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1

一、区域金融风险凸现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困境

（一）区域金融风险凸现及其表现

计划经济中的银行体制，银行资金统存统贷，财务管理统收统支，国家对银行负无限责任，因此，由国家承担的银行风险通常难以显现。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风险日益显性化。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格局变化较大，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蓬勃，更多的外资银行被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并成为重要的金融力量。在整个金融市场上，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虽未完全打破，但金融市场占有率在逐步下降。截止2000年底，非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份额达33.5%，同时我国各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商品创新和金融经营创新等都有较大突破和发展。我国金融领域里已初步实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业务多样化、金融商品多样化和金融交易多样化的格局。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足，以及金融监管的相对滞后，导致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普遍扭曲和经营风险的扩大。

自从1996年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被接管后，我国已发生多起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事件。先是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接着又发生了海南城市信用社支付危机。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先后被接管，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因资不抵债而被迫倒闭。一系列的事件表明，长期以来在金融领域聚集的风险已经开始在个别机构、个别地区释放出来，并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是个别地区已成为金融高风险区域，一旦风险在区域间迅速传递，极易引起较大的金融危机。因此，区域金融风险已然凸现并正威胁着我国的金融安全。

当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具体表现在：

1. 经营规模比较小

尽管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筹资、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经营基础，但大多数区域性金融机构（主要指信用社）规模较小。而且，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这些机构的规模差异较大，大的多达几十亿元，小的仅有几百万元，一旦出现金融危机，规模小的金融机构非常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倒闭。

2.资产质量比较差

区域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途径有限，相当多的机构将资金用于拆借和证券市场，因而难以通过资产多元化分散风险。在贷款投向上，也多集中于该地区的少数几家。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直接导致信贷资金沉淀、损失，西北地区较为明显。还有一些地方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甩”债，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信用社不良贷款尤为严重。

3.资本充足率低

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国家发行特别国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其实际也是存款转化而来。至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其资本充足率就更低。不少机构的注册资本含有水分，在成立时借入资金充当资本，一旦成立这些“资本”便物归原主。这类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超负荷经营现象。人民银行虽然也规定了按一定比例提取公积金和建立税前提留呆帐准备金制度，但实际执行并不理想。

4.流动性风险突出

区域性金融机构普通存在备付金比率偏低、流动性差的情况。一些机构资产与负债结构不合理，短存长贷矛盾日益突出，或是存不抵贷，长期靠拆入资金维持运营，一旦市场资金紧张，就会陷入窘境。

5.盈利状况不佳

区域性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高息揽存现象，造成资金成本过高。在存款迅速增加的同时，急于寻找资金出路，放松考核贷款对象，导致贷款本息难收，盈利水平下降。

区域性金融机构更深层次的隐患不局限于以上诸多不良表现，更多的在于其经营环境的恶劣和内控不健全。一些地区信用环境差，地方政府将金融机构借贷资金看成是中央政府的财力，行政干预加剧了贷款风险的形成。另外，金融机构体制不顺，对权力没有制度化制衡机制，其中包括贷款和对外交易支付的投信管理制度，围绕以防范风险而设立的核算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等，都是导致金融机构行为不规范的直接因素，而金融风险产生的潜在基础正是金融机构不规范行为。

（二）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困境

中央银行居于金融业的首脑地位，一身兼有多项职能。当各种职能的执行存在冲突时，常常使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其结果往往是以牺牲某种职能为代价来完成其他职能。尤其在处理银行挤兑和倒闭时，中央银行的地位就显得不超脱。

中央银行在处理破产金融机构时不外乎有三种手段：第一，金融机构出现清偿能力不足等非正常情况时，中央银行一般会给予资金援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第二，金融机构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并严重存款人利益时，中央银行实施接管，旨在恢复其正常经营能力，确保存款人利益；第三，对一些经营不善中央银行难以帮其恢复正常经营能力的机构实施破产，迫使其偿还债务。这三种手段的实施往往给中央银行其他职能的行使带来若干负面影响，使中央银行陷入困境。

1.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与货币政策目标不协调

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有危机金融机构提供清偿手段时，如果货币流通处于正常状态，则这部分额外投放的货币就会使正常货币流通遭到破坏，这与中央银行稳定货币的政策目标相矛盾。若拒绝向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虽有利于币值稳定，但又与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相矛民

2.我国中央银行缺乏相应的资金保障难以确保地区金融平安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监管职能救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的途径应是财政拨款，而我国财政资金短缺窘境短期难以改变。以再贷款向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注资，不但超额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且掩盖并积累矛盾，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3.中央银行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援助有危机的金融机构

如果每个发生信用危机或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都由中央银行接管、注资救助或补偿，那么实质上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还是由国家承担，这种制度缺陷不利于金融机构商业化经营，也无助于风险的最终化解。

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存在诸多局限性，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辅助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并对存款人的利益加以保护。存款保险便是针对银行业不稳定和金融监管空缺而采取的措施，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及存在基础

（一）存款保险制度及其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符合条件的存款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向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交纳保费，在这些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破产清盘时，存款保险机构通过提供贷款、紧急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银行的清偿能力，保护存款人利益的一种保险制度。存款保险作为一种独特的保险形式，不仅在于为存款人提供灾难事件的保险要求权，同时又采取措施尽力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具有事前管理和事后救助的双重职能。

存款保险早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存在，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多数存款保险机构由于保险不足而自动消亡了。30年代大危机期间，美国的银行体系陷于崩溃边缘，仅在1930－1933年间，就有6704家银行倒闭，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开创了世界存款保险制度的新纪元。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引入了这一机制，许多国家只所以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在于它是一种较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更为有效的存款保险方案。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是一种含蓄的、间接的存款保险方案；而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公开的、直接的存款保护方案。中央银行的保障具有选择性，是否援助和援助到何种程度，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对于银行清偿力的判断和稳定金融的考虑；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保险机构的责任是确定的、自动的。中央银行的保障是不可预知的行为，存款人事先不知道中央银行的决策；而存款保险制度的承诺是事先的、明显的，对减轻存款人对其存款安全的担心更为有效。

自从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之日起，一直存在着存款保险制度褒贬不一的争论。反对者认为，由于存款保险的存在，会使存款人过分依赖存款保险机构，而不关心银行的经营状况，对存款机构不加选择，因此，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银行的冒险行为，使其敢于涉足高风险业务领域，而且银行在制定经营管理政策时，倾向于将存款保险视为一个依赖因素，使银行敢于为弥补较高的存款成本而在业务经营中冒更大的风险，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这样，那些资金实力弱、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往往从中获益，而那些实力雄厚、经营稳健的银行会在竞争中受到损害，不能体现竞争优势，不利于优胜劣汰。

从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角度出发，建立存款保险的“会共安全网”意义重大。对于大多数存款人来说，他们不仅缺乏足够的经验和信息，难以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作出正确判断，而且对他们来说监管的高昂成本使他们不愿接受，也就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一旦存款到期不能支付，存款人利益受损会削弱储蓄信心并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另一目的在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当发生挤兑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恐慌，金融体系的安全得以保证。存款保险制度对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通常存款保险机构很少以理赔方式接受大银行倒闭，即采取“太大难以倒闭”的政策，对小银行来说，这似乎有失公平。然而，从大小银行的风险水平、风险分散程度和抗风险能力的比较来衡量，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极大地淡化了大银行基于垄断的竞争优势，相应地改善了中小银行的经营环境。

（二）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相对于其它行业，银行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这种特殊性不仅体现在业务基本相同，对象基本一致上，更体现在其业务特点上。银行业务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经营的脆弱性。

1.高负债经营的潜在高风险性

银行的负债总额中资本所占比例极小，一般低于10％。但其具有重要的功能，不仅作为银行开业的基本条件，弥补损失的保障，更重要的在于资本可以发挥财务杠杆作用支撑巨大的资产扩张。负债比例越高，意味着银行的经营风险越高，同时承受资产损失并满足存款支取的能力越弱。

2.资产负债具有不对称流动性

在存款业务中，不仅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流出，定期存款中相当比例也有可能提前支取，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在贷款业务中，一方面由于贷款合同明确规定了贷款期限，没有特殊理由银行不能提前收回贷款；另一方面，银行贷款由于缺乏二级市场，在银行需要增加流动性时，一般不能通过出售资产来获取。存款和贷款对银行的债权债务约束要严格于客户，这使银行在应付流动性危机时极易陷于被动。

3.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存在于存款人与银行之间，通常存款人不能准确知道并鉴别银行的经营情况，一旦存款人靠不完全信息“知晓”银行陷入困境，便会将存款变现或将其转移至其他银行。同时，银行对存款人何时取款取多少款也难以准确预测，这使银行对挤兑的可能性降低了控制能力。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总是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有关借款人信息，而借款人只乐意提供对其有利的信息，设法掩饰对自己不利信息。这就有可能降低银行与优良客户达成贷款协议的可能性，并增加贷款的信用风险。

（三）银行危机高昂的成本

存款挤兑是商业银行危机的表现形式，挤兑只是对单个或少数银行造成，而恐慌则涉及整个银行体系，关系到整个银行体系和国民的稳定与。其一，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引起银行恐慌会使所有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大批的银行破产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崩溃；其二，银行恐慌引起银行体系大规模现金漏损，直接削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会引起多倍的货币与信用紧缩，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不仅如此，大规模的挤兑风潮造成大批银行的倒闭会直接破坏信用创造机制的正常运行，使商业银行的信用分配职能弱化，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银行业的挤兑风潮也会使银行对其流动资产进行大规模降价抛售，采取保守性经营策略减少资金供给，从而使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受到挫折。

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高昂，银行体系的崩溃和整个经济发展受损是直接的社会成本；公众对银行体系信心的丧失构成了间接的社会成本。存款保险正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银行体系和减轻银行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模式选择

领域客观存在着诸多风险因素，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一切要求我国应未雨绸缪，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和构建，应该在借鉴西方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选择切实可行的存款保险模式。

（一）存款保险机构设置

，各国创建存款保险制度的机构设置各不相同，通常有三种类型：一种由政府设立的‘官亦存款保险机构，如美国等；第二种是由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共同出资建立的合办存款保险机构，如日本等；第三种是由银行同业组织自己创办的存款保险机构，如德国等。这些机构有的附设于中央银行内部，不具有独立的机构形式，但大多数存款保险机构都是在中央银行之外独立设置。

结合我国的情况，存款保险机构应以财政、人民银行和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并以单独设置为宜。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央银行与存款保险公司资金的独立运行，也有利于二者各司其职，保证金融监管高效。在中央设立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业务；各大区设置二级公司、接受总公司的垂直领导和委托，负责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审查并办理各类区域性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等机构的存款保险业务。

（二）存款保险机构职能

存款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必然产生存款保险机构有无监管权及有多大监管权限的，即存款保险机构是具有单一职能还是双重职能的问题。单一职能只能是为保护存款人利益进行理赔，而具有双重职能的存款保险机构除了负责保险理赔之外，还要提供清偿能力紧急援助，对面临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接管、支持合并，同时还要配合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进行日常业务监管。日本的存款保险机构仅被赋予单一职能，而大多数的存款保险机构被赋予一定的监管权。有的存款保险机构监管权限很小，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我认为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应授予一定的监管权，承担双重职能。也有人认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不应被授予监管权，并将其归因于为保证中央银行监管权威性和顺应中央银行法关于人民银行是唯一的银行监管机构的规定。但实际上，中央银行与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方向与业务并不雷同，二者在各自的监管领域都可具有权威性，同时，为了被动地适应特殊情况下制定的而人为对当前的监管体制加以维护，则与削足适履无异。为此，存款保险机构应被赋予一定的监管权，从而弥补监管漏洞，更好地发挥监管效力。

（三）存款保险对象及加入方式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大多按“领土论”原则确定保险对象，凡境内的全部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均属于保险对象。但也有例外，德国和日本的存款保险对象还包括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而比利时和日本则不把外国银行设在本国境内的分机构列为保险对象。关于存款保险的加入方式，大多数国家规定存款类金融机构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甚至有的国家规定把是否参加存款保险作为取得执业资格的条件。德国、比利时等国允许这类机构可自愿参加存款保险。但即使在采取自愿加入的国家里，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了保持自身的信誉和竞争力，也绝少有不参加存款保险。

我国宜采取强制加入的要求境内经营存款业务的所有金融机构参加存款保险。包括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也包括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具有较大存款规模，存款保险机构既不可能接受其倒闭又无能力负责理赔，具有国有产权背景的四大商业银行目前并不具有倒闭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为了规范其商业化经营并保证与中小银行公平竞争，以长远计，国有商业银行也应参加存款保险。

（四）存款保险范围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并非把所有存款纳入保险范围，对于是否把存款所有人、本外币、地域分布及期限长短等特征的存款纳入存款保险范围，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如对于同业存款，除加拿大、挪威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均未将其纳入保险范围之内；外币存款，除德国、美国、意大利之外，多数国家排除在外；对于外国银行的存款，奥地利、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打破了单纯的“疆域”概念，将商业银行海外分机构存款也包括在内。此外，某些特殊类型的存款，如大额存单，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对其不予保护；英国不将5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列入保险范围。

就我国目前而言存款保险范围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只保本币存款，不保外币存款；本币存款中，只保居民储蓄存款，不保存款和财政性存款。因为外币存款种类较多，汇率变化快，难以确定统一的保险额度。人民币储蓄存款是我国银行的主要负债，代表着大多数存款者的利益，因此，只要对人民币储蓄存款实行有效保护，就可以减轻倒闭金融机构的压力，为银行清债及重建提供条件，从而间接保护了所有存款者。

（五）存款保险限额

对接受保险的存款，各国一般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个最高点，对超过限定数额的存款不予保护，也有的国家对存款按比例赔偿。如英国，存款额的75％可以受到保护，但绝对数不得超过1万英镑。美国1980年新银行法对存款户受保险的金额上限规定为10万美元。这样，部分赔偿的存款保险制度就可以通过存款人的选择来强化银行自律，使银行采取更稳健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种社会选择仅凭金融监管是做不到的，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保险限额并非一成不变。

鉴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金融资产少，存款的地区行业间差异较大，在确定存款保险理赔最高限额时，一方面要注意保护中小储户，力争使90％以上的公民存款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最高限额一经确定，该限额在5—10年内应尽量保持稳定。此外，针对大额存款人可能将资金分存多个账户的情况，可考虑在我国实行的居民存款实名制下，对同一名下多个账户的个人存款，只能投保其中的一个账户上的资金来确保其实施。

（六）存款保险费率

目前，世界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都采用固定费率，即对不同风险水平的投保银行按同一费率保险费。如德国按存款总额的0.03％收取、日本按存款总额的0.012％收取。费率的具体水平由存款保险机构根据该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程度、银行的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按同一费率计算保险费使风险较低的投保银行付出相对高的代价，而风险较高的银行付出的代价相对较低，容易使银行滋生道德风险。然而，由于影响银行风险水平的因素过多，存款保险机构难以合理把握各银行的风险程度。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外部传导；区域差异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1-0059-06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区域差异化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关心的问题，随着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发展，欧盟统一货币政策在各个成员国是否会有同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代表性研究有Bemanke B,Gertler M(1995)，CecchettiS(1999)、Britton and Whitley(1997)、Carlo Ahavilla(2000)、Carlo.Monticelli(2000)、Volker Clausen。BerndHayo(2002)、Yunus Aksoy&Paul De Grauwe(2002)、Ganley,Salmon(1997)、Hayo,Uhlenbrock(2000)等。但这些研究以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作为研究前提，主要集中研究不同国家银行结构、银行规模、产业结构与产出或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在国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较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数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作为出发点，然后简单得出货币政策在我国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化影响的结论，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产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效果，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具体过程”则缺乏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可以分为内部传导过程和外部传导过程，周孟亮(2007)对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内部传导阶段，我国东部地区无论在基础货币投放还是货币乘数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我国中央银行总量性货币政策调控能够较好地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但没有兼顾到货币供应的区域结构问题，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在流向各区域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对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进行研究。

一、理论介绍和本文分析框架

货币政策在正式实施和达到目标之间有一个内在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个阶段是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机制，是一个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过程，中央银行通过对操作目标的控制，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控，即“货币政策工具一操作目标一中介目标”的调节阶段，作用主体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作用的经济要素是各金融变量。在这一阶段内，通过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科目或负债科目余额的变动，引起基础货币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借助货币乘数效应的传导，使得货币供应量呈多倍伸缩。第二阶段是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机制，是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至最终目标的调控阶段，是金融作用经济的阶段，即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供给从而改变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

货币政策的根本作用在于实现货币供给调控，使货币供给满足市场经济交易对货币的需求。从调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之一，通过向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注入货币，其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影响社会总支出水平进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关系，无论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都要达到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减少或者增加来影响社会总支出即总需求的变动，因此在货币供给量和社会总支出之间存在一种必然性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使货币政策得以实现其预期目的，这就是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机制。一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大多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看作一台机器，认为只要找到其动力学机制，这台机器在哪儿都是一样运转的，只要中央银行把握好“钱袋子”，整个实体经济就能够良性、稳定发展，即货币从箱子一端输入，稳定的产出自动从箱子另一端输出。其实，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机制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社会过程，不是一台机械式运作的机器，也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大国，影响货币政策外部传导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环境处于深刻的变迁之中。以上“黑箱理论”没有考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金融、经济结构的非同一性，我国实体经济的结构因素会对货币的具体流向产生重大影响，货币绝非从一端整齐地输入，从另一端整齐地输出。

货币政策外部传导阶段是金融作用经济的阶段，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的区域差异化问题，本文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金融如何对微观经济层面发生作用，即金融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经济

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引起操作目标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改变以后，金融机构将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是货币供给主体和货币供给受体之间的传导渠道和“网络”。

(二)微观经济层面对金融的改变有何反应，即实体经济本身如何应对来自于金融领域的冲击

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的预期及其相应经济行为的调整，而金融理念、金融努力程度等因素是影响其预期和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货币在金融传导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价格信号，这种价格信号也会对企业、居民的预期及行为产生指导作用，会促使区域间资金流动，同时为下一轮货币政策提供反馈信息。

二、我国货币政策外部传导区域差异化效应的产生

(一)金融对微观经济层面的作用途径区域差异

我国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区域差异化可以从金融机构区域分布差异和金融机构资金管理体制两方面进行分析。

1、从金融机构区域差异来看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领域的冲击必须通过金融组织机构来进行，特别是在当前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更加离不开信贷服务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毛细血管”，只有依托于这些遍布全国的商业银行机构，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资金血液才能顺利流向所需要的地方去，中央银行也必须借助于商业银行机构来回流资金。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能否及时有效地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之中，首先要看有没有足够数量和合理结构的商业银行等信贷服务机构的存在，它的布局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在我国，无论是从一级法人金融机构的数量来看，还是从金融分支机构的布局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组织机构布局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不仅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所在

地，而且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所在地，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也要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绝大部分的外资银行分行也设在东部地区。表1表示2007、2008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情况，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还有下降趋势，2007年所占比例分别为24％和27％，2008年分别下降到22％和26％。

我国金融机构布局区域差异使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区域差异化。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由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体系全面、多样化，而且又是总行所在地，贷款权限很大，一旦“银根”较松时，金融机构贷款会较快地通过各种类型金融机构流向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速度较快。在西部金融机构比较单一的区域，金融机构种类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主，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体制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措施的相继推出，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主要表现为存款竞争而贷款谨慎，这样使金融体系的资金不能顺畅地流向实体经济，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较慢。

若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贷款利率或者紧缩“银根”的窗口指导。东部地区由于金融机构种类齐全，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有更多的选择。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十分谨慎，在强调风险防范的情况下，往往不加区别地对企业的贷款需求一概回绝，通过惜贷、慎贷消极地回避风险，在此情况下，不该发放的贷款的确不贷或者很少贷款了，但该发放的贷款却也未能贷出去，使中西部地区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2、从我国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来看

在我国商业银行现有资金管理模式下，普遍实行分理处――支行――二级分行――一级分行――总行链条式的资金上存模式，一般由商业银行总行对本商业银行系统内资金进行管理，是一种由商业银行总行进行资金划拨的纵向资金管理体制。表2表示我国两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各区域贷款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两家国有银行将贷款重点放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为主体的东部地区，中国农业银行在以上地区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由2007年末的54.09％上升到2008年末的59.66％。中国工商银行在以上地区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也将近60％。这种资金管理制度会对我国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影响，客观上不利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

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时，商业银行总行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也会严格各基层分行的信贷责任，加强内部资金管理，同时统一调度其各层次分支机构的资金，而此时，基层银行也愿意将资金上存总行，主要是因为贷款风险大，风险收益不对称，贷款积极性不高，宁愿将资金上存总行获取稳定的利息以应付自己硬性的利息支出，而各商业银行总行一般将中西部地区分行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转投向东部地区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近年来，各家银行提出的发展战略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如中国建设银行一度确定的“双大战略”，确定将全行资金投向发达地区的“大行业、大企业”，中国银行一度确定“四重战略”，确定集中资金支持经济效益好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业务”。紧缩货币政策使中西部地区商业银行通过消极办法应对中央银行紧缩政策，与中央银行预期发生偏离，而东部地区由于有中西部地区资金注入，资金反而比较宽松。

(二)微观经济层面对金融的反应程度区域差异

1、从各金融机构金融努力程度来看

在我国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能力支付进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关费用，微观经济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各金融机构不仅在信贷市场上互相竞争，而且纷纷开展新型金融业务，改善金融服务水平。除了研究开发新型金融产品以外，还时刻关注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保持高度敏感性，金融努力程度高。

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不高，产权改革滞后，其信贷行为受国家政策的制约，经营决策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信贷条件的限制使许多合格企业和居民被排除在贷款对象的范围，中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效益相对较差，风险大，在利率调整中利差的变化对银行在经营中的影响很大，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货币政策时，国有商业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分支机构贷款权限有限，贷款收益和承担的风险不对称，缺乏激励去扩大信贷投放，宁愿将资金上存总行，而当地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却“嗷嗷待哺”，这样必然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通。

2、从各区域企业融资渠道来看

由于不同区域融资渠道的差别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对不同区域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我国东部地区，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东部地区企业不仅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筹集资金，而且可以通过非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筹集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也主要是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展相对缓慢，加上中西部地区金融体系发展相对缓慢，融资渠道较为狭窄，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据2008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数达1625家。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8.6％、15.9％、18.3％和7.2％，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股票A股筹资额分别占比恩别为71.1％、11.5％、14.9％、2.5％，H股筹资额分别占比80.7％、3.0％、9.9％、6-4％，国内债券筹资额分别占比83.7％、6.7％、6.4％、2.2％。2008年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累计发生额和票据贴现累计发生额分别有71.6％和50.6％发生在东部地区。

由于融资渠道的区域差异，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化效应。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东部地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资金紧缩不会立即对企业产生过度的资金短缺，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时滞”较长，此时国有商业银行往往首当其冲压缩在中西部地区的贷款，使中西部地区经济立刻降温。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东部地区经济往往率先“启动”。使我国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异(如表3所示)。

3、从居民金融努力程度来看

东部地区人均收入较高，居民金融意识和理念浓厚，资产多元化程度高。所以，在东部地区，除货币政策信贷供给可能性效应发挥作用以外，货币政策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也逐渐发挥作用，企业、居民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较高。

中西部地区居民资产多元化程度低，主要是持有银行存款，居民金融努力程度低下，货币政策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很难发挥作用。

(三)区域间的资金流动成为统一货币政策的冲销力量

市场经济是货币信用发达的金融经济，资金具有追逐利润的天性，从根本上说，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刺激主要源于区域间金融价格的差异。金融价格可以通过资金的机会成本体现出来，某一区域资金的机会成本可以通过机会成本1(在该区域内使用)或机会成本2(在该区域外使用)得以体现，而金融价格的实现与金融发达程度，资金流的畅通程度有关。根据樊纲，王小鲁的统计，2002年我国区域总体市场化程度排名中，处于前10位的分别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天津、辽宁、河北，全部是东部省区，处于后五位的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宁夏和，全部是西部省区。表4是2001―2004年我国各区域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总资产贡献率是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排名情况统计，可以看出，排在前10名的绝大部分是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省份大部分排在第10―20名，而西部地区省份大都排在第20―31名。金融价格差异导致区域间资金的流动，这种区域间资金流动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资金供给超过资金需求，而是因为西部金融不发达，资金的传导机制落后，即使资金的机会成本1较高也不能实现，无法实现区域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只能承受较高的成本往东部地区流动。区域间资金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也具有重要影响。10名、第11名――20名、第21名――31名。

资料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05年)中各省份资料整理。

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东部地区经济将率先启动，经济发展前景被看好，这种预期的利润将吸引各方资金的流入，在各方资金的支持和其他因素的推动下，东部经济很快恢复，并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也走出低迷状态。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调节将会导致经济过热，产生“泡沫经济”，中央银行面临新一轮的宏观调控。

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银根紧缩会使原本稀缺的资金变得更加紧张，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会向东部地区流动，这弥补了东部地区资金的“紧张”，弱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当中央银行意识到“市场”调节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就会使出他的“杀手锏”，强令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紧缩信贷，在中央银行的“高压”下，东部地区过热经济有所改变。但此时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银行信贷已经过度紧缩，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深受资金缺乏的困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刚刚走出通货紧缩的经济又重新陷入困境。

三、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两难处境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存在使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效应发生了偏差，来自金融领域的冲击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容易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陷入两难境地。我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实际情况可以很清楚说明这一问题。

从1984年1月到1990年12月短短7年内，我国先后实施7次货币信贷松紧交替变化，每当中央准备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时，全国对此争论很大，面对1984年的信贷膨胀，激烈的争论使紧缩的政策最终在1985年一季度出台。在1987―1988年我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以后，进入了三年全国经济治理整顿时期，到1992年和1993年上半年，经济较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率先出现了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局面，物价指数迅速攀升，通货膨胀蔓延至全国范围内，中央在7月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使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比上月下降4.6％、2.8％、4.8％、4.2％，而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比上月下降10.4％、12.5％、7.8％、12.1％、13.4％，经济发达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从高水平上略有下降，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增长刚刚起步又退回低谷，1993年9月，中央不得不放松银根，货币供给增长又转为上升，投资增长和物价上涨势头又重新出现。

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力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2003年下半年出现了以投资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为代表的物价上涨，2004年，对于物价上涨是否会波及整体物价上涨，引起经济过热等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以后，中央银行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紧缩信贷等一系列措施减少货币供给，至2004年底，物价上涨势头没有明显改变，东部地区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依然较大，辽宁、上海、天津、北京和福建的原材料购进价格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之差高达10％以上，房屋销售价格增幅超过10％的省份有9个，分别为沈阳、上海、南京、青岛、宁波、重庆、天津、杭州和济南；另外，东部地区零售物价指数的率先增长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增长，14个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4％，其中10个省份来自中西部地区，涨幅最高的分别是云南(6％)、河南(5.4％)和湖南(5.1％)。在最近一轮宏观调控中，中央银行实施信贷紧缩，在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前后，对于应该如何调控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很大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但从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效果来看，存在对西部地区更为不利的现象。据中国人民银行怀化中心支行调查统计，2004年上半年，全国M2增长17.5％，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18.6％，湖南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长16.4％，各项贷款增长14.8％，而怀化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仅增长9.87％，各项贷款增长为4.5％，远远落后于全国及全省增长速度。2003年怀化各项贷款占全省贷款的3.4％，2004年6月各项贷款占全省贷款的3.34％，下降0.0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极为不利，使西部地区投资大大减少，怀化相对于全省来讲属于后发展地区，2009年1-5月份完成的投资总量仅占全省同期的2％，尚未出现“过热”的趋势，国家重点限制的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热点行业在该地投资份额不大，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各项紧缩政策出台使得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更加严格，使该地的地方重大项目和国债项目资金普遍到位慢，银根紧缩更使项目资金压力增大，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建设进程，融资难度加大，后续资金跟不上，资金链条可能因此断裂，一些融资渠道窄的农林水利、公共设施、生态环境项目更是雪上加霜，对当地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2003年以来，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下，全国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整体出现回落，但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更大。自2002年以来，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在内的西北5省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一季度下降更加明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下降到3.59％，较2003年下降了2.77％。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投资平均增长速度为36.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26％，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37.8％、32.9％、30.8％、9.6％和46.2％，而同期处于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浙江和河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为73.1％、66.2％、41.9％、48.8％，整体上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另外，从全国性投资过热的钢铁等行业来看，2002年以来，陕西钢铁行业投资仅增长10.7％，水泥行业投资增长29.9％，电解铝行业没有新的施工项目和投资，但在全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下，陕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2004年一季度相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5.2％。

宏观经济调控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使全国整体经济平稳发展，而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以货币引导的社会供给和需求，从以上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经济“过热”与“过冷”交替循环。

四、结论

我们不能因为区域金融差异对货币政策的冲销效果而将货币政策退回到直接货币控制的老路上去，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事实上，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化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么一个处于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从两方面来应对这一问题。

(一)从国家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角度来说，国家要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一方面追求自身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但国家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种产出既体现为“有形产出”，如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也体现为“无形产出”，如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带来的产出增长，既体现为“短期产出”，如国家用急功近利的政策干预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也体现为“长期产出”，如通过逐渐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尤为重要)来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所以，一个理性的国家在实施货币政策调控时应该考虑区域层面的因素及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加强建立区域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调控体系，赋予区域分行在再贷款和再贴现方面等方面更大的权利，进一步实施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及时收集处理地方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地方信息事务部”，并及时将信息向决策部门反馈，以便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时能够透过该部门听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声音，把握地方区域的经济金融信息、财政状况。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3

论文摘要：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阻滞主要表现为信贷投放持续萎缩，县域金融服务畸形发展，信贷结构不合理，潜在金融风险大。原因在于基层央行的体制安排不到位，商业银行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对称，经济主体缺乏活力，社会信用环境不佳等。本文提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必须从完善体制人手，提高社会金融意识，促进经济与金融互动和双赢

近年来，稳健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来看已取得预期的宏观效果，但是在经济落后的部分地区，存贷比偏低，信贷结构不尽合理，金融风险还远未解除。它反映了金融宏观调控适度与资金分布结构性矛盾突出。如何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尝试作如下探析。

一、稳健货币政策在经济落后地区贯彻实施及货币政策效应基本情况

由于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宏观政策的微观效果差别巨大，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持续萎缩。近几年湛江市的经济增长一直落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持续放缓，贷款增长远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甚至也远远低于辖区经济增长水平。1998—2001年四年贷款平均增长只有0．29％，低于全省12．11个百分点，也低于“九五”时期湛江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7％的水平。在当前商业银行一级法人经营体制下，为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限，基层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出现萎缩，贷款未能与存款成正比例增加，资金大量上存，2002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达47亿元。目前商业银行上存资金一年期利率在3．15—4．3％之间，远远高于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1．89％)，甚至高于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3．24％)，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趋势加剧，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二是县域金融服务畸形发展。2002年，湛江各项贷款增加14．2亿元，其中市区增加30．4亿元，县域减少16．2亿元。由于湛江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定位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大企业、大公司定为自己的服务主要对象，上收贷款审批权，撤并县域分支机构，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已变相为只存不贷、只收不贷的储蓄机构。而湛江市商业银行虽将中小企业定位为主要服务对象，但县以下却没有分支机构，邮政储蓄资金只入不出，不断抽出县域资金，农村信用社本着“为农户服务”的宗旨，服务对象重点是农户。这样县域金融服务处于一种畸形的发展状态，一方面，本来已经虚薄的信贷资源被不断抽走，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各金融服务的真空地带，发展艰难。三是信贷投放向非生产性领域倾斜。经济落后地区不仅信贷投放总量萎缩，而且贷款的投向大量向医院、学校、市政、邮政等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个别大型企业转移，支持中小企业的生产性贷款大量下降。四是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不高，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没有根本好转。五是逃废债现象依然严重。2002年末湛江市逃废债企业共1432户，比上年末增加26户，逃废债本金19亿元，利息13亿元。

二、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因素分析

(一)金融体制方面的因素分析。

1、中央银行的体制与职能的安排不到位。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服务是中央银行三大职能。近几年来，在金融风险不断聚集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基层中央银行职能的重点定位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加强金融监管，创建金融安全区是基层央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如何发挥货币政策职能的作用在政策安排上不到位。基于上述认识和政策安排，基层央行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苍白无力，力不从心。就人行中心支行一级来说，只有再贷款和窗口指导两项政策工具，再贷款也仅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专项再贷款和紧急再贷款，政策限制严格，窗口指导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发生矛盾时，难以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某商业银行湛江市分行将服务对象确定为国际结算业务量迭500万美元以上、经营运作正常、有一定结算业务发展潜力的客户。据调查，2001年湛江市实现进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只有24家，因此，能享受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扶持的企业十分有限。

2、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对称。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媒介，其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商业银行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为摆脱旧体制下形成的创伤，加强了统一法人管理，普遍建立了风险约束机制，以防范风险为首要经营原则，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方面，普遍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模式，信贷的决策权集中在总行和省级分行，在上级行对下级行的授权授信管理过程中，基层行只有推荐权且要承担管理责任，对基层信贷人员实行第一责任人终身制，个别机构对新发放贷款要求本息要100％收回，在业务开拓发展过程中不允许丝毫差错。这种责任与激励的不对称，重罚轻奖的管理制度，使基层管理者对贷款的发放更加严格谨慎，惜贷现象普遍。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基层行的信贷资金大量向上级行聚集，向货币市场流动，使中央银行调控信贷规模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彻底失灵。

3、相关政策的配套不完善。在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硬约束的情况下，相关政策的配套不完善，也是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不畅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中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农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由于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发展滞后，使金融机构面对高风险低收益的农业贷款项目往往望而却步，从而造成农民贷款难。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个人信用征询系统迟迟未能建立，也严重制约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国家助学贷款也属于个人消费商业信贷范畴，商业银行由于存在诸多顾虑，发展也不理想。如湛江市有省属高校三所，2002年末在校人数25483人，工商银行年末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余额540万元，比年初增加502万元。贷款人数1118人，占在校人数的4．39％。据有关资料统计，至2002年6月末止，全国助学贷款人数112．5万人，占在校人数12．5％。湛江市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

(二)经济主体方面的因素分析。

1、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主体缺乏活力。货币政策只有实际作用于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经济主体缺乏活力，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下降，货币政策也就无法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这是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如湛江市原有32间糖厂，年产糖100万吨，由于结构不合理，全行业面I临严重困难，1995—1999年连续四年亏损22．94亿元，拖欠大量的甘蔗款、税款和银行借款。面对严峻形势，市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于2000年行政关闭12间糖厂，随后进入政策性破产，对20间糖厂全面转制经营。糖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对湛江市经济发展，特别是主产甘蔗县(市)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振动。2000年工业总产值徐闻县下降39．4％；雷州市下降32％；遂溪县下降32．2％。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单一，结构调整难度大，可增加投资的亮点缺乏，银行信贷自然低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根据业务调整的需要，纷纷实施退出低效市场战略。1999年至2002年湛江市农行共撤并基层网点122个。

2、社会信用环境不佳，金融意识不强。社会信用环境是软环境的重要一环，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失去信用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无从确立。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结构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地方政府及企业、个人等经济组织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充分利用政治、经济、行政等手段，寻求局部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债权人的利益，屡屡利用“金蝉脱壳”、“大船搁浅、舢舨逃生”等手法逃废银行债务，使商业银行金融债权维护工作面I临巨大压力。特别是当前国有企业改制速度在加快，在国有企业兼并、破产、转让过程中，职工的安置及其再就业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司法机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处理这些案件往往缺乏公平、公开、公正。如湛江市某企业破产案，本应按照民事破产程序处理，实际操作中法院却单方面套用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处理，破产财产的处置所得全部用于职工安置，严重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银行贷款即使有抵押，也可能得不到优先受偿。虽经金融部门的据理力争迫使有关部门作出让步，但社会信用的总体改善任重道远。

三、对策建议

(一)赋予基层中央银行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控考核权限。面对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机构资金外流增加，中央银行调控和引导乏力。中央银行应调整调控策略，加强监测，探索建立资金流向备案制度、信贷资金投入对地方经济增长贡献率奖励制度的可行性，鼓励金融机构立足本地，积极开拓业务。改革邮政储蓄资金集中上存中央银行政策，实现地方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发挥中央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在扶持、引导中小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扶持力度。灵活发挥窗口指导职能，防范贷款向个别行业过度集中而形成的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在做好信贷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加强资金管理，增加有效信贷投放，改善银行经营效益。

(二)建立科学的信贷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以发展促稳定。金融机构要在盘活存量和优化增量两方面协调发展，制定科学的信贷业务经营和考核体系，奖罚分明，在授信授权方面适当扩大基层行的决策自，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积累的原则，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其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促进货币政策传导顺畅。

(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促进金融稳健有序运行。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努力培养良好的社会信用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信用机制，整治社会信用秩序。二是要发挥银行行业组织的作用，联合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把对逃废债企业及其负责人的制裁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合力维护金融债权。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4

关键词：人民银行，机构性质，实现途径

随着中国银监会的成立，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进一步分离，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和自身职能面临着新的调整。如何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界定人民银行的职能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银行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人民银行的工作实际和未来出发，就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及其实现途径谈几点看法。

一、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理想目标模式

（一）人民银行机构性质演变的回顾

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是指人民银行自身所具有的属性，这是由其在国民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职能的不断调整，其自身性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建国初期至1978年底。这段时间，我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虽然也出现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一些专业银行和机构，但时间都不长，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业务。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如发行货币、国库、管理金融等，又从事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如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并在金融业中具有高度垄断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体系被称为“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从银行制度来看，属于复合性的中央银行制度。这种“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和复合的中央银行制度是与当时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此时，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是既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又具有商业银行性质的综合性的中央银行。

2、1979年至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专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1979年2月，原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部和国外业务部分别独立出去，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1980年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并恢复了中断20年之久的国内保险业务。人民银行的经营性业务逐渐减少，双重职能逐步剥离，中央银行职能逐步得到加强。198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能、组织机构、资金来源及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以利于中央银行职能的强化。这一阶段的人民银行，其机构性质处于一个由复合性中央银行逐步向单一中央银行体制演化的阶段。

3、1984年至今的人民银行。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至此，我国结束了复合的中央银行体制，转而实行单一的中央银行制度。1986年1月7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理》，首次以法规形式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地位和职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中国银行制度正式形成并进入了法制化发展的新阶段。此时人民银行正式成为单一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随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原来由人民银行承担的证券监管、保险监管和银行监管职能逐步从人民银行剥离，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转变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人民银行逐步演变为以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为主的单一制的中央银行。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机构性质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从复合性的中央银行到单一制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其经营职责则经历了从“大一统”逐步向单一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演进的过程。

（二）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理想目标模式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定位是逐步向单一的中央银行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也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进行了定位，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那么，中央银行的性质又是什么?我国的人民银行又是什么性质的中央银行?

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央银行是从银行群体中产生出来的。经营货币和从事信用活动是银行固有的性质，实施金融管理和金融控制是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附加的、外来的，是中央银行性质的升华。发育比较完善的中央银行，一般都具有垄断货币发行权、票据交换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和代表国家或政府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等功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清算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从中央银行上述功能中可以抽象出，中央银行的性质是唯一代表国家进行金融控制与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说它是特殊的金融机构，是因为一方面它既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机关，一般的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主要靠的、行政的和的手段，中央银行干预经济除采取上述手段外，更多的采取经济金融手段；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仍然是银行，它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办理银行业务，发行货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机构开立帐户，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金融机构相互之间进行清算等，但它所办银行业务主要是宏观上的银行业务，一般不办理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说，中央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

由于各国体制、习惯和传统的不同，中央银行的机构性质在各国有很大不同，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央银行的机构性质是法人。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2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按公法设立的联邦直接法人。二是中央银行不是法人而是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三是中央银行是官方组织，如《瑞典国家银行法》规定，瑞典国家银行是直属国家的官方组织。由于各国传统和经济的差异，中央银行这一机构在性质上属于国家机关还是属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过去也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其理由是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隶属于国务院，负责金融行政管理。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是经济组织，其理由是中国人民银行办理银行业务，有经营收入，上交利税，业务活动收取费用。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国家机关，又是金融企业，当中国人民银行履行金融行政职能时，以机关面目出现，当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业务时，以企业面目出现。本文认为，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具有一般中央银行所必须具备的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并为了实现这一职能，依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关系， 在彼此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应属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此时人民银行具有一般企业法人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够完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大量运作不规范等违纪违规，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运行机制还不够顺畅、金融机构内控制度不够健全、运作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差等问题。人民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管机关，必须承担自身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而要履行好这些职责，人民银行就必须动用行政手段，对金融市场运行进行监督。此时，人民银行又具有一般国家机关的性质。因此，人民银行具有金融企业法人和国家机关的双重性质。但是，由于其内在的特殊性，人民银行与一般的金融企业法人和国家机关又有所不同。首先，人民银行与普通银行具有以下区别：（1）人民银行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只对政府、普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办理业务；而普通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工商企业、单位和个人。（2）人民银行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与普通银行不同。人民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经营中对于政府财政存款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一律不计利息；而普通银行的经营目标和经营原则则以营利为目的。（3）人民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由国家任命，普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则由股东会或董事会任命。其次，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关，与一般的政府机关具有以下区别：（1）人民银行办理金融信用业务，如存款、贷款、贴现、清算等，实行资产负债管理，有资本、有收益。这与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运转的一般政府机构明显不同。（2）人民银行履行其职能主要是通过金融信用业务活动实现的，管理办法主要是经济手段，调控工具主要是间接杠杆。这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一般政府机构有所不同。（3）人民银行因其职能、业务的特殊需要，一般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领导人的任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和制约关系等，不象一般政府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而往往是对中央政府直接负责。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进行了界定。该法第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该法第4条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依照该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根据上述规定，我国设立人民银行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因此，总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立法是较为科学的。但不可否认，关于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在法条上仍存在不够具体的弱点：第一，该法没有对人民银行国家机关的性质作出明文规定；第二，该法对中央银行依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主体依据（即法人）未作明确规定。因此，本文建议将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表述为：“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全国金融业的主管机关，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是按公法设立的直接法人，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依照本法第四章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是由其机构性质决定的，人民银行性质的双重性（即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法人银行和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决定了其职能的双重性。一方面，人民银行要提供金融服务，必须具备从事一定业务活动的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人民银行要完成货币政策目标和维护金融稳定，就必须具备行政管理的行政职能。因此，我们认为，人民银行的职能包括了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两方面。从经济职能上看，人民银行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是指人民银行是有权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它垄断货币发行特权，成为全国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这种对发行权的独占，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因分散发行造成的信用膨胀、货币紊乱和币制不统一；另一方面也利于调节和控制货币流通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人民银行发行钞票，并有政府作后盾，也有利于货币的稳定。银行的银行，是指人民银行只与普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不与工商企业发生直接的信用关系，因而是银行的银行。人民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其原因在于人民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各商业银行具有的创造“存款货币”能力是人民银行进行货币信用控制的对象。人民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具体职能主要有：集中保管存款准备金，成为普通银行的现金准备中心；建立全国金融业票据结算中心；充当最后贷款者，当普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向中央银行融资，主要方式为办理再贴现、再抵押或直接取得贷款。政府的银行，是指人民银行作为特殊的银行对政府提供金融服务。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职能主要包括：充当政府金融顾问；国库、管理政府资金；作为政府证券的机构；政府进行黄金和外汇交易，或管理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直接对政府贷款；代表政府签订国际金融协定，从事国家金融活动以及与国外中央银行进行交易。从行政职能看，人民银行主要具有调节职能和管理监督职能。其调节职能是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运用自己所拥有的金融调控手段，对货币与信用进行调节和控制，进而和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进程，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具体包括运用存款准备金手段、再贴现和再贷款手段，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及其他手段进行调控等。其管理监督职能是人民银行作为最高金融行政管理当局，为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全与稳定，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而制定金融规章并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其具体内容包括：草拟金融法律、法规，制定金融行政规章；管理资本及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等。当然，人民银行的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二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作为银行，它要提供金融服务；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要对货币和信用进行调节；作为金融管理者，它要对全国金融活动实施监管。因此，我国学术界许多人将人民银行的职能概括为服务职能、调节职能、管理和监督职能三个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只不过这种职能分类不能阐明人民银行职能与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关系。人民银行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分类方法的提出和这两种职能内容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二、人民银行机构性质的实现途径

从我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看，它是一个兼具法人和国家机关双重性质的特殊的金融机构。但从我国人民银行的运行情况来看，却没有有效体现这一性质和人民银行的自身职能。突出体现为：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内部管理体制运行不顺等。要全面履行人民银行职能，实现人民银行的机构性质，重点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划分中国人民银行的隶属关系，保持中国人民银行在上的独立性。

关于人民银行的隶属关系，争论颇多。由于人行隶属于国务院，因而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其独立性存在着先天不足。所以有的学者主张，人民银行应像美联储对国会负责那样而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这样人民银行所有关于独立性不足的就都能够迎刃而解了。笔者对这种观点却不敢苟同，因为我们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体制不同，所以人行向全国人大负责的条件不具备，起码现在还不具备。众所周知，美国政治体制实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国会作为立法机关对行政具有很强的牵制力，因而美联储对国会负责，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总统对联储横加干预的可能性。而我们国家是主义国家，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国务院都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因而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在宏观决策上是统一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人民银行欲借助于全国人大的力量而独立于政府的宏观决策，显然是行不通的。况且，国务院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政策、法令还要借助于国务院的权威和政令渠道而在全国顺畅的推行。如果人民银行划归全国人大领导，很难想象人民银行的工作能够比以前更顺利地在全国展开，如果人行的工作与其他利益部门发生冲突，受到阻挠，那么，国务院在处理这些纠纷、维护人行的权威性等方面，比起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更富有经验和效率。由此可见，目前情况下，人行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而脱离政府的管辖，条件还不成熟，并且这种改革所牵涉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下，笔者不赞成人民银行直接划归全国人大领导，但人民银行应积极改善与国务院的关系，国务院不宜过多干预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操作，人民银行应有别于其它的部委机关，两者不应是简单的上下级的关系，而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基础上的、新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国务院在依法监督人民银行的同时，也应成为人民银行履行职责的有力保障。与此同时，也应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行货币政策的监督权。虽然《人民银行法》第六条规定人民银行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工作，但该条规定过于粗疏，笔者认为，人民银行除了向国务院汇报工作以外，也应定期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及时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知情权是其履行监督权的前提。当然，人大对货币政策的监督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并应逐步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了保证人民银行在事实上的独立性，避免政府换届对人民银行高层人事变动的，继而影响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我国可以借鉴美联储的做法，使人民银行的领导成员与政府首脑任期错开，并且逐年轮换和增补。应修订《人行法》中关于人行行长的任免规定，“副行长由总理任免的规定”，改为“副行长由行长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另外，《人行法》应增设行长、副行长的任期，任期与政府总理任期错开，是否可以连任等规定；副行长的具体人数，如何更换和离任等，都应有详细的规定。修订后的《人行法》将使人行最高领导层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事制度，避免因政府换届影响人行高层领导的变动，从而大大加强人行的独立性，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授权人民银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确保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有效发挥。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在这种体制下，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已有知识情况下，政府部门缺乏对经济的‘微调’和精确而快速的反应。所以我们应加强人民银行与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协调，实现信息共享，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长远说来，应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加强货币政策和其它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的核心作用，决不意味着仅靠货币政策就能达到所有的效果。货币政策需要和其它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三条第三项，明确规定货币政策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之一。而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主体，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自1991年开始至2003年完成的证券、保险与银行监管与人民银行渐进式分离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其根本目标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人民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与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兼之改革以前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发挥着全面协调的作用，拥有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及知识储备。因此，授权人民银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较其他机构而言更为适合。

（三）授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7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同时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依法有效履行职责要置于国务院领导之下。中国人民银行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只有制定和执行权，却无最终决策权。从各国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其突出特点是灵活性。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能独立决定货币政策取向，因此货币政策从谋划到出台往往时滞过长，容易错过最佳时机。因此，在未来人民银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国务院应赋予其更大决策权，至少能够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取向，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并在修改人民银行法时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下来。

从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关键是要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金融政策制定上以更大的权力。目前，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但从其地位来看，目前仅仅是咨询议事机构，权威性远远不够。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改革趋向应当使其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到央行的最高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突出表现为官员过多、学者偏少且任期过短，此外也没有大区分行、企业界和银行界恰如其分的代表。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的组成结构应当优化，以加强其公正性、科学性。首先，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应当有几名大区分行官员，以充分体现来自地区的货币政策呼声。过去，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大区分行体制流于形式。其次，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企业界、银行界的代表应来自全国工商联、中国银行业联合会等相关行业组织，以便准确地反映有关各方的普遍呼声。过去，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企业界代表来自国家经贸委，它是政府机构，是企业的监管者，无法真正代表企业界对货币政策的需求；银行界代表仅仅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对广大中小金融机构是显失公平的。再次，应当增加货币政策委员会学者委员人数，即从目前的1人增加为2人，同时适度延长学者委员任期，至少任期不短于官员委员。这是因为，官员的职位短期可能会发生变化，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相对固定的。

（四）加强金融，为科学合理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是各国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美国各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部门平均由15名经济学家组成。各储备银行雇佣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运用最新的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为行长出席美联储会议制定货币政策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的研究力量比美国的各联邦储备银行更为强大。为了顺利实施欧元体系的某些政策，欧洲中央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政策和支付体系政策等研究，其成员主要由各国中央银行的研究人员组成。与联邦储备银行一样，各国中央银行的研究人员在理事会讨论货币政策之前，都为本国行长准备相关的材料。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从人民银行总行到各分支机构，普遍存在着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研究力量，提高研究水平成为未来人民银行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基础工作。当前，一方面是要充分认识理论研究在人民银行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有一定建树的经济学家加盟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切实加强理论研究力量；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理论研究成果的运用，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坚持和完善大区分行制度。1998年底，我国对人民银行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原31个省级分行并按经济区域设置9个跨省区分行，即实行了大区中央银行的体制安排，这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而当时正值东亚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所以，从摆脱地方政府干扰、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人们对此次人民银行自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最大的一次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寄予厚望。但是，几年来大区中央银行体制运行的实践表明，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至今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一直未能彻底理顺。但无论如何，这次改革从方向上看是正确的，对于强化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键是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对这一体制进行完善，以确保大区分行体制的有效运行。

第一，科学调整大区分行的管辖范围。从大区分行的设计初衷看，其主要目的，一是摆脱地方政府对人民银行工作的干预，二是考虑区域经济实际，突出分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区域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的大区分行仍然主要以行政区划为主，一个大区分行管辖几个省份。这种划分方法并没有严格按照经济区划的要求进行。如在长三角经济区内，分别存在着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特别是南京分行其服务对象不仅仅是长三角经济圈以内的15个地区，而且包括长三角经济圈以外的地区。所以导致两个分行之间职能不清晰，无法更好地履行为长三角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责，优势甚至出现相互推委的现象。如何合理调整大区分行管辖范围，提高大区分行金融服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未来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

第二，提高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行政级别。目前，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在行政级别上是正局级，但省级中心支行却只是副局级，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影响了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具体工作的开展。为便于省级中心支行工作顺利开展，建议提高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可将大区分行升格为副部级，省会中心支行行政级别恢复为正厅级，沿海经济特区中心支行升格为副厅级。与此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淡化行政色彩，使其真正按照现代公司制的改革方向发展，直至最终取消行政级别。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县域经济；传导链条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6-0086-03

一、货币政策在县域经济传导中的障碍

(一)中央银行方面障碍

1.货币政策缺乏灵活性。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差异较大，货币政策“一刀切”，缺乏不同县域经济灵活性，不能有效调节地区之间资金供求状况。基层央行在贯彻货币政策和发展县域经济中处于两难境地，形成信贷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现实不对称状况，产生县域经济发展差别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之间矛盾，削弱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1]

2.基层央行调控工具缺失。基层央行运用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这三大调控工具，但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这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在县域受限较多，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

一是再贷款操作没有活力。目前支农再贷款已经失去了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而变成了农业信贷相对固有的资金来源。原因是上级行对支农再贷款指标控制较严、总量投放较少、使用范围过窄，难于起到调控农村基础货币作用，导致支农再贷款这个基层央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县域失去活力。

二是再贴现操作日益萎缩。目前再贴现操作已名存实亡，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备付金充足，其它融资渠道较多，再贴现这种融资方式已不再是最佳选择。国有商业银行办理贴现和再贴现收益较小，而风险较大，量本利分析不划算。同时，目前假汇票较多，容易遭受诈骗。所以商业银行上级行对基层行限制过严，包括汇票承兑审批权过于集中，收取高额保证金，有的银行只对本行开立基本帐户的企业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这些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汇票业务的推广应用，导致基层央行通过再贴现政策手段调节资金需求成了无米之炊。

三是窗口业务指导不具约束力。目前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的授权授信受制于上级行，信贷权力统的过死，缺乏自，不能适时根据本地区产业变化和市场变化调整信贷结构，对基层央行窗口指导很难作出积极反应。另一方面，基层央行窗口业务指导又缺乏相应配套措施作保证，往往陷入一厢情愿境地，很难达到预想效果。

(二)金融市场方面障碍

1.利率在资金市场价格导向作用不明显，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对利率这一重要货币政策工具反应不敏感所致。目前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对企业和居民信任危机普遍存在“惧贷”心理，导致“惜贷”行为，宁可保持高额备付率囤积资金，或将资金上存、投资股票、债券等，不愿意放款。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利率资金价格导向作用往往失灵，所以尽管利率下调，但银行贷款并无增加。同时由于企业对市场信心不足、居民对预期收入不确定，对教育、养老保险、医疗等预期支出增加等因素影响，往往对利率调整带来的存款或投资预期收入变化不能及时作出反应。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信贷传导渠道中利率与投资链条发生断裂，造成利率工具在信贷传导中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

2.县域资金流失严重，削弱货币政策传导资金基础。一是近几年邮政储蓄存款增长迅猛，而且只存不贷，象抽水机一样抽走了县域本来匮乏资金，流向资金相对宽裕的大中城市，客观上削弱了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的资金基础。二是县域商业金融机构经营收缩，大量县域资金被吸收上存。信贷管理权限上收，县级机构只保留小额贷款权限，组织资金大部分上存，成了上级行储蓄机构，造成资金在本地运用很少。

(三)金融机构方面障碍

金融机构既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央行的货币政策只有得到商业银行积极响应，并以信贷投放或信贷收缩等形式加以贯彻，才能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但是由于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经营后，普遍强调经营效益和风险防范，致使基层商业银行活力不足，对货币政策反应不灵。

1.严格风险管理制约了基层行信贷扩张能力。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信贷权限上收，贷款集中审批，提出以贷款终身责任和“零风险贷款”的风险控制指标，造成资金过渡向上集中，制约了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极度短缺，信贷极度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县域金融货币创造功能被抵制，货币乘数效应不能有效放大，货币政策力度不断减弱，时滞不断延长。同时贷款风险责任约束过度，弱化了基层信贷人员信贷拓展能力，造成上级行权利过大，基层行权利过小，不能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作出及时充分反应。

2.县域金融机构的撤并削弱了货币政策赖以传导的载体。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减员增效，大量撤并分支机构及网点，而且上收贷款权限，在有些欠发达的山区县市，商业银行基本上在县级信贷市场没有发放贷款，县域经济的发展仅靠农村信用社唱独角戏。商业性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血管”，如果一个地区的“血管”过少或全部堵塞，那么这个地区必将成为货币政策作用的肓区。

(四)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方面障碍

1.企业方面。多数国有老企业由于经营不佳，在改革改制过程中多以变卖、破产方式进行，部分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借改革之机逃避悬空金融债务，将改革成本转嫁到银行，造成银行坏帐急剧增加，损坏正常银企关系，抵制银行投放信贷资金积极性。同时，企业有效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尚未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来，对宏观金融调控信号还不能作出灵敏反应。国有企业改制后，中小民营企业大量增加，成为县域经济主体，同时也成为货币供给主要接受者和货币政策重要微观客体。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由于成长时间短，机制不健全，普遍存在着诚信度不高，会计核算资料不完整，不能按照资金市场价格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等问题，金融机构为自身利益和风险防范考虑，对这些企业不敢轻易涉足，往往将信贷资金投放集中于少数优势大企业、大项目，造成少数大企业资金充裕，众多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影响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效果。

2.居民个人方面。目前，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反映不积极，一是因为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居民超前消费意识不强。二是受收入水平限制，居民消费难于扩大。三是受社会保障机制影响，储蓄养老意愿较强。四是受消费环境制约，尚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五是受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滞后影响，消费信贷难以全面拓展。六是投资经验不足使个人投资理财信赖于传统的储蓄方式。

二、改善货币政策在县域经济传导的对策建议

(一)避免货币政策“一刀切”，适当增强货币政策灵活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区域性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政策“一刀切”，增强货币政策传导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制定和出台货币政策时，在与国家货币政策协调一致前提下，授予人民银行县域机构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运行整体状况、特点及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制定相应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权力以及在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上适当的审批权限，或在出台货币政策时按照区域性经济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政策，促使货币政策实施更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和金融机构发展需要，以提高货币政策时效性和针对性。

(二)发挥基层央行职能作用，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执行系统

基层央行应充分利用所处地理优势和职能优势，积极采取灵活却实效性强的政策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针对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行为进行预警预报，严格要求各家商业银行按照资产负债管理要求，控制信贷集中风险，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已建立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作用，定期对银行贷款投向进行分析，对系统性或区域性的信贷集中进行预警预报，采取措施对信贷集中进行控制。同时应赋予基层央行在控制本地区信贷规模方面一定管理权，对于积极响应人民银行窗口指导、对货币政策反映积极、上级行授信比较宽松的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应在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和金融业务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的权利。积极发挥人民银行窗口指导作用，通过银企座谈会、重大投资项目恳谈会和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等形式，密切银企、政企关系，引导金融机构合理信贷投放，促进经济、金融双赢双活。

(三)尽快建立市场利率体系，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神经系统

尽快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发挥资金市场价格信号导向作用，提高企业和居民对利率变动敏感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和企业改革，调整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个人资产结构，培育真正的市场活动主体，提高经济活动的利率弹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改善县域金融体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系统

一是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为货币政策高效传导构筑良好传导轨道。尽快建立商业银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商业银行对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敏锐性。二是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传导实效性。改变目前信贷管理过于集中局面，对各分支机构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收益状况和资金成本承受能力，实行区别对待信贷政策。三是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填补金融体系空白，提高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促进地方金融体系完善，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建立更多“毛细血管”，以实现在微观层面非银行金融机构担当金融支撑重心的艰巨任务。

(五)努力打造县域“资金洼地”，促进信贷资金回流

一是加大支农再贷款调控总量，以激活县域广大农村基础货币量，充实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载体。二是限制商业银行县域机构资金外流，解除商业银行对县域机构授信额度的过度控制，保证县域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将不低于资产负债比例的资金用于本地。努力在产业政策、社会信用环境等层面上打造县域“资金洼地”，鼓励和吸引外来资金流向县域。三是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变县域邮政储蓄“抽水机”为“引水渠”，使邮政储蓄资金取之于县用于县。

(六)努力拓展金融市场，搭建货币政策传导平台

一是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积极发展县域货币市场。当前要从扩大货币市场主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同业拆借市场吞吐基础货币能力等方面加快县域货币市场发展，建立一个多元化、高效率货币市场体系。二是适当放宽县域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联社加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条件，对不具备市场主体资格，可通过具有市场主体资格的银行融资，使大量县域中小金融机构间接进入拆借市场，为县域货币市场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使票据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中介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七)县域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宏观环境

一是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可在现有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基础上，扩大征信范围，增强征信查询系统时效性，建立涵盖企业与居民个人主要经济活动的全国范围内联网社会征信体系，为诚实守信提供外在的硬约束，提高全社会诚信程度。二是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信用度，解决企业担保难、贷款难问题，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三是建立存款保险体系，防范金融机构特别是县域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通过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为货币政策传导奠定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新海.新形势下人民银行基层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思考[C].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调研报告文集，2005.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6

一、我们的利率政策究竟能走多远

真正意义上的第八次降息出现在2002年2月：1年期存款利率从2．25％降为1．98％，1年期贷款利率从5．85％降为5．3l％，准备金存款利率从2．07％下调到1．89％，20天、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从3．24％下调到2．7％、从3．5l％下调到2．97％、从3．69％下调到 3．15％、从3．78％下调到3．24％。由此，我们可以把始于1996年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视为降息周期。

第八次降息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做出的。按照中央银行的意图，此次降息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目的在于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使得银行存贷款利率差异缩小，以鼓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

但是，中央银行的第八次降息政策对分流储蓄，刺激投资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央银行从2002年2月21日开始下调存贷款利率及其利差以后，3月份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率下降到只有14．2％，贷款同比增长率则上升为13．5％，同比增长率差突然从2月份的4．4％下降到3月份的0．7％。然而自此之后，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很快回升，在大约4％的水平波动，而不是维持在一个大大低于2002年2月同比增长率差的水平。这充分显示，第八次利率下调已经很难促使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地实现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事实上，始于1996年5月的降息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宏观经济对利率下降的反应迟缓而微弱。可以断言，如果我国利率在现有水平之上继续降息，结果迟早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因此，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空间非常有限，利率政策实际已经基本走到尽头。

就目前的利率水平而言，我们不能不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很松。尽管我国的货币当局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中央银行8次降息以来推行的是一种趋于扩张的货币政策。然而，困扰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到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在工业产值中占60％左右，在实际利税上占40％左右，在就业人数中占75％左右，在新增业机会中占90％以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此外，我国从2001年9月开始，通货紧缩现象又断断续续出现，特别是在2002年3月以后，物价水平始终处于下降状态。既然所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利率过高造成，那么是否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不足造成的呢?

二、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适度性的考察

关于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所谓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当代世界各国无不建立起独享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体制中， 央银行既是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又是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者。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也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还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即受经济社会中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收付行为的影响，所以货币供给同时又是一个内生变量。

首先，就货币供给数量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仿佛并不存在问题。从2002年8月份的统计数字看，广义货币M2余额为1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8月份以来增幅最高的年份，狭义货币M1余额为6．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1．57万元，同比增长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显然，广义货币增长被稳定在13—15％这一平稳区间，说明我国货币供给量指标具有外生性。

既然货币供给量是充分的，而货币又是通过金融中介输送到企业去的，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的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呢?难道是大中型企业掌握了过多的资金吗?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保持M2适度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是遇到困难的，但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借助于中央银行维持汇率水平的冲销操作，以外汇占款逐渐增多的形式，货币供给的预期目标才得以实现。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小企业之所以资金偏紧，是因为尽管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但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值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原因。观察从1998年到2001年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发现用于国外的资产总共增长了93．4％，而用于国内的资产仅仅增长了59．6％，并且从绝对额来看， 2001年158302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中竟有26425亿元未用于国内经济，而是以海外资产的形式流离在国外。

但是，上述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归结为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因而货币供应总量用于国内信贷的货币量实际较少的分析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来考察货币基数，应该是：

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净额＋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其它有券?－?政府存款＋其它项目净额?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而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数量和货币乘数，是两者的乘积。国外资产净额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冲销行为转化为人民币，又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行为转化为货币供给的，它和其它形式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行债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和其它有价证券等形成货币供给的方式并没有差异，只不过其它几项无需再通过中央银行将其转化为本币罢了。考察企业资金是否紧张不能孤立地从基础货币及其构成考虑，而只能从货币供应量总量及其组成结构角度考察。所以，得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过多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基于以上逻辑，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考察，是借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进行的。在货币当局不允许商业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银行，在没有风险的条件下，它将首先选择为企业提供贷款，其次它会选择购买国债，最后才会选择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储备，因为商业银行在这三项上的投资收益率是依次递减的。问题在于，在银行对企业信用了解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企业的道德风险很高，它们对给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率会相当低，可能低于国债利率甚至低于中央银行储备金利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把剩余资金用于国债、用于超额准备金。一旦变为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部分资金就失去了存款创造功能。同时，与商业银行贷款相比，银行资金用于从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也加大了对经济的紧缩作用。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是因为银行惜贷，商业银行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债或中央银行储备金。

事实上，如果商业银行惜贷程度得到缓解，在货币基数不变的条件下，由于货币乘数得到扩大，我国的货币供给数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控制货币基数，实现对货币乘数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整个过程应该被视为内生的。

三、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与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一?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

1．降低准备金利率

当前，为了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下调利率是不够的，必须执行灵活多变的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家经贸委的一份对部分城市1688户企业的调查显示，88％的企业认为信贷资金“供应紧张”或“非常紧张”。看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应当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

2002年8月，中央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这部分中小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实际上，这一指导性意见只能是权益之计。商业银行惜贷是从自身利润最大化出发，是它们比较为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和收益的结果。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硬让商业银行贷款给那些实际并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一旦将来发生风险，贷款难以收回，就很难说清究竟这个指导意见又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带来多少呆坏帐。

因此，中央银行的最佳选择应该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手段，疏导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由于2002年2月第八次降息几个月后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重新徘徊在4％的水平，商业银行拥有大量闲散资金不能贷出，它们的选择只能是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国债。

存款储备金政策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来说，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的倾向加大，由未来期资金无法偿还所导致的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时，中央银行就会提升储备金利率，甚至是升高储备金率，为经济降温；反之，中央银行会考虑降低储备金利率乃至储备金率，以刺激银行的贷款行为。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为6％，但在此之外，商业银行却有4～6％的超额准备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10％到12％都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帐户上生息，而没有用于为企业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已经在2002年2月将存款准备金利率从1999年6月10日的2．07％下调到1．89％，但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然在4％以上。因此，中央银行对下调准备金利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不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因此银行下调准备金利率也是可以有国别参照的。（见表）

2．逐渐减少国债正回购

除了用于超额准备金，出于银行经营压力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商业银行将大量资金用于国债。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末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 占国债市场总量的56．7％，较上年末上升 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达82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36亿元，增长12．7％；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比上年末上升3．1个百分点；占其总资产运用的比重为6．3％，比上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持有比重继续扩大的同时，已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

目前，国债已被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普遍用做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工具，通过国债买卖实现信用的扩张或收缩，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通过债券回购这一交易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回购”，是指交易的一方?卖方?在卖出债券给另外一方?买方?的同时，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指定日期以双方约定的价格，由卖方向买方买回相同数量的同品种债券的交易。其中，所谓正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卖方的回购，而反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买方的回购。因为正回购带有降低中央银行债券资产存量的含义，所以正回购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货币；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反回购扩张货币。

当前，出于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造成货币增长过快的考虑，以及对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利率风险的考虑，中央银行从2002年6月25日起，到10月15日止，连续16次进行了正回购，已经将过低的债券利 率调整到合理的位置，目前没有必要再做拉高引导。从中国经济的宏观面来看，我国从3月开始又出现通缩，而没有通胀压力。所以，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而增加货币供给是有空间的，这实际也是货币政策应对财政政策力度应当逐渐减弱的一种配合。基于这样的逻辑，即使中央银行不能进行反回购，正回购行为也应该逐渐淡出。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减少手中国债持有量，促使其向企业贷款。

一旦储备金利率继续下调，并且购买国债的收益大大下降，商业银行就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显然，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命令迫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相比，实施上面的货币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会更小。但是，这种对策仍然只是一种短期策略。因为一旦商业银行已经把资金贷给了所有预期贷款回报率较高的客户而不再存在优质客户以后，它的选择可能是把资金用于库存，而绝不会贷给预期贷款回报率为负的客户。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更需要对现有金融结构进行调整。

?二?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1．大量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向中小金融机构增资扩股

限于资金约束，中小金融机构不能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在放出每笔贷款之前，它们都可能会对自己的贷款对象——中小企业做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讲，它们既可以为大企业提供贷款，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更难于考察，即使中小企业实际拥有投资回报率很高的低风险项目，在大型商业银行看来，它们预期真实贷款收益率也会较低?因为他们给企业不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打了一个相对较大的权重?。其次，商业银行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其实差别不大，而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比大型企业小得多，所以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就显得非常高。举例来说，如果大企业一次贷款规模为1亿元，而1家小企业1次贷款250万元，那么，银行贷给小企业1亿元的交易成本大约是贷给大企业的40倍。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长期对策是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一条思路是加快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另外一条思路是对无效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拆分。拆分的目的有两个，其中一条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第二是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规模而言，它们整体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拆分成为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将有助于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其银行治理结构的目的。第三条思路是对中小银行进行增资扩股。2001年11月 28日，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与南京城市商业银行签订协议，将以2700万美元价格，收购该银行1．5％的股权。2002年，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引入民营资本的计划年内可以完成，届时民资占比将超过50％”，而财政股份将下降到30％左右。所有这些对扩大中小银行资本金，缓解中小银行贷款难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与中央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再贷款相比，风险会更低。

2．实现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五级管理制度，管理链条过长，信息传导不畅，基层银行只是储蓄银行，而没有贷款职能，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神经末梢”实际已被砍去。所以，只有从银行组织结构上下功夫，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很难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问题。例如，总行和一级分行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在提升经营层次上发挥主导作用；将二级分行转变为基本核算单位，上收支行的管理职能，将支行发展成为区域业务和产品分销中心。

3．降低企业融资额外成本，建立完备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偏少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但从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来讲，贷款担保体系不够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贷款不但需要支付银行利率，而且还要支付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和公证费，以及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和咨询费。举例来说，对于1笔100－1000万元的贷款，企业一般要支付贷款额度2．5－6‰的资产评估费，0．1－1‰的抵押登记费，0．2－0．3％的公证费。此外，贷款担保公司一般收取贷款额度的1．4－3．5％作为担保费用，还要外加0．3％的咨询费，使得企业不堪重负。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但担保面窄，这不但体现在被担保企业的数量上，而且体现在担保品种上，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信贷、企业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上，民营企业田定资产投资贷款担保微乎其微，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也不到10％，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而对于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额外负担问题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更多市场化运作的信贷担保公司，通过相互竞争，降低担保公司的收费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虽然国外已经出现了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实例，但将国债资金投入到担保公司当中仍然不是最优策略， 因为这样做迟早会引发“问题担保”，不但不利于担保公司在竞争中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变相造成银行和企业的第二次“债转股”。

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亟待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过去没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以致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银行驻足不前。同样道理，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过去我国也没有相应的信用制度，所以在贷款过程中，无论银行还是消费者，都为确定个人资信程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贷款者融资成本加大。

4．完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实现利率市场化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首先，必须看到，中央银行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有中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但是我国股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股票基本不分红，使得对中国股市进行长期投资的价值变低，而只具炒作价值。但是，随着我国股市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应该被人民银行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事实上，由于我国金融产品品种单一，资本市场不够活跃，造成商业银行资产单一，投资渠道狭窄，不利于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资产比例。

区分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主要的是为资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融资场所。它主要由商业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和短期外汇市场构成。其中商业票据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更具现实意义，因为票据融资方式与中小企业资金流动性强、金额小、周期短和频率高等特点相适应，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目前，由于商业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大客户，而票据业务却具有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的天然优点，因此，票据业务的广泛开展就相当程度抵消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抑制。当前，为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指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又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限制，从而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使得票据业务大幅萎缩。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再对金融机构的票据业务加强监管，而是改革对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实行比例控制的规定，转变为按照票据签发额与保证金差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控制的制度，同时，要改变中小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准入上受到歧视的窘境，以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

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还远没实现。目前，我国唯一比较市场化的一个利率是银行间同业拆解市场。从统计数字来看，截止2002年7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会员已经发展到660家，四大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是该中心的成员，这对于调剂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具有重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降低同业拆解市场的准入资格，允许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加盟，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以最终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样，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能够在权衡自身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中小企业苦于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愿意支付l0％的利率给银行，而且中小银行有权将贷款利率从中央银行规定的5．31％提高到l0％的话，中小银行就可能在同业拆解市场上从资金宽松的大银行手中获取更多的资金，贷给更多的企业；同时，大银行也解决了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使资金闲置的问题，并最终造成中小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双赢的结果。

5．小银行未必不存在大问题

是否将大银行拆分成小银行或者大量建立中小银行，银行惜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畅通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按照一般逻辑，容易产生惜贷的应该是规模最大的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银行惜贷程度应该相对较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借助上面的图线，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存贷比高低的总体次序。存贷比最高的是其它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然后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而处于最后一位的是农村商业银行，明显存在惜贷问题。

按照常理，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规模较小的商业金融机构，它们与中小企业的亲和力应该更强，容易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惜贷矛盾应该并不严重，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与此同时，虽然2002年 l－7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比呈逐月下降趋势，但惜贷现象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中最严重的。

为什么商业银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今天出现上述的存贷比格局呢?这主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历史沿革、布局设点、业务种类和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解释。如果把城市商业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大都是从信用合作社转化而来，存在一定甚至巨额的呆坏帐，并且还有人员安置等历史包袱，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起点可以说是一清二白的，因此使得自身的拓展空间得以加大。其次，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往往大于不发达地区，效益也好于不发达地区；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分支机构设点，例如，招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尽量把支行设在了具有经济发达、信息畅通的优势地域。所以从总体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容易将资金运用到对应的优势项目上去。再次，就业务种类和品种创新而言，城市商业银行也相对逊色，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开办“个人质押贷款”、“个人委托贷款”和“异地质押贷款”等等，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通过类似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得出为什么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同样也存在惜贷问题。但是，先天不足并一定就意味着惜贷问题就不能解决，因为几乎处于同一起点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恐怕是由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造成的。所以，在注重发挥中小金融机构作用的今天，中央银行必须对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也出现严重惜贷的问题给予关注，而在短期内，由于我国12家股份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为中小企业贷款中发挥了较高的效率，中央银行应该通过再贷款等手段为它们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7

1资产运用和配置结构。一是超储率水平。超储率是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之一。当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超额准备金时，其货币派生能力（信用创造能力）就相应减小；反之，就较大。二是信贷资产规模及配置结构。在一定资产规模下，信贷资产占比越高，信用创造能力越大。商业银行通过调整信贷资金规模、结构，改变非金融部门融资便利和融资机会，进而影响其投资、消费决策。

2贷款利率定价。中央银行基础利率的变动能否影响市场利率相应的变化，还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非金融部门根据商业银行利率调整对自己成本收益率的影响重新调整其融资策略以及经营、消费行为，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传导。

3信贷管理方式。如信贷权限划分、内部资金价格管理方式、考核方式等，都会影响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整的灵敏性。

4商业银行预期。当商业银行预期中央银行将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时，会先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些调整（当然可能与货币政策调整目标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从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产生影响。

综上，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实际中，商业银行行为调整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取向并不总是一致，“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往往在货币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手段规避政策变化对其资产负债状况造成的影响”王春月：《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商业银行行为评述》，《商业时代》2006-1.这一方面造成货币政策执行不到位或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增加货币政策外部时滞，一定程度影响货币政策最终效果。这种“冲突”和“博弈”，主要是由于两者目标差异产生的行为差异所致。众所周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有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制定货币政策或出台调控措施具有“逆周期”性特征。而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更注重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在既定的可获得资源和市场机会的综合制约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其行为具有“顺周期”性特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较快，企业景气的环境下，放贷意愿较强，而在不景气情况下，会出现“惜贷”、“惧贷”。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取向与商业银行行为之间这种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冲突”和“博弈”，有其必然性，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种“博弈”是否在合理、可控的范围。

二、商业银行行为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以2006年为例

1与2004、2005年相比，2006年商业银行的基本面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商业银行对其经营行为作出调整。

总体看，2006年商业银行基本面有以下四方面突出变化：（1）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2006年初全国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53个，比2005年初增加45家。其中建行、中行经过注资和改制后，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2004年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到2007年底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本充足率要求成为制约银行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达标之后这种制约明显减弱。（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继建行之后，中行也成功上市。上市的完成将在一定程度削弱资本充足率的制约，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利润压力。（3）信贷管理模式选择上，经济资本取代传统的规模管理和比例管理成为主导。2004年建行率先实行经济资本管理，到2006年已有多家商业银行采取此种模式。一方面通过核定经济资本指标，约束资产增长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差异化的经济资本分配系数引导信贷资产在区域、产品结构、客户结构调整。（4）银行体系内流动性充裕。2005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资金面持续宽裕，货币市场利率在不断走低；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率上升，至2005年末达到4.17%，比2005年6月末提高0.45百分点，即银行半年内增加可随时动用的资金1292亿元数据引自夏斌：《货币政策的下一步》，《中国企业家》2006-8.2006年以来，在存款大幅多增情况下，银行业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突出，由此带来的资金配置压力不断加大。

在上述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和理念明显转变。而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渠道仍相对狭窄，主要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并未改变。根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年报显示，总净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0.8%数据引自国研专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年报评析及展望》。由此使得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表现出以下特征：（1）放贷意愿和放贷能力明显增强。这可以从年初商业银行适度扩大基层行信贷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调整内部资金价格、下调部分贷款品种利率等得到反映；（2）业务发展更注重信贷投向优化和存量结构的调整，以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3）支持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适当加大对战略性和关键性业务，特别是中间业务的考评。

2商业银行基本面的变化及其行为调整，使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商业银行各方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得到加强，进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提高；同时这种日趋完善的良好机制也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行为的规范和理性，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有效传导。

以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和考核体系变化为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到2001年，当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或者说是宽松的。但在商业银行责任追究较严而正向激励缺乏情况下，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具有明显的“惜贷”倾向，因而对央行旨在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反应是不灵敏的，信贷传导渠道也是不畅的。2003年，商业银行对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既关注不良率，也关注盈利情况，员工的分配与绩效挂钩。为实现盈利和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双重目标，普遍采取以资产带动负债、以负债做大资产的经营模式，并且在信贷投向上表现为“喜大（大项目）好长（中长期）”倾向。这导致2003年信贷规模急速扩张，期限错配问题突出，金融潜在风险加大。这显然与央行当时采取有保有压原则，抑制某些行业和领域投资需求过热、控制贷款过快增长以及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货币政策目标相左。

而目前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和考核体系有了根本性转变，普遍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模式。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资本增量分配约束基层行资产规模的增长；通过对每类业务（资产）确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资产结构调整；通过建立以经济利润为核心，账面利润为辅助的利润考核体系，引导各行实现真正的价值创造和真实的利润积累。总体上，商业银行这种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机制，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和集约化经营思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本的配置受资本金总额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约束，经济资本系数确定参考巴塞尔资本协议和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风险权重，并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本行的政策导向、发展目标、资产风险状况等实际（见表格1-2），从而使基层行业务（资产）规模扩张受到约束，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资金可得性也因之发生变化，进而达到货币当局要求约束信贷总量（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合理增长）和调整信贷结构的效果。同时，其审慎经营思路也符合央行一直来强调的正确处理防范风险与支持经济发展关系。

表1某行某二级分行2004年经济资本系数情况表

贴现、小额质押、外汇担保个人住房贷款、贸易融资、银行卡贷款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其他贷款

经济资本系数2%4%8%10%12

资料来源：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课题组《经济资本管理对基层农行业务经营的影响分析和策略选择》，《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6-2

表2某行2006年经济资本系数分配变化表

产品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

经济资本系数分配调低了个人助业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经济资本分配系数，分别比2005年调低5个和45个百分点住房类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按客户风险评级及保证方式差别设置差异化分配系数；AAA级客户贷款可以比A级（含）以下贷款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低2—4个百分点对部分重点中心城市单独配置经济资本；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整理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逐步向具有独立利益和决策权的真正的经济主体转变，将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市场变化情况以及自身管理要求、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其资产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由此可能加大货币政策取向与商业银行行为之间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导致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工具有效性减弱，增加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时滞，加大调控成本。

以2006年来央行紧缩性货币调控政策传导为例。

本论调控有以下特征：一是政策出台密集，二是交错动用数量型、价格型调控工具；三是经济、行政手段齐下，表明央行在多种外部条件制约下，调控难度和成本较大。2006年4月以来，央行连续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一是两次上调贷款利率以抑制贷款需求过快增长；二是不断收紧基础货币以影响银行可贷资金量，包括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1000亿元定向票据、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1—8月发行26312.2亿元，同比增长61.6%）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1—8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收回基础货币11956亿元）；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包括要求金融机构注意把握信贷投放；与其他部委联合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等等。

从货币调控措施在银行体系内传导和实际效果看，也表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商业银行内部政策调整、向下传递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如对贴现政策调整较快变化较大，其他业务或规模控制调整相对较慢或不明显；部分银行总行政策调整一直到2006年8月份才传达到县一级支行。二是实际贷款增长回落慢，且存在反复和区域差异；贷款结构变化看，压下来的主要是操作灵活、弹性较大的票据融资，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仍较快增长。三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变动情况看，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提高幅度低于央行贷款利率上调幅度。

分析原因，从商业银行行为角度看，（1）部分商业银行较强的放贷冲动不利于中央银行收缩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是最主要因素。首先在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下，商业银行会通过压缩其他非信贷资产，抵消央行收缩流动性对其可贷资金的影响，换言之，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可获得的资金状况，仅仅对公众产生“紧缩”心理预期。从银行资产配置看，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以某地区为例，2006年9月末，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占全部资产比重比6月末上升2.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则提高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存放央行准备金存款、二级准备比年初净下降69.7亿元，而2005年同期为增加107.0亿元，占全部资产的比重为7.1%，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其次在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的前提下，加息很大程度上被银行优惠“让利”的营销措施所抵消，在部分贷款冲动较强的区域，贷款利率甚至逆势下行，使得央行通过信贷渠道引导市场利率，提高社会各部门机会成本的效果不明显。最后由于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导致部分银行在紧缩预期下采取非理，如在央行紧缩政策出台前加快放贷；基层行利用上级行政策传递的时间差，加快放贷。这种“博弈”显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另外需强调的是，单纯的流动性较多并不直接构成商业银行加大放贷的压力（以前“宽货币、紧信贷”便是佐证之一），但在资本充足率达标、资本回报压力增加、盈利渠道单一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才构成较大放贷压力并转化成现实的放贷能力（变成今年“宽货币、宽信贷”特征），从而影响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这与当前诸多研究将流动性过甚（甚至认为泛滥）归为影响央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最主要因素的观点不同。

（2）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后，更注重将有限的资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区域、行业、业务、产品、客户倾斜，导致资金的‘洼地效应’更为明显，加剧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差异。如一些总行信贷投放倾斜地区，在调控背景下贷款增速继续加快，与全国反差明显（当然有些地区可能回落过快，出现矫枉过正情况）。

三、结论和启示

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对货币政策传导将产生双重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三个“非同步性”：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革与银行业改革的非同步性，导致货币政策控制力和引导效应弱化；银行业机制改革与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转变的非同步性，降低了商业银行对货币调控反应灵敏性和传导政策意图的有效性；外部环境变化对提高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灵活性的现实要求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所依赖的环境建设非同步性，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

我国货币调控中历来注重运用数量型手段，价格型手段因金融约束而受到严重抑制，而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更多依靠强大的行政权威。商业银行改革后决策的自主性增强，必然削弱数量型调控工具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理念、管理体制明显转变，导致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传导的环境发生变化，同时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因素也更加复杂，迫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系统性、灵活性，但与此同时，完善而货币政策工具、拓宽传导渠道又受外部多种因素制约。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篇8

关键词：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定位；现状

一、基层央行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货币政策操作、外汇管理、国库经理、资金清算、国际金融合作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和任务将会更加明确，真正体现出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但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绝不是不需要金融监管了，人民银行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管责任，因此正确定位，履行职责是关键。

第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履行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通常，中央银行的职能分成三部分，即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而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二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通过银行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贷款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维护一种信用制度，使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得以发挥，也使银行得以生存和运转。从以上这两条目标来看，不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是否分离，不管金融监管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央银行还是由其他部门负责中央银行都要承担一部分金融监管的职能，因为：首先一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较为复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基金等都是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些国家分别成立独立的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分别管理，但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指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在监管功能细分后，往往分出的独立机构只能够站在较为狭窄的空间里，对自己所管理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往往只注重微观效益而忽视宏观效益，在监管中互相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风险，因此，要实现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就有必要对监管机构进行协调与信息疏导，对各监管机构的“业务冲突”或是“监管死角”进行处理，协助各监管机构做好工作，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要向它们提供再贷款来渡过难关，但是再贷款同样具有某些商业贷款的性质，并非是无偿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免费的午餐”，如果向金融机构提供的再贷款成为了新的呆账坏账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央银行就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对各金融机构进行类似与日常检查的风险评估，各监管机构也有必要把被监管者的经营状况向中央银行反映，中央银行也有权对出现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提出整改意见，以免出现上面所提到的问题。最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同样是货币政策目标所要考虑的内容，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将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监管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货币政策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金融监管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目标，所以金融监管当然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要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保证和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二者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手段看，说明中央银行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最后贷款人手段是指作为监管者，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对发生清偿困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财务上的援助和实施抢救行动，这种手段被认为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体做法有：提供贷款、担保及兼并。以贷款来挽救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好比打上一剂“强心剂”，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有时中央银行并不直接提供贷款或组织银团贷款，而是对发生困难的银行提供担保。使之能从金融市场上筹借资金已渡过难关。实际上，这与提供贷款在本质上区别不大。一是从机构上看, 我国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相对而言风险较高。与总行相比, 分支行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 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情况更熟悉或更具有信息采集优势, 而且当发生风险时, 分支行也是处在风险的最前端, 更应承担起信息的采集、筛选、初步判断和传递作用。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时, 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应是在“最后”发挥作用的。二是在前期的风险处置中, 央行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央行要判定金融机构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可能的措施, 所以央行必须要关注风险处置的全过程。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自救, 与相关的沟通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央行分支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发挥应的作用。三是再贷款和再贴现是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常用的工具, 这两种工作的具体操作离不开各分支机构。严格使用、规范管理是再贷款和再贴现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 也是分支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三，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联系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的联系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体现出来。同样，也正因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着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中央银行就必然要参与到金融监管中来，没有中央银行参与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关联的业务主要包括货币发行、集中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再贴现、清算业务等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须遵循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幅度确定存款利率，其办理贷款业务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幅度确定贷款利率。二是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使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中期贷款、短期贷款、同业拆借业务、国债业务等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各种期限的负债业务也保持合理的期限和结构。三是商业银行的重要投资须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并事先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四是商业银行应定期向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等报表和其他资料，接受人民银行的检查监督等。五是商业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构成行政责任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是设立商业银行总行及分支机构，由人民银行总行审理后报国务院批准；设立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或计划单列市分行，由商业银行总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总行审核批准；设立地、市级分支行，由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批准；设立县（市）支行、市区办事处、地市级分行营业部，由商业银行地市级分、支行提出申请，经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审核，报大区分行批准。七是对商业银行的检查和监管，包括不定期检查、金融机构年检和专题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机构设立的合法性，执行政策情况，经营情况等；监管商业银行的全部业务，包括对其资本结构的监管，对其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和风险资产监管，对其信贷计划执行的监管，对其存贷款业务活动的监管，对其结算业务的监管，对其利率管理的监管，对其外汇业务的监管等。八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领导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履职。九是商业银行依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在对银行名称、注册地点、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等重大事项进行变更之前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十是商业银行因各种情况不能继续经营，需要终止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清算和注销银行法人资格。

第四，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来看，中央银行也应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是金融领域各种市场的总称，在整个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就是枢纽，是联系其他市场的关键，因为金融市场不仅是资金筹措、调剂的场所，而且具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分散经济风险以及提供经济信息、调节经济等多种功能。不管监管体制如何，中央银行都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因为首先，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金融市场是由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形成的市场，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公共团体及个人是主要的供需者。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既不是纯粹的资金供应者，也不是纯粹的需求者，但由于它集中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清算资金，当金融机构发生资金拆借、证券买卖等资金活动和需要清偿债权债务时，就可以通过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转移来实现。其次，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参加者和调节者。公开市场操作也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若认为有放松银根的需要时，就从金融市场购进金融资产，扩大货币供应，从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若认为需要紧缩银根是，就向市场出售金融资产，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最终对投资和生产规模起到调节的作用。既然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参加者和调节者，而且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既代表国家又超然于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地位，是指完全可以充当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所以银监局成立，金融监管体制虽发生了变革，中央银行仍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

二、目前基层央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把原由人民银行承担的金融监管职责划给银监会后，据调查，基层央行有些人认为，现在人民银行没有监管权了，工作不好做了，说话无人听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本文已经反复强调根据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仍然具有9项监管职责，既有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部分业务的检查监督权，又有对所管内容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权，既有直接检查权，又有建议检查权，还有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有关报表资料权。所以，不是说人民银行现在什么都不管了，而是管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了，即由原来主要对金融日常业务、机构设立、高管人员资格审查等微观监管转变为对金融市场、金融稳定方面的宏观监管。针对这一变化，基层央行应重新定位，把该管的切实管好，把不该管的交给别人，做到监管既不越位，又不失职。广义的金融监管包括预防性监管和保护性监管，此次的分拆只是将预防性监管的职能分出，保护性监管的职能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故人民银行不能放弃属于自己的责任。具体来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内部因素制约。员工依法行政意识薄弱，怠于行使监管权。一是“无所作为论”，认为监管职能的分离就意味着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央行基层行在地方上的影响，必然导致其无所作为；二是“无权作为论”，认为金融监管是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权力，人民银行的工作是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服务，无权介入金融监管；三是“无力作为论”，认为失去了以监管权为支撑的助推作用，各项工作无法开展，工作时感觉力不从心。这三种认识的存在导致昆明人行怠于行使监管权，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

第二，监管效率比较低下。一是监管资源配置不当。人行现有的监管职能散落在多个业务部门，而且监管行为普遍计划性不强，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缺乏统一的执法尺度，监管的整体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二是监管力量薄弱。长期以来，不只昆明人行大部分央行基层行注重业务操作人才的培养，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既熟悉业务知识又熟悉行政执法基本知识的人才，导致监管人才严重不足。三是执法流程不规范。业务管理与执法监督连为一体，查处不分离，职责不清，监督不到位。四是非现场监管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央行基层行的非现场监管大多就是收集、整理金融机构的报表，而对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手段。同时，由于人才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央行基层行对于这些数据的再加工能力也十分有限，制约了非现场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

第三，监管依据与措施不明确。一是条件不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除第三十二条的九种监管权外，人民银行只有在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行使监管权。但此条件规定过于原则化，对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认定既没有质的要求更没有量的规定，尤其是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未制定有差别的认定指标，实践中不好把握、难以实施。二是保障不明。任何法定的权利大抵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权利的确认、权利的保障、权利的补救（即反面的保障）。具体到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则表述为：人民银行监管权的法律法规条文上的确认；人民银行监管权的保障即以什么来确保监管权得以施行；人民银行监管权的补救，即当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受到侵害时，以何种手段加以恢复或补偿。《中国人民银行法》只是简单地对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进行了确认，却没有给予相应的保障与补救。换言之，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行使后没有对应的后续措施，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难以进行处理与惩戒，对侵害监管权的现象难以进行有力的对抗。而没有强制力保障的监管权是不完整的，是没有威慑力的，是达不成监管的预期目的的。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央行基层行行使监管权的时候无能为力，不了了之或难以作为的情况。三是内容不明。《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监管权缺乏对其方式、方法的具体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限、现场或非现场、可以采取的监管方法、在监管中的应对措施、监管程序等。这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监管权极易空洞化与形式化，加大了人为操作的风险。另外，由于人民银行与银行业监管机构都享有监管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需要两者相互配合、支持与协助的情形。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建议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检查监督，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予以回复，但对银行业监管机构方面回复的内容、形式、不回复如何处理以及拒绝接受检查建议的责任如何界定等均未作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人民银行建议检查监督权流于形式。

第四，监管手段落后，难以适应商业银行业务的新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还停留在以手工方式为主的初级阶段，监管的技术手段和信息手段应用不足，监管的科技含量不高。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实行会计集中核算，账务原始凭证上交给上级行，其账表也都以磁介质为主，无纸介质档案，这给人行网点现场检查带来极大不便，难以查找原始凭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商业银行将原来按科目填制科目日结单平衡账务改为按操作员代码来进行凭证的整理和平衡相关的账务，无形中加大了基层央行对辖内金融机构检查的难度。另一方面央行基层行工作人员在开展监督检查方面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和足够的实践经验，缺少具备熟悉被监管单位业务知识和对先进金融科技的跟踪掌握能力的专业人才，导致人民银行监督检查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三、正确履行基层央行金融监管职责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监管与调控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上来

一是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基层央行除结合辖区经济金融实际及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外，还应组织开展信贷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基层央行应该通过开展细致的调查和专项的检查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大力维护币值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基层央行应 当积极担负起管理好辖区现金流通的职责，扎扎实实地依法做好现金管理工作，应督促辖内各开户银行依规严格加强对企事业单位账户、居民个人储蓄账户大额现金支付管理，严格加强对开户银行、企事业单位库存现金管理，严格加强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取大额现金的管理，严格加强对银行卡存取现金和现金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大额提现的管理，严禁公款私存，严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放松现金管理为条件进行不正当竞争，通过实施有效的现金管理来堵塞现金支付漏洞，控制现金发行，减少现金投放，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三是加强再贷款管理。基层央行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手段配合总行调控政策，适时适度调节辖区货币信贷投放量的同时，应该从严管理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切实规范操作程序，健全各项手续，杜绝安全隐患，确保支农再贷款真正用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上，确保发展再贷款真正用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中小金融机构改善经营状况上，确保再贴现真正用到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支持辖区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上。

（二）坚持监管与维稳并举，把监管定位到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上来

一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基层央行应该根据上级行的授权，依规管理好辖区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行为和债券交易行为，黄金管理要调整职能，从过去的收售管理职能向监管、调控和服务职能方面转变，增强市场监管和服务意识，支持和促进辖内黄金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要加强外汇流出流入的全程监管，健全外汇收支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外汇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要加强对辖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动态监测，了解各类市场的运行状况，防范跨市场风险，促进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反洗钱管理。基层央行应广泛开展宣传，让商业银行充分认识洗钱的危害及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增强商业银行参与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组织金融机构会计人员开展反洗钱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反洗钱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明确反洗钱的主管部门和人员，建立由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和金融机构等部门参加的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辖区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督促辖内金融机构严格执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依法查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大力维护辖区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三是加强信贷征信管理。基层央行应根据总行的要求把信贷征信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在总行制定征信发展规划、征信管理法规出台之前，着重整合完善现有信息资源，积极做好银行信贷登记系统的管理工作，通过切实加强对贷款卡发放与使用管理、信贷登记与咨询管理来健全借款人资信档案和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档案，扩大系统数据信息录入的覆盖面，提高录入数据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充分发挥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维护信贷秩序、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为尽快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打好基础。

（三）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上来

一是加强反假人民币和残损币兑换管理。基层央行应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做好辖区残损人民币的兑换与回收、假币的收缴与鉴定等方面的工作，认真负责地禁止代币票券的发行和流通，积极开展爱护人民币的宣传，严格依法查处假币收缴、残损币兑换和人民币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扎扎实实地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币正常流通服务，为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服务。二是加强国库管理。基层央行应通过加强对国库资金和国库业务的监管，不断推进国库服务创新，建立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制，做好国库核算系统与支付系统连通工作，抓好国库核算系统的完善和升级，推进银税共享pos系统建设，加强国库统计分析，进一步发挥国库服务于财政预算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三是加强支付清算管理。基层央行应依法加强对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的监督管理，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加快大同城电子化实时清算系统和账户管理系统建设，为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服务；应认真组织协调辖区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业务，确保辖内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应寓有效的支付结算管理于高质量的支付结算服务之中，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支付方式，促进商业票据使用，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积极探索以票据和信用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工具为方向，能够满足多种经济活动和适应社会各阶层使用的支付结算工具,保证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及时到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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