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学论文范文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1

关键词：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LLR)；不完全契约

中图分类号：F840；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49-07

一、引言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排，通过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在银行发生经营风险或者遭遇危机时为存款人提供补偿。它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一起被公认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如项卫星和李宏谨、陆春红和贤、高建华等，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或不宜过早推行之，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表示了对其出台的理论支持(刘士余和李培育；华如兴和施平；谢平等；何光辉和杨咸月；钱小安；张伟；苏宁；王自力)。颜海波㈨还分析了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与相应的职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曾表示：银行改革在“倒逼”存款保险制度的提速，中央银行不堪重负也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诱因。最近，人民银行已经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成立了《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和论证工作。

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讨论。华如兴和施平、王贞琼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提出了相似的设想：最初存款保险机构应由中央银行设立存款保险局并附属于中央银行，不以赢利为目的，业务受中央银行监管，但是必须具备权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刘士余和李培育倾向于在我国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专司存款保险职能。该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负责归集、管理、营运存款保险基金；履行对投保机构退出市场的清算职能并及时向存款人进行赔付；在银行业面临严重的系统问题时，依法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进行特别融资。王自力指出，良好的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设置原则，并不排斥在存款保险制度初创时期，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制度设计、拟订存保法规，以及按照确立的法规创建存保体系并进行早期运作，目的之一是要通过强制保险、有限赔付、差别费率、风险监测和退市处置等有效手段，强迫存款人慎重选择银行，经营者谨慎经营，换句话说，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作者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LLR)的关系，才能对其组织形式做出合理的选择。但从很多文献来看，存款保险和LLR各自的运行机理已经有大量研究，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刘丽巍和李华、姜占英和刘浏曾尝试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各自的利弊和彼此的关系。颜海波指出，对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讲，银行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LLR是第二道防线，而存款保险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划清中央银行LLR与存款保险出资救助的时间和顺序，处理好两者在解救银行危机时的关系。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不同银行管制职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是很初步的(Kahn和Santos)。国外学者Repul-lo曾借鉴Dewatripont和Tirole的一个不完全契约框架，探讨了LLR职能的最优配置。在他的模型中，银行因受到流动性冲击而需要LLR的贷款，LLR将被赋予监管权利以获取有关该银行财务状况的信息。Kahn和Santos对Repullo的模型加以改进，发现单一的监管者会导致银行监管不足和银行信贷资产的次优配置。他们分别在完全信息条件和在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考察了解决过度宽容问题的替代机构。还特别指出，监管者们有一定的激励拒绝共享所收集到的信息，某些监管者发现收集某些特定的信息相对容易，这一结果意味着在配置银行管制职能时，考虑信息优势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则在RepulloTM、Kahn和SantosTM模型(简称RKS)的基础上，以微观经济视角研究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

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回顾了近年来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以及存款保险和中央银行LLR之间关系的讨论。第二部分，作者基于RKS模型，对二者最优关系给予了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析。第三部分，总结基本结论并根据模型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及模型可能加以改进的地方。

二、模型

(一)基本假设

LLR几乎从来都是中央银行的职能(Kahn和Santos)，我们在此沿袭了这个假定。从大多数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看，存款保险机构都不具有监管职能(王贞琼)。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初期，是否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成员单位的监管权利应慎重考虑。2003年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出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专门行使对全国银行和储蓄机构的监管职能。如果将一部分银行监管职能赋予存款保险机构，一方面职能划分不清可能会产生监管重复，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也使被监管单位负担加重；另一方面由于政出多门，使银监会在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监管力度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考虑将银行监管职能统一于银监会(颜海波)。在这里，不妨假定存款保险机构和人民银行可与银监会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银监会，实现他们对银行的监管。另外，我们还假定中央银行具有破产处置的职能。根据Dewatripont和Tirole的解释，本模型把银监会的监管视为外生。

我们把时间分成三个时期，并忽略时间的折旧。因为银行本身没有资本金。在t＝0时，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筹集资金，总额标准化为1，并全部投保。这些存款的1-X部分被投资到在t＝2时产生随机收益R的非流动性资产(贷款)，剩余的x部分则被投资到流动性资产，其市场利率标准化为0，并且E(R)＞1。在t＝1时，若清算银行非流动性资产的话，收益仅为L∈(0，1)。

银行在t＝1时，可能遭遇到存款者流动性要求的冲击，用v∈[0，1]表示，且可被证实。如果v≤x，

则流动性资产被用于支付给存款者；如果v＞x，则银行的非流动性资产被清算，除非可以获得中央银行v-x的贷款。中央银行一旦贷款，作为LLR，可以在t＝1时，额外观测到有关R的信息，但不可证实，用信号u∈[0，1]表示，即

对于存款保险机构来讲，只有当其对LLR保险时，才能获得有关魂的信息当某家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是否提供最后贷款，存款保险机构是否对最后贷款提供保险，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目标函数。假设银行的破产成本为c，破产时，中央银行的操作成本为β、存款保险机构的操作成本为yc，考虑到负外部性，β＋y＜1。我们用图1来概括整个事件过程。

(二)信息完全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准(enchmark)，首先来考察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最优策略。这实际上是一个静态贝叶斯博弈过程。我们可以用图2来刻画中央银行与存款保险机构面对流动性冲击时，各自的收益(单元格上方是中央银行的收益，下方是存款保险机构的收益)。需要指出的是，存款保险机构对LLR提供保险的话，中央银行在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存款保险机构的收益，否则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LLR不予理睬，当流动性冲击较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对中央银行LLR提供保险。

这个结论可以指导当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选择。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是以显性保险取代隐性保险的过程，在传统的“大而不倒”的观念下以及老百姓风险意识不强的现状中，中央银行LLR的执行力度在国家隐性担保的环境下是比较宽松的。根据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旦这种隐性担保被存款保险机构的显性担保所替代，中央银行在发挥LLR职能时会逐渐严格起来。只要我国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金融系统运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流动性冲击，根据我们的模型，存款保险机构不应承担对LLR保险的责任，即存款保险机构应保持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旦在过渡期间，发生比较大的银行危机，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中央银行的LLR提供保险，“附属”于中央银行。我们经常听说的“保持存款保险机构对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真髓，应在此

三、基本结论和建议

随着银行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完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已势在必行。围绕着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组织形式设计问题的争论，作者借助RKS模型的不完全契约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存款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这与传统的定性讨论、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手段相比，存在相当程度上的不同。

中央银行的多目标性往往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央银行承担着稳定货币的职责，必须持续、适度地控制货币发行的规模和速度，维持货币在固定汇率下的可兑换性或者在浮动汇率下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承担的LLR职能，又使其在恐慌来临时，往往会被迫I临时性地放松或废除对货币发行的管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的发行。这样，在中央银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和应急性的LLR政策方面往往存在矛盾。作者据此提出一个判别存款保险机构是否独立于中央银行的标准，即存款保险机构是否对LLR提供保险。根据本文构造的模型，我们有以下基本结论：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对LLR保险，即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中央银行的附属机构，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时，容易表现得过度严格；因而当银行系统中流动性冲击不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独立于中央银行，当流动性冲击较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附属于中央银行。对此，我们给出的经济学解释是：当预期问题银行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时，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过程中，面对较小的流动性冲击，损失有限，因而存款保险机构应独立于中央银行，在较大的流动性冲击面前，存款保险机构应附属于中央银行，既使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时严格起来，又支持其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根据模型的基本结论和实际国情，我们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提出自己的设想：存款保险基金应主要来源于投保金融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费，人民银行、财政部可投入一定数量的初始资金，在开始建立后的一个过渡期间内，可以建立一个特殊的资金通道筹措资金。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共同出资组建的存款保险机构，早期可附属于中央银行，这样其资信会得到保障，以确保过渡期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待经验积累丰富、老百姓风险意识增强，存款保险机构应逐渐独立出来，即使不脱离中央银行，也要类似国家外汇管理局那样，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当面对流动性冲击较小的时候，人民银行不可要求存款保险机构对LLR保险，但当面对较大的流动性冲击时，存款保险机构应主动对LLR提供保险。

要特别指出的是，Dewatripont和Tirole曾把公司融资理论应用到银行部门，研究了银行债务和股权的激励机制问题。在关闭银行所带来的风险性比银行继续经营的风险性更小的合理假设下，发现股东(存款人)将会更倾向于表现出过多的被动性(介入干预)。所以，当第一期银行经理行为良好时，股东应该被给予银行的控制权；相反，银行的控制权应转移到存款人手上。如果把这个结果与本文结合起来，我们的分析就会更加全面：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存款人不看好银行经理的表现。如果不大，就应该继续让股东拥有银行控制权，中央银行LLR不被保险，此时容忍股东的冒险行为成本不大；如果很大，就应该让存款人拥有银行控制权，中央银行LLR被保险，这样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险对象就是广大存款人，并且他们的行为是谨慎的。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观判断。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对独立；模式比较；发展趋势；综述

自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瑞典银行建立至今，中央银行体制己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承办商业银行业务到现在的单独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可以说一部中央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央银行寻求独立性的历史。本文首先较为全面地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质是相对独立性；其次比较分析了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不同模式；然后对中央银行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个阐明，央行独立性程度的选择应该符合一国国情，相对独立与适度合作相协调。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借鉴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及实质

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含义，现有文献更多的是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在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仅仅立足于同政府的关系来分析其独立性显然是不够的。现就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三方面较为全面地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进行具体阐述。

1.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般地，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它在制定与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受政府干预的程度。[1]。中央银行作为一国金融管理当局，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只能是相对独立。央行与政府在经济与政治上紧密联系且两者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因此央行政策目标不能背离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央行，必须与政府密切配合，并受其监督和指导，而不是凌驾于政府之上或者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自行其事[2]。

2.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面对一个不断变化国内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能否保持独立性呢？央行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尽管很少有学者提及，但是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该独立性是指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盲目跟随国内金融市场的从业人员的要求。由于羊群效应等问题，金融市场常常表现出非理。央行要做到对金融市场的独立很不容易，因为对央行行长们的评价，大多来自国内金融市场。如果央行政策不符合国内金融市场的期望，央行行长就会受到压力。相反，如果央行一味追求得到国内金融市场的好评，市场要求会升级，金融风险也随之升级[3]。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央银行独立性具有挑战性，会产生不利影响。

3.中央银行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如果把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视为对内独立性的话，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然涉及中央银行对外的独立性问题。所谓对外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外部冲击的干扰，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4]。要追求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必然放弃另外一些目标，而且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无法维持货币政策的绝对独立性，所以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中央银行要想保持完全的对外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国外货币性扰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超出了中央银行自身的能力范围，甚至也非一国政府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中央银行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5]。综合以上论述，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质就是相对独立性。独立和不独立只是程度的不同，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二、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模式比较

由于经济制度、金融体制、历史发展过程存在差异，各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央行的框架和具体的运作机制各有不同，形成了几种模式，它们在独立性上各有特点，独立性大小不尽相同。简单地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中央银行法律地位上独立于政府，直接对国会负责

德国，美国等最为典型，这样的国家为数不是很多，而且一般是联邦制国家。其主要特点是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运行在较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具有较强的独立性[6]。

2.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平行，分别对政府负责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中国人民银行属于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央银行行长直接对政府总理负责，由于总理作为一国政府首脑一般不可能过细地过问中央银行的日常工作，故中央银行具有较大自；第二，中央银行与政府其他部门一样，具有一定行政管理权，可以直接依法行使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利；第三，中央银行的重大决策须经总理的批准，即在决策上没有完全独立性[7]。中国人民银行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国家机关之一，依法行使管理金融业的行政职权；又拥有资本，可以依法经营某种业务，这决定了它“独立而又不独立”的状态。

3.中央银行在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但实际独立性较大

以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为代表，这种模式的国家较多。如日本银行直属大藏省，大藏省派员作为政府代表参加日本货币政策最高决策机构，但政府代表无表决权。英格兰银行法规定，财政部对银行的活动最后负责，财政部长听取国会的质问，财政部有权向银行命令，事实上财政部从来未使用过这项权力。这一模式的中央银行名义上独立性较弱，但在实际上拥有较大的决策与管理权和独立性[7]。

4.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独立性较小

意大利、韩国的中央银行就是这种模式的，这类中央银行的特点是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不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中，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其职责时，都比较多地服从政府或财政部的指令，其独立性相对较弱。

通过上述模式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模式的中央银行执行职能的范围、权限与受政府的约束程度是不同的。若将这些国家总体经济状况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结合起来分析，则会发现：央行独立性的强弱与通货膨胀率高低密切相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和劳动就业的发展之间不存在相关性[8]。

三、中央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

保持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避免出现政治性经济波动、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稳定经济和金融、适应中央银行特殊地位与业务的需要[2]。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央银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中央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呢？是进一步加强其独立性甚至争取局对独立还是从独立走向合作呢？

1.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随着国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除了国内许多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中央银行独立性外，国际金融环境同样制约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发挥，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仍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只有高度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才能更好的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更好的避开政府的不合理介入，进而从源头上减轻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压力[5]。

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越快，程度越深，就越需要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成熟将使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更加健康而难以侵蚀[9]。

2.从独立走向合作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来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独立的央行，即使公认独立性强的美、德央行仍然要受到来自政府的影响，处于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之下。能否有效地维护货币稳定关键问题不在于央行是否独立于政府，而在于央行和政府之间能否达成协调配合[10]。相对于中央银行要达到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言，央行的独立性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并不需要一位地追求中央银行的强独立性，只需要在相对独立的框架内增强自主性。

中央银行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必须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协调与配合，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需要。可见，从独立走向合作，是中央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4]。

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中央银行不可能处于政治和经济的真空中，完全脱离政府和国内、国际金融市场，达到绝对独立，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就是在一定的合作基础上的独立。各国应该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把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与适度合作统一起来，而不能顾此失彼，这样才能更好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

四、对我国中央银行的借鉴意义

中央银行独立性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由于在实际的机构设置和对金融技术的垄断力方面占有优势位置，我国央行事实上的独立性水平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低。对于央行独立性选择的问题，我们同样应抱有这样一个态度：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出发，搜集有关中央银行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信息，这才是判断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基础，进而应该是有怎样的具体的独立模式。在避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出现严重冲突的问题上，关键的不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是保证政府同中央银行的沟通了解，适时有效合作，从而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效果，降低政策抵消成本。解决央行决策的随意性和波动性比简单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更有意义[11]。

总的来说，我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建设，一定要把握独立性的尺度，而不是越独立越好。需要从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出发，协调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与一定的合作，努力达到人民银行与政府、金融市场间的平衡，从而使人民银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五、结语及展望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文献的综述，可得出如下认识：不管哪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质是相对独立性，试图追求中央银行的绝对独立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任何一国央行独立性的选择都须符合本国国情，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做到协调合作。但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仍需要在许多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如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案例分析以及对我国的建设探讨等，都是值得经济学家进一步努力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伏润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研究――来自独立性指数和政策反应函数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4(06).

[2]代美芹.论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J].经济经纬,1999(02).

[3]孙凯,秦宛顺.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建设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7(05).

[4]刘锡良,肖龄.从独立走向合作――中央银行未来发展趋势[J].金融研究,2003(10).

[5]陈洋林,王涛.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比较与借鉴[J].北方经济,2007(13).

[6]曲德昌.关于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1995(02).

[7]谢平.关于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J].金融研究,1994(03).

[8]张贵乐,吴军.中央银行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91-98.

[9]苏宁.加入WTO与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完善[J].金融研究,2003(04).

[10]毕先玲.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思考[J].经济师,2004(02).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金融生态系统；Keystone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9―0023―05

一、问题的提出

Keystone英文的原意是拱形建筑物中央的锲石，由于它使拱的各个部分连在一起，在建筑物中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被称为关键的石头。其引意就是关键和要旨。在生物学领域，Keyston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学概念，其意为关键物种，最早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Paine教授在1962年提出。在生态系统中，一些物种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被称为Key.stone(关键物种)。Keystone并不直接为生态群落的所有生物提供食物，也不是群落的主宰者。但是，它是这个生态群落的关键环节，它的存在关系到整个群落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机。例如，在海洋生态中，珊瑚种群存在的地方会有大量的海洋生物。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小到珊瑚、鱼和虾蟹，大到海中大型的鲨鱼都会围绕着这片水域生活。珊瑚种群的存在，维系着这片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使生态系统涌现出勃勃生机。而一旦珊瑚种群被巨大的冲击破坏，整个群落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导致这个群落生态系统的毁灭。珊瑚就是这个生态系统的Keystone。

笔者在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中发现也存在着类似生态系统中Keystone一样的物种――中央银行。它虽然对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没有直接的控制能力，但它能够很好的维系金融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存在和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金融生态系统中大部分生物群落提供食物――货币，同时对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系统中资金链的正常运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它遭到破坏，整个金融生态链就有可能崩溃。针对这一有趣的发现，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央银行是不是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Key－stone?为论证这一命题，笔者从Keystone与金融生态系统相关研究文献入手，重点从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展开了探讨。

二、研究文献综述

(一)Keystone的特征及识别依据

在生态系统中，一些珍稀、体型较大的特有物种虽然并不直接为生态群落的所有生物提供食物，也不是群落的主宰者，但它们却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物种的消失或削弱可能要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物种被称为Keystone(关键物种)。它们通常具有下列特征：第一，有关关键物种的一个小的变化导致群落或生态系统过程有大的变化(San―ford，1999)；第二，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比例远大于其结构比例(Heywood，1995)。根据关键物种的定义及其在生态系统功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关键物种很自然地被认为具有更重要的保护意义。然而，如何识别一个物种是否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呢?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识别关键物种。当前判断一个物种是否是关键物种最有效的办法是：根据对关键物种的解释，关键物种的丢失将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重大改变。这也意味着鉴别一个物种是否是关键物种，最可靠的方法是进行一些去除实验，即把假想的关键物种从系统中去除，然后系统观测和监测系统内物种组合对去除的反应。目前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识别依据：一是它对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很大(例如：较高的总体重要性)；二是这些影响对相关物种丰富度的作用极大(例如：较高的群落重要性；Power et a1.，1996)；三是它提供了其它物种做不到的独一无二的功能(Kotlier，2000)，那么我们称这种物种为关键种物。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现状

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金融交易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存在严重不协调问题，引发了人们开始从仿生学角度思考金融系统与环境系统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周小川(2005)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引入到金融领域，并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在李扬主持完成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一书中把金融生态系统解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将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苏宁(2005)则指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除此之外，叶德磊(2004)、皮天雷(2005)以及曾建中(2005)等也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生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目前理论界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演化路径

既然金融系统可以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那么，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它是如何演化而来?笔者认为，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生态学原理，从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着手进行探讨。

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其最早起源于货币，在金融生态不发达的漫长年代，金融生态系统被等同为货币。因此，货币既是研究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也是研究中央银行演化的起点。

众所周知，货币产生于数千年前，其起源于物物交换，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必然产物。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普通商品从最简单的形式演变成了纷繁复杂的货币形式。纵观人类历史，货币的演进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等几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一部分商人专门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同时货币保管及由交易引起的货币支付，至此，就产生了纸币和银行的萌芽――货币经营业，再逐步演进为办理存、放、汇兑的银行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在规模、种类、资本不断扩张的同时，竞争也日益激化，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客观上要求成立一家有权威的银行来统一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一是统一货币发行的问题。随着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对货币信用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资金雄厚并且有权威的银行来发行一种可以在全国流通的货币。二是维持货币运转的问题。商业银行在其发展初期，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清算机构，银行间的票据结算往往是由各家银行单独分散进行的，随着银行数量日益增多，业务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票据清算机构来协调处理票据交换和债权债务关系。三是稳定货币循环的问题。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不仅金额越来越大，银行往往采取降低支付准备金、扩大银行券的发行数量等手段，来应付借款人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导致银行破产事件时有发生。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后台，能够充当最后贷款人。因此，稳定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需要是中央银行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是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和信用流动演进过程中逐渐进化而来的，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演进路径可以归纳如下：货币――货币经营业――普通的私人银行――较重要的发行银行――唯一的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的演变。它的产生是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群落及其新陈代谢与物质交换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阶段(1656―1913)。中央银行的起源是金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产物，它是为适应商品货币信用及商业银行体系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从最早的中央银行1656年成立的瑞典银行到1913年的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大约经历了260年。在这一阶段，中央银行制度开始初步形成，具备了一些基本特征，但中央银行制度要素还不健全，中央银行的职能特点主要是：①经营存放款的普通银行；②逐渐集中货币发行；③对一般银行提供服务。其功能只包括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仅仅有集中准备金、贴现商业银行票据、转账结算)。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1914―1942)。自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创建以来，不少国家纷纷仿效当时已有的中央银行的经验和模式，通过立法由政府直接创建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致使中央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职能特点是：①新设中央银行大多是人为创设型。②中央银行的重心在于稳定货币。③集中储备成为稳定金融的重要手段。④中央银行增加了金融监管职能。

第三阶段：成熟阶段(1943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中央银行的控制。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有化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准则。二是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得以确定。三是中央银行成为国家干预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四是中央银行的国际金融合作不断加强。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其功能领域不断拓展，不仅包括政府融资、货币发行、金融服务、金融监管以及宏观调控等核心功能，而且近年又产生了反洗钱、征信管理等衍生功能。

三、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Keystone的定义及其识别依据可知：一个物种是否是关键物种主要取决于它在生态系统中功能的重要性。因此，要识别中央银行是否是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还必须弄清楚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在梳理中央银行的作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从货币循环(流通)的视角对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充当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流通的总闸门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集中货币发行，为金融生态系统货币流通中的各类金融主体提供所需的食物(资金)。因此，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控制了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的总阀门。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流通中发挥总阀门的作用包含了两个层面含义：

第一层含义：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一方面满足金融生态系统中各金融主体新陈代谢的需要；另一方面筹集资金，满足中央银行履行各项功能的需要。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主要是通过再贷款、购买证券、购买金银和外汇等中央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的。居民和非金融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或提取存款使得现金从中央银行的发行库流向商业银行的业务库，形成货币发行。反之，个人和非金融企业归还银行贷款或增加存款以及通过银行划账形式纳税，形成从商业银行业务库到中央银行发行库的货币回笼。如果纳税是直接将现金缴纳给税收机关，则直接进入中央银行的发行库。当然，现金在货币循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图1只能代表货币循环中高度概括的最简单情形，中央银行通过这些渠道将货币投入流通，或反向组织货币回笼，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起到控制货币循环总阀门的作用。(见图1)

第二层含义：中央银行作为一国货币支付清算体系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通过一定的方式与途径使金融机构群落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及货币转移完成并维护货币循环的平稳运行，从而保证了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央银行是怎样参与货币支付清算，维护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正常运转呢?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各种金融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都会涉及到债权债务关系，比如商品交易、劳务供应、金融活动以及消费行为等等，这些交易活动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清偿要通过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来进行。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往往并不在同一银行开设账户，所以转账结算需要通过银行间的账户设置和一定的结算方式实现经济行为引发的债权债务关系清偿和资金划转。同时，银行在其自身的交易活动中也需要与其他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由此产生的大

量债权债务关系需要清偿，这个清偿活动被称为“清算”。尽管清算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双边清算协议实现，但随着金融机构相互间关系的复杂化，依靠双边清算关系已经难以完成日益复杂的清算职能，出现了专门提供清算服务的组织和支付系统。支付清算系统顺利运转是商品交易、劳务供应、金融活动以及消费行为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这种支付清算服务是难以由单一私人机构承担的，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担当此任。这是因为，中央银行调控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总阀门，必然要与其它金融主体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算。同时，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非营利性质和垄断货币发行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央银行不存在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存款货币银行都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为各银行之间应收应付款项通过中央银行进行资金划转提供了便利，使得同城、异地和跨国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均可通过中央银行得以最终清偿。这样不仅实现了整个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正常运转，而且提高了中央银行掌握全社会的金融状况和资金运动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央银行有效调控货币循环，最终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充当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流通的调控器

货币循环的调控器是指中央银行由于具有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利，它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来调节货币供应量，通过对资金的分配来引导投资，进而影响和干预整个社会经济进程，实现其调控器的目标。中央银行充当货币流通调控器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整个国家的金融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其调控的对象主要是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流通中的货币都来自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则成为基础货币。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起到收缩和扩张社会货币量作用，从货币流通方面保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可以说，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发挥调控器作用的核心。

一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根据经济与金融情况，随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发挥调控作用的重要手段，前者在控制信贷规模中具有乘数效应，后者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成本有重要影响。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可以迅速起到调控之功效。

二是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根据货币调控目标的需求，通过买卖有价证券的方式，控制金融市场中资金的价格和总量，从而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央银行的调控过程可以分成如图2所示的四个阶段。

中央银行调控作用的强弱取决于中央银行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所运用的调控工具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诸多因素。随着中央银行在一国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其调控职能也日益上升到重要地位，成为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能。

(三)充当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流通的稳定器

随着金融生态系统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其货币循环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金融生态比自然生态天生更具有脆弱性，当货币循环中的资金链和资金网越来越复杂时，很容易发生信用危机，致使货币循环中的资金链和资金网出现断裂，最终导致金融生态系统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自上个世纪以来，各国金融生态系统频频爆发货币与信用危机，货币循环的稳定引起全球性的广泛关注，维护货币与信用的稳定成为中央银行的一项主要法定职责。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保障金融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更是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

1、中央银行发挥货币循环的稳定器作用是由其特有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首先，各国中央银行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央银行的产生主要源于维护货币循环的稳定。货币循环的稳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稳定货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基础稳定，避免经济危机；二是稳定金融体系，确保支付体系的稳定和金融的安全，维护信用秩序，避免金融危机。其次，中央银行维护货币循环稳定具有便利性。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循环的总阀门，负责统一发行货币与建立和管理支付系统，为全社会提供清算手段，这就决定了中央银行是金融机构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一旦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支付危机，能够立即为其提供流动性的只有中央银行。再次，货币稳定是中央银行作为调控器的首要目标，为保持货币稳定就必须保证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金融生态系统不稳定时，投资者的信心不足，人人都希望获得流动性，这意味着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开始收缩，带来货币不稳定。最后，中央银行希望各金融机构稳定运转，推动实现货币调控目标。各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是货币调控影响经济的关键，一旦它们的运转出现困难，中央银行就难以达到货币调控的目标。因而，中央银行希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能够正常运转。

2、充当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稳定器既是中央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也是现代中央银行必须具有的重要功能。这一重要功能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性：一是防范和化解支付结算体系风险的不可替代性。中央银行集中存款准备金、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及为金融机构提供清算服务，使其具有为金融体系创造准备金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中央银行具有保障支付和结算体系稳定的货币基础。二是对有问题金融机构“救助”的不可替代性。当金融业风险暴露，出现挤兑风波，必须资金救助时，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对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支持，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三是防范和化解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和外汇市场风险的不可替代性。中央银行由于拥有外汇、外债管理权和黄金及外汇储备资产，也就具备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基本手段。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4

论文摘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当前国内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梳理，以求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释和探讨，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求推动对我国货币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中央银行

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出发对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汪红驹（2003）、任啸（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经多方谈判、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这种决策过程降低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扰。范方志，苏国强（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受到物价稳定、汇率稳定等多目标约束，这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于是中央银行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实现一种目标当作不能实现另一种目标的借口，这种做法往往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张靓在《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中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目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于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必须与商业银行共同商讨确定信贷规模，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汪红驹（2003）认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贷款容易产生部分银行坏账。当中央银行意识到银行坏账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健康运行时，甚至导致金融企业经营困难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而当隐蔽的财政赤字积累到巨额银行坏账直至影响银行正常经营以后，最终还要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来解决，这严重干扰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徐洪水（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组织制度使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难以打破，资金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横向流动，不利于满足各种市场融资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响货币政策的基层实施。任啸（2005）认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行政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背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影响了贷款的增加，导致信贷增长障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张本照、杨皓、邱媛（2007）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使得银行贷款偏向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形成了信贷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障碍机制，也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杨时革（2003）认为当前我国贷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于国有和大型企业、大型重点项目，贷款渠道相对狭窄，放贷对象趋同，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分配不均，大量的企业资金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超额贷款，新增贷款覆盖面过于狭窄，使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崔建军（2006）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构，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期限，贷款区域均过于集中，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由货币政策操作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在省级分行停止，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断，同时，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资金却自下而上“回流”，这样会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真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还有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杨米沙、杨国英（2006）认为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将导致对可用资金的挤占，从而使可用信贷资金得不到扩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下，这种“惜贷”行为使得银行将较多地资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上，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收缩。这种非正常经营状况危害货币供给机制，中断供给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渠道的畅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无法实现。

三、货币市场

张国喜（2006）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货币市场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市场是解决各经济主体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场所,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流动性管理的途径,使各种经济主体的资金供求得以平衡；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活动场所；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提供依据。孔曙东（2003）认为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成为调节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场所。第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第三，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子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同时，孔曙东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货币市场流动性较差、交易不活跃、各子市场严重分割，风险防范能力差，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四、资本市场

托宾的q效应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如果q＞1，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企业将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1,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及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上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产量扩大,消费者感到其出现财务收支困难的概率大大减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动了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非对称信息理论经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支出，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从而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企业净值增加的重要途径，当股价上涨时候，企业净值就会增加，使企业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增加。这就是说股价水平的上升通过强化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

刘茂平（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及流动性效应在我国还难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还不太突出。何静（2006）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不明显，即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资本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不合理、作为传导客体的上市公司投资预算软约束和滞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等也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途径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汇市场

王吕、王斌卿（2007）、刘超（2006）认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过量引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这样就与固定的汇率制度相冲突，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进行干预、对冲，由此形成了了外汇占款，虽然一部分外汇占款可以由于央行发行政府债券来收回，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减少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张建斌、刘清华（2006）认为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指定银行就要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结汇,在外汇头寸的限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只能拥有小部分的外汇头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统一收购,这样一来,外汇指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货币乘数＝ 1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提现率) ）,这样货币乘数就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减少而增加，这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相应的降低。

刘凤（2006）分析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本管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汇率和利率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资本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存在较大的阻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国存在资本管制并且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业

蓝天祥、侯治国、刘澄（2006）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对信贷供给的高度依赖，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倒逼”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转轨时期，虽然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向国有企业倾斜，既导致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国企为传导主渠道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国有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政策的惯性，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这样货币政策无论从信贷途径（依靠国有企业）还是从利率途径（国有企业效率低，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石长洪（2004）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企业的现实结构、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及融资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论证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针对企业的现实结构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更为实际的观察指标，才能提高中央银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确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利用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导致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因所有制的主导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结构，企业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资源会由于企业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业的行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资源密集度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同；企业在面临融资时，会因为不同融资渠道的不同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货币需求、消费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学彬、杨凌、方松(2005 ) 认为：现阶段决定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储蓄中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使得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参考文献：

［1］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任啸.货币传导——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制度分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

［3］范方志，苏国强.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J］.经济纵横，2005，（10）.

［4］徐洪水.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中组织制度的变革［J］.财经论丛，2000，（ 01）.

［5］张本照，杨皓，邱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制度因素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 007，（04）.

［6］杨时革.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供求矛盾及对策［J］.鄂州大学学报，2003，（01）.

［7］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01）.

［8］杨米沙，杨国英.银行不良资产的货币政策阻碍效应分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09）.

［9］张国喜.对提高我国货币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效率的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2007，（ 01）.

［10］刘茂平.我国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05，（04）.

［11］何静.关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04）.

［12］史金哲.针对我国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机制的再思考［J］.金融观察，2007，（04 ）.

［13］刘超.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6，（12）.

［14］王吕，王斌卿.固定汇率制度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资本运营，2007，（01 ）.

［15］张建斌，刘清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6，（06 ）.

［16］刘凤.增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新视角［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院报，2006， （03）.

［17］蓝天祥，侯治国，刘澄.从企业角度探寻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出路［J］.特区经 济，2006，（04）.

［18］石长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企业结构分析［J］.上海金融，2005，（01）.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5

[美] 尼尔・欧文 著

>> 文化的祛魅 “民意”的祛魅 “速度”的祛魅 官员的祛魅与祛污 论生态美学研究的祛魅与返魅 好莱坞功夫形象的附魅与祛魅 现代性教育的祛魅与复魅 祛魅时代的超越之维 对文学祛魅的相关思考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 世界的“祛魅”：价值世界的解构 祛魅:刘三姐形象的历史演化 现代偶像“祛魅”的道德困境与道德矫正 艺术的祛魅之路：从神坛走向广场 现代性的祛魅与救赎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 万科转型，祛魅时代的地产变局 2014：理论祛魅语境中的阅读 “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 祛魅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祛魅”神秘的央行 “祛魅”神秘的央行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巴曙松")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炼金术士》

[美] 尼尔・欧文 著

巴曙松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11

本书讲述的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和欧洲央行行长让- 克劳德・特里谢三位央行行长携手各国央行，动用数万亿的美元、英镑、欧元，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稳定了一波又一波危及全球金融体系危机的故事。本书从17世纪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讲起，那里见证了中央银行的诞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家不断磨砺，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本篇为译者序，有删节。

如果要给目前我们依旧立身其中的全球金融危机找出一些独有的特点，我认为需要排在前面的就是，这次危机发端于通常被视为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在此之前的金融危机理论框架和金融危机研究中，通常的假定是，那些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处于相对不是十分重要的新兴市场，或者说还不是十分成熟的金融市场，才是 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主战场。

此次金融危机的这一特点也冲击了发达市场通常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优越感，引发了包括发达市场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持续反思，同时自然也引来了新兴市场怀疑乃至批评的声音。本书虽然一直努力对发达经济体的央行“祛魅”，但实际上还是陷入了西方发达国家自我中心的本位。而在此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以及一些在危机中发挥了重要协调功能的国际组织（例如G20）则着墨甚少、挖掘不多，这看来也是下一步全球金融治理和金融决策研究中需要弥补的短板之一。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央行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央行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引人注目，也常常带有一些神秘色彩。本书作者即是从央行行长这个角度出发，从一个记者的笔触视角，尝试为读者呈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高层们上演的一幕幕大戏。他们往往身兼数任，既是执掌国家金融决策大权的专家，又不得不成为卷入权力斗争中的政客，有时还被迫成为大胆冒险的“赌棍”，还原了一个个多维度的，或者说是有血有肉的中央银行行长。

作者尼尔・欧文曾在《华盛顿邮报》担任专栏作家，同时在《华盛顿邮报》的政策分析部门任经济领域的编辑。在 2007-2012 年这6 年间，欧文负责《华盛顿邮报》的经济领域以及和美联储相关的报道，主导了对2007-2009年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时政热点的专业评论。作为一名资深财经记者，欧文的评论领域还包括华盛顿地区的经济发展、互联网公司发展等热点。凭借专业的分析、犀利的点评，欧文成为美国经济界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财经评论专家。这种记者视角，也使得本书更为通俗易懂，并且不拘泥于具体的金融决策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央行行长作为“点纸成金”的政策制定者，虽然秉承着相同的理论出发点，但在面对经济难题时也会产生激烈的分歧，最终他们会因配方的不断改变而炼出“金子”还是“石头”，实在难以预判。他们需要通过分析海量的数据并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但即使基于完全相同的数据，政策制定者内部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在作者看来，可以说并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宏观经济理论。欧文在这本书中运用大量生动的实例描绘了美联储在1970年代和日本银行在1990年代时出现的政策制定难题，痛苦、纠结、争论、妥协伴随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炼金术士》可以说是作者欧文作为一线记者多年来亲历亲闻的汇总，是财经记者视角中的一部中央银行决策史。

本书着力甚多的是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三位央行行长――本・伯南克（美联储主席）、让-克洛德・特里谢（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个人历程，这些经历对分析他们在 2007 年经济危机时如何反应有着重要帮助。伯南克从幼年时就被称为“神童”，青年时是个留着长发的不羁学子，成年后成为了“共识建立者”。默文・金和伯南克虽同是名校出身，但相比之下，却更多地被视为一位思想传统的经济学家。特里谢也曾是诗人、左翼活动分子，而现已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面对2007年8月9日开始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崩溃，这三位具有不同背景、性情和知识倾向且对世界经济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央行行长，在危机后的5年内采取的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2009年，随着金融风暴演变成欧元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开始大笔购买政府债券，央行行长们对财政政策的制定也因此变得更具影响力。默文・金和特里谢开始对政府策略发表意见，这标志着央行不仅能够独立运作，还能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施加影响。有了这项新增的权力，一向决策果断、行动迅速的美联储在三家央行中相对来说表现最好，伯南克对以往危机的深入研究也起到了作用。英格兰银行相比之下有些落后，而欧洲中央银行更是远远落后了。欧文较详细地解释了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提高利率的原因：对通货膨胀的过度紧张。当时其他央行都在想办法保持低利率，而且欧洲中央银行在开始购买国债之后，仍坚持其强硬的立场，要求相关政府以削减赤字为条件来换取援助。

在本书中，作者希望凸显出全球央行权力递增的事实。央行行长们就如书名中的“炼金术士”那般，日益拥有“印钞票”的巨大权力。虽然伯南克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明显优于默文・金，但两人都造成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权力的增加。而在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总部，则是另一种情况。西班牙和意大利已被迫执行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但迄今却仍深陷于衰退之中。在本书末，作者不忘点出央行领袖处理危机的错误，例如英格兰银行提倡紧缩导致英国经济陷入停滞、欧洲中央银行对减息犹豫不决以及美联储默许雷曼兄弟倒闭等;但同时又赞扬他们的成功之处，即能够做到国际通力合作，团结解决全球经济问题。

《炼金术士》出版以来，“点赞”者有之，他们为书中大量翔实的历史和实例描写喝彩;批评者也有之，他们质疑对央行行长们的描写和论述显得十分不专业。不过，无论支持者或批评者，大多数人认为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对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及其领军人物的“祛魅”运动，也就是把这些央行行长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描述和分析，而不是通常的仰望和拼命涂上油彩。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6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4.刘洁敖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7

关键词：外汇储备；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4－0018-06

当前，外汇储备①过快增长与物价水平上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突出问题。在经历了从1992-1996年连续5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后，中国CPI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基本稳定，其中还有3年是负增长（1998年、1999年、2002年，见表1）。自2003年以来，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从2007年开始，这一态势出现重大变化，CPI一改前些年平衡运行格局，开始出现持续攀升势头。2007年中国CPI上涨为4.8%，大大突破了年初确定的3%以内的涨幅目标，也远远高于2006年1.5%的涨幅，是1997年以来CPI的年度最高涨幅。当然，2007年以来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既有总量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性的因素和影响；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的影响，加上市场的预期、财富效应等，原因是复杂的，是一种综合影响的结果。而我国外汇储备在2007年末又再次创出新高，截至2007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本文主要分析外汇储备的增长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增长对物价水平影响的文献综述

关于外汇储备增长对物价的影响，国外侧重于长期分析，国内则侧重于短期分析。

国外学者侧重于从长期考察外汇储备与物价波动之间的关系。主要有Heller（1976）、Khan（1979）、Mohsen和Janardhanan（1997）等。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内有学者侧重于短期分析。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究竟会对我国物价指数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会有多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戴有根（1995）不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推动我国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王传纶、阎先东（1998）研究得出，外汇储备和物价指数不存在相关关系；夏斌、廖强认为外汇占款不一定会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近年来的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国内通货膨胀变动并不一致；刘荣茂、黎开颜（2005）认为，1981―1996年的外汇储备变动不是通货膨胀波动的原因，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间外汇储备变动与通货膨胀弱相关；邵学言、郝雁（2004）认为，外汇储备变动与物价变动正相关，但影响强度不大，物价变动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但是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封建强、袁林（2000）认为短期内外汇储备增长与物价变动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在长期内，外汇储备增加会扩大货币投入，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王元龙（2004）认为，外汇储备增加是以增加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为代价，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加快将影响和制约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能力。胡祖六（2004）指出，外汇储备资产的不断增加，迟早会导致货币供应与信贷的过度扩张，引发通货膨胀从而使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成为徒劳无功。安佳（2005）认为，2004年我国物价指数的升幅为4.7%，从数字上尚且不足考虑，但是这个数字是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调控手段的结果，尤其是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使货币回笼，实际上这种控制政策下的价格稳定并不表示价格上涨压力的减轻。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有二：一种结论认为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另一种结论认为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之间有相关关系。本文将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来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与物价水平关系进行研究。

二、外汇储备增长对物价水平影响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外汇储备是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物价的。在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近年来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进而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又通过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成倍增加，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在该国不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社会总供给不能相应增加，只能通过物价上涨来实现商品市场供求均衡。上述过程可以用图简略表示为：

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上升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

下面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货币数量论两方面来分析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基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为了更方便地分析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投放及货币供给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写成下面的简表形式（见表1）。

我们用B来代表基础货币，根据资产负债的会计恒等式，有:

B=C+R=①+②+③+④+⑤-⑥-⑦

即，B=①+（②-⑥）+③+④+（⑤-⑦）公式（1）

可见，影响基础货币的因素有5个:

第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及贷款（①）；

第二，中央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净额（②-⑥）；

第三，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的各种证券（③）；

第四，中央银行买卖的黄金和外汇储备（④）；

第五，中央银行对其他部门的贷款净额（⑤-⑦）。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途径主要有：再贷款和再贴现、政府透支和向央行的借款、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黄金和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外汇占款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从公式（1）可以明显地看出：基础货币是外汇储备的同向线性函数，即在假设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造成基础货币的等量增加。

进一步地，中央银行发放的基础货币B在整个金融银行系统流通中有一个放大的过程，假设货币乘数为k，那么，

货币供给量MS=k・B

根据我国目前对货币的分类，针对狭义货币M1的货币乘数k1，有:

k1=（c+1）/（c+rd+t・rt+e） 公式 （2）

M2的货币乘数

k2=（c+1+t）/（c+rd+t・rt+e）公式（3）

其中，c为现金漏损率，t为定期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e为超额准备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rd为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rt为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

因此，基础货币B每增加一个单位，货币M1将增加（c+1）/（c+rd+t・rt+e）个单位，而货币M2将增加（c+t+1）/（c+rd+t・rt+e）个单位；同时，因为在假设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造成基础货币的等量增加，所以，外汇储备每增加1个单位，货币M1将增加（c+1）/（c+rd+t・rt+e）个单位，而货币M2将增加（c+t+1）/（c+rd+t・rt+e）个单位。所以在开放条件下，巨额外汇储备是造成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增加的货币投放直接增加了社会总需求，短期内供给的调整赶不上需求的扩张，再加上货币供给的增加还能降低资本市场的利率，降低的利率又能刺激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投资需求也会有较大增加，因此商品市场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上涨。

（二）基于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分析

参考和修正Kumhof（2004）的理论模型，假设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资本项目管制和强制结售汇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企业和居民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则

国际收支平衡阶段（此阶段设为t0）：

根据费雪方程式得：P0=M0V0/Y0公式（4）

在式（4）中，P0为t0阶段的物价水平，M0为t0阶段流通中的货币量，V0为t0阶段货币流通速度，Y0为t0阶段的社会总产出。

国际收支盈余阶段（此阶段设为t1）：

设t1阶段国际收支顺差余额f1，货币乘数为k，此时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余额：

f1=f0+f1；若此阶段名义汇率为E，则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k・f1・E；设新增外汇占款流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比率为x，由此形成外汇占款压力为x・（k・f1・E），原方程（4）变为:

P0+P1=（M0+x・k・f1・E）・V1/Y1公式（5）

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V1=V0）且不存在外部冲击（Y1=Y0）

则（5）-（4）得：P1=（x・k・f1・E）・V0/Y0公式（6）

式（6）表明，因为f1>0，所以P1>0，即外汇储备增加会造成货币供应量被动地增加，进而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引发物价水平上升。

三、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对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短期分析

随着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长，在短期内由于中央银行的干预，我国物价水平未出现暴涨的现象。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通过减少对金融机构、政府及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来抵消外汇储备增长对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回笼货币。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投放渠道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外汇占款年增量占基础货币年增量的比重已超过70%，由于中央银行的干预，外汇储备的增长对物价上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压力。

下面考察中央银行的实际干预情况。根据中央银行的净资产负债表（见表2），我们可以绘制出图1和图2。

在图中1、图2中，nf表示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净债权，ng表示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nnof表示中央银行对非金融机构的净债权，r表示中央银行对国外净资产（用外汇储备表示），m表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

图1显示：（1）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对金融机构净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净债权总体呈下降趋势；（2）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几乎一直在减少（除2001年有小幅回升外），在1997年以后变为负值；（3）中央银行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在2003年以前一直呈下降趋势，2004年回升，接着又下降，除2004年外，中央银行对非金融部门的净债权一直是负值；（4）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净债权自1994-1996年一直保持下降态势，自1996年后开始回升，但这种态势仅仅维持到2000年，达到这几年的最高点（6 100.5亿元）后持续下降，自2003年开始出现负值，尤其在2007年达到了－38 515.0亿元的低点。

图2显示：（1）我国货币发行量的增长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是2003年以前。在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对金融机构净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部门的净债权总体下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却一直在增长，很显然这一负债的增长完全是依赖于外汇储备增长的支撑，即货币的发行不是通过中央银行增加对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贷款实现，而主要是通过外汇占款形式流到经济中去的。（2）货币发行的增长趋势较为平衡，而外汇储备的增长从图上明显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7年。1994年初我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企业外汇留成，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实现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我国外汇储备数量随之出现大幅度增长。1994-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增长速度。当外汇储备增长较快时，为了不使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增长太快而导致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然会进行一些反向操作，比如减慢中央银行其他资产的增长速度或减少对其他资产的净头寸。图1显示我国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94-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时期，也是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对金融机构净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净债权同时下降的时期。第二阶段为1997-2000年。在此阶段，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放慢，增速低于货币发行增长速度。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货币发行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净债权的增长。第三个阶段为2000-2003年。在此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外汇储备又恢复了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了货币发行的增速，作为对冲操作，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同时迅速下降，对政府净债权在2001年短暂回升之后也持续下降。第四阶段为2003-2007年。这一阶段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大量游资进入使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迅猛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发行的增速，各类物价指数开始攀升，通胀压力显现。（3）货币发行余额呈平衡上升趋势，在2003年以前，外汇储备余额与货币发行余额的增长呈现出相似性，趋势几乎一致，偏离程度不大；但自2003年以后，外汇储备余额呈现出明显快于货币发行余额的增长速度，两者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离。2003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货币量迅速增加。为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出现了急剧下降，2004年降幅达394%。尽管如此，种种对冲措施仍然不能有效吸纳外汇占款投放的过多货币，CPI指数开始上升，物价上涨迹象开始显现，中央银行不得不重新开拓新的思路，采取新的对冲措施。为了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快速增长，在2003年诞生了中央银行票据这一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一新的对冲工具暂时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我国近期的短期数据来看，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货币投放的增加，短期内，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减少对金融、政府、非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净债权，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来消除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投放增加的压力。中央银行所做的这些反向操作导致了中央银行净资产结构的变化，货币投放渠道也发生了变化，这从另一个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一直在增长，但物价并没有暴涨这一现象。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净投放的货币减少了，而对外贸部门投放的货币增长很快，货币投放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宏观经济有显著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的货币投放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而这些内向型部门的职工队伍庞大，其工资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市场消费能力的提高，影响到国内市场的物价水平。因此，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等净债权的减少影响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多数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抑制了物价的上涨。相比之下，外贸部门就业人数比重较小，这些部门职工工资收入的提高对全国物价的影响不大，况且这些外汇收入中有很大部分归外商所有，职工只赚取少量的劳动报酬。因此，该部门收入增加对职工工资的提高影响较小，对总体物价水平的影响就更小。

（二）长期分析

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对两个或多个非平衡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运用Engel―Granger的协整方法识别。我们将应用统计软件Eviews对外汇储备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作数据分析。数据样本采用的是从1990―2007年的外汇储备量和货币供应量。我国目前货币供应中有三个层次M0（流通中现金）、M1（M0与活期存款之和）、M2（M1与准货币，也就是M1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之和），由于M0比基础货币的范围还小，我们就不对其进行检验了。首先对外汇储备与其他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统计学检验分析。

应用Eviews对外汇储备和M1进行检验。输出结果如下：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09/02/08 Time:15:54

Sample: 1990-2007

Lags:2

对于M1不是外汇储备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3，表明M1不是外汇储备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也很大，达到0.77，也不能拒绝原假设，外汇储备也不是M1的格兰杰成因。

应用软件进行关于外汇储备与M2的格兰杰成因假设检验，Eviews输出结果如下: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 09/02/08Time:15:55

Sample: 1990-2007

Lags: 2

对于M2不是外汇储备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也较大，是0.83，表明M2不是外汇储备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对于第二个检验，外汇储备不是M2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因为相伴概率只有0.08431，表明至少在9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外汇储备是M2的格兰杰成因，即外汇储备的变动是M2变动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从1990-2007年的外汇储备与M1、M2的因果关系中，只有外汇储备是M2的格兰杰成因的统计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外汇储备是M1的格兰杰成因的统计结果不显著。

由于外汇储备是M1格兰杰成因的统计检验不显著，所以只对外汇储备与M2作回归分析，因为是研究外汇储备的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作一元回归分析。数据样本采用的是1990-2007年的外汇储备量和货币供应量。对货币供应量M2和外汇储备量作一元回归分析，从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做出的结果如下：

Dependent Variable: M2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02/08Time:15:56

Sample； 1990-2007

Included observations: 18

M2=33281.57+43.181 R

（3. 97）（11 .71）

R2=0.91 F=137.14

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分布来看，拒绝零假设，接受备选假设，两个系数显著不为零。方程的拟合优度R2值也令人满意，这表明方程对真实关系式的整体拟合质量较好。但是自相关检验D-W检验值=0.57，查D-W分布表可得DL=0.81，DU=1.07，0.57落在自相关区域里，这说明残差项存在正相关，这个很好解释，因为影响货币供应量M2的因素有很多，而在本文的回归中，只考虑了一个因素外汇储备，其他未被模型包括的因素都在残差项里，很容易形成正相关。因为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研究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此，就不再增加其他的因素继续回归分析了。

从输出结果来看，每一单位外汇储备的变化，都会带来43.2倍M2的增加，说明外汇储备的增加，确实带来了货币供应的成倍增加，进而造成物价水平上升的局面，统计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合。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而间接影响消费物价指数，从而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

注释：

①由于笔者数据收集的条件限制，文中所列数据仅指中国大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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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元龙.对我国外汇储备问题的若干思考［J］.中国金融，2004，（23）.

［4］胡祖六.人民币灵活汇率促进全球调整［J］.财经，2004，（23）.

［5］安佳.当前外汇储备积累过速引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山东社会科学，2005，（7）.

［6］刘荣茂，黎开颜.我国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1）.

中央银行学论文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综述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释和探讨，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求推动对我国货币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中央银行

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出发对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汪红驹（2003）、任啸（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经多方谈判、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这种决策过程降低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扰。范方志，苏国强（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受到物价稳定、汇率稳定等多目标约束，这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于是中央银行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实现一种目标当作不能实现另一种目标的借口，这种做法往往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张靓在《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中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目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于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必须与商业银行共同商讨确定信贷规模，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汪红驹（2003）认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贷款容易产生部分银行坏账。当中央银行意识到银行坏账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健康运行时，甚至导致金融企业经营困难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而当隐蔽的财政赤字积累到巨额银行坏账直至影响银行正常经营以后，最终还要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来解决，这严重干扰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徐洪水（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组织制度使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难以打破，资金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横向流动，不利于满足各种市场融资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响货币政策的基层实施。任啸（2005）认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行政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背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影响了贷款的增加，导致信贷增长障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张本照、杨皓、邱媛（2007）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使得银行贷款偏向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形成了信贷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障碍机制，也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杨时革（2003）认为当前我国贷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于国有和大型企业、大型重点项目，贷款渠道相对狭窄，放贷对象趋同，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分配不均，大量的企业资金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超额贷款，新增贷款覆盖面过于狭窄，使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崔建军（2006）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构，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期限，贷款区域均过于集中，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由货币政策操作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在省级分行停止，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断，同时，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资金却自下而上“回流”，这样会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真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还有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杨米沙、杨国英（2006）认为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将导致对可用资金的挤占，从而使可用信贷资金得不到扩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下，这种“惜贷”行为使得银行将较多地资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上，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收缩。这种非正常经营状况危害货币供给机制，中断供给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渠道的畅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无法实现。

三、货币市场

张国喜（2006）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货币市场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市场是解决各经济主体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场所,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流动性管理的途径,使各种经济主体的资金供求得以平衡；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活动场所；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提供依据。孔曙东（2003）认为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成为调节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场所。第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第三，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子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同时，孔曙东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货币市场流动性较差、交易不活跃、各子市场严重分割，风险防范能力差，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四、资本市场

托宾的q效应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如果q＞1，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企业将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1,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及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上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产量扩大,消费者感到其出现财务收支困难的概率大大减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动了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非对称信息理论经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支出，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从而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企业净值增加的重要途径，当股价上涨时候，企业净值就会增加，使企业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增加。这就是说股价水平的上升通过强化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

刘茂平（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及流动性效应在我国还难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还不太突出。何静（2006）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不明显，即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资本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不合理、作为传导客体的上市公司投资预算软约束和滞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等也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途径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汇市场

王吕、王斌卿（2007）、刘超（2006）认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过量引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这样就与固定的汇率制度相冲突，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进行干预、对冲，由此形成了了外汇占款，虽然一部分外汇占款可以由于央行发行政府债券来收回，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减少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张建斌、刘清华（2006）认为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指定银行就要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结汇,在外汇头寸的限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只能拥有小部分的外汇头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统一收购,这样一来,外汇指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货币乘数＝ 1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提现率) ）,这样货币乘数就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减少而增加，这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相应的降低。

刘凤（2006）分析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本管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汇率和利率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资本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存在较大的阻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国存在资本管制并且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业

蓝天祥、侯治国、刘澄（2006）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对信贷供给的高度依赖，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倒逼”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转轨时期，虽然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向国有企业倾斜，既导致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国企为传导主渠道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国有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政策的惯性，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这样货币政策无论从信贷途径（依靠国有企业）还是从利率途径（国有企业效率低，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石长洪（2004）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企业的现实结构、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及融资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论证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针对企业的现实结构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更为实际的观察指标，才能提高中央银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确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利用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导致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因所有制的主导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结构，企业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资源会由于企业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业的行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资源密集度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同；企业在面临融资时，会因为不同融资渠道的不同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货币需求、消费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学彬、杨凌、方松(2005 ) 认为：现阶段决定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储蓄中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使得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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