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会议方案范文

年终会议方案篇1

于姝（1980-），女，汉族，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讲师， 管理学硕士。

鲍晓娜（1980-），女，汉族，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讲师，管理学硕士。

摘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建立了对小额仲裁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劳动标准的案件附条件的“一裁终局”制度，但对该项制度规定得过于简略，在操作技术层面考虑不周，尤其对该制度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上未作详尽规定，使该制度的实际操作遇到很多困难和争议，导致其设计初衷未能进行充分有效地发挥。本文通过分析现行法律规范框架下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在裁审衔接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成因及其在实践中引发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建议，以期使“一裁终局”制度充分发挥其效用，从而促进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方面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关键词：“一裁终局”制度；裁审衔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下简称《调解仲裁法》）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最重要的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程序法，其在保障《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促进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程序衔接、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对 “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的缺点考虑，《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设置了附条件的“一裁终局”制度，对小额仲裁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劳动标准的案件，劳动者没有异议的仲裁裁决可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一裁终局”制度的施行对缩短劳动争议处理周期、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增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公信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调解仲裁法》对该项制度规定得过于简略，在操作技术层面考虑不周，尤其对该制度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上未作详尽规定，使该制度的实际操作遇到很多困难和争议，导致其设计初衷未能进行充分有效地发挥。下面将该项制度在仲裁与诉讼衔接方面遇到的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一、“一裁终局”制度的准确适用范围的确定问题。

适用案件范围是“一裁终局”制度实施伊始即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该制度裁审衔接方面的关键问题。[1]只有人民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对“一裁终局”制度的准确适用范围达成共识，才能保证该制度在仲裁和诉讼的递进程序得以顺畅衔接，从而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目前虽然最高法院及部分地方劳动仲裁机构针对“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作出了一些解释性规定，但就此问题尚不存在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均认可的全国性统一的规范。按照《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一裁终局”制度主要适用于两类案件：小额仲裁案件和涉及国家劳动标准的案件。下面分别就这两类案件分析一下现行规范性文件在“一裁终局”案件范围设定中的得失及对此问题的建议。

（一）小额劳动争议案件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对于“小额仲裁案件”的表述，既未表明是依据请求数额还是裁决数额，亦未说明“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应分项计算确定抑或合并计算确定，因此各地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根据不同的理解做法不一，在实践中导致仲裁机构下达的终局裁决在法院不被认可，或者相反，仲裁机构下达的非终局裁决被法院认为应属终局裁决，用人单位的上诉被直接驳回，致使裁审衔接很不顺畅。[2]这个问题自《调解仲裁法》实施之日起就被讨论良久，直至201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简称《法释（三）》）实施，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通过上述措辞可见，对符合上述标准的仲裁案件，无论仲裁裁决书中是否表明为终局裁决，人民法院均以终局裁决处理。

（二）涉及国家标准的劳动争议案件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了“一裁终局”制度适用的第二类案件，即“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争议”，但因措辞比较宽泛，在具体执行上不容易把握，理解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实践中，几乎没有劳动者直接请求裁决“用人单位依照国家的劳动标准执行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情形，而往往基于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标准而主张相应的待遇或补偿。这些待遇或补偿落实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方面，主要是指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各类社会保险待遇[3]。那么，《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所指的案件范围可否认定为包含上述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各类社会保险待遇争议呢？笔者认为，在目前看来是个两难的处境。

关于加班费争议，对加班事实的确认基本是每个加班费劳动争议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劳动关系双方若对加班事实可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定，劳动者一般会选择行政投诉的权利救济方式）。此时对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成为当事人胜诉与否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一般都有不同的倾向。仲裁机构一般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及《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认为用人单位对加班费争议发生之日前两年的加班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争议，由于其在仲裁与诉讼实践中举证责任易于划分，且因受时效的限制标的额一般较小，适合作为“一裁终局”的案件类型之一。

关于社会保险待遇，虽然有的相关案件标的额较大，但因其具有严格标准，且国家对社会保险的缴纳有强制性规定，因而适合作为“一裁终局”的案件类型之一。但除工伤保险外，其它的社会保险待遇的核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政策性，办案人员应当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或请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人员予以核定。

二、兼有确认劳动关系和《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请求事项的仲裁案件的裁决

劳动者既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或用人单位在答辩意见中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又申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请求事项，这时可能出现两种裁决结果：一是裁决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劳动者的所有仲裁请求，二是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对《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请求事项进行相应的裁决。具体说来，在劳动者将确认劳动关系作为仲裁请求之一，与可能属于终局裁决的请求事项一并提出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可以依据《劳动人事争议办案规则》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先行审理并裁决，对劳动者的其他请求则中止审理。若当事双方对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均无异议，则该部分裁决生效，仲裁机构可据此继续审理其它仲裁请求并作出相应的终局裁决或裁决驳回；若当事人对确认劳动关系裁决进行，则须待法院相应判决生效后再据以继续审理其它仲裁请求并作出相应的终局裁决或裁决驳回。

在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并未提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用人单位对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与否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有意见认为，应对该案中止审理，让用人单位提出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之诉，待该诉最终判决生效后恢复审理。暂不论对劳动关系存在事实提出消极确认请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由于前述司法救济权法定的原则，当事人行使或放弃司法救济权不受他人干涉，而用人单位作为劳动者仲裁请求的相对人，一般情况下不会积极推进劳动者主张相关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

三、同时涉及终局裁决与非终局裁决的案件处理

近年来调整劳动法律关系的重要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劳动争议日趋复杂，劳动者的仲裁请求事项也逐渐多样化，一份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裁决部分既有终局裁决事项又有非终局裁决事项的情况时有发生（下将此类裁决简称为“复合裁决”）。这样的裁决书中关于裁决效力部分的表述通常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裁决第一项（非终局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一方当事人不又不执行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述裁决第二、三项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上述裁决第二、三项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第二、三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所述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被申请人不申请撤销裁决又不执行本裁决的，申请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沿袭了法院民事诉讼二审的全面审查惯例，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制定的重大意义及其特殊性，既没有解决复合裁决所带来的“一裁两诉”问题，同时十分不利于“一裁终局”制度的实施。那么如何在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一裁终局”制度涉及的“复合裁决”进行有效操作呢？笔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尽快召开高级别的联席会议，联合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包括对“一裁终局”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作明确列举说明等加强相关法律可操作性的规范性内容。上述机构还应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下达的“复合裁决”的上诉、撤销和执行等问题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深入的探讨协商，应充分认识到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特殊性和“一裁终局”制度在劳动争议处理和权利救济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依照普通民商事仲裁和法院一审民事诉讼程序来规制劳动争议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度。事实上，一份对裁决事项有清楚分类、对相关权利有明确告知的复合裁决，在对相关裁决事项进行上诉、撤销和执行方面均无形式上的障碍或难题，仅需法院为劳动争议仲裁的复合裁决制定一个特殊的程序性规定便可解决。

二是对用人单位针对终局裁决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进行处理，即仅依据上述法条规定进行程序性审查。由于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实施时间并不长，实践中由于用人单位对该制度不了解或不理解，往往不管仲裁机构的终局裁决是否存在《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六种程序问题，而将申请撤裁当作继续进行实体诉讼或恶意拖延履行仲裁裁决的手段，因此用人单位收到终局裁决后申请撤销的情况屡屡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在仲裁阶段仲裁机构应当适时（例如在调解阶段）向当事人对此制度进行宣传说明、让当事人对此制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充分了解之外，人民法院也应当采取措施对这种情况进行控制。

三是对终局裁决“一裁两诉”问题的处理应当秉持合法、公正、高效的原则，在严格依照《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保障各方当事人相应诉权充分实现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用人单位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使一裁终局制度充分发挥效用，以达到服裁息诉的效果。在劳动者对终局裁决、用人单位对终局裁决申请撤销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基层法院对劳动者的审理应予中止，待中级法院对终局裁决的程序性审查终结得出撤销与否的结论后，若不予撤销则恢复审理，若予以撤销则可裁定诉讼终结，待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讼时再行审理。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就“一裁终局”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协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在处理劳动争议方面应发挥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增强“一裁终局”制度的操作性，使其充分发挥效用，促使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建立时“基层化解矛盾、快速解决纠纷”的本初价值回归，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现代劳资关系。（作者单位：1.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劳动关系现状调查与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L12CJY036）；大连市社会科学院项目：“大连市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和谐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路径选择”（项目编号2012dlskyb205）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章群，牛忠江.劳动争议仲裁与司法诉讼之衔接分析[J].财经科学.2008（11）118-120

[2]张居盛，邓陕侠，高玉林.论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J].理论月刊.2009（10）136-138

[3]顾玉彬，吴明霞.再论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合理衔接[J].行政与法.2009（4）108-110

[4]劳动仲裁与司法诉讼衔接机制问题与对策[A]. 胡鹰.审判与思考：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08年、2009年优秀论文集[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12

年终会议方案篇2

2010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以219∶212票通过了《病患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一法案, 这意味着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奥巴马总统声称,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

“虽然这个法案不会解决所有困扰我们的医疗照顾的问题,但它使我们决定性地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这是变化的关键。”众议院议长、议员南希佩罗西高兴地说,这标志着医疗保障“不再是特权,而是变成了基本权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和党人的态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伊纳在总统签署法案之日说:“这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阴郁的一天。”

的“全民医保”梦想

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西欧、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被许多人看做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惟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

但在很多共和党人看来,这并不表明美国落伍了,而表明其他发达国家任由政府侵蚀公民的经济独立性,干涉公民的自由。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民众应得的权利。共和党和在医疗照顾制度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是否应当由政府出面来确保人们得到医疗照顾方面的根本权利。由于理念不同,自罗斯福总统起,政府一直在进行不懈努力推动医改计划。

在奥巴马政府之前,美国最近的一次推动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努力,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做出的。克林顿政府可能是此前历届政府中最重视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他在竞选中和上台伊始,一直把医保计划列在其议事日程的首位。然而,克林顿的努力却遭到了惨败。在小布什担任总统之后,重新为夺回执政权力的奥巴马同样把医保改革放在其国内议事日程上的首位,虽然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能够取得成功而克林顿则失败了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首先也即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形势。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在自己任期第一年的9月正式启动医改草案的立法程序的,但是他们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之中。克林顿于1993年开始推动医改立法程序时,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大为好转,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而到翌年8月他为医改立法做最后的努力时,美国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4%。 奥巴马总统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势。2008年奥巴马当选前不到两个月,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年9月当奥巴马总统开始推动医改立法程序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严重萧条期,2009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骤降至-2.73%。

美国历史上的规律是:在经济繁荣期,民众的个人自信心增强,倾向于要政府少管闲事,赞同小政府;而在经济萧条期,民众的个人自信心就会减弱,倾向于希望政府加大干预。克林顿的医改方案,很不幸撞上了经济繁荣期,其时,社会各界,包括国会议员,都对医改这样带有大政府色彩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原因是,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推动医改方案时在方法和风格上有很大不同。克林顿把医改计划交给夫人希拉里运作。希拉里采取的方法是,召集一些人,长期闭门秘密商议,这不免令热衷于“公开透明”政治的美国人产生怀疑:是不是这些鬼鬼祟祟的政客在搞什么阴谋?她的做法败坏了克林顿医改计划的名声,使社会对医改的支持率大跌,最终导致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医改方案持否定态度。此次,奥巴马政府汲取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教训,非常小心谨慎,始终保持进程的公开性。

两党政治下的坚持与妥协

2009年9月,奥巴马同时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正式启动了医改草案的立法程序。为了能够使主张限制堕胎的议员投赞成票,在众议院提出的医改方案,包括了这样的内容:严格限制联邦医保资金用于堕胎。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医改方案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妥协。

由于这一妥协,医改方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11月7日众议院以220票对215票通过了《美国平价医疗照顾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America Act),即众议院3962号法案,随后将其提交到参议院。参议院对其中的基本条款有异议,但根据美国法律,参议院不能首先提出涉税法案,而只能对众议院通过的涉税法案拥有修改、通过或否决的权力。于是,不满众议院原法案的参议院,选取了另一个已被众议院通过的、但却与医疗照顾完全无关的众议院3590号法案《在岗人员房屋所有权税法案》,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度修改,形成了《病患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或称“参议院法案”。

当参议院在讨论医改法案时,尚能控制100个席位中的60席,只要议员支持本党立场,该法案就能以所要求的五分之三多数票获得通过。即使参议院中有人想用长时间演讲阻碍议程,人也能因拥有五分之三多数,而采用强行终止辩论的办法。

但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本纳尔逊却因为对法案不满,而站在共和党少数派一边,他威胁说,他要用长时间演讲阻碍议程的方法来妨碍法案的通过。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修正法案,增加了对内布拉斯加州的医疗资助,纳尔逊这才回到了支持的立场上来。这样,参议院最终以60票对39票,即五分之三以上的多数,于12月23日终止了对法案的辩论,并于次日以60:39票的多数通过了《病患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按照正常程序,两院议员联席协商委员会需要对参众两院在法案上的分歧进行协调,委员会提出修正建议报告,再交由两院进行投票。如果众议院要对参议院的法案做修正,就必须使修正后的法案再次得到参议院的通过。但是,此时参议院中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2009年8月25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逝世,在1月29日进行的补选中,在这个过去长时间中一直是自由主义占优势的州,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却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得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增加到了41个,而则由此失去了在参议院中占五分之三绝对多数的地位。

令人感慨的是,肯尼迪做了47年的参议员,一生致力推动全民医保立法,但他却在两个关键时刻无意中阻碍了自己的事业。第一次是他反对尼克松的医疗改革方案,第二次是他本人的去世。他的去世给医改法案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众议院的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为了不使修正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他们不得不全盘接受参议院的版本。众议院于3月21日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参议院的法案。

参众两院法案文本的基本差别是,众议院要求医保覆盖范围能扩大3600万人,而按照参议院的版本,只能扩大3100万人;众议院把在未来十年内政府的医保开支定为10500亿美元,而参议院仅同意支付8500亿美元。这一天,国会众议院还以220∶211票通过了一个“预算协调”议案,把总支出定为9400亿美元。

尽管被大打折扣,医保方案从全局来看还是实现了。根据新通过的法案,在未来十年,政府在医保方面的财政负担将减少1380亿美元,在第二个十年,将再减少1.2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在以前没有享受医保的约4600万人中,有3100万人从此可以享受医保了,余下的仍然没有被医保制度覆盖的还有1500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非法移民),仅占人口的5%。

换言之,医保制度对美国人口的覆盖率达到了总人口的95%,可以称之为全民医保了,“全民医保”的梦想终于在奥巴马治下得以实现。

奥巴马的代价

然而,奥巴马总统本人和也为这场胜利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首先,奥巴马“以冷静、理性超越党派争吵”的许诺完结了,两党的分歧暴露无遗――在国会中的投票完全以党派划线,在两院的投票中,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医改方案。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其次,鉴于在参众两院,赞成和反对的力量非常接近,奥巴马为了优先推动医改方案的通过,把其他重要议题,如在国会通过关于气候变化的法案,暂时放在了一边。由于他已经透支了大量的精力和政治资本,今后能够利用来推动其他政治议题的资源相应减少了。

再次,当支付医疗保险的税单开始发放到民众手中时,他们对的政治热情可能会减退,其结果将在于11月来临的中期选举中见分晓。虽然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议席是常规,但可能会因为医保改革失去更多的议席。共和党人就是这样期待的。

最后,在医改立法的过程中,国会中的运作,尤其是最后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的“预算谅解过程”,在法律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已经有至少12个州的司法部长准备提讼,要求法院判此种方法违宪。

这样,即使最终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在政治上也要付出代价,这将给未来的中期选举和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威望带来不利影响。■

年终会议方案篇3

作为决定这次政改方案的关键力量，北京的中央政府究竟是如何扭转先前强硬立场，继而以灵活身段频繁与民主派对话，并在最后时刻作出关键让步“带球进门”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成为最关键的转折力量？一场香港政改谈判，无异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香港各党派的政治智力大通关，了解了其中的变盘之谜，便能了解目前在香港社会运行的各派政治能量之所来及其所向。 2010年6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在新闻会上表示，2012年政改方案获得通过，是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标志着香港民主发展进入了新里程。

“五区公投”成第一转折点

在揭开香港政改谈判来龙去脉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目前香港的政治大气候。

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就一直是当地一个难解的死结。2005年12月，特区政府提出的第一份政改方案在立法会投票时，就因为未能获得立法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票而遭到否决。

其后，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07年竞选连任时，曾经表示上任后要在政改方面“玩铺劲”，但除了一直挂在口中的“普选时间表”外，政制实质上始终未有寸进。2008年金融海啸降临，港府为了集中处理经济问题，政改讨论更被迫押后。直至去年11月展开公众咨询，香港政局才又进入长达半年的政改时期。

根据港府当时提出的政改方案，2012年，香港立法会将增加10个议席，分区直选及功能组别各占五席，以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循序渐进、逐步走向普选。

然而，当时泛民阵营一致表态反对，指方案未有触及2012年后的普选路线图。期间，社民连及公民党发起五区变相公投运动;另一边，则在2009年12月否决参与公投，继而在今年1月推动成立“终极普选联盟”，联合其他没有参与公投的泛民，走温和沟通的路线。

当时，在立法会拥有9席、手操方案生死大权的，向中央提出三大要求，第一是2012年的5个新增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亦得通过直选这一关;第二是2017年、2020年有真普选的承诺;第三是有一个长期沟通政制发展的机制。 2010年6月25日，香港立法会上，议员们举手表决通过政改方案。

经过不断讨价还价后，港府终于在今年4月初正式提出《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政改方案）。同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在北京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人大普选时间表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并首次澄清泛民关于“可以”实行普选和“必须”实行普选的字眼疑问，表示一切要按政改五步曲进行。而泛民未等及乔晓阳讲话，已率先捆绑表态反对政改，令政改之路阴霾密布。

正当外界普遍不看好今次政改方案在立法会的命运之际，5月16日的立法会五区补选创下香港有史以来最低的投票率，公民党和社民连代表的激进路线遭受挫折，促成事件转折点的出现。

据北京消息人士指出，一场“五区变相公投”运动触碰中央神经，被视为挑衅国家的行为。相反，在四面楚歌下立场坚定，拒绝参与“公投”，党内元老司徒华的风骨更令中央官员刮目相看。消息说，中央尊重持反对意见，但希望透过理性沟通解决问题，让港人在政制上多有发展空间。

在此背景之下，中央于是锁定手握9票的为谈判对象，开启双方谈判的开始。

北京与“破冰”会晤

在过程中有份参与与中央谈判的立法会议员张文光透露，今次与中央打开沟通之门，可谓困难重重，参与其中的人都小心翼翼，以至过程中延误了好多时间。

张文光对港媒忆述，与中央的第一次对话是在农历年的年初三，即2月16日。

当日有北京代表接触主席何俊仁，表示愿意对话，但提出要同要求“”的支联会撇清关系。“何俊仁听到这个要求，立即响应表示无可能接受，亦无兴趣再讨论下去。”由于第一次对话已触及支联会问题，对话后一段时间没有下文，以为对话已经结束。

可是，过了一段日子，同一位代言人又再度接触何俊仁，读出第二封信，撤销有关脱离支联会的要求。何俊仁这才向中央高层写了第二封信，明确提出要与中联办直接对话。

谈及这次经验，张文光笑言，双方真的存在着文化鸿沟，“原来对话，就是他读出一份中央文件，然后我们还要回信，而我们根本想不到要回信的……第一次对话过了几日，代言人才问何俊仁，为何不回信？于是我们才写了第一封信给国家主席和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

然后，双方召开正式对话预备会议，商讨对话方式。结果又因为日期问题，与中联办在安排上发生分歧。张文光说，中联办提出5月11日进行公开对话，但何俊仁担心影响5月16日的五区补选，最后延至5月24日。

当天，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与的代表会面，标志双方中断了21年的关系终于解冻。从2010年2月16日到5月24日，单单安排北京与的正式对话，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

张文光透露，在与李刚的“破冰”会晤中，要求中央考虑仿效草拟《基本法》的做法，制订10年政制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免每一届政府都要虚耗时间争论政制问题。但李刚坦言，中央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做到这一要求，因为既要研究如何处理功能组别问题，又要寻求社会共识，认为应该在日后的沟通中慢慢寻求解决。

对此，张文光说，“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合理，即使李柱铭（按：前主席）也觉得合理。”

但如果要“在日后的沟通中慢慢寻求解决”，又如何令香港公众相信对话可以解决问题呢？张文光于是提出战国时代“徙木立信”的故事，请求中央将政改方案极大限度民主化，以实际行动令市民相信中央真的有诚意推行普选，相信对话真的可能解决政治矛盾。而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就是那一根木。

改良方案成转折关键点

在选举前夕，岛内外都为特首曾荫权与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就政改展开的电视辩论兴奋不已。不过，在知情人看来，“曾余辩”其实只是台面上的表演，真正的要害其实在“地下”运行，即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也――“曾余辩”在“明”，而的改良方案得到北京首肯的曲折经过是“暗”，才具有改变历史的实质意义。

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又称“一人两票”方案，即建议2012年新增的5个立法会区议会功能组别席位，将只准民选区议员互相提名及参选，然后再开放给全港约300万在传统功能组别没有投票权的市民，以一人一票选出。

个中关键在于，一直以来，区议会在香港只是一个基层社会组织，并不是一个有政治功能的组织。区议员平日所司之职只是咨询环境卫生、社区建设等，政治参与度非常低。然而，按照上述改良方案，区议员一职以后极可能“政治化”为议员的“跳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变相的直选扩大方案，甚至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将立竿见影――不难预测，如果改良方案通过，明年的区议会选举也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竞争空前激烈。

可以说，的这一改良方案较有政治智慧，―方面既不违反人大决定及《基本法》，另一方面借香港的“地方立法”原则（按：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前提下香港可自行立法），扩大了选民基础至300万人（按：在香港议会原有的60个席位中，30个为五区直选席位，而另外30个为功能组别席位，也就是并非直选产生，而是由只有20万选民基础的小范围选举产生），是民主化的一大进步。

不过，对于的2012年区议会改良方案，中央在见面后仍然坚持不相让。李刚在见面后表明，该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和人大决定。谈判陷入僵持局面。

6月初，港府正式向立法会备案，决定在6月23日为政改作一个了结。同日下午乔晓阳在北京发表讲话，回应的区议会方案要求时，引用香港不少团体和人士的话说这―方案是变相直选，质疑这一做法有违《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然而，正当外界预期政改方案将会寿终正寝之际，事件突然出现反高潮。6月17日，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态，支持的区议会改良方案。接着，多个政党亦表示，愿意考虑接纳方案。

以梁爱诗的身份，这一意见无疑证实了北京的最终决定是让的改良方案通关。原来，6月14日，港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秘密约见何俊仁，再细问2012年区议会改良方案的建议，然后将有关意见提交中央参考。之后中央拍板，同意的方案。

正是的改良方案被中央“收货”在先，才有了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被“收货”在后。6月25日，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一举通过，香港的民主政制由此进入新一页历史。

北京展现高超策略及手法

扰攘大半年的政改谈判，终由死局扭转至重现生机，究竟中央事前是否已有谈判剧本？到底北京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接受建议，作出让步，成功令港府和达成协议？一系列疑问，近日在香港社会引起热烈讨论。

对此，香港政界流传着两种说法。第一，这根本是中央的谈判策略，即强硬到最后一刻，才作让步;第二，是特首曾荫权向中央“逼宫”，甚至不惜请辞，力谏中央接纳方案，致令北京改变初衷。

支持谈判策略论的人士认为，主管港澳事务的和最终拍板的，今次的策略和手法是心战与统战的最佳示范和案例，“中央事先予人的印象愈强硬，谈判前被诱导后提出的要求愈温和;中央事后拍板的宣布愈突然，市民的意外惊喜及接受程度会愈大，这是心战的硬道理，绝对是高手所为。”

而曾荫权“逼宫”之说则称，曾荫权前后两度向北京推荐方案，第一次是在6月中旬之前，当时政改议案还未刊宪，曾荫权向北京推荐方案，但相关方面并不接纳，令曾荫权极为沮丧。

及后曾荫权仍不罢休，有亲中阵营透露，曾荫权再向中央力谏，更指政改方案若再度被否决，他便考虑以请辞作逼宫。众所周知，此次政改若不获通过，最大的直接受害者便是曾荫权――在余下两年的任期内，他只有当“跛脚特首”一途。

两种说法其实都有道理，也并不矛盾，不过终究没有指向决定这场变盘的根本原因。李实上，正因为和中央政府的认知和态度都在这些年悄然发生了变化，才有今日看似“突如其来”的变盘。

其中，的变化最堪研究。其内部变化也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早在2005年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据本刊记者了解，当初方案遭否决后，随时间推移，内元老渐有悔意。因为一党的力量并非一夕可以培养，而培养党内力量的关键在于提供锻炼机会。当初如果通过了2005年政改方案，则党内后生至少可以早日瞄准新增议席努力上位，前景有盼。但这―方案被否决后，新增议席顿时遥遥无期，新生代青春有限，一时看不到前途何在，入党亦乏动力，长此以往的后续生存发展都成问题。

而这一心态，也被北京敏感捕捉到。消息人士称，在五区变相公投运动推动之始，北京已经非常关注非理性的激进反对势力抬头，于是有意向以为核心的温和民主派与建制派释放善意，齐心推动政制发展，边缘化公民党及社民连为首的激进势力，力保香港的安定繁荣。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央拍板通过采纳的区议会“―人两票”方案，正是有意以“和平白鸽（即）”制衡公、社两党。

据一些亲中人士指出，于6月13日提出最后让步，愿意将谈判条件收窄，即保留区议会方案一项，曾荫权遂把握时机，于翌日向国家主席提交报告，全面权衡了区议会方案的利弊。遂与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召开会议，全体常委一致赞成曾荫权推荐的区议会方案。

除了上述的借制衡公、社两党，开辟政治新局外，接近港府的消息人士说，今次中央“急转弯”，接纳泛民区议会方案，曾荫权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占了一定功劳。原来，曾荫权在政改方案提交立法会前夕，再次向中央提交“陈情书”，揭示了政改一旦再遭否决为香港带来的严重后果，例如他余下未来两年任期的管治危机，甚至将牵连下任特首更难通过政改方案，更坏的结果是政改否决后带来的庞大舆论及社会怨气。基于曾荫权与方案捆绑为其进退，中央最高层乃重新检视方案。据悉，北京也顾虑一旦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一连两任行政长官都不能完成任期，或成国际话柄。

有消息灵通人士评论，自国家副主席主管港澳事务之后，在《基本法》大框架未变的情势下，中央对香港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日益精准和深刻，对香港政府也展现了越来越大的灵活性。

年终会议方案篇4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一套良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高效运行,对于出现的大量劳动争议的解决,其作用是毋需置疑的,本文将结合一起经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劳动争议案件,针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几个问题,粗浅地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案情简介:1994年7月,河北省25名打工妹来到北京某厂打工。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厂方提出每年年底一次性支付工资。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她们勉强同意。但是,25名打工妹为工厂辛苦工作两年多,厂方拖欠她们工资13万余元不给。多次向厂方索要劳动报酬未果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女工们慕名向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求助。在妇女中心的帮助下,此案经历了调解、劳动仲裁、一审诉讼、二审诉讼、强制执行等程序,历时三年,最终以打工妹的胜诉而告终。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涉及的财产标的额也并不大,但是动用了所有的劳动争议解决手段,耗时近三年,才得到解决。造成这起劳动争议案件迟迟难以解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仅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的弊端。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仲裁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实行一裁二审,这就使得当事人必须先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才可提起诉讼,这无疑将直接导致争议案件处理的遥遥无期。

    二是审理时限上的缺陷。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办案期限为两个月,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服裁决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适用民事程序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一般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结案; 若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上诉法院审理期限一般为三个月,以上期限遇有特殊情况均可延长。据此,一个劳动争议可能历时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生效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耗时就长达三年。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进行反思。

    二、单轨体制还是双轨体制的选择

    在上述分析的原因中,如何解决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的弊端,实际上就涉及到是选择单轨制还是选择双轨制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就它们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学界有单轨体制和双轨体制两种主张。劳动争议处理的单轨体制,即“调、裁、审”依次进行的体制,是指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的劳动争议,当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时,应当先由仲裁机构仲裁处理,只有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情况下,才由法院审理。劳动争议处理的双轨体制,即“裁、审分轨,各自终局”的体制,是指未能和解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或调解机构调解不成的争议案件,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自由选择其一;但是申请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且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已提起诉讼的就不得再申请仲裁。

    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务中,一些地方高级法院据此规定,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不予受理。这样,便在事实上确立了仲裁前置原则,形成了“先裁后审,一裁两审”的单轨制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单轨制对发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作用,减轻人民法院工作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涉及到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障等各项内容的劳动争议也相应变得越来越复杂,劳动争议案件总量持续大幅度上升,单轨制的弊端愈加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不利于劳动争议的及时处理。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由于仲裁前置原则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一套体制繁杂、期限冗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按照其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选择是否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一审判决不服,还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这种劳动争议处理“一调一裁二审”制度,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争议解决手段,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实际上,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原本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手段,但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并未理顺二者关系,规定仲裁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导致了劳动争议当事人的讼累,既不利于提高劳动仲裁的效率,又使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解决。

    第二,不利于当事人合法诉权的保护。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而言,是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劳动权益最终能否得到保护,但是,在现行单轨体制下,关于劳动争议当事人诉权的规定存在着法律漏洞。根据现行法律,提起劳动诉讼的权利只有在仲裁机构对劳动争议受理并作出实体裁决后才能取得。但是,如果仲裁机构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或者事实上不予受理,那么案件就不能进入到仲裁程序,也就得不到一个实体上的仲裁裁决。而没有实体的仲裁结果的存在,当事人是无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诉权被不公平地剥夺了,其合法劳动权益也因此而得不到最终的司法保护。

    第三,实行强制仲裁,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自愿,即是否仲裁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只有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在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取得了关于仲裁的一致意思表示,仲裁机构方可受理。而在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下,只要一方当事人递交了申请书,劳动仲裁机构即可立案,无需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强制仲裁实际上是将行政手段与仲裁手段并用的一种制度,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强制仲裁必然要被以当事人协议为基础的自愿仲裁所取代。

    第四,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具有准司法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兼具行政性质,这决定了它在进行仲裁时必须适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颁布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而人民法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它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仅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颁布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参照而已。这样,对同一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仲裁机构与司法机构适用的法律并非完全一致,形成了法律适用的混乱状态,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第五,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及当事人的人力财力。在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下,仲裁裁决并无当然的法律强制执行力,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法律并没有对劳动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衔接问题作出相应规定,法院的审理工作从头开始,造成了一事重复审理,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解决劳动争议的成本。 基本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应建立“裁审分轨,各自终局”的双轨制体系。所谓“裁审分轨”是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既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诉的,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诉至人民法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诉至劳动仲裁机构。与“先裁后审”的单轨制相比,裁审分轨制具有明显的优点。首先,它可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的权威性,节时省力,降低劳动争议处理的成本,使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特别是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它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争议纠纷急剧增加给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带来的压力,从而提高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质量。再次,它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一些选择司法诉讼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所谓“各自终局”,包括二裁终局和二审终局,指当事人对一裁裁决(或判决)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或上级法院)申请复议(或上诉),其复议裁定(或二审判决)即为终局裁定(或终审判决)。二审终局在此就不再多谈,而二裁终局是建立在客观地认识劳动争议仲裁的性质的基础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是兼有行政性和司法性的特别机关,这也是其不同于行使“一裁终局”权力的一般仲裁机关的根本之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本身不具有可诉性,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二裁”是基于劳动仲裁裁决的行政性,“终局”是基于其司法性和不可诉性。鉴于我国目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一客观情况,两级仲裁可以保障劳动争议仲裁的公正性。两级仲裁是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如日本《劳动关系调整法》规定,地方劳动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后,当事人如果不服可在15日内向中央劳动委员会申诉。韩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法》规定,当事人如果认为由当地劳动关系委员会作出的裁决违反法律,或者超越了职权范围,可以在收到仲裁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申请复议。可以说,两级促裁是劳动争议仲裁不同于商事仲裁一个明显特点。 我国的劳动法律规定县、市两级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采用一裁制。但在地方法规和劳动争议地具体实践中,却有了较大的突破。目前,全国大部分省设立了省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部分省的地方法规对劳动争议仲裁两级制也作了一些规定,如《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争议仲裁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仲裁委员会申请复议”。1995年12月的《安徽省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上级仲裁委员会发现下级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确有错误的,有权指定原仲裁委员会重新处理。”这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的两裁或一裁一监督制。劳动争议仲裁的两裁制,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劳动仲裁的公正性,弥补了一裁制的不足。与劳动争议仲裁两裁制相适应,我国应当设立国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各省应统一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劳动司法机构类型的选择

    为了补救劳动争议审理时限造成的缺陷,首先要从程序设置上解决问题,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其次,审理时限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对其直接予以变更的可能性及操作性不大,但是可以从争议处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上找到突破点,力求效率,以达到快速审结。在这一点上,劳动司法机构类型的选择及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人员的三方机制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年终会议方案篇5

美国众议院去年提出过80多个反华议案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产生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美国国会中的亲台反华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可谓 久矣。克林顿访华期间在上海首次公开宣布美对台“三不”政策以后，美国会中的亲台议员便对政府对台政策 横加指责，称“损害了台湾的安全，削弱了台湾的国际地位，挤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等等。赫尔姆斯、吉尔 曼等亲台议员，利用当时的国内反华气氛和美国大选的特殊政治气候，力主“让国会在对台军售及美台军事合 作关系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进一步深化美台间军事合作的法律基础；利用拨款权，将有关涉台条款纳入 拨款法案中，使其具有正式法律效力；最近又继续提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决议案，通过支持台湾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决议案。去年以来，仅众议院就提出80多个反华议案，其中通过30多项。

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内容

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企图为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增加售台先进武器和最终将台湾纳入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法律依据。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向国会报告台湾要求购买的武器，美国国防部需每年 向国会报告台海安全状况；大肆鼓吹“有必要”武装台湾，有义务为扩大与台湾的军事关系而提供全面合作， 并罗列具体措施：如美台进行直接军事交流，在台湾军方与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之间开设直接通讯渠道，美国将 增加为台湾培训高级军官的名额等等。而在未经修改的原提案中，还包括将向台湾出售内容广泛的防御性武器 ，包括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柴油动力潜水艇、中程导弹和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宙斯盾”级驱逐舰等空防、海 防和反导弹系统，美台军事人员进行联合演习训练。如此等等，可谓火药味十足。虽然法案最终迫于压力，删 去了售台武器等项目，但说到底，这种修改具有技术性和临时性，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法案通过而已。既然有了 法律依据，随时都可以提出向台湾出售武器。

美国政府：这个法案制造紧张

美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后，克林顿政府强烈反对该法案，白宫表示将全力游说参议院成员不 要对此案投赞成票。白宫发言人洛克特说：“我们已经清楚表示我们反对该法，白宫将予否决，因为我们相信 它有悖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它对区域稳定无益。”国务院发言人佛里表示：“这项法案会严重减损台湾安全 ，并破坏美国对亚太稳定的通盘考虑。”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及副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都强调，此 案不会让台湾更安全，反而可能引发两岸军备竞赛，同时将使两岸对话更困难；认为该法案“仅从军事方面的 狭隘角度考虑两岸关系”，并将其作为台湾安全的基础，这是一个最大、最根本的“缺陷”，甚至“将最终毁 灭台湾的安全”。国防部官员指出，克林顿总统很可能否决此案。众议院反对该案的议员则表示，并非不支持 民主繁荣的台湾，而是因现有的台湾关系法已足够，不需要另立新法刺激中国。美国的一些舆论也认为，这一 法案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愿望，不仅不能加强台湾的安全，反而会损害台湾的安全，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气氛， 而且会损害对双方都十分重要的中美关系。

台湾当局对美众议院通过此案表示欢迎和感谢。“外交部”发言人陈铭政说：“我们欢迎美国国会对台湾 安全表示的关注……这项立法绝对能够帮助促进台湾的安全。”虽然台湾“国防部长”唐飞拒绝就这项立法是 否会对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产生作用发表评论，但“外交部”相关官员私下说这个结果很“漂亮”。应当说 ，台湾方面积极游说美国会是《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得以出台的原因之一。近几年来，台湾当局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惜重金雇佣美国人。在美国众多的国外利益集团中，台湾方面的游说活动仅次于以 色列，他们多方拉拢和争取美国会议员、政治名流等各类人士；对与台合作的美国大学、思想库以及研究机构 提供赞助和捐款，如对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知名大学提供资助和开展学术合作计划，宣传 台湾，扩大台在美国的影响。虽然国民党、民进党齐声“致敬”，但是新党则认为台湾寄望和高估外国势力由 来已久，一味想靠外援，只怕“希望愈高，失望也愈大”。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成为法律可能吗

首先，要形成法律，还必须经过参议院这关才能算数。参议院与众议院的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众议院通过 的法案，到了参议院就无声无息。近一两年来，众议院多次通过对台湾十分“友好”的决议案，但是参议院都 未必通过。现在参议院内部对该案的争议很大，通过的阻力较大。目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8名参议员中就有 10名表示反对，几位重量级参议员都对此案持反对意见。在众议院通过该案的当天，参议院两位关键人物都未 表示支持，多数党领袖洛特和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托马斯都强烈反对。洛特说：“为了区域和平，应当鼓 励两岸彼此沟通，而不应把两岸关系弄得太复杂。”托马斯则发表书面声明说，此案“非但不能强化台湾安全 ，反倒危害台湾安全。如果此案成为法律，将会威胁美国、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微妙平衡。”最令他担心的是： 海峡两岸会将此事解读为“对台湾关系法的修正及对三个联合公报的片面废止”。他强调，三个公报以及台湾 关系使美国得以维系对台湾的承诺，海峡两岸都十分明了这些承诺，美国不应轻易更改。其次，美国政府的反 对立场以及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也会阻止参议院通过此案。因此，此案很可能在参议院胎死腹中，即使参众 两院都通过，克林顿总统出于中美关系大局和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也会加以否决，而众参两院，特别是参 议院不可能凑足推翻总统否决的2／3票数。由于各方反对，加之国会特别是参议院内的分歧，这项干涉中国内 政的亲台法案看来前景暗淡。

实际上，《加强台湾安全法案》非但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而且必然导致海峡局势的不安全。前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主席、现任尼克松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兰普顿指出：这是“记忆中最危险的外交政策法案”， 法案一旦实施，“将减少而不是加强”台湾的安全，会“极大地增加中美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此该法案应 叫作《削弱台湾安全法案》。

年终会议方案篇6

海关在审查复议案件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使案件暂时或者无法继续审查下去，这时就要采取暂时中止或者终结案件的措施。复议中止和终止都是有条件的。

复议中止是临时停止复议案件的审查，待一定条件成熟时再恢复审查；而复议终止则是复议案件的终结，与作出复议决定的效力是一样的。

海关复议中止的情形

■ 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海关复议案件很多都是自然人提出申请，如旅客对海关没收其走私外币、对超量携带自用合理数量物品的处理、对邮寄物品予以退运的处理等等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这些都是自然人的行为。在复议期间，如果作为自然人的生命终结，那么以这个自然人名义提起的行政复议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但是，行政复议并未终结，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他（她）的近亲属可以以所谓继承的方式继续参加行政复议。这里的近亲属的范围包括：申请人的父母、成年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这个范围是根据我国民法上继承原则确定的，他们是与申请人最亲近的人，可以代表他（她）从事一些维护自身权益的事情。因此，当申请人的上述近亲属还没有明确是否要继续参加行政复议时，海关的复议案件不能终结，要等这些人表态是否代替申请人参加复议。

■ 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这里所讲的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并不是说申请人身体上的外部障碍导致其不能参加复议，而是申请人由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变成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通俗地说就是申请人由一个健全人变成了精神病人，此时，他（她）不能继续完成参加行政复议的一切事务，需要别人来代替他（她）完成。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有一些人虽然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成为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可以进行与他（她）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人，或者征得其法定人同意。所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由其法定人民事活动。如何确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首先要由他们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其次这些人必须是精神病人，再次需要经人民法院特别程序作出宣告。作为海关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其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我们理解应当是申请人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变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谓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要看他（她）的精神状态能否达到继续参加行政复议的要求。对于这些人不能一概不允许其继续参加复议，也不能放任其无条件地参加复议，而是根据他们的病情是否严重、是否在发作期、是否足以影响复议进程、是否不能充分表达其复议意愿等综合因素来判断。申请人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是突发的，在其家人处理其病情过程中，不可能有精力再考虑如何继续复议的问题。因此，要等待其监护人决定是否其继续复议，在等待过程中，复议案件就要中止审理。

■ 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终止，也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消灭，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丧失民事主体资格和法律上的人格，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终止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依法被撤销；二是自行解散；三是依法宣告破产；四是其他原因。在上述原因发生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主体资格并不立即消灭，只有经过清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体资格才归于消灭。清算是清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了结其作为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从而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终消灭的程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虽然消灭了，但是其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消灭，自然有它的承受者，比如要承受其债权、受益权、担保权、纳税义务、连带责任等等。在没有最终确定由谁来承受上述权利义务时，有关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政复议行为就要中止。

■ 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出具下落不明证明的单位可以是下落不明的公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派出所。出具证明的内容包括：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的时间等。海关复议的期限是60天，最长可以延长到90天，在复议期间如果申请人杳无音信，复议将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中止复议。因此，复议期间海关复议机构应当随时与申请人一方保持联系，如果失去联系，就要从法律上确认其是否下落不明。认定下落不明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因为复议机构找不到申请人就认定其下落不明，而是要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含义，正确理解下落不明的意思。同样，在法律意义上，下落不明满两年的，就可以被宣告失踪。宣告失踪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的人宣告为失踪人的制度。为消除因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法律通过设立宣告失踪制度，通过宣告下落不明人为失踪人，并为其设立财产代管人，由代管人管理失踪人财产，以保护失踪人与相对人的财产权益。它是一种不确定的自然事实状态的法律确认，目的在于结束失踪人财产关系得不到确定状态，保护失踪人的利益，兼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海关复议期间只要申请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复议都要中止，等待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申请人出现以后再恢复复议。

■ 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不可抗力从法律上来讲是指人力所不能预见、不能抗拒的情形。包括两类，一是自然灾害，包括水灾、火灾、地震等等；另一类是政治事件，如战争、武装冲突、暴乱等等。这里不仅是不能抗拒，同时也应当是不能预见，如果能够预见，则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理由。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下，只要条件允许，应当立即通知复议机构，并应尽最大努力尽量减轻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如这次四川汶川地震，由于通信暂时中断，不能立即与外界取得联系，应当允许在事态稳定后再通知复议机构，不能强行要求申请人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

■ 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海关复议遇到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是否合法等问题时，一方面要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作出判断，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向有关机关请示予以确认。如对于海关查处违禁品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判别是否属于违禁品时，海关往往需要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定来判断，这些认定是否明确、效力如何、认定程序是否合法等等，申请人会在复议期间弄清楚。海关请示有权认定部门对该物品进行认定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复议案件必须中止。

■ 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

如海关复议一起走私案件，该申请人走私行为与另一起走私罪案件的当事人有牵连，而另一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中，还未进行判决。因此，海关复议的该走私案件在确定违法性质上就要等待另一起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在此期间，复议案件中止审理。

■ 申请人依照《海关行政复议办法》有关规定，提出对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申请，有权处理的海关、行政机关正在依法处理期间的。

按照海关审查复议的规定，如果申请人在对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复议之后，还对海关作出的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有意见和看法，也可以同时提出对这个“依据”的审查申请。海关接受对该“依据”的审查申请之后就要采取措施抓紧对该“依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审查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在此期间，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暂时中止。

海关复议终止的情形

■ 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海关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根据《海关行政复议办法》的规定，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复议申请的，经海关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复议申请一经撤回，表明该复议案件不需要再行审理，需要有一个程序终结案件，海关此时应以《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的形式终止该复议案件。

■ 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没有近亲属或其近亲属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这与复议中止相对应，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放弃权利，就要以中止的方式等待其参加复议，反之如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权利，则该复议即以终止结案。

■ 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有些权利义务承受人由于受该企业债权债务等压力影响，不愿意再抽精力继续复议，可能会选择放弃复议的做法，此时复议终止。

■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和解，并且经海关复议机构准许的。

和解是复议双方当事人在复议过程中自愿选择的一种结束复议程序的方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和解达成协议，此时复议终止。

■ 申请人对海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申请复议后，因申请人同一违法涉嫌犯罪，该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变更为刑事拘留的，或者申请人对海关扣留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申请复议后，因申请人同一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该扣留财产的行为变更为扣押的。

简单说，就是虽然申请人对海关开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了，在复议中海关发现申请人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涉嫌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行政强制措施，此时，复议案件终止。

■ 依照行政复议中止的前3项内容中止复议的，即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如果满60日复议中止的原因还没有消除，此时由复议中止改为复议终止。

■ 申请人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递交复议申请书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有关材料的原件的。

年终会议方案篇7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视频会议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改变了人类的社会活动方式。在人类的通信中，有效的信息55%~60%依赖面对面的视觉效果，33%~38%依赖于说话者的声音，只有7%依赖于内容。传统的通信工具，如电话、传真机等都无法达到面对面的沟通效果。对科研机构和企业来说，常年超负荷运转，出差开会，已成为令人苦恼，望而却步的事。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既达到召开会议的目的，又避免了出差外地。从效果上来看，可以缓解交通紧张状况，节省时间和经费。对于一些紧急性会议，视频会议在争取时间，及时商讨决策、贯彻上级重要指示、取得重要信息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大力发展和使用视频会议这一先进工具，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有超过80%正在使用可视通讯这种先进高效的通讯方式。随着国内宽带网络建设的飞速发展，利用ISDN和DDN承载视频会议这种简单易行、现代化的高效通讯手段来增进企业内部沟通、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已经不再是国外大企业的专利。现在中国企业集团化、分布化甚至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随着管理层人员对这种现代高效通讯手段的熟悉，直接的效果将是更多的会议可以更加方便、高效的召开，整个企业内部的沟通将更上一层楼。特别在中国行业管理方面,由于地域辽阔以及行业下属机关非常分散，视频会议系统对行业管理尤为重要。

具备开发、制造和销售高质量视频会议、音频会议系统的Polycom公司，是全球一体化通信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2004年被评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五家通讯及网络应用公司之一，无论设备装机量、营业额还是研发投入都遥遥领先其它厂家，其产品在《财富》500强公司中被广泛使用，连续三年视频会议系统的销售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同时专业电话会议终端销售份额高居全球市场份额的95%。

Polycom公司有一套完整的多媒体通讯系统的设计理念，并且在这个完整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整个方案可以实现从音频到视频，从电路交换到包交换，从终端系统到网络系统，从低端到高端的完整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端到端的产品供应、端到端的极佳音频和视频、端到端的完整应用。

系统方案

该方案将建设基于系统内部宽带网络的视频会议系统，网络将覆盖该单位及其所辖的分支机构，项目建成后应满足目前及今后视频会议的需要。

其原有视频会议网络系统包括总部、一级、二级分支机构。此次建设中包括总部主会场、一级、二级分支机构的分会场，上述各个会场的视频会议终端可通过设备的IP端口与本地的局域网相连，经该单位IP骨干网和多点控制单元MCU建立连接。

以总部到一级分支、二级分支机构的两级星状网，网络统一使用原有IP骨干网。视频会议系统采用H.323协议，所有设备为常待机状态，速率要求为768K自适应可调，同时能够支持384K下的H.264的视频会议，共有1个主会场和N(根据用户网络而定)个分会场。

该系统设计会采用技术先进、成熟可靠、可管可用、灵活扩展、标准开放的视频网络，并且能够综合考虑到该网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在网络结构、网络应用、网络管理、系统性能等各个方面适应未来视频会议和多媒体应用的发展，方便的扩容，用户可灵活地再增加会议点，并最大程度地保护用户的投资，将该网建成一个面对面交流协作的典范。

该单位视频会议网络是以总部为中心的视频会议网络系统。整个系统包括总部主会场、一级分支、二级分支机构以及为视像会议系统提供接入、控制和服务的控制中心。

视频会议的所有终端都要和多点控制单元MCU建立连接，通过MCU进行视频图像的交换，语音的混合播放。召开总部到一级分支机构会议时，在总部召开会议，将需要参加会议的视频终端呼叫到会议中。各个一级分支机构可以分别在自己的MCU中召开到自己所属的二级机构的会议。在召开总部到所有的一级分支、二级分支机构的会议时，在总部和一级分支机构的MCU中，分别召开会议，然后再进行会议级联，就形成从总部到一级分支、二级分支机构的会议。另外，点对点的会议就比较简单了，只需知道对方的IP地址，通过视频终端的遥控器呼叫对方的IP地址，就能建立点对点的会议。

多点控制器应当放置在该单位总部和一级分支机构网络的汇接中心，以保证MCU到所有终端都有足够的带宽、使通讯质量得到保障。这样，该单位的视频网络系统的主MCU应当放置在总部的网络汇接中心，从MCU应放置在一级分支机构的网络汇接中心，形成以主MCU到一级分支机构MCU、一级分支MCU到二级分支机构视频会议终端的星型结构。

在会议的召开过程中，根据会议召开的模式，用户通过控制MCU可以实现会议级联、动态多分屏、导演控制、轮询、语音激励、混速率、双流会议等多种不同方式的组合，丰富会议内容。

扩展需求

在容量的扩展方面，Polycom的MGC-50是模块化设计，其容量的扩展可以通过增加相应的功能模块来进行容量扩展，终端可以根据各地的需要配置豪华桌面终端、移动终端，来方便领导和同志们使用。

在功能扩展方面，Polycom所采用的技术都是业内最先进的技术，如AES加密、H.264视频编码技术、G.722.1.ANNEX C 宽带音频编码、ITU-50场/秒、H.239双流传送技术以及下一代的网络协议SIP等等。另外，作为业内领先的视频会议厂商有能力提供用户的功能扩展方面的需求。

针对以上的扩展需求，Polycom能够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满足该单位视频会议系统近期及远期的扩展需求。另外，我们还能够将其目前的视频会议网络、音频电话网络、数据网结合到一起，让办公系统和通信系统完全结合在一起，真正完全实现多媒体的“统一协作平台”。也就是Polycom的UCC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视频会议系统的安全性建议

MCU作为视频会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全网的视频交互与通信处理，因此其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对全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保证IP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的安全非常重要，在会议系统中，应充分考虑会议的安全性。Polycom提出了如下安全建议。

如有防火墙设备，可以将控制端口置于防火墙内，并只打开以上 控制端口可以更加保障系统的安全控制。

年终会议方案篇8

一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简述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1（参见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依劳动法第19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前为劳动部）的相关解释，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确立了“仲裁前置”的原则，既劳动仲裁为劳动审判的前置程序。

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调解机构是企业的内部机构，是否申请调解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而劳动争议仲裁具有特殊性，仲裁机构属半官方性质，依法定原则由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组建。另外，劳动仲裁申请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提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裁决也不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就法律性质而言，我国的劳动仲裁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一般的民商事仲裁，，它兼有行政性和准司法性：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在仲裁机构组成中居于首席地位，仲裁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仲裁机构要向本级政府负责，仲裁行为中还有行政仲裁的因素；另一方面，仲裁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组织活动原则和方式等与司法机构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它是国家依法设立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仲裁的程序和机制和诉讼差不多。2（参见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91）在劳动审判机构方面，我国现行体制是在人民法院内，由民事审判庭裁判劳动争议案件，而没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专门的劳动法庭。

二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几点反思

（一）对“仲裁前置”的质疑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的社会机构和秩序决定了劳动者对单位的高度依附程度，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3（参见赵文骅：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改革，新民晚报，2002年1月6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变迁，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之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浪潮涤荡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勃发，争讼的冲动也突现。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调解结案率却逐年下降，仲裁率逐年增加，而不服仲裁又起诉的案件也大量增加。这种背景下，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仲裁前置”的规定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和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从根本上还是一种民事争议，争议双方一般都是法律上平等的民事主体。对劳动争议的解决，当事人应当有自由选择权，或调解、或仲裁、或诉讼。而在现行体制下，一方面，争议双方任何一方只要有意，无须事先有仲裁协议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就可以申请仲裁（鉴于劳动争议不同于一般民商事争议，劳动仲裁这种有别于一般民商事仲裁的规定是合理的，下文还将会论述到）；另一方面，将劳动仲裁强制性规定为劳动诉讼的前置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将争议直接诉讼法院的权利。依法法治原则，司法是这会公正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有权获得司法救济，除非双方当事人有协议明确应该将争议提交仲裁，否则，法院读应当受理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弊端还在与，依我国现行体制，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范围限制，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劳动争议由于不属于劳动仲裁机构受理范围，或者因劳动仲裁机构错误地不予受理，而无法诉讼法院，最终导致当事人诉权无法实现。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案件审判的有关司法解释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4（参见2001年3月22日通过、4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第五条）比如，劳动仲裁的时效为60天，远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时效，按解释第三条，如争议案件超过60天期限但仍未超过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驳回起诉讼请求”。解释虽然遵循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显然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十分不利，反而大大损害了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另外，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及时、便利应是一个必要的考量因素。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仲裁前置”导致现行劳动争议解决过程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现行体制，劳动仲裁的时限一般是60天，民事诉讼的时限一审6个月，二审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延长，这样，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可能历时一年以上才能得到具有终局效力的裁决。比如，一起由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调解、仲裁、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历时三年方告终结；5（参见同前注1文章）内蒙古哲里木盟处理的某铁路段与职工因除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也经历了可行的全部程序，历时近两年。6（参见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3月，P24）这样耗时费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往往给争议当事人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造成很大伤害。比如前述第一案中。资方利用法律规定中的这一弊端，采用拖延战术，如果劳方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可能因为耗不起而忍痛放弃寻求救济；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终审判决与仲裁结果一致，当事人白白耗费了精力财力。

（二）现行劳动仲裁体制的几点不足

前文已对我国劳动仲裁的法律性质、特点等作过简要概括，这里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

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太浓，缺乏独立性。劳动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独立性是其必要之义。现行体制中，虽然劳动仲裁机构是按三方原则组成依法律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但实际上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应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政力量在仲裁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加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没有独立的、非官方的工会，也没有雇主协会等一类组织，“三方原则”实际难副其实，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性色彩非常浓重，司法性不够，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在劳资纠纷中往往偏袒资方，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2001年末在全国开展的为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运动中，就暴露了以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劳动仲裁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大问题。相比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必须从从事律师、审判、仲裁工作8年以上，以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员中选拔”的要求，劳动仲裁人员的资格要求要低得多。它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劳动业务知识及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办案能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有关的（劳动、人事、工会法律等）工作5年以上并经专业培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导致劳动仲裁人员整体的法律素养比较低，难于胜任司法性程度很高的仲裁工作。

再者，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缺乏权威性。现行体制下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7（参见同前注6张文）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三）现行劳动审判制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实体法上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劳动法被认为是“社会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兼有“当事人平等协商”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它区别劳动关系主体的实力强弱和地位差别而偏重保护弱者，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益。8（参见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及P59以下）民法上的有关规则对劳动审判一般是适用的，但劳动争议的解决主要适用的还是劳动法规范，而当前我国的劳动法还很不完善，基本的法律只有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和1992年的《工会法》，而且规定很简略、原则，许多地方已经落后了，目前实践中主要适用的是法规和大量位阶很低的规章、行政解释和一般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有许多同民法上的规范不一致，而我国法院并无司法审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其次是程序法上的问题。劳动审判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劳动审判有诸多不适应之处。9（有关论述参见：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16；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6-27）在管辖制度上，劳动法没有规定，完全按民事诉讼法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在劳动者为被告时就难于实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也未考虑到劳动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所在地管辖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的原则。但在工资纠纷、工伤纠纷争议等情形，如工资关系所在地和工伤事故发生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不一致，适用该原则是不合适的。在举证责任上，劳动审判案件中如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不符合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和偏重保护劳动者权益法的要求。对于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作出相应处置的纠纷、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的纠纷及拖欠工资的纠纷等，应居于当事人举证责能力不同和劳动法价值旨向上的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十三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间等决定等方面的举证责任，但仍然没有全部包含前述三方面的要求。在时效制度上，民事诉讼法与劳动法上的规定差异很大，造成很多问题，前文已经涉及。

三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特别是劳动监察，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所谓“开源节流”，从源头入手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二）改善和加强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在一个利益熙攘、冲突频仍、诉讼爆炸的时代，重视调解制度功效的发挥是很有必要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在程序上，在利用调解方式的灵活性、便利性等特点之外，还应重视操作的规范化，特别是在较专门化、正式性的调解中，应加强程序性建设，制定科学、规范的程式，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在调解的效力方面，在组织和程序方面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应赋予一些专门性、规范化机构调解结论以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接受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条件的，必须执行，不能轻易反悔；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启动法院对调解结果的监督程序。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之间的关系

这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裁审分轨、各自终局”。10（相关论述参见：汪君清：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重构，《中国劳动》，2001年第11期；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第3期；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所谓“裁审分轨、各自终局”，是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

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仲裁前置”、“一裁两审”模式的弊端前文已经作过论述。仲裁和诉讼两种途径各有起特点，通过双轨制将两者合理分开，同时赋予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权，一则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则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再则，这也增强了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两裁终局的理由在于，劳动仲裁兼有行政性和司法性，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争议解决机制，实行两裁是为了维护仲裁的公正、增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而终局则是基于其司法性和不可诉性。日本、韩国都采用了两级仲裁的制度，我国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和尝试。原劳动部199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组织了两裁终局的试点，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法规和具体实践实际上也已经尝试着采用了两裁终局或一裁一监督的体制。11（参见王振麒：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2期，P10；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8；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