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范文
时间：2024-02-29 10:30:03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1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也随之加剧，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事故在我国频频发生，我们离“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远了。可以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了中国无法回避的世纪挑战。面对这一严峻的污染形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开征环境税来解决这一问题，开征环境税的新闻也频频在我国各种媒体上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季节。却是推出新的税收组合的好时机，趁大减税的契机，税收新组合可待出炉，建立一个可长久支持的生态税制体系，发挥税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
二、污染税设计的原则
污染税是环境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侧重于对污染行为、污染产品和服务征收的一种税。从税收的角度来看，它通常是指污染物排放税和污染产品税。污染税设计的科学有效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遵循税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在税收制度改革之际，环境税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对污染税制定的原则加以认真思考，为有关部门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污染税收制度提供参考。由于污染税自身存在特殊性，除同一般税收一样应遵循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等基本原则外，污染税的设计还应有其它原则要遵循，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以最少的成本损失取得依法应有的税收收入，其包括税收的经济效率、行政效率和执行效率。在经济效率上，污染税的根本目的是让排污企业承担其排放污染物所造成的损失。消除外部不经济性。在行政效率方面。税制要尽量简化，易于理解，复杂的税制会给纳税人带来税负繁重的感觉，从而造成征收的困难。在执行效率方面，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税务进行管理。避免偷税漏税现象。除此还要减少征收环节，压低奉行费用。总之。只有提高效率才能使污染税收制度真正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行性。公平原则是指具有同等纳税能力的人应该具有相同的纳税义务、承担相同的税收负担。具体来讲，就是在设计污染税税制时要体现公平，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统一。首先。对污染较轻的物品和行为实行较低的税率，可以对污染防治实施项目的建设实行零税率，甚至对其实行税收优惠。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跨度大。各地环境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和污染及破坏程度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各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有所不同。对于污染税在全国范围采取一个标准必然会造成各地的税收负担差异。因此，为实现税收“横向公平”，我国污染税的制定可以给地区一定的定税权。根据各地区环境容量的实际利用程度、污染的承受能力和污染治理成本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污染税制度。最后。针对我国目前实际的福利水平和税收情况，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福利水平、税负转移或直接采取累进税率等方式来避免税收的累退，实现“纵向公平”。
(二)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原则
所谓预防，是指预防一切污染以及因污染而引起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损害。所谓治理，是指对一切污染及所造成的破坏进行的治理。我国现在提倡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就是保护生态，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一切污染都是消耗资源和排放废弃物造成的，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的最有效途径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不排放废弃物。对于污染问题我们不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事先要有预防意识，防患于未然。而污染税的开征恰恰能够满足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因为污染税的开征不但能为环境污染的事后治理提供治理资金。更好地进行事后弥补，更重要的还在于开征污染税后能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防止与减少今后的污染行为，降低今后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且通过把上缴的污染税部分退还给纳税人用于投资环保领域。研究设计新环保技术、购买减排减污设备等。真正做到从源头控制污染。可以说，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是独立环境税宏观调控的体现和运用。污染税根据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设计，是一种面向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体系，有利于引导产业向科学、环保的方向发展。在执行过程中，预防与治理两者不能偏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忽视一方，污染问题将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污染者付费与使用者付费相结合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则是1972年OECD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的，现已成为制定污染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制度设计时应按“排污即征税。超标(超证)即罚款”的指导思想操作。这里的排污即征税，超标(超证)即罚款，不但指排放数量上的超标(超证)，更要注意其排放浓度上的超标(超证)。只有数量和浓度结合来考虑才能有效地遏制排污企业稀释排放污染物。躲避罚款的行为。同时，为体现政府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整体约束力，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应做好合理分工，税务机关按照污染税制对排污企业征收污染税以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环保部门在实地监控的基础上对超标企业进行行政性罚款以限制企业超标排放。但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只适用于直接污染税(或排污税)的设计，对于污染产品税的制度设计应依照使用者付费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要求在消费者购买会对水体造成污染的产品时就付费，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消费者减少有潜在污染产品的消费数量，或鼓励消费者选择无污染或者低污染的替代产品；另一方面，对污染产品征税后，会提高污染产品的价格，产品市场需求下降，生产商为了能在这个市场仍有一席生存之地。便会转向环境友好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总之，污染者付费与使用者付费相结合原则，更能有效刺激科技的发展，淘汰一些高污染企业、技术和产品。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新趋向。就企业而言，根据该原则设计的污染税能刺激企业改变行为方向，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保持税收中性原则
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国家通过对纳税人进行补偿、补贴等形式，或者以减少其它税收的方式，以使纳税人所获得的与其所支付的污染税等值。这一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尤其是对那些严重的污染行为更是要课以重税；其次。污染税的征收不能不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由此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开征污染税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且。我国公民和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极为有限，污染税的征收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为了不加重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新开征的污染税应本着调控行为为主、增加税收收入为辅的中性原
则。在宏观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一方面开征新税或增税，就意味着必须相应降低其他方面的税负；反之，对某一方面停征税收或减税，则必须在其他方面负担更多的税收。所以，在开征污染税之后，首先，应及时将企业缴纳的大多数环保方面的收费(如排污收费)并入环保税中一并征收，以避免重复征收，加重纳税人负担。其次，通过补贴或降低其他一些税的税赋来抵消污染税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征了污染税。还应当考虑对现有税制结构做一些调整，在其他方面减税，或降低一些税的税率，如社会保障缴款、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薪税等，确保民众的税负不因污染税的开征而加重。最后，通过调整优化税收结构、绿化税制等措施，在保持总体税负合理性的前提下，促进我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尽管污染税的改革有可能在某一段时期内会引起税负水平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只要我们坚持以调整结构为主，保持宏观税负的长期稳定性和合理性仍然可行。
(五)保持税收适度弹性原则
保持税收适度弹性的原则要求污染税的税收收入应随着财政支出的需要进行调整。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发育不完全；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内部体制不灵活：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公民生活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基于上述事实，不宜一开始就将污染税的税率定得很高，超过公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应该留下一定的空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提高逐步调整到理想的税收水平。也就是说，污染税的税率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适时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即污染税的税率要随着不同时期防治污染技术与方法的更新提高，随之引起的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和造成污染的外部成本不断降低而调整，但也不能过于频繁。这样设计污染税的税率。能体现国家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和灵活性。也利于保护环境资源和减少污染，具有科学可行性。因而。保持污染税收的弹性对于污染税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使其能随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在确保污染税收弹性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注意保持税收的相对稳定。为了响应政府控制减少污染的政策，企业会投资购置各种污染控制设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的成本。但如果政府很快又进行了调整或者设定了新的污染税税率，那么有可能造成上述投资过程与实际背道而驰，政府频繁变动税收政策必会被卷入到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所以，只有保持税收适度弹性，政府才能长治久安，企业才能根据税收进行适宜的预算和决策。
(六)立足基本国情和简单实用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环境税制中的污染税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但最主要的还应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应建立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污染税制。立足基本国情和简单实用相结合的原则要求。首先。我国污染税制的设计要大胆汲取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以求科学和完善，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与费用，但是那要建立在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差距以及人口密度大小等因素，不能机械地照搬。其次。考虑我国现今执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把排污收费改成污染税，如果重新设定有关排放标准的话，成本会很大，所以可以考虑利用现行的有关排污收费标准，如引用现行的排放标准，超额排放的换算等政策，之后观察污染税开征的效果再进行慢慢改进。这样不但可以给政府和企业一个过渡和缓冲阶段，也不废弃现行的有关规定。如对水污染税的设计。在按污水排放量计征与按污染物含量计征的标准中，可以选择按污水排放量计征为主的污染税制，力求税制的简明与实用，使之在我国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切实可行。
(七)专款专用与纳入一般财政收入相结合原则
目前，针对我国污染形势严峻这一情况。将征收的污染税投资于污染治理及水资源保护项目以弥补投资污染治理不足，是当前保护环境资源、治理污染有可靠资金来源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专款专用原则是目前用来加强环保措施和弥补治污欠账的一种有效的过渡措施。但专款专用会导致环境保护支出刚性化。制约政府对财政资金的统一安排和灵活调度。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等诸多弊病，考虑到在开征污染税之初，必须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一段缓冲和适应时期，同时也为了减轻转型时期的痛苦，有必要把税收收入用于资助那些税收影响最大的人。除此之外。我国目前的污染税税率必然不能达到对环境问题而言较为理想的水平，在环境税自身无法达到环境目标的情况下。通过将污染税收入投资于受污染项目以补充当前污染税对环境保护力度的不足，必然会加强污染税这项政策的效果。所以污染税收的专款专用原则是我国目前的必然选择。只有实行专款专用的原则，才能确保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但是。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讲。专款专用并非污染税收收入使用方式的最佳选择。污染税征收过程中也并不用始终坚持和遵守“专款专用原则”。它只不过是在开征污染税初始阶段应遵循的原则，随着污染的减少和水质的改善，最终污染税收收入应该纳入到一般预算或资助一般预算开支，实行统一调配，便于财政收入相机抉择政策的使用。所以，从长远来看，我国应把专款专用暂且作为过渡性的政策，最终将污染税纳入一般财政预算。
三、结语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2
关键词：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污染防治；法律问题
前言
农业用地是指农、林、牧等各种土地资源的总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的基础。1我国是农业用地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随着土壤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农业用地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匮乏已成为限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农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化学制品在农业生产中的集约使用，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短期行为”的不断增多，我国的农业用地污染情况日趋严重，并呈发展之势。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导致农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同时也给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埋下了严重隐患，直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一、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现状
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危害
总的来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人为因素，发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不当使用农药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如工业污水流经的土地引起的土壤污染或用工业废水灌溉，不合理的使用地膜等；另一个就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污染，自然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其因果关系和机理较为复杂，就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主要来自不当的农业种植方式如滥用农药、化肥等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和世界标准许可的范围。
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一是粮食及农产品安全受到威胁，进而影响人类自身健康；二是耕地的生产能力下降，造成产量、效益的下滑；三是耕地的复种能力下降，部分耕地有可能丧失耕作能力；四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严重损害，耕地的生态功能和农村景观会受到侵害。
2．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3．耕地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通过放射性衰变，能产生a、β、γ射线，这些射线能穿透人体组织，对机体既可造成外照射损伤，又可通过饮食或呼吸进入人体，造成内照射损伤。
4．被有机废弃物污染的土壤还容易腐败分解，散发出恶臭，污染空气。有机废弃物或有毒化学物质又能阻塞土壤孔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壤的自净能力；有时还能使土壤处于潮湿污秽状态。
二、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已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国家法律有6部，资源保护的法律有9部，国家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3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有400多个。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主要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包括农业环境保护、防治环境（包括土地）污染的规定和特殊区域的特别保护措施等方面。但是，目前在此方面不仅没有专门性单行法律、法规，而且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也只有些零散规定，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基本上是一项空白，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具体问题如下：
1．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虽成体系但缺乏对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规定。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并未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2．不能满足保障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并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充分说明了我国防治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没有达到法律的目的。
3．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措施缺乏规范化、可操作性强的规定，主要倚重事后救济。现行的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土壤污染的预防作用并不明显，事后性突出，这样一来就很难真正达到立法的目的。有学者就土壤污染的现状提出了土壤污染的预警制度，这是一个极好的创制，但如何实施，特别是如何以法律的形式作为可操作的制度加以明确仍有一定困难。
4．现行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责任是实现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现行有关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主体，也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致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壤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
三、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使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需要健全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综合性立法与单行性立法相结合、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结合、实体性立法与程序性立法相结合，各层次、各部分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总体目标。
（二）树立农业用地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这一原则和国际环境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着重从横向关系上，即制约发展的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对发展提出要求，“可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历史发展过程，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关系上提出要求。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
（三）建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的理念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3
关键词:水污染防治法 水环境保护 完善
水,是生物圈的基本构成部分,是人类所有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须依赖的物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水污染严重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在全球水资源日趋缺乏的今天,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一、各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制度概况
水污染是导致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各国为了防治水污染,都制定了相应的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概括起来,各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制度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直接控制型和间接控制型。
直接控制型,即指具有强制性、技术性、严格性特征的预防性、管制性和救济性法律制度。它包括预防性法律制度、管制性法律制度、救济性法律制度。而间接控制手段,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分析和决策过程。间接调控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财政刺激制度等。
二、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1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资源的1/4,另外,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众多城市结构性缺水。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用水量激增,导致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在各国纷纷立法进行水资源保护的今天,我国也积极做了水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主要包括《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等,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水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情况。
在我国,从50年代起就由卫生部门负责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但是,其工作重点只是在于饮用水卫生管理方面。1984年5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9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此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1995年,针对我国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状况,国务院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6年5月15日,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2条,各章内容依次为:总则,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止地表水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法律责任和附则。
三、我国水污染防治面临的问题
从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防治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治污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所以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现在,我国水污染防治仍面临五大严峻问题:
⒈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污染排放总量增长速度快,据水利部统计近3年增长?8.6%?,主要水系水质恶化程度没有得到控制,据环保局统计,2004年七大水系,一半以上达不到饮用水标准,一半以上属于五类、劣五类水,已不能直接使用。另外,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经济损失较大。
⒉工业污染仍然十分突出。不少老企业污染严重,无力治理,生产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仍大量存在;不少企业有法不依,违法排污现象普遍。
⒊城镇污水未有效处理。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而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目前能正常运行的有1/3,低负荷运行的有1/3,还有1/3开开停停。另外,我国仍有一大批城市没有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或收费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要求。
⒋饮用水安全问题突出。我国一些地区饮用水源地水质差,不合格率占25%,全国农村尚有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
⒌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据统计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222吨,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62%,发达国家均为75%~85%;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5,而很多国家为0.7~0.8;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全国管网漏损率为20%,每年浪费水达100亿吨以上。
以上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状况,说明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方面,立法尚需完善,执法、司法也需要进一步改进。而立法乃执法、司法之源,所以完善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水环境保护是大规模的公益性事业,所以在公益性事业中政府的作用极为突出、重要、有效。理论和实践证实,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坚持并强化政府的职责。完善水环境保护必须加强政府在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水环境质量、污染总体控制、清洁生产、饮用水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权力规范,并细化法律责任条款。
所以建议立法应增添“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的规定,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任务完成情况和跨界水质段面水质年度考核结果应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及政府工作主要负责人征集考核体系,并作为任免、奖励干部的重要依据。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曾强调,对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将来在修改有关法律时,应明确规定,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或履行不力的行政领导,应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辞职或撤职,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2.鼓励公众参与。而今,公民的环境权日益受到重视,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应加强对公众参与的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鼓励、保护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管理,促进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应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培训,为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发展提供持续的社会根本动力。
3.彻底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执法瓶颈。1996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的“全过程控制”、“清洁生产”等新的法律概念的发展、实施确实有一定的进步。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使环境管理从废物、末端管理扩大到产品、源头管理。依据立法,政府对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了整顿,禁止新建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规定企业应采用原材料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按照国家以上有关法律的规定,企业排污有严格的标准,并要缴纳排污费;超过相应标准的,要建立废水处理设施,并定时启动,保证排放的污水达到合格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少企业偷偷摸摸排放严重超标污水,或宁愿缴纳排污费,不肯投资建设废水处理设施,或虽有排污设施,平时不启动,只是上级领导来检查时运转一下。他们就是用这种违法、欺骗的手段使其在成本相对低的状态下生产经营,取得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而另一方面,守法企业增加投入治理污染,提高了生产成本,相对削弱了竞争力,这就是现实情况下“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真实写照。
笔者认为应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立法上应明确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司法追究、排污收费、民事赔偿等措施,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得不偿失,从而使违法的管理失职者不仅承受良心谴责,还要依法受到惩处。
4.改进经济刺激措施,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如前所述,环境经济刺激措施是水污染防治法制的间接调控主要措施,它可改变无偿或低价使用水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他人及后代的传统作法,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也因此规定了相应的制度。
另外,笔者认为应该同时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征收排污费只是考虑了水资源利用行为对水质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水资源利用对水资源量及地下水方面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补偿。应增加的水资源补偿机制的征收对象为既不构成刑事违法又不构成行政违法,但其行为可能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单位和居民。
5.继续坚持以流域管理为核心,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我国以前是单一的区域控制,后来由于跨区域污染问题及纠纷层出不穷,久拖不决,而且随大城市用水量的增长,长距离引水成为许多城市的供水主要来源,跨区域污染已成为这些城市的安全隐患。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确立了将流域管理作为基础和核心,并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了加强流域的污染防治,国家和地方还颁布了专门的法规和规章,如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9年湖北人大通过了《湖北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同时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跨区域污染纠纷的法律制度,以协调好江河湖泊跨行政区域的污染防治工作,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
6.强化法律责任。扩充法律责任条款,增加应受处罚的情节种类,细化应受处罚的情节,加大处罚力度。同时还应规定违规之后的补救性措施,如限期改善、申报、补正及复工的规定。因为对排污者,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规范其行为,从而促使其达标,所以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治水污染。
五、结语
总之,防治水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各种法律、法规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水环境保护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对它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才能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新观念、“入世”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蔡守秋.国外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2002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污染者负担 国际环境法 垃圾回收 垃圾收费
一、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发展过程
“污染者负担”原则，是国际环境保护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要求污染者对其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主动防治，以付费等方式在预防污染以及产生污染后的治理方面进行控制的手段。
我国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曾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最早开创了我国“污染者负担”的概念。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一原则变更为“污染者付费”。目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都有关于“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相关规定，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发展。
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意义
“污染者负担”原则强调排污者应当承担对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而不应将其推卸给国家和社会。污染者有责任承担污染的治理，有责任防治区域的污染，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其治理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局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仅是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环境保护。
所以，“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目的是确立一种意识，即不仅从经济上承担造成污染的责任，还要从各方面主动进行污染的防治。其意义在于要求全社会在预防污染的道路上进行有益的努力，在没有污染产生之前就进行投入，在污染产生之后运用综合手段进行治理，而不是仅仅运用经济手段，简单用金钱代替环境的损失的方式。
三、“污染者负担”原则与垃圾收费
垃圾收费则是首先产生于发达国家的一项制度，以日本为例，日本采取了垃圾分类回收以及对垃圾进行有偿处理的制度，对产生特殊废物的企业收费，同时在垃圾分类治理的问题上，进行了不同种类的垃圾在不同日期回收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全世界垃圾分类回收的典范。这一制度决了如下问题：
（1）仅由政府进行垃圾的回收和治理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消极措施。不从根本意识上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就只能是污染越来越严重，政府只能用人民的税来买人民制造的垃圾，这不仅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买回的。而进行垃圾收费之后，个人和企业同时承担了这一责任，在全社会进行监督和法律法规的要求之下，可以在垃圾产生伊始就控制其产生量，从而预防污染。
（2）个人、单位对于垃圾回收没有自主的意识。过去普通人认为自己的上缴国家的税金用于处理垃圾是看不见收益且无法透明的支出，而现在要求他们对于自己产生的垃圾进行负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收费，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制造垃圾的行为对环境的损害是巨大的，自己就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
（3）垃圾回收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手段。我国进行垃圾回收制度的数年来，人们对于垃圾回收的认识仍停留在公共道德约束而非法律强制规定上，这样仅靠个人依照自觉进行的污染防治是比较低效的。
四、垃圾收费对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发展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的垃圾收费制度仍处在发展过程中，主要目标是：促进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增加垃圾可循环利用的价值，尽量减少末端垃圾的剩余量；充分体现谁污染谁负担原则；加强全民环保意识的培养；增加相关公共财政收入以进行垃圾处理。垃圾收费在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发展并实现以上几个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以下几个关键的推动作用：
（1）垃圾收费制度体现了社会公平。如前文所述，在垃圾收费的过程中，不再是回收责任都推卸给政府，而是普通人依照垃圾产生量支付可再生处理的费用，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
（2）垃圾收费制度推动了全民环保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以塑料袋收费制度为例，经常使用塑料袋的人会有意在使用过程中提醒自己“塑料袋是收费的”，于是有意识的对塑料袋进行回收利用。同样，在产生垃圾的过程中，如果垃圾回收有偿，人们也会提醒自己，产生更多垃圾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费用，从而自觉对可回收资源进行重复利用。
（3）垃圾收费细化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范围。“污染者负担”原则作为国际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一项宽泛的规定，对于何种情况下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哪种治理没有具体要求。垃圾收费进入我国法规范围内进行调整之后，实际上就是在垃圾回收治理的范围内进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施，规定了在产生垃圾的时候要求垃圾产生者以付费的方式承担环境污染责任，即以加诸义务的方式要求垃圾产生者自觉减少垃圾产生量。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到我国的“污染者负担”原则正在通过不断细化的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得到贯彻实施，只有将法律规定落到具体方面，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在全民环保的意识的推动过程中，以强迫承担义务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污染者负担”原则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种方式，将这种方式体现在垃圾收费、水污染收费和空气污染物排放收费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虽然必须配合其他方式进行才能达到真正的“负担”而非仅仅“付费”，但至少“付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污染者负担”原则虽然仍在发展中，在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尝试也不尽相同，但目前看来垃圾收费制度对其起到了良性的、有益的推动。
参考文献：
[1]赵旭东.环境法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研究[N].中国民商法律网,2005年
[2]王权典.现代环境法学概论[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5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 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 .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 “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 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 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八大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
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 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 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 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 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 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
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 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 ，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 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 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 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 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 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
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 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 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 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趋接近，入世后给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带来许多新的内容，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将有新的发展。由于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都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规定了相关贸易条款，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例如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不合理的歧视，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这种规定往往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这样，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促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被限
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转嫁污染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涉外环境法中处理、解决好防止重污染工业向我国迁移的“生态殖民”现象将是一个需妥善解决的问题。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6
――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
环保历来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2017年两会提案涉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多类议题，其中不乏与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的提案。如何以立法的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从国家层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尽快形成顶层设计；划清土壤污染防治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快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今年两会上，有地方代表团建议道。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散见于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修复提供了政策性指引，然而其约束力有限，尚存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等现象。”业内专家指出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就曾3次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此外，农工党拟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提出要首先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宜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在“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两头发力，完善土壤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解决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工作报告表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3月9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环境保护部将继续配合开展大家都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土十条’为立法提供了基础，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继修改，又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成功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机已成熟，具备出台条件。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介绍：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整理相关意见。“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他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初步计划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成立了土壤立法专家组、工作组和协调组，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部门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草案。
事实上，随着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启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也将逐步完善。其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关于土壤保护利用，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有土地管理法，这使得“一个事情被人榉挚了”。这有点类似于“水法管水量，水污染防治法管水质”。在管理机构上，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也是各管一摊。
由于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不利于部门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过程中，应考虑划清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有代表建议，在坚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的前提下，要明确和强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仍然要坚持“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能够找到污染者的还是应当要求污染者承担责任，对于因改制或企业破产关闭等原因无法确定污染者的，可以考虑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由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人进行修复。
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
“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建议修改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或相关法律，增加对环境警察的规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打击。”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设立环境警察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刑事打击”。
业内专家指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行为主要以民事和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相对刑事责任来说，民事与行政责任执法效力比较薄弱，而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居多，刑事处罚甚少，导致对污染者形成不了大的威慑力。
相比过去，随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案件“入刑”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但是在基层的环境执法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程序、认定结果等存在不同，导致在两部门案件移交和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权职设置方面，法律只赋予了环保部门间接强制权，所以导致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致使执法力度偏弱，执法效率偏低。”朱列玉表示：建立环境警察制度，使得环境保护部门能够获得直接强制执行权，在执法过程中就不会处于被动地位。朱列玉提出，增加环境警察的规定，首先要从法律上使环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设立环境警察并不是单单将目前的公安干警抽调出来执行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任务。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既要肩负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重任，又要承担起环境保护职能，往往导致案件堆积，不能及时处理。同时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潜伏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导致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证据采集困难，影响了环境犯罪的发现及案件移送。”
有鉴于此，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其根本目的，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大的威慑，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陈吉宁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通过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跟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环境相关案件得到落实。
陈吉宁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去年全国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6064件，比2015年增长37%。另外，环保部还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涉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46397家，立案查处1539件，移送公安部门330件。
事实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也正在不断完善，在基层执法过程中，过去对于环境污染行为“没有办法”的局面也正在改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于“环保警察”的制度先行先试，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提供了可贵的探索经验。
“拳头硬了。”汕头市公安局环境保护侦查大队负责人蔡炜说：“环保警察具有刑事执法权，现场查处时可采取强制扣押等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这一招，对环境违法分子震慑力极大。”环保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执法权，在执法中经常遭遇企业耍无赖不配合调查，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毁灭证据。
“行动快了。”广东佛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局长陈振华表示，以前一个环境犯罪案件从环保部门取样、到上报省级环保部门鉴定、再到移交公安部门大约要30天，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销毁证据。如今，进入案发现场后，环保部门负责污染物采样，环保警察则控制嫌疑人，双方联合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目前，设立‘环境警察’，是各地自发进行的。作为一项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已有多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总结成熟的经验，从国家层面进行。”业内专家指出道。
若没有立法保障，最终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作用。若作为一项长期实行的制度，则需要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在环境保护上的基本职责等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以保障环境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以法律制度厘清环保责任
“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质量的改善幅度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污染问题一旦曝光，环保工作人员经常被问责甚至免职。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地方党委政府责任不可推卸；环保部门责任重，压力大，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吕忠梅表示。
正如代表所言，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产业政策调整、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淘汰，也涉及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方面。这些责任环保部门独家承担显然难以胜任。
将党政“一把手”的治水任“抗在肩上”，落实属地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河长制正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基层环保责任正在落实……但是，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被问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就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言，环保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在《环境保护法》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却比较概括。”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提出道。
因此，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入手。明确权利与义务，各级环保部门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本级环保部门法定义务的内容制作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
“要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环保职责，并督促其切实履行。落实环保责任，需对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环境保护责任应进行的责任追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吴青表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钟勤建提出：除厘清责任，严肃问责之外，还应制定环保部门尽职免责的细则，确保环保部门失职问责，尽职免责。“如果国家层面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在省级层面先行先试”。
对此，陈吉宁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有一些制度还不健全，个别条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环保法明确要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但是制约的法律手段现在看还不足。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的职责落实不到位，层层传导的压力不够。环保法规定的部门职责只有一半在环保部门手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环保部门的职责只占三分之一，所以下一步要明晰各部门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7
x[摘 要]我国涉重金属产业多呈流域集中分布，导致重金属污染防治已成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短板”。虽然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具规模，但流域重金属的污染防治仍存在专门性立法空白、专项治理的法律长效机制缺乏和常规执法机制不足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亟需我们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法律原则和规范法律机制。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流域；法律应对
人类文明发祥于流域，也成就了流域文明。然而不同流域的生产力布局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流域不同的污染特征。就涉重金属产业而言，国外方面，日本四大公害病中的三大事件与重金属污染有关，其中发生于流域范围内就有两件，即富山县神通川流域镉污染事件和新潟县阿贺野川流域的甲基汞污染事件。国内方面，湖南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各种矿区或资源型城市依湘江而建，导致了湘江流域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并爆发了辰溪砷中毒、双峰铬污染、浏阳镉污染等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①珠三角、长三角等以高新产业为代表的IT产业多呈流域分布，因大量生产印刷线路板的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给当地河流、土壤和近海造成了严重重金属污染。②不难看出，涉重金属产业多呈流域集中分布，加之发展方式粗放、环保历史欠账，导致重金属污染防治已成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短板”，有关水污染防治的法律研究亟需应对重金属污染问题。
一、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监管现状
虽然国家层面有《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地方有水污染防治条例，也出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等与重金属污染防治有关的环境标准，这似乎表明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现状不容乐观。
（一）专门性立法空白
这集中体现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专门性立法空白等方面，导致了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难以对症下药，现实中诸多问题的解决无法可依。以现有法律尚未明确涉重金属项目的审批权为例，因流域涉重金属产业的投资额一般比较大，一些地方领导往往只注重项目的引进和扶持企业生产的发展，而忽视重金属环境污染的监管及治理，导致污染事故屡次发生，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二）专项治理的法律长效机制缺乏
近年来，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等重金属污染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重金属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的污染物第一次被纳入总量控制目标。不难看出，重金属污染的治理耗资巨大，监管和资金投入将成为前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这种“行政监管+拨款”的治理模式，难以体现法律的长效机制。以我国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史上重大进步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为例，湖南省设置了以省长为组长的重金属污染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员会，但其调整的时间只有五至十年，调整范围涉及到湖南省内湘江流域90%的范围，尚有仅10%的流域范围因在湖南省辖区之外而鞭长莫及。以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的沉重教训为例，投入巨大的专项执法往往总体收效甚微，这迫使我们探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保因素的长效法律设计问题。[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环境健康事件高发，并不是由于现在的环境事故大量增加，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开始显现；重金属污染可能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积累和迁移转化才能最终显现危害后果，当前的问题是30年发展所形成的污染负荷不断增长和积累的结果，一些因污染导致的疾病到了集中高发时期。[2]所以，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专项治理如何避免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前车之鉴，遵循重金属污染的客观规律，其中建立健全法律调整的长效机制乃关键所在。
（三）常规执法机制不足
三十多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但学界对其“无大错也无大用”颇有微词，就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常规监管而言，主要表现为：
一是沟通协调机制不足。众所周知，沟通偏重于信息交流，协调则偏重于行为上的同步与和谐。以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环境健康为例，按照《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的规定，卫生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作为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牵头部门，虽然联合制定了《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但多为原则、抽象的规定，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其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只是在地方各级政府设置临时机构，这种临时性的方式也只能是一时的权益之计。③
二是执法手段单一。目前仍以控制——命令型执法方式为主，具有“从上而下”改造公众的行政色彩，往往忽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参与，较少考虑环保经济的市场因素，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虽然有关部门对此有所认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终因缺乏为公众、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交流和博弈的机会，而表现为执法与民众的疏离。
三是损害救济难。因流域地域广阔、涉重金属产业密集，大多情况下甚至连污染的责任主体都难明确。面对重大重金属环境污染案件时，一般只对污染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而对民众利益的维护难以考虑周全。就受害者的损害救济而言，往往因地方保护主义、司法救济不力、社会化救济不完善，甚至会导致“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等恶性循环。虽然暂时控制了“事端”、平息了“事态”，但“事未了”。[3]
二、原因分析
从某种意义而言，流域重金属污染与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历史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在工业化道路不可避免和全球化已经普遍延伸的情形下，后发国家要想做到独立、自主发展而完全不受环境问题困扰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常常以一定程度的环境问题为代价）积累经济、技术条件，环境法治也无从开展。[4]这种基于“代价经济”、“代价社会”的发展模式，[5]同样导致了我国对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监管起步晚、预防手段相对薄弱、救济手段明显不足、且带有强烈的应急特点，现仍处于初始与探索阶段，故缺乏整体应对性。
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上的利益只是国家所应追求利益中的一环”，[6]任何环境思考都应结合国情，顾及社会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等基本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还远未实现‘解耦’、环保压力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的原因。[7]如果我们对此不认识，不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稳妥地终结这种过度牺牲国家、社会和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模式，势必导致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我国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将难以为继。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8
关键词： 江汉平原；水资源；水污染；国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F301.24；X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318-03
0引言
江汉平原水资源的来源由大气降水、地下水以及江河流水3部分构成。处于亚热带季风区的江汉平原，降水量充沛，年降水1100-1300毫米，年均1180毫米，折合平均降水量2193亿立方米。气温较高的4-9月降水量约占年降水总量的65%-75%。汉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支流，从陕西省河县进入本省郧西县，流经全省13个县市，在武汉汇入长江。全省每年过境客水资源约6300亿立方米，其中长江干流约为4000亿立方米，洞庭湖水系流入近2000亿立方米，汉水流入300亿立方米，然而，每年平均出境水量则超过7000亿立方米，其中基本都由长江干流出境。具体到平原区，每年平均过境客水资源5500亿立方米，地表径流资源总量1500亿立方米。丰富的水资源为江汉平原区工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在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同时，江汉平原水质污染也时有发生。本文试图对国外水污染治理的先进经验进行梳理，来找寻江汉平原水污染治理的措施。
1江汉平原水污染概况
随着江汉平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水体污染逐渐加剧。通过调查，江汉平原沿江城市江段部分断面水质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岸边污染带严重。长江湖北段沿岸排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形成多条污染带。其中个别断面的个别项目有超标现象，如天门以下至武汉河口段水质在枯水期多有超标现象。汉江大部分支流受到污染，唐白河、蛮河、小清河等主要支流水质曾一度超过五类标准，连农田灌溉水质标准都达不到。另外，平原区域内70%的湖泊、80%的中小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质日趋富营养化。水污染事故频发，特别是流域性的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污染范围广、危害大，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
平原里最常见的水污染是有机污染、富营养污染、重金属污染以及这些污染共存的复合性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据调查，长江流域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达300亿吨，其中生活污水约占l/3，工业废水约占2/3。湖北省长江流域历年来污水排放量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2001-2010年湖北省水资源公告.
1.1 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的排放江汉平原企业以乡镇作坊居多。其特点是规模小、布点散、行业杂、发展猛，由于我污水处理厂覆盖率较低，处理力度有限，这些作坊基本没有配套的环保设施，带来了“三废”污染――废水、废气、废渣，乡镇工业对农业环境的污染严重。
废水危害主要来自于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和食品加工业。其污水常呈酸性或碱性，直接排入河流和湖泊，使水资源遭到重金属和氰化物等有毒物质的污染。废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土法炼硫、炼焦、窑业以及小化肥等行业，污染物以二氧化硫和氟最为严重。这些含硫废气排入环境，形成酸雨降落到地面，使地面水体受到污染，造成农业减产，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废渣污染主要来自于采掘业，由于有的向湖泊、江河、洼地倾倒，对土壤、水体和大气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严重污染。此外，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也是直接排入河流，严重污染了水质环境。
1.2 农业污水的排放农业污染不像工业排污、生活污水一样，不能量化的统计。然而，它却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江汉平原以农业为主，而农作物的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和化肥。在使用中，凡未被植物吸收利用的都在土壤中积累或转入地下水引起水体污染，最终导致对人体的危害，危害的传播途径如图1所示。
江汉平原区农村大量使用化肥及农药，湖泊和城市内湖富营养化加剧，水污染已经使相当多的地区出现水质型缺水，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另外一方面，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过境水量将会减少，减弱了水系的自身调节能力。我们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拥有丰富水资源的江汉平原将会面临日益突出的问题。
2国外典型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经验
“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先后在国外两大流域上演。欧美发达国家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其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于我江汉平原水资源污染防治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 英国泰晤士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经验泰晤士河位于英国伦敦南部。三个多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水产丰富、风景如画，是世界上著名的鲑鱼产地。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泰晤士河水资源就遭到了严重污染，水质迅速恶化，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污染最早、后果最严重的城市河流之一。
英国控制水污染主要采用环境质量目标法，即将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水水质与承纳水体的环境功能相结合，以控制污水不产生水体污染为目的，来制定水质标准。泰晤士河是英国水质管理模式的缩影，1974年英国政府规定了泰晤士河各河段的水质目标和排放标准。目前泰晤士河两岸排放的污废水都经过三级处理，处理后的污泥经管道用泵抽入船中，运至北海倒入海中。
英国政府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泰晤士河税务局（公司），对泰晤士河流域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标准，有充分的治理保障。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是在有关科学研究的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
泰晤士河属于潮汐河流，面临着两方面的污染。一是人为污染（主要是工业和生活污染，首先从近海口的下游开始）；二是自然污染(咸潮入侵)。要解决自然污染，目前常用的有效办法是，增加上游水量，使下游有足够的清水径流下泄，以限制咸潮入侵。上游来水多了，也可提高下游水体对污染物的推移、稀释、扩散能力，从而对控制人为污染也是有好处的。
为此，泰晤士河在上、中游大量修建水库，在丰水季节拦蓄清水（兼有防洪作用），在枯水季节调节增加下游逸流，实行“以丰补枯”。泰晤士河全流域有主要水库三十六座，蓄水量达2.5亿立方米，相当于伦敦市九十天的用水量。据泰晤士水管理局统计，目前日开发地下水186万吨，相当于全流域日用水量的百分之41%。但在丰水季节，及时回灌，尽量做到抽用与回灌平衡。为了严格限制咸潮向清水区入侵，泰晤士水管理局在清水与潮水交界处坦丁顿建立堰闸。同时为了充分利用清水资源，在全河建立了六十八个船闸，以节制迁流，防止清水过快流失。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针对泰晤士河的特点，采用环境质量目标法，对工业污染全过程进行控制；同时征收水污染税以及兴修水库的措施对该流域水污染的防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江汉平原水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2.2 美国特拉瓦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经验特拉瓦河流域，既有著名的纽约、费城工业区的点污染源，又有来自农业、森林落叶腐植质的非点污染。因此，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水质被严重污染。六十年代开始，花了十年时间治理，现在全流域工业污染负荷已去除百分之九十，城市污染负荷也已去除百分之八十九，因而水质良好1979年，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CEQ）对309个历史较长、资料比较完整的河流水质监测站进行了调查，溶解氧指标等于或大于5毫克/升(适宜鱼类生存繁殖)的，占百分之九十五[1]。
美国的环境保护，都从立法开始，治理河流也不例外。美国从四十年代起陆续颁发了保护水质水源的法规,有净水法,安全饮用水法、海洋保护法、农药法、毒物管理法、水资源回收利用法等。联邦政府控制水污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9年的《垃圾管理法》，该法是出于防止企业向航运河道倾倒排放大量废物。明确处理常规水污染的第一个联邦立法是1948年的《水污染控制法》，此法授权联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资助以解决水污染问题,贷款给各个地方政府建设污水处理厂，鼓励他们去清洁他们的水源。1956年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定一项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地方政府拨款以分担建设污水处理厂费用的规定，份额是联邦政府承担55%。1965年的《水质法》是联邦政府参与水污染控制行动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自1972年《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开始，联邦政府才真正在制定和指导水污染控制计划中担任关键角色，该法的立法目标是恢复和维护国家水域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的完整性，它是美国规制向水域排污的基础性架构。1987年的《水质法》要求在1991年以前逐渐淘汰联邦建设拨款计划，由联邦政府提供州管理的周转型水污染控制基金来取代[2]。这些法规的颁发执行，对推动水环境的保护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其在实践中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制：涵盖范围全面，目标任务明确具体，且上下形成一个整体法规体系。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各国水污染防治法所普遍采用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水污染的有效控制和水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极富特色和卓有成效的，在美国水污染防治法律中地位显著，是美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核心，对美国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在法律地位上，从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法律依据看，美国联邦法律《清洁水法》规定了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第402条规定，任何人从一个点源排放任何污染物进入美国的水域(waters)，必须获得“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the 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以下简称为NPDES）许可证，否则，即属违法。在规范对象上，NPDES许可证的规范对象包括“污染物”、“点源”和“水域”三个要素，且《清洁水法》对于这三个要素作了明确的界定，清晰明了。且随着时代的发展，NPDES的使用也不断出现新趋势，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NPDES许可证的种类分一般许可证和个别许可证两种形式，颁发的根据在于排污设施的排放性质、类型、排放水体的水质要求等因素。一般的许可证主要颁发给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特定排污点源设施，而对不具有共性性质的排污者特殊对待，颁发个别许可证，对其使用特殊的条款和要求[3]。
法规制定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执法系统。在美国，联邦环境保护总署，地区分署，流域委员会和州、市等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在根据法规管理环境。各级环境保护机构还设置了执法处，配备许多律师，监督执行法律，并研究执行法律过程中情况和问题，使法律得以顺利贯彻。
同时，在美国，凡是在人口集中的地方都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每一个污水厂都有明确的服务人口和服务面积的指标。美国的污水处理厂处理的都是工业和生活混合污水，但是工业污水都要经过预处理达到一定标准后才允许送入城市污水厂，否则污水厂是不接受的。预处理的要求，主要是去除重金属和生物难以降解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在美国有专门预处理法，对各行各业都规定了具体要求。在美国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投资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联邦政府拨款，二是地方财政，三是罚款收入，四是污水收费。凡是排向污水厂的污水，不仅对工厂要收费,对排出污水的居民也要收费。所有污水都处理了，再加上其他一些措施，河流水体的质量，自然就能得到保证。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在流域水污染防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关于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值得我国借鉴。美国兴修废水处理厂的办法也深得人心，该方法同样适合处于水污染现象严重的中国。
3江汉平原水污染防治的建议与措施
以上几个流域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河流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十分漫长，治理费用也十分高昂，这一点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国外治理流域水污染的经验对江汉平原目前进行的水污染治理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江汉平原区的实际情况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从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思路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3.1 江汉平原水污染防治的总体思路――保护与利用并举江汉平原水污染防治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江汉平原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制约水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问题，遵循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治理水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基本思路如下：
3.1.1 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要制定和完善水法规和政策，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制度，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加强对水资源统一开发和管理。
3.1.2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要做好水资源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好水源头的生态环境，加大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力度，控制地下水超采，防止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枯竭；还要尽快实施水功能区划制度，划定水功能区，按照水功能区划进行纳污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建立入河排污口审批制度，保护好饮用水的质量，减少污染，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3.2 江汉平原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措施
3.2.1 采用土地处理污水方法的措施目前美国力求采用土地净化法来净化污水，以改变现行的需要耗费大量经费的污水处理方法。日本、荷兰等国也采用了该法。土地处理污水包括低速灌溉法、高速渗透法和地面漫流法，所需经费很低。美国密执安州一座17万人口的城市，采用低速灌溉法处理生活污水，所需费用还不到净化厂三级处理的20%。在低速灌溉法中，为防止农田受污染，先将污水进行二级处理或经氧化塘氧化后再用于灌溉。由于土地处理和氧化塘投资低、耗能少和技术简单易于维护，因此很适合江汉平原现实情况，应大力推广。具体说，就是把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土地上，利用土壤-植物-微生物复合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特征对污水中的水、肥资源加以回收利用，对污水中可降解污染物进行净化的工艺技术。土地处理污水法是污水生态处理技术的基础，是污水土地处理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以土壤介质的净化作用为核心，在技术上特别强调在污水污染成分处理过程中植物-微生物共存体系与处理环境或介质的相互关系，特别注意对生态因子的优化与调控，是生态学四大基本原理在水资源领域的具体运用。
3.2.2 实行工业污染全过程控制英国泰晤士河采用的质量目标分析法对其流域水质管理与治理起到很好的积极效果，江汉平原也应结合其自身特点对当地工业污染的全过程进行管理控制。工业污染4个控制途径如源削减、综合利用、净化处理和贮存的综合运用称为全过程控制。它分为3个层次：①低层控制，即从生产组织到储运等生产全过程的污染控制；②中层控制，即从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工业生产以及供销活动的工业再生产过程的全过程控制；③高层控制，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领域中的经济再生产全过程控制。
3.2.3 兴建城市废水处理厂，实施废水资源化美国特拉瓦河流域在人口集中区域兴建污水处理厂的措施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江汉平原区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也应积极吸取这一经验，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城市废水处理厂的投资力度，城市的排水管网应与废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全面推行征收城市废水处理费，解决城市废水处理厂的运行维护资金问题；对个别水资源短缺的地方，还应将处理后的出水作为稳定的水资源加以利用。
3.2.4 征收水污染税的措施我国在2003年修订并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排污收费制度，规范了排污费的征收、使用、管理，但从多年的征收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随着水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保护水环境，改善水质。在诸多的保护措施中，征收水污染税已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新举措。在我国，水环境污染已相当严重，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征水污染税，在不断完善防止水污染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我国治理和保护水环境的有效途径。有关行业税率的制定可以借用庇古税的想法，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进行征税，以弥补排污者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相等。为使全部的社会成本内在化，适应的环境税率应该能够使得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损害，这里用治理相应污染所需费用来衡量排污造成的货币损失[4]。
3.2.5 水污染防治法规应做相应改进中美两国有关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借鉴美国的经验，建议对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做出如下修改：其一，在《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和提高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法律地位，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确立其在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其二，完善排污许可证的规范对象，《水污染防治法》应对“排污者”、“水体”、“污染物”“点源”、“面源”等概念加以明确的法律界定；使用排污许可证规范暴雨排放及颁发以流域控制。其四，完善许可证的形式，突出科学性与灵活性、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有关许可证的内容，应增加有关被许可人的监测和报告的义务等内容。
4结语
流域水资源污染的防治工作不仅是河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流域水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对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但国外已经成功的水污染防治的经验无疑将对江汉平原水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结合江汉平原的现状特点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不断探寻行之有效的水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并号召全民参与水环境保护的工作中，为人类美好家园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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