灵魂个体的永恒性，而他们所面对的现象的延续性则给他们造成灵魂永恒的假象。古埃及人相信死亡是对来世一种准备，故而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必须给死者修造秘密的栖身之所，并使得经过防腐处理的躯体能抵御自然力、猛兽，特别是人的伤害，必须让死者和他生前熟悉的物品一起合葬。古埃及人生来讲求实际，墨守成规，客观上也有助于保存他们的文明成果。尽管他们晚期经常遭受外族的入侵和统治，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古老的习俗还是信守不渝，尤其对宗教上的许多传统决不抛弃。古代埃及一直盛行厚葬之风，法老时代凡是能修起正式坟墓的埃及人，就会不惜钱财去办理他们认为“有死之年”必备的各种物品来装饰坟墓。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物的保存也大有裨益，尼罗河两岸大多是沙漠，每年很少下雨，随葬的物品在干沙覆盖下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埋在沙里的珍宝会腐烂，就是挖出来最精致的雕刻品，也是完美如新的，干燥的沙土能永远保存一切。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过在死者坟墓里放置随葬品的习俗，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古埃及人那样生前就为死后的生活不遗余力地准备。对死后世界深信不疑的观念，使他们在告别尘世之时就把一切能用得上的物品连同他们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以便在冥世继续享用。即使是在最为简陋的坟墓中，死者遗体身边也会摆放些陶罐、工具和个人用品。家境富裕的人们能够建造得起精致的坟墓，里面配置一些家具、供品和衣物。对于无法埋入坟墓的物品，古埃及人就代之以制作精巧的模型。五千多年来，古埃及人一直把他们文明创造的各种物品和死者的木乃伊一起埋进天然防腐的沙土里。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得到有关古埃及文明一套较为完整的记载，使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遗产保存至今。
古埃及艺术自成体系，但同样呈现出程式化和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里，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模式：人物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行进式和坐式；突出法老的高大人物形象；人物的雕塑采用正面，塑造的人物，脸面呆板、冷漠。法老必须画得高大，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王权神授的国度里，法老就是在世的神，艺术作品表现法老的形象必须按照“应有”的样子，而不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样子去塑造，必须把人神一体的君主表现得尽可能的充分和完美，让人们看到统治者的气质和风度，摆脱世间俗事。浮雕与绘画都配合以象形文字来说明古埃及人的陵墓、庙宇和纪念碑的建筑风格和构造，在世界建筑艺术发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纵观古代埃及的艺术，始终充满着静穆、庄重、浑厚和遒劲的风韵，同时伴随着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气息。埃及人“永恒”和“不变”的信念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创作观念和作品风格。贯穿于古代埃及艺术中的“常存的秩序”和“恒定的伦理”使其形成独特的“埃及风格”。埃及艺术已成为一种宁静、宽容、忍耐、温和、永恒、不求回报、不记得失的艺术，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静静的矗立着，影响着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艾黎・福尔.世界艺术史[M].长江文艺出版社
[2]迟轲主编.西方美术理论文选[M].江苏教育出版社
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4
1扎实的冶金技术有一种说法，化学的英文单词chemistry就是起源于古埃及语“黑化”，拉丁译音为“Khem”，是古埃及炼金术的第一步工序。由此可见，古埃及人很早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金属制品［1～3］。早在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有关铜矿的知识，并且掌握了提炼金属铜的技术。古埃及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从铜矿中提炼铜的国家。他们将铜矿与炭粉在鼓风设备的协助下，在坩埚内高温加热，从而提炼出金属铜。青铜，一种金属铜和金属锡为主形成的合金。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具。他们将进口的锡矿石（主要成分SnO2）和铜矿石或粗铜与炭粉一同放在锅炉中加热，得到青铜合金，由于合金的硬度要高于金属铜，因此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图坦卡门（公元前1341－1323年）的墓中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和铜质器具。古埃及人还利用炭粉，从硫铅矿（PbS）和白铅矿（PbCO3）中提炼出了单质铅，化学反应如下：2PbS＋3O2＋C2Pb＋2SO2＋CO2黄金最早是含金的石英砂被冲上河滩，因为这类沙子密度较大被滞留在河岸，经过河水的冲刷逐渐显露出金的光泽而被人们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古埃及人将含有杂质的黄金与铅盐在一起铸熔，去除杂质后得到更纯的黄金。古埃及的金匠也是手艺非凡，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当属法老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金匠们在厚厚的金板上镶上各类宝石，并精心敲打出人脸的造型，这些即使是现代机器工艺也难以复制。由于金属的所有权直接关系到皇室及神权的统治，自公元前2500年起，古埃及的法老们就已经控制了金属冶炼和金属矿石的采集及管理，并联系古埃及的神庙在实验室里开始进行化学研究。
2神秘的木乃伊提到古埃及的木乃伊（mummy），很多人会觉得毛骨悚然，但是在古埃及人看来人在死后生命还会延续，灵魂会依附在尸体或者雕像上。所以他们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使其保存完整，与生前一样给予同样的关切，因此古埃及人十分重视木乃伊的制作。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中同样渗透了很多化学道理。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人死以后将会用苏打水（Na2CO3溶液）洗净，送到被称为“美丽之地”的培尔•那非尔完成后续的防腐工作。尸体的面部采用涂抹大量松脂的方法防止过快干燥，以保护面部形象。身体内脏会被取出，但保留作为智慧象征的心脏。将身体的躯干部分在大量的泡碱粉末（Na2CO3•10H2O）中浸泡40天，达到完全脱水的目的。躯体水分吸干以后将在腹腔内填充大量碾碎的香料布包，包括末药、桂皮、泡碱、锯末等，再将切口缝合。为了保持皮肤的柔软度，还会在身体上涂抹牛奶、葡萄酒、香料、蜂蜡、松脂和柏油的混合物。尸体在经过上述处理后还会再涂上一层松脂来达到防潮防腐的目的，最后再用白色亚麻布将躯体包裹起来。当然这种昂贵的待遇一般只有法老、达官贵人以及富翁才能够享受。3金字塔建构材料“建造金字塔的材料是怎么运送的？”“普通的石头怎么可能建造出那样庞大的建筑？”这样的疑问一直困扰着很多人。直到2006年法国航天研究院（ONERA）的材料物理学家吉勒•于格（GillesHug）和美国费城德科赛尔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教授米歇尔•巴尔苏姆（MichelBar－soun）的文章中指出：古埃及金字塔群的一部分石块是合成石灰石。金字塔建材为混凝土石方的传言才得到有力证实。他们通过将胡夫金字塔顶部的石料样品与附近采石场石料对比发现，胡夫金字塔的石材成分要比后者复杂得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显示，金字塔顶部石块中的某些显微部分带有快速化学反应的痕迹，因为一旦反应过快，这些显微部分未能自然结晶。
4传统的酿酒工艺古埃及人很早就开始酿造美味的葡萄酒和啤酒了。他们将葡萄在大盆中踩碎，汁液就会被挤压出来。收集来的葡萄汁液首先在大木桶里静置发酵，然后再将其倒入双耳细颈瓶中进一步发酵，过程中细颈瓶的瓶口要用泥塞塞紧，为了让发酵过程中的二氧化碳（CO2）释放出来，还特别在泥塞上戳上几个小孔。古埃及的葡萄酒种类繁多，其中以甜酒“Mareotis”最为著名。古埃及的啤酒厂多建造在面包房附近，因为古埃及人是用圆面包来酿造啤酒的。他们用枣来培养发酵啤酒所用的酵母菌，大致过程为：将面包切碎，加水和枣制成糊状放在很大的容器里，待汁液从纱布中流出后就成了美味的啤酒。为了加强啤酒的香味，他们还会在里面添加很多草药，其中“zythus”啤酒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5备受喜爱的黑色眼影古埃及王室使用黑色眼部化妆品，不仅变得更加美丽迷人，据称，这种“魔力”化妆品使用后会受到埃及太阳神的保护，避免感染某些疾病。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些黑色眼影的主要成分是含铅化合物PbS和Sb2S3，可促进人体皮肤细胞多形成240％的NO，NO恰恰是人体内一种重要物质，可促进人体免疫系统预防疾病。这项最新研究完全支持古埃及人的观点———“魔力”眼部化妆品可预防疾病，但事实上这种保护作用并非是埃及太阳神所赐予的，而是基于化妆品中的成分。
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5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在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公元前1279-公元前1213）的首都皮・拉美西斯，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皮・拉美西斯好像在3000年前就消失了，科学家认为，这是由自然灾难所致。
气候学家在研究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气候后发现，在拉美西斯二世末期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过去的温暖湿润变成了高温干旱。气温升高导致尼罗河干涸，往日急湍的河流变成了水流缓慢、满是泥泞的河道。这引发了《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灾难：尼罗河水变成血。
柏林莱布尼茨协会生物学家弗伽马契尔解释说，这是由一种有毒的淡水藻所致。水流缓慢加上水中富含营养，会导致这类有毒淡水藻大量繁殖，等到它们死亡，就会把水染成血红色。
科学家断定，有毒的淡水藻还引发了第二、第三、第四个灾难，即青蛙、虱子、苍蝇。有毒的淡水藻会迫使青蛙离开尼罗河水面以及青蛙无法在水中繁殖，从而造成青蛙灭亡。由于没有了青蛙等吃害虫的动物，蚊子、苍蝇和其他昆虫的繁殖就会失去控制。这样，就会引发第五、第六个灾难，即畜生病、人生疮。
另一个重大自然灾害，即400英里之外地中海锡拉岛火山大喷发引发了第七、第八、第九个灾难，即冰雹、蝗虫、黑暗笼罩埃及。
锡拉岛是希腊圣托里尼群岛的一部分，在希腊克里特岛北部。3500年前的锡拉岛火山大喷发将数以亿吨的火山灰抛向天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
德国大气物理学协会科学家布罗姆做过雹暴如何形成的实验，她相信火山灰与埃及上空的雷雨发生碰撞，从而戏剧性地产生雹暴。
加拿大生物学家特里韦萨纳图认为，火山灰坠落会造成天气异常，比如更多的冰雹和更高的湿气，这都会引起蝗虫的出现。火山灰也会遮蔽阳光，引发黑暗侵袭。
最后一个灾难，即埃及家庭的长子死亡，这应该是由一种菌类造成的，这种菌类先是污染了谷物，长子一般是先吃的，于是也就最先成了牺牲者。
气候变化导致古埃及灭亡
目前，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远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可能是由于气候快速变化所致。这将预示着当前全球气候转暖等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一具远古埃及棺材上的树木年轮样本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古埃及出现食物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变化，进而导致古埃及文明的逐渐衰落。该项研究讨论何种因素导致古埃及文化从3000多年前开始衰落，其中包括：战争、饥荒和疾病等。
通过研究分析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金字塔附近掩埋的棺材样本，美国康奈尔大学斯图尔特・曼宁教授发现：棺材上树木年轮样本表明远古埃及经历了气候快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像冰河时代产生的毁灭性气候变迁。
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叫做“登德罗放射性碳摆动匹配”的技术，可以精确树木的年代，增减值不会超过10年。
研究人员发现树木年轮出现一段较短时期的异常，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200年前，史前气候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干旱时期。
曼宁教授说：“树木年轮放射性碳异常可解释为生长期变化，这应当是气候变化，可精确至一段气候干旱时期。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放射性碳和考古学证据将证实古埃及文明的衰落与气候异常变化密切相关。”
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6
关键词：西方早期美术 古埃及 古希腊 古罗马
西方美术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西方美术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问题。而在大多数西方艺术史的理解中，这个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这种理解不能说错误，却是一种无法深入说明西方美术中透视法渊源的模糊状态。如果我们深入到西方美术视觉图像的观察中，就会发现西方美术真正的源头则是古埃及美术，正是古埃及美术为西方美术注入了赖以存在的技术基因。
起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和太阳为永久的崇拜之神，其中尼罗河被称为“哈匹神”，太阳则被视为“拉神”。早在公元前3200年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纳美尔的形象被永久雕刻于石板上。这块对于埃及艺术精神具有发轫意义的石板，在其正反两面均有浮雕图案，两面图案都是分层的，最上层的两个人面牛首像可能是天神荷尔托的象征，表明纳美尔的王权神授，这成为以后埃及法老的护身符。其中正面分四层：最上层是人面牛首像；第二层是纳美尔头戴下埃及的战利品――红色眼镜蛇冠冕，正在巡视处决俘虏的刑场；第三层是象征性的两个颈项交缠的怪兽；第四层的神牛被视为纳美尔的化身，正在攻击敌人和城堡。反面分为三层：最上层仍然是人面牛首像；第二层中纳美尔头戴上埃及的高冠，右手举起权杖，重惩战败者，这一英勇形象成为此后几乎埃及人塑造自我形象的标准动作。而左面明显比纳美尔小许多的侍从为纳美尔提鞋而立，右上方的神鸟据说是埃及的神祗――天空之神霍鲁勒。第三层是逃亡的敌人。《纳美尔石板》这种分层意识以及人物形象采取的“正面律”的创作手法成为日后古埃及绘画与浮雕的固定模式。在这个等级观念和宗教意识极强的石板中古埃及的社会境况一览无余。
除此之外，古埃及人对于死的态度迥异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坟墓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迪欧多鲁斯・希库路斯语），这种集体心理使得埃及人格外关注死后的墓所。这也形成了他们进行美术创作的主要动力。古王国时胡夫的金字塔将这种意识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将其称为“迄今为止最撼人心魄的人类建筑”亦无不可。金字塔对于埃及国民来说是法老与天界交唔之处，法老在他们看来是神，死后魂灵飞升才能换来尼罗河两岸的丰收。文明之初的埃及境况，经由艺术精神体现的是这个古老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以及战胜的讴歌、生存的依托、彼岸的憧憬。
“古埃及的美术是西方美术传统的真正起点”，西方美术在被称之为希腊美术之前，是两河流域常年混战、群起征战的历史。公元前3000年开始，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活跃起来。他们创立了西方早期文明的样貌，在美术方面，他们甚至把眼光都投射到古埃及。受埃及艺术影响的古希腊美术第一次为艺术注入了美的因子，他们确立起来的再现传统为我们呈现出了具有人神双重属性的意义世界。在一尊约公元前540年的墨像式花瓶上，荷马史诗中的两个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与埃阿斯，正在对奕。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这两个人物仍旧严格地用侧面像表现。他们的眼睛看起来还仿佛是正面像，但是身体已经不再是埃及样式了……一旦艺术家开始信赖自己看到的情况，一场真正的山崩巨变就爆发了。画家们有一项压倒一切的伟大发现，即发现了短缩法。”贡氏将短缩法的发现喻为“山崩巨变”，其实希腊人迈出这一步异常艰难，要知道这一发现影响了日后西方艺术的整个演进。古希腊人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去逼近心中美的形象的。在另一尊红像式的花瓶中，描绘了一个正面侧头远征前的男子在与左右两个侧身的女子惜别。贡式更是热情地赞道：“艺术家破天荒第一次胆敢把一只脚画成从正面看的样子，这真是艺术史上震慑人心的时刻。”的确，这种改变是希腊人观看方式的改观，将其视为西方艺术“美”的起点亦不为过。而在这一时期，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与埃及人创造的程式束缚的艺术品则非米隆的《掷铁饼者》莫属。在这一作品中，米隆天才地将“美”锁定在运动员手握铁饼隐而快发的一刻，这一刻在借鉴埃及艺术侧身的同时将人物巧妙地安排在合理的运动状态中。“运动――或毋宁说是运动的概念――罕见而有效地表达在静止状态中了。”这一种“运动状态”成为以后希腊雕塑走出古埃及僵化程式的发端。
希腊人的文明镜像中除了对古埃及艺术的合目的改造外，最重要还有对理性世界的追求。“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说过：‘埃及人曾经以知识作为他们的艺术基础，而希腊人则开始使用自己的眼睛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古希腊人的雕塑最初是以古埃及雕像的人体模式为其造型依据的，事实上，古希腊的视觉艺术从来不是忠实反映自然的‘镜子’；所谓古希腊雕塑的‘理想化’，并不是从观察具体的模特儿入手然后对写生的作品加以美化的结果，古希腊的艺术家是按照‘人类拥有的样子’去完成他们的雕像的。”“艺术家们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很关心对一种理想秩序的追求。他们认为，理想的秩序可以通过感知而被人类心灵把握。”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应该是和谐的比例，这在希腊雕塑中的人体比例的研究中投入了持久的努力，波利克里托斯的理论里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对和谐人体的理解。他把人体视为一个完全体，头部仅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如果说古埃及人极力投入的是万民迷狂的“全神”崇拜，那么古希腊人则是理智状态的“半神” 狂欢。从古罗马人后来摹制的大量的古希腊的雕塑中满溢的隐忍的面部表情和节制的肢体举动中便可以感受到这种揭示的深刻性。
日后征服古希腊的古罗马起源于意大利半岛，从其产生之初就深受伊斯特拉坎人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影响，故而缺少希腊文化精神中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当古罗马凭自己的武功来建立横跨亚非欧的帝国时，各国交融的文明给了罗马文化以巨大的滋养。表现在艺术上，集中于写实享乐主义和宏大气魄的精神镜像。罗马人的肖像失去了希腊人的安详与宁静，而多了世间的俗态与常容，这在《提着两个祖先的贵族》《罗马夫妇》等雕像中都能明显感受到。从不曾出现在希腊人雕塑像脸上的皱纹也有意识地强化出来了，这种真实感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视觉――正是这种真实却要到罗丹时才能真正重温古罗马人的诚意。
最能体现罗马人艺术精神的莫过于建筑，罗马人拱券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取代了具有个性色彩的古希腊的柱式结构，使柱式从属于拱券，处于装饰地位。而从此拓展的内部空间结构使西方人彻底进入了三维纵深的感官享受中。同时，罗马人的整体建构精神还将排水设施、洗浴设施、道路体系等实用部分引入公共建筑。罗马艺术宏伟的精神镜像成为其前乃至其后不可企及的标本。可就是这样的享乐主义的时代却也对神话的向往充满了的热恋，古罗马人在古希腊神话的基础上创生了属于自己的偶像。而这种偶像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古罗马人精神空虚的层面上的――对享乐的“追悔”和真实的反思。其实古罗马的这种实用精神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更反映了古罗马人对“自我”的迷恋，《科洛西姆竞技场》的椭圆环绕、给人无限扩展的“通天”意识，《万神庙》神秘、宏大的空间结构，甚至写实的雕像、华饰的绘画都在展现人的能量所及。与古埃及人的“全神”和古希腊人的“半神”崇拜不同，古罗马人是一种“非神”崇拜，确切地说是对“自我”之神的归位。追逐世俗的功利和感官的享受，终于使得古罗马为早期的西方美术贡献了另一种样式。
西方美术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明珠，从“正面律”到“短缩法”、写实主义，西方美术的早期探索充满了对古埃及美术的借鉴与拓展。发展而出的古希腊、古罗马美术在艺术形式上为人类贡献了雕塑、建筑等经典的范模；在艺术理念上更是引领了以后人类艺术的创作方向。可以说，西方美术早期的美术创作早已嵌入到人类艺术演变的内核中，她在西方美术之后的变迁中始终扮演着主角，她是西方美术的逻辑起点。她将从古埃及美术中借鉴而来的技术因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美术史特有的科学表达方式。西方美术自此之后，强调透视、解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美术之前。即便是西方现代美术彻底改变了艺术的传达方式，也是在西方艺术科学的传统上进行变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早期美术奠定了西方美术的视觉塑造方式，西方美术就是从这个起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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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7
自发现以来，格尔泽串珠中铁的来源一直困扰着科学界。1928年，研究者发现串珠中镍含量很高，这一点与陨铁十分相像。但上世纪80年代，人们又发现串珠表面镍含量并不算高，因此又推测它产自地球，或者是陨铁偶然熔炼的产物。
如今，英国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的开放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联合发起一项研究工作，终于成功揭开了这一谜题。由于这串珠极为珍贵，研究者不可能切开它们检测内部成分。他们使用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计算断层照影扫描设备仔细检查了串珠的表面和内部。他们发现，严重氧化的串珠表面塌陷形成的袋装凹陷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窥视内部原始金属面貌的“窗口”。通过对“窗口”的检查，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原始的未风化金属中镍含量的确很高，达到了30%，这一数据强烈表明它来自地外天体。
在串珠内部，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作“维德曼纹理”（Widmanst?tten pattern）的金属晶体结构，这是陨铁生成前在小行星内部缓慢冷却过程中形成的，此后小行星才在外力撞击下碎裂形成陨铁。经过仔细检测，研究人员发现古埃及人通过捶打方式将一块陨铁打成一片薄片，再卷制成圆管状串珠。
今天，我们把铁视为一种实用黑色金属，但在古埃及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埃及人没有冶铁技术，他们获得铁的唯一途径是陨铁。铁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极稀罕和美丽的材料，他们认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材料必定有着某种魔力与宗教力量。曼彻斯特大学研究者坎贝尔・普莱斯（Campbell Price）介绍说，在文字出现之前，埃及人的究竟是何种面貌已经无法确知，但在稍后的法老时代，埃及人确实认为神灵的骨头是铁的。他推测说，陨石可能影响了古埃及人的信仰，古埃及人将陨石视为坠落大地的神灵的身体遗存。在这种信仰之下，古埃及人将陨铁制造成小件的工艺品和宗教饰物，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在身后他们也要将其带入意味着通往永生之路的陵墓。
不光是古埃及人，许多民族都有使用陨铁制作工具或器物的历史。1938年，纳粹政府支持下的德国博物学家Schaefer率领探险队前往中国，其目的是寻找雅利安人种的起源地――这是纳粹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探险队从带回来一尊重10.6千克的古代铁制佛像，过去一直被称作“铁人”，如今收藏在斯图加特博物馆，学者们认为它表现的是佛教中的毗沙门天，亦即多闻天王（Vaisravana）。这尊佛像之所以能对纳粹探险队产生吸引力，可能是缘于佛像正面左旋的万字标志。历史上这一符号曾被许多文化使用，纳粹也试图把它作为理想的象征，但是将其改成为右旋方向。
近年，德国和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获准对这尊佛像进行了理化分析，发现这尊佛像的材料并非来自地球，而是取自大约15 000年前坠落于今俄罗斯和蒙古边界地区的Chinga 陨铁。
Chinga陨铁最早发现于1913年，但研究人员发现佛像的制作时间却在1 000年前，这说明古人利用Chinga陨铁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这就像是一件地质理化的法庭质询。”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地质学家Qing-Zhu Yin说，“没有一件产自地球的工艺品会含有如此之高的镍金属。化学成分是不会说谎的。”但Yin不认为这尊人像是某位神灵，他怀疑它表现的可能就是成吉思汗。
古埃及天文学成就篇8
后来,约翰凯恩的儿子小约翰从学校毕业后,也加入到种玉米之中来,帮父亲一起耕种玉米地。有一次,他们从外面请来了24名工人给玉米地锄草,期间,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结果把24名工人全困在郁郁葱葱、半人高的玉米地里。十几亩的玉米地种得错综复杂,第一次来这里干活的工人根本找不到出口,最后还是约翰父子把他们一一领了出来。
这件小事一下子促动了小约翰,他从中看出了一个致富的新商机。接下来,小约翰到城里请回来了几个美术和植物园艺剪裁高手,让他们帮自己在玉米地里设计和剪裁出一个个大的玉米“怪圈”迷宫。
当这个绿色的迷宫被设计好后,约翰父子又邀请城里的游客前来自家的玉米迷宫里参加捉迷藏和寻找出口的游戏,并且适当从中收取一些费用,而玉米则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游客。
很快,这一新型的、放在大自然中的娱乐游戏大受人们的欢迎,前来感受玉米怪圈迷宫的神奇魅力的游客越来越多。如今每年约翰家的玉米地接待的游客多达15000多名,由此他们也从中大赚了一笔,其收入比之前单纯卖玉米要多出无数倍。
无独有偶,在埃及有一个村庄,由于地处偏僻,资源贫乏,而且文盲人口众多,因此多年来一直是埃及最贫困的村庄之一。虽然一届一届的村长也都是想尽办法脱贫致富,但最终都是因为没有什么有效的招数而不了了之。因此,当其他的村落都一个个先后发展起来了,这个村庄的面貌依然还是跟几千年前的古埃及村庄一样,贫穷而落后。
后来,一位“空降”过来的村长,突发奇想,他认为,既然他们现在的村庄和很多年前的古埃及村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那么就干脆在贫穷落后上做足文章,打造出一个现实版、活着的“古埃及村庄”,这样一定会吸引不少人过来参观旅游。贫穷落后也是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呀。
于是,村长开始带领村民在原有的基础上,把村里所有的房屋都改建成古代埃及时的模样,之后,村长又精心挑选了250名村民,其中包括老人、孩子、妇女和青壮年,让他们入住改造后的“古埃及村庄”,并将他们的生活全都“古埃及化”,让他们完全按照几千年前埃及人的穿着打扮和生产方式劳动,每天都牵着牛羊出去干活,拉磨。
同时村长还请来了植物学专家,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恢复了在埃及灭绝了1900多年的纸沙草的种植,并且让这些纸沙草成为埃及传统手编制工艺品的原料,仅这一项就为近万人提供了就业和工作的机会。
活着的古埃及村落,最原始、最原汁原味的古埃及文明,这样的宣传口号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外来旅游者。人们纷纷从世界各地赶来,目的就是来看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民族的古埃及人,每天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而其他250名之外的村民则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为游客们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或者推销旅游纪念品。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村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旅游收入让他们个个腰包鼓了起来,彻底脱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