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恶化的原因范文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1

关键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防治对策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

伴随着能源开采和利用，工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生态环境，涉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2006年全国流经城市的河流中，70% 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 3亿农民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75%的湖泊出现了负营养化问题。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是1995年的2倍， 1/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污染严重的空气中。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生态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

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现代工业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对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将通过环境的自我循环和消纳过程而得到缓解。但如果超过了缓解能力，就会导致生态环境变化；如果这些变化造成了环境质量下降，就形成生态环境恶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生态环境恶化是由于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即经济过程中的运行机制，以及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具体说，生态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一）市场调节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失灵

市场失灵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表现为市场在以社会最大利益角度配置资源方面的失灵, 即市场在引导经济过程走向社会最优化方面的无能为力，从而造成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1.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生态环境资源一向被视为公共财产，属于“自由取用物品”即公共品。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作为公共品如不节约使用和加以保护，有限的生态环境资源将无法支撑规模日益扩大的经济体对生态环境资源的需求。

2.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

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产权明晰，而且产权必须是排他的、可转让的。而环境一类的公共品由于本身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无法界定其产权。结果必然是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节制地争夺有限的生态环境资源，从而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由于河流是“公有的”，每个人或企业都可以使用这些资源，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造成污染也不用负完全的责任，于是加速了各方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争夺和滥用，结果河流污染会越来越严重。

3．环境资源的外部性

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性意指，企业使用环境资源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计入其成本或收益。“环境破坏”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或负效应。如“上游砍树，下游遭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企业从事具有外部负效应的经济活动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是由社会承担损失，这种外部负效应就会迅速扩展，环境污染就会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就不可避免。

4．资源无市场、无价格或资源价格扭曲

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或环境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自由取用”的无价物，以致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扭曲价格，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这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被无偿占有、无偿或低效使用的理论根源，也是导致环境资源加速损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基础被严重破坏的根本原因。

(二)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恶化的失灵

1．目标偏差

纠正市场失灵很少是政府干预的唯一目标，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又很少是重视的中心。部门利益、社会团体利益、党派利益等的存在和冲突，往往使生态环境成为牺牲品。

2.政策的副作用

政府干预在其它方面是成功的，但对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为促进农业发展，对化肥、农用水的补贴，可能对土壤和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造成环境污染。为开发落后地区，积极引进资金、放宽污染限制、廉价出租出售土地、发放公共资源使用许可证，这可能引发资源过度利用、废弃物迅速增加、污染加重。

三、防治生态环境恶化的对策

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只要有人类经济活动，必然对环境产生影响。我们并不主张零污染，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零污染意味着零发展。我们追求的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缓以致消除环境的恶化，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1．国家直接干预的方式

庇古提出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即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是不可能自动填补这个缺陷的。既然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上是失灵的，那么，政府就应该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干预也是很有必要的。

2．市场调节的方法

在政府对环境资源进行直接干预的同时，可以通过市场激励的方法来协助对环境资源的管理。由管理部门建立环境产品市场，制定包括资源全部社会价值的市场价格，由企业在这个修正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自主决策。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税收会自动刺激排污者转向社会最优的生产和污染削减。政府确定污染排放量上限并将排污量在企业之间分配，发放排污许可证，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在总的污染水平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交易，总的污染控制成本将达到最小化。

3.环境信息公开政策

环境信息手段主要是通过各种媒体将环境行为主体的有关信息进行公开，通过社区和公众的舆论，使环境行为主体产生改善其环境行为的压力，对污染源起到限制和刺激作用，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四、结论

中国的环境管理模式正在向三角式的环境管理模式逐步过渡。即由政府、市场和社区组成环境管理的3个方面，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有关的管理规定和环境标准，确定经济手段的采用和加强立法等。市场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污染者的环境行为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对生产、消费以及投资行为的影响。而社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管理、监督污染者和项目决策的环境行为。

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要多角度地认识生态环境污染，认清根源，开辟新的解决途径，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相互不同及内在联系要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宗超. 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2

【关键词】黄土高原 生态建设环境 问题 策略

黄土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北接内蒙古高原，西与青藏高原毗邻，处于我国第二级地形阶梯上，总面积64万平方千米，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5万平方千米，占83%，严重流失的面积为28方平方千米，占52%。每年通过三门峡的泥沙量达16亿吨。黄土高原四周由几条深大断裂带所包围，新生代以来，以断块运动为主，鄂尔多斯台向斜表现为中等强度的整体抬升，地形高差变化甚小，古地形条件有利于黄土堆积。所以，现今鄂尔多斯高原东南发育了典型的黄土地层和黄土地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这块辽阔的地域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黄土层厚度达100米左右；六盘山以东到吕梁山西侧，黄土层厚度在100～200米之间；最厚处在兰州，达300米以上。黄土分布的面积和厚度都居世界之冠。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植被稀少，土地脊薄，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深受水土流失和风沙干旱等自然因素之害。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是陕北黄土高原面临的棘手而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一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现状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植被稀少，土地脊薄，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一方面，黄土土质疏松，抗蚀力弱，以及黄土高原地区偶发性强烈暴雨等自然因素是水土流失的潜在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在这一地区长期的滥垦、滥伐使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扰动地表，特别是坡地土层，加剧了水土流失。人为因素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素。这两方面的原因相互叠加，使得这地区水土流失呈现恶化的趋势。风沙干旱使得黄土高原侵蚀模数为0.5～2.6×104t/km2。地面分裂强烈，形成塬、梁、峁独特的高原景观。2000年，黄土高原五省区因水蚀、风蚀造成的水土流失高达1.2×106千米。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每年向黄河输入泥沙1.6×109t相当于损失N、P、K养分800多万吨，其中甘、陕两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总量的80%左右。据统计，黄河每年从中游带来的泥沙约有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道里，河床每年抬高10厘米，给下游防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农业发展滞后。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多沙粗沙区，水土流失造成土壤瘠薄，制约当地农业的增产增收。自然因素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潜在因素，黄土高原地貌多为低山和丘陵，地形坡度较大较长，地处干旱与半干旱地带，地面植被覆盖相对较低，土壤以黄土和黄土块状物质为主，这种土质具有垂直节理，胶结松散，湿陷性强的特点并且多为粉沙质，抗风蚀能力弱。黄土高原地区降水变率大（20～25），偶发性的暴雨是诱发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与动力。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7万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土壤侵蚀模数严重，黄土高原中部半干旱农牧过渡带，年降水量200～400mm，春旱经常发生，7～9月份暴雨较多且强度大，加之山坡陡，植被差，汇流时间短，下渗缓慢，山坡易形成纵横交错的冲蚀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西北地区气候持续变暖，土地沙化面积的增加，使土质变得更加疏松，更易发生水土流失。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原人民为改变群山恶水面貌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式得到了遏制，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号召，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展开了空前规模的退耕还林，植树种草活动，使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积累了应对恶劣生态环境的不少成功经验。但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二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形态复杂且扩展速度快，它们是河流泥沙的供给地和初期搬运通道。黄土物质疏松，具垂直节理，易遭受侵蚀。目前，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植被绝大部分已为人工植被所代替，这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土壤肥力降低， 而土壤肥力低又反过来限制了植被的发展。因此，在黄土高原地区这种人口增加、需求不断上升和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又很低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需求上升土地超载（如过垦、过牧）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下降资源投入增加（扩大垦、牧范围）需求上升”的恶性循环。

1．土壤侵蚀水土流失依然严重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已初显成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长期以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难在短期内使生态环境恶化得到有效的遏制，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再生功能、净化功能、循环功能及承载功能呈继续下降趋势。这不仅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也使中部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危害，这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第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直接造成经济的巨大破坏。民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除占用和破坏大面积土地外，还导致大面积的土地塌陷、地面沉降，并引发水土流失、崩塌、滑坡、泥石流、地下水位下降等地质灾害；由于滥垦、滥伐、滥牧，湿地围垦、陡坡地开荒、河流上游毁林垦荒等，导致森林、湿地的蓄洪调洪能力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洪水灾害加大，另一方面抵御干旱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旱涝灾害加重。由于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使森林树种趋于单一化，林龄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林地的抗干扰能力降低，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生态功能下降；过牧、樵采、过垦、滥挖使草地植被破坏严重，群落结构改变，质量与功能下降，鼠虫害肆虐。

第二，农牧业生产受灾损失严重，产出下降。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环境承载力相对低下，农牧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加之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干旱、霜冻、雪灾、洪涝、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农牧业生产发展不稳定现象加深，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生态环境恶化使民族地区脱贫难度加大。西部贫困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高原、山区、沙漠等地带。生态恶化使贫困地区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和草原载畜能力下降，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返贫率不断上升，生态难民逐年增加。例如，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16个县中7个是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另有7个是省级扶贫重点县；共有牧业人口40.89万人，75.5%是贫困人口，其中因生态恶化导致贫困的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第四，生态恶化与经济发展滞后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恶化毁坏了大量农田、草场，而人为的扩大垦荒和超载放牧加剧了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农田草场自然生产率下降，导致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低下。由于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无能力恢复治理。这一累积恶性循环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一，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民族地区所处的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西部生态环境关系整个民族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西北季风的发源地，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影响，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地区。1998年的长江洪水、2000年频发的沙尘暴和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黄河断流，这三大生态警报使全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乃是防灾兴利之本。

第二，生态环境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制约因素。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一是加剧了贫困程度。目前西部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生态恶化和贫困问题呈双重恶性循环，贫困既是恶劣生态环境的结果，也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脆弱生态环境使区域开发治理成本较高。三是生态破坏加剧自然灾害发生，日益频繁的旱灾、风灾、洪灾和地质灾害，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时，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产业结构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这种特色经济主要包括一些民族手工业、具有特殊生产工艺的制造业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建立在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基础上的旅游产业。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注重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药业、食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体系，把环境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效益。

三、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协调途径

第一，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各地资源禀赋状况出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区域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基础薄弱、生态环境脆弱、长期掠夺式生产造成资源衰退和发展后劲不足的地区，从产业发展受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规律双重制约的客观实际出发，注重经济目标、生态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吻合，建立结构有序、功能最佳、良性循环的绿色生态经济系统。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紧紧围绕不同区域地质、气候、土壤等自然特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进行科学的综合治理。在治理措施上，实行生态措施与多种措施并举，以生态措施为主。对于地点分散、地貌差异大、不宜统一整治的地区，合理规划，动员群众建设散而有效、小而有利的小型治理项目，从改善小气候，整治小流域做起，加强小流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对城镇地区，根据当前的人口、工业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的国土规划，包括工业企业布局、污染治理布局等。

第二，实施国家生态建设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和水土保持工作要密切结合当地的降雨、水资源等生态条件，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原则上不依靠人工灌溉维持植被生长。要逐步改造林种、林相单一的人工林，天然林应作为生态林进行重点保护，防护林应以复合林为主，畜牧业发展要以优先保护天然草场为前提，人工草场应限制在农牧交错带，坚决制止天然草场开垦。科学划定农牧交错区、特别是界定西北干旱区农垦的北界，降低干旱区的垦殖指数；推广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当地特点，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展“五代一改”(即以煤、电、沼气、太阳能、液化气代柴，改灶节柴) ，减少薪材的种植量和采伐量。

第三，建立资源型产业群。民族地区具有巨大的矿产、能源、陆地再生、国土及农产品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不能单纯依靠增加投入、通过数量扩张实现数量大开发，它违背了市场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但是也不能通过关停并转一部分中小资源型企业、创办为数不多的资源型企业集团的方式实现高效大开发，因为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企业除个别中央直属企业外，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关停这部分企业就意味着断绝相当部分经济来源，规模效益可能上去了，但社会成本却上升更快，各方面难以接受；民族地区应当维持现有资源开发规模，以联合开发为体制形式，多极发展为目标，实现全面大开发，即以资源开发为中心，大力发展依托资源开发的新兴产业、新型产品，开辟新的市场。重点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如甘肃甘南的蕨菜和临夏的民贸、新疆的哈密瓜和沙枣、青海的钾盐）、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如广西的桂林山水、云南的路南石林、新疆的天山天池、青海的青海湖和云贵的热带雨林等）等。

第四，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区域环境资源的利用水平。建立鼓励科技创新的技术进步体制，形成科技推广的公共服务体系。重点推进以土地、矿产、水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战略，包括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用投入产出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取代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促使整个工业侧重向资源节约型、低(轻) 污染型、质量效益型倾斜。

第五，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连绵的森林与无边的草地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西部地区的特色，人们曾长期认为它们是天赐之物，可随意使用。对其正确的认识应视它们为“资源性资产”。在传统市场框架之内，此类资产的价值没有货币实现的渠道，应建立一种经济生产和交换体系，使它们的价值在市场得到实现。但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先天缺陷，这就使生态环境的价值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公平交换。西部民族地区环境形势较为严峻，应采用系统措施进行综合开发治理。对民族地区来说，发展经济需开采资源。国家对资源性资产的开发方针是“要充分考虑资源性资产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有偿使用，充分补偿，有利再生等资源开发利用的总原则”等。为此，应以新思维做指导，在工程化和经营化农业、集中化和商品化畜牧业、精细化和品牌化加工业、多样化和清洁化能源业等关键领域内实施突破。例如，农业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应以生态农业建设为核心进行综合开发，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手段，施行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市场营销――保健服务的一体化作业，大量生产适销对路的绿色食品，将传统农业变为特色商品农业。再如，畜牧业在、新疆、内蒙古等自治区地位非常重要，为此要深化畜牧业改革，实行定居放牧，限制超载畜牧，提高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保持草场生态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张巨勇（1971-），男，河北衡水人，管理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学。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4

主题词：管治并举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

林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和纽带，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建设生态文明，加快自然修复的管护，是我们护林卫士肩负的神圣职责。做为一名从事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护卫，回顾敦煌的过去、面对敦煌的现状、展望敦煌未来的生态变化，你们是否思考过湿地、绿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眠这个大课题？是否想过作为生态保护与建设者，生态日趋恶化的危机？是否想过敦煌的生态如果得不到拯救是否将变成第二个楼兰古国？

一、敦煌生态环境的现状

敦煌古称沙州，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据《敦煌志》记载建国初期，敦煌境内的东、西、北湖及南山一代分布着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宜牧草场子135万亩，以柽柳、胡扬为主天然灌木林219万亩。四周分布着大面积天然湿地，那里曾经植被生机盎然，胡杨成林，红柳茂密，飞禽走兽栖息繁衍，正可为风吹草低见牛羊。但随着生态的变迁，敦煌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生活的需求、人们不安于自然的庇护和统治，认识不到大自然对人类的保护作用，人为破坏严重。到六十年代，党河、疏勒河断流，伐薪开荒，据1979年调查，天然植被已减少到22万亩，其中覆盖度40%以上的成片面积不足万亩。80年代后期，随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修建水库，保证农业生产用水，加之开荒打井，地下水开采过量，水位急剧下降。凸显了天然植被逐年退化、萎缩和枯死现象。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涉已经超过了生态环境的临界修复能力。根据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有关部门提出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修复敦煌生态恶化的途径。

二、敦煌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一）自然气候是敦煌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1、气候特点决定敦煌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敦煌市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区，位于安敦小盆地西端，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39.9毫米，蒸发量4386毫米，是降水量的1/60；大风和沙尘暴日数平均15.8次，年无霜期145天左右。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敦煌是一个资源性缺水地区，植被稀少且低矮，地势平坦，地表粗糙度小，戈壁沙漠，加上气温日较差大，空气对流强烈，很易诱发大风和扬沙天。

2、受全球气候变暖等大环境影响，敦煌市气候有转暖趋势，大风和沙尘暴天气明显增多，年均降水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降水的减少使环境更加恶劣，首先是植被生长困难，湿地严重萎缩，加快了土地沙化进程。

（二）人为影响是造成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因素

1、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首先敦煌赖以生存的疏勒河、党河由于上游建库截流开发农业生产，已断流30多年，绿洲区地下水补给严重不足，河道变成“沙道”；其次是绿洲农区节水工程的实施和干支渠的衬砌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渗漏补给，地表下土壤含水减少，直接的负面影响的是农田林网因缺水而树木大量干梢和死亡，林木病虫害泛滥成灾；三是耕地面积增加。四是农村种植结构不合理。乡村到处打机井提灌，直接造成地下水下降过快。

2、过度放牧。敦煌草场面积27.3万公顷，其中优质宜牧草场7.3万公顷，最大载畜量20万羊单位，而现有18万羊单位的牲畜集中放牧在绿洲周围和湖区天然草场，轮牧的自然习俗被打破，致使草场得不到休养生息，灌草恢复困难。加之牲畜践踏，地表土粒粉碎松散，为沙化创造了条件。

3、乱垦滥采。敦煌市1949年有人口3.6万人，到2003年增加到18.3万人，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的生产基础需要扩大、生活条件需要改善。首先是吃饭要有耕地，生活需要燃料，并且随着这些条件的改善，基本的需求大大增加。六七十年代政府有组织的开荒和砍伐湖区植被充当薪柴的行为，使大片林地被毁成为裸土地。另外，非法采矿、挖硝、盗挖甘草等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加剧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三、敦煌生态环境恶化修复的对策

敦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得到了国家总理的关注，总理为敦煌生态的保护工作做了三次批示。总理指出，敦煌生态保护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进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战略措施是“关井压田，节约用水，拯救生态”。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措施，我们制定了“封滩禁牧规划及实施办法”制定了湿地采矿的管理办法，建立了、地上、地下水位监测植物消长观测，森林病虫害等观测点23个。封肓围栏30公里，在管理的同时提出了管治结合的措施，在不破坏原有植被的原则下，对现有地下水位线的头二三道泉地段，栽植红柳近5000亩，计划赶在水位下降的前面，用5年时间栽植红柳1000亩，为修复和治理创出一条新路子。在市政府、国家领导的关怀下敦煌的生态从此走上了人为管理，自然修复的道路。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5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养殖密度不断增大。一味追求高产的措施对养殖水环境尤其是池塘底部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破坏了池塘原有的生态平衡，养殖水环境的恶化一旦超过了养殖对象的适应范围，河蟹就会处于应激状态，应激降低了它们的正常生理功能，表现为厌食、体弱、致病、甚至死亡。 一、底质恶化的危害 1.导致“氧债”增加 在集约化养殖条件下，大量的残饵、粪便、死亡的藻类等都会沉淀在池塘的底部，有些池塘还会使用大量的粪肥或者菜子饼、豆粕用来肥水(但是这些物质大部分都不能被直接利用，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分解才有部分可用)，因而池底有机物含量远远高于水中溶解的有机物，有机物含量过高，导致底质经常发生恶化现象。在缺氧条件下，有机物质产生发酵作用，产生很多还原性中间产物，这些物质强烈亲氧，当水中有氧时，它们就会与氧结合，从而消耗掉水中的氧气，直至全部被氧化后，水中溶氧才升高。由此可见，要增加底部的溶氧必须把这些能消耗掉氧气的还原性物质给去掉，这就好比把这些“债务”还清后才有可能让池塘底部溶氧提高。这就是所谓的“氧债”。很明显，“氧债”越高，对河蟹的生长就越有威胁。“氧债”的存在是水质恶化、鱼虾浮头缺氧的重要原因。而“氧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底质恶化，池塘中的溶氧至少有54%是被底质消耗掉的。 2.水体有毒物质大大增加 在淤泥较多的池塘中，有机物质也会分解产生大量的中间产物，如氨、硫化氢、甲烷、氢、有机酸、低级胺类、硫醇等。这些物质大多对河蟹有着很大的毒害作用，它们在水中会不断积累，轻则会影响河蟹的生长、饵料系数增大，养殖成本升高；重则引起中毒死亡和泛塘，对养殖业造成巨大损失。常见河蟹上岸边就是底部有害物增多的缘故。 3.pH失衡 在淤泥较多的池塘中，淤泥中有机物会发酵产生各种有机酸和无机酸，使底质和水质酸化，pH值明显下降。pH值对鱼的呼吸等有很大的影响，当pH值超过适宜限度时，将影响鱼体呼吸，造成新陈代谢下降、生长发育停滞等一系列异常变化。因此，pH值在不适的条件下，即使在富氧水域里也会出现缺氧症状。在有些养殖池塘中，底部酸化程度有时非常严重，这已成为健康养殖的障碍。有时检测水质的pH值很好，殊不知底部的pH值已经很低，而河蟹是在底部活动，有时看到黑鳃、黄鳃，都和pH值过低有关系。 4.有害细菌大量繁殖 一方面水体环境条件的恶化，容易造成养殖动物机体抗病能力减弱，发生病理变化而发病。另一方面，当底质恶化，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水中有害菌的数量达到阈值(106个/毫升)时，养殖动物就可能发病。 5.养殖动物品质不高 底质恶化还会导致养殖的虾蟹发生黑壳或腐壳现象，严重影响产品的品质。有些河蟹黑底板、黄底板，造成售价过低或者有恶臭味影响销售。以上是底质恶化的危害，那么如何判断底质恶化了呢？可以通过观察以下数据来简单判断底质恶化程度。为了避免底质严重恶化，经常改底，尤其是老塘改底会取得很好的收益。其一，溶氧水平低，经常处在2～3毫克/升以下。实践证明这样的低溶氧会对河蟹的生长造成很大危害，比如生长停滞、上岸，甚至窒息死亡。其二，亚硝酸盐和硫化氢等致命毒性物质含量超标。这些都会对河蟹产生很强的毒性，会严重影响河蟹的健康和生长。其三，其他有机物中间分解产物增多，导致酸性底质出现。可检测底层水pH值。 二、有效管理池塘底质 1.投苗前应彻底清塘和晒塘，清除多余的淤泥。2.养殖过程中，栽种合理的水草。3.在养殖过程中，使用微生物来改良水质和底质。4.经常使用“底安宁”和“底安康”来改善底质。 大量的研究与生产实践证明，池塘淤泥增多、底质恶化(池底恶臭)是造成池塘底部“氧债”升高、pH失衡、有毒物质和有害细菌增加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整个养殖水体水质污染的重要原因。池底恶化轻则使鱼虾蟹摄食量下降乃至停食、蟹类夜间爬上岸、病害发生与蔓延，重则造成鱼虾蟹中毒、泛池，出现大量死亡。鱼虾蟹疾病的暴发、饲料效率不高、养殖成本增加、养殖风险加大等，其直接原因就是水质的恶化，而水质恶化的根本在于底质恶化。由于池塘底部承载了残留饵料、粪便和死亡藻类等大量的有机物，而且，河蟹主要生活的区域为池塘底层区域，因而，底质的好坏大大影响了河蟹能否正常生长。因此，延缓池底“老化”过程，及时改善底质已成为养殖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6

人在其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生存质量，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然改造成为适合其发展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改造后的生存环境有可能更适合也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人口持续增长，资源逐渐枯竭，环境不断恶化，战争仍在继续，人与人、国与国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是当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造成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当前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自然供给了人类的衣食住行，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逐步接受自然界赐予的漫长历程里慢慢地孕育并膨胀了征服自然的野心，使原本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迅速地发生着深刻的恶性变化。在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现实条件作用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扩大加深。然而，总所周知，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生物界，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生态的变化促使人口不断地迁移和再分布，从资源匮乏的旧居住地转向资源充盈，气候宜人的新居住地，不断地对自然进行着新的掠夺，当代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口素质和人口再生产也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污染给人口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平均寿命以及遗传健康等方面都带来不利的后果[3]，从SARS到甲型H1N1再到H7N9病毒的肆虐无不说明生态的恶化。土地过度开垦、草原过度放牧、森林过度滥伐、海洋渔业过度滥捕等生产行为已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森林覆盖率锐减、海洋生物与资源污染加剧[4]，促使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消减速度大大加快。除这些直接掠夺与破坏外，使用化肥，杀虫剂，引用生物除害技术导致繁殖泛滥后果的次生损害等间接破坏更为严重。

2.当前人口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关系

中东是一片动荡不堪的土地，时至今日战火依旧。朝核问题仍在继续，中国边境滋扰不断，无不说明当前政治环境的恶劣与复杂，在这复杂环境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原因，人口便是这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资源的掠夺与占有是战争与国际问题不稳定的主因，人类的需求是进行资源掠夺的动力，人口的急剧膨胀，加速了资源的紧缺，越稀缺就越珍贵，就越争夺地激烈。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机关、组织在努力地调节与促进其本国生产关系的发展，这在本质上是为了本国人口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但这一课题并不简单，每个国家都各自走着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各自的发展路径上，有些国家原本以民生为本的政治目的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及不协调的国际政治局面。引发诸如9.11事件，恐怖组织肆虐、各国的反窃听抗议……。我们把这称之为政治上的物极必反，或政治上的异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所占有的资源比例却相差甚远，对于本来资源丰富却被迫接受掠夺而致使本国人口缺乏资源乃至无资源可用的国家的人，又如何知礼节与荣辱，更何谈文明呢？世界总的人口数量在不断攀升，资源却是有限的，当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更加速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速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那时，战争就更是不可避免的常见事，而战争对环境带来的严重影响也更是不言而喻的，人的生存环境将陷入极度恶性的循环之中，暗无天日。

3.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当一个又一个技术革命出现之后，人的劳动方式就有了巨大的变化，时至社会发展至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在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下，人的生活节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速度不断地做着调整，越来越激烈的人力竞争，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充满压力与疲劳的工作生活环境充斥在人们的周围，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和技术代替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包括自行压低工资，无薪延长工作时间，不道德的排挤，非法交易等等）这便是社会环境层面下的环境污染（不仅指废气废水等污染物排放造成的污染，还包括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中反道德思想的侵袭）。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身心疾病频繁地出现在人群中，甚至出现过劳死的现象。当很多亚健康与身患快节奏都市病的人们转而定居到生活规律的乡村，经过几年的调养竟会不经治疗而痊愈，各国均有大量的此类案例。

社会资源调配不当、社会服务质量低下、地区性环境规划失败等社会环境因素，也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两个规模条件大致相同的城市，其中A市公交车班次为：15分钟/班，所以一直处于不文明的拥挤上车情况，而B市则3分钟/班，因此文明乘车，他们不必拥挤，因为无需漫长等待。人的感觉与反应是相互的，高品质的社会服务通常也会使被服务的人报以相同的文明回应，反之亦然。此外，地域性的环境规划对人的影响也相当重要，不合理的环境规划给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疾病与生命威胁，而合理的环境规划，则给人的生活以舒适，便利，让人身心愉悦。

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中国自古便有“近朱者赤”的成语和“孟母三迁”的典故，事实虽不尽全然如是，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它说明了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每一地域，每一范围的人所受的外界影响皆不相同，贫瘠地区的人口其精神面貌、受教育程度、与富饶地域的人口相比大相径庭。

在分析三种环境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后，我们不禁引发这样的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它如同一面镜子，你给予它一个笑脸，它便给与你相同回报，反之亦然。国家间，地区间，或家庭间的环境皆是相互联系的，仅少数国家、地区，或家庭的环境良好是无法长久的。环境好比是一张环环相扣的大网，一个地区的环境出现问题，将会如同“蝴蝶效应”般蔓延开去。

环境恶化的原因篇7

关键词:生态移民;文化适应;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141-02

一、生态移民

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目前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很多阐释,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还没有统一认定的权威界定。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有的学者则强调政府行为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如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的学者强调生态移民的多目标性。如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还有的学者不但强调生态移民的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而且也强调它的扶贫性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综述报告也强调生态环境移民的多种目的。他们认为,生态移民是指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把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生态移民是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实行的被迫迁移工程,由于环境的恶化,迁出地人民的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脆弱的环境已经不能承载人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移民是将环境保护与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结合起来的重大复杂过程。

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及主要原因,在早期的研究中,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必要性论述较多,而且主要以西部为出发点,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地区干旱少雨,土壤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二是生态移民是缓解人口数量、分布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矛盾的需要。三是人们更新观念、转变经营方式、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需要。四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矛盾的需要。另外,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措施中,生态移民是成本较少而受益较大的一种方式。生态移民是环境保护和解决贫困问题各项策略博弈、对比筛选出的重大决定。环境的恶化致使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只能被迫迁移,另寻生存出路。生态移民是人不断适应自然的结果,生态移民自古以来在各民族各地区就发生过是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条不得已的出路。生态移民是一项大型的工程,有些地区政府采取的是自愿与非自愿的方针,由于搬迁到新的环境定居需要很大的投资,对一些本来就很贫困的人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扶贫为目的的生态移民存在目标未必瞄准的问题。但是生态移民缓解了迁出地的环境人口压力,尤其对游牧民族来说,实行生态移民,实现从游牧到定居,是牧区不稳定的经济向现代化的、科学的、稳定的畜牧业经济过渡,逐步改变牧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定居是牧民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移民中的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的定义;“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源自英文单词“acculturation”,真正第一次使用到“acculturation”这个词的是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他在1883年把“文化适应”定义为来自外来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这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化适应”还有很大差别。作为学术用语的“文化适应”是文化人类学家莱底菲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适应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文化适应指持续、直接地接触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表现为由饮食、气候、居住、人际交往、规则和新文化价值观适应等体现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它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比一般的适应更为复杂。文化适应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策略。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是移民群体面临自然环境变化、生存空间转移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带有构建意义的调适。文化适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人类文化的适应,首先是对大自然的适应,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在适应特定自然过程中建立起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更是如此。在人类文化五彩缤纷的类型中,我们不难看出首先是和特定的自然环境相联系,草原文化、河谷文化、平原文化、高原文化、沙漠文化、渔猎文化等等,因生存的环境不同而适应的方式各异,相应在适应过程中建立起的文化形态,也就各具特色。麦吉斯说:“人类是一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与环境维持适应的关系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是以文化为媒介而达到这种适应的,但其过程仍然跟生物性适应一样受自然选择法则的支配。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的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

文化适应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前提,一个民族来到新的环境,首先要适应,才能生存下来,适应之后才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再形成一种强大的新势的文化形态,进而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张扬,经济的繁荣与进步。因为文化适应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所以任何民族都会自己觉的适应新环境、新文化。文化的互动、调适会促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生态移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能否顺利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移民主体积极的适应新文化,主动的融入到新的文化群体中。生态移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文化、生态、教育、宗教、民族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三、结束语

生态移民是将原来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人口迁移到相对适宜生存的地方,是在生态环境恶化后进行的人口迁移活动。生存环境的改变使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导致迁移主体的传统文化习惯发生了重大或彻底的改变。移民主体必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求得生存。文化的变迁引起了文化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改变迫使人们调整文化体系,适应新的文化。文化的变迁必然带来一

部分传统文化的流失,引发民族心理失落,但是文化流失不代表文化灭亡,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文化是为人的,也是人为的,一个民族在新时代创造的新文化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创造的宝贵民族文,化,也是带有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文化是在适应、互动、调适、交融、碰撞中前进的。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绝不仅仅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后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掠夺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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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恶化的原因篇8

关键词　环境；气候变化；人口迁移；移民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42－06

doi：10.3969／j.issa.1002－2104.2010.07.007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召开，再次引发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作为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支，近年来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方向也逐渐开始受到官方、学术界和民间的重视。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其的第一次评价报告中就指出“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可能是产生数百万计的移民”(IPCC，1990)。牛津大学国际知名环境学家Myers也警告说“环境难民(enviromnental refugees)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类危机之一”。国际上对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关注始自80年代，但对其研究的升温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国内专门进行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少，本文试图对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热点及难点问题做些梳理，介绍该方向现在的国际研究趋势，揭示其现存研究难点，并展望未来研究前景，试图对我国开展该方向的研究有所启示。

1　环境、气候变化移民

国际上对因环境、气候变化产生的移民的术语和定义现在还不统一。有多种用词，比如environmental refugees，climate refugees，environmental migrants，forced climate migrants等等。

开始使用的比较多的是“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这个术语，它首次出现在1985年联合国环境项目的一份报告上，此后被政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该术语的倡导使用者认为使用“难民”这个词意味着人们因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需要寻求庇护，而使用其他任何词都不足以表达受影响人群处境的严重性。

但广泛的使用“难民(refugee)”这个术语导致了一定的困惑。有学者认为在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下使用“难民”这个词并不合适。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中对难民(refugee)的权威定义是指那些“现居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因种族、宗教、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或政见关系，有确凿理由害怕遭到迫害；不能，或者因为惧怕迫害而不愿，接受原居留国的保护，或返回到原居留国”的人群。首先，这个定义里明显没有包括环境因素，那么在为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受影响人群主张保护和权利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所导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第二，现实中大多数环境恶化引致的人口迁移在本国境内发生，如果严格按照该难民定义，仅仅限于那些穿越国界的国际人口迁移，则会严重低估环境、气候变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难题。第三，该难民定义还暗含着难民在迫害结束后仍有返回原居地的权利，但象海平面上升引起的迁移人口可能再也回不去了。第四，将现有的难民定义扩大到受环境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将会降低和减弱现有对受政治迫害难民的国际关心和援助。

尽管有学者建议考虑到环境气候因素对人口迁移影响的严重性，应该修改现有难民的定义，将环境气候因素包括进去。但另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把环境难民和灾害受害者或灾害难民(disaster victim and refugee)混为一谈可能会削弱真正需要获得帮助和保护的难民；也有学者争辩说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环境因素只是其中一种，过于强调环境因素可能会掩盖政府应尽的政治责任。考虑到概念更改可能会带来混淆政治难民和非政治难民的风险从而影响到对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下难民的保护，尽管意识到环境气候因素对人口迁移的重要作用，联合国难民署(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在官方修订难民概念上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另外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实际对任何扩大化难民的内涵持相当大的抵触。发达国家担心他们需要对环境难民提供和现在对政治难民一样的援助，没有国家愿意开这个先例。

近年来更为中立的术语开始逐渐被采用，比如生态移民(ecological migrants)。其内涵也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充，比如从早期的关注土壤退化扩大到现在包含发展项目(比如三峡项目)、工业事故导致的人口迁移。EIPM(Environmentally Induced Population Movements)，EDP(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rson)，气候移民(climate migrants)等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们被用来泛指那些环境、气候因素起决定作用(但不一定是充要作用)而引致的人口迁移。Lonergan列出了五组环境一人口迁移推动因素：①自然灾害；②包含环境变化的发展项目；③渐进性环境变化；④工业事故；⑤冲突或社会动荡导致的环境变化。其中①和③和气候变化更为关联。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对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nts)给出的定义为：“那些主要因为突然或者渐进性环境变化而在生活条件和生存方面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群，他们被迫或自愿选择暂时性或永久性地离开他们的家园，或者是在本国或者是去国外。”这个概念包括了环境变化类型、人口迁移方式、人口迁移目的地等多方面，因其内容涵盖较为全面得到了国际上比较广泛的接受。在环境、气候变化移民的术语和定义界定上，IOM的建议是应采取整体分析和人道主义导向的原则，应更关注移民而不是过分拘泥于界定正式或合法的

移民范畴。

2　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分类

因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

根据环境和气候变化对迁移人口作用的影响程度可以分为环境诱致型、环境强迫型移民和严重影响型的环境难民。环境诱致型移民是指那些担心将来环境恶化会影响生计而选择提前进行迁移的人群(尽管环境恶化并不一定会持续，有可能会因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而得到改善)。环境强迫型移民是那些已经遭受了损失，为了避免更坏后果而迁移的人群。环境难民是指受自然灾害袭击的移民，他们不仅是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从时间维度看，分为两种，一种是暂时陛的人口迁移，即家庭部分(特别是劳动力)或全部成员短期外出谋生，但最终仍然回到原居住地。它可以表现为短期的，也可以表现为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比如湄公河的居民在洪灾易发季节里，习惯于向城市地区进行劳动力迁移以获得传统农业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另一种是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即迁出后再也不返回原居住地。

从规模来看，环境气候引致的人口迁移有个体的、家庭的和大规模之分。前两者的影响比较小，而后者往往因自然灾害引起，社会经济影响较大。

按人口迁移的意愿程度，分为非自愿的／被迫的和自愿的人口迁移。这两者有时区别比较明显，有时难以区分。比如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像马尔代夫等岛国将被淹没，其居民必须搬迁，这是被迫和非自愿的。但是在海平面上升还远没有足以影响到岛国淹没时，有些居民便早早向新西兰等国外申请移民，这又体现相当程度的自愿性。

从主导因素来看，有政府主导的和家庭或社区自发的。很多国家会采取措施鼓励或要求迁移人口以减轻脆弱地区的环境压力，比如越南政府的“living with floods”策略就综合了人口迁移、安置、生计方式转变等多种方式。

从迁移目的地来看，分国家内部和国际的人口迁移。其中前者又分为当地和区域间人口迁移。当地人口迁移可能仅仅是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而区域间人口迁移可能有相当大的跨度，比如从我国西部的生态脆弱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国际人口迁移则跨度更大，象因旱灾加剧墨西哥居民向美国或加拿大移民，因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居民向新西兰移民等等。

从人口迁移目的地的远近程度来看，短距离的和长距离的，这个和迁移目的地是紧密相关的。

3　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和难点问题

除对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概念的讨论外，当前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全球、国家或是地区层面上对迁移人口数量的估算，回答环境、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二是探析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导致人口迁移的机理研究方面。三是对相关政策响应的研究，比如如何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挑战，国际和国家层面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的人口迁移管理政策和实践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比如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和发展。

3.1对气候变化引起迁移人口数量的估计

多项研究在对环境、气候变化引致的人口迁移的数量估算、时间尺度、分布和原因解释方面的差距较大。90年代中期报道的数据是2500万人将因为严重环境恶化(污染、土地退化、干旱和自然灾害)被迫离开家园，成为环境难民。2001年的世界灾害报告(Worid Disaster Report)也重复了这一估计数字。2005年10月联合国大学人类与环境研究所的报告将此数量翻倍，警告说到2010年将有5千万环境难民。被IPCC权威认可和最广为引用的人口迁移预测数据来自牛津大学Myers教授，他在1997年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2亿人因为环境原因而迁移。2007年Christian Aid预计到2050年近10亿人将永久迁移，其中2.5亿是由于干旱、洪水和飓风等气候原因引致，6.45亿源自大坝和其他发展项目。另外联合国环境署估计到206C年仅仅非洲地区就会产生5亿环境难民。

一般认为对人口迁移数量的预测结果不够准确，就连Myers教授自己也承认虽然基于最可信的数据，他的估算仍然只是一个大胆的推断，而不是精确预测。虽然气候变化会影响人口迁移这个论断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更多地表现为定性的说明，很难通过建立气候一人口迁移模型对迁移人口的数量和所受的影响做出准确的科学预测和说明，而且现有的估算多为全球、地区或国家层面的，较少具体到国内或地方层面。

预测的困难在于：①数据缺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人口流动的基底数据，特别是国内人口迁移、暂时性人口迁移、周期性人口迁移等数据，更不用说那些无规律的人口迁移。一般人口数据只能表示出总的人口增长，而不会体现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导致的迁移。②复杂的多因素影响。迁移的决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因果关系复杂，要单独剥离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比较困难。而且，人口迁移反过来又会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产生作用，这加剧了分析的复杂性。③建模的差距。气候变化模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对迁移人口的估算结果难以使人信服。同时基于多因素的作用，气候变化或环境灾害并不会必然导致人口迁移，这给建模带来了一定困难。另外，很多研究者意识到即使将来气候灾害更多更频繁，各国政府或各类民间组织也会采取各类保护措施来减少迁移的需要。

3.2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3.2.1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机理

环境和人口迁移之间相互作用，而气候变化加剧了环境恶化，增加了环境和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和生存等方面。

生计依赖于生态系统(比如农业、牧业、渔业)的人群往往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根据IPCC的报告，强降水事件在多数地区发生频率的增加，导致洪涝风险加大，农作物受损，土壤侵蚀、土壤浸透无法耕种；而受干旱影响地区的增加，导致更大范围的缺水压力，同时导致土地退化，农作物生产力下降产量减少，牲畜死亡增加等。相应地，农民收入减少，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在环境状况短期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搬迁到别地重新耕种，或家庭成员需要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以增加收入来源。EACH-FOR的调查研究表明如果环境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多数是因为环境变化使得个人或是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迁移成为必须的选择。

气候变化对人居环境的作用也可以影响迁移的决策。强热带气旋互动增强使得某些脆弱地区更易遭受洪水和风暴的影响，人居环境、私人财产、商业、运输、城乡基础设施等都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干旱的加剧也会造成人居环境、工业和社会水短缺的风险增大。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将诱发居民的迁移活动，他们将试图

搬迁到更好更适宜居住的地区。

气候变化对居民生命的威胁更足以导致关于迁移的决定。由极高海平面所引发的事件增多导致洪水致死、致伤的风险增大。低洼地区或岛国的居民自发或者由政府主导的人口迁移活动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适应措施。

3.2.2不同气候变化表现会产生不同的人口迁移

气候变化表现一般分为极端性的，比如洪灾、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和渐进性的，比如沙漠化、土壤退化、海平面上升等。不管是极端性的还是渐进性的，都可能导致人口迁移。2008年5月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受到突如其来的Nargis龙卷风的袭击，严重影响了240万人口并导致了80万人迁移。而渐进性的沙漠化影响着墨西哥的干旱地区，导致该地区每年产生60万～70万人迁移。

但不同的气候变化类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人口迁移方式。据IPCC2007年报告到21世纪末因气候变暖造成的三个后果将是导致人口迁移的最具威胁力的原因，它们分别是因温度升高蒸发作用加剧而导致的热带飓风强度增长和暴雨及洪水的频率增加；土壤湿润度减少引致干旱的加剧；冰层融化水体膨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前者是极端性事件，而后两者是渐进性的。

飓风、暴雨和洪水经常会破坏房屋、村庄、农场和当地商业，对居民影响较大。但因其突发和短暂的特点，国际上一般认为其影响往往是短期的和区域性的，在导致长期和长距离的人口迁移方面的作用有限。但也有经验研究表明这些灾害常会导致突然的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且很多人不会返迁。比如2005年8月美国的Katrina飓风导致约150万人迁移，其中约30万再也没返迁。迁移活动和返迁情况可能和当地贫困状况有关，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些贫困国家，受灾者没有能力进行迁移，即使迁移的人群也会很快返迁灾区重建家园。

渐进性的气候变化表现在其早期和中期阶段时常常导致暂时性的迁移。比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塞内加尔的Tambaeounda区域，因为土壤退化该区域90％的30～60岁的男性一生中至少一次外出谋生。当渐进性的环境恶化到了后期阶段问题变得严重时，永久性的迁移往往不可避免。巴西东北部的Sertao地区多次受到干旱威胁，对当地的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影响颇大，难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他们必须迁移。据统计在1970―2005年之间巴西境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约600万人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该地区。另外有很多知名的案例说明干旱和沙漠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在非洲(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南美(巴西、阿根廷)、中东(叙利亚、伊朗)、亚洲中部和南部。

国际上对海平面上升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般没有什么争论，和风暴及干旱相比较，海平面上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逆的，这使得迁移几乎成为受影响人群最终的选择。

另外，渐进性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大部分是在国内迁移。部分居民流向更易耕种的区域或者更可渔的海岸地区，部分居民流向主要城市，像首都、省会城市等。当然也有部分国际人口迁移，如萨尔瓦多的居民因去森林化而向美国和墨西哥移民，但总的来讲，因为费用相对高昂，许多生态脆弱区的居民往往负担不起国际迁移而更多选择国内迁移。Findley对80年代马里(Mali)人口迁移的观察结果证实因为缺乏旅费受旱灾影响的人群没法选择国际移民的方式。

3.2.3其他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其重要程度有一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讨论有可能夸大了气候因素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就认为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环境因素导致饥荒和人口迁移。Henry等人针对布基纳法索省间人口迁移的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对人口迁移的作用只有5％，而干旱仅仅有0.8％的作用。实际在人口迁移事件的背后，有可能更多是非气候因素在起驱动作用①，比如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作用的。

经济因素，比如财力、迁移和安置的花费、迁移目的地的工作机会等。对于个人或家庭而言，贫富情况决定了其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迁移。美国30年代的沙尘暴案例表明那些外迁的人口都是有一定社会或经济资本的人群，他们或者在迁出目的地有亲戚朋友接纳帮扶；或者自己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迁移。西非萨赫勒的人口迁移调查也表明，在长期遭受干旱的地区人们往往采取短暂性迁移的方式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在农作物收获后，年轻人被家庭送出去寻找工作，而他们迁移的距离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能力(比如当年是否取得了丰收)。当经济能力足够支付旅费时，年轻人可能被送到欧洲去找工作。相反在收成比较差的年份，年轻人则多在当地城市寻求工作。

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家庭组成，年龄，教育水平，有助于迁移和安置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制度如土地产权，在迁移问题上的传统认知和风俗习惯等等。30年代美国沙尘暴案例表明佃农较之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迁移，因为他们没有祖传的土地产权也没有土地经济上的牵绊。而迁移目的地的选择也更倾向于使用已存在的路径或社会支持网络，在有家庭成员或亲戚熟人的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安顿下来并找到工作。

政治因素，政府主导的力量不可忽视，政府治理及其相关政策也是关键的变量。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了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采取强迫手段或出台政策鼓励迁移活动。比如中国内蒙古地区，当地政府大规模地开展生态移民活动，将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居民迁出以减轻草场压力，阻止草原持续沙化问题。

3.3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对原居住地来说，暂时性或永久性人口迁移都可能带来正面影响。外迁可以减轻人口对当地环境的压力，减慢环境恶化的速度，也有助于环境的恢复。暂时性外出打工者寄回家的汇款不仅可以贴补家庭日常开销，也可以原来转向非农业活动，减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还可以被留守的家庭和社区投资用于修缮灌溉系统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变原来的农业种植或养殖方法，从而有利于更有效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暂时性外出打工者返回家乡时所带回来的新知识，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技术等，也能有效阻止环境的恶化和有助于环境恢复。以泰国东北部为例，返乡的人口运用他们在别处获得的经验、知识和资金等改变种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该干旱地区因为此前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而导致的环境恶化。而移居国外的侨民对家乡的援助，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经济、技术和人力的援助将有利于灾区的恢复和重建，比如2004年印度洋Tsunami发生后有医护、律师、管理等专业技能的侨民返乡援助。对原居住地的负面影响可能在于造成人才和资金的流失以及相应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阻碍。如前所述，移不起的往往是贫困且没有足够社会网络支持的底层人群，移得起的往往具有较高文化水

平、社会活动能力和一定的财力。另外，人口的大量外迁也容易造成当地商业的萎缩。

对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而言，在容纳迁移人口的农村地区，新进的人口会增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更多的人口可能流向城市地区寻求生存机会，这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负面影响是，当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城市时，快速城市化往往伴随贫民窟的扩大，城市管理暴露出严重不足，如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城市规划等等的缺乏。特别是在迁移人口集中的营地或临时避难所环境压力比较大，环境恶化的后果也比较明显。比如过度开采地下水和森林砍伐，因为大量迁移人口集中地收集木头作为做饭的燃料或用于牲畜喂养。

另外，即使是政府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主导的人口迁移项目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致新的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难题。比如莫桑比克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项目试图将洪灾影响流域的农民或渔民从河岸两边的肥沃土地迁到较高地势偏于旱的地区，但因此很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等待政府救济或国际援助。不少人周期性返回到原地重新耕种，试图恢复生计。

3.4相关政策响应

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新态势，各国政府应该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应对人口迁移的挑战，并尽可能减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总的来说，各国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及相应做法。早先的看法是迁移是当地居民没办法适应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失败表现。面对环境、气候变化恶化所引起的社区脆弱，政府应采取种种适应措施减少或阻止社区居民迁移的趋势。在这种思想下，政府多支持“稳在当地(community stabilization)”。学者们建议或实际中已开展的做法有：提供直接补贴，比如中国退耕还林策略中对上游农民的直补；项目支持，如开展扶贫、环境治理等项目，通过提供新技术、推广新种养模式，增强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堤坝等的兴建和修复)等措施提高社区和家庭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能力。国际组织如IOM也已经在人口迁移高压力地区施行了不少人口稳定的项目，目的在于增强那些受到环境恶化影响的社区和人群的适应能力。

另一种看法是也应该将人口迁移看成是气候变化适应机制的一种。正如在前面影响部分所述，对受影响人群来说，离开环境恶化和农业不可持续地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减缓当地环境压力的应对措施。这时的政策响应是加强治理、尽力减少人口迁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面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时候；也可出台政策鼓励人口迁移或主导开展人口迁移项目，比如莫桑比克的洪水移民项目和中国内蒙古的生态移民项目，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多放在监督和评价人口迁移政策及项目的效果上。

另外，普遍的共识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人口迁移的难题需要国际间和地区间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气候变化是一个无疆界的全球现象，发达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负面结果却需要由不发达地区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但正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所表现出的，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多有争论，关于明确责任的多边共识短期内难以达成。

4　研究前景和展望

虽然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对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的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对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的系统研究仍然相当缺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成为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1)术语及定义：现有认识上的差距导致定义的模糊不清和难以形成一致性意见，并直接导致各国在行动上的差异，实际损害了受环境、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可以主张的权益和应得的保护。术语及其定义仍然需要明晰界定并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可，这将对确认国际法下的国际社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具有重要的含义。

(2)迁移人口数量估算：对迁移人口数量和区域分布的不准确估算导致难以说服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并做出恰当的政策反应，特别是在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方面。提高数据可信度、建立数据收集和共享制度将有利于进行更准确的预测；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机理，运用更多新技术新方法建立预测模型，同时更多考虑其他多因素的影响；并迫切需要辨识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最脆弱人群和最需关注地区。

(3)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实地调查，用以解释气候人口迁移的机理，特别是在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时间尺度下不同气候变化模式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更多了解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