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范文

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1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的。至今已有42年了。这期间我国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个历史时期。随着我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能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2年一贯制的农业税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主要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

（一）立法时限过长

当时开征农业税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农村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税制的设计也是同建国初期农村农业合作化经济相适应的，并且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现行的农业税制在立法的意义上也就远离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二）计税依据失衡

现行的农业税制，采用以亩计征、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鼓励农民增产增收。其计税依据是农业收入，即以粮食常年产量为计算标准。而常年产量都是在50年代或是60年代测算评定的，与目前实际的常年产量没有可比性。以吉林省和长春地区为例，吉林省的计税常年产量为每亩86斤，长春地区每亩105斤，而现在实际的产量每亩都在千斤以上，计税的常年产量远远低于实际产量。吉林省农业税平均税率确定为14.1％，而全省实际依率计征额仅占实际产量的1.98％；长春地区仅占1.83％。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使得税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三）计税土地面积失准

计税土地面积是农业税计征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后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同时，各种形式的占用耕地使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也没有及时核减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和有税无地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税种交叉重叠

我国以往的农业税制改革，重点是农业特产税，原农林特产农业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税。新的农业特产税出台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有交叉重叠现象。农业税条例征收范围包括从事农业特产品生产取得的收入。而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实施以后，对特产品收入实际上又是按照一个独立的税种进行课征，造成税种交叉、重复课征现象，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

二、构建农业税制的原则与目标

要解决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的国情实际，重新构建农业税制，总体设计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二是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近9亿是农民，并依靠土地生存和为国家提供粮食。三是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在农民手里，第二轮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第三轮、第四轮承包……四是我国加入wto，面临机遇与挑战。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一）农业税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调控与聚财的原则。

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监督管理。农业税收同样具备上述职能。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调控与聚财相统一的原则。所谓调控，就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当前，一方面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充分发挥农业税收调节的职能，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农业税收入是我国县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长春市为例，农业税收入在农村各项税收收入中占74％以上，对巩固地方政权建设，维持政府运转，发展地方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农业税收必须保持总体税负不变和地方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使农业税的聚财职能逐步增强。

2.适度减负的原则。

当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我国农村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构建农业税制必须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坚持减负与适度相结合的原则。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减轻农民非税负担是根本目的，适度是衡量减负的尺码。农村税费改革通过对“三提”、“五统”进行“三取消”、“两调整”和“一改革”，使农业税税基扩大，农业税收增长，但农民总体负担要减轻20％或者更多。因此，既要考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又要兼顾县、乡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保证县、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和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所必要的经费支出。既要考虑全国的统一要求，又要兼顾各地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问题。一方面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量人为出，节约开支。

3.区域区别的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差异较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及区域优势、产品优势各有差异。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区域区别的原则。农业税制就全国而言应该是统一的，但要根据各地区的差异性，研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4. 简便效率的原则。

农业税收主要是在农村和面对农民。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简便与效率相一致的原则。设计税制要简便、易懂，为广大的农村纳税人创造纳税上的便利条件，力争做到计税简单、操作简便、农民易会易懂。同时，也要考虑降低税收成本，账、册、表统一规范，为不断提高农业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创造有利条件。

依据上述原则，新的农业悦制应充分体现农业税收聚财、调节的职能作用，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目标。农业税制模式也要在近期内实现三个转变：（1）实现以评定常年产量作为计税依据向以纳税人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和农业产品产值作为计税依据转变；（2）实现农业税以实物征收、货币结算相结合的方式向全部以货币形式征收转变；（3）实现农业税征收由政府行为为主或是乡镇财政所代征、造成执法主体移位向依法治税和以税务机关征收、回归执法主体的方向转变。初步建立以占用土地和农业收益为课征对象的复合税制，最终实现以土地税和个人所得税替代农业税的税制格局。

（二）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

在近期农业税制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按照上述目标模式展开和实施。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将形成下列具体目标模式和基本特征。

1.建立以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相复合的税制。将现行的农业四税中以行为目的为课征对象的契税并入地方的工商税收。将耕地占用税取消，变为土地占用税，并设立两档以上的多级税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耕用土地，以低廉的地租每年征收土地占用税。非农业占用土地则以较高税负多级税率课征土地占用税。将现行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合并为农业收益税。对纳税人在完税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在销售环节征收农业收益税。

2.理顺国家、集体、个人分配机制。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保障。在减负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为农民创造和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建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目标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农业税制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产业化的作用，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对全国和区域性的商品粮基地和主导农业产业的发展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有步骤地实施。这对十我国粮食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

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进一步增强调节功能和聚财功能。为加快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系列化和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创造优良的税收环境。基于这一目标，要根据国际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土地资源占有和使用者，课征土地税；同时，对农民的个人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最终实现取消农业税。

三、构建农业税制的途径与环境

（一）改革农业税制的途径选择

1.简化合并税种。

将现行契税并人工商税收；农业特产税由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交叉，又是在农业税基础上派生的，可并入农业收益税；把耕地占用税改为土地占用税。使农业四税归并为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

2.合理确定税率。

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的税率确定，关系着农民负担的承受与地方财政的需求。要根据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有关政策，同时考虑地方财政的实际需求，从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兼顾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者间利益关系，做到合理负担，取之有度，实际可行。

对农民承包和占用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每年征收一次低廉土地占用税。对非农业生产占用土地，采取高额分级的税率征收。在确定具体税率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的差别和土地使用价值。课征土地占用税额度以占现行农业税总额的60％－70％为宜。农业收益税可按若干档次税率征收，对生产销售五谷杂粮，采用低税率；对农特产品依不同品种设计多档次税率。农业收益税总额占现行农业税收总额的30％－40％为宜。采用上述复合税制后，对土地占用税实行当年征收，对农业收益税在销售环节征收，可以跨年度，极大地缓解了以往农业税征期的巨大压力。

3.减免税政策的界定。

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继续保留社会减免和灾情减免的税收政策。要针对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科学合理地确定农业税收减免政策，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怀。

（二）改革农业税制的环境要求

1.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改地方财政“吃农业”为“扶农业”。消除和改善地方政府对农业只取不予的做法。目前，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初期并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时期应停止农业资源的净流出，逐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多方面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其中，财政保护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改地方财政“收支统管”为“收支分离”。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全国的农业税征收管理没有规范，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中，既管财政支出，又管农村税收，前者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后者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行为。因而，在财政体制上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收管理，明确农村税收征管是地方税务机关的职能，体现“收支分离”，充分发挥财政和税务机关的各自功能。

2.改革和完善粮食流通管理体制。

粮食永远是同计民生之必须。就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仍然要对粮食等重要商品进行规范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农民的市场风险比自然灾害风险还要大。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市场价格走低，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收购粮食难以做到顺价销售，粮库饱和，粮食积压，收购资金紧张，粮食消化和转化渠道受阻，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基于此，我国要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加强国家对粮食实施的主导收购，拓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渠道。要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化生产和乡镇一体化的经营，引导所在地农民，以及市场辐射作用所覆盖地区的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及时提供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农产品。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要做好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包括提供市场信息、优良种子、农用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服务等。

3.紧密结合农村费税制度改革。

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2

一、陕西关中农村婚俗概述

自周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婚嫁应遵循的“六礼”。陕西尤其是关中作为周礼的发源地，更是以“六礼”为准则。主要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纳采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问名，是求婚后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八字，准备合婚的仪式。纳吉，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结果通知女方的仪式，现称“订婚”。纳征，是订婚之后男方将聘礼送往女家，进入成婚阶段的仪礼。请期，是去女家商定结婚日期时举行的仪式。 亲迎，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

关中农村基本上还是遵循六礼程序，婚礼程序主要由订婚，完婚，回门三个程序。订婚首先请媒人，说明求婚之意让媒人去提亲，也就是“六礼”中的“纳采”。媒人奔走双方，发挥媒介作用。男女双方是自由恋爱，那么媒人只需去女方家提亲，为彩礼而两头跑。如果关于彩礼和相关事宜都达成一致，双方家庭主要亲戚一起吃饭（吃订婚宴），这是订婚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男方给女方家一定数量的聘礼，给聘礼这一礼节就是“六礼”中的“纳征”。接下来就是合日子了，在“六礼”中叫“请期”，即选择吉日良辰结婚。 最后就是完婚，就是“六礼”中的“亲迎”是整个婚姻礼俗中最隆重、最热闹，也是最繁缛琐细的一个环节。首先要在婚礼前一日请主持婚礼的人（俗称执事）和收礼先生（俗称礼笔）;在大门、洞房门上书写喜联;请厨师;请做勤杂工作的亲朋好友（俗称棚亲），他们的任务是借家具、搭棚子、买东西、烧水、招待客人等等;请民间乐队（俗称叫龟子或乐人）;安排接亲的人和车。婚礼当天一大早新郎去接新娘回来，吉时举行婚礼，宴请亲朋好友。最后结婚三天后回娘家（俗称回门）。

二、陕西关中农村婚俗变迁

1、婚俗变迁的概述

古代婚俗遵循的六礼准则根深于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到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自由文明的风气开始影响婚俗文化。但是身处内陆地区的陕西受影响不大，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延续古代婚俗。人们生活贫困，娃娃婚在当时很是流行。父母在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就托媒人给娃订了婚，娃娃亲一旦订妥，双方就不能随便反悔。

新中国成立以后，婚俗基本上以简单为主。破四旧时期农村的婚俗中，就是男方不送聘礼、女方不收聘礼，结婚程序从简、摒弃一切旧的繁文缛节，新娘不再坐轿子等。注重政治因素和政治成分，政治化倾向严重;彩礼简单，仅限在简单的衣物上，婚礼仪式简单，婚礼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向毛主席鞠躬是必有的仪式。对于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农村青年来说，找对象的困难主要是政治成分的歧视与限制。迎亲上，改为骑自行车或者徒步走到婆家去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风俗也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农村入学率普遍提高，农村男女在提亲之前往往已经对彼此有所了解，甚至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给子女谈婚论嫁的时候，父母开始征求子女的意见。在经济条件好转、文化政策放宽的双重影响下，农村传统的问名、纳吉、纳征礼仪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由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普及，农村人们对占卜等迷信行为不再重视。媒人的作用也在不断弱化，除了提亲环节，其他事情都是当事人双方父母直接联系。农村的彩礼再次流行起来，传统的纳征礼仪也就成为了谈婚论嫁的重要环节之一。婚车由插满鲜花的一辆小轿车和几辆大汽车组成。

21世纪初期以来，农村婚俗又有了一些变化。青年男女可以自由谈恋爱，在男女双方有感情基础后，父母会询问孩子意愿，孩子可向父母提出结婚愿望。婚姻缔结的环节进一步简化为提亲、结婚、回门。婚嫁物质设备呈现多样化，婚庆形式增多。婚车的数量有所增加。在结婚之前，新郎新娘会拍一些婚纱照片，制作成册。在整个婚礼当天，专业的婚庆录像公司被邀请前来录制整个婚礼过程。婚礼的举行地点或者在宾馆酒店，或者在村里事先搭建好舞台的一片空地上。典礼的内容增加了一些西式婚礼情节。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人角色也越来越多元化，如电视相亲，网上相亲网等。

三、陕西关中农村婚俗变迁的原因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实力增强

我国农村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村生活闭塞。农村婚俗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初期，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极度低下，婚礼缺乏丰富的物质承载形式，整个结婚过程显得朴素、简单。温饱问题是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当农村经济条件好转时，人们开始追求丰富的物质装饰。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于结婚对象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结婚彩礼、嫁妆等物质内容很重视，对于人的个人魅力、夫妻感情、婚礼氛围等精神层面的有了更高追求。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物质生活产品的丰富，自由恋爱、拍婚纱照、装饰典礼现场、打造个性迎亲方式等以各种物质消费为基础的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以后，人们向更高的需求层次发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婚俗的变迁。

2、人们眼界开阔，精神境界追求提高

建国前后，农村生活贫困，孩子根本上不起学，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农民熟知的事情就是地里的农活、相邻的家长里短，认同的规范就是家乡的乡规民俗。农民娶媳妇、嫁女儿都是按照农村传统的婚俗进行。改革开放以后，人生活水平提高，孩子的教育逐渐普及，逐渐接触外面的世界，将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传进农村。农村交通和媒介激增，城乡之间的联系变得密切，城市文化也渗透到了农村生活中。对于农村传统风俗，人们多数认为比较古老了。城市文化逐渐渗透到乡村婚俗中。在二十一世纪，自由恋爱结婚、穿婚纱结婚、举办大型、浪漫的典礼等活动受到了农村青年男女的热捧。

3、政策导向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

国家一直都处于转型期，各项政策处于试行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国家调整政策逐渐的落实。随着国家对各项法律政策的不断强调，人们的守法意识不断强化，对婚姻登记的认识不断提高。人们主动领取结婚证。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依靠。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农民对于土地有了自主权，促进了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婚礼的要求提高。政府铺桥修路，促进各个地方与地方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特别大批量农民工到大城市打工，受城市婚俗文化的影响，农村婚俗逐步与城市接轨。

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3

［关键词］新乡村；美学；乡土；原乡；景观设计

近些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十余份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一号文件”。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正在成为引领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广大乡村地区以其特有的环境敏感性与生态脆弱性以及乡村建设的自发性与随机性，使本已受到异化的乡村环境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各种借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与复育之名建设的景观工程以及地方文化、旅游与休闲娱乐等设施正在快速吞噬着故土与原乡的风景与风情。面对上述挑战，亟须从乡村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生态学本源上重新认知乡村的美学意义及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一、新时期的新乡村

（一）新农村建设的时代特色

2015年在大理考察时为我国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科学指引，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新农村建设正在从最初的以经济发展目标为龙头的一元化、片面式的重项目轻设施、重建筑轻环境的发展道路，逐步走向以城乡二元协同、重视乡村整体发展为目标的多元化综合性的改造推进方式转变。这种整体性已经从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文化保护与复兴，关联到乡村的产业经济振兴与社会制度建设等。其中，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是各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首选措施。各地均从环境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全方位复兴。笔者认为，上述各项举措中，重拾农村建设的原乡化本质，从乡村原乡性入手，界定并强化乡村环境与城镇环境之间的差异化与个性，是从根本上解决前文所述问题的重中之重。农村，意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强调生产方式。乡村意为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暗含与城市的二元对比，也强调了除生产方式外，空间集聚形式的特征，以与同样由农业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小城镇相区分。乡土意为本乡本土，指向精神皈依的本土特性。当新农村的规划建设重点摆脱粗放的一元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强调乡村建设的品质与精神属性的时候，本乡本土的原乡化特质便成为进行新农村景观建设的起点，引发更多思考。

（二）城市化大潮下的城市与乡村

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与焕发生机的本体环境，城镇与乡村均是异于自然世界的人居聚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城乡一直以二元对比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城市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从事物质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传承地域文化、丰富社会生活的物质空间载体。乡村是人类融于自然、感受自然，再造自然的社会源点与终点。城市以大规模的社会性建造活动为特色，是资源、人才、信息与资金的汇聚地与辐射中枢。乡村以灵活的布局、众多的数量和与所处环境的依附关系而长期盘踞在广袤的自然环境中。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自然与人工的力量曾经在乡村形成稳定的平衡。乡村聚落与在地环境、地景资源达成完美的融合，而城市则以社会化的人工建构筑物（人工化的场所环境）的高密度集聚为环境特色，以高效率的产出空间为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化时代各区域经济与社会竞逐的核心空间。乡村、农业种植区与自然景观和城市之间，始终存在着必要但并不稳定的环境、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联。工业化时期，城市借助更集约的成本效益和更快速的更新与扩张获得飞速发展，打破了曾经和谐的城乡关系与平衡的人工—自然格局。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对乡村及其特有的乡村文化带来了严重冲击，使乡村地区原始的自然简约之美与淳朴的民俗民风等快速消失。如果不立即对现有景观资源与乡村田园系统进行保护、整理与挖掘，乡村地区将避免不了被城市同质化的命运，失去其原有的立地资本。与此同时，乡村所记录的依托人工与自然的长久平衡而形成的和谐人地关系及其所特有的在地文化也将随之消失殆尽。我国当前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2005年为42.99%，2014年达到54.77%。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在2050年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农业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使更多农业人口能够也愿意聚集到生产效率更高、资源品质更优的城镇，一部分乡村势必会被迁并。但是以往的经验和研究证明，城镇扩张发展带来的生产高效，不应该再以牺牲环境效益为代价。那些存在于田野腹地内，能够缩小农业生产者与生产地之间的距离，并能够与所在自然环境构成稳定平衡的乡村，始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对那些区域地景景观格局与乡村景观风貌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的乡村环境进行研究、保护与提升，对现时期我国的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重新认识并挖掘原乡化的乡村之美，成为引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原乡化的乡村之美

（一）景观之美

美是指能引起人们美感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共同的本质属性，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却又不是理性的规律与目的，而是一个直接的感官概念。实践美学认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既是客观的，又离不开人类社会，具有客观的社会生活属性。美与美感的本质，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洞明。美与美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诞生的，是社会历史流变积淀的成果，由实践初期的感官直觉升华到审美阶段的心智认知必须经过多个中介，而不能直接用于实践对审美的解释。李泽厚给美下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定义：就内容而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而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这一表述后来成为实践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经典表述。目前，学界所普遍使用的景观概念，意为某地的人造或自然景色，常常具有一定的分类或类型意义。现论普遍认为，景观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景观之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人地互动实践的肯定。美的景观产生于和谐的人地互动实践之上，这个实践既包含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也包含在这种持续探索与改造过程中所形成与累积的社会文化的诞生与传承。

（二）原乡之美

因聚居地的功用差异，在不同实践作用下城市与乡村的景观趣味日益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如果采用康德对于审美的二元划分理念来解释这种审美趣味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可以将城市的审美趋向简要归结为人造的崇高与小自然优美之间的协同，而乡村的审美，则更多呈现为栖于崇高自然之中人造的优美。源于城市化的场所环境所能提供的高效能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现代人逐渐游离于原始的自然环境之外，生活在城市化的场所环境之中，但是现代人对于原始自然的亲近感与敬畏感却从未消失。近年来，伴随全球环境危机的持续加重，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与融入自然已经成为一种健康生活的标志。那些彰显新技术与时尚潮流的密集而直观的建构筑物连同城市内部的小尺度自然（更多地以人工自然的形式存在）场所一道，在传递现代技术崇高美的同时，逐步沦落成为城市栖居环境中的调剂品与避难所。反观那些盘踞在大都市周边区域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可以为人们提供真正足以使个体摆脱卑微与高傲、获得平和愉悦的独处或交往之所而重新获得了发展良机。因乡村的特有聚居尺度，自然的郊野农田或原野山林更容易被聚居于其中的人与环境感知。壮美的自然是乡村景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底景，激发着人们对于土地与自然的敬畏与感激。在这种广阔的自然崇高中，人们需要乡村提供的是亲切、功用、紧凑而自制的、平淡而宁静的安栖之所。乡土成为乡村维系自身环境特质、维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与吸引力。乡村之美，产生于农业生产与聚居生活的实践之中。聚落内真实、常态、传统、原生的农耕生活，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反复探索与验证而形成的与大地之间最为亲密与隽永的关系。乡村区别于城市而特有的、基于功用性与适地性的杂乱与朴实之美，是自然秩序假借人类之手在聚落内部滋生的一种自然生长，即乡村的原乡之美。城市与乡村在彼此的景观特质上存在着天然的二元分异性。新农村建设绝不能在景观建设的形式与风格上重走或延续城市化的覆辙，不能再追求虚荣的奢侈之美与短暂的时尚之美。而应该紧密结合自身的原生态特质，以最少的介入来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个性与环境魅力。

三、原乡化的景观设计原则

乡村景观设计是一次发现美、提炼美、升华美的过程，是一次美景的梳理与规划过程。好的乡村景观设计应当重点关注村落的外部空间与环境系统、空间结构与区域地景景观格局之间的重构以及公建与公益性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同时，能够将现代人生活的便利性、参与性和趣味性植入原乡化的乡村生活。具体而言，优质的新乡村景观设计应该满足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一）真实性

真实强调的是对事物本质的感受。艺术的真实性原则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维护乡村景观设计的真实性，即承认并维护乡村和都市景观的二元性，尊重乡村自身的自然个性与人文个性，这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根本。乡村及其农业种植区只有作为绿色基质时，才具备景观性，而一旦进行开发与建设，其原生的景观性就会遭到大幅削弱。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与整理，提炼乡村地景景观资源的个性与特质，拉近乡村生活、农业生产与地景塑造之间的关系，使生产、生活与观光融为一体是乡村景观设计工作需要关心的要点与难点。规划设计工作者应寻找挖掘具体的可以彰显、体现并延续在特定乡土气息的村落空间构成和地景景观塑造的策略与方法，而不是制作概念化的示意简图与描述性的规划原则。乡村的杂乱性也是乡村朴素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与被精细划分的专业化的城市专属性空间的表现有所差异，乡村的杂乱性代表一种随机的设置，是乡村人情化与趣味性的自然表露。挑担的小贩“见缝插针”摆摊贩卖本地产品，特别是特定时节会集中出现的市集，是乡村长久生活实践选择的最有效与实用的商业模式。事实上，自聚落和贸易出现之日起，就有货摊出售物品。设定特定位置由摊贩自由销售某些类型的商品能够提高零售区受欢迎的程度，使广场或人行环境充满活力，同时为乡村社区提供安全的社会保障。真正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品质的，不是上述这种零售形式，而是在未经管理的情况下，公地效应造成的公共环境损坏和利益驱动下的不良经济行为。参考在旧金山、伯克利、波士顿、芝加哥、尤金和波特兰实施的零售法案可以看到，在这些城市，新的零售法规详细规定了零售地点、规模和货车的设计，所售货物的类型以及允许的价格，所销售的东西通常是那些城区商店没有提供的，如水果、蔬菜、鲜花、手工艺品和外卖食品。以此经验可知，允许乡村聚落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摊贩零售行为，依照需求在合理的空间设置合理数量的“多用途”公共空间，既可以展现乡村原本的生活面貌与地方产品，又可以提升空间活力、创造地区财富。乡村景观建设的真实性原则，既是选择材料、营造场所与美化感官的真实性，又是体察民生、考量社会需求、设定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等区域愿景目标的公务行为的真实性，是一种设计结合自然的设计逻辑，更是一种理论结合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生活哲学。

（二）功用化

功用意指功能和作用。对功用的提升，即对实践的支持；提升功用设施的舒适性与便利性，即大幅提高空间质量，带动空间活力的有效措施。乡村作为一种最初的功用性的聚落产生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农业生产、生活和社交是乡村必备的基础功用，而满足这些基础性的社会功用需求是乡村景观建设必备的基本特征。提升新乡村景观建设的功用化，主要体现在服务于现代化农业生产活动的设施与其特有空间的景观化，丰富、改造现代乡村生活所需的便利化、多样化的生活设施，塑造便于人们自由沟通的舒适的公共空间。因乡村在公共土地利用方面的集约化、便利化发展需求，这三类功能常常按照紧凑集约的务实原则达成在空间上的紧密关联，甚至交叠于同一空间中。纵观当下我国乡村景观建设实践，景观资源保护最完好的地区、乡土气息最浓郁的原始村落大多位于人迹不便到达的地区，也就是目前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的地区，这些村落也恰恰就是那些未来最有可能不被城镇吞并、仍以原乡形式为农业生产提供聚居生活空间的场所。因此，对这类村落采取引导性的保护工作，提炼特色景观区域，整理公共资源空间，将其改造设计成可以同时服务于原住民并吸引外来游人的良好的生活场所，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近阶段收益效率较高的一种投资方式。

（三）整洁化

整洁指规整而洁净，这里的整洁是作为杂乱和无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某种秩序。整洁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美感的形成。乡村的整洁，既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反映，也是良好社会秩序得以持续的基础。为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公地效应和破窗效应的发生，采用一定的措施维护空间环境的整洁是十分必要的。当下，影响乡村风貌整洁的主要因素，是胡乱弃置的生产和生活垃圾以及碎片化的场院空间与村巷。这是由于乡村原住民的环卫清洁意识较为薄弱，垃圾收集设施设置的不合理或缺失造成的，也更多地反映了既有乡村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与缺失。要维护乡村的整洁，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村落的现实情况及时规划和建立垃圾、污水等乡村日常生活与生产性废弃物的收集和管理系统，投入相应设施，并大力普及垃圾分类与雨污水收集等生活常识。同时，对村民的引导也十分重要，当村民意识到整洁化的环境能够为村落创造更多的旅游收入与产业发展空间的时候，人们将会自发地开始维护自家院落乃至整个村落的环境整洁。

（四）简约化

简约是一种起源于现代派的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是将设计元素、色彩、照明和原材料简化到最少的程度，同时对色彩、材料的质感进行严格控制，在施工上更要求精工细作，力求为空间赋予真正的品质。因此，简约化的空间设计通常会带有含蓄而清明的美感，往往能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效果。在乡村景观设计上采用简约化风格，意味着新景观与设施应该以更少的介入，将自身融入乡村的故有文化与习俗的自然传承中。简约化并不等同于场所环境的形式语言与实用功能的简单化，亦或是绝对数量的增减与相对规模的大小。相反，升华到艺术与人文境界的简约化乡村环境塑造行为均源自对具体而微的实际功用性的深层级思考，具体使用功能的兼容性与复合性以及对具体、真切的原乡化的风景与风貌的理性提炼和重塑。原乡化的景观设计需要对乡土资源、本土材料与建造工法有深入的了解与认知；进而能够依据新的空间需求进行最少打扰的简约化设计，尽可能地避免引入非原生植物，控制对非本土材料的使用，沿用当地传统的构造与工法，尊重并呼应现存的玲珑尺度，将人的视线从繁杂而无意义的过度装饰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原真的乡土美感体验中。

（五）常态化

常态指平常的、正常的状态。常态代表着系统的稳定，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有序，是舒适与平稳生活的必备条件。常态是真实的繁荣，是对地方经济、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真实客观的反映。常态化的乡村景观，不应是东施效颦的工业化装饰，也不应是表面功夫的节庆工程。常态的乡村景观，应是田间的辛勤挥洒与农机轰鸣，是市集上的讨价还价与热闹繁华，是播种季精心梳理的土地，是丰收季的仓满屯满，是雪落如盖与绿树成阴，是犬吠鸡鸣与小桥流水人家。常态的形成，需要乡村改造能够真正地激活乡村自身的活力。乡村景观需要切实成为满足村民与游客的新生活需求，并为人们日常所用的人性化场所。这就需要设计师对维系每个乡村实现高活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因子进行有的放矢的实地研究与体验。每个乡村均具有在区域系统中独一无二的特质和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不同的动力因子因村而异、千村千面，均需要设计师站在区域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角去探寻。

四、结语

新乡村建设的原则不是彼此分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息统一体。新农村建设发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二元特征更加突出的新时代。乡村景观设计的工作，早已不止功在乡村，而是对城—乡—自然系统的整体提升。通过优质的设计，将现代人良好的生活习惯、传统区域优良的美德以及乡土气息的人文传统，再次赋予这个地方的居民，同时展现给前来观光的游客，是乡村景观设计者应当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可以激发原住民广泛的参与意识，渐次演化成为一场全民的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原乡复兴运动，并且能够持续地推进下去，直至根植于广袤的原野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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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4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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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5

关键词：二元结构 乡镇市场 空间 简阳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15-02

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人口向城镇的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更新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城镇地区的产业升级，整合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按照费孝通先生 “内生城镇化”发展理念，即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丰土沃壤，依托乡镇工业的坚实支撑，城镇化本应实现“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进厂不进城”，但实际上当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 “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融入乡村”的困境。鉴于城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国家从更高的层面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理念，而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并于2014年3月份正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位于天府新区简阳市芦葭、草池等镇，距离成都市中心50余公里。目前，新机场建设指挥部、试飞跑道等相关建设已启动。机场建设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进入建设区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会对当地的社会产生影响，会使当地卷入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而其基本点集中在于人与空间这两个层次上。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融合下的乡镇市场空间结构。

一、六角形区域与简阳乡村市场空间结构

简阳草池市场、芦葭市场和石板凳市场都是传统乡村市场和现代经济融合而产生的现代农村市场。城乡二元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为乡镇市场的集市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共生带。

乡镇市场中，集市是一个村镇不可或缺的聚集地，一个集市的繁华程度也就代表着这个区域的综合能力。施坚雅曾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也清楚的指出：“在四川没有一个行政官员可以忽视集镇的意义，集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乡镇政府唯一可能的地址。”市场最大的职能就是为了满足村民、居民的需求，所以乡村市场无论是人口还是物品都是这个区域内流通量最大的地方。现在我们将从乡村市场的由来、空间体系、集期、特点、功能等方面对这三个乡村集市进行描述。

中国乡村的居民点复杂多变，根据居民的聚集程度，逐渐形成一个交易的场所，满足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样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小市或者菜市，再逐渐发展为基层市场。而四川地方的基层市场就是由经济交汇点“幺店”发展而来。草池镇的集市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是作为基层市场和政府驻扎地而存在，它是在周围村庄小市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外来人口逐渐增加，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简单的小市已经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逐渐发展成为了现在的基层市场。以草池的集市为中心，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居民圈，随之再有一个基层市场区域。

施坚雅将市场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并根据市场的分布，从空间体系的角度提出“正六边形”理论，检验出“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

将草池市场作为一个基层市场，简城镇作为中间市场，围绕着草池、石板、新市、平泉、东溪、石桥6个集镇，形成一个理论上的正六边形。扩大研究区域来看，草池、芦葭、高家、三星、永兴、贾家又形成以三岔镇为中心的六边形。可见乡镇市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与周边乡镇市场互动，形成市场网络圈，而这个互动过程，离不开集期。

二、集期与乡镇市场空间互动

现在，草池、芦葭、石板凳这类的乡镇市场，能满足农村滞留的老年或儿童的基本消费需求。乡镇市场原本具有定期而不连续的特征，“由于任何单独的农村市场的市场区域所包容的需求总量都不足以提供使业主得以维生的利润，通过周期性间隔变换自己的位置，企业能够吸收几个市场区域的需求，从而达到生存的水平。”市场的周期性既满足生产者和贸易者的利润需求，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使其免于跋涉，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的节约型消费理念。所以集期是一个市场必不可少的，它是市场的规则，规范着市场秩序，使各个市场和谐相处。

草池在与周围基层集市的协调下，是以单号为开市期。根据施坚雅提出的“当建立新的基层市场时，所采用的集期要尽量不与邻近的中间市场发生冲突，而不管邻近的基层市场的集期”的原则，我们也能对其进行解释。草池是单号开市，邻镇石板凳镇的莲花堰也是单号开市，石板凳镇是双号开市，芦葭镇是单号开市，将草池、石板凳、芦葭三个相对较大的市场连接起来，可以看出三者之间协调开市，而莲花堰作为隶属于石板凳镇的一个小市，那么在单号开市既做到了与满足就近区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避免了与石板凳镇集市的冲突。行商利用各个市场的不同集期，不断地在各个集市循环，将基层市场与基层市场、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联系起来，让消费品流通，使整个市场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可以单号在草池，双号在石板凳，单号又转到芦葭，时间的交叉能让他们有稳定的生意可做，有利润可赚。集期不但对行商有益，对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好处，在现代交通便利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在这个市场闭市时，转到另一个市场进行消费。在消费者与行商的往返流动过程中，使得各乡镇市场在空间上形成了互动的市场网络圈。

集期对于传统的乡村市场十分重要，但是现在来看，集期似乎并不能成为人民进行消费，商家进行出售的关键性因素了。无论是交通工具的发展，基层市场的逐渐消亡，还是固定商铺的逐渐增加，都使集期的重要性有所减少。人们如果错过了开市日期，可以随时去市场购买所需物品。这一现象与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不谋而合，“各类集镇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定期集市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趋向消亡。赶集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流通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形式将会逐步削弱以至消亡。”

三、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在乡村市场上，人口结构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青壮年人口进入更大的市场区域，中老年受自身条件的限制，留在乡村，所以乡村市场成为他们购买生活物品、信息交流、娱乐休闲等重要场所。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商品也呈现出中老年化的特点。以较为典型的石板凳镇为例，在该镇长期存在人口以中老年为主，所以它的集市“河西市场”上的商品也呈现出中老年化的特征。在该市场内以提供蔬菜、肉类为主，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路边小贩售卖的饰品和零食都是满足滞留的儿童需要。我们观察了一部分服装店，售卖的服饰也只满足中老年和儿童的需要。

四川乡村以分散聚居为主要特点，所以乡村市场是一个基层区域内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地方，这个区域内大部分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传播。人们在约定俗成的日子里共同进入市场，在熟人与熟人之间，店主与顾客之间都会有信息交流，人流量越多，信息量也越大，传递也越广。但是乡村市场的娱乐性活动比较单一，像草池、芦葭这样的基层市场的比较娱乐活动较少，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流动的杂技团等新鲜事物流入集市，平常的集日一般都是用商品打折、有奖竞猜等商业性强的活动来吸引人群。这与施坚雅所描述的基层市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所变化，“基层市场和较高层次的市场是专业说书人、戏班子、卖唱盲人、摆赌摊的、卖艺的、练杂技的、卖膏药丸药的以及魔术师等等人物的舞台。”这些传统的娱乐活动要么已经形成一种专业化的商业性娱乐，已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在这样的基层市场已经很难看见了。

茶馆成为乡村社会里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饮茶习惯是古老的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在集市上，还是在村上，茶馆数不胜数。在草池镇市场上的茶馆就有16家左右，而且各个村子中都有茶馆。茶馆消费为一元一杯茶，便宜的价格也能适应人们的消费水平，所以茶馆内几乎从不缺少人，就近的村庄的村民或者镇上的住户一般都会在闲时到茶馆过一下瘾，下午时间客流量相对较大。人群一来，老板就泡出几大杯茶，热情地招呼着。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出门到茶馆消遣的一般也以中老年男性为主。现在的茶馆一般以娱乐交际为主，主要活动方式是打牌或麻将。

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也对中国集镇的功能进行了总结：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传统的乡村集镇具有多种功能，除了是承载居民生活的交易场所，也是提供信息传递、处理人际关系、提供娱乐休闲的公共文化空间。

结语

1.城乡二元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意义上认为，城乡二元处于一种对立的结构。事实上，在城乡二元之间有着一种关联的桥梁，即乡镇市镇。简阳草池市场、芦葭市场和石板凳市场都是传统乡村市场和现代经济融合而产生的现代农村市场，可以说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共生带。

2.从空间结构角度来说，基层市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乡镇市场形成一个空间的网络，即施坚雅所说的六角形区域。以简阳为例，即是简城镇作为中间市场，围绕着草池、石板、新市、平泉、东溪、石桥6个集镇，形成一个理论上的正六边形。而草池、芦葭、高家、三星、永兴、贾家又形成以三岔镇为中心的六边形。另外，乡镇市场的集期，增强了其空间上的互动性，在消费者与行商定期的往返流动过程中，使得各乡镇市场在空间上形成了互动的市场网络圈。

3.乡镇市场进行的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易活动，还有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市场中心也成了当地的文化空间，是“社会中心”“权力中心”，在市场中，经济交换范围与社会交往范围、地方行政权力运作范围发生重合。随着现代经济不断发展，乡镇基层市场逐渐向会更高级发展，一些传统的乡村市场的特征逐渐消亡会逐渐消亡，现代市场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如果具备相应的条件，会转型为现代的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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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峰，男，西南民族大学2015级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

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6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ion featur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rural industry in different stage of rural industry in china ,put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theory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rural industry by stages ,regions and degrees ,discussed the coordinated road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rural industry for different stage of rural industry and different area of china.

关键词 农业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阶段性区域性

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我国农村工农业关系的主要体现。但农村工业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工业发展并不是总是对农业有利，认识到这一点，选择适宜的协调发展道路，发挥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正关系，抑制负关系，对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在广东东莞市，江苏无锡县，山东诸城市、苍山县，湖南双峰县，四川米易县等17个典型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工业不同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特征，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1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

依据反映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农业关系特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农村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等），根据17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及全国总体状况，确立每个指标在各个阶段的范围，运用要素贡献率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立各项指标的权重，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1．1第一阶段为“农为主，工萌芽”阶段这时工业刚刚开始发展，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低于5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不足4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2，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小于10％。农村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农业的剩余资金、剩余劳力、剩余农产品和占用少量土地，对农业的竞争作用不明显，对农业的互补作用也不大。

1．2第二阶段为“农哺工，工起步”阶段工业开始发展且以外延型发展为主，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500—1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40—5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5—1．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2—0．4，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10—20％。农村工业发展占用较多的资金、土地和吸收较多的农业劳动力，体现出农哺工的特征，这时工业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如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工补农等）还较小。总体上看，劳力转移对农业利大于弊，而资金对农业的争夺对农业弊大于利。

1．3第三阶段为“工农业互争互利”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3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7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1．5—3．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4—0．6，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20—50％。对农村资金、土地具有明显地竞争作用，但农村工业通过工资和以工补农对农业资金的返还已较为明显；劳动力的数量竞争开始出现，质量竞争较为明显化；体现出互争互利的特征。

1．4第四阶段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3000—1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70—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3．0—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6—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50—80％。农村工业发展到具有补农的实力，但全面改善农业现代化条件的水平还未达到；农业劳动力在现有规模下出现局部不足或季节性紧张，农村工业占用土地较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开始分化，以工补农水平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好、农村工业发展相对集中，农业及粮食生产继续发展；相反，农业及粮食生产出现下降趋势。总体上资金关系对农业相对有利，劳动力关系对农业相对不利；体现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的特征。

1．5第五阶段为“工为主，农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0—2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高于80％。农村工业已具备建农的实力，关键是政策的引导，或者以工建农、农村工业集中发展保护农田，农业规模化经营解决劳力不足和提高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效益，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大量占用农田，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弱化，农田抛荒、半抛荒，农业萎缩；体现出工为主，农分化的特征。

2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

依据我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点，以及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提出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该理论包含三个部分：

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7

关键词：农户；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5806

1引言

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地流转得到了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重视，各地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林地流转有了长足发展。截至2012年11月，全国累计发生集体林地流转面积1.62亿亩，占已确权林地面积的6%。在全国2500多个林改县中，超过40%的县建立了林权交易服务组织。但是，目前林地流转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农户对于林地流转的接受程度还有待提高，政府配套政策有待完善，林地流转中的不规范现象仍然较多。而林地流转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正外部效应，不仅取决于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身质量，也取决于政策受体的农户对其的接受度。只有在农户认为林地流转政策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满足其政策期望的基础上，相关政策才能相对顺利地产生政策效果，影响农户的经营决策行为。为此，本文通过研究影响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的因素，一方面发现现有林地流转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原因探讨；另一方面则结合农户的政策期望来完善现有相关政策，提升政策质量，使政策更好发挥效用，从而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发展。

2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林地流转的相关研究，总结起来可以归为以下5类。

（1）张国明、朱介石（2007）、沈文星、佘光辉（2006）、谢屹（2009）、梅秀英（2012）、郑尹夫等（2010）、李娅等（2007）、孔凡斌等（2008）、华启清等（2006）等对林地流转背景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分析。

（2）李延荣、周珂（2008）、孔凡斌等（2008）等、陈吉山（2013）、廖林芝等（2013）、康小兰等（2013）等均从林地流转现状、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3）在理论基础方面，周新玲（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别从产权转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市场失效理论和价格管制理论进行阐述。柯水发等（2012）基于农户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运用帕累托最优、“安全第一”和“风险回避”生存伦理、禀赋效应、预期效应和心理账户等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理论，对林地流转进行研究论述。随着研究的深入，董加云等（2012）、卢川（2013）等认为需要在林地流转实证研究中区分林地的转入和转出，不能笼统地研究林地流转。同时，需要将少林地区的集体林权改革纳入实证研究范围，突破江西、福建、浙江等初期试点改革省份，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重视对林地流转各个环节的研究等等。

（4）林地流转市场方面，戴星翼、江兴禄（2006）提出了三级市场，尤其是其中的林地资本市场，包括林权抵押市场等。在市场发育程度方面，梁明莲、江明峻（2004）认为我国林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林地流转案例中仍然存在着违规现象。因此，王礼权等（2006）建议应该建立林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扶持和培育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构建信息平台，降低林地流转交易成本。

（5）影响林地流转的因素研究方面，廖文梅等（2010）、陈丽明等（2011）、柯水发等（2011）、李挥等（2012）、李娅（2013）等通过运用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采取计量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农户流转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满意度研究文献主要涉及研究方法及影响因素分析两方面。在满意度研究方法方面，熊伟等（2013）、李林等（2010）、兰冲锋等（2013）、马珂等（2013）等均构建模型对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李志等（2005）、林晨（2013）、柯水发等（2013）均采取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模型分析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国外，满意度的研究作为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研究范畴，起步较早。Karthik N（2007）、Jen-Te Yang（2010）、M. Joseph Sirgy等（2000）、James Fredericks Volkwein and Ying Zhou（2003）等运用Amos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

目前，各学者通过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林地流转的研究逐渐深入。但我们看到，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是否发生林地流转的研究上，研究对象有待向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利益相关方拓展，研究内容有待向林地流转系统的各个环节延伸，从整体或部分环节入手。在满意度研究方面，对第三产业的服务满意度研究较为丰富，方法也各有特色，但对政策满意度的研究仍然较少，现有国内外研究中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有一些初步的涉及，例如对政策的期望值、政策优化，也有个别研究对政策满意度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但运用计量方法对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政策满意度研究的不是很多。为此，本文以农户为视角，并结合政府林地流转政策，研究江西、福建两省农户对现有林地流转政策的满意度并进行地区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在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研究方面进行有益尝试，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林地流转情况的地区比较研究。本研究将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分成“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满意”、“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5种情况进行回归分析。

3调查地基本情况及数据来源

3.1调查地基本情况

江西省奉新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地形地貌，是全国重点林业县。全县有林地总面积8.73万hm2，其中毛竹林面积4.35万hm2，活立木蓄积量503万m3，毛竹蓄积量8000万支，居江西省第二，全国第五，森林覆盖率达到63.7%。近年来，奉新县不断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竹子之乡、中国苗木产业示范县、江西省林业建设先进县等称号，林地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江西全省林地市场的整合和激活，当地林地林权流转日益活跃。截至2011年11月，全县共进行山林流转面积达到7.025万亩，其中集体林地1.26万亩，农户自留山、责任山4.857万亩，交易金额12405.49万元。在政策方面，奉新县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林业贷款的政策，探索出一条依靠企业和大户带动林业贷款的模式，鼓励林业贷款联户担保模式，有效缓解了农户资金投入不足和降低了林业投资风险。同时，该县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加大对林地流转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向林区农户散发《林业知识宣传手册》15000本，有效提高了农户对林地流转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

福建省永安市位于福建省中部偏西，是三明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作为全国南方48个重点林区县（市）之一，同时也是福建省全国林业改革与发展试验示范点，永安市现有林业用地面积382.5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365.8万亩；森林总蓄积量2126万m3，森林覆盖率达到83.2%，排名福建全省第一。2005年，永安市成立了林业要素市场，负责林权登记管理、林权抵押、林权资源评估、林业科技与法律服务、林业劳动力培训等工作。同时，当地也积极探索尝试各种村、民、企合作模式，农户可以依靠林地入股或者出租林地等方式享受林业收益分成，有效缓解了以往林地经营分散、生长周期长等因素造成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3.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以及2011年12月课题组成员对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和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农村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涉及的内容有：2006～2010年这5年期间该地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社会经济情况、林地条件、林地流转意愿、对林地流转认知及满意度等方面的数据。

本研究的调查抽样分成4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遵循简单随机抽样原则，其余层次遵循分层抽样原则。首先，从目前已经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省份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江西和福建两省，并分别从中简单随机抽取宜春市奉新县和三明市永安市作为两个样本县。其次，从奉新县所有乡镇中随机抽取了甘坊镇、罗市镇和柳溪乡等3个乡镇，从永安市中随机抽取了贡川乡、燕南乡、青川乡、小陶镇和上坪乡等5个乡镇。然后，从奉新县的3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了船坳村、上村村、干坊村、球庄村、岗下村和兰田村等6个行政村，从永安市5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了团结村、永浆村、龙共村、大坂村、百岂丘村、罗溪村、柯山村、丁海村、龙吴村、炉丘村、大丘村、沧海村、丰田村、槐辅村、过坑村、黄景山村、三溪村、三房村、青水村等19个行政村。在选择乡镇和村子的时候，为保证样本的多样性，需要保证该乡镇和村子与最近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距离多样性。最后，从上述25个村子的260户农户进行随机问卷调查。通过对回收问卷的整理和筛选后，最后选出有效问卷共241份，其中江西省120份，福建省121份。在调查地区的25个行政村，绝大部分的村子已经基本完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基本实现了集体林地分权到户，确立了农户对林地的相关权益，林地产权较为明晰，这为研究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4研究假说及理论模型

4.1研究假说

（1）农户的个体特征差异对其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去了解和运用林地流转政策；年龄影响农户接受林地流转政策的积极性，且与政策满意度呈反比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对政策的解读与运用能力越强，满意度也就越高；农户的非农就业经历越丰富，他们越欢迎政府出台相关林地流转扶持和优惠政策。

（2）农户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其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农户林地的不同经营方式对林地流转政策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有不同影响，农户之间的联合经营方式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余三种经营方式有助于提高政策满意度；农户近两年家庭平均年收入对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政策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3）农户的林地资源禀赋特征对其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林地总面积与林地流转政策有直接利益关系，与政策满意度呈现正向关系；对于林间道路越便利、林地坡度越小、灌溉设施越完善、水土流失状况越轻、土壤产量越高的林地，农户更加愿意关注林地流转政策，并有利于增加其政策满意度。

（4）农户所处的社会政策环境特征对其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林地流转的限制性规定越少，农户在林地流转过程中参与价格和时间政策制定的程度越深，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5）地区因素对农户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江西、福建两省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4.2理论模型

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属于非连续多元有序变量，因此，本研究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并根据数据计量分析结果，以提高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的满意度为出发点，提出完善林地流转政策的建议。

5.2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预期方向

利用Stata12.0对数据进行ologit模型回归，通过控制不同类型变量，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参数估计结果。总体来说，4个模型的Prob>chi2均较小，模型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余三个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能够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说和预期方向。

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的因素进行计量回归，并对比分析各模型结果，以影响变量最全面的模型4为标准，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农户的个体特征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农户的性别和非农就业经历对政策满意度有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则具有负相关关系。

（2）农户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虽然对其政策满意度无显著影响，但是各变量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均符合预期：林地最主要经营方式和近两年家庭平均总收入对政策满意度成正比，而非林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与其成反比。

（3）农户林地资源禀赋特征对其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林地总面积、林地坡度大小和林地水土流失情况与政策满意度成正比，而是否有灌溉设施、是否有林间道路和林地土壤产量与其成反比。

（4）农户所处的社会政策环境特征对其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是否对林地流转政策了解、林地流转程序是否简便、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和流转时间由流转双方确定等变量与政策满意度有正相关关系，而是否有限制性规定、流转时间由林木生长周期确定、流转时间由资产评估机构确定、流转时间由村组确定等变量与其呈现负相关关系。

（5）地区变量对农户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江西省农户的政策满意度相对高于福建省农户。

6政策建议

6.1完善林地流转法律体系，规范林地流转

随着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原有的《森林法》已很难适应当前林业发展的要求。应加快制定完善林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制定出台《林地流转管理办法》等专门性法律法规，明确林地流转的合法性，将当前林地流转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政策制定要有连续性和合理性，从当地实际和农户需求出发，消除农户存在的政策顾虑。

对林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进行规范界定：细分林地流转形式，可分为流入林地和流出林地两种类型；明确林地流转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明确对流转双方违法违约行为进行惩处；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林权纠纷要彻底排查，合理鉴定并确权发证；针对农户流转过程中的不公平待遇，要保障各流转主体的平等市场地位，增强流转过程中的透明度等等，为农户林地流转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6.2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转变农户观念

在调查过程中，众多受访者表示林地流转政策主要通过亲朋好友交谈等非正式渠道传播。一方面意味着正式渠道在受访农户间的传播作用较不明显，需要予以强化；另一方面，重视非正式传播渠道的作用并加以引导利用，达到政策宣传目的。为此，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村组干部需要脚踏实地深入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网络、电视、短信、报纸、广播、宣传册等媒介手段重点宣传林地流转相关事项，同时辅之以宣传队、工作组等开展讲座、展览，力求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引起农户关注兴趣，通过通俗易懂的解释鼓励农户流转。同时，注重挖掘农户中已流转并享受政策成果的农户，对其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服务，发挥其在农户群体中的带动作用，引导更多农户参与到林地流转中来，一定程度上转变部分农户将林地视为生活保障的观念，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6.3建立完善林地流转市场，简便流转程序

当前造成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林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或者功能不完善，尚未形成运行良好的林地流转平台，导致农户难以获取林地需求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农户流转林地的不安全感。因此，有必要加快发展林业要素市场，统筹协调林地流转各个要素，构建管理规范、运行有效、公开透明、服务农户的林地流转市场。具体来说，可以借鉴永安林业要素市场的运行模式，集林权登记管理、森林资源评估、木竹交易、 林业法律和科技服务以及林业劳动表2农户对林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相关回归结果

力培训为一体的林业综合性管理和中介服务机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加流转信息、政策性森林保险等服务，使其能够全面满足农户各方面需求，尤其是农户在流转信息获取和流转价格形成方面的需求。

在流转过程中，要尽可能简化程序，部分非核心环节可以交由市场或者行业组织处理，缩短流转时间，同时降低以致取消各种项目规费，切实减轻农户流转成本。探索实现农户之间、农户与林业企业之间快速流转模式，为流转规模较大、具有特殊情况的个例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捷化服务，切实提高林地流转效率。

6.4探索多种流转方式，鼓励发展林业合作组织

目前受访地区表现出流转模式单一的问题，即主要是农户之间的小规模林地流转。在坚持鼓励农户间小规模流转的同时，更应提倡农户将林地流向林业大户、林业生产基地和林业合作组织等。林地流转可以而且应当突破传统方式，更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出租、互换、林地林权入股、“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方式，合理流转林地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实现林地价值最大化和林地资源优化配置。但在流转方式多样化前提下，需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要求，努力实现规范化和信息公开，保障流转林地农户的权益。

林业合作组织作为近年来在林区兴起的一种经济组织，在林地流转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和农户间沟通的桥梁。农户可以将所承包林地交由合作社规模经营或者以林业实物入股；而林业合作组织可以为农户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和服务，以优惠价格统一供应生产资料，提品市场价格和供求信息、新技术信息等信息服务，具有比个人更强更方便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时还可以根据年度利润按照约定进行分红。应大力发展林业合作组织，为其提供政策资金优惠、项目支持和综合化规范服务，积极盘活林区林地流转市场，促进农户增收和林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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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农村社区的特征篇8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民间借贷；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4日

一、我国农村金融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历经变革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农村金融业务发展迅速，农村金融机构实力不断增强，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农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缺陷是空间结构缺陷。农村金融机构城乡布局失衡、区域性布局失衡严重。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较小，农户不能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农村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相对较完善，农村商业金融也较发达，农村金融商品的供给较为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再加上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缺少与城市市场的融合，使得许多国家的农村居民生活在相对孤立之中。上述特征都与农村金融融资出现的以下问题有关：①交通/信息条件差，以及缺少和其他市场的融合，导致市场高度分割，这就产生了信息障碍，限制了风险的分散；②人口密度低，平均贷款额小，家庭储蓄少，这些都增加了交易成本；③农业生产周期的季节性特征，农产品价格高度相关性以及收入的波动都加大了农村融资的风险；④农村客户常常缺少商业银行所要求的传统形式的抵押品，价格高度相关性以及收入的波动都加大了农村融资的风险。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农村地区，特别是其中的贫困人口无法得到正规金融部门的充足服务。其结果，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信贷、储蓄和保险服务。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相互关联的，农村地下金融没有合法地位，只能在体制外畸形生长，很难满足农村资金的需要，而且地下信用没有法律保障，仍然是采用口头约定的简单形式，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民间金融大部分都是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信用域极其有限，资金规模往往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

2、农村金融功能性缺陷。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空间，民间金融活跃，且缺乏必要的规范和保护。民间金融的存在，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失衡、金融二元性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功能性缺陷主要体现有三：

第一，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组织功能不健全。国有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功能弱化，农村信用社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的问题仍然较突出：一是考虑到自身财务上能够可持续发展，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严重，使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二是在政府隐形担保下运作。

第二，农村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由于急需用钱，不论利率高低，自己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弄到手，结果往往是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债务人不能按时归还借款，从而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第三，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不良资产严重。

3、民间金融目前还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民间金融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建国以来政府对其活动经历了由禁止、打击，到默认而不提倡的过程。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其一直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种。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

二、农村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资金供求者之间直接完成或通过民间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完成的债权融资。主要运行形式有：

1、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目前在农村金融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力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它是否能真正转变为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金融原则的机构，一段时期以来，一直争论很大。农村信用社支农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自有资金不足是制约支农工作的首要瓶颈；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农信社内部管理水平不高等事实使农信社筹措资金日趋困难。在宏观方面，我国许多现行制度不利于银行间公平竞争。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自成立之初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向国有靠拢，“官办”的意识和表现非常强烈，为股东负责，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和低盈利性”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性质体现不多。

2、小额信贷。以农村扶贫为中心的小额信贷活动，一直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部分为准正式金融，部分为非正式金融。同农村金融市场和信贷扶贫政策相比，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坚持采用小组信贷、整贷零还、小额连续放款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基本制度，实行“有偿使用、小额短期、整贷零还、小组联保、滚动发展”的原则，并指导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有效达到上述目的，开发、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并建立了一支培训有素、自愿致力于小额信贷的工作队伍。因此，小额信贷在我国迅速发展。小额信贷在我国扶贫开发项目中毋庸置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一些固有的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现在小额信贷只解决了向贫困农户提供小额金融服务的问题，却不能涵盖农村中最贫困、没有创收或创收能力不强的那部分贫困户；小额信贷机构目前还只能向他们的贷款户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由于可用于小额信贷的资金毕竟有限和不允许突破最高借贷限额的规定，小额信贷本身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

3、民间借贷。农村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多是在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进行，他们完全靠的是个人之间的感情和信用，无任何手续。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民间借贷形式较为常见，双方只是简单履行一下手续，大都是写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证明人即可成交。三是高利贷型。在利率下调和开征利息税的情况下，个别富裕农民把他们的资金以比银行利率高出许多的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人或企业，以获取高额回报。

三、对农村金融问题的法律对策

1、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度的商业化。作为农村金融中介的主体，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两难的困境，这样的局面既不利于我国整体金融改革的继续和深化，而且会妨碍我国农村金融的深化和发展，对于缓解和根治“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增长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对于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不能照搬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而应考虑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目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农业银行的自身实际情况，在当前只能是“有限度的商业化”。第一，由于继续部分政策性支农业务，国家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和补贴；第二，把支持的重点转移到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涉农企业上来，积极支持乡镇优质企业二次创业，做好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交叉定位；第三，搞好与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分工协作，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氛围和农村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各自的健康发展创造外部条件；第四，对其城乡业务实行差别利率，以弥补农村业务中的部分经营损失。

2、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加快由单纯经营信贷业务向资产多元化的转变；对有效益、资金需求量大而单独一家联社贷款不足的项目，县级信用联社可采取社团贷款等形式，满足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省级联社应加强对市、县级联社富余资金的资金调剂，适当提高资金调剂利率，既为资金富余的基层联社找到解决出路，提高经营效益，又能帮助资金短缺的基层联社解决支农资金不足的矛盾；在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省级联社应加强行业指导和咨询，通过组织资金拆借、购买国债、创新信贷品种，拓展资金营运外延。在政策上给予农村信用社更大的支持，在税收上应得到比商业银行更优惠的待遇；在利率的确定方面应有相对于商业银行更大的浮动空间；积极支持并协助其建立现代化支付结算系统。银监会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力度，促进、引导其更新理念、规范行为、提升服务水平。确定以农村信用社的“三农”服务目标，限制其资金运用范围，防止资金继续外流。适应形势要求，探索新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要改进贷款管理方式。如适当提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授信额度；适当扩大基层农信社信贷授权；实行差别利率，对贷款量大、信用好的客户，可给予适当利率优惠；简化不必要的贷款手续，提高信贷工作效率。建立健全内部经营机制与激励机制。在建立贷款责任追究制的同时，应当逐步建立更为科学、责权利相结合的贷款激励机制，将贷款面、贷款额、收息率和不良贷款下降等指标纳入信用社考核的重要内容，将信贷员的经济收入与贷款效益挂钩，促使信贷人员主动营销贷款；抓紧试行对小企业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对符合条件、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小企业，采取授信贷款或保证贷款的方式，提供快捷便利的信贷服务。

3、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适时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虽然民间金融始终应客观经济发展之需要而事实存在，甚至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内还曾经出现过规模化趋势，但在制度真空的状态下，缺少必要的法律约束和行业监管，并且这些非正式金融组织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及其所发行的非标准合同性金融工具所隐含的风险，较之其可能提供的金融便利与效益而言，更加引人注目，且备受质疑。因此，首先必须要明确对待民间金融的态度。加大金融、财税政策倾斜力度。目前，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空间还很狭窄，发展能力有限，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一是完善相关的财税政策。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开办之初可给予全额免税或减免一定的税收，待其经营步入正轨并实现财务可持续后再全额征税。对小额贷款公司向中小企业、“三农”的贷款，财政可给予一定的利息补贴或风险补助，同时适当下调营业税率，提高其收益水平；二是进一步简化办理贷款过程中涉及的抵押、担保、评估和公证等程序，降低或免除相关费用。

4、建立中小农业担保公司。为促进农业的生产，满足农村资金需求者贷款担保的需要，现阶段应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农民、农户、其他小生产者、乡镇企业创设中小农业担保公司，可以做到：立法上设立专门条款，降低设立中小农业担保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工商登记机关应对该类农村的中小农业担保公司发放有明显标志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给交易相对人提示。并且允许农民以自留山和自由林木经评估后投资入股设立农业担保公司。对于中小农业担保公司可以给予一定时期的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万江红，狄金华，张翠娥.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研究述评[J].经济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