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垄断市场范文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规制；改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追求制度正义为价值理念，以公正、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外在形态，以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为载体，是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体现以人为本的“良法善治”的法治社会；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良性互动，达到社会整体结构和各层次的稳定与平衡的市民社会;是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与个别利益有机均衡协调互赢，公平与效率都得到体现的诚信富裕杜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正是政府规制追求的目标。但是，纵观我国现在的政府规制，尽管它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向着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方向发展，但它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仍有改革之必要。

一、对政府规制的诠释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是由英文Regulation一词翻译而来，意思是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它要求政府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并通过法律和规制来约束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它是与市场相对应的政府用来调整、激励微观经济主体的规制系统。

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规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规制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目前对政府规制尚无统一的认识，对政府规制的定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达。其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制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恩认为：规制是“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的主要方面的直接的政府规定……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的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的规定……”[1]。密特尼克认为：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2]。斯蒂芬则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3]。金泽良雄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失灵)为目的。

2.规制是政府的一种控制行为。梅尔认为：规制是“政府控制市民、公司或准政府组织行为的任何企图”，并认为“是政治家寻求政治目的有关的政治过程”。[4]植草益认为：“政府规制是政府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 [5]中国学者张建伟博士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制约或激励的行为。[6]张帆则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7]樊纲认为：政府规制“特指的是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如价格限制、数量限制或经营许可，等等”[8]。

3.规制是规制对象利用政府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努力。规制理论的泰斗斯蒂格勒认为：规制是“作为一种规则，规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9]。这种理解也被称为“俘获”理论，即规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是行业中的某些规制对象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国家强制权力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一种努力，其最终目的就是增加自己的获利能力。

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的理解，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政府规制的一些基本特征：（1）政府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构；（2）政府规制的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3）政府规制的手段是国家法律和法规；（4）政府规制的目标是直接控制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5）政府规制是规制者和规制对象的一种互动活动。[10]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直接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限制、制约、规范和激励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确立政府规制和放松政府规制的理论

自然垄断理论。对自然垄断的研究，学者们最初是从规模经济性入手，在对自然垄断产业分析过程中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垄断。传统的观点认为，所谓自然垄断产业是指由于产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产品平均费用曲线随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向下递减，以致单个企业独占市场将比多家企业分享市场而能够取得更低平均成本，从而使得社会总成本最小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的观点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未必只能建立在规模经济性的基础之上，只要存在着所谓的成本的劣加性或范围经济性，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在这类产业中实行独家企业垄断或少数几家企业寡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可达到更高效率。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赋予特定的企业垄断供给权，并通过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即所谓进入规制)来维持垄断性结构，以免整个产业由于进入过度而使供给能力大量过剩，使得社会稀缺资源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的生存因政府的进入规制而获得了合法保护，它们就很容易凭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谋取垄断利益，以致不可避免地对消费者和社会福利造成一系列的损害。为避免这些损害，政府很有必要在对自然垄断产业施以进入规制的同时，对那些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直接规制。

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信息的状态，它对市场的运行有很大影响。乔治·阿克劳夫是对信息不对称进行分析的第一人，他在对旧车市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柠檬市场模型(柠檬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信息不对称使低质量商品把高质量商品逐出了市场。所以，当市场上被交易对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拥有隐藏信息的一方时，就产生了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交易中一方希望得到高质量产品，而另一方却只愿意提供低质量产品。柠檬市场的例子说明了信息不对称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的。实际上，对于那些虽然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但消费者在自由选择问题上还不能保证得到充分的信息的产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消费者利益的损失。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2

关键词：经营者 管理贡献 社会评价

由于国企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企经营者自定薪酬现象十分普遍。中纪委已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经营者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实质上近年来，随着国企经营者薪酬的不断攀升，其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十六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要以其管理贡献为分配依据，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前提条件。现实中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与激励报酬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为主要依据，但企业生产活动一般具有一定的环境外部性，尤其在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将以大量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利润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经营者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

（一）经济外部性释义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古（Pigou）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即在分析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相背离时提出的。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内容。外部性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广义地说，外部性还可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类型。货币外部性是外部效果，通过价格变化来体现的一种外部性。例如当一个社区新建了一些商业和娱乐中心时，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升。但这种货币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为货币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技术外部性是不能反映在价格变化或通过市场体系表现的外部现象。技术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因此，经济学上所关注和研究的是技术外部性。

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会产生很多经济外部性，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有关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如企业生产排除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破坏，林业企业对气候、土壤、水源的改善等。另外，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还存在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成本。从广义的环境概念上说，自然资源也属环境的范畴。因此在环境经济学里，自然资源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统称为“环境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比较复杂，本文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可耗竭资源（非再生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资源市场价格除去开采费用后的收益（净价格）的增长率必然等于利率。当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小于利率，则企业会尽量开采和销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另外的领域以获得市场利率。任何延迟都会减少企业利润的现值。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高于利率，企业就会尽量地将资源保留在地下，因为这时候保留资源可获得较其它投资领域高的收益率（MickelGWebb，MartinJRiketts，1979）。这条原则说明，要保证可耗竭资源的开采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市场完善，市场价格能准确反映该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产权明晰；拥有该资源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反观我国现状，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并未反映其稀缺程度。我国的自然资源虽是国家所有，但实质上国家只是收取少量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所蕴涵的土地地租和矿山地租大多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占有，土地与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并未在经济上真正实现。实质上占有资源的地方政府与国有矿产企业并不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开采的速度，遵循的是当期利润最大化。一任政府和在任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只关心他们当期的利润，他们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是经济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近年资源开发速度快速上升、开发资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剧了资源开采使用上的代际外部性。　经济福利：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微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微观经济业绩指标。在宏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经济福利。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幸福”或“效用”。庇古（Pigou，1920）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效用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著名华裔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1979）把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向量。排除了个人福利之间的可比性。企业的捐赠与对社区的义务服务都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企业的经济利润（生产者剩余）加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减经济外部成本（或加经济外部收益）来表示企业提供的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外部成本（＋经济外部收益）。在市场是完美的、不存在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给企业的经济贡献与其为社会提供的经济福利是一致的。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性。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给企业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要得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黄有光，1979）：交换最优性（任何一对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消费此物品的所有人来说必须是相同的）、生产最优性（任何一对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这些要素的所有生产单位来说必须是相同的）、高级最优性（对于任何一对可以再生产的物品来说，共同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在社会资源、制度、技术一定的前提下，要使社会福利最大，首先必须选择好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可能线上选择），其次要选择好如何生产问题（保证最大产量的实现），再次要解决好为谁生产问题，即要将生产出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选择好了这三个问题，社会福利才可能得到最大。由此可见，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福利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可能线的外移，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类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然。环境外部性不仅会对人类健康、环境景观等构成威胁，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的损害，更主要的是，环境外部性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从而破坏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因而对社会福利构成长期的、根本性的破坏。生产的增长，可以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耗费大量资源的结果。有些企业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因此，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进行社会评价，以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福利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的完善，是对按管理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深化。

竞争性和垄断性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企业经济业绩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等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寡头垄断、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微观经济利润，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微观评价与社会评价是统一的。因此，企业微观经济业绩也是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竞争性国企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政府的环境政策问题，如经营者通过引入污染生产方式，在降低企业私人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环境外部成本。如果政府将环境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部化，则环境的外部成本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会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仍是经营者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而将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福利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社会贡献，有违市场原则，会使国企与非公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二）垄断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污染和反垄断的权衡问题。经典经济模型认为垄断性企业生产的均衡点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其产量低，价格高，社会福利未达到帕累托状态，从而损害了社会经济福利。但自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人们认识到了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如果该垄断性企业又是环境污染企业，则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次优选择问题。反垄断，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环境外部成本又会增加，这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若反污染，征收相应的环境税费，则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果是产量更低、价格更高，社会成本在下降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垄断情况下，要使社会福利状况最好，垄断企业环境外部性不一定要完全内化，从而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权衡问题。因此，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三）政策性国有企业

另外，政策性国有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政策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微观贡献体现在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及其所费私人成本的节约上。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性国企经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体现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好坏与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成本的节约上。

总之，要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竞争性国企经营者，其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仍以微观经济业绩为依据，因为政府可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选择，而政策性国企的经营目标又不是微观经济业绩，所以对这两类国企经营者进行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环境经济学：理论方法政策[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3

近两个月来，欧盟的反垄断高潮一轮接一轮，无论是惩罚性制裁，还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考虑，欧盟的高额罚金“大手笔”令全球范围众多企业目结舌的同时，也让全球经济界把目光齐齐聚焦过来――欧盟已成反垄断主战场。

在欧盟这个《反垄断法》主战场，即便是美国跨国企业巨头也未能幸免，只要有违，同样被处以巨额罚金。以致于，有关欧盟反垄断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动人心魄，欧盟的每一项法规举措都足以刮起一阵旋风。对于欧盟而言，只要对自身有利，不论“新仇旧恨”，都应一概算清。

9年前，著名IT巨头微软公司被指控意图利用自己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上的绝对优势以挤占服务器软件市场，其表现是微软公司拒绝向服务器行业的竞争对手提供相关技术信息，导致竞争对手开发的软件无法与微软“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充分兼容⋯⋯2004年3月24日，微软被判4.97亿欧元的巨额罚金，当年7月微软支付了罚金；及至2006年7月12日，欧盟决定对微软公司再次处以总额2.8亿欧元的罚款。

尽管“受裁”后的微软“视窗”产品市场反映平淡、损失惨重，微软因此花了不菲的代价进行抗诉，然而，望眼欲穿的微软等来的是今年9月17日的初审判决：维持原判！当天，微软股票大跌。

在全球经济总体腾飞的态势下，欧盟在反垄断方面重拳频出，不断刷新罚金纪录：2001年，8家参与非法卡特尔的维生素生产企业被罚总额8.85亿欧元，今年2月，5家结成非法卡特尔的大型电梯公司被处以9.92亿欧元罚款。

作为游戏规则制订者，欧盟有着生杀予夺般的大权。并不缺钱的欧盟在每次判决后都获益匪浅，“其行为本身就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也是在今年9月，遭受又一波反倾销波折后中国泉州某著名鞋企老板曾如此感慨道。他的话反映出在欧盟遭遇市场经济挫折后所有人的心声。

尽管欧盟在处罚金时不可能没有顾虑，事实上的胜利让其欢欣鼓舞但并未止步不前，相反，将一记又一记老拳连续打出：在今年10月1日，欧盟委员宣布对全球第二大手机芯片制造商美国高通公司“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发起反垄断调查；3日，欧盟发表申明已对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收购瑞典Telelogic公司的交易申请展开深入的反垄断调查，同日对威士国际组织（Visa）处以1020万欧元罚款，以惩罚这一全球信用卡巨头拒绝接纳摩根士丹利成为其会员。

事实上，欧盟的“大棒制裁”维护了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欧盟的举动从经济上说，是为了保护欧洲软件开发公司的利益，通过对微软的惩罚性措施来给欧洲的软件公司‘充血’；而更重要的是从信息安全角度出发，担忧电脑操作系统都捏在一个外国企业手中，会构成某种无形的潜在威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王中美副研究员这样分析微软事件，“但欧盟的做法是否有着滥用权力的嫌疑？”

据悉，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鼓励技术创新，企业若通过自身研发或联合研发新技术取得市场优势乃至垄断地位，便可以豁免于《反垄断法》。但若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妨碍公平竞争，政府则有权依据《反垄断法》进行监管。

然而，该如何判断企业是保护还是滥用技术优势，政府是合法还是滥用干预手段？欧盟的反垄断体系其严密程度固然值得称道，但问题在于，《反垄断法》在经济学与法学上的依据和尺度相对模糊，如果滥用，势必会对经济带来恶劣影响？

其实，在当年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诉讼中，就曾经有百位经济学家联名给国会写抗议信，认为政府滥用了《反垄断法》。业界担心的是，继微软等著名企业之后，还将不断有企业受到欧盟的反垄断处罚。在这些被罚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是美资著名企业，欧盟成为反垄断主战场后，是否还会成为更多美资企业的噩梦？这是否会给欧盟以及美国原本因经济执法上的分歧更添一份？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4

关键字：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利益冲突，平衡原则

一、微软公司案件

1 、关于Windows 系统的反垄断诉讼

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在全球市场占90％以上的份额。1998年5 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与20个州的总检察官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控告微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妨碍其他软件商与其进行正当竞争。2000年4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微软通过捆绑销售，将IE浏览器强加给用户，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源代码，排斥了竞争对手。[1]

2 、第一屏条款的争论

“第一屏条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软公司同电脑设备生产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许可合同中规定：要求已经安装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最初启动计算机时，屏幕上必须显示关于Windows 统一特征的（如图标、图标的设计风格和尺寸等）画面。原告称微软通过“第一屏条款”滥用了其对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的独占权利而损害了设备生产商、消费者、其它软件生产者的利益。[2]

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Windows 系统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损害了其他竞争对手和整个市场的长远利益。而微软公司则坚持自己的权利受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这反映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独占性这两种法律价值的冲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说，在反垄断的视野中，如何能够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保护？

二、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

1 、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 给权利人以充分保护

知识产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实践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以本文关注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竞争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专有性。“专有性揭示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支配权所具有的垄断性或排他性。”[3]

就微软案件来说，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版权的所有者微软公司就拥有了对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独占性的权利，这是从权利的来源说。在权利的行使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成果为保护对象，因此，大部分的权利人会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来使其成果社会化。[4] 在这种技术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法律赋予权利所有者以特权，即通过合法交易成为独占者。这种“独占性权利”

的行使所获得的价格和合同与在充满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获得是不同的。知识产品一旦被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就意味着排除他人同样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最终与“非通过竞争而获取的独占”地位联系起来。[5]

所以，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进而破坏技术的传播和创新。

例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经济联合，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获取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或者在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对被许可人漫天要价，对到期合同之后的技术使用进行限制或者通过索取高价来变相延长合同的期限……这些行为无疑已经偏离了知识产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意，也正因为这样，处于相对方的其他竞争者只得借助反垄断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 、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保护市场竞争结构的稳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一旦竞争机制被扭曲，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就会遭到破坏。源于自由竞争的垄断就是扭曲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护竞争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交易公平，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

对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来说，反垄断法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反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6] 在法律层面上，垄断是行为和状态的规定性。垄断首先是一种行为的规定性，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该行为的目的是限制竞争，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垄断也是一种状态的规定性，它关注市场的集中度，垄断状态实质上是市场已达到或超过法律所界定的企业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没有明显的垄断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变垄断行为为竞争状态，垄断状态本身成为国家强制力的介入点。

[7]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使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虽然大多数情况反垄断法和其相关政策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但反垄断法自身却是以自由竞争的最佳状态为实现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

3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竞争政策关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长期效率的程度。如果关注短期利益，则会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较为宽容，而如果是注重长远发展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

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是因为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产权权利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三、知识产权自身的经济特性（边际成本很低并容易被盗用）。这一点说明在用反垄断法来分析许可协议条款时，也要注意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四、许可协议是否应该被认定为横向或纵向限制竞争的协议。[8]

在本文列举的两类有关微软公司的案件中，原告无一例外的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对Windows 操作系统许可使用权的独占，破坏了他们的“竞争权”，因此，应该由反垄断法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问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特别是版权法中最为核心的商业性为- 许可他人使用被保护的作品究竟应该适用怎样的法律原则。诚然，在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识产品所有人独占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如果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就会更多的“微软”案件发生。而如果用反垄断的利刃劈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对于技术所有人来说，就无疑陷入了一种“无法可依”的危机感，甚至丧失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加重社会发展成本。简而言之，一个是反对独占而另一个是授予独占。[9] 对于这样的问题，司法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论中也没有定论。

三、如何实现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协调发展

1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

反垄断法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可以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现出灵活性，不同时期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态度不同，这是一国之内；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这时反垄断法又会支持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总之，反垄断法背后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从国内市场来说，是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本都确立了“合理原则”。[10]根据合理原则，反垄断法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经济联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因此，将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使反垄断法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经济情况，避免机械的执法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11]

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范中，“合理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不容忽视：首先，不能认为是知识产权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源于竞争制度而非知识产权制度。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本意，所以，并非知识产权的每一种制度都要适用反垄断法。其次，竞争政策应承认知识产权法体系下认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技术创新者的热情。最后，尽管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协议，但如果这种协议比没有协议更能促进竞争，则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没有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而导致效率的混乱，而且没有许可协议这种推广方式，技术成果的社会化也就成为空谈了。[12]这三个原则表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承认知识产权的基本调整是基础，进而再与反垄断法衔接。

2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观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 之后，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不断增多，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和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相关联是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许可中，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和保护范围扩大，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本来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落入他人的专利保护范围，成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的障碍。甚至鼓励创新的专利制度成为某些人恶意设置“诉讼陷阱”的工具，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一台DVD ，从部件到零件，其有效专利达1500件之多。我国的生产商要想顺利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获得外国专利权人的许可，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识产权自身的体系中，有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来协调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最重要的是，知识财产的保护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3 、平衡原则- 协调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

虽然从我国目前看来，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纳入反垄断的案件并不多，相关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标准，但其实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引起竞争的失衡进而被反垄断法所不容，其次，反垄断法事无巨细的前后审查又会破坏竞争主体意思自治和创新积极性。所以，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标准，就是以竞争利益最大化来进行个案分析，在合同双方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来确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评价和法官的个案认定。

第一，首先明确知识产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以保证个人意志和社会创新。“许可使用应该使版权所有者获益：这是设计版权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剥夺一个公司通过版权法和合同法的获益。”[14]因此，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创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奖金。

这种具有“技术意义上的垄断”的企业由于一方面要同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因此实际上仍处于竞争之中。[15]

这段话说明，垄断地位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消除竞争，垄断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消费者将会最终受益。这一点从IT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

另外，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矫正。

这种矫正应该是发生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另一方不合理的义务或价格，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竞争可以接受的界限，这才是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微软与电脑设备生产商的“第一屏”条款中，微软公司并没有对“第一屏”的画面设置和显示做出过分不合理的约束，也没有限制制造商、消费者对“第一屏”之后画面重新设计。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观点，在合同自治的原则下，许可协议不可能仅仅保护许可人的利益。整体看来，许可使用合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双方的利益平衡必然会反映到合同的价格上。取得的权利越多，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德国的瓦尔特？欧根说：契约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来自家庭和企业经济计划的个人的自由契约，就不可能有通过完全竞争来对日常经济过程的调节”。[16]而且，这种“第一屏”条款可以通过降低培训成本、进行质量控制、明确商标标识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费者得到稳定、低廉的服务，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第一屏”条款并不是完全权利滥用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将反垄断的审查引入此条款，就会破坏合同的合意，破坏在竞争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进而会付出损害社会技术进步的代价，这是反垄断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合同条款，权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垄断法的作用空间。

第二，反垄断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只要这种“保护”成为破坏竞争的保护伞，反垄断法就应责无旁贷的对此加以规范，以确保竞争结构的健康发展。

事实表明，契约自由有时不能保护市场供求双方的竞争，甚至可以用来消除竞争，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建立就是例证。企业利用契约自由来建立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又用契约自由导致强制性的契约。“契约自由”常常成为垄断集团证明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和享有相应权利的籍口。[17]正因为传统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过分推崇，才使权利滥用有可能成为合法现象。在知识产权法中，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的特权，给知识产品的收益划定了一个闭合空间，只能由权利人独享，自然引发和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

正如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案例，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针对反垄断诉讼，分别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做出了不利于微软公司的判决。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反垄断法面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现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并进行规范的。这是因为反垄断的性质决定。因此，尽管有“排他性”的“私权”壁垒，又有合同自由的说辞，但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该承认反垄断法介入的合理性。

第三，本文的结论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再单纯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垄断豁免之列，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对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应列入反垄断规制的范围中。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时考虑的已不只是规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规模来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8]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达的看法：“客观的格式标准，通过公正的过程被认可，有一种‘实质上促进竞争的优点’。通过设定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还可以通过投入及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使新的进入者可以根据当前标准生产产品，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总体看来，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都关注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企业希望进行技术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车行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主体只有在面对竞争时才有充分的动力进行改造，因此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平衡不断加剧的竞争和进一步技术改造之间的利益。面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问题越来越普遍，这时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立法深意，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

注释：

[1]2000 年6 月微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基本确认了微软采用反竞争手段维持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但否定了初审法院试图将垄断地位扩展到浏览器软件领域的判决。11月6 日，微软与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个州和解。由于和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徐杰、时建中主编《经济法概论案例教程》第204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资料来源：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站 ssrn.com

[2] 刘平周详《知识产权与物权比较研究》载于《知识产权》2003年第4 期

[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du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copy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4] 笔者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有期限并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

因此，此处讨论的独占也是相对的而并没有过于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之上，并不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疑，而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同时，我也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

[5] “有效竞争”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目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竞争被视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这种模式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作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标模式，关键是如何确立一个标准，以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竞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主要是从规范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按照德国康森巴赫的理论，优化的市场结构，市场上要有多个竞争者，他们的商品有适度的差异性，且市场的透明度高。王晓晔：《竞争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页

[6] 刘宁元司平平林燕萍：《国际反垄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页

[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oecd.org/daf/ccp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9] “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本身违法”适用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行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为的存在，无需对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调查。一般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等。“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竞争的限制，但又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否构成违法须在慎重考察企业行为的意图、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5

关键词：垄断；行政垄断；寻租；对策

一、反垄断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学中，垄断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垄断者的种种排他性措施，是为了阻止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进入，这会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妨碍技术进步，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导致经济停滞。要克服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实行一系列政策来弥补失灵，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制定反垄断法。反垄断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对垄断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为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从产业发展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对垄断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反垄断政策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核心的竞争理论，这为反垄断立法指明了方向。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反垄断立法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以贝思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强调对厂商之间的经济行为和关系的分析，强调市场结构对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可竞争市场理论、博弈论、新制度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应用，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他们提出政府是否应运用反垄断政策对某一市场进行管制，在于该市场上的垄断厂商是否通过市场策略来提高进入壁垒，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所以判断垄断的标准不是市场结构，而是企业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主义”。这两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判定垄断行为和制定反垄断政策。结构主义注重的是对垄断状态的判断，因而往往采取分割、分解、解散等严厉的措施，使大型垄断企业拆分，或将部分业务剥离，以恢复市场的竞争秩序。而行为主义则关注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权力从事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的行为，往往采取的是责令停止和损害赔偿的方法，而这并不改变企业的原有状态。

二、行政垄断诱致大量寻租行为

行政垄断即政府创造垄断，指政府部门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滥施行政行为，使某些相关企业实现垄断，达到限制竞争目的的行为。经济学界一般从宏观上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行政垄断和部门行政垄断。地区行政垄断侧重于地域性，实施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形成的是横向的区域市场进入障碍；部门垄断侧重于行业性，实施主体往往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属的职能管理部门，形成的是某一产业的纵向垄断态势。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指令性计划在一些微观经济领域里仍起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从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限制竞争，或行业主管机关与该行业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限制竞争提供了客观条件。

行政垄断直接导致寻租活动的出现和蔓延。寻租指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它是在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前提下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在西方，寻租主要是通过影响立法机构的院外活动合法进行，不管是为众参两院议员竞选捐助经费，或是组织游说团体，目的在于促使政府被动创租，或以促成政府的某种行政管制而产生租金，或以逃避现有的管制而获得租金。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由于政府本身的权力较大，对经济的作用范围比较广，因此租金的来源以政府主动创租为主。这种寻租主要表现为非法的权钱交易者以行贿的方式从政府官员处获取垄断特权，以回扣的方式从政府官员处获得垄断生产要素和商品，以及向国有部门以市价推销劣质产品等。寻租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有专家对寻租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测算并指出，在2001～2003年间，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三项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每年带来的损失就在11500亿元。2004年，剔除无法拆分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医疗保障、可能重复计算的腐败租金之外，还剩余13项租金总计44787.0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的28％。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的GDP从1998年至2004年由78345.2亿元增加到136875.9亿元，增幅不到1倍，以寻租为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却增加3倍。这不仅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更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严重滑坡，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

三、反垄断法的目标与反行政垄断对策

我国《反垄断法》是防范、制止具有反竞争后果的垄断行为的法律，是一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它的使命在于通过规则的制定，提升市场运营效率，最终通过良性竞争使消费者整体福利得到提升。其将主要目标定为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就是说，主要是反对行为性的垄断，而不是结构性的垄断。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的目标一样，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也主要指向经济垄断。而由于我国当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边界不明确，行政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滥用行政权力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很严重。因此，在我国市场中的垄断除了经济垄断外，还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行政垄断，即政府形成的垄断，因此，反垄断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反行政垄断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行政垄断行为往往是根据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实施的。行业主管部门通过不受立法和司法审查的行业规章和红头文件，实行区别对待的“选择性立法”和“选择性执法”，以加强管理和规范发展为名，排斥公平竞争，维护行业和部门垄断利益，在市场化的大旗下，完成权力商品化或者说权力资本化的转变。行政垄断从本质上来讲是用行政权力抹杀自由竞争的精神，颠覆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与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相悖，其危害性远甚于经济垄断。因此，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反行政垄断成为一种必然。由于行政垄断不同于经济垄断，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很难承担起规制行政垄断的重任。主要理由是：第一，从主体的角度看，行政垄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市场主体。第二，从行为的角度看，行政垄断的主体是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行政性而不是经济性。第三，从实施主体承担的责任看，行政垄断的主体承担的责任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和公务员的责任，而经济垄断实施主体所承担的责任是行政相对方的行政责任。第四，行政垄断并不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单独的行为，在个案中它可以具体对应到一个个明确的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无法用《反垄断法》来规制。

经济人从生产性的寻利转向非生产性的寻租，并不是因为其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制度的结构存在缺陷。因此，根治行政垄断、防止寻租行为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一)充分运用行政法的作用

任何一部法律存在的依据在于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反垄断法调整对象是市场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行政垄断行为表面上侵犯了市场主体的竞争关系，但从深层次看这种关系是因行政权的行使而形成的关系，因而本质上这种关系是一种宪法关系和行政法关系。在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手段中，主要应发挥行政法应有的作用。

(二)加快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WTO规则的需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定位政府“非市场销售的服务”的公共行政角色，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政府机制。实行“有限的政治”。明确政府及其部门的“非市场化”公共行政角色，政府对市场的服务定位限于整个“市场平台”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市场平台”上的一切经营者对于政府而言，都无任何差别和例外。缩小公共领域，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包括放开厂商价格行为的行政管制，放开价格。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具体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选择中摆脱出来，专心公共服务，避免触角过长，滥用行政权力而对某些市场经营行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导致行政垄断。

(三)强化竞争意识、培育竞争文化，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建立租金消散机制

由于寻租是寻利的一种异化形态，它是理性经济人出于逐利动机去敦请政治权力介入寻利过程，切断了动态的自由竞争的正常进程，制造了一个试图使租金永固化的制度环境。只要在寻租过程中遵循公开竞争原则，寻租者愿意花在寻租上的成本就会因竞争的存在而不断增加，在均衡状态下，寻租竞赛的结果将使寻租的成本刚好等于从事寻租的预期租金收益，从而使寻租者最终只能获得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一样的利润，实现“租的消散”。

(四)设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反行政垄断行为的专门执法机构

从世界范围看反垄断执法机构有两大类型，即欧洲大陆专门行政机关和美日等国的准司法性的机构。我国的反行政垄断专门机构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必须在符合宪法的基础上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如行政执行权、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等，这样才能有效规制行政垄断行为，防止寻租行为。

(五)从源头消除行政垄断产生的诱发因素，在财政制度上应坚持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6

禁止垄断协议

因为固定价格、限制数量、分割销售市场和串通招投标的活动对市场竞争的损害非常明显，各国反垄断法一般把这些类型的垄断协议称为“核心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即不管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订立的，也不管当事人出下什么目的，一概被视为违法。

实践中，除了核心卡特尔，竞争者之间也常常出于协调产品的规格、型号或者实现生产合理化、专业化，而不是为了就价格、产量、市场划分等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由于这些类型的协议有利于推动企业间的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或者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一般被认为是合法的，适用“合理原则”。

控制企业合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且绝大多数的并购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特别在企业规模普遍过小的情况下，企业合并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方面的合作，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力。

然而，如果企业合并规模过大，特别是当合并导致市场独占和垄断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优势就会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当一个大企业在原材料的采购市场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它就会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降低这种原材料的价格。在这利，情况下，这个企业虽然降低了生产成本，但这种降低成本是以提高卖方负担为代价，即是一种不公平的剥夺。为了使消费者有选择产品或者服务的机会，为r使企业能够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反垄断法需要控制企业合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反垄断国际大案都与企业并购有关。欧共体委员会曾在1997年力图阻止美国波音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并，并在2001年成功地阻止了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和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这些案件同时也说明，反垄断法不仅管制本国市场上的企业合并，而且可对发生在国外市场但对本国市场竞争具有不利影响的企业合并行使管辖权。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一般只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不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这是因为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一般并不违法。例如，通过政府授权向社会提供电力、电信、铁路、邮政、自来水等各种服务的公用事业企业，基本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有些市场支配地位是由于企业的创新和远见卓识而取得的，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就是凭借知识产权从一个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牌企业，在世界软件市场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各国法律一般都鼓励企业的创新与发明，因此反垄断法不会谴责企业因自身的效益而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

然而，由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只是有限度地受到了竞争的制约，或者根本不受竞争的制约，它们即便以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仍有可能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如通过不合理的涨价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通过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拒绝交易、搭售等行为排挤竞争对手。

近年来这方面举世瞩目的案件是微软公司案。经过5年多的调查取证，欧盟委员会在2004年3月的一个通告中认定微软公司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82条。作为惩罚性措施，欧盟委员会对微软处以4.97亿欧元的罚款。此外，针对微软公司阻止竞争产品与其“视窗”相兼容的违法行为，欧盟委员会勒令微软公司与其竞争者“共享秘密编程资料”，并且必须向个人电脑生产商提供没有捆绑媒体播放软件的“视窗”版本。微软案说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虽然原则上可与其他企业一样参与经济交往，但如果它们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那就是滥用交易自由或者合同自由原则，应当予以禁止。

反对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它们不属于政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正常经济管理，也不属于政府为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采取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和社会政策。

认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权力，其依据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如果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禁止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从事某种限制竞争行为，而政府或其所属部门违背规定采取了这种行为，这就构成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反垄断法的任务是维护市场自由和公平竞争的秩序，因此，如果政府的一项行政行为明显导致对市场参与者的不公平待遇，或者是对某些企业、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地区的歧视，一般应被认定为是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7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2、2、7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原注：有关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理论或市场结构学说。市场理论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市场运作机制的学说，可以涵盖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分析市场运作机制部分的相关内容。市场结构学说则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鉴于我国竞争法领域学者更多地使用“竞争理论”一词。本文也使用这一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竞争理论的提出和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 “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原注：有关竞争理论的学说参考了王松青的评述。王松青。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学术月刊。1996，（9）：44- 50.）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原注：经济组织概念的含义是多元的。从广义上看，市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制度。从狭义上看，经济组织仅指企业。本文中的经济组织概念是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层级组织（企业），也包括界于层级组织和市场的一些中间状态（混合体）。）的问题。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原注：在该文中，科斯主要批评了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观点：“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的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组织成本）。（原注：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具体类型参照了柯武刚、史漫飞的归纳。（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J].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4-156.）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60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发布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 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15].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垄断行为），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原注：如苏永钦认为，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对法律采取禁止原则的联合，除了法律本身已对生产合理化、经营效率等芝加哥学派所置意的生产效率有所考量外，公平甚至会被利用第十四条第七款的文义空间，放进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交易成本、交易资讯等因素……”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1.）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注释

[1]张文显。法律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3，254-256.

[2]卓泽渊。论法的价值[J]中国法学，2000，（6）：23.

[3]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ume 1）。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London， 1987， p561-535.

[4]盛杰民，袁祝杰。动态竞争观与我国竞争立法的路向[J]中国法学。2002，（2）：16.

[5]袁祝杰。竞争秩序的建构——行政性限制竞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

微观经济垄断市场篇8

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案例，微软反垄断案是最为著名的，时间跨度长、波及范围广、罚款金额大。不仅日本、韩国和欧盟对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美国多个城市政府联合起来对微软提出诉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反垄断问题专家罗伯特·利坦认为，创新是美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微软一案具有开创先例的价值。

近年来中国本土“动作”最大的反垄断案要属四年多前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据商务部通报，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将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务部依法做出禁止此项收购的决定。这是自2008年8月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首个未通过反垄断审查的案件。商务部官员解释，一旦收购完成，可口可乐会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

经济活力来自于竞争，这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识。老百姓购物往往要“货比三家”，正因为有了三家的货可以比较，老百姓才可能享受到更高的质量、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比如，电信分拆之后带来的种种好处，这是谁都体会得到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1月9日宣布启动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反垄断调查，随后两家企业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虽然结果不像有些专家和老百姓预想的那样重额处罚，但这个事情依旧让老百姓们兴奋不已。回过头看，我们很难想象电信还是处于一家垄断的状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比喻非常精辟，“即使两个魔鬼一块跳双人舞，也比一个天使跳独人舞更加起劲。”竞争和创新是一对好伙伴，而它们最大的“敌人”是垄断。世界首部反垄断法——美国《谢尔曼法》于1890年制定，距今已过去100多年，法律所体现的涵义与精神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正是反垄断法，维护了美国市场的竞争秩序，推动了该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这是现实需要也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行排斥、限制竞争行为，这就不行。排他性的垄断往往压制技术创新，也会扼杀创新型中小企业。

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抑或一家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源源不断注入创新的血液，而这需要以一种大张旗鼓的气势，打破垄断降低门槛引入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企业可能就疏于创新，而市场也就失去激励机制。有了竞争，往往就有了创新，有了创新，往往又会进一步推动竞争。竞争能让标杆企业更加具有责任意识，引导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共同进步的行业生态。可以说，一个有活力有前途的行业，向来都是创新意识浓厚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